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八

译○苏子瞻上皇帝书 臣近来不顾自己的愚昧卑微，冒昧上呈密封奏章，谈论购买灯具的事情。臣自知冒犯天威，罪在不可赦免，便在私室铺着藁席，等待斧钺加身的惩罚。然而侧耳等待十多天，威严的命令并没有到来，向府司询问，才知道购买灯具的事情不久已经停止。于是知道陛下不仅赦免了臣，还能够听取臣的意见，惊喜超过预期，以至于感动流泪。为什么呢？改正过错毫不吝惜，采纳善言像水流一样自然，这是尧、舜、禹、汤勉力实行的事情，也是秦、汉以来绝无仅有的事情。只是这购买灯具的微小过失，哪里能够累及日月般的圣明？而陛下立即翻然改变命令，片刻也没有耽搁，这就叫智慧胜过天下却能听取最愚昧之人的意见，威势加于四海却能向匹夫屈尊。臣现在知道陛下可以同尧、舜相比，可以同[原文“芴”]、武相比，可以使百姓富足而废置刑罚，可以使军队强盛而使戎虏降服。这样的君主，臣怎么忍心辜负他！只应当披露内心，抛弃肝脑，竭尽所能，不再顾虑其他。此前臣也知道天下的事情有比购买灯具更大的，却偏偏把这件小事放在前面，大概是因为在还没有取得信任时进谏，圣人不赞许；交往浅而谈论深，是君子所戒，所以先试着谈论小事，而大的事情本来还要等待时机再说。如今陛下果然赦免臣而不杀，那么就是已经允许臣说下去了。既然允许了却不说完，臣便有罪，因此愿意把话全部说完。臣想说的有三件事：希望陛下凝聚人心、敦厚风俗、保存纲纪，仅此而已。人没有不有所依靠的。臣下依靠陛下的命令，所以能够役使小民；依靠陛下的法律，所以能够制服强暴。至于君主所依靠的又是谁呢？《尚书》说：“我面对亿万百姓，心情凛然，就像驾驭六匹马而手中的缰绳已经朽烂。”这是说天下没有比君主更危险的。人们聚合时就是君臣，离散时就是仇敌，聚散之间不能有丝毫差错。因此天下归附称为王，人各怀异心称为独夫。由此看来，君主所依靠的只是人心。人心对于君主，就像树木有根，灯火有油，鱼儿有水，农夫有田，商人有财。树木没有根就会枯槁，灯没有油就会熄灭，鱼没有水就会死亡，农夫没有田就会饥饿，商人没有财就会贫困，君主失去人心就会灭亡。这是必然的道理，是不可逃避的灾祸。它的可怕，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假如不是喜欢灾祸、喜好灭亡，狂乱失志，谁敢放纵自己的心意，轻易触犯人心呢？从前子产烧掉载书来平息众人的议论，贿赂伯石来安抚大族，因为他认为众人的愤怒难以触犯，专断的愿望难以实现。孔子也说：“取得信任以后才能役使百姓；没有取得信任，百姓就会认为这是在虐待自己。”只有商鞅变法不顾人们的议论，虽然能够迅速使国家富强，却也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使百姓只知道利益而不知道义理，只看见刑罚而看不见德政；即使取得了天下，也很快灭亡，至于商鞅本人最终也未能幸免，背负罪名出逃，诸侯都不接纳他，后来被车裂示众，秦人没有一个为他悲哀。君臣之间，难道愿意这样吗？宋襄公虽然实行仁义，却失去众人而灭亡；田常虽然不合义，却得到众人而强盛。因此君子还没有评论行事的是非，先要观察众心的向背。谢安任用桓氏诸人未必正确，但众人乐于接受，国家便因合于义而安定；庾亮征召苏峻未必错误，但形势有所不能，反而造成危辱。自古至今，没有与众人和易相处而不安定的，也没有刚愎自用而不危险的。如今陛下也知道人心不悦了。朝廷内外的人，无论贤能还是不肖，都说祖宗以来，治理财用的不过是三司使、副使、判官，已经历经百年，从未耽误事情。如今无缘无故又创设一个机构，名叫制置三司条例司。六七个年轻人日夜在宫内讲求此事；四十多名使者分头到外地经营办理。开端规模宏大，百姓实在惊疑；创立的法令新奇，官吏都惶惑不安。贤能的人寻求其中的道理却无法得到，不免忧虑；小人则按照自己的猜测揣度朝廷，于是加以诽谤。有人说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谈论财利，说执政以天子的宰辅而治理财货；商贾不再流通，物价飞涨。近处从淮甸，远处到川蜀，众口喧传，议论纷纭。有人说京师的正店将设置监官，有人说夔路的深山要实行酒禁，有人说要拘收僧尼的常住财产，有人说要削减军士和官吏的俸禄，类似的话多得数不清。更严重的甚至认为要恢复肉刑，这种话一传出，百姓就将惊恐回顾。陛下和几位大臣也听到了这些话，然而不予理会，只说：“我没有这样的事情，也没有这样的意图，何必顾虑人们的议论？”其实人们的议论虽然未必全都属实，但只要事情有相似之处，就会招致诽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一个人必定贪财，然后人们才会怀疑他偷盗；一个人必定好色，然后人们才会怀疑他淫乱。为什么呢？没有设置这个机构，就不会有这些诽谤。难道去年的百姓都忠厚，而今年的士人都浮薄吗？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他的工作，必须先使工具锋利。”又说：“一定要先端正名分吧？”如今陛下拿着求利的工具，却讳言所做的事情；有求利的名义，却推辞求利的意图，即使每家都安排一个人来辩解，即使在市场上摆出千金去收买人，人们也一定不会相信，诽谤也不会停止。制置三司条例司，就是求利的名义；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名使者，就是求利的工具。驱赶鹰犬奔向山林，却告诉人说我不是打猎，不如放开鹰犬，让野兽自然驯服；拿着网具进入江湖，却告诉人说我不是捕鱼，不如丢掉网具，让人自然相信。因此臣认为，要消除谗言邪说、招来和气，恢复人心、安定国家根本，没有比罢免制置三司条例司更好的办法。陛下之所以创设这个机构，不过是想兴利除害。假如罢免它会使利益不能兴起、祸害不能消除，那就不要罢免；如果罢免它而天下喜悦、人心安定，兴利除害也没有什么不能做到的，那又何苦不罢免呢？陛下想要革除积弊、建立法令，必定要让宰相充分讨论后再实行；如果事情不经过中书省，那就是乱世的法令，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难道会这样吗？如果建立法令不能不经过中书省，充分讨论又不能不让宰相参与，那么设置这个机构，岂不是多余而且没有名义？智者谋划事情，贵在不留下痕迹。汉文帝、汉景帝的史籍，记载的是没有什么可记的大事；唐朝房玄龄、杜如晦的传记，也没有什么可记载的功劳。然而天下谈论善治的人就称道汉文帝、汉景帝，谈论贤臣的人就称道房玄龄、杜如晦。大概事情已经建立却不露痕迹，功业已经成就却无人知晓。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哪里只是用兵如此，万事无不如此。如今所谋划的事情还不到万分之一，痕迹却已经传布天下，如同泥中斗兽一般，也可以说是拙劣的谋划了。

译陛下如果真想使国家富足，就选择三司的官属和漕运使、副使，陛下与几位大臣勤勉不懈地讲求此事，经过多年的磨炼，那么积弊自然会消除而人们并不知道。只是恐怕立志不坚定，中途就废止。孟子说：“前进得太快的，退步也会很快。”如果有始有终，自然可以慢慢进行；十年以后，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建立？孔子说：“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成就不了大事。”假如孔子不是圣人，那么这些话也不能采用吗？《尚书》说：“谋议要征询卿士，直到普通百姓，大家完全一致同意，才达到大吉。”如果反对的人多、赞成的人少，那么静止时尚且吉利，发动起来就会凶险。如今从宰相大臣开始，既然已经辞免而不肯做，那么外面的议论也完全可以知道了。宰相是臣下，尚且不愿以此事玷污自己，而陛下却独自安然接受这个名声而不辞退它，这不是臣的愚见所能理解的。君臣日夜辛劳，已经将近一年了，可富国的成效仍茫然如同捕捉风，徒然听说内库拿出数百万缗钱，礼部给五千多人授予度牒罢了；把这当作办法，谁不能做到呢？况且派遣使者四处奔走，本来就不是好的制度。汉武帝派绣衣直指使，桓帝派八名使者，都是因为郡守县令败坏、盗贼公然横行，实在没有办法，才采取这种下策。宋文帝元嘉年间的政治，比得上汉文帝、汉景帝，当时只是责成郡县办事，从未派遣使者。到了孝武帝，因为郡县办事迟缓，才开始命令御台使者督促，以至于萧齐时期，这个弊病也没有革除。因此景陵王萧子良上疏极力谈论此事，认为这些使者早晨辞别宫门时，神态就已经不同；晚上住在州县，威势和福祸便可以施行；驱迫驿站传递，折辱郡守县令，使公私都受到骚扰，百姓无法生活。唐朝开元年间，宇文融上奏设置劝农判官，派裴宽等二十九人兼任御史，分头巡视天下，招抚带领流散户口，检查追究漏报的田地。当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都认为不便，后来相继被罢黜。虽然得到八十多万户，实际上都是州县迎合旨意，把主户当作客户，把少数说成多数。后来让百官在尚书省集体议论，而公卿以下都害怕宇文融的威势，不敢提出不同意见。陛下不妨取来有关记载读一读，看看他们所做的是对还是错。近来均税宽恤，官员车马接连不断，朝廷也很快觉察到它不对，而天下至今还把这件事当作谤议。没有过几年，是非就清楚了。臣担心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过去一样；况且这次派遣的人员尤其不合适。事情少而人员多，身份轻而权力重。身份轻而权力重，人们就多不服，甚至会招致侮慢而引发争斗。事情少而人员多，就没有什么可作为功劳的，必定会制造事情来填塞贡绩。陛下虽然严格赐下约束，不许他们邀功，但臣下侍奉君主的通常心情，是不只听从命令而更要迎合君主的意图。如今朝廷的意图，是喜欢变动而厌恶安静，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意图所在，谁敢不顺从？臣恐怕陛下的赤子百姓，从此没有安宁的年岁了。至于所要实行的事情，行路之人都知道它很难。为什么呢？汴水浑浊，自从有生民以来，从来没有用来种稻。秦地人的歌谣说：“泾水一石，其中的泥有数斗。边灌溉边施肥，使我的禾黍生长。”什么时候说过使我的粳稻生长呢？如今想筑陂塘使水变清，万顷稻田，必定要用[原文“干顷”]的陂塘。一年淤积一次，三年就会填满。陛下仓促相信这种说法，即使派人察看地形，[原文“刀一官吏”]只顾苟且顺从，真的认为陛下有意兴办工程，上面耗费国库粮饷，下面耽误农时；一旦堤防决开，河水失去原来的河道，即使把提出建议的人吃掉，对百姓又有什么补益？天下长久太平，百姓和物产不断增多，四方遗留下来的利益，大概已经略尽了。如今想凭空寻找水利，正所谓“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岂只是徒劳，必定会造成很大的烦扰。凡是谋划利害之事，不论是什么人，小的就按事情给予酬劳，大的就根据才能加以任用；官府和私人若阻挠败坏，一律贬黜降职，不因赦免而原谅；如果才力不能办理兴修，便允许上奏请求更换。赏赐可以说很重，惩罚可以说很轻，然而始终没有说明，各类人员如果妄自上奏，或者官府、私人错误地兴起工程，应当获何种罪。这样一来，狂妄平庸、轻薄浮浪的奸人，就会从此争着谈论水利了。成功就有赏赐，事情失败却没有惩罚，官府即使知道它粗疏，哪里能够立即压制退回呢？各地追赶召集老少百姓，互相察看是否可行，官吏士卒所经过的地方，鸡犬都被驱赶得一空。如果不是明显难以实行，就必须暂且兴起劳役。为什么呢？阻挠败坏的罪重，而错误兴役的过错轻。人们大多爱惜自身，形势必然如此。况且古代的陂塘废堰，多被附近的人侵占耕种，年代久远，已经同永久产业一样；如果想要恢复，必定要全部追收，人心或许会动摇，这很不是好的政事。又有好争讼的党徒和多有怨恨的人，胡乱说某处官司修筑陂渠，是想毁坏仇怨之人的田产；或者指认别人的旧业，说成官府的陂塘，冒充佃种而引发的诉讼，必定比今天多一倍。臣不知道朝廷本来没有一件事情，为什么偏要做这些呢！自古以来役使百姓，必定要使用乡户，就像吃饭必定要用五谷，穿衣必定要用丝麻，渡河必定要用舟船，行走陆地必定要用牛马；其中虽然有时可以用其他东西替代，但终究不是天下可以长期实行的办法。如今只是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郡雇用役夫，就想把它推广到天下，这就像看见燕、晋的枣栗，岷、蜀的蹲鸱，便想因此废掉五谷，难道不困难吗？又想由官府出卖各地的坊场，用来充作衙前雇役的工钱；即使有长期服役的人，也不再给酬劳。长期服役所得本来就少，从此一定会逐渐衰败离散，那么州郡的事务状况憔悴衰弱，也就可想而知了。士大夫舍弃亲戚、抛下坟墓，跟随官府到四方任职，在尽力办事之余，也想得到一点欢乐，这是人的至情。如果凋敝破败得太严重，厨房和驿传都冷落萧条，就像危乱国家的鄙陋风气，恐怕不是太平盛世的盛观。陛下如果确实考虑到这些，一定不会愿意这样做。况且如今法令没有比管理军队更严的，军法没有比惩治逃亡更严的。禁军逃亡三次，厢军逃亡五次，大多判处死刑。然而逃军常常遍布天下的一半，不知道雇人服役与厢军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人逃亡，凭什么惩罚他？这种惩罚势必比逃军轻，那么他们逃亡必定比今天更加严重；作为他们的长官，不也就难以管理了吗？近来虽然允许乡户大多可以雇人代役，但至于所雇之人逃亡，乡户仍然要承担责任。如今又想在两税之外另立一项税目，称为庸钱，用来准备官府雇役的费用。这样，雇人的责任就由官府自己承担了。自从唐朝杨炎废除租庸调、改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各种赋税征收的数额，用来确定两税的定额，那么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两税之中了。如今两税照旧，为什么又要征收庸钱？圣人制定法令，必定考虑后世，怎么可以在两税之外另立税目名称？万一后世不幸有贪欲很多的君主，再有聚敛之臣辅佐他，庸钱不废除，差役仍然存在，使天下人怨恨不已，追究它的来源，那么一定会有人承担这个罪过。

译又想让坊郭等第的居民同乡户均摊差役，让有晶官、形势的富贵之家同普通百姓一起服役。其说法是：《周礼》说田地不耕种的人要缴纳屋粟，住宅不种植桑麻的人要缴纳里布；汉代宰相、旧臣的子弟也不能免除戍守边疆。这就是他们借以作为口实的依据。古代是官府养活百姓，如今是百姓养活官府。给他们田地却不耕种，用农业来劝导他们却不尽力，于是才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百姓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便离开土地去经商，这是时势造成的，为什么还要叫他们服役？况且一年戍守，不过三天；三天雇人的费用，是三百钱。如今世代三大户的差役，从公卿以下没有人可以免除，它的费用难道只有三百钱吗？大体说来，事情如果可行，不一定都要有旧例可援引；如果百姓不喜欢、风俗不安宁，即使有经典中的明文，也无法弥补人们的怨恨。如果实行这两件事，必定会招致怨恨。女户和单丁，大概是上天百姓中的困穷者。古代的君王首先致力于救济他们，而如今陛下却首先想役使他们。这些人如果不是户口将要断绝而还没有灭亡，就是家中虽有男丁却还年幼；假如宽免他们几年，他们必定长成而服役，直到老死也要陷入官府劳役。陛下富有四海，怎么忍心不加以体恤？孟子说：“最初制作俑来陪葬的人，恐怕没有后代吧？”《春秋》记载制作丘甲、征收田赋，都是因为它们最初成为百姓祸患而加以重视。青苗放贷，自古以来就有禁令。如今陛下开始制定成法，每年都实行；即使说不许强行摊派，几代以后，暴君污吏，陛下能够保证他们不这样做吗？将来天下人怨恨这件事，国史记载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难道不可惜吗？况且东南买绢，本来使用现钱；陕西购买粮草，不许折换，朝廷已经有明确命令，主管部门也常常执行，然而买绢没有不折成盐的，粮草没有不折成钞的，由此可知青苗钱不许强行摊派的说法，也只是一纸空文。仅如治平初年挑选、刺配义勇军，当时诏旨加以慰谕，明说永远不让他们戍守边疆，写在简册上，如同盟约。到了今天才过了多少日子，议论已经动摇，有人想用他们替换、轮换东军，有人想用来抵换弓手；禁约难以依靠，这不是很明显吗？即使这条命令确实实行，果真不强行摊派，估计其中愿意请求青苗钱的户，也一定都是孤贫而无力维持的人家。家中如果本来有余财，哪里会同官府交易？这些人遭受的鞭打催逼一旦急迫，接着就会逃亡；逃亡的人多了，就会把负担均摊给邻里保伍。形势必然如此，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况且，常平法可以说是最完善的了：所遵守的原则简约，而所能惠及的范围广。假使一个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只有一千斛粮食，那么在粮价上涨的时候，把这一千斛粮食投入市场，物价自然就会平稳。一地的粮价平稳了，一个国家的粮食供应自然充足，也没有拿着瓢乞讨的弊病，没有里正催逼驱迫的劳苦。如今如果把它改成青苗法，每户只贷一斛粮食，那么在千户之外，谁来救济他们的饥荒？况且常平仓的钱，常常担心太少；如果把钱全部用来收购粮食，就没有钱可以借贷；如果留下钱用来借贷，那么能收购多少粮食？由此可知，常平法和青苗法，势必不能同时存在；废掉那个而成就这个，损失会更多，既亏损官府又伤害百姓，到后悔时也来不及了。臣私下估计，陛下如果想考察实际情况，也一定会询问人们。人们知道陛下正想竭力推行此法，一定会说此法有利而无害。以臣愚见，恐怕不可以相信。凭什么说明这一点呢？臣前些时候在陕西，看见刺义勇、提举诸县等事，臣曾亲自巡视，忧愁怨恨的百姓，哭声震动原野。当时奉使回来的人，都说百姓全都乐于实行。迎合上意以求容身，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否则，山东的盗贼，二世时为什么没有觉察；南诏的失败，明皇为什么没有知道？如今虽然还没有到那种地步，也只希望陛下审慎地听取实情罢了。从前汉武帝时期，财力耗尽，采用商人桑弘羊的主张，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称为均输。当时商贾不能正常经营，盗贼日益猖獗，几乎到了天下大乱的地步。孝昭帝即位后，学者们争相排斥他的主张，霍光顺应百姓的愿望，随即将其废止，天下人心归附，于是太平无事。没想到如今这种议论又重新兴起。立法之初，这种说法还很浅陋，只说把贵处的货物转移到便宜处，把近处的货物运往远处。然而大规模设置官属，支出大量钱币，豪商大贾都疑惧而不敢行动，认为虽没有明说要贩卖，但既然已经允许官府进行变易，变易一旦实行，却说不与商贾争利，是从未听说过的。商贾经营货物，周折复杂而难以办理。他们买货时，要在约定期限之前先付钱；卖货时，则要到约定期限以后才收取货款。靠多种方式彼此周济，曲折地互相通融，成倍的利息就是由此取得的。如今官府购买这种货物，必先设置官署、任用官吏，文书、仓廪和俸禄等费用已经很大；没有好处就不会出售，没有贿赂就不能办成，因此官府购买的价格必然比民间更贵。等到出售时，弊病又会和以前一样，商贾的利润从哪里得到呢？朝廷没有考虑到这些，竟拿出五百万缗钱给他们。这笔钱一旦发出，恐怕就再也收不回来了。即使其中略有所得，征收商税的数额，所损失的也一定更多。如今有个人替主人放牧牛羊，却不告诉主人，拿一头牛换来五只羊。一头牛的损失，就隐瞒不说；五只羊的获得，却指称为自己的劳绩。陛下以为破坏常平法而可以宣扬青苗法的功劳，损害商税而可以取得均输的利益，与这有什么不同呢？陛下洞察天机，圣明谋略如神，这件事如此明显，难道会有不明白的吗？陛下必定认为已经实行的事情，不愿中途改变，担心天下人以为您守持德行前后不一、任用人不能始终如一，所以拖延岁月，希望事情还有万一可以挽回的余地。臣私下认为，这是错的。古代英明的君主，没有超过汉高祖的。郦食其谋划削弱楚国的势力，想要恢复六国，高祖说好，催促刻制印信。等听到留侯张良的话，又吐出口中的食物骂道：赶快销毁印信。刚说好不久，接着就骂人；刻印、销印，简直像小孩子做游戏。他哪里会因此损害高祖知人善任的明智，恰好足以说明圣人没有私我。陛下认为可行就实行，知道不可行就停止，这是最圣明、最明智的做法，没有什么能超过它。议论者一定会说，百姓可以同享成功，却难以同谋开创，所以劝陛下坚持到底、不顾一切，一定要实行。这不过是战国时代贪图功劳之人冒险侥幸的说法。陛下如果相信并采用它，就是顺从高深空泛的议论而违背最真实的民情，抱守空名而招来实际灾祸；还没有享受到成功的快乐，怨恨就已经产生了。臣所希望用来凝聚人心的，就是这个意思。

译进言论事的人已经不少了，但也曾有人把国家存亡的原因、国运长短的道理告诉陛下吗？国家存亡的原因，在于道德的深浅，而不在于强弱；国运长短的原因，在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于富贫。道德确实深厚，风俗确实淳厚，即使贫穷而弱小，也不妨碍长久存在；道德确实浅薄，风俗确实浇薄，即使强盛而富有，也无法挽救短促而灭亡。君主明白这一点，就知道什么该看重、什么该看轻了。因此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国家弱小而忘记道德，不因国家贫穷而损伤风俗；有智慧的人观察别国，也一定用这个道理来考察。齐国极其强盛，周公却知道它后来一定会有篡位弑君的臣子；卫国极其弱小，季札却知道它后来会灭亡。吴国攻破楚国的郢都，陈国大夫逢滑却知道楚国一定会复兴；晋武帝已经平定吴国，何曾却知道天下将要动乱；隋文帝已经平定陈国，房乔却知道隋朝不会长久；汉元帝斩杀郅支单于，招致呼韩邪单于来朝，功劳超过汉武帝、汉宣帝，却苟且偷安，王氏篡乱的祸端由此产生；唐宣宗收复燕、赵，重新取得河湟，力量强于唐宪宗、唐武宗，却销毁兵器，庞勋之乱因此兴起。臣希望陛下致力于崇尚道德、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于建立功业而贪求富强。假使陛下富有如隋朝，强盛如秦国，向西取得灵武，向北取得燕蓟，说是有功也可以；但国家能长久还是会短促，却不在这些方面。国家的长短，就如同人的寿夭。人的寿夭取决于元气，国家的长短取决于风俗。世间有身体瘦弱却长寿的人，也有体格强壮却突然死亡的人。只要元气还在，身体瘦弱也没有妨害；等到元气已经耗尽，体格越强壮反而越危险。因此善于养生的人，谨慎安排起居，节制饮食，导引关节，吐出旧气、吸入新气；不得已使用药物时，就选择品级上等、药性良善、可以长期服用而没有危害的药物，使五脏调和，寿命延长。不善于养生的人，轻视节制谨慎的功效，迟疑于吐纳导引的作用，厌弃上等药而使用下等药，损伤真气却助长虚假的强盛，根本已经空虚，倒毙之日就不远了。天下的形势，与此没有不同。所以臣希望陛下爱惜风俗，就像保护元气一样。古代圣人不是不知道严峻苛刻的法律可以整齐众人、勇猛强悍的人可以成就事业，也不是不知道忠厚近于迂阔、老成之人起初似乎迟钝。然而他们始终不肯用那些来替代这些，是因为知道所得很小而所失很大。曹参是贤相，说要谨慎，不要扰乱监狱和市场；黄霸是循吏，说治理之道在于去除过分严苛。有人讥笑谢安只清谈而荒废政事，谢安笑着说：秦国任用执掌刑法的官吏，二世就灭亡了。刘晏主管度支时，专门任用果断锐利的年轻人，务求迅速办成事情，喜好功利的一派互相仿效，逐渐成为风气。唐德宗刚即位时，提拔崔柘甫为宰相，崔柘甫以道德和宽大为原则，推广皇帝的意旨，因此建中年间的政治声誉非常好，天下人都寄予希望，差不多可以比拟贞观年间。等到卢杞做宰相，劝说皇帝用刑名之术整顿天下，逐渐导致风俗浇薄，最终发展到播迁流离。我仁祖治理天下时，执法极其宽缓，用人有次序，专门致力于掩盖和补救过失，从未轻易改变旧有制度。然而考察他的成效，只能说没有达到理想；说到用兵，十次出兵九次失败；说到府库，也只是勉强够用而没有余裕。他只是因为恩德泽被百姓，风俗使人懂得义理。所以他升遐那天，天下人如同死了父母；国家能够长久，最终一定要依赖这些恩德。由此看来，仁祖可以说是懂得根本的了。如今议论的人没有看清这一点，只看见仁祖晚年官吏大多因循守旧、政事不能振作兴举，于是想用苛刻监察来纠正，用才智和技能来整齐，招来新进而勇锐的人，企图一举取得速成的效果；还没有享受到它的利益，浇薄的风气已经形成。况且天时不能处处协调，人谁能没有过错？国君能够包容污垢，过于苛察就没有同伴。陛下如果多方包容，人才就可以逐步得到任用；如果一定要广泛设置耳目，专门搜求瑕疵，那么人人都不能自安，各自只求苟且免祸。恐怕这不是朝廷的福分，难道也是陛下所希望的吗？汉文帝想任用管理虎圈的啬夫，张释之却认为他只是能说会道，会损伤风俗。如今如果因为口才敏捷而选取士人，因为应对迟钝而斥退人才，因为虚浮荒诞、没有实质而称为能文，因为偏激矫饰、不肯出仕而称为有德，那么先王留下的恩泽，终将消散微薄。自古任用人才，必须经过多次考验。即使有卓越非凡的才器，也一定要有已经完成的功绩：一方面使他经历变故而知道困难，做事不会轻率；另一方面等到他的功劳高、声望重时再任用，别人自然无话可说。从前先主任命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却担心不妥，认为黄忠的名望一向不是关羽、张飞一类，如果爵位突然与他们相同，他们一定会不高兴。后来关羽果然对此提出意见。以黄忠豪迈勇猛的资质，以先主君臣之间的契合关系，尚且还要考虑这种情况，何况其他人呢？世人常说汉文帝没有重用贾谊，认为这是深深的遗憾。臣曾推究其中的意义，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贾谊固然是天下奇才，他所说的也是一时的良策；然而他请求任命自己为属国官，想要拘系匈奴单于，这只是处士的夸大之言、少年的锐气。过去高祖率领三十万军队，在平城被困；当时将相群臣中，难道没有像贾谊这样的人吗？所谓三表五饵，人们都知道它疏漏，却想靠这些办法困住中行说，更是不可信。兵器是凶器，却把用兵说得轻易，正如赵括轻视秦国、李信轻视楚国一样。如果汉文帝急于采用他的主张，天下恐怕将不得安宁。假如贾谊曾经经历艰难，也一定会自己悔恨当初的主张；到晚年再任用他，他的谋略一定会更加精密。不幸的是他早早死去，这是意料之外的事。否则，汉文帝难道是抛弃人才的君主，绛侯周勃、灌婴难道是蒙蔽贤能的人吗？至于晁错，更被称为刻薄；文帝时期，他只做到太子家令，景帝即位后却任命他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这位贤相因此发愤而死。晁错变更法律、改订命令，天下骚动不安。等到七国发动叛乱，晁错的办法也已经穷尽了。汉文帝、汉景帝的优劣，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译大体说来，名位、爵禄都是人们奔走追求的东西，必须让人积累劳绩以后才升迁，以表明它需要长期努力而且难以获得。这样人们各自安守本分，不敢急躁妄求。如今如果大开突然晋升的门路，使人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公卿和侍从的职位近在咫尺、唾手可得，那么已经得到的人既不会把这种微小的幸运当作自己的声名，得不到的人却一定会把沉沦失意视为怨恨，于是天下那些按常规升迁的人全都产生妄想，因不如别人而感到羞耻，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希望风俗淳厚，难道还能办到吗？选人改任京官，通常需要十多年，还要接连经历艰难险阻，计算考核细致到毫厘之间，其中只要有一件事情不合格，常常终身沉沦、被弃置不用。如今竟因一个人的推荐举荐就授予他官职，还担心不够相称，章服随即发下。那些积累劳绩、按资历久候才获得官职的人，怎么会心悦诚服呢？按常规候选的人，不是任主簿，就是任县令；官员名额多而空缺少，他们对此早已忧虑，不能再开许多门路来供投机取巧者晋升。如果投机取巧的人侵夺得太过分，那么笨拙老实的人就会受到逼迫、惊惧而无所作为；利害对照如此明显，不能不察看。所以近来朴实笨拙的人越来越少，而靠技巧钻营进身的士人越来越多。只希望陛下重视他们、爱惜他们、怜悯他们、救助他们。比如近日三司进言，让天下各郡选举一人，催促办理三司的文书，允许他们提前占取职位以酬劳，那么几年以后，审官院和吏部又会有三百多人可以优先占据空缺；按常规候补的人，岂不是更加困难了吗？此外，主管发运、均输以及巡视农田水利的人，已经凭借监司的身份，各自都怀有求取升用之心；轮流应对时，希望迎合圣意而迅速升迁；奏报考课时，希望取得优等而快速擢升。他们互相以力量争胜，互相以言辞争高，于是名声和实际混乱了。只希望陛下以简约平易作为法则，以清静无为作为内心，使奸邪无从凭借，百姓的品德归于淳厚。臣所希望使风俗淳厚的意思，就是这个。古代建立国家，使内外互相制约，使轻重彼此平衡。像周朝、唐朝，是外部权重而内部权轻；像秦朝、魏国，是外部权轻而内部权重。内部权重的弊病，必然有奸臣指鹿为马的忧患；外部权重的弊病，必然有大国问鼎的忧虑。圣人正当强盛时就考虑衰败，常常预先立法来挽救弊病。国家的租税赋役总汇于计省，重兵聚集在京师，以古代衡量今天，似乎是内部权重。恭敬地思考祖宗预先谋划、深远考虑的用意，本来不是小臣能够凭空推测并全面了解的。然而考察祖宗委任台谏这一件事，就是圣人防患过度周密的深谋。纵观秦、汉直到五代，因进谏诤言而死的人，大概有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从未因一句进言而获罪。即使有轻微责罚，也很快得到越级升迁。允许根据传闻进言，而且不受长官约束；不论尊卑，言论的声望都受到尊重。进言涉及皇帝，天子就改变容色；事情关系朝廷政务，宰相就等待治罪。所以仁宗时期，议论者讥讽宰相只不过奉行台谏的风旨罢了。圣人的深意，流俗之人哪里知道？提拔任用台谏官，固然未必人人贤能，他们所说的也未必全对；然而必须养护他们的锐气、借给他们重权，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这是要挫败奸臣萌芽，挽救内部权重的弊病。奸臣刚开始形成时，用台谏来挫败他们还绰绰有余；等到奸臣已经坐大，再用战争去消灭他们就不够了。如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然而养猫是为了除鼠，不能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一只不捕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备奸邪，不能因为没有奸邪，就养一只不会吠叫的狗。陛下难道不应上念祖宗设置这一官职的用意，下为子孙建立万一之际的防备吗？朝廷的纲纪，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臣从幼年所记得的，以及听长者谈论的，都说台谏所说的话，通常随着天下的公议。公议赞成的，台谏也赞成；公议攻击的，台谏也攻击。到了英宗初年，开始提出称亲的议论，这本来并不是君主的大过错，也没有典礼明文，只是因为众人的心意没有安定、公议不赞成，当时台谏便以死相争。如今舆论沸腾，怨言纷纷而来，公议所在之处也可以知道了，可是台谏彼此观望而不发言，朝廷内外都失望。弹劾积累威势以后，即使庸人也可以振奋发扬；声望风采消磨衰败之后，即使豪杰也有不能振作的。臣担心从今以后，习惯逐渐形成风气，台谏全都成为执政者的私人，以致君主孤立；一旦纲纪废弛，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孔子说：鄙陋小人可以同他侍奉君主吗？他没有得到职位时，担心得不到；得到以后，又担心失去。如果只是担心失去，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臣刚读这段话时，怀疑它说得太过分，认为鄙夫担心失去，不过是保住职位、苟且容身罢了。等看到李斯担心蒙恬夺取自己的权力，于是拥立秦二世而使秦朝灭亡；卢杞担心怀光数说自己的罪恶，于是误导唐德宗，导致天下再次动乱。才知道他们的祸心本来产生于害怕失去权位，灾祸却竟发展到亡国。孔子的话确实并不过分。因此可知，治理国家的人，在平常时期一定要常有敢于忘掉自身、冒犯君颜的士人，那么遇到危难时，才可能有为义而死、守节不屈的臣子。如果平常时期尚且不能说一句话，遇到危难时凭什么要求他们为节义而死？臣下如果全都这样，天下也会说危险了！君子和谐相处却不盲目苟同，小人表面相同却不能和谐。和谐就像调和羹汤，苟同就像把水混在水中。因此孙宝曾说：周公是最圣明的人，召公是极贤能的人，尚且彼此不相悦，这件事已经载入经典；但双方并没有互相损害。晋朝的王导，可以说是辅佐国家的元老，他每次和宾客谈论事情，满座都称好，王述却不高兴，认为人不是尧、舜，怎么能每件事都做到尽善尽美；王导也整理衣襟向他道歉。如果让所有言论都没有不同意见，心意都没有不相合，彼此一唱一和，那么还有谁不是贤人呢？万一有小人夹杂其中，君主又凭什么察觉呢？臣所说希望保存纲纪，意思就是这个。臣不敢逐条诋毁新政，苟且提出异议。比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整器械、检阅操练鼓旗，这些都是陛下谋略极其明智、意志刚健而果断的体现，既然舆论已经赞同，臣岂敢有话说？然而至于臣所进献的三条意见，并不是臣个人的私见；朝廷内外所忧虑的，谁不知道呢？从前禹告诫舜说：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只喜好怠慢游乐。舜难道有这种行为吗？周公告诫成王说：不要像殷王受那样迷乱，沉溺于酒德。成王难道有这种行为吗？周昌把汉高祖比作桀、纣，刘毅把晋武帝比作桓、灵，当时的君主都没有因此治他们的罪，反而记载在史册中，成为美谈。假使臣所进献的三条意见，朝廷完全没有这种情况，那是天下的幸运，臣也有幸参与其中；如果万一有一点类似，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然而臣的计策可以说是愚蠢了。凭蝼蚁般的性命，来试探雷霆般的威严，积累如此狂妄愚昧的行为，难道可以屡次获得赦免吗？严重的话会身首异处、家门破败；轻一些也会削除名籍、流放荒远之地，流离在道路上。即便如此，陛下也一定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臣天性极其愚钝，却又一向深信自己。先前参与讨论学校贡举时，一开始就违背了大臣的本意，已经料想会被放逐，哪里敢希望保全自己？

译可是陛下唯独认为臣的话有道理，特意屈尊召见臣问对，从容交谈了很久，甚至对臣说：“如今政令的得失在哪里，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来。”臣当即回答说：“陛下具有生而知之的天性，上天赋予您文武才略，不必担心您不明察，不必担心您不勤勉，不必担心您不果断，只担心您求治过于急切，进用人才过于锐进，听取言论过于广泛。”陛下又让我陈述这样说的原因。陛下点头说：“你所进献的三条意见，我应当认真思考。”臣的狂妄愚昧，并不只是今天才有，陛下容忍臣已经很久了。哪里有开始时容忍臣，最后却不赦免臣的道理？臣依仗这一点进言，所以不感到害怕。臣所害怕的是，臣的讥刺已经很重，怨恨仇敌确实很多，他们一定会用苛深的文法诋毁臣，用危险的法律中伤臣，使陛下即使想赦免臣也做不到，那岂不是危险吗？臣不怕死亡，只担心天下人以臣为戒，从此再没有进言的人。因此臣思考了一个月，夜以继日地写作，文章写成后又毁掉，反复多次。臣感念陛下听取臣的一句话，心中不能停止，终于说出了这些意见。只希望陛下怜悯臣的愚拙忠心，最终赦免臣，臣将恭敬俯伏，等待治罪，忧惧到了极点。卷十九 苏子瞻代张方平劝谏不要用兵的奏书 臣听说，喜好用兵就像喜好女色一样。损伤生命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女色的人必定会死；残害百姓的事情不止一种，但喜好用兵的人必定会亡国。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人的用兵，都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他们取胜，就享有安全的福分；他们不胜，也一定没有意料之外的祸患。后世用兵，都是本来可以不打却不肯停止。所以他们取胜，变化就迟而祸患大；他们不胜，变化就快而祸患小。因此圣人不计较胜负的功劳，而深切警戒用兵的祸患。为什么呢？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内外骚动，因道路运输而濒临死亡的有七十万家。对内使府库空虚，对外使百姓贫困。饥寒逼迫，后来必定有盗贼的忧患；死伤愁怨，最终必定招来水旱灾害的报应。上面将帅拥兵自重，会有跋扈之心；下面士卒长期服役，会有溃散叛乱的意图。种种变故层出不穷，都是由用兵造成的。至于首先倡议发动战事的人，冥冥中的谴罚尤其重，因为平民无缘无故因战争而死，怨气积聚充满，必定要有承担这种罪咎的人。因此圣人畏惧并重视用兵，若非不得已，不敢轻易动用。自古君主喜好动用武力，因失败而灭亡的，多得数不清。臣今天不敢再说那些失败的事，请为陛下说说那些取胜的君主。秦始皇已经平定六国，又接着对胡、越用兵，戍守服役的祸患遍及四海。虽然拓展土地千里，远远超过三代，但坟土尚未干，天下已经怨恨叛乱。秦二世被杀，子婴被擒，灭亡的惨酷，是自古从未有过的。汉武帝承接汉文帝、汉景帝富足充盈的余业，一开始就挑起对匈奴的战争，战事连续不断，于是逐渐扩展到各个国家，年年征调兵力，所到之处都取得成功。建元年间，兵祸开始发生。当时蚩尤旗出现，长得与天空一样高；那年春天，戾太子出生。从此出兵三十多年，死者不计其数。等到巫蛊之事发生，京城血流成河，僵尸有数万具，太子父子都遭失败。所以班固认为太子生长在战争之中，与战争始终相伴。皇帝虽然悔悟并自我克制，但临死时的悔恨已经来不及了。隋文帝已经攻下江南，接着又对夷、狄用兵；隋炀帝继位后，这个志向没有衰减。他们都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百姓怨恨、盗贼兴起，灭亡接踵而至。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其喜欢用兵，已经攻破消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国，仍然没有满足，亲自驾临辽东。他们全都志在建立功业，并不是出于不得已才用兵。后来武氏之难发生，唐室逐渐衰微，危亡延续不断，形势像一根将要断裂的丝线。大概用兵的祸患，是万物之理难以逃避的结果。否则，唐太宗仁慈圣明、宽厚待人，能够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