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苏子瞻对制科策臣谨对曰：臣闻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察，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间，将死深悲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及其有事且急也，虽唐代宗之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人之，不终朝而去其腹心之疾。夫言之于无事之世者，足以有所改为，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今陛下处积安之时，乘不拔之势。拱手垂裳，而天下向风；动容变色，而海内震恐。虽有一事之失常，一物之不获，固未足以忧陛下也。所为亲策贤良之士者，以应故事而已，岂以臣言为真足以有感于陛下耶？虽然，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陛下为是名也，臣敢不为是实也。伏惟制策，有念祖宗先帝大业之重，而自处于寡昧，以为“志勤道远，治不加进”。臣窃以为陛下即位以来，岁历三纪，更于事变，审于情伪，不为不熟矣。而“治不加进”，虽臣亦疑之。然以为“志勤道远”，则虽臣至愚，亦未敢以明诏为然也。夫志有不勤，而道无远。陛下苟知勤矣，则天下之事，粲然无不毕举，又安以访臣为哉？犹以道远为叹，则是陛下未知勤也。臣请言勤之说。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天下者，大器也。久置而不用，则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矣。陛下深居法官之中，其忧勤而不息邪？臣不得而知也。其宴安而无为邪？臣不得而知也。然所以知道远之叹由陛下之不勤者，诚见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轻赋税，则财不足；欲威四夷，则兵不强；欲兴利除害，则无其人；欲敦世厉俗，则无其具。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又窃闻之：自顷岁以来，大臣奏事，陛下无所诘问，直可之而已。臣始闻而大惧，以为不信。及退而观其效见，则臣亦不敢谓不信也。何则？人君之言，与士庶不同。言脱于口，而四方传之，捷于风雨。故太祖、太宗之世，天下皆讽诵其言语，以为耸动之具。今陛下之所震怒而赐谴者，何人也？合于圣意诱而进之者，何人也？所与朝夕论议深言者，何人也？越次躐等召而问讯之者，何人也？四者臣皆未之闻焉。此臣所以妄论陛下之不勤也。臣愿陛下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可用之人有几。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如是孜孜焉，不违于心，屏去声色，放远善柔，亲近贤达。远览古今，凡此者勤之实也，而道何远乎？伏惟制策，有“夙兴夜寐，于今三纪。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阙政尚多，和气或整。田野虽辟，民多无聊。边境虽安，兵不得撤。利人已浚，浮费弥广。军冗而未练，官冗而未澄。庠序比兴，礼乐未具。户罕可封之俗，士忽胥让之节。此所以讼未息于虞、芮，刑未措于成、康。意在位者不以教化为心，治民者多以文法为拘。禁防繁多，民不知避。叙法宽滥，吏不知惧。累系者众，愁叹者多”，凡此陛下之所忧数十条者，臣皆能为陛下历数而备言之，然而未敢为陛下道也。何者？陛下诚得御臣之术而固执之，则向之所忧数十条者，皆可以捐之大臣，而己不与。今陛下区区以向之数十条为己忧者，则是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天下所谓贤者，陛下既得而用之矣。方其未用也，常若有馀；而既用也，则不足。是岂其才之有变乎？古之用人者，日夜提策之。武王用太公，其相与问答百馀万言，今之《六韬》是也；桓公用管仲，其相与问答亦百馀万言，今之《管子》是也。古之人君，其所以反覆穷究其臣者若此。今陛下默默而听其所为，则夫向之所忧数十条者，无时而举矣。古之忠臣，其受任也，必先自度日：吾能办是矣乎？度能办是也，则又曰：吾君能忘己而任我乎？能无以小人间我乎？度其能忘己而任我也，能无以小人间我也，然后受之。既已受之矣，则以身任天下之责而不辞，享天下之利而不愧。今也内不度已，外不度君，而轻受之。受之而众不与也，则引身而求去。陛下又为美辞而遣之，加之重禄而慰之。夫引身而求退者，非果廉节而有让也，是邀君以自固也，是自明其非我之欲留以逃谤也，是不能办其事而以其患遗后人也，陛下奈何听之？臣故曰：陛下未得御臣之术也。
译卷二十二 ○苏子瞻回答制科策 臣谨慎回答说：臣听说天下没有事情时，公卿的言论轻得像鸿毛；天下有事情时，他们的言论重得像泰山。并不是人的智慧有所不能，也不是明察有所不及，而是事情缓急的形势不同。正当天下无事时，即使齐桓公深深信任他的臣子，管仲也深得齐桓公信任，在握手叮咛之间，即使说出临死时深切悲痛的话，却仍不能除掉他身边区区的三个小人；等到天下有事而且危急时，即使唐代宗昏庸，程元振掌握权势，柳伉地位卑微又被疏远，他一句话就能使人被贬黜〔原文“以人之”疑有脱讹〕，不到一天便除掉心腹之患。天下无事时所说的话，足以使人有所改变和作为，却常常担忧不被相信；天下有事时所说的话，容易被相信，却常常担忧来不及改变和施行。这是忠臣志士深为悲痛的原因，是天下祸乱灭亡接连发生的原因，也是当世君主不能醒悟的原因。如今陛下处在长期安定的时代，凭借不可动摇的形势，拱手垂衣，天下便仰慕风化；稍微改变容色，海内便震动恐惧。即使有一件事情失常、一种物品没有获得，本来都不足以使陛下忧虑。如今亲自策问贤良之士，不过是为了应付旧例罢了，难道真认为臣的话足以感动陛下吗？即使如此，君主以名义来求取意见，臣下就应当以实际内容来回答。陛下既然为了这个名义而询问，臣怎敢不拿实际内容来回答呢？臣恭敬地想到策问中说，陛下念及祖宗先帝大业的重大，却自处于寡闻昏昧的地位，认为“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政治没有进一步改善”。臣私下认为，陛下即位以来，年数已经过了三十年，经历的事变多了，对人情真伪的了解也深了，不能说不成熟。然而说“政治没有进一步改善”，即使臣也对此感到疑惑。至于说“志向勤勉而道路遥远”，那么即使臣极其愚昧，也不敢认为明确的诏令所说是正确的。志向即使不够勤勉，道路也没有遥远不可到达的。陛下如果知道勤勉，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清楚明白，没有不被全部办理的，又何必来询问臣呢？如果仍然因为道路遥远而叹息，那就是陛下还不知道什么叫勤勉。臣请求谈谈勤勉的道理。天因为太阳不停运行，所以刚健；日月因为每天运行，所以光明；水因为每天流动，所以不会枯竭；人的四肢因为每天活动，所以没有疾病；器物因为每天使用，所以不会蛀坏。天下是一个大的器物，长久放置而不用，就会委靡废弃，日益趋向破败罢了。陛下深居宫禁之中，是否忧劳勤勉而不停止呢？臣不得而知。是否宴饮安逸、无所作为呢？臣也不得而知。然而臣之所以知道“道路遥远”的叹息是由于陛下不够勤勉，确实是因为看见陛下面对天下这样大的事情：想要减轻赋税，财用却不足；想要威服四方夷狄，军队却不强；想要兴利除害，却没有合适的人；想要敦厚世道、振兴风俗，却没有相应的工具。大臣不过遵循旧例，小臣不过谨慎守着文书，上下彼此相安，只求苟且度过岁月。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够勤勉的原因。臣又私下听说，近年以来，大臣奏报政事，陛下不加诘问，只是直接答应罢了。臣起初听到时大为恐惧，认为这不可信；等退下来观察其实际结果，臣也不敢说它不可信了。为什么呢？君主的话与士人百姓不同。话一从口中说出，四方传播就比风雨还快。所以太祖、太宗时代，天下人都传诵他们的言语，把它们作为振奋人心的言论。如今受到陛下震怒而被赐以谴责的是什么人？合乎圣意、受到引导而被进用的是什么人？早晚与陛下讨论政事、深入进言的是什么人？越级破格召来询问的是什么人？这四类人，臣都没有听说过。这就是臣冒昧议论陛下不够勤勉的原因。臣希望陛下列出天下的事务，其中大的有多少，可用的人有多少。某件事还没有治理好，某个人还没有任用，陛下应当鸡鸣即起，说：“我今天要办理某件事，任用某个人。”过一天又说：“我所办理的某件事，果真成功了吗？所任用的某个人，果真有才能吗？”像这样孜孜不倦，不违背自己的心意；屏除声色享乐，远离善于柔媚逢迎的人，亲近贤能通达的人；广泛考察古今。这些全都是勤勉的实际表现，道路又怎么会遥远呢？臣恭敬地想到策问中说：“早起晚睡，至今已经三十年。德行还有没有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没有使人信服的地方，缺失的政事还很多，和气有时错乱。田野虽然开辟，百姓多无以为生；边境虽然安定，军队却不能撤除；有利于百姓的资源已经被挖掘，浮泛的费用却越来越多；军队冗杂而没有训练，官员冗杂而没有澄清；庠序屡次兴办，礼乐仍不完备；民户很少有可以封爵的风俗，士人忽视了彼此谦让的节操。这就是虞、芮之间的诉讼还没有停止，成王、康王时刑罚还没有废置的原因。大概在位的人不把教化作为心意，治理百姓的人多被文书法令束缚。禁令防范繁多，百姓不知道应当躲避什么；法令条例宽纵混乱，官吏不知道畏惧；被拘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很多。”以上这些陛下所忧虑的几十条事情，臣都能够替陛下一一列举、详尽说明，然而不敢替陛下说出来。为什么呢？如果陛下确实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并且牢牢坚持，那么先前所忧虑的几十条事情，都可以推给大臣去承担，而陛下自己不必参与。如今陛下把先前的几十条事情区区当作自己的忧患，这就说明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天下所说的贤能之人，陛下已经得到并任用了。正当他们尚未被任用时，常常显得才力有余；一旦任用他们，却又显得才力不足。这难道是他们的才能发生了变化吗？古代任用人才的君主，日夜提携策励他们。周武王任用太公，君臣之间相互问答了百万多字，今天的《六韬》就是这些问答；齐桓公任用管仲，君臣之间相互问答也有百万多字，今天的《管子》就是这些问答。古代君主反复深入地考察臣下，正是这样。如今陛下默默地听任他们去做，那么先前所担忧的几十件事，就永远没有机会被提出来了。古代忠臣接受任命时，一定先自我估量说：‘我能够办成这件事吗？’估量自己能够办成，于是又说：‘我的君主能忘掉自己的成见而任用我吗？能不让小人离间我吗？’估量君主能够忘掉成见任用自己，也能不让小人离间自己，然后才接受任命。既然已经接受任命，就把天下的责任担在自己身上而不推辞，享有天下的利益也不感到惭愧。如今的人，内不估量自己，外不估量君主，却轻率地接受任命。接受任命后，众人却不支持他，他便引身请求离去。陛下又替他说好听的话送走他，给他优厚的俸禄加以安慰。那些引身请求退职的人，并不是真的廉洁守节而谦让，而是借此向君主邀宠以巩固自己；是表明并非自己想要留下，以逃避谤议；是不能办成事情，却把祸患留给后人。陛下为什么要听任他们这样做呢？所以臣说：陛下还没有掌握驾驭臣下的方法。
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者，此实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显其教之之状。德之之形，莫著于轻赋；教之之状，莫显于去杀。此二者，今皆未能焉。故曰：实不至也。夫以选举之重，而不取才行；官吏之众，而不行考课；农末之相倾，而平籴之法不立；贫富之相役，而占田之数无限。天下之“阙政”莫大乎此，而“和气”安得不“盭”乎。“田野辟”者，民之所以富足之道也。其所以“无聊”，则吏政之过也。然臣闻天下之民，常偏聚而不均：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由此观之，则田野亦未可谓尽辟也。夫以吴、蜀、荆、襄之相形，而饥寒之民，终不能去狭而就宽者，世以为怀土而重迁，非也。行者无以相群，则不能行；居者无以相友，则不能居。若辈徙饥寒之民，则无有不听矣。“边境已安，而兵不得撤”者，有安之名，而无安之实也。臣欲小言之，则自以为愧；大言之，则世俗以为笑。臣请略言之。古之制北狄者，未始不通西域。今之所以不能通者，是夏人为之障也。朝廷置灵武于度外几百年矣，议者以为绝域异方，曾不敢近，而况于取之乎！然臣以为事势有不可不取者。不取灵武，则无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则契丹之强，未有艾也。然灵武之所以不可取者，非以数郡之能抗吾中国，吾中国自困而不能举也。其所以自困而不能举者，以不生不息之财，养不耕不战之兵，块然如巨人之病腿，非不枵然大矣，而手足不能以自举。欲去是疾也，则莫若捐秦以委之，使秦人断然如战国之世，不待中国之援，而中国亦若未始有秦者。有战国之全利，而无战国之患，则夏人举矣。其便莫如稍徙缘边之民不能战守者于空闲之地，而以其地益募民为屯田。屯田之兵稍益，则向之戍卒，可以稍减，使数岁之后，缘边之民，尽为耕战之夫。然后数出兵以苦之，要以使之厌战而不能支，则折而归吾矣。如此，而北狄始有可制之渐，中国始有息肩之所。不然，将济师之不暇，而又何撤乎？所谓“利人已浚”，而“浮费弥广”者，臣窃以为外有不得已之二虏，内有得已而不已之后宫。后宫之费，不下一敌国。金玉锦绣之工，日作而不息，朝成夕毁，务以相新。主帑之吏，日夜储其精金良帛而别异之，以待仓卒之命。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今不务去此等，而欲广求利之门，臣知所得之不如所丧也。“军冗而未练”者，臣尝论之曰：此将不足恃之过也。然以其不足恃之故，而拥之以多兵，不搜去其无用，则多兵适所以为败也。“官冗而未澄”者，臣尝论之曰：此审官吏部与职司无法之过也。夫审官吏部，是古者考绩黜陟之所也，而特以日月为断。今纵未能复古，可略分其郡县，不以远近为差，而以难易为等，第其人之所堪而别异之。才者常为其难，而不才者常为其易。及其当迁也，难者常速，而易者常久。然而为此者固有待也。内之审官吏部，与外之职司，常相关通。而为职司者，不惟举有罪、察有功而已，必使尽第其属吏之所堪，以诏审官吏部。审官吏部常从内等其任使之难易，职司常从外第其人之优劣。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则冗官可澄矣。“庠序兴”而“礼乐未具”者，臣盖以为庠序者，礼乐既兴之所用，非所以兴礼乐也。今礼乐鄙野而未完，则庠序不知所以为教，又何以兴礼乐乎？如此而求其可封，责其胥让将以息讼而措刑者，是却行而求前也。夫上之所向者，下之所趋也，而况从而赏之乎？上之所背者，下之所去也，而况从而罚之乎？今陛下责在位者不务教化，而治民者多拘文法，臣不知朝廷所以为赏罚者何也？无乃或以教化得罪，而多以文法受赏与？夫禁防未至于繁多，而民不知避者，吏以为市也。叙法不为宽滥，而吏不知惧者，不论其能否，而论其久近也。缧系者众，愁叹者多，凡以此也。伏惟制策，有“仍岁以来，灾异数见。乃六月壬子，日食于朔。淫雨过节，暖气不效。江河溃决，百川腾溢。永思厥咎，深切在予。变不虚生，缘政而起”，此岂非陛下厌闻诸儒牵合之论，而欲闻其自然之说乎？臣不敢复取《洪范传》、《五行志》以为对，直以意推之。
译至于所谓‘德行还有未达到的地方，教化还有未能使人信服的地方’，这确实是德行和教化没有达到。德行必须有办法显明德行的具体表现，教化必须有办法显示教化的实际状况。德行的表现，没有比减轻赋税更明显的；教化的状况，没有比停止杀戮更显著的。这两件事，如今都还没有做到。所以说，实际上是德行和教化没有达到。选举官员如此重要，却不选取有才干、有品行的人；官吏如此众多，却不实行考核功绩；农业和商业相互倾轧，却不建立平抑粮价的法令；贫者和富者相互役使，却不限制占有田地的数额。天下所谓‘政事的缺失’，没有比这些更大的了，这样一来，‘和气’怎么能不‘盭’呢？所谓‘田野开辟’，是百姓富足的途径。至于百姓‘无所聊赖’，则是吏治的过错。然而臣听说天下百姓常常偏聚一处而分布不均：吴、蜀有可以耕种的人，却没有相应的土地；荆、襄有可以耕种的土地，却没有相应的人。由此看来，田野也还不能说已经全部开辟。吴、蜀与荆、襄相比，饥寒的百姓终究不能离开狭窄之地而迁往宽广之地，世人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眷恋故土、看重迁徙，并不是这样。要迁徙的人没有可以互相结伴的条件，就不能迁行；居住的人没有可以互相交友的条件，就不能安居。如果迁徙这些饥寒的百姓，就没有不听从的。所谓‘边境已经安定，却不能撤兵’，只有安定的名声，没有安定的实际。臣若把话说得浅些，自己便感到惭愧；若把话说得重些，世俗又会认为可笑。请允许臣略作说明。古代制服北方少数民族的君主，没有不打通西域的。如今之所以不能打通西域，是因为夏人构成了障碍。朝廷把灵武置于疆域之外，已经几百年了，议论的人认为那是绝远的异域，连靠近都不敢，何况要取得它呢？然而臣认为，按事势有不得不取的理由。不取得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盛就不会有尽头。不过灵武之所以难以取得，并不是因为几个郡能够抵抗我国，而是我国自己困顿，不能举兵取得它。我国之所以自困而不能取得它，是因为用没有生息的财力，供养不耕种也不作战的军队，像一个患有腿病的巨人一样，身体不是不庞大，只是手脚不能靠自己支撑。要除去这种疾病，没有比舍弃秦地交给秦人更好的办法，使秦人果断地像战国时代那样，不等待中原的援助，而中原也仿佛从来没有秦地一样。这样就有战国时代的全部利益，而没有战国时代的祸患，那么夏人就可以被攻取了。最便利的办法，是把边境附近不能战守的百姓稍稍迁到闲置的土地上，再把他们原有的土地用来招募百姓实行屯田。屯田的军队逐渐增加后，先前驻守边境的士卒就可以逐渐减少；几年以后，边境附近的百姓全都成为既能耕种又能作战的人。然后多次出兵去困扰他们，务必使他们厌恶战争而无力支撑，这样他们就会折服归附我国。如此，北方少数民族才开始有可以制服的趋势，中原才开始有可以休息的地方。不这样做，将连救济军队都来不及，又怎么谈得上撤兵呢？所谓‘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已经搜求殆尽’，而‘浮泛的耗费却越来越广’，臣私下认为，外部有两个不得不应付的敌国，内部有本来可以停止却没有停止的后宫费用。后宫的费用，不少于一个敌国。制造金玉锦绣的工役每天制作而不停止，早晨制成，晚上又毁掉，务求彼此翻新。掌管府库的官吏日夜储藏精美的金银和上等的丝帛，并把它们分别收藏，等待仓促时的命令。这样的费用哪里计算得尽呢？如今不致力于除去这些费用，却想广泛寻找增加财利的门路，臣知道所得的一定比不上所损失的。所谓‘军队冗多而没有训练’，臣曾经论说过：这是将领不足以依靠的过错。然而正因为将领不足以依靠，就用大量军队来拥护他；如果不搜查清除其中无用的人，多兵反而正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所谓‘官员冗多而没有澄清’，臣曾经论说过：这是审官吏部和各职司没有法度的过错。审官吏部，是古代考核功绩、决定升降的机构，只是特别以任职日月作为判断标准。如今即使不能完全恢复古制，也可以大致区别各郡县，不以远近为差别，而以事务难易为等级，按照各人的能力所能胜任的程度分别安排。才干的人常常任职于困难之处，而没有才干的人常常任职于容易之处。等到应当升迁时，任职困难之处的人常常升迁得快，任职容易之处的人常常升迁得慢。然而这样做本来是有依据的。内有审官吏部，外有各职司，二者应当经常相互沟通。任职于各职司的人，不只是举发有罪、考察有功，还必须全面评定属吏所能胜任的事务，报告审官吏部。审官吏部经常从内部评定所任事务的难易，各职司经常从外部评定官员才能的优劣。如此，才干之人经常得到任用，没有才干的人经常闲置，冗官就可以得到澄清了。所谓‘学校兴盛’而‘礼乐还不完备’，臣以为，学校是礼乐已经兴起之后用来施行教化的地方，并不是用来兴起礼乐的地方。如今礼乐鄙陋粗野而不完备，那么学校不知道应该教什么，又怎么能够兴起礼乐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却希望能够封爵，责求彼此谦让以停止诉讼、安置刑罚，这就是倒退着走却想求得前进。上面所趋向的，下面就会趋向；何况还要因此奖赏他们呢？上面所背弃的，下面就会离开；何况还要因此惩罚他们呢？如今陛下责备在位者不致力于教化，而治理百姓的官吏却多拘泥于文书法令，臣不知道朝廷究竟把什么作为赏罚的依据。莫非有些人因为实行教化而获罪，却有许多人因为拘守文法而受赏吗？禁令防范还没有繁多到极点，百姓却不知道躲避，是因为官吏把它当作牟利的市场。法令条文并没有宽纵泛滥，官吏却不知道畏惧，是因为不考察他们能否办事，只论他们任职时间的长短。被捆系的人很多，忧愁叹息的人众多，全都是这个原因。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接连年岁以来，灾异多次出现。到了六月壬子日，朔日发生日食。过时的淫雨，温暖之气不能发挥作用。江河溃决，百川奔腾泛滥。永远思考这些过错，深切地认为责任在我。灾变不会凭空发生，是因政事而起。’这难道不是陛下厌恶听儒生牵强附会的言论，而想听取关于自然规律的解释吗？臣不敢再拿《洪范传》《五行志》来作答，只根据自己的想法推求。
夫日食者，是阳气不能履险也。何谓阳气不能履险？臣闻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是为一交，交当朔则食。交者，是行道之险者也。然而或食或不食，则阳气之有强弱也。今有二人并行而犯雾露，其疾者，必其弱者也；其不疾者，必其强者也。道之险一也，而阳气之强弱异。故夫日之食，非食之日而后为食，其亏也久矣，特遇险而见焉。陛下勿以其未食也为无灾，而其既食而复也为免咎。臣以为未也，特出于险耳。夫淫雨大水者，是阳气融液汗漫而不能收也。诸儒或以为阴盛，臣请得以理折之。夫阳动而外，其于人也为嘘。嘘之气，温然而为湿。阴动而内，其于人也为噏。噏之气，冷然而为燥。以一人推天地，天地可见也。故春夏者，其一嘘也；秋冬者，其一噏也。夏则川泽洋溢，冬则水泉收缩：此燥湿之效也。是故阳气汗漫融液而不能收，则常为淫雨大水，犹人之嘘而不能吸也。今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骄而益厚其赐，戎狄桀傲而益加其礼，荡然与天下为▯休呴温暖之政，万事堕坏，而终无威刑以坚凝之，亦如人之嘘而不能吸，此淫雨大水之所由作也。天地告戒之意，阴阳消复之理，殆无以易此矣！而制策又有“五事之失，六沴之作，刘向所传，吕氏所纪，五行何修而得其性？四时何行而顺其令？非正阳之月，伐鼓救变，其合于经乎？方盛夏之时，论囚报重，其考于古乎”，此陛下畏天恐惧求端之过，而流人于迂儒之说。此皆愚臣之所学于师而不取者也。夫五行之相沴，本不至于六。六沴者，起于诸儒欲以六极分配五行，于是始以皇极附益而为六。夫皇极者，五事皆得；不极者，五事皆失。非所以与五事并列而别为一者也。是故有吒而又有蒙，有极而无福，曰五福皆应，此亦自知其疏也。吕氏之时令，则柳宗元之论备矣，以为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其可行者，皆天事也；其不可行者，皆人事也。若夫萗社伐鼓，本非有益于救灾，特致其尊阳之意而已。《书》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由此言之，则亦何必正阳之月而后伐鼓救变，如《左氏》之说乎？盛夏报囚，先儒固已论之，以为仲尼诛齐优之月，固君子之所无疑也。伏惟制策，有“京师诸夏之根本，王教之渊源。百工淫巧无禁，豪右僭差不度”，此在陛下身率之耳。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罗纨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四方以膏粱为污。虽无禁令，又何忧乎？伏惟制策，有“治当先内，或曰，何以为京师？政在擿奸，或曰，不可挠狱市”，此皆一偏之说，不可以不察也。夫见其一偏而辄举以为说，则天下之说，不可以胜举矣。自通人而言之，则曰治内所以为京师也，不挠狱市，所以为挺奸也。如使不挠狱市而害其为擿奸，则夫曹参者，是为逋逃主也。伏惟制策，有“推寻前世，深观治迹。孝文尚老子而天下富殖，孝武用儒术而天下虚耗。道非有弊，治奚不同”，臣窃以为不然。孝文之所以为得者，是儒术略用也。其所以得而未尽者，是用儒之未纯也。而其所以为失者，是用老也。何以言之？孝文得贾谊之说，然后待大臣有礼，御诸侯有术，而至于兴礼乐，系单于，则曰未暇。故曰儒术略用而未纯也。若夫用老之失，则有之矣，始以区区之仁，坏三代之肉刑，而易之以髡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则又从而杀之。用老之失，岂不过甚矣哉！且夫孝武亦未可谓用儒之主也，博延方士，而多兴妖祠，大兴宫室，而甘心远略，此岂儒者教之？今夫有国者，徒知徇其名，而不考其实。见孝文之富殖，而以为老子之功；见孝武之虚耗，而以为儒者之罪。则过矣！此唐明皇之所以溺于晏安，撤去禁防，而为天宝之乱也。伏惟制策，有“王政所由，形于诗道。周公《豳》诗，王业也，而系之《国风》；宣王北伐，大事也，而载之《小雅》”，臣闻《豳》诗，言后稷、公刘所以致王业之艰难者也。其后累世而至文王。文王之时，则王业既已大成矣，而其诗为《二南》，《二南》之诗犹列于《国风》，而至于《豳》，独何怪乎！昔季札观周乐，以为《大雅》曲而有直体，《小雅》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夫曲而有直体者，宽而不流也；思而不贰、怨而不言者，狭而不迫也。由此观之，则《大雅》、《小雅》之所以异者，取其辞之广狭，非取其事之小大也。
译日食，是阳气不能通过险阻。什么叫阳气不能通过险阻？臣听说，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称为一交；交会在朔日，就会发生日食。所谓交，是运行道路中的险阻。然而有时发生日食，有时不发生，是因为阳气有强弱不同。如今有两个人一同走路而遭遇雾露，生病的必定是体质较弱的人，不生病的必定是体质较强的人。道路的险阻是同一个，阳气的强弱却不同。因此，太阳并不是到了发生日食的那一天才开始被蚀，它亏损已经很久了，只是遇到险阻才显现出来。陛下不要因为还没有日食就认为没有灾害，也不要因为日食之后恢复就认为已经免除了过错。臣认为还没有免除，只是暂时走出了险阻罢了。淫雨和大水，是阳气融化流散而不能收敛。儒生有人认为这是阴气强盛，臣请允许我用道理驳斥这种说法。阳气向外运动，对人来说就是呼气；呼出的气温暖，就形成湿气。阴气向内运动，对人来说就是吸气；吸入的气寒冷，就形成燥气。由一个人的情况推论天地，天地的情形也可以看见。所以春夏，就是天地的一次呼气；秋冬，就是天地的一次吸气。夏天河流湖泽水势充盈，冬天水泉收缩，这就是燥湿所产生的作用。因此，阳气流散融化而不能收敛，就常常形成淫雨大水，如同人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如今陛下用极大的仁慈使天下柔顺，对骄横的军队反而增加赏赐，对桀骜不驯的戎狄反而更加提高礼遇，放任地对天下实行嘘呴温暖的政策，万事逐渐败坏，却始终没有用威严和刑罚使它们坚固凝聚，也像人呼气而不能吸气一样，这就是淫雨大水发生的原因。天地告诫的用意、阴阳消长复始的道理，大概没有什么能够改变这一点了。制策又说：‘五事的过失，六种灾变的发生，是刘向所传述、吕氏所记载的；五行怎样修治才能得到它们的正常性质？四时怎样运行才能顺应它们的规律？不是正阳之月，却击鼓救治灾变，这合乎经典吗？正值盛夏时节，讨论囚犯、上报重刑，这在古代有考据吗？’这是陛下敬畏上天、恐惧灾变、寻求灾变根源时的过分谨慎，却把自己引向迂腐儒生的说法。这些都是愚臣从老师那里学来、却不予采纳的说法。五行相互侵害，本来不至于有六种。所谓六种侵害，是儒生想把六极分别配属于五行，于是才开始把皇极附加进去而成为六种。皇极，是五事都合于正道；不合极，是五事全都失当。它不是应当与五事并列、另成一项的东西。所以有‘吒’又有‘蒙’，有‘极’却没有‘福’，却说五福都应验，这也说明他们自己知道这种说法疏漏。吕氏关于时令的说法，柳宗元的论述已经很完备了，认为其中有可以实行的，也有不可以实行的。可以实行的，都是天时方面的事；不可以实行的，都是人事方面的事。至于萗社击鼓，本来并不能有益于救灾，只是表达尊重阳气的意思罢了。《尚书》说：‘到了季秋月的朔日，辰星没有聚集在房宿，盲人乐师奏鼓，啬夫奔走，平民奔走。’由此说来，又何必一定要到正阳之月以后才击鼓救治灾变，像《左氏传》所说的那样呢？盛夏审报囚犯，先儒本来已经论述过，认为仲尼诛杀齐国优人的月份，本来就是君子没有疑问的。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京师是诸夏的根本，是王道教化的源头。各种工匠肆意制造奇巧之物却没有禁令，豪强贵族僭越失度。’这在于陛下亲自率先实行罢了。后宫有穿戴大练的装饰，天下人就会以使用罗纨为羞耻；大臣有吃脱粟粗粮的节操，四方就会把吃膏粱看作污秽。即使没有禁令，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治理应当先从内部开始，有人说，为什么要治理京师？政事在于揭发奸邪，有人说，不可以扰乱司法和市场。’这些都是片面之说，不能不加以考察。只看到一方面就立刻拿来立论，那么天下的说法就多得无法列举了。若从通达事理的人看来，就会说：治理内部正是为了治理京师；不扰乱司法和市场，正是为了揭发奸邪。假使不扰乱司法和市场反而妨害揭发奸邪，那么曹参就成了窝藏逃犯的人了。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推究前代，深入观察治乱的事迹。汉孝文帝崇尚老子之学，天下富足繁殖；汉孝武帝采用儒术，天下空虚耗损。道本身并没有弊病，为什么治理结果却不同？’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孝文帝之所以有所得，是因为略微采用了儒术；他虽然有所得却没有达到尽善，是因为采用儒术还不纯粹；而他之所以有所失，是因为采用了老子之学。为什么这样说呢？孝文帝采纳贾谊的主张以后，才对待大臣有礼节，驾驭诸侯有方法；至于兴起礼乐、使单于臣服，却说还没有时间。所以说，是儒术略有采用却不纯粹。至于采用老子之学造成的过失，确实存在：起初凭借区区的仁慈，废坏三代的肉刑，改用剃发和笞打；剃发和笞打不足以惩罚中等罪行，于是又跟着施以死刑。采用老子之学的过失，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况且孝武帝也不能说是采用儒术的君主。他广泛招致方士，多次兴起妖妄的祠祀；大规模营建宫室，又甘心从事远方征伐，这难道是儒者教他的吗？如今掌握国家的人，只知道追逐名义，却不考察实际。看到孝文帝时代富足繁殖，便认为是老子之学的功劳；看到孝武帝时代空虚耗损，便认为是儒者的罪过，这就错了！这正是唐明皇沉溺于安逸享乐、撤去禁令防范而造成天宝之乱的原因。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王政所由形成，表现在《诗经》的诗道中。周公的《豳》诗，写的是王业，却编在《国风》中；周宣王北伐，是大事，却记载在《小雅》中。’臣听说《豳》诗，讲的是后稷、公刘成就王业的艰难过程。此后经过世代积累，到了文王。文王时代，王业已经大大成就了，他的诗属于《二南》；《二南》的诗尚且列在《国风》中，那么《豳》诗列在那里，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从前季札观赏周乐，认为《大雅》委婉曲折却有正直的体制，《小雅》忧思却不改变志向，有怨恨却不直说。所谓委婉曲折而有正直的体制，是宽和却不流于放纵；忧思却不改变志向、有怨恨却不直说，是情感受限却不至于逼迫。由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所以不同，在于取决于文辞的宽广或狭窄，并不是取决于事情的大小。
伏惟制策，有“周以冢宰制国用，唐以宰相兼度支。钱谷，大计也；兵师，大众也。何陈平之对，谓当责之内史？韦贤之言，不宜兼于宰相”？臣以为宰相虽不亲细务，至于钱谷兵师，固当制其赢虚利害。陈平所谓责之内史者，特以宰相不当治其簿书多少之数耳。昔唐之初，以郎官领度支，而职事以治。及兵兴之后，始立使额，参佐既众，簿书益繁，百弊之源，自此而始。其后裴延龄、皇甫铸，皆以剥下媚上，至于希世用事。以宰相兼之，诚得防奸之要。而韦贤之议，特以其权过重欤？故李德裕以为贱臣不当议令，臣常以为有宰相之风矣。伏惟制策，有“钱货之制，轻重之相权；命秩之差，虚实之相养。水旱蓄积之备，边陲守御之方。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有五均之义”，此六者，亦方今之所当论也。昔召穆公曰：民患轻，则多作重以行之；若不堪重，则多作轻以行之。亦不废重。轻可改而重不可废，不幸而过，宁失于重。此制钱货之本意也。命者，人君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秩者，民力之所供，取于府而有限。以无穷养有限，此虚实之相养也。水旱蓄积之备，则莫若复隋、唐之义仓。边陲守御之方，则莫若依秦、汉之更卒。《周官》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是谓九府。太公之所行以致富。古者天子取诸侯之士，以为国均，则市不二价，四民常均，是谓五均。献王之所致以为法，皆所以均民而富国也。凡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策之曰：“富人强国，尊君重朝。弭灾致祥，改薄从厚。此皆前世之急政，而当今之要务。”此臣有以知陛下之圣意，以为向之所以策臣者，各指其事，恐臣不得尽其辞，是以复举其大体而概问焉。又恐其不能切至也，故又诏之曰：“悉意以陈，而无悼后害。”臣是以敢复进其猖狂之说。夫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陛下念祖宗之重，思百姓之可畏，欲进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进；欲退一人，当同天下之所欲退。今者每进一人，则人相与诽曰：是进于某也，是某之所欲也。每退一人，则又相与诽曰：是出于某也，是某之所恶也。臣非敢以此为举信也，然而致此言者，则必有由矣。今无知之人，相与谤于道曰：圣人在上，而天下之所以不尽被其泽者，便嬖小人，附于左右，而女谒盛于内也。为此言者，固妄矣。然而天下或以为信者，何也？徒见谏官御史之言，矻矻乎难人，以为必有间之者也。徒见蜀之美锦，越之奇器，不由方贡而人于官也。如此而向之所谓急政要务者，陛下何暇行之？臣不胜愤懑，谨复列之于末。惟陛下宽其万死，幸甚幸甚！
译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周朝以冢宰掌管国家的财政使用，唐朝以宰相兼任度支。钱粮是国家的大计，军队是国家的大众。为什么陈平的回答说应当责成内史？韦贤的话却说不应当由宰相兼任？’臣认为，宰相虽然不亲自处理细小事务，但对于钱粮和军队，当然应当掌握其盈亏以及利害。陈平所谓责成内史，只是说宰相不应当治理簿书上钱粮多少的具体数目罢了。从前唐朝初年，以郎官兼领度支，职务处理得很好。到兴兵以后，才开始设置使职名额，参佐逐渐增多，簿书更加繁琐，各种弊病的根源从此开始。后来裴延龄、皇甫铸，都靠剥削百姓、讨好皇帝，直到迎合世俗而掌握权势。由宰相兼任，确实抓住了防止奸弊的要点。韦贤的议论，只是认为这样会使宰相的权力过重吗？所以李德裕认为卑贱的臣子不应当议论政令，臣常常认为这很有宰相的气度。我恭敬地看制策，其中说：‘钱币货物的制度，要使轻重彼此调节；官爵俸禄的等级，要使虚实彼此供养。水旱灾害时储备积蓄的办法，边疆守卫防御的方略。《周礼》所说的圜法有九府之名，乐语中有五均的意义。’这六件事，也是当前应当讨论的。过去召穆公说：百姓觉得货币太轻，就多制造重量大的货币来推行；如果不能承受重量大的货币，就多制造轻的货币来推行，但也不废弃重币。轻币可以改变，重币却不可废弃；万一出现偏差，宁可失之于币重。这就是制定钱币制度的本意。命令，是君主所专有的，从口中发出而没有穷尽；官爵俸禄，是百姓力量所供给的，从府库取用而有定限。用无穷的命令供养有限的财力，这就是虚实彼此供养。水旱灾害时的储备办法，没有比恢复隋、唐的义仓制度更好。边疆守卫防御的办法，没有比依照秦、汉的更卒制度更好。《周官》中有太府、天府、泉府、玉府、内府、外府、职内、职金、职币，这称为九府，是太公推行以致富的方法。古代天子征取诸侯的士人，作为国家平抑物价的人，于是市场价格没有两样，士、农、工、商四民经常均平，这称为五均，是献王推行并制定为法的制度，都是用来使百姓均平、使国家富足的。陛下用来策问臣下的大致内容就是这些，而在最后又策问说：‘使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主尊贵、使朝廷受到尊重；消除灾害、招来祥瑞；改变薄弱的风气、遵从厚重的道德。这些都是前代迫切的政务，也是当今的重要任务。’臣因此知道陛下的圣意，认为前面策问臣下的内容，是分别指向各项事务，担心臣不能把话全部说尽，所以又举出大纲来概括询问。又担心臣的回答不能切中要害，因此又下诏说：‘尽情陈述，不要顾虑日后的祸害。’臣因此敢于再次进献这些狂妄直率的言论。天下并不是君主私有的，天下只是让君主来主持罢了。陛下想到祖宗基业的重大，想到百姓是可敬畏的，想要提拔一个人，就应当和天下人所希望提拔的一致；想要罢黜一个人，就应当和天下人所希望罢黜的一致。如今每提拔一个人，人们就相互诽谤说：‘这是因为某人而提拔的，是某人想提拔他。’每罢黜一个人，人们又相互诽谤说：‘这是出于某人，是某人所厌恶的人。’臣不敢把这些话全都当作事实，但导致人们说出这些话，必定有原因。如今无知的人相互在道路上诽谤说：圣人在上，而天下不能完全受到他的恩泽，是因为有受宠的小人依附在左右，并且内宫的女谒之风盛行。说这些话的人固然是胡说。然而天下有人把它当作事实，为什么呢？只是看见谏官、御史的言论，总是苦苦地指责他人，便认为一定有人从中离间；只是看见蜀地的精美锦缎、越地的奇异器物，没有经过方物贡纳就进入官府。像这样，前面所说的迫切政务和重要任务，陛下哪里还有时间实行呢？臣不胜愤懑，所以恭敬地在篇末再次列出这些问题。只希望陛下宽恕臣即使有一万次死罪也在所难免的冒犯，臣就万分幸运了，万分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