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译自己、使百姓富裕，几乎到了刑罚可以不用的地步；而只传了一代之后，子孙却遭受战乱涂炭，这难道是行善应得的报应吗？由此看来，汉、唐在宽仁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仅能保存国家；秦、隋在残暴之后用兵，所以虽然取胜却随即灭亡。臣每次读书读到这里，没有一次不合上书流泪，痛惜他们谋划的过错。假如这四位君主在刚开始用兵时，随即遭到失败，惊惧警戒，知道用兵艰难，那么祸败的兴起，应当不会到达这种地步。可惜他们每次举兵都取胜，所以习惯于功利，考虑祸患不深。臣因此说：取胜，变化就迟而祸患大；不胜，变化就快而祸患小。不可不察。从前仁宗皇帝覆盖养育天下，无意于用兵，将士懈怠，兵器铠甲破旧钝劣。元昊趁机偷偷从西部边境发动进攻，延安、泾、原、麟、府之间，接连三四次失败，损失动辄以万人计算，但天下仍然安宁。战争停止、事情结束后，百姓没有怨言，国家没有留下祸患。为什么呢？天下臣民知道仁宗没有喜好用兵的心意，天地鬼神也谅解他确实是出于不得已。如今陛下蒙天赐予勇气和智慧，心意在于使国家富强。即位以来，修缮铠甲、整治军队，窥伺邻国。群臣百官看出这个意图，大多谈论用兵。起初，辅佐大臣中执掌国政的人，没有深谋远虑的心思；枢密大臣中主持国事议论的人，没有考虑祸害、坚持疑难的见识；任台谏之职的人，也没有提出规劝和纳忠的意见。事情由细微发展到显著，终于形成严重的祸根。后来薛向提出横山谋略，韩绛献上深入敌境的计策，陈升之、吕公弼等暗中与他们协力，军队败亡，财用耗尽，和宝元、庆历年间的失败相比，不到十分之一，然而上天震怒、百姓怨恨，边境军队叛变，京城骚动，陛下因此数月不能安食。为什么呢？用兵的开端是陛下发动的，所以官吏士卒没有仇恨敌人的心意，反而归罪于陛下。还依赖祖宗积累的深厚基业和上天保佑的深切，才使军队出征没有取得功劳，并使陛下醒悟。然而见识浅薄的人，正把失败当作耻辱，竭力想求得胜利以迎合皇上的心意。于是王韶在熙河制造祸端，章惇在梅山制造事衅，熊本在渝、泸发动战事。但这些人都残害已经投降的人，俘获老弱，困扰损害腹心地区，却取得空虚无用的土地，把它当作武功。这使陛下得到虚假的名声，却忽视了实际的祸患，勉强自我激励，奋力追求功名。因此沈起、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事，使十多万人暴露在瘴毒之中，死者十人中有五六人；道路上的人死于运输劳役；钱财、粮食和器械还没有见到敌人就全部耗尽。本以为用兵的意图一定会稍稍衰减，但李宪的军队又从洮州出发了。如今军队取得胜利，锐气正盛，陛下因一次胜利而高兴，必定会产生轻视四夷、陵侮敌国的意图；天意难以预测，臣实在害怕。况且战争胜利以后，陛下能够知道的，只是凯旋的军队、报捷的奏章、上表称贺，以及显赫地满足耳目观感的场面罢了。至于远方百姓被刀刃屠杀、肝脑涂地，筋骨因运送粮饷而断裂，流离失所、家产破败、卖儿卖女、熏瞎眼睛、折断手臂、自缢身亡的情状，陛下一定看不到。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孤苦的臣民、寡居的妇人的哭声，陛下也一定听不到。这就好比宰杀牛羊、剖切鱼鳖，把它们作为美味膳食；食用的人觉得十分美味，死去的动物却十分痛苦。假使陛下看见它们在棍棒刀刃下号叫，在刀案之间辗转，即使有八珍的美味，也一定会丢下筷子而不忍心吃，何况拿人的性命来满足耳目观感呢？况且即使陛下的将领士卒精强、府库充实，如同秦、汉、隋、唐的君主，胜利之后祸乱刚刚兴起，尚且无法挽救；何况如今所任用的将吏疲弱平庸，比古人差得远了。而且数年以来，公私财用困窘匮乏；内府历代积蓄已经荡然无余；州郡征税的储备几乎全部上供；百官的俸禄仅仅能够接续；南郊赏赐也拖延很久尚未办妥。以这

译样的情形发动战争，即使有智者，也无法妥善处理后果。况且饥荒瘟疫之后，各地盗贼蜂拥而起，京东、河北尤其无法说尽其严重。

译如果一旦兴起军事行动，横征暴敛随之发生，百姓穷困而无处申诉，按这种形势，不成为大盗就无法保全自己。边境战事正趋严重，内部祸患又重新兴起，那么胜广起义的局面就将在这里出现。这正是老臣整夜不能入睡、面对食物叹息，甚至痛哭而不能自止的原因。况且臣听说，凡是要举办公共大事，必须顺应天意。上天所赞成的，依此办事就一定成功；上天所反对的，依此办事就一定失败。天意的赞成或反对，表现在灾异祥瑞、丰收歉收之中。如今近年以来日食星变、地震山崩、水灾旱灾和瘟疫连年不断，不能平息，百姓死亡将近一半。天意的赞成还是反对，已经可以看见了。然而陛下正断然不顾，兴办战事不肯停止。这就像子女得罪父母，只有恭敬顺从、安静沉默，引咎自责，或许才可以得到谅解；如今却纷纷责问奴婢，任意施加鞭打，以这种方式侍奉父母，从来没有见过能得到父母赦免的。因此臣希望陛下远远考察前代兴亡的事迹，深刻体察天意向背的道理，断绝用兵的念头，保卫疆土、和睦邻国，安静无为，作为社稷长久的计策。对上可以使二宫得到朝夕奉养，对下可以救济四方亿兆百姓的性命。这样臣即使老死在沟壑之中，也可以在地下瞑目了。从前汉高祖消灭群雄，于是取得天下；光武帝百战百胜，使汉朝祭祀配享上天。然而到了白登被围时，便商议和亲的主张；西域请求设置官吏时，便说出辞谢拒绝的话。这两位皇帝并不是不知道用兵，只是经历的变故多了，考虑祸患就深远。如今陛下深居九重宫禁之中，却轻率议论征讨，老臣庸碌懦弱，私下认为这是过错。然而臣下向君主进言，趁君主已经厌倦而劝其停止，比较容易奏效；迎着君主气势正盛的时候去折服他，便难以成功。凡是有血气的人，都有好胜的心意。正当气势旺盛时，即使平民卑士，也有意志不可改变的地方；若不是智慧见识特别高明、度量超过常人，就没有谁能在勇猛奋发之中舍弃自己而听从别人，只听从义理。如今陛下在用武方面气势正盛，形势已经不可挽回，臣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但仍然不断进言，实在是因为看见陛下圣德宽大、听取采纳意见而不疑，所以不敢用众人通常的好胜之心来衡量陛下。并且臣想到，将来陛下亲眼看见用兵的祸害，一定会悲痛悔恨，追究左右大臣从未进过一句忠言。臣也将老去并且死亡，到了地下见到先帝时，也有话可以交代了。只希望陛下哀怜并明察。

译苏子瞻在徐州呈给皇帝的奏书 臣凭借平庸的才干，充任册府官员，出任两郡长官，所管辖的都是东方的要地。臣私下认为，仅仅遵守法令、办理文书、赶赴期限和集会，不足以报答陛下万分之一的恩德。因此臣反复思考东方的重要事务，认为其中有一两件是陛下应当知道的，便草拟成文上报，请陛下选择采用。臣先前任职密州时，曾进言说，自古河北与中原的分合，常常关系到社稷的存亡。而京东之地，是向河北输送物资的地方。瓶子空了，酒罍也会感到羞耻；嘴唇亡了，牙齿就会寒冷。可是那里的百姓喜欢成为盗贼，祸患最为严重，因此臣替陛下谋划对付盗贼的策略。等到调任徐州后，观察山川的形势，考察当地风俗所崇尚的事物，再从典籍中加以考证，才又知道徐州是南北交通和防守的关键，而京东各郡的安危都寄托在这里。从前项羽进入关中，烧毁咸阳后向东返回，便把都城设在彭城。凭项羽的雄才大略，舍弃咸阳而选择彭城，可见彭城地势险固、形势便利，足以使他在诸侯中实现志向。臣观察那里的地势，三面有山阻隔，只有西面是数百里的平川，向西通往梁、宋。假使楚人打开关隘引敌深入，精锐军士奔驰出击，突骑如云般纵横驰骋，真像从屋顶上倾倒水瓶里的水一样势不可挡。土地适宜种粟麦，一次成熟就足以吃好几年。城池三面被水阻隔，楼橹城堞之下，以汴水、泗水作为护城河，只有南面可以通行车马，戏马台就在那里。戏马台高十仞，方圆百步；如果处于用武的时代，在台上驻扎一千人，聚集木材、炮石等各种攻守器具，使它与城池内外相互配合，并在城中积存三年的粮食，即使动用十万人，也不容易攻取。那里的百姓都身材高大，胆量和力量超过常人，喜欢抢劫掠夺，稍微不合心意，就有飞扬跋扈的心思，不只是做盗贼而已。汉高祖是沛县人；项羽是宿迁人；刘裕是彭城人；朱全忠是畅山人：这些地方都在今天徐州方圆数百里之内。他们的同乡以此自负，凶悍桀骜的气质日积月累，形成了风俗。魏太武帝率领三十万军队攻打彭城，不能攻下；王智兴凭借普通士卒出身和平庸才能，在徐州肆意横行，朝廷也不能讨伐他。难道不是因为那里地形便利、人民和士卒勇猛强悍吗？徐州东北七十多里，就是利国监，自古以来是铁官和商贾聚集的地方，百姓富裕安乐。那里共有三十六座冶铁场，冶户都是大户人家，藏有数以万计的钱财，常常被盗贼窥伺；可是守卫兵力少而薄弱，简直像儿戏一样。臣半夜想到这些，就感到寒心。假使强盗中有十多人拼死在白天闯入集市，那么守卫者都会弃守逃跑。那里既然出产精铁，百姓又都擅长锻造；如果散发冶户的财产来招集无赖之徒，那么乌合之众所需的数千人的兵器，一夜之间就可以备齐。顺流向南而下，早晨辰时出发，巳时就能到达，到那时徐州就有无法守卫的忧患了。不幸如果盗贼中有超过常人的才干，如吕布、刘备之流，占据徐州而施展志向，那么东京的安危就难以预料了。近来河北转运司上奏，请求禁止利国监的铁器，不许运入河北，朝廷采纳了这个请求。从前楚国人丢失弓箭也不肯忘掉楚国，孔子还认为这种做法器量狭小，何况天下是一家，东北两处冶铁场都在为国家谋利，却要夺此给彼，岂不是太狭隘了吗？自从铁器不再向北运输，冶户都有失业的忧虑，前来向臣诉说的已经有好几批了。臣想借此征募冶户，让他们成为利国监的屏障。如今三十六座冶铁场，每场都有一百多人；采矿、伐炭的人，多是饥寒交迫、逃亡在外、强悍凶猛而残忍的人。臣想让每座冶铁场的冶户各自选择有才干、有力量而忠诚谨慎的人，保举任用十人，把他们的姓名登记在官府，发给他们却刃刀、槊，教他们学习击刺；每月两次在知监的庭院集合，检阅考核他们，把兵刃收藏在官府，以等待大盗来犯；不得役使这些人，违犯者按违制论处。冶户早已被盗贼图谋，百姓都知道这一点。让每座冶铁场拿出十人保护自己，是百姓乐意做的事。官府如果又解除近来的禁令，使铁器能够向北运输，那么冶户都会高兴并听从命令，奸猾之徒也会吓破胆而不敢谋划。徐州城虽然险固，但楼橹破旧，城池又大而兵力少，遇到紧急情况难以守卫。如今战兵只有一千人，臣想请求把南京新招募的两指挥骑射兵调到徐州。这些人本来就是徐州人，曾驻扎在徐州，营垒、材料和石料都已经具备，只是后来迁到南京。当时转运使分为东西两路，因害怕运送粮饷的劳苦而把他们迁往西路。如今两路合为一路，他们来去调动并不会增加或减少什么，却足以加强徐州的防守。城下数里，出产很多精石，取之不尽；而奉化厢军缺额数百人，臣希望招募石工来补足，听任他们不被调出任使。这数百人平常采石修筑瓮城，几年以后，徐州全城就会坚固如金汤。关键是使利国监不被盗贼窥伺，那么徐州就没有事故；徐州没有事故，京东就没有忧患。沂州山谷重重阻隔，是逃亡者聚集的地方，盗贼常常进入徐州境内。陛下如果采纳臣的意见，不认为臣不才，臣愿意再守徐州三年，并且能够兼管沂州的兵甲和巡检事务，一定会有机会效力。京东的恶盗，多数出自逃亡军人；逃亡军人做盗贼，百姓就望风畏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技艺精熟而所受法律严厉。技艺精熟就难以抵敌，法律严厉就会逼人拼死，形势就是这样。自从陛下设置将官、整顿军政，士卒都很精锐，却仍然免不了有人逃亡。臣曾考察其中的原因，大概是近年以来，押送罪犯充军时，都不派役夫而派禁军；负责押送的军士接到公文就出发，往返通常不少于十天。路上的费用，如果不借取息钱就无法办理。百姓害怕犯法，不敢借钱；即使借出，也不可能收回，只有负责押送的将校才敢拿出带利息的钱借给他们，回来后便从他们的粮饷赏赐中刻扣。因此上下彼此牵制，军政不能整顿，赌博饮酒，无所不为；穷苦而无聊，就逃走做盗贼。臣到徐州后，便取出一百多千不属于省府的钱，另行储存；遇到押送罪犯时，根据路途远近酌量收取费用，限定三个月刻期交纳，不收取利息。将吏如果敢借取息钱，就严厉依法惩治。然后严格整顿军政，禁止饮酒赌博。不到一年，士卒都能吃饱穿暖，训练熟练，技艺等第成为各郡之冠。陛下派遣敕使考察检阅时，就可以看到这些情况。臣希望把这套办法下达到各郡，推广实行，那么军政就会得到整顿，逃亡者也会减少，这也是除去盗贼的一种办法。

译臣听说，汉朝丞相王嘉说过：孝文帝时，二千石的长吏安于官位、乐于职守，上下相互观望，没有谁怀有苟且敷衍的心思。后来渐渐发生变化，公卿以下互相催逼，司隶、部刺史揭发隐秘的过失，官吏有的任职几个月就被罢退。二千石的地位越来越轻贱，官吏百姓轻慢鄙视他们，知道他们容易遭受危难，稍有不合意，便生出离心背叛的念头。此前山阳逃亡的罪犯苏令四处横行，官吏士卒面临危难，却没有人肯执持符节、舍生取义，是因为郡守、国相平时的威权已经被剥夺了。国家有紧急事务，要靠二千石来办理；二千石地位尊重、权力足够而不易陷于危难，才能使下属效力。以王嘉的话考察今天的情况，郡守的威权，可以说早已被剥夺了。上面有监司窥伺他的过失，下面有官吏百姓抓住他的短处，还没等到审问，调任或替代他的命令已经下达了。想要督捕盗贼，即使在法令之外索取一文钱来驱使人，也办不到。盗贼是凶恶之人，罪行情节严重而法令规定的刑罚较轻，守臣往往把他们发配流放，却使当地司法官再审查案情，弹劾守臣失去了应当逮捕的人。这样战战兢兢，怎么能使官吏士卒竭尽力量，消灭奸人的党羽呢？由此看来，盗贼之所以日益猖獗，是因为陛下给守臣的权力太轻。臣希望陛下稍微加重他们的权力，只责成他们掌握大原则，对细小过失可以从宽略过。凡是京东盗贼很多的郡，从青州、郓州以下，如徐州、沂州、齐州、曹州之类，都应谨慎选择守臣，允许他们在法令之外处置强盗。还可以多赏赐缗钱，使他们能够布置耳目、蓄养爪牙。然而缗钱赏赐太多，就难以长期维持；赏赐太少，又不够使用。臣认为每郡每年可以另行发给一二百千钱，让他们用来酿酒。凡是派人修治捕捉盗贼，可以用酒赏给他们；如果胆敢把酒钱挪作他用，便按贪赃论罪。除正式赏格以外，每年还能得到数百斛酒，也足以驱使人办事了。这也是治理盗贼的一种办法。然而这些都只是小事。至于其中更大的问题，不是臣本来应当说的；想要默默不发，又私下想到自己遇上陛下这样英明圣睿、卓异通达的君主，如果有所保留而没有说尽，就不合忠臣的道义，所以冒死再次进言。从前用诗赋来选取士人，如今陛下用经术来任用人才，名目虽然不同，实际上都是凭文章辞采进身。考察所得到的人才，大多是吴、楚、闽、蜀人。至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大概自古就是豪杰聚集的地方，那里的人民深沉果敢、勇猛强悍，可以任用来办事；但如果想让他们治理声律、诵读经义，同吴、楚、闽、蜀人争论文章经义的细微得失，那么他们就只有不出来做官罢了，所以五路得到的人才常常很少。忠孝礼义之士，即使不得志，也不会失去做君子的品格；如果德行不足而才智有余的人困于没有进身之门，就会无所不为。因此臣希望陛下特意为五路士人另开一条仕进之路。汉朝的法制是：郡县中的优秀百姓，推举选拔为官吏，考察其品行、查验其廉洁，依次升迁补任，有的做到二千石，入朝后成为公卿。古代不专门凭文章辞采取人，所以得到的人才很多。黄霸从卒史起家，薛宣从书佐奋起，朱邑从啬夫中选拔出来，邴吉出身狱吏。其余名臣和贤能的循吏由此进身的，数不胜数。唐朝自中叶以后，方镇都选拔列校来掌管牙兵。当时四方豪杰中不能通过科举自我显达的人，都争相担任这种职务，往往积累功劳而取得旄钺；即使老奸巨盗有的出自其中，而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来瑱、李抱玉、段秀实这一类名卿贤将，所得到的人才也已经很多了。君王任用人才，就像江河一样；江河所流向的地方，百川都会汇聚，蛟龙也由此产生。等到江河改道流向别处，鱼鳖便无处安身，而鲵鳅反过来控制它们。如今世上的胥史、牙校都成了奴仆般的庸人，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陛下不用他们。现在如果想任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要办理文书、审理刑狱、管理钱谷，势必不能废除鞭打。鞭打一实行，豪杰便不会从这些人中出现。所以凡是受过刑的士人不能任用，能够任用的人又不能刑罚。因此臣希望陛下采用唐朝的旧制，让五路的监司、郡守共同选拔士人补任牙职，专取那些才干心力足以超过常人、却不能从事科举的人，按照现在庸钱的标准给他们俸禄，并让他们负责镇税场务、督捕盗贼之类的事务。从公罪杖刑以下，听任赎罪。依照将校的法令，使长吏能够推荐有才干的人，按功劳资历排列等次，记下任职的年月，使他们能够出仕，待遇比照任子，却不以流外身份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职位。朝廷考察其中特别优异的人，提拔任用几名，那么豪杰英伟之士便会渐渐从这条道路出现，奸猾之徒也可以加以笼络收取。具体条目曲折繁细，臣不敢全部说尽，只希望陛下留意省察。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下诏天下停止军役，州郡全部撤除武备，只有山涛上疏论说这样做不可。皇帝见到后说：这是天下闻名的高论。但最终没有采用。到了永宁年间以后，盗贼蜂起，各郡国都因为没有武备而不能制服他们，山涛的话才得到验证。如今臣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屡次把盗贼问题拿来进言，私下的忧虑和过度谋划也已经太过分了。陛下即使能够容忍，也一定会被议论者嘲笑。假使天下平安而臣因此受到嘲笑，也没有关系；否则等事情发生后再谋划，就已经晚了。冒犯天威，罪在不赦。苏子瞻《圜丘合祭六议札子》臣恭敬地看到九月二十二日诏书中的一段条文，说等郊礼结束后，召集官员详细议论祭祀皇地祗的事情以及郊祀之年宗庙祭享的礼典，议定后上奏。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近来在冬至亲自祭祀郊庙，神祇享受祭祀并作出回应，实在蒙受了祥瑞。因此，圜丘合祭天地，确实符合天地之心，不应再有所改变。臣私下认为，议论者想改变祖宗旧制，主张圜丘祭天而不祭地，不过是说冬至在南郊祭天，是阳时阳位；夏至在北郊祭地，是阴时阴位。按照同类相求的道理，既然是阳时阳位，就不能用来求阴神。这种说法大错特错。冬至在南郊祭祀上帝，天地百神没有不随从享祭的。古代秋分在西郊黄昏祭月，也可以说是阴位。至于月神随从上帝享祭，是在冬至于南郊祭月，议论者并不认为可疑；如今皇地祗也随从上帝，在圜丘合祭，却偏偏认为不可以，这就过分了。《书》说：‘于是举行类祭告于上帝，精诚祭祀六宗，遥望祭祀山川，遍祭群神。’舜接受禅让时，从上帝、六宗、山川到群神，没有不全部告祭的，唯独不告祭地祗，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武王攻克商国，庚戌日举行柴祭和望祭。柴，是祭祀上帝；望，是祭祀山川。一天之内，从上帝祭到山川，必定没有南北郊的区别，却偏偏略去地祗，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因此知道，古代祭祀上帝时，也一并祭祀地祗。凭什么可以说明这一点呢？《诗经》的序说：‘《昊天有成命》，是祭祀天地的乐歌。’

译这就是合祭天地的明文经据，可是解说者却把它比作秋冬丰收后的报祭，说：秋冬分别报祭，却都歌唱《丰年》；那么天地分别祭祀，也都歌唱《昊天有成命》。这大错特错。《丰年》诗说：‘丰收之年黍子很多，谷物也很多，还有高大的粮仓，粮食多得以万亿和秭计；酿成酒和甜酒，献给祖先，使各种礼仪都得到周全，降下的福泽十分广大。’秋天歌唱可以，冬天歌唱也可以。《昊天有成命》诗说：‘昊天有了既定的命运，文王、武王接受了它；成王不敢安逸，早晚建立并承受这宽厚深密的天命；继续光明昌盛，竭尽自己的心力，于是使天下安定。’全篇只说天而没有涉及地。颂诗是用来告祭神明的，从来没有歌唱没有祭祀的神，而祭祀没有歌唱的神。如今在北郊祭地，却歌唱天而不歌唱地，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臣由此知道，周代祭祀上帝时，地祗也在其中。歌唱天而不歌唱地，是为了尊崇上帝，所以《诗序》说：‘是祭祀天地的乐歌。’《春秋》记载：没有举行郊祭，却仍举行三望。《左氏传》说：‘望祭，是郊祭的简略形式。’解说者说：三望是泰山、黄河、东海；有人说是淮水、东海、岱山。又有人说，是分野所属的星辰以及山川。鲁国是诸侯国，所以所谓郊祭的简略形式，只涉及它分野所属的山川罢了。周朝拥有天下，那么郊祭的简略形式，难道唯独不涉及五岳四渎吗？五岳、四渎尚且能够随从享祭，地祗难道唯独不能合祭吗？秦朝焚毁《诗》《书》，经籍散佚，学者只能凭自己的意思推求类比。王、郑、贾、服这一类人，未必都能得到真实含义。臣以《诗》《书》《春秋》考察，天地合祭已经很久了。议论者却说，天地合祭始于王莽，不能作为法则。臣私下认为，礼制应当考察它的是非，不应因为人的问题而废弃正确的礼。光武皇帝亲自诛灭王莽，尚且采用元始年间合祭天地的旧例。谨按《后汉书·郊祀志》记载：建武二年，开始在洛阳制定郊祭兆域，筑圜坛八级台阶，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都面向南而以西为上。这是汉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又按《水经注》记载：伊水向东北流到洛阳县圜丘东边，那里是大魏郊祭上天的地方，按照汉朝旧例筑圜坛八级台阶，中间又筑重坛，天地神位设在坛上。这是魏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唐睿宗将要在南郊举行祭祀，贾曾议论说：有虞氏在郊外祭祀黄帝和帝喾，夏后氏在郊外祭祀黄帝和鲧；郊祭和宗庙祭祀都有禘礼。在宗庙举行禘礼，祖宗共同在太祖庙中享祭；在郊外举行禘礼，地祗和群望都在圜丘合祭。以始祖配享，大概是有重大事情时举行的祭祀，不是常规祭祀。《三辅故事》记载：在圜丘祭祀，上帝、后土的神位都面向南。这说明汉朝曾经合祭天地。当时褚无量、郭山惲等人，都认为贾曾说得正确。唐明皇天宝元年二月下诏说：凡是祭祀享神的事情，必须亲自参加；朕不亲自祭祀，礼制就会有缺失，皇地祗应当在南郊合祭。这月二十日，在南郊合祭天地；从此以后凡是举行圜丘祭祀，都合祭天地。这是唐代合祭天地的明确证据。如今议论者想在冬至祭天、夏至祭地，大概是认为这样采用了《周礼》。臣请求说明《周礼》与今天礼制的区别。古代一年中，祭天三次，在明堂享祭上帝一次，四时迎气五次，祭地两次，祭享宗庙四次。这十五项祭祀，都是天子亲自举行的。此外还有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以及各种小祭祀，也都亲自举行，这就是《周礼》。太祖皇帝承受上天眷顾的命运，开始创建宋朝；建隆初年的郊祭，先享祭宗庙，同时祭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年举行一次郊祭，必先在景灵宫举行祭祀，遍享太庙，然后才祭祀天地。这是本朝的礼制。周朝的礼制，亲自祭祀如此之多，而且每年举行，并不认为困难；如今的礼制，亲自祭祀如此之少，却三年才举行一次，也不认为容易。原因是什么呢？古代天子出入，仪仗器物不繁多，兵卫十分简少，花费也有节制；而且宗庙在宫门以内，朝见诸侯、颁授爵位赏赐，必定在太庙举行，不只是在按时祭祀时才到那里。天子所治理的，不过是方圆千里的王畿，只把斋戒、祭祀、礼乐作为政事；能够守住这些，天下就会服从，所以年年举行，逐渐成为常规。到了后世，四海统一，四方万里都听命于皇上，政务繁多，是古代的亿万倍，每天的精力都不够用。自秦、汉以来，天子的仪仗器物一天比一天增多，只增加而不减少，以至于今天，已经不再像古代那样简约容易了。如今所实行的都不是《周礼》：三年举行一次郊祭，不是《周礼》；郊祭前两天先告祭原庙，前一天祭祀太庙，不是《周礼》；郊祭后大赦天下，不是《周礼》；优厚赏赐各军，不是《周礼》；从后妃以下直到文武百官，都可以荫补亲属，不是《周礼》；从宰相、宗室以下直到百官，都有赏赐，不是《周礼》。这些都不改变，却唯独在地祗问题上说《周礼》不应在圜丘祭祀。这是什么道理呢？议论者一定会说：如今的寒暑同古代没有不同，而周宣王曾在六月出兵讨伐玁狁，那么夏至这一天为什么不能祭祀呢？臣将回答说：舜一年巡行四岳，五月天气才炎热，却南行到衡山；十一月天气才寒冷，却北行到常山，这也是今天的寒暑，后世的君主能够这样做吗？周朝之所以十二年巡行一次，只是因为不能像舜那样。周朝已经不能实行舜的礼制，却说如今可以实行周的礼制吗？上天的寒暑虽然相同，但礼制的繁简却不同。因此有虞氏的礼制，夏、商有不能实行的；夏、商的礼制，周朝也有不能采用的，都是因为时代不同。周宣王在六月出兵驱逐玁狁，大概是迫不得已；而且尹吉甫担任将领，宣王并没有亲自出征。如今想制定一代的礼制，作为三年一次、永远实行的制度，难道可以拿六月出兵来作比较吗？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夏至不能举行礼仪，那么派官员代行祭祀，也有旧例。这个问题不是臣所了解的。《周礼·大宗伯》说：如果王不参加，就代王居于其位。郑氏注说：王有事故，就代替他举行祭祀。贾公彦疏说：所谓有事故，是指王患病以及遭逢丧事，这些都包括在内。既然如此，代行祭祀并不是平安吉祥时的礼制。后世君主不能年年亲自祭祀，所以命令有关官员代行，流传下来已经很久了；如果在亲自郊祭的年份反而派官员代行，就是无故使用有故时的礼制。

译议论者一定又会说：省去繁复的仪文末节，一年就可以举行两次郊祭。臣将回答说：古代把亲自郊祭作为常礼，所以没有繁复的仪文；如今把亲自郊祭作为大礼，所以繁复的仪文有不能省略的。比如设置帷幕、城垣、帐屋，盛夏就有遭遇风雨的忧虑。陛下从宫中出发到郊外，戴通天冠，乘大辂，在正午停留；百官和卫兵暴露在道路上，铠甲装备齐全，人马喘息流汗，这些都不是夏至时能够承受的。君王以侍奉父亲的礼节侍奉天，以侍奉母亲的礼节侍奉地，不可以偏废。祭天准备周全，祭地却简略，这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别，难道能把它说成繁文末节而一概削减吗？国家养兵与前代不同。唐朝时还没有军赏，尚且不能年年亲自祭祀；天子出郊，兵卫不能简省，大辂一动，必定要有赏赐。如今三年一次郊祭，已经耗尽国库，还担心不够；除了郊祭赏赐之外，哪里还能再增加呢？如果一年赏赐两次，国力将凭什么供应？把赏赐分开给予，难道人心不会失望吗？议论者一定又会说：三年祭天一次，再三年祭地一次。这也不是臣所了解的道理。三年一次郊祭，已经很疏阔了；如果只祭地而不祭天，就是因为祭地而使祭天更加疏远。自古以来从没有六年才祭天一次的事。这样做，典礼会更加败坏；想要恢复古制，反而更加背离古制，神祇一定不会来享祭，这不是合乎礼的做法。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用十月的神州祭祀代替夏至的方泽祭祀，这样就可以免除盛暑举行大礼的忧患。这也不是臣所了解的道理。之所以议论这件事，是因为想要依从《周礼》。如今用十月代替夏至，用神州代替方泽，不知道这是《周礼》的经常之制，还是变通礼制的权宜之法？如果变通礼制、依从权宜是可以的，那么合祭于圜丘为什么偏偏不可以？十月亲自祭地，十一月亲自祭天，先祭地后祭天，古代没有这样的礼制。而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军队和国家劳费的忧患，也仍然不能免除。议论者一定又会说：在举行郊祭的年份，夏至在方泽祭祀地祗，皇上不亲自郊祭，只点燃通达神明的烽火，天子在宫禁之中遥望祭祀。这也不是臣所了解的道理。《书》中所说的望秩、《周礼》所说的四望、《春秋》所说的三望，都是指山川在疆域之内、却不在四郊，所以从远处遥望祭祀。如今所在之处，低头就能看见大地，却说要遥望祭祀，难道是说京师反而看不见大地吗？这六条议论，是决定天地能不能合祭的问题。汉朝的郊祭礼制尤其违背古制，唐朝也不能完全依照古制。本朝祖宗恭敬崇重祭祀，儒臣和礼官讲求增减损益，并不是不知道圜丘、方泽都由天子亲自祭祀才正确，而是因为时代条件不能实行。因此斟酌古今，使上合典礼、下合时宜，比较所得，已经比汉、唐多了。天地和宗庙的祭祀，本来都应当每年遍行；如今不能每年遍行，所以在三年一次郊祭的年份一并举行；又不能在一年之中两次举行大礼，所以把它安排在三天之内。这些都是因时制宜，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如今合祭天地并没有失去亲自祭祀，而北郊却必定不能亲自前往，这两者哪一个更重要呢？如果一年举行两次郊祭，却派官员代行，就是永远不能亲自祭地。三年一次郊祭中，轮到祭地的年份，如果因暑雨不能亲自前往而派官员代行，那就是天地都没有亲自祭祀。分祭天地，绝不是当今时代能够实行的；议论者不过想在举行郊祭的年份，把天地和宗庙的祭祀分成三次罢了。分成三次有三条不可行之处：夏至这一天不能发动大众、举行大礼，这是第一；军赏不能再增加，这是第二；自建国以来，天地和宗庙始终只享受这一套祭祀，历代圣主相承，也只采用这一礼制。这正是神祇所享用、祖宗所安定的礼制，不可轻易改变；一旦改变，就会涉及吉凶祸福，不能不慎重考虑，这是第三。以上三点，臣反复思量，没有一条有可实行的道理。恭请依从旧制，以此为便利。从前西汉衰败时，元帝采纳贡禹的意见毁坏宗庙，成帝采用丞相匡衡的建议改变郊祭神位，都造成了灾祸，明确记载在史书中。过去的教训十分明白，足以使人寒心。恭请陛下详细阅览臣这篇奏章，那么就会知道合祭天地，正是古今的正礼，本来不是权宜之计。不只是初次郊祭的年份应当实行，实际上是永远不可更改的典制。愿陛下谨慎守行太祖建隆、神宗熙宁的礼制，不要更改郊祀、庙享，以安抚上下神祇。仍乞请陛下下发臣这篇奏章，交给有关部门召集众议；如果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就必须逐条清楚地驳解臣所陈的六条议论，使他们全部屈服，上合《周礼》，下不造成当今军国的忧患。不可固执己见，更不要只议论当今能否实行。最重要的是严肃对待祭祀大典，及早按时确定。请裁决。卷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