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译苏辙《商论》商朝拥有天下传了三十世，周朝传了三十七世。商朝衰落后重新兴盛的有五位君王，周朝衰落后重新兴盛的却只有宣王一人。商朝贤明的君主很多，按理说它的国运应当超过周朝；周朝贤明的君主不如商朝多，可是它延续的时间却比商朝长数百年，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文采繁复的礼制，调和柔顺、驯服安抚刚强的百姓。因此他的治道以尊敬尊长、亲爱亲属为根本，尊重老人、慈爱幼小，使百姓父子相亲，兄弟和悦，从而没有冒犯上级、难以控制的气势。他实行极其柔和的治道，来揉和天下人的乖戾之心，消除他们刚毅果敢的意志，所以周朝享有天下的时间最久。然而诸侯从内部侵凌，京师不能振作，最终沦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宽缓柔和、平易近人，可以维持长久，却不能保持强盛。至于商人治理天下的办法，已经无法亲眼看见了。不妨试着从《诗经》《尚书》中寻求。那些宽缓柔和的《诗经》篇章，以及委婉曲折、繁重详备的《尚书》篇章，大都属于周朝；商人的《诗经》气势奔放而严厉，《尚书》简洁明快而严肃，由此看来，商人的风俗大概就在这里。正因为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所以它的后代能够在衰微时自我振作；然而到了败亡之时，一旦崩溃便不可遏止。大概事物强硬的容易折断，柔韧忍耐的可以长久保存。柔弱者可以长久存在，却常常困于不能取胜；强硬者容易折断，但到了最后反而可能有所树立。这就是商朝不能长久、周朝不能振兴的原因。唉！圣人谋划天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的程度罢了。他们不能使天下毫无弊病，只能使它长久却不能强盛，使它能够自行振兴却不能发展到长远。这两方面，取决于后世君主是贤明还是不贤。太公封在齐国，尊重贤才而崇尚功劳。周公说：“后世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周公治理鲁国，亲爱亲族而尊重尊长。太公说：“后世将逐渐衰弱了！”尊重贤才、崇尚功劳，便接近强盛；亲爱亲族、尊重尊长，便接近弱小。最后齐国发生了田氏篡夺的祸乱，而鲁国人困于盟主的命令。大概商朝的政治接近齐国，而周公治理周朝的办法，就是他治理鲁国的办法。因此齐国强盛而鲁国弱小，鲁国尚未灭亡而齐国却灭亡了。○苏子由《六国论》我曾读《六国世家》，私下里很奇怪天下诸侯拥有五倍于秦的土地、十倍于秦的人众，却不能发愤向西进攻崤山以西千里的秦国，反而免不了灭亡。我常为此深思远虑，认为其中一定有可以使自己安定的办法；因此，我未尝不责怪当时的士人谋划祸患太疏略、看待利益太短浅，而且不了解天下的形势。秦国同诸侯争夺天下的地方，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郊外；诸侯同秦国争夺天下的地方，也不在齐、楚、燕、赵，而在韩、魏的境内。秦国拥有韩、魏，就像人有腹心之患一样。韩、魏堵塞秦国的要冲，遮蔽崤山以东的诸侯，所以天下最重要的地方，没有比韩、魏更重要的了。从前范睢被秦国任用，便使秦国收服韩；商鞅被秦国任用，便使秦国收服魏。秦昭王还没有取得韩、魏的心，却出兵攻打齐国的刚、寿，范睢因此忧虑。这样看来，秦国所忌惮的东西就可以看出来了。秦国出兵攻打燕、赵，是秦国危险的举动。越过韩国、魏国，去攻打别人的国都，燕、赵在前面抵抗，韩、魏又在后面乘机进攻，这是危险的道路。然而秦国进攻燕、赵时，却从未有过担忧韩、魏的事，就是因为韩、魏依附秦国的缘故。韩、魏本是诸侯的屏障，却让秦人得以在它们之间出入，这难道是懂得天下形势吗？把小小的韩、魏交给它们去抵挡强暴如虎狼的秦国，它们怎么能不折服而归入秦国呢？韩、魏折服归秦以后，秦人便能把军队通向东方诸侯，使天下普遍遭受它的祸害。韩、魏不能独自抵挡秦国，而天下诸侯借助它们来遮蔽西方，所以不如厚待韩国、亲近魏国，以排斥秦国。秦人不敢越过韩、魏来窥伺齐、楚、燕、赵诸国，齐、楚、燕、赵也就能够在其间保全自己。用四个没有战事的国家援助正在抵御敌寇的韩、魏，使韩、魏没有向东顾虑的忧患，替天下挺身而出抵挡秦军。把秦国牵制在韩、魏两国那里，让四国在内部休养生息，暗中帮助韩、魏应付急难。这样做，就可以应付无穷的变化；那秦国还能做什么呢？他们不知道采取这种办法，却贪图边境上一寸一尺的利益，背弃盟约，彼此残杀。秦军还没有出动，天下诸侯已经自行困顿了，终于使秦人得以窥伺他们的空隙而夺取其国家。难道不可悲吗！

译○苏子由《三国论》天下人都怯弱而唯独一人勇敢，勇者就会取胜；天下人都昏暗而唯独一人聪明，智者就会取胜。勇者遇到勇者，勇气就不值得依靠；智者遇到智者，智慧也不值得使用。正因为单靠智勇不足以平定天下，所以天下的祸难才纷纷兴起而难以平息。我曾听说，古代英雄之主遇到智者和勇者时，是以不显得聪明、不显得勇猛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样以后，真正的智慧和大勇才可以显现出来。可悲啊，世上的英雄处在世间，也有幸运和不幸吗！汉高祖、唐太宗，是凭借智勇独自超过天下人而取得天下的；曹公、孙权、刘备，是因为智勇彼此相遇而失去天下的。用智慧攻击智慧，用勇力对抗勇力，这就像两只老虎相互搏斗，牙齿、利爪和气力彼此无法取胜，势必足以互相扰乱，却不足以互相杀死。在这种时候，可惜没有人能用汉高帝的办法来制服他们。从前项籍凭借百战百胜的威势，掌握诸侯的权柄，叱咤怒骂，发泄暴怒，向西迎击高祖。他的气势飘忽震荡，像风雨来临一样，天下人都认为汉朝一定不存在了。然而高帝凭着自己不聪明、不勇猛的身躯，横在那里堵住他的要冲，使他徘徊而不能前进。他的顽钝愚鲁，足以被天下人讥笑，却最终能够摧折项氏，等到项籍死亡。这是什么缘故呢？人的勇力一旦使用而不停止，就一定会有所消耗；他的智慧谋虑长久没有成效，也一定会疲倦懈怠而不再施展。他想在一时之间施展长处来制服我，而我闭门拒绝他，使他得不到所求，徘徊想离开却又不能离开。这样，项籍本来就已经疲惫了！如今曹公、孙权、刘备这三个人，都知道凭借自己的才智去取胜，却不知道凭借自己的才智去取得人才。世上的议论者说：“孙权不如曹操，刘备不如孙权。”刘备只是智力稍短、勇气不足，所以有不如二人的地方；但如果不知道利用自己的不足来求取胜利，那也就太糊涂了。刘备的才智大概接近高祖，却不知道运用它的方法。从前高祖所以能运用自己的才智，只有三条办法：先占据形势有利的地方，向天下显示形势；广泛招收韩信、彭越等出奇制胜的将领，来辅助自己所不及之处；拥有果断锐利、刚强勇猛的气势却不使用，以深深挫折项籍猖狂的声势。这三件事，三国的君主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只有刘备接近于此却还没有达到，其中还存有自以为高明的心思：想装作愚鲁却不能真正迟钝，想表现果断锐利却不能贯彻到底；这两种念头在内心交战，却始终没有确定下来。因此所做的事不能成功，所希望的事不能实现。他放弃天下而进入巴蜀，那不是适合之地；任用诸葛孔明治理国家的才能，却让他处在纷乱征伐的要冲，那不是适合的将领；不能忍住愤愤不平的心情，触犯自己的短处，亲自率军攻打别人，这说明他的气概不足以称道。唉！当他在袁绍、袁术二人之间奔走，受困于吕布，在荆州狼狈不堪，屡遭失败而志向不折时，不能说没有高祖的风范；可是他始终不知道运用自己的办法。古代的英雄，只有汉高帝是无法企及的啊！○苏子由《汉文帝论》老子说：“柔能胜刚，弱能胜强。”汉文帝用柔和的办法驾驭天下，刚强的人都顺着他的风气而倒伏。尉佗在南越称帝，文帝恢复他的祖坟，召见并尊贵他的兄弟。尉佗于是去掉帝号，俯伏称臣。匈奴强悍傲慢，凌驾于中原之上。文帝屈身写信给他，厚厚地赠送丝帛和絮，虽然未能调和使其完全服从，但兵革造成的祸患，比武帝时期少了十分之八九。吴王刘濞包藏祸心，称病不上朝，文帝赐给他几案和手杖。刘濞无从发怒，叛乱因而没有发生。假使文帝还在世，不出十年，刘濞也已老死，那么东南的叛乱就没有由此而起的道理了。到了景帝不能忍耐，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诸侯的封地，刘濞便借此号召七国，向西进军入关。汉朝派出三十六位将军，竭尽天下的力量，才勉强将其击破。晁错说：“诸侯强大，削减封地也会反叛，不削减也会反叛。削减，就反叛得快而祸患小；不削减，就反叛得慢而祸患大。”世人都认为他的话正确，我认为不对。如果文帝果真能忍住而不削减封地，刘濞一定不会反叛。拖延几年以后，变故会有许多不同，慢慢根据变化作好准备，那么制服他的办法本来就很多。猛虎在山中，每天吃牛羊，人不能忍受，便扛着兵器去刺杀它。幸运的话老虎被杀死，不幸的话人被老虎杀死；这样造成的祸害实在太急迫了。晁错的计策同这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加高墙垣，挖深陷阱，时时窥伺并谨慎防备，老虎怎么能一定造成祸害？这就是文帝用来防备吴国的办法。唉！替天下考虑祸患，却让好名贪利的小丈夫来处置它，那么不成为晁错这样的人就少了！

译○苏子由《唐论》天下的变乱，常常潜伏在权力偏重而没有得到制衡的地方，所以权力偏重于内部，就成为内忧；偏重于外部，就成为外患。古代把军队集中在京师，外部没有强臣，天下的事情都由朝廷内部控制。这时叫作内重。内重的弊端是奸臣在内部专擅，而外部没有可忌惮的力量；平民便可以横行四海而无人能够禁止。这样的祸乱，如果不是从身边的大臣中发生，就会从山林中的平民英雄中产生。因此天下的权力，不能让它专在内部。古代诸侯中的大国，有的土地数百里，军队足以作战，粮食足以防守，权力足以决定生杀，然后才能使四夷和盗贼的祸患不至于侵入内部，使天子的大臣有所畏惧顾忌，内部的忧患不发生。这时叫作外重。外重的弊端，是诸侯拥有军队，而朝廷内部没有办法制约他们。由此看来，天下的权力固然不能让它在内部，也不能让它在外部。自从周朝衰落以后，齐、晋、秦、楚土地绵延千里，内部的力量胜过中央，直到灭亡也无法挽救。秦人担忧外部势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地步，于是收缴天下兵器，把它们集中到关中，铲平城池，杀戮豪杰，使天下的命运都由天子控制。然而到了秦二世时，陈胜、吴广大声呼喊起兵，郡县官吏却旁观逃走，没有人敢追究或抵抗。赵高在内部专擅权力，凭眼色指使便能如意；即使李斯身为丞相，也备受五刑，死在道路上。他的儿子李由守卫三川，拥有山河险固，却不敢抗争。这两种祸患，都起因于外部力量不足，而没有办法制约内部。到了汉朝兴起，吸取秦朝孤立的弊端，便大规模分封侯王。然而高帝在位时，反叛就发生了九次；那些遗留下来的祸根余势，延续到文帝、景帝时期，成为淮南、济北、吴、楚的叛乱。于是武帝分割诸侯的封地，以惩治大国造成的祸患。但此后一百年间，王莽终于得以在天下施展他的志向，而刘氏子孙再也没有能够抗衡他。魏、晋时期，又更加削弱诸侯，四方势力微弱，不再作乱；可是朝廷中的权臣和山林里的平民，却常常成为天下的大患。这几位君主在调节内外力量轻重的关键处，都有导致自身祸乱的做法，却没有人知道这一点。天下的力量偏重于内部，就成为内忧；偏重于外部，就成为外患。秦、汉之间，不探求形势的根本和末节，却彼此惩戒，只求一方面的利益，所以祸患循环无穷而不能解除。况且天子对于天下，不应像妇人小孩爱护自己的所有物那样。取得天下后小心守护，不忍把它分给别人，这是平民所谓的聪明，却不知道事情之所以不能成功，往往正是从不肯分给别人开始的。所以圣人想要在天下成就大定，就不能没有外部的权臣来镇守它。后世君主却想除去他们的爪牙、剪掉他们的羽翼，又要求他们取得成功，也太过分了。天下的形势，内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威慑外部的强臣；外部没有强大的力量，就无法使内部的大臣服从，也无法断绝奸民作乱的念头。这两方面相互牵制，然后才能成功，不能使任何一方过于轻弱。从前唐太宗平定天下以后，把四方的土地分置为节度府，并把边境都交给节度府；范阳、朔方的军队，都有披甲士卒十万人。对上足以制止夷狄的祸难，对下足以防备平民的叛乱，对内足以禁止大臣的变乱，而将帅之臣常常不至于反叛，是因为内部有重兵的形势可以预先制约他们。贞观年间，天下的军队有八百多个府，其中关中有五百府；即使集合天下的军队，也只能抵得上关中军队的一半。然而朝廷大臣也没有乘机制造嫌隙、谋求大利，是因为外部有节度的权力可以打消他们的反叛之心。所以外部的节度，具有周代诸侯外重的形势，却能够调换任职、听从命令，并可以选择贤能或不肖的人才；因此君主没有征伐的劳苦，天下也没有世袭大臣暴虐的祸患。内部的府兵，具有秦朝关中内重的形势，而左右谨慎整肃，没有人敢做不义之事。因此上面没有逼迫夺权的危险，下面没有被诛杀灭族的祸患。周代诸侯，内部没有府兵的威势，所以陷入叛乱而不能自行纠正；秦朝关中，外部没有节度的援助，所以受制于大臣而不能自立。兼有周、秦的好处而没有周、秦的祸害，形势彼此制约，内部不敢发动变乱，外部不敢作乱，没有哪种制度像唐制这样完善。可是天下的士人不探究利害的根本和末节，只拘泥于成败留下的迹象，来议论制度和谋略的得失。他们只看到开元以后，强兵悍将都成为天下的大患，于是认为太宗的制度是狂妄而不审慎的计策。评论天下，应当评论决定胜败的形势，以确定法制的得失；但这不如追究胜败发生的原因。天宝年间，府兵四处出动，集中在范阳；德宗时期，禁军都驻守赵、魏，因此安禄山、朱泚得以到达京师，却没有人能够禁止他们。一场叛乱使天下陷入涂炭，一直到昭宗时期，天下始终没有安宁的年份。内部的强臣，虽有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俱文珍等人，最终却不能控制唐朝的命运。诛杀王涯、杀死贾餗，自以为威震四方；然而刘从谏只说了一句话，他们便震惧收敛，不敢再放肆。后来崔昌遐倚仗朱温的军队诛杀宦官，撤去天下的监军，竟没有一人敢与他抗争。由此看来，唐朝衰落的弊端在于外重，而外重的弊端起因于府兵驻在外地；这不是制度设置失误，而是后世没有继续采用它。○王介甫《原过》天有过错吗？有，凌犯、历法失误、斗星失常和日月食就是。地有过错吗？有，崩塌、松弛、枯竭和堵塞就是。天地都有过错，最终却没有因此反复倾覆、承载失常，为什么？因为它们善于恢复常态。人处在天地之间，本来不能没有过错，最终却不妨碍他成为圣贤，为什么？也是因为善于恢复常态。所以太甲思念常道，孔子说“不要害怕改正过错”，扬雄重视迁善，这些都是恢复常态的方法。我的朋友有过错而能够悔悟，悔悟后便改正，别人却说：“这是他从前所做的事罢了；如今所做的事与从前不同，不是他的本性，只是粉饰外表来欺骗世人。”这难道是懂得道理的话吗？

译上天把五行播布给万物，人本来也具备它们。具备了却不思考，就会失去；思考了却不实行，就会荒废。有一天责怪从前的错误，充分地思考并实行，这就是失去后重新得到、荒废后重新振作。反而说这不是他的本性，就是率领天下人残害本性。比如有人有财物，被盗贼抢走，后来又得到它，却说：“这不是那个人的财物，因为它先前被盗贼抢走了。”可以吗？不可以。财物在自己手中，本来就不如本性属于自己。财物失而复得，尚且不能说不是自己的财物；本性失而复得，难道可以说不是自己的本性吗？○王介甫《复仇解》有人问复仇的道理，我回答说：这不是太平时代的做法。圣明的天子在上，从方伯、诸侯直到各级官吏，都各自修治职务，能够杀害无辜的人很少。如果不幸有这种事发生，那么死者的子弟应当把情况告诉官吏；官吏不能处理，就告诉他的君主；君主不能处理，就告诉方伯；方伯不能处理，就告诉天子。天子便诛罚那些不能处理的人，并替死者向仇人施刑。到了乱世，天子、诸侯、方伯都无法申诉。所以《尚书》评论纣王说：“凡有罪过的人，往往不能经常被捕获；小民正纷纷起来，彼此把对方当作仇敌。”仇怨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上级无法申诉，罪人不能经常被捕获。当时，如果有人有父兄之仇而立即杀死仇人，君子权衡当时的形势，宽宥他的情感，认为这样做可以。所以复仇的道理见于《春秋传》，也见于《礼记》，都是对乱世中做子弟的人说的。《春秋传》认为，父亲受刑诛杀，儿子为他复仇，是不可以的。这是说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仇而损害天下的公义。又认为，父亲没有受到正当诛杀，儿子为他复仇，是可以的。这是说不能因为有可以断绝的公义，就废弃不可断绝的亲恩。《周官》的说法是：“凡是复仇的人，都要把事情登记在士那里；杀死仇人的人无罪。”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令。凡所以会有复仇，是因为天下混乱，士不能审理案件。既然有士，却不能审理杀人的罪并施行刑罚，反而让别人的子弟来报仇，那么设置士、给他们俸禄又有什么用呢？古代对于杀人案件，审理可以说已经十分周全了，还唯恐有所遗漏，说：“与其错杀无辜，宁可放过不合常法的罪人。”如今把事情登记在士那里，杀人便无罪，那么所谓复仇，果真是应当报的仇吗？怎么知道其中没有独自可以申诉的情由呢？既然应当交给官府审理他的罪，却不让士师杀他，反而让仇人杀他，这又是什么道理？所以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法令。有人说：世道混乱而又有禁止复仇的法令，那么是宁可牺牲自己来复仇，还是不复仇而保存祖先的祭祀呢？我说：能够复仇却不复仇，不是孝；复仇却使祭祀断绝，也不是孝。把未能复仇的耻辱终身承受，大概可以。仇不能报，是天意；不忘记复仇，是自己的心志。克制自己而敬畏天意，内心不忘记亲人，不也可以吗？○刘才甫《息争》从前孔子的弟子中，有以德行著称的，有以政事著称的，有以言语、文学著称的。其中朴实的有樊迟，狂放的有曾点。孔子的老师，有老聃、郯子、苌弘、师襄；他的旧友有原壤，相知的有子桑伯子。仲弓问起子桑伯子，孔子称许他简朴。等到仲弓怀疑他过于简朴，孔子才认为雍的话有道理。因此南郭惠子问子贡说：“先生的门下，为什么这样杂乱呢？”唉，这难道不正是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吗？到了孟子，却这样说道：“如今天下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子。”“杨朱、墨子的学说不停止，孔子的道就不能显明。”“能够说话驳斥杨朱、墨子的人，是圣人的门徒。”当时因此认为孟子喜欢争辩，虽然这并不符合事实，但喜欢争辩的开端由此开启了。唐代的韩愈，排斥佛教、老子之学，学者称赞他。下至宋代，又有洛党、蜀党，有朱熹、陆九渊学说的异同。做洛学门徒的，以攻击苏氏为职事；学习朱熹学说的，以诋毁陆九渊为能事。我认为天地之气的变化无穷无尽，那么天下的道理也不可能由一个方面全部概括。从前曾子说“一以贯之”，是从努力实践进入的；子贡说“一以贯之”，是从广泛学习而得到的。从后世看来，子贡正确而曾子错误了。然而孔子从未在二者之间加以区别，他的道本来就有能够包容二者的地方。厌恶杨朱、墨子，是因为他们无父无君；斥责老子、佛教，也是说他们抛弃君臣、断绝父子，不把兄弟、夫妇放在心上，而追求清净寂灭。如果他们并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我为什么偏偏要指责警戒他们呢？大盗来了，打开箱子、搜取口袋，我便拿着戈戟跟随他；如果有人穿着我的衣服、诵读我的言论，我将敬畏、亲近、爱护他还来不及。如今却拿着屋里的兵器，在门内彼此争斗，这难道还不可以停止吗？从未深入考察别人言论的是非，只要看见有一点不同于自己，就群起排斥，这实在足以用来议论人吗？人的相貌本来不整齐，只稍有大小、长短的差异，就斥责对方不是人，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北宫黝、孟施舍距离圣人的勇气还很远，可是孟子却认为他们像曾子、像子夏。这样看来，诸子的行迹虽然不同，认为他们像子夏、像曾子，也是可以的。处在高处俯视下面，不去争斗，是因为认为对方不值得同我较量。到了才力相当、彼此势均力敌，又唯恐不能胜过对方，于是纷杂的争辩便产生了。因此，懂得道的人看天下各种不同的趋向和学说，都认为它们从未超出我的道之外，所以他的心胸宽广而有余裕。心胸宽广而有余裕，对万物无所不包，这就是孔子之所以伟大而没有外界限制的原因。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