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卷二十四○苏子瞻策断中臣闻用兵有可以逆为数十年之计者，有朝不可以谋夕者。攻守之方，战斗之术，一日百变，犹以为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谋夕者也。古之欲谋人之国者，必有一定之计。句践之取吴，秦之取诸侯，高祖之取项籍，皆得其至计而固执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百变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计未始易也。句践之取吴，是骄之而已；秦之取诸侯，是散其从而已；高祖之取项籍，是间疏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计不可易者，虽百年可知也。今天下宴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为必至于战，则其攻守之方，战斗之术，固未可以豫论而臆断也。然至于用兵之大计，所以固执而不变者，臣请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为中国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坚则瑕者坚，攻瑕则坚者瑕。故二者皆所以为忧，而臣以为兵之所加，宜先于西。故先论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邹与鲁战，则天下莫不以为鲁胜，大小之势异也。然而势有所激，则大者失其所以为大，而小者忘其所以为小，故有以邹胜鲁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长，地广而备多，备多而力分，小国聚而大国分，则强弱之势，将有所反。大国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国之人，计穷而无所恃，则致死不顾。是以小国常勇，而大国常怯。恃大而不戒，则轻战而屡败；知小而自畏，则深谋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欢欣相得之际也。国大则君尊而上下不交，将军贵而吏士不亲，法令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国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忧则相恤，有急则相赴。凡此数者，是小国之所长，而大国之所短也。大国而不用其所长，使小国常出于其所短，虽百战而百屈，岂足怪哉！且夫大国则固有所长矣，长于战而不长于守。夫守者，出于不足而已。譬之于物，大而不用，则易以腐败。故凡击搏进取，所以用大也。孙武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自敌以上者，未尝有不战也。自敌以上而不战，则是以有馀而用不足之计，固已失其所长矣。凡大国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数出而彼不能应。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财以罔市利，而贩夫小民终莫能与之竞者，非智不若，其财少也。是故贩夫小民，虽有桀黠之才，过人之智，而其势不得不折而人于千金之家。何则？其所长者，不可以与较也。西戎之于中国，可谓小国矣。向者惟不用其所长，是以聚兵连年而终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长，则莫若数出，数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谓分兵者，非分屯之谓也，分其居者与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适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则一岁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则一岁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则是一人而岁一出也。吾一岁而一出，彼一岁而十被兵焉，则众寡之不侔，劳逸之不敌，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于敌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敌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吴之所以肄楚，而隋之所以狃陈与？夫御戎之术，不可以逆知其详，而其大略，臣未见有过此者也。○苏子瞻策断下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会同之节，其民五谷米丝麻耕作织红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传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古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以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裤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坚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候，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弃。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译卷二十四 ○苏子瞻《策断中》臣听说用兵有可以预先谋划、作为数十年计划的事情，也有早晨不能谋划到晚上事情的事情。进攻、防守的方法，交战、战斗的策略，一天之内可以变化百次，还要认为不够灵活；像这样的，是早晨不能谋划到晚上的事情。古代想要谋取别国的国家，必定有一个确定不变的计策。句践取得吴国，秦国取得诸侯，高祖取得项籍，都掌握了最高明的计策并牢牢坚持。因此有利有不利，有进有退，变化百端、情况各异，但那个确定的计策从来没有改变。句践取得吴国，不过是使吴王骄傲；秦国取得诸侯，不过是瓦解六国的合纵；高祖取得项籍，不过是离间疏远项羽的君臣。这些最高明而不可改变的计策，即使百年也能看出其效果。如今天下安定，还没有显现用兵的形势，但臣认为最终必然会发生战争，那么进攻防守的方法、交战战斗的策略，本来还不能预先议论、凭空断定。然而至于用兵的大计，即应当牢牢坚持而不能改变的原则，臣请允许预先说一说。西戎、北胡，都是中国的祸患；但西戎的祸患小，北胡的祸患大，这是天下人都明白的。管仲说：“进攻坚固之处，瑕疵之处也会变得坚固；进攻有瑕疵之处，坚固之处也会显出瑕疵。”所以二者都足以成为忧患，但臣认为军队所要攻击的对象，应当先从西边开始。因此先谈控制抵御西戎的大致方略。如今邹国和鲁国交战，天下人无不认为鲁国会胜，这是因为大小双方的形势不同。然而形势一旦受到激发，大国就会失去它之所以成为大国的条件，小国也会忘记自己之所以是小国的处境，所以也有邹国战胜鲁国的情况。大国有短处，小国有长处；土地广大，防备的地方就多；防备的地方多，力量就会分散。小国力量集中而大国力量分散，强弱的形势就可能反转。大国的人好比拥有千金的富家子弟，自我珍重而多疑；小国的人计谋用尽而无所依靠，只能拼死一战而不顾惜自己。因此小国常常勇敢，大国常常怯弱。依仗国大而不加戒备，就会轻视战争而屡屡失败；知道自己弱小而心怀畏惧，就会深思熟虑而必能取胜。这也是其中的道理。百姓之所以守卫、作战至死也不逃离，是因为君臣上下关系和谐、彼此相得。国家大了，君主尊贵而上下不相交；将军地位尊贵而不亲近官吏士卒；法令繁多而百姓手足无措。小国的百姓却截然像一家人一样，有忧患就相互体恤，有紧急情况就相互奔赴。以上这些，都是小国的长处、大国的短处。大国不利用自己的长处，反而使小国总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即使大国百战百败，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大国本来就有它的长处，只是长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守。所谓防守，不过是因为力量不足罢了。譬如物体，大而无用，就容易腐败。所以凡是击打、搏取、进攻、夺取，都是为了发挥大国的优势。孙武的兵法说：兵力达到十倍就包围它，达到五倍就进攻它，达到两倍就分割它，势均力敌就能与它交战，兵力少于敌人就能逃避，不如敌人就能躲避。兵力多于敌人时，从来没有不交战的。兵力多于敌人却不交战，就是用有余的力量采取不足的策略，已经失掉自己的长处了。凡是大国所凭恃的，就是我能分兵，而对方不能分兵；我能多次出兵，而对方不能应付。譬如拥有千金的人家，每天拿出财货到市场上谋取利润，而贩夫小民始终不能同它竞争，并不是才智不如人家，而是财力太少。因此，贩夫小民即使有桀骜狡黠的才干、超过常人的智慧，势力也不得不屈服而归附于千金之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长处，无法拿来同人家较量。西戎对于中原来说，可以说是小国了。过去只是没有利用自己的长处，所以聚集军队多年，最终仍不能使它臣服。如今想要发挥我们的长处，就没有比多次出兵更好的办法；要多次出兵，又没有比把军队分开更好的办法。我所说的分兵，并不是把军队分开驻屯，而只是把留守的人和出征的人分开罢了。现在河西的戍卒，只担心人数太多，却没有适当使用他们的办法，所以最便利的做法莫过于分兵。假使每十一个人中抽一人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征十次；每十二个人中抽一人出征，那么一年可以出征五次。十一个人中抽一人而一年出征十次，十二个人中抽一人而一年出征五次，这就相当于每个人一年出征一次。我们一年出兵一次，而他们一年却要十次遭到进攻，那么双方人数多少不相称、劳逸不相等，也就十分清楚了。用兵一定要从敌人不能应付的地方出手。我国强大而敌国弱小，所以我们能分兵，而他们不能。这就是吴国能够反复攻伐楚国、隋朝能够屡次欺凌陈国的原因吧？至于抵御戎人的方法，不可能预先知道全部细节，但其大略，我还没有见过比这更好的。苏子瞻《策断》下 古代匈奴的人数，不过相当于汉朝的一个大县；然而汉人之所以能够同它抗衡，是因为匈奴国内没有君臣上下、朝觐会同的礼节，百姓也没有种植五谷、缫米、种桑、耕作、纺织的劳苦。他们以口头约定作为法令，所以没有繁多的文书和符传；他们以追逐水草为居处常态，所以没有城郭、邑居、聚落和守望的辅助。他们的旃裘、肉食和乳酪，足以作为养生送死的用具。因此作战时人人各自奋战，失败时就赶着牛羊远迁，无法被彻底击破。这不只是古代圣人的法度无法施加于他们，也是他们天性所安适的生活方式，就像不能让猕猴、猿猴戴上冠帽衣带，也不能给虎豹套上羁绊绳索一样。所以中行说教导单于不要喜爱汉人的物品：得到缯帛和丝絮，都拿到草丛荆棘中奔驰，使衣裤破裂，用来显示不如旃裘坚固优良；得到汉人的食物都丢掉，用来显示不如湩酪方便美味。由此看来，中原凭借法度取胜，匈奴凭借无法度取胜。圣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精心修治自己的法度并谨慎守护：修筑城郭，挖掘沟池，扩大仓廪，充实府库，明设烽燧，派出远方斥候，使百姓知道根据金鼓进退、坐作的规矩；胜利时不争先，失败时不相互抛弃。这就是他们谨慎守护法度而不敢失去它的原因。一旦失掉自己的法度，就还不如没有法度那样便利了。所以，各自顺应自己的本性、使自己的生活安定下来，那么中原和胡人本来就不能互相侵犯。只是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双方都有办法互相制约：胡人不能遵从中原的法度，就像中原不能遵从胡人的无法度一样。
今夫佩玉服韨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韨冕而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人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纭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目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师，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陷阱网罗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秦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未之思焉，则亦足惜矣。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人秦也。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迩，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窭薮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除。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伏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苏子由君术策五臣闻事有若缓而其变甚急者，天下之势是也。天下之人，幼而习之，长而成之，相咻而成风，相比而成俗，纵横颠倒，纷纷而不知以自定。当此之时，其上之人，刑之则惧，驱之则听，其势若无能为者。然及其为变，常至于破坏而不可御。故夫天子者，观天下之势而制其所向，以定所归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纵之，拱手而视其所为，则其势无所不至。其状如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趋于下而不能止。抵曲则激，激而无所泄，则咆勃溃乱，荡然而四出，坏堤防，包陵谷，汗漫而无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人而导之，则其势不至于激怒坌涌而不可收。既激矣，又有徐徐而泄之，则其势不至于破决荡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无事之不足畏也，而不为去其所激；观其激作相蹙溃乱未发之际，而以为不至于大惧，不能徐泄其怒。是以遂至横流于中原，而不可卒治。
译如今佩玉、穿韨、戴冕并垂着旒的人，这是宗庙祭祀时的服饰，是用来登降、作揖谦让、曲折回旋、俯仰行礼以显示仪容的，却不能用来骑马射箭。如今蛮夷采用中原的法度，难道能够完全像中原人那样吗？如果不能完全像中原，却夹杂着采用中原的法度，就好比佩玉、穿韨、戴冕、垂旒，却想用来骑马射箭。过去吴国的祖先剪断头发、身刺花纹，同鱼鳖龙蛇杂居了几十代，诸侯仍不敢窥伺吴国。后来楚国的申公巫臣开始教吴人乘车、射箭、驾驭战车，使他们出兵侵犯楚国；阖庐、夫差又贪得无厌地扩张，开沟通水，同齐、晋争强。在黄池会盟时，吴国勉强自称为冠带之国，吴人承受不了这种弊病，最终被越国吞并。吴国赖以强盛的东西，恰恰也是它灭亡的原因。为什么呢？凭着蛮夷的资质，却贪求中原的美好，当然就会被人乘机图谋。西晋灭亡时，匈奴、鲜卑、氐、羌之类纷纷进入中原，其中豪杰接连兴起，成为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这些人，都凭借极其杰出的资质，驾驭一时的贤能俊杰；强盛的甚至占有天下大半，然而最终仍相继覆亡，年代久远的也不过传了一代。传了一代便灭亡了。为什么呢？他们内心本来安于没有法度，却受到中原法度的束缚；中原人本来安于法度，却苦于没有法度。君臣互相违逆，上下彼此厌恶，所以即使建立都邑、设置宗庙，他们内心仍惶惶不安，常常像是寄居其中，怎么能够长久呢？轻视他人而抛弃上天赋予自己的本性，没有不灭亡的。契丹自五代时南侵，趁着石晋的动乱，突然抵达京师，看到中原的富丽，以及宗庙、社稷、宫阙的壮丽，便心生喜爱。知道不能留在这里，于是回去后暗中学习中原的制度。山前诸郡既然被它吞并，中原士大夫便有在其朝廷任职的了。因此，它朝廷的仪制、百官的称号、文武官员选举的制度、都邑郡县的建制，乃至衣服饮食，都杂取中原的形式。然而，他们父子聚居、尊重壮年而轻视老年、贪图所得而忘记失去、胜利时互不谦让、失败时互不救援的习性仍然存在。他们内不能改变犬羊豺狼般的本性，外又受到华人法度的牵制，这就是他们自己投入陷阱罗网的原因。可是中原人还说：如今的匈奴已经不同于古代，其安排谋划都不再有蛮夷之心。认为无法图谋它，也未免估计过头了。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深谋远虑、暗用计策的人。过去先王想要图谋大事、建立奇功，如果没有这种人，就没有人可以共同谋划。秦国的尉缭、汉朝的陈平，都能在酒宴之间操纵敌国的命运。这也不过是王者的心愿，期望借此解除天下的祸患罢了。契丹有三种可以乘势取胜的形势，而中原却没有想到，这也实在令人惋惜。我看它朝廷中的百官很多，中原士大夫交杂在其中，其中固然也有贤能俊杰、慷慨不屈的人；但他们遭受的侮辱甚至牵连公卿，殿陛之间还施行鞭打，贵为将相也免不了囚徒般的耻辱。这些人当然会有怨恨愤懑、郁结不平而想要变乱的，只是还没有机会罢了。凡是这些情况，都可以用来招致他们的心；即使不能为我所用，也可以借此离间、疏远他们的君臣关系。这就是由余之所以进入秦国的原因。幽州、燕地自古就号称多有豪雄俊杰，在图籍史册上闻名的人往往很多。自宋朝兴起以来，各地贤能俊杰如云聚集、应声响应，无论远近，都想洗涤磨炼自己来仰观上国的光辉，唯独这一地区陷于异族之手。过去太宗皇帝亲自征讨幽州，没有攻克便撤军，听间谍说：幽州士民谋划着要捉住他们的统帅，以城投降；听说皇帝车驾回师，无不流泪。而且胡人认为各郡百姓不是自己的族类，所以重重征税、残酷役使他们；那么他们想要归附中原的心，难道还需要深谋远虑才能形成吗？这又足以作为谋略。只要使他们上下互相猜疑、君民彼此怀疑，然后就可以进攻了。古语说：老鼠连洞穴都容不下，是因为它口中衔着草窭之类的东西。他们僭越建立四座都城，分别设置守宰，仓廪府库无不齐备。一旦发生紧急事变，这些反而足以成为自己的负累：想守又守不住，想放弃又舍不得；华人和夷人杂居，也容易发生变乱。这样一来，中原的长处就足以发挥作用了。然而不只是这些。中原不能谨慎守护自己的法度，契丹仰慕中原的法度却不能纯粹采用，所以双方胜负相持，尚未决出结果。蛮夷用力量进攻，用力量防守，用力量作战，只因力量不足便逃跑。中原却不是这样：防守凭借地形，进攻凭借形势，作战凭借士气，所以即使百战，力量也不会耗尽。所谓地形，是有些地方可以不守，却使敌人无不忌惮；所谓形势，是有些地方可以不攻，却使敌人无不疲惫；所谓士气，是有些时候可以不战，却使敌人无不震慑。如果抛弃这三点，只同敌人比拼力量，那么中原本来就不是对手，还能说什么呢？希望陛下留意这些大事，并为此谋划；至于小事，臣不敢再说了。苏子由《君术策》五 臣听说，有些事情表面上似乎缓慢，而它的变化却非常急迫；天下的形势就是这样。天下人年幼时学习它，长大后形成它，彼此诱导而成为风气，互相仿效而成为习俗，纵横颠倒、纷纷扰扰，却不知道怎样使自己安定下来。在这种时候，处于上位的人惩罚他们，他们就害怕；驱使他们，他们就听从；形势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作为。然而等到它发生变化，往往会达到崩溃破坏而无法抵御的地步。因此，天子应当观察天下的形势，控制它的发展方向，使它确定最终归宿。如果任凭天下人松弛放纵，拱手旁观他们所作所为，那么这种形势将无所不至。它的样子就像长江大河，日夜浑浑而流，奔向下游却无法停止。遇到曲折处就激荡，激荡后无处排泄，便咆哮奔涌、溃乱四散，冲坏堤防，淹没丘陵山谷，漫无边际而无法控制。因此善于治水的人，顺着水流进入的方向加以疏导，就不会使水势激怒、壅塞喷涌而无法收拾；水势已经激荡起来，又缓缓疏泄它，就不会使水势冲决泛滥而无法止息。然而天下人往往习惯于安稳无事的缓流，认为不值得害怕，却不去消除造成激荡的因素；看到它激荡将起、彼此挤压而尚未溃乱的时候，又认为不至于造成大祸，不能缓缓疏泄它的怒气。因此最终就会在中原横流，无法很快治理。
昔者天下既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为敦厚，默默以为忠信。忠臣义士之气，愤闷而不得发。豪俊之士，不忍其郁郁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轻进、喜气而不慑者，皆乐从而群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顾，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从事于此矣，然天下犹有所不从。其馀风故俗犹众而未去，相与抗拒，而胜负之数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溃溃，而不知其所终极。盖天下之势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从而遂决其壅，臣恐天下之贤人不胜其忿而自决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为，而天下从之。今不为决之上，而听其自决，则天下之不同者，将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将奋踊不顾而力决之。发而不中，故大者伤，小者死，横溃而不可救。譬如东汉之士李膺、杜密、弗涝、张俭之党，慷慨议论，本以矫拂世俗之弊，而当时之君不为分刖大》之邪正以决其气，而使天下之士发愤而自决之，而天下遂以大乱。由此观之，则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育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则虽有蛟龙鲸鲵之患，亦将顺流奔定，奋迅悦豫，而不暇及于为变。苟其潴畜浑乱壅闭而不决，则水之白怪，皆将勃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御。故夫天下亦不可小刀少抉，以顺适其意也。○苏子由臣事策一臣闻天下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难明。天下之人知恶夫权臣之专，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间。夫权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天下徒见其外而不察其中，见其皆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之不类，足以举皆嫉之而无所喜，此亦已太过也。今夫权臣之所为者，重臣之所切齿；而重臣之所取看，权臣之所不顾也。将为权臣耶，必将内。悦其君之心，委曲听顺，而无所违戾；外窃其生杀予夺之柄，黜陟天下，以见己之权，而没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欢爱悦怿，无所不顺，而安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所不归命，而争为之腹心。上爱下顺，合而为一，然后权臣之势遂成而不可拔。至于重臣则不然。君有所为不呵则必争，争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听，则专行而不顾。侍具城败之迹著，则上之心将释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为之取踧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侧。爵禄庆赏，己得以议其可否，而不求以为己之私惠；刀锯斧钺，己得以参其轻重，而小求以为己之私势。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为，而群下有所震惧，而己刁不与其利。何者？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归己；而为权臣者，亦无斯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观其意之所在，则大下谁呵欺者？臣故曰：为天下安可一日无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无重臣，则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为，而无所可否。虽天子有纳谏之明，而百官畏惧战栗，无平昔尊重之势，谁肯触忌讳，冒罪戾，而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际，乃敢上章，欢哗而无所惮；至于国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系，则将卷舌而去，谁敢发而受其祸？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后世之君，徒见天下之权臣，出入唯唯，以为有礼，而不知此乃所以潜溃其国；徒见天下之重臣，刚毅果敢，喜逆其意，则以为不逊，而不知其有社稷之虑。二者淆乱于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丧乱相仍而不悟，可足伤也！昔者卫太子聚兵以诛江充，武帝震怒，发兵而攻之，京师至使丞相、太子相与交战。不胜而走，又使天下极其所往，而翦灭其迹。当此之时，苟有重臣出身而当之，拥护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发其所蔽，而开其所怒，则其父子之际，尚可得而全也。惟无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为凡为天下，宜有以养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缓急之间能有所坚忍持重而不可夺者。窃观方今四海无变，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虑之，则可以无异日之患。不然者，谁能知其果无有也，而不为之计哉！抑臣闻之，今世之弊，在于法禁太密。一举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为言，而不问其意之所属。是以虽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为于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为天子之计，莫若少宽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为法之所夺。昔申屠嘉为丞相，至召天子之幸臣邓通立之堂下，而诘责其过。是时，通几至于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为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汉之权臣。由此观之，重臣何损于天下哉？○苏子由民政策一
译从前天下已经安定，人人都想安坐着守成，把循规蹈矩当作敦厚，把沉默不言当作忠信。忠臣义士的气概郁愤闷结而无法发泄。豪杰俊士不能忍受内心的郁积，便起身振作；世上的士大夫中那些好勇轻进、意气用事而无所畏惧的人，也都乐于跟从并群起应和。他们直言触犯世俗而不顾忌，正直行事触犯君主而不害怕，如今的君子接连不断地从事于此，然而天下仍有一些人不肯服从。他们余留下来的风气和旧有习俗仍然很多，还没有消除，彼此抗拒，胜负的趋势也没有确定。邪与正相互搏击，是与非彼此冲突，双方一片溃乱，却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哪里。天下的形势已经稍稍激荡了，但上位者不顺势决开堵塞，我担心天下的贤人不能胜过心中的愤怒，反而会自行决裂。只有天子的尊位，才有所作为而天下人会跟从。如今不由上面来疏通决断，却任凭它自行决裂，那么天下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将愤懑不服，天下豪杰也将奋发跃起，不顾一切地用力决裂。事情一旦发动却处理不当，大的会受伤，小的会死亡，横向溃决而无法挽救。譬如东汉的士人李膺、杜密、弗涝、张俭等人，慷慨发表议论，本来是想纠正世俗的弊病；但当时的君主没有替他们分别邪正、疏通其愤激之气，反而使天下士人发愤而自行决裂，于是天下终于大乱。由此看来，英雄豪杰不能一点也不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意愿。因此治理水患，只要能使水日夜流动不息，那么即使有蛟龙、鲸鲵之类的祸患，也会顺流奔腾安定，迅疾欢快，无暇顾及制造变乱。如果水被蓄积、混乱、堵塞而不疏通，那么水中的各种怪物都会勃然放纵，设法满足自己的意愿而无法抵御。所以天下也不能丝毫不给以疏通和发泄，以顺遂、调适其意愿。苏子由《臣事策》一 臣听说天下有权臣，也有重臣。这两种人的外在行迹相近，很难分辨。天下人知道厌恶权臣专擅，于是世上的重臣也一并不被容纳。权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有；重臣，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天下人只看见他们的外在表现，却不考察内在实情；只看见他们都侵夺天子的权力，却不考察他们所作所为并不相同，竟一概加以嫉恨而没有人喜欢，这也太过分了。如今权臣所做的事，正是重臣所痛恨的；而重臣所取舍的事情，正是权臣所不顾的。一个人若要成为权臣，必定在内迎合君主的心意，委婉曲从、顺从听命，没有任何违逆；在外暗中窃取生杀予夺的权柄，任意黜免升迁天下官员，以显示自己的权势，同时埋没君主的威严和恩惠。他在内能使君主欢喜宠爱、无不顺从，安然处在君主之上；在外能使公卿大夫、百官众吏无不归顺听命，争着做他的心腹。上面宠爱，下面顺从，合而为一，权臣的势力便形成而不可拔除。至于重臣却不是这样。君主有所作为，他若不呵止，就一定据理争辩；争辩不能奏效，而事情又有绝对不能听从之处，便独自行事而不顾忌。只要其造成的败坏后果显著，上面的心意便会释然，自行明白过来。他在朝廷中，使天子因此有所收敛而有所畏惧，使士大夫不敢在他身旁放纵懈怠。爵禄庆赏，他可以参与议论是否适当，却不把它当作施给自己的私恩；刀锯斧钺，他可以参与斟酌轻重，却不把它当作扩张自己私势的工具。总之，是要使天子有些事情不能任意去做，使群臣有所震惧，而自己却不从中谋取利益。为什么呢？做重臣的人，不等待天下人归附自己；而做权臣的人，也不是不希望天子畏惧自己。因此，应当根据他们办事的方式来观察他们的意图所在，那么天下还有谁能欺骗我们呢？所以臣说：治理天下，怎么可以一天没有重臣呢？假如天下没有重臣，那么朝廷中的事情就只凭天子一人的作为，没有人可以表示可否。即使天子有善于纳谏的明智，百官也因畏惧战栗而失去平日尊重的气势，谁肯触犯忌讳、冒着罪责替天下发言呢？只有在一些小的得失问题上，才敢上奏章，喧哗争论而无所顾忌；至于关系国家大事、安危存亡的事情，他们就会闭口不言，谁敢说出来承受灾祸？这是君主最大的忧患。可悲啊！后世君主只看见天下的权臣出入朝廷唯唯诺诺，便认为那是有礼，却不知道这正是暗中败坏国家的原因；只看见天下的重臣刚毅果敢、喜欢违逆自己的心意，便认为他们不恭顺，却不知道他们是在忧虑社稷。二者在心中混淆而不能辨别邪正，所以丧乱接连发生仍不醒悟，实在令人痛心！从前卫太子聚集军队要诛杀江充，武帝震怒，发兵攻打太子，京师甚至使丞相与太子彼此交战。太子战败逃走，武帝又使天下军队穷追其踪迹，剪除其党羽。当时如果有重臣挺身而出承当此事，拥护太子，等待皇上的怒意稍稍平息，再慢慢揭示其中被蒙蔽的地方，消解他的愤怒，那么这对父子的关系还可以保全。只是因为没有重臣，所以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却不敢说出来。臣愚见认为，治理天下，应当有意培养重臣的威势，使天下百官有所畏惧和顾忌，在紧急关头能够坚定忍耐、持重不移而不被夺志。我私下观察，如今四海没有变乱，按理说异常之事应当停止而不再发生。然而到了今天来考虑这些问题，正可以预先消除将来的祸患。否则，谁能知道将来果真不会发生祸患，却不替它谋划呢？或者臣还听说，如今世上的弊病，在于法律禁令过于严密。举手投足稍有不合律令，执法官吏就要据此弹劾，却不问其本意究竟是什么。因此即使是天子的大臣，又怎敢在法律条文之外有所作为，来安定天下的大事呢？所以替天子谋划，不如稍稍放宽法律，使大臣能够有所坚持，而不被法律夺去权力。过去申屠嘉担任丞相时，曾召来天子的宠臣邓通，让他站在殿堂下，责问他的过错。当时邓通几乎要被处死，却没有人救他。天子知道此事，也不认为奇怪，而申屠嘉最终也并不是汉朝的权臣。由此看来，重臣对天下有什么损害呢？苏子由《民政策》一
臣闻王道之至于民也，其亦深矣。贤人君子，自洁于上，而民不免为小人；朝廷之间，揖让如礼，而民不免为盗贼。礼行于上，而淫僻邪放之风，起于下而不能止。此犹未免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喜，而成于民之相爱。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悌廉耻之际。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强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灾，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祸起于民之不自喜于力田；天下之乱，盗贼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乐业，此其祸起于民之不相爱，而弃其孝悌廉耻之节。夫自喜，则虽有太劳，而其事不迁；相爱，则虽有强很之心，而顾其亲戚之乐，以不忍自弃于不义。此二者，王道之大权也。方今天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山林饥饿之民，皆有盗跖超趄之心。而闺门之内，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虽有贤人，而其教不逮于下。是故士大夫之间，莫不以为王道之远而难成也。然臣窃观三代之遗文，至于《诗》，而以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难者。夫人之不喜乎此，是未得为此之味也。故圣人之为诗，道其耕耨播种之勤，而述其岁终仓廪丰实、妇子喜乐之际，以感动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或来瞻女，载筐及筥。其饷伊黍，其笠伊纠。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当此时也，民既劳矣，故为之言其室家来馌而慰劳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终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获之捏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杀时椁牡，有抹其角。以似以续，续古之人。当此之时，岁功既毕，民之劳者，得以与其妇子皆乐于此，休息闲暇，饮酒食肉，以自快于一岁。则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尽力者，有以轻用其力；而很戾无亲之人，有所慕悦，而自改其操。此非独于《诗》云尔，导之使获其利，而教之使知其乐，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于所乐，而悦于所利，此臣所以为王道之无难者也。盖臣闻之，诱民之势，远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与竞。今行于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无迁善之心，此岂非其远而难至者哉？明择郡县之吏，而谨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顽民不悛。夫乡党之民，其视郡县之吏，自以为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于其前，不为之愧。此其势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隐慝。此岂非其近而无所与竞者耶？惟其里巷亲戚之间，幼之所与同戏，而壮之所与共事，此其所与竞者也。臣愚以谓古者郡县有三老、啬夫，今可使推择民之孝悌无过、力田不惰、为民之素所服者为之，无使治事，而使讥诮教诲其民之怠惰而无良者。而岁时伏腊，郡县颇致礼焉，以风天下，使慕悦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强不服之心。今不从民之所与竞而教之，而从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为伍，而何敢求望其万一？故教天下自所与竞者始，而王道可以渐至于下矣。○苏子由民政策二臣闻三代之盛时，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洁，以求为君子。父子相爱，兄弟相悦，孝弟忠信之美，发于士大夫之间，而下至于田亩，朝夕从事，终身而不厌。至于战国，王道衰息，秦人驱其民而纳之于耕耘战斗之中，天下翕然而从之。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鼓之事，以首争首，以力搏力，进则有死于战，退则有死于将，其患无所不至。夫周、秦之间，其相去不数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独喜于战攻，虽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窃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尽知礼义之美，而亦不能奋不自顾以陷于死伤之地。其所以能至于此者，上之人实使之然也。然而闾巷之民，劫而从之，则可以与之侥幸于一时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远。而周、秦之风俗，皆累世而不变，此不可不察其术也。盖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闻于乡党、而达于国人者，皆得以登于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壮勇、能斩捕甲首者，得以自复其役。上者优之以爵禄，而下者皆得役属其邻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则皆争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兴，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无以异于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势，所以奔走天下，万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论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
译臣听说，王道施行到百姓身上，其作用是很深的。贤人君子在上位自我修洁，百姓却未免仍有小人；朝廷之中礼貌谦让合乎礼制，百姓却未免仍有盗贼。礼制在上面施行，淫乱、邪僻、放纵的风气却从下面兴起而不能制止。这还不能算王道已经成就。王道的根本，开始于百姓自己喜爱本业，完成于百姓彼此相爱。王者向百姓所要求的，粗浅处始于努力耕田，精微处则达到孝、悌、廉、耻。努力耕田，是百姓最劳苦的事；孝悌廉耻，则是普通男女所不喜欢的。要强迫他们做最劳苦的事，却使他们产生自我喜爱的心；劝导他们做不喜欢的事，却使他们产生彼此相爱的意愿。因此王道成就并施及百姓，其作用确实深远！古代天下遭遇灾害，水灾旱灾接连不断，上下不能相互保全，这是祸患起于百姓不以努力耕田为乐；天下发生动乱，盗贼放纵横行，战争不止，而百姓不以从事本业为乐，这是祸患起于百姓不相亲爱，抛弃孝悌廉耻的节操。自己喜爱本业，即使极其劳苦，也不会中途改变；彼此相爱，即使有强横狠戾之心，也会顾念亲戚的欢乐，不忍使自己陷于不义。这两点，是王道最重要的权柄。如今天下百姓习惯于工商利益，却不喜欢务农。只有那些最愚昧低下的人，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才能，才安于田亩而不离开。山林间饥饿的百姓，都怀有盗跖般的越轨之心；闺门之内，父子彼此怨恨而不知道回头。朝廷之上虽然有贤人，但他们的教化传不到下面。因此士大夫之间无不认为王道遥远而难以成就。然而臣私下考察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看到《诗》，便认为王道的成就是有容易之处、并不困难的。人们不喜欢务农，是因为还没有体会其中的滋味。所以圣人作诗，讲述耕耘播种的辛勤，又叙说年终仓廪丰实、妇女孩子欢喜快乐的情景，以此感动他们的心意。所以说：锋利的良耜，开始在南亩作业；播下各种谷物，果实充满谷仓而有生机。有人来察看你，带着方筐和圆筥；送来的饭食是黍，戴的斗笠系得紧。拿起镈锄，锄去荼草蓼草。正在这时，百姓已经劳累了，所以诗中替他们说出家人前来送饭慰劳的情景，以勉励他们完成农事。诗的最后一章说：荼草蓼草腐朽了，黍稷茂盛了；收获物紧紧捆扎，堆积得整整齐齐；高得像城墙，排列得像梳齿，用来打开百座粮仓。百座粮仓都装满了，妇女孩子都安宁了；宰杀那雄牛，牛角光泽鲜明。这样继承、这样延续，延续古代先民的传统。此时一年农事已经完成，劳作的百姓得以同妇女孩子一起享受其中的快乐，休息闲暇，饮酒吃肉，使自己在一年之中得到畅快。这样，勤劳的人能够忘却劳苦；尽力的人能够觉得自己的力气用得轻松；而那些凶狠乖戾、没有亲情的人，也有所羡慕喜爱，自动改变自己的操守。这不只是在《诗》中这样说，诱导他们使他们获得利益，教导他们使他们知道快乐，也是如此。况且人的本性本来安于快乐的事，喜欢有利的事，这就是臣认为王道并不难实行的原因。臣听说，诱导百姓的方法，远的比不上近的，近的又比不上同他们竞争的人。如今在朝廷中施行教化，田野百姓却没有向善的心，这难道不是因为距离太远、难以达到吗？明智地选择郡县官吏，严守法律禁令，在市场上公开施刑，顽劣百姓仍不悔改。乡里百姓看郡县官吏，自认为不是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只是害怕他们使用法律，便在他们面前袒背受鞭打，也不以此为羞耻。这种办法可以使百姓畏惧显露的罪过，却不能触及他们隐秘的恶行；这难道不是因为它虽近，却没有可供百姓竞争、仿效的人吗？只有里巷亲戚之间，幼年时一起游戏，成年后共同做事的人，才是他们要竞争、仿效的对象。臣愚见认为，古代郡县设有三老、啬夫，如今可以推举选择百姓中孝悌无过、努力耕田而不懒惰、平素为百姓所敬服的人担任；不要让他们管理政事，而让他们讥刺劝诫、教导那些懒惰无德的百姓。每逢岁时伏腊，郡县还应当颇为他们举行礼仪，以此教化天下，使人羡慕他们的行为，使百姓都有羞耻之心，勉力改变而不肯服从恶习。如今不顺着百姓所要竞争、仿效的人来教导他们，却顺着他们一向畏惧的人来教导；那些他们一向畏惧的人，他们自己都不认为是同类，又怎么敢求取他们的一点影响呢？所以教化天下，应从百姓所要竞争、仿效的人开始，王道便可以逐渐施行到下层百姓。苏子由《民政策》二 臣听说，三代盛世时，天下人从普通百姓以上，没有不致力于修养自身、希望成为君子的。父子彼此相爱，兄弟彼此和悦，孝悌忠信的美德从士大夫之间发扬出来，下至田亩，百姓早晚从事耕作，终身也不厌倦。到了战国，王道衰落停息，秦人驱使百姓投入耕作和战斗之中，天下人便一齐跟从。南亩耕作的百姓，竟都争着去做使用武器、旗鼓作战的事情，以人头争人头，以力量拼力量；前进就有战死的危险，后退又有被将领杀死的危险，祸患无所不至。周、秦相距不过几十至一百多年，周朝的小民都有向善之心，而秦人独独以攻战为乐，即使面临死亡，也不肯只求保全自己。对于这两种情况，臣私下知道其中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天下人不能完全知道礼义的美好，却也不能奋不顾身地陷入死亡受伤之地。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实在是上位者使他们如此。然而里巷百姓如果只是被劫持、被迫跟从，就可以同他们侥幸取得一时的功绩，却不能指望这种风气长久延续。周、秦的风俗都延续几代而不改变，这种办法不能不仔细考察。周朝的制度是：天下士人中，孝悌忠信闻名于乡党、并传播到国人的，都能由有关官署选拔任用；秦国的法令是：勇武强健、壮实勇敢、能够斩杀并俘获敌人、取得甲士首级的人，可以自行免除徭役。上等的人用爵禄优待他们，下等的人也都能役使、统属自己的邻里。天下人知道利益所在，就都争着这样做，哪里还知道其他事情呢？然而周因此兴盛，秦因此灭亡，天下人便都责怪秦国不能成功，却不知道秦国驱使天下人的办法，同周朝驱使天下人的办法也没有不同。为什么呢？最便利的形势，是驱使天下人奔走、万世不会改变的；只在于看采用什么办法驱使他们罢了。
今者天下之患，实在于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谓其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国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与为爱，而朋友欲其相与为信；临财欲其思廉，而患难欲其思义。此诚天子之所欲于天下者。古之圣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势，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争为其所求，以求称其意。今有人使人为之牧其牛羊，将责之以其牛羊之肥，则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趋其所利而从之，则可以不劳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尽力于樵苏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赏罚之轻重，则夫牧人将为牧耶，将为樵耶？为樵则失牛羊之肥，而为牧则无以得赏。故其人举皆为樵，而无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为得。此无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于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为声病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记问之学，曳裾束带，俯仰周旋，而皆有意于天子之爵禄。夫天子之所求于天下者，岂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于一日之试，天下尚谁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试之可耻而不为者？《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臣以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开之以利，而作其怠，则天下必有应者。今间岁而一收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人于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为所为求之者，止于其目之所见，是以尽力于科举，而不知自反于仁义。臣欲复古者孝悌之科，使州县得以与今之进士同举而皆进，使天下之人，时获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则天下宜可渐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谓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贤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趋于其利，则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渐复。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术欤？
译如今天下的祸患，实在在于百姓昏昧而不知道应受什么教化。但臣认为，罪过不在百姓，而在于上位者驱使他们的办法或许还没有做到。况且天子向天下所求的是什么呢？天下人在家中，希望他们孝顺；在国家中，希望他们忠诚；对兄弟，希望他们彼此相爱；对朋友，希望他们彼此守信；面对财物，希望他们想到廉洁；遭遇患难，希望他们想到义。这确实是天子对天下人的要求。古代圣人希望得到这些，于是就设法实现；他们通过形势来求取，使这些品德自然达到。因此天下人都争着做天子所要求的事，以求符合天子的心意。如今有人让别人替自己放牧牛羊，将根据牛羊是否肥壮来奖惩放牧者；如果让牧人追逐这种利益并照着做，就可以不用劳作而坐享所求。假如要求的是牛羊肥壮，却反而让牧人全力砍柴割草，再根据柴草多少决定奖赏惩罚的轻重，那么这个牧人究竟是做牧人，还是做樵夫呢？做樵夫，就会使牛羊不肥；做牧人，又得不到奖赏。所以这些人全都去做樵夫，而不再从事放牧。我们想要的是放牧，却反而奖赏他们砍柴，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如今天下人究竟凭什么向上位者求取利益呢？士大夫写作讲究声律毛病、剽窃删略的文章，钻研苟且应付、只记诵询问的学问，拖着衣襟、束着衣带，俯仰周旋，全都把心思放在天子的爵禄上。天子向天下所要求的，难道在这些事情上吗？然而天子用来求取人才的途径只有这些，人们凭借这些取得功名利禄的途径也只有这些。因此像这样做是无法拒绝的。唉！想求得天下忠信孝悌的人，却用一天的考试来选取，天下还有谁知道忠信孝悌值得喜爱，而一天的考试值得羞耻、不应参加呢？《诗》说：没有一句话不酬答，没有一种德行不报偿。臣认为，想得到自己所求的，就应当按照人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来求取。用利益来开启他们的心志，激发他们的懈怠，那么天下一定会有响应的人。如今隔一年选拔一次天下人才，奇士善人本来应当有机会进入其中；然而天下人不能深刻明白天子的意图，以为所求取的只是眼睛看到的科举名目，所以竭尽力量于科举，却不知道反过来修养仁义。臣希望恢复古代孝悌的科目，使州县能够同现在的进士科一样荐举人才，并让他们都得到进用；使天下人时时能够获得孝悌忠信带来的利益，明确知道天子的愿望就是这样，那么天下应当可以逐渐教化，以符合君上的要求。然而臣并不是说孝悌科一定能多选得天下贤才，关键在于使天下知道君上的意图所在，各自奔向这种利益，那么或许不用等待特别教化，忠信的风俗也可以逐渐恢复。这不也是周、秦用来驱使人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