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译卷一 ○贾生《过秦论》上篇 秦孝公凭借崤山、函谷关的险固，占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窥伺周王室，怀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意图，以及吞并八方的野心。在这时，商君辅佐他，对内建立法令制度，致力于耕种纺织，修治防守和作战的装备；对外实行连横，使诸侯相斗。于是秦人不费力气就取得了西河以外的土地。孝公死后，惠王、武王承袭原有的基业，沿用遗留下来的策略，向南兼并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土地，夺取险要的郡县。诸侯恐惧，聚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不吝惜珍贵器物、贵重宝物和肥沃美好的土地，用来招致天下贤士，采用合纵策略缔结盟约，彼此联合成为一体。当时，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君子，都明智而忠诚守信，宽厚而爱护别人，尊重贤者、敬重士人，约定合纵而离间连横，并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军队。于是六国的士人中，有甯越、徐尚、苏秦、杜赫这一类人为他们谋划；齐明、周最、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这些人沟通他们的意图；吴起、孙膑、带佗、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这一伙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凭借十倍于秦的土地、百万的军队，叩击关门进攻秦国。秦人打开关门迎击敌人，九国军队却徘徊退逃，不敢前进。秦国没有损失一支箭、一个箭头的费用，天下诸侯却已经困顿不堪。于是合纵解散、盟约破裂，诸侯争相割让土地来侍奉秦国。秦国凭借有余的力量乘机制服他们的困窘，追逐逃亡败北的人，尸体横陈百万，血流得可以漂起盾牌。秦国乘着有利形势和便利条件，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求屈服，弱国入朝拜见。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时，在位时间很短，国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到了秦王，发扬六代君主遗留下来的功业，挥动长鞭驾驭天下，吞并东周、西周，灭掉诸侯，登上帝位控制天地四方，拿着刑具鞭打天下，威势震动四海。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设置桂林郡、象郡。百越的君主低头，颈上系着绳子，把性命交给秦国的下级官吏。于是派蒙恬向北修筑长城，守卫边疆屏障，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南下来放牧马匹，士人也不敢拉弓报仇。于是废除先王的治国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使百姓愚昧。毁坏著名城池，杀戮豪杰俊士，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到咸阳，熔化兵器的锋刃，铸成十二个金人，用来削弱百姓。然后削平华山作为城墙，凭借黄河作为护城河，依靠高达亿丈的城墙，面对深不可测的溪谷作为险固。派良将拿着强弩，守卫险要的地方；派忠信之臣、精锐士卒，陈列锋利的兵器，盘问来往行人。天下已经平定，秦王的心里自以为关中的险固，千里坚如金城，是子孙世代称帝、统治万世的基业。秦王死后，余威还震慑着不同风俗的地方。陈涉是以破瓮作窗、以绳子系户枢的贫寒人家的儿子，是隶属于下层人的人，又是被迁徙的人；才能比不上普通人，并没有仲尼、墨翟那样的贤能，也没有陶朱、猗顿那样的财富。他置身于士卒行列之间，却在什长、百长之中突然崛起，率领疲惫离散的士卒，带着几百人的队伍，辗转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兵器，举起竹竿作旗帜。天下人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从；崤山以东的豪杰俊士于是一起起兵，灭亡了秦国宗族。况且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土地，崤山、函谷关的险固，仍然如旧。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君主尊贵；锄头、耰和棘木制成的武器，并不比钩戟、长矛锋利；被征发戍边的士卒，并不比九国军队强大；深谋远虑以及行军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六国的士人。然而成败却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功业也完全相反。假如让崤山以东的国家同陈涉比较长短、衡量大小、比较权势、估量力量，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然而秦凭借小小的土地、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势，招致八州归附，使同等地位的诸侯入朝，已有一百多年，然后把天下四方作为家，把崤山、函谷关作为宫殿。一个人发动变乱，天子的宗庙就毁灭了；自己死在别人手中，被天下人耻笑，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施行仁义，而进攻和防守的形势已经不同了。○贾生《过秦论》中篇 秦国兼并天下，吞并诸侯，面向南方称帝，以此养育四海百姓。天下的士人纷纷向往归附。像这样，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距离近古以来没有君王统治，已经很久了！周王室衰微，五霸相继灭亡以后，政令不能施行于天下。因此诸侯凭借武力相互攻伐，强者侵凌弱者，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争不止，士人和百姓疲惫困苦。如今秦面向南方称王于天下，这意味着天下上面有了天子。既然普通百姓都希望自己的性命得到安宁，没有不放空心思仰望君上的。在这个时候，守住威势、安定功业，国家安危的根本，就在于此了。秦王怀着贪婪鄙陋的心思，施行自以为是的才智，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人和百姓，废弃王道，建立个人专断的权力，禁绝典籍而施行严酷刑法，把欺诈和武力放在前面，把仁义放在后面，以暴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开端。兼并天下的，崇尚欺诈和武力；安定天下的，重视顺应形势。这就是说，夺取天下和守住天下，所用的策略不同。秦离开战国时代而称王天下，治国之道没有改变，政治措施也没有更改，这就是它夺取天下和守守天下所用方法不同的地方。秦王孤立地占有天下，所以它的灭亡很快就可以等着发生。假使秦王考虑上古的事情，兼取殷、周的事迹来制定和控制政令，那么后来即使有荒淫骄纵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三王建立天下，名号显赫美好，功业长久。如今秦二世即位，天下没有不伸长脖子观察他的政治的。寒冷的人以短粗的麻布衣为有利，饥饿的人以酒糟米糠为甘美。天下百姓的哀号，正是新君主可以凭借的条件。这就是说，使劳苦的百姓得到仁政是容易的。假如当时二世有平庸君主的行为，任用忠臣贤士，君臣同心，共同忧虑天下的祸患，穿着丧服来纠正先帝的过错；分割土地、分配百姓，封赏功臣的后代；建立国家、册立君主，以礼对待天下；使监狱空虚，免除刑罚杀戮，除去没收妻子儿女和其他污秽的罪名，使人各自返回乡里；打开粮仓，散发财物，救济孤独穷困的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以帮助百姓解决急难；简约法令，减少刑罚，以维持此后的治理，使天下人都能够重新做人，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约束自己；满足万民的愿望，用威势和恩德对待天下，那么天下人就会聚集归附。这样，四海之内都会欢喜地各自安居乐业，只怕发生变故。即使有狡猾的人，只要没有背离君上的心，奸邪之臣就无法施展他们的智谋，暴乱的奸谋也会停止。二世没有实行这种策略，反而加重无道的行为，毁坏宗庙、使百姓重新开始，修建阿房宫；刑罚繁多，诛杀严酷，官吏治理苛刻深重；赏罚不合适，赋税征收没有限度。天下事务纷繁，官吏无法治理；

译百姓困苦贫穷，君主却不收容抚恤。于是奸诈虚伪一齐兴起，上下彼此推诿逃避责任，被治罪的人很多，路上到处可见刑罚杀戮，天下人都以此为苦。从君卿以下直到普通百姓，每个人都怀有自身难保的忧惧，亲自处在穷困苦难之中，都不能安居于自己的职位和身份，所以很容易被煽动。因此陈涉没有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凭借公侯那样的尊贵身份，却在大泽乡奋臂高呼，天下人就响应了，这是因为百姓处于危急之中。所以先王能看见事物始终的变化，知道国家存亡的关键。因此治理百姓的方法，务必只在于使他们安定。天下即使有逆行作乱的臣子，也一定不会有响应帮助他的人。所以说：安定的百姓可以同他们实行义，陷于危难的百姓容易同他们做坏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身份贵为天子，财富拥有天下，自己却不能免于被杀戮，正是因为国家已经倾覆的缘故。这是秦二世的过错。○贾生《过秦论》下篇 秦兼并诸侯，取得崤山以东三十多个郡，修缮渡口和关隘，占据险要关塞，整治铠甲兵器来守卫它们。然而陈涉凭借几百名散乱的戍卒，奋臂大声呼喊，不使用弓箭戟矛等兵器，只拿锄头、耰和白木棍，望见房屋就进去取食，纵横天下。秦人却不能凭借险要进行防守，关门桥梁不关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军深入，交战于鸿门，竟然没有遭遇藩篱般的阻碍。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一齐起兵，豪杰纷纷自立。秦派章邯率军向东征讨。章邯于是凭借三军的兵力，在外面与人约定交易，图谋他的上级。这些臣下不可信任，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即位，仍然没有醒悟。假使子婴有平庸君主的才干，仅仅得到一个中等的辅佐之臣，那么崤山以东即使混乱，秦国的土地仍可以保全并占有，宗庙的祭祀本来不应当断绝。秦国的土地被山环绕、以黄河为带作为险固，是四面有险要的国家。从秦缪公以来直到秦王，二十多位君主，常常成为诸侯中的强国。难道世世代代都是贤明的吗？只是它所处的形势本来如此。况且天下曾经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在那个时代，贤能和智慧的人并列，良将统率军队，贤相交流谋略，然而却困于险阻不能前进，秦国于是引诱他们进入战场并打开关门，百万军队败逃，最终溃败。难道是勇力和智慧不足吗？是地形不利，形势不便。秦国把小城邑并入大城，扼守险要关塞而驻军，筑高营垒而不出战，关闭关门占据险隘，拿着兵戟守卫。诸侯从平民中起兵，因为利益联合，并没有古代圣王那样的德行。他们之间的交往还不亲密，下属也没有归附，名义上是要灭亡秦国，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看见秦国的险阻难以侵犯，就一定会退兵。安定土地、休养百姓，等待秦国疲敝；收拢弱小、扶助疲困，以此命令各大国的君主，不必担心不能在天下取得成功。身份贵为天子，财富拥有天下，自己却成为俘虏，是因为挽救败局的方法不对。秦王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不询问，于是犯了过错却不改变。秦二世接受了这一套，因而也不改正，以暴虐加重祸患。子婴孤立无援，没有亲近的人，也没有辅佐者。三个君主都受到迷惑，终身不能醒悟，国家灭亡，不也是理所当然吗？在这个时候，天下并不是没有深思熟虑、懂得变化的士人，然而他们之所以不敢竭尽忠诚、纠正过错，是因为秦国的风俗有很多忌讳和禁令，忠言还没有说完，自己就被杀戮灭亡了。因此天下士人都侧耳倾听，重叠双脚站立，闭紧嘴巴不敢说话。于是三个君主失去正道，忠臣不敢进谏，有识之士不敢谋划，天下已经混乱，奸邪之事却不能上报，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闭塞视听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士等官职，用来整治法令、设立刑罚，于是天下得到治理。国家强盛时，禁止暴行、诛除叛乱，天下便服从；国家衰弱时，五霸出征，诸侯便跟从；国势削弱时，内部守卫、外部归附，国家社稷仍得以保存。所以秦国强盛时，繁多法令、严酷刑罚使天下震服；等到它衰弱时，百姓怨恨不满，四海之内就背叛了。因此周王朝五种等级的爵序合乎正道，能够延续一千多年而不断绝；秦国则根本和末节都丧失了，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险的根本，相距实在太远了。民间谚语说：“前面的事情不能忘记，后面的事情应当把它当作借鉴。”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要考察上古，用当代的情况验证，参照人事，观察盛衰的道理，审察权势是否适宜，取舍进退有次序，变化能够顺应时势，所以国家可以长久，社稷也就安定了。○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易大传》说：“天下的道理归于同一目标，却有各种思虑；归于同一结果，却有不同道路。”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都是致力于治理的人，只是他们所遵循和论说的道路不同，有的方面有所省察，有的方面没有省察而已。我曾私下考察阴阳家的学术，它重视大祥瑞而忌讳众多，使人受到拘束、产生许多畏惧；然而它使四时的次序大体顺畅，这一点不能失去。儒家学说博杂却缺少要领，使人劳苦而功效少，所以它的做法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安排君臣、父子的礼义，区别夫妻、长幼的名分，这一点不可改变。墨家节俭却难以遵行，所以它的做法不能普遍实行；然而它强化根本、节省费用，这一点不能废弃。法家严酷而缺少恩惠，然而它端正君臣上下的区别，这一点不可改变。名家使人拘谨，却容易失去真实；然而它辨正名分和实际，不可不考察。道家使人的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理，能够使万物得到充足。它的学术方法，是顺应阴阳运行的大道，采纳儒家、墨家的长处，撮取名家、法家的要领，随着时代迁移，应合事物变化，建立风俗、施行事务，没有什么不适宜；它的宗旨简约而容易掌握，所做的事情少而功效多。儒家却不是这样。儒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仪表，君主倡导，臣下应和；君主在前，臣下跟随。这样一来，君主劳苦而臣下安逸。至于大道的要领，是去除刚强自满，抑制自作聪明，舍弃这些而任用道术。精神使用过度就会耗竭，形体劳累过度就会衰败。形体和精神都受到扰动，却想同天地一样长久，这是从未听说过的。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自都有教令；顺从它们就昌盛，违逆它们，不死就会灭亡，但也未必完全如此，所以说这会使人受到拘束而且多有畏惧。春天使万物生发，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收藏，这是天道最大的常规；不顺应它，就无法成为天下的纲纪，所以说：“四时最大的顺序，不可失去。” 儒者把《六艺》作为准则。《六艺》的经文和传注多得以千万计，累世也不能通晓其中的学问，一生也不能穷究其中的礼制，所以说：“广博却少有要领，劳苦却功效很少。”至于排列君臣父子的礼制，区分夫妇长幼的等级，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墨家也尊崇尧、舜之道，称说他们的德行，说：宫堂高三尺，土阶有三级，茅草屋顶不加修剪，椽木只取材而不刮削。用土簋盛饭，用土制的饮器喝水，吃粗劣的粱米饭，喝藜藿做的羹汤；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裘。送葬时，棺材用三寸厚的桐木，哭声也不尽其悲哀。他们教导丧礼，必定把这些作为万民的准则。假使天下都以此为法，那么尊卑就没有区别了。时代不同，情况变迁，所做的事情不必相同，所以说：“节俭却难以遵行。”总的说来，强化农业根本、节约费用，是使人人衣食有余、家家富足的办法。这是墨子的长处，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废弃。

译法家不区别亲疏，不区分贵贱，一概断之于法，那么亲爱亲属、尊敬尊长的恩义就断绝了。它可以施行一时的权宜之计，却不能长久采用，所以说：“严峻却少有恩情。”至于尊崇君主、压低臣下，明确职分，使彼此不得越过界限，即使诸子百家也不能改变。名家苛细地考察、纠缠不休，使人不能返回本意，只专门依据名目作判断而失去了人情，所以说：“使人节制而又容易失去真实。”至于依据名分来考核实际，使名实互相参验而不失误，这一点不可不加以审察。道家主张无为，又说无所不为；它的实际容易实行，言辞却难以理解。它的方法以虚无为根本，以顺应自然为作用。不形成固定的势态，没有恒常的形迹，所以能够穷究万物的实情。不走在万物之前，也不落在万物之后，所以能够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又像无法，顺应时势来做事；有尺度又像没有尺度，顺应事物而与之相合。所以说：“圣人并非永远不变，而是守住时势的变化。”虚无，是道的常态；顺应，是君主的纲要。群臣一同到来，使他们各自表明自己的意见。实际与声音相合的，叫作端；实际与声音不相合的，叫作窾。窾言不被听取，奸邪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肖自然分明，是非黑白也就显现出来。只要在于所要任用的人，哪一件事不能成功？于是与大道相合，混混沌沌，幽深冥暗；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状态。凡是人所以能够生存的，是精神；所依托的，是形体。精神过度使用就会枯竭，形体过度劳累就会衰败，形神分离就会死亡。死了不能再生，分离了不能再复合，所以圣人对此很重视。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根本，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却说“我有办法治理天下”，凭什么能够做到呢？卷二 韩退之《原道》广泛地爱人叫作仁，行为合宜叫作义，循着仁义去实行叫作道，内在充足而不依赖外物叫作德。仁和义是确定的名称，道和德是空泛的名位；所以道有君子之道和小人之道，德有凶德和吉德。老子轻视仁义，并不是要诋毁仁义，而是他的见识狭小。坐在井里看天，说天很小，并不是天小。他把小恩小惠当作仁，把孤立自守当作义；他把仁义看得狭小，也就理所当然了。他所谓的道，只把他所说的称为道，并不是我所说的道；他所谓的德，只把他所说的称为德，并不是我所说的德。凡是我所说的“道德”，是合并仁义而言，是天下公认的说法；老子所说的“道德”，是撇开仁义而言，是个人的私说。周道衰微，孔子去世，秦代焚书，汉代尊崇黄老，晋、魏、梁、隋之间崇奉佛教；那些谈说道德仁义的人，不归附杨朱，就归附墨子；不归附老子，就归附佛教。归附了这一家，必定排斥那一家；归附的人奉他们为主，排斥的人把他们视为奴隶；归附的人附和他们，排斥的人则诋毁他们。唉！后世的人如果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听从谁呢？信奉老子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 信奉佛教的人说：“孔子是我老师的弟子。”尊奉孔子的人，耳朵里常听到这种说法，喜欢它的荒诞而自我轻视，也说：“我的老师也曾经以他为老师，不过如此。”不只是口头上这样抬举他，还把它写进自己的书里。唉！后世的人即使想听到仁义道德的学说，又能向谁寻求呢？人们喜欢怪异，实在太厉害了！不探究事情的起源，不追问事情的结果，只想听闻怪异之事。古代从事各种职业的民众有四类，现在有六类；古代施教的人只占其中一类，现在施教的人占其中三类。农民只有一家，而靠吃粮食生活的有六家；工匠只有一家，而使用器物的有六家；商人只有一家，而依靠他们供给资财的有六家：这样怎么能不使百姓贫困而且盗窃呢！古代的时候，人们所遭受的祸害很多。有圣人出现并建立制度，然后教导他们彼此生养的道理；为他们设置君主和老师，驱赶虫蛇禽兽，使他们居住在中原；他们寒冷了，才替他们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