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七

译苏明允《张益州画像记》至和元年秋天，蜀地人传言有盗寇逼近边境。边军夜里惊呼，郊野没有居民，妖言流传四方，京师震惊。正准备下令选择统帅时，天子说：“不要滋养祸乱，不要助长变乱。众人的议论纷纷而起，但我的意志自有定见。外部的祸乱没有发生，变乱却将从内部兴起；不能只用文治号令，也不能只逞武力。只有我朝的一两个大臣，谁能处置在文治和武力之间的事情？任命他前往安抚我的军队。”于是推举说：“张公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好。”张公以有亲属需要奉养为由推辞，天子不准，于是出发。冬天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当天，便让屯驻军队返回，撤去防守，并派人告诉郡县：“盗寇来了由我负责，不要使你们劳苦。”第二年正月初一早晨，蜀人像往常一样互相庆贺，于是终于平安无事。又过了一年正月，蜀人相互商议，要把张公的画像留在净众寺，张公无法禁止。眉阳人苏洵对众人说：“天下尚未发生动乱时容易治理，已经发生动乱后也容易治理；有动乱的萌芽而没有动乱的形势，这叫作将要动乱。将要动乱时最难治理，不能因为已经有动乱的征兆就急迫，也不能因为尚未形成动乱就松懈。正如元年秋天，器物已经倾斜却还没有坠地，只有你们张公安坐在旁边，脸色不变，慢慢起身把它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下，毫无自夸的神色。替天子治理百姓而不知疲倦的，只有你们张公；你们能够因此生存，张公就是你们的父母。而且张公曾经对我说：‘百姓没有固定不变的本性，只看上位者怎样对待他们。人人都说蜀人多变，于是用对待盗贼的心态对待他们，用惩治盗贼的法令约束他们。百姓双脚重叠、屏住呼吸，却又用刀斧般严酷的命令对待他们，于是百姓开始忍心拿自己那被父母妻子所依靠的生命，抛给盗贼，所以常常发生大乱。用礼义约束他们，用法令驱使他们，蜀人也容易治理。至于逼迫他们而使其发生变乱，即使齐、鲁之人也会如此。我用对待齐、鲁人的方式对待蜀人，蜀人也自然把自己当作齐、鲁人。至于在法律之外任意妄为，用威势劫持普通百姓，我不忍心这样做。’唉！从张公以前，我从未见过这样深切爱护蜀人、这样厚待蜀人的人。” 众人都拜了两拜，叩头说：“是这样。”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德在你们心中，你们死后还会传给子孙；他的功业在史官笔下，并不需要画像来保存。况且张公本人也不愿意这样做，为什么还要坚持呢？”众人都说：“张公难道会过问这种事吗？即使如此，我们心里还是不能放下。如今平日听说一件善事，一定要询问那个人的姓名、乡里所在，甚至了解他的长短高矮、美丑形貌；更有甚者，还要追问他一生的爱好，以便想象他的为人。史官也会把这些写进他的传记，意思是要让天下人心里思念他，同时眼中存有他的形象；眼中存有形象，所以心中的思念就更加牢固。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毫无帮助。”苏洵无法反驳，于是为他们作了这篇记。张公是南京人，慷慨有节操，以宽宏的气度容纳天下。天下有重大事务，可以托付给张公。系诗说：天子登上朝堂，时在甲午年。西方人传说，盗寇已经逼近城墙。朝廷中有武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说：“唉，任命我的张公。”张公从东方来，旗帜舒展飘扬。西方人聚集观看，在街巷和道路上。都说张公威仪显赫，张公来得从容安详。张公对西方人说：“安定你们的家室，不要有人妄传讹言。讹言是不吉祥的，回去各自从事日常生活。春天修整桑树枝条，秋天清扫场地。”西方人叩头说：“您是我们的父兄。”张公在西边园囿，草木繁茂。张公宴请属吏，鼓声深沉洪亮。西方人前来观看，祝愿张公长寿万年。有美丽的女子，闺房安闲。有呀呀学语的儿童，也已经会说话。过去张公没有来时，几乎要把你们弃置不顾。禾苗麻类和艽芜茂盛，仓廪高高充满。唉，我的妻子儿女，享受这丰收的年景。张公在朝廷，是天子的股肱。天子说：“回来吧。”张公怎敢不奉命？于是建造庄严的厅堂，有厢房，有庭院。张公的画像安置在中央，身穿朝服，头戴冠帽，系着缨带。西方人相互告诫：“不敢放纵荒废。张公回到京师，张公的画像还在厅堂。” 苏子瞻《石钟山记》《水经》说：“鄱阳湖的湖口有座石钟山。”郦道元认为：“山下临深潭，微风鼓动波浪，水和石相互撞击，声音像大钟。”这种说法，人们常常怀疑。如今把钟磬放在水中，即使大风大浪也不能使它鸣响，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代，李渤才寻找它的遗迹，在水潭边得到两块石头。敲击它们来听，南边的声音含混，北边的声音清越；槌子停止，声音仍然振荡，余韵慢慢消失，李渤自以为找到了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然而这种说法，我更加怀疑。能铿锵作响的石头，到处都是，为什么唯独这里用“钟”来命名呢？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乘船前往临汝，长子苏迈将要到饶州德兴县任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得以观赏所谓的“石钟”。寺里的和尚让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选择一两块敲击，发出硿硿的声音，我本来就笑他而不相信。到了当天夜里月色明亮，我独自和苏迈乘小船来到陡峭的山壁下。巨大的石头侧立千尺，像凶猛的野兽和奇异的鬼怪，阴森森地仿佛要扑向人；山上栖息的鹘鸟听见人的声音，也惊叫着飞起，在云霄之间发出磔磔声。又有像老人在山谷中一边咳嗽一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我正心惊想要回去，忽然巨大的声音从水面传来，像钟鼓一样噌吰不绝，船夫十分害怕。慢慢观察，原来山下全是石洞和石缝，不知道深浅，微小的波浪涌入其中，水气回荡、波涛澎湃，因而发出这种声音。船回到两山之间，将要驶入港口时，有一块大石挡在水流中央，可以坐下百人；石头中空而且有许多孔洞，和风、水相互吞吐，发出窾坎镗鞳的声响，与先前噌吰的声音相互应和，像音乐演奏起来一样。于是我笑着对苏迈说：“你知道它们了吗？噌吰的声音，像周景王的无射钟；窾坎镗鞳的声音，像魏献子的歌钟。古人没有欺骗我啊。” 事情如果没有亲眼看见、亲耳听到，却凭主观臆断它有或没有，可以吗？郦道元所见所闻，大概与我相同，只是他说得不详细；士大夫终究不肯乘小船在夜里停泊于陡壁之下，所以没有人能够知道；而渔夫船工虽然知道，却不能用文字说明，这就是这种事情不能流传于世的原因。浅陋的人却用斧头敲击石头来探求它，自以为找到了真相。我因此记下这件事，大概是感叹郦道元叙述简略，也讥笑李渤见识浅陋。

译苏子瞻《超然台记》世间万物都有可观赏之处。只要有可观赏之处，就都有可使人快乐的地方，不一定非要奇异、壮伟、华丽的东西才行。喝酒糟、饮薄酒，都可以醉；瓜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吃饱。由此类推，我到哪里去会不快乐呢？人们之所以求福而逃避祸患，是因为认为福可以令人喜悦，祸可以令人悲伤。人的欲望没有穷尽，而外物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却有尽头。美与丑的分别在心中争斗，取舍的选择又交错出现在眼前，于是可快乐的事情常常少，可悲伤的事情常常多，这就成了主动求取祸患、推辞福分。求取祸患、推辞福分，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是外物蒙蔽了他。他们只在外物之内游走，而不在外物之外游观。外物本没有大小之分；从外物内部看，没有什么不是高大显著的。外物凭借自己的高大来压迫我，于是我常常眼花心乱、颠倒反复，就像从缝隙中观看两人争斗，哪里知道胜负究竟在谁呢？因此美丑横生，忧乐由此产生，难道不可悲吗！我从钱塘调任胶西太守，放弃船的安稳，承受车马奔波的劳苦；离开雕饰墙壁的华美，住进遮蔽在有色木椽下的房屋；背对湖山的景色，行走在种桑种麻的田野。刚到任那天，年年歉收，盗贼遍野，诉讼充满；斋厨空空，每天只吃枸杞和菊花，人们本来都怀疑我不会快乐。这样过了一年，我的面容反而更加丰润，头发中白的部分也一天比一天变黑。我既喜欢当地风俗淳朴，官吏百姓也安于我的拙朴。于是整治园圃，清扫庭院，砍伐安丘、高密的木材，修补破败之处，只求暂且完整。园子北面依城建有一座台，原来就有；我稍加修葺，使它焕然一新，时常和宾客登台游览，放开胸怀、尽情抒发志意。向南望马耳山、常山，时隐时现，若近若远，差不多像有隐居的君子在那里吧！东面是卢山，是秦人卢敖逃遁的地方。向西望穆陵，隐约如同城郭，姜太公和齐桓公留下的功业，似乎仍有存留。向北俯视濰水，不禁感慨长叹，想到淮阴侯的功劳，又哀悼他未能善终。台高而稳固，幽深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下雨下雪的早晨，清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台上的，宾客也没有不跟随的。采摘园中的蔬菜，捕取池中的鱼，酿造高粱酒，煮去壳的粗米来吃。我说：游赏真快乐啊！这时，我的弟弟苏辙恰好在济南，听说这件事后作了一篇赋，并把这座台命名为“超然”，用来表明我无论到哪里都没有不快乐的地方，大概是因为我能够超然于外物之外游观。苏子瞻《游桓山记》元丰二年正月己亥月底，春天的衣服已经穿上了，我跟随几位朋友到泗水边游览。登上桓山，进入石室，让道士戴日祥弹奏雷氏琴，演奏《履霜》的遗曲。有人说：“唉，悲哀啊！这里是宋国司马桓魋的坟墓。” 有人说：“在坟墓前弹琴，合乎礼吗？”我说：“合乎礼。季武子去世时，曾点倚着他家的门唱歌。仲尼像太阳和月亮一样光明，桓魋却认为可以加害他。而且桓魋死后要造石椁，三年还没有造成，真是古代的愚人。我将要凭吊他的墓藏，可是他的骨头、毛发、爪子、牙齿，早已化为飞尘，飘散成冷风了，何况石椁呢？何况那些陪葬而死的臣妾，以及含在口中的贝玉呢？假使桓魋死后没有知觉，我即使弹琴唱歌也没有关系；假使桓魋死后还有知觉，听见我弹琴唱歌，知道哀乐不能永恒、万物变化不过五日，他的愚蠢难道不能稍稍减轻吗！” 几位朋友感慨叹息，于是唱道：“桓山之上，只有岩石高峻啊；司马桓魋的罪恶，却不会像岩石一样长存啊。桓山之下，只有流水绵延啊；司马桓魋的坟墓，也将同流水一起逝去啊。”歌唱完毕便离开了。一同游览的有八人：毕仲孙、舒焕、寇昌朝、王适、王遹、王肄、苏轼的儿子苏迈、舒焕的儿子彦举。苏子瞻《醉白堂记》已故魏国忠献韩公，在私人住宅的池塘边建了一座厅堂，命名为“醉白”，取白居易《池上》诗作为《醉白堂歌》，心意仿佛是羡慕白居易而又有所不及。天下士人听说后都感到疑惑，认为韩公既然已经无愧于伊尹、周公，却还羡慕白居易，这是为什么呢？苏轼听说后笑着说：“韩公难道只是羡慕白居易而已吗？他正希望成为一个平常而不为人知的人，却又无法做到。” 上天生下这样的人，是要让他承担天下的重任；那么寒冷的人会求衣服，饥饿的人会求食物。凡是没有得到的都会来请求，只要有东西可以给他们，就将应付不完他们的请求。因此，他一生都处在忧患的境地，行走在利害的道路上，这难道是他所希望的吗？忠献公既然已经辅佐三位皇帝、安定天下，正胸怀浩然之气准备回家养老，而天下人共同挽留他，不让他离开。在这时，他对乐天有所羡慕，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然而拿白居易一生的经历来同韩公比较，比较他们所得的厚薄深浅，谁有什么、谁没有什么，那么后世的评论是不能欺骗我们的。文治使天下太平，武力平定叛乱，谋划使宗庙安定，却不把这些看作自己的功劳；急于任用贤才，轻视爵位俸禄，使士人不知道承受了他的恩德；杀伐果断，使六军安定；四夷八蛮都想听闻他的风采，天下把他的个人安危看作国家安危：这些是韩公所有而白居易没有的。趁身体强健时请求退职，退居十五年，每天和朋友赋诗饮酒，享受庐山园池的乐趣；官府有多余的绢帛，粮仓有多余的粮食，家中还有歌舞伎的供奉：这些是白居易所有而韩公没有的。忠言和良谋在当时见效，文章才华在后世显扬，生死穷达、毁誉变迁都不能改变操守，道德高于古人：这是韩公和白居易共同拥有的。韩公既不因自己拥有的而自满，也不因自己没有的而自卑，想要推扬他们相同的地方，把自己寄托其中。当他把身体寄托在一醉之中时，齐同得失，忘却祸福，混同贵贱，等同贤愚，与万物相同，同造物者一起游乐，并不只是把自己比作白居易而已。古代的君子，对自身要求厚重，对取得名声很谨慎，所以实际德行超过名声，世人称颂他们的美德也不会厌倦。以孔子的圣明，却把自己比作老彭，与左丘明相同，又认为自己不如颜渊。后代的君子，实际德行达不到，却都有自我夸大的心思。臧武仲自认为圣人，白圭自认为禹，司马长卿自认为司马相如，扬雄自认为孟轲，崔浩自认为张良，然而世人最终都没有认可他们。由此看来，忠献公的贤德远远超过一般人。从前，公曾告诉他的儿子忠彦，准备请我苏轼写一篇文章作记，却没有来得及实现。安葬以后，忠彦把这件事告诉我，认为按情义不应推辞，于是我含泪写下了这篇文章。

译苏子瞻《灵璧张氏园亭记》。从京师向东走，水路漂浮在浑浊的水流上，陆路行走在飞扬的黄尘中，池田一片苍茫，使行路的人疲倦厌烦；走了八百里，才在汴水北岸见到灵璧张氏的园子。园外，修长的竹子森然挺立，高大的树木茂盛幽深。园中，利用汴水的余流修成池塘，搬取山中的奇石堆成岩山土阜。蒲苇、莲花、芡实，使人产生江湖之思；椅树、桐树、桧树、柏树，具有山林的气息；奇花美草，呈现京洛的风姿；华美的厅堂、高大的房屋，具有吴地、蜀地的精巧。这里幽深，可以隐居；物产丰富，可以养生；瓜果蔬菜足以使邻里吃饱，鱼鳖、笋和蔬菜足以供给四方宾客。我从彭城调任吴兴太守，从宋地登船，三夜便到了园子下面。乘轿敲门，见到了张家的儿子张硕。张硕请我写文章为园子作记。张氏世代都有显达的人，从他的伯父殿中君和他的先人通判府君开始在灵璧置家，并建造了这座园子，修筑兰皋亭，用来奉养父母。后来他们出仕朝廷，名声一时显著，便把余力继续用来修治园子，日益增添经营，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园中的树木都粗达十围，岸边山谷隐约可见；园中的各种景物，没有一样不合人意，足见他们用力既多又久。古代的君子不一定要出仕，也不一定不要出仕。如果一定出仕，就会忘掉自身；如果一定不出仕，就会忘掉君主。这就像饮食，只求适合饥饱罢了。然而士人很少能实行这种道义、遵守这种操守：隐居的人安于旧处，很难出仕；出仕的人习惯于利禄，又忘了返回，于是便有了违背亲人、离绝世俗的讥讽，以及贪恋俸禄、苟且求安的弊病。如今张氏的先人替子孙谋划得深远而周全，所以在汴水、泗水之间、舟车冠盖往来的要冲修筑房屋、种植园林，使日常奉养和宴饮游乐，不求便自然充足。子孙打开门出去做官，走几步便身在朝市之上；关门回来隐居，俯仰之间便处于山林之下。凭此可以养生修性、实行义行、追求志向，无论做什么都没有不合适的。因此张氏子孙出仕的，都有能做循吏、具有良好才能的声誉；居家不仕的，也都有守节之士清廉退让的品行，这大概都是他们先君子的恩泽。我在彭城任职两年，喜爱那里的风俗，临将离去又舍不得；彭城的父老也没有谁厌弃我。我打算在泗水岸边买田养老。向南望去就是灵璧，鸡犬之声彼此相闻；我将戴着便帽、拄着手杖、穿着鞋子，逢年过节往来于张氏园中，同他们的子孙游乐，这一定会有实现的一天。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记。苏子由《武昌九曲亭记》。子瞻被贬到齐安，在江边搭屋居住。齐安没有著名的山，而江南的武昌群山高低起伏、绵延不断，山涧深邃幽密；其中有佛寺精舍，西边叫西山，东边叫寒溪。它们依傍山岭、面对深谷，松树和栗树遮蔽其间，清幽萧然，远离尘俗，车马的踪迹到不了这里。每当风停日出、江水安静下来，子瞻便拄杖带酒，乘渔船逆流向南。山中有两三个人，喜欢待客，也喜欢游览；听说子瞻来了，便戴着便帽笑着迎接，携手漫步上山，走遍山的深处，力气用尽才停下休息。扫开落叶铺草为席，斟酒互相慰劳，兴致舒畅而忘记返回，常常留宿山上。他这样住在齐安三年，竟不知时间已经这么久了。然而将要前往西山时，要走在松柏之间，经过九曲羊肠般的小路，才得到一小片平地，游人到了这里一定休息。倚着奇石，躲在茂密树木的阴影下，俯视大江，仰望山陵土阜，侧看溪涧山谷，风云的变化、林木山麓的向背，全都呈现在眼前。那里有一座废亭，遗址十分狭小，不足以容纳众多宾客。旁边有几十棵古树，大多粗达百围、高达千尺，不能用斧头砍伐。子瞻每次到树下，总是斜眼端详一整天。有一天，大风雷雨拔倒其中一棵，清除了它所占的地方，亭子的地基便得以扩大。子瞻和宾客进山查看，笑着说：“这棵树莫非是想成全我的亭子吗？”于是大家共同经营。亭子建成后，西山的胜景才完整具备，子瞻也因此最为快乐。从前我年轻时，曾跟随子瞻游览，有山可以攀登，有水可以泛舟，子瞻没有一次不是提起衣裳走在前面。有时不能到达，他便为此惆怅很久。至于他轻快地独自前往，在泉石之间逍遥自在，采摘林中的花草，拾取涧中的果实，舀水饮用，看到的人都以为他是神仙。天下的快乐没有穷尽，而以使自己心意舒适为快乐。正当他兴致满足时，万物都无法替代这种快乐；等到兴致满足之后，又没有谁不洒然一笑、自我解嘲的。这就像饮食，摆满在面前，归根到底不过求得一饱，最后都同样腐臭，谁知道得失究竟在哪里呢？只要内心无愧，对外也没有可受责备之处，姑且寄身于此，这就是子瞻能在这里获得快乐的原因。

译苏子由《东轩记》。我因获罪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的监官，还没有到任，便遇上大雨，筠水泛滥，淹没南市，冲上北岸，冲坏了刺史府的门。盐酒税官署的房屋临江而建，水患尤其严重。到任以后，房屋破败得不能居住，便向郡府报告，借部使者的府第居住。郡府怜悯我无处可归，答应了我。到了十二月，才设法支撑起倾斜的部分，补好破损的地方，在听事堂东面开辟一间轩，种下两棵杉树、百竿竹子，作为宴饮休息的地方。然而盐酒税旧例由三名官吏共同办理，我到任时，另外两人恰好都离职了，事务便全落在我一人身上。白天坐在市区，卖盐、卖酒，征收猪鱼之税，同市民为了一尺一寸的利益争执，以显示自己的才能。晚上回来，筋力疲惫，常常昏昏沉沉地倒头便睡，连夜里已经天亮也不知道。天一亮又出去办理职务，始终不能安然享用所谓的东轩。每天早晚进出东轩旁边，回头看它，没有一次不哑然失笑。我年轻时读书，私下曾对颜子用箪吃饭、用瓢喝水、居住在简陋巷子里感到奇怪：别人都不能忍受那种忧苦，颜子却不改变他的快乐。我私下以为，即使不想出仕，守门、打更也还可以养活自己，又不妨碍求学，何至于困苦、受辱、贫穷到这样自我折磨呢？等到来到筠州，在米盐事务之间辛勤劳作，没有一天休息；即使想抛弃尘世污垢、解脱羁绊，把自己放归道德的境界，事务却总是强行把我留下。这样以后我才知道，颜子甘心贫贱、不肯接受一升一斗的俸禄来养活自己，实在是因为那会妨碍求学。唉！士人当他还没有听闻大道时，沉溺于权势利禄，用玉帛和妻妾来厚待自己，自以为这就是快乐。等到他遵循义理来求道，抛弃外在的浮华而取得真实的内在，从容自得，便不知道天地有多大，也不把生死的变化放在心上，更何况比这更低下的事物呢！所以这种快乐足以使人面对贫困饥饿而不怨恨；即使做面南而王的君主，也不能超过它。只是没有德行的人，不能承受这种快乐。我如今正微不足道地想磨洗自己的污浊，仰慕圣贤万分之一的境界；自看尚且有所欠缺，却还想希望得到颜氏的福分，当然不可能了。至于孔子周游天下，最高做到鲁国司寇，最低做乘田、委吏，随遇而安，没有什么处境不能接受。那大概是通达之人的事情，不是求学之人所能期望的。我既然因受责罚来到这里，虽然知道官职束缚的害处，却因形势所迫不能离开，只希望年岁久了，世人或许会哀怜我，使我能够回到乡里，修治先人的破屋，建造四面各一堵墙的小室居住。那样以后再追求颜氏的快乐，怀念东轩，悠然自得地忘却衰老；然而这不是我敢于期望的事。卷五十八。王介甫《慈溪县学记》。天下一日也不能没有政教，所以学校一日也不能在天下消亡。古代把天下的土地划分为井田，党庠、遂序、国学的制度便建立在其中。乡射饮酒、春秋合乐、养老敬老、慰劳农民、尊重贤者、任用能人，以及考察技艺、选取言论的政务，直到接受战果、献上敌人左耳、审讯囚犯等事情，无不出自学校。在这里培养天下具有智、仁、圣、义、忠、和品德的人，乃至偏门、技艺、专长方面的人才，也没有不培养的。又选取士大夫中才能品行完美清正、曾任职施政并已离职的人，作为教师。举行释奠、释菜礼，使人不忘记学业的由来；通过迁徙、驱逐，来勉励懈怠者并除去他们的恶习。这样，士人早晚所见所闻，无不是治理天下国家的方法。他们所服习的必定是仁义，所学的也必定能够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一天被选取来充任公卿大夫和百官的候选人时，他们的才能品行都已经平素确定；士人作为候选者，他们施政的方法也都是平日所见所闻的，不必临时学习后才会做。古代居于上位的人，事情不必多加思虑便能办成，功业不必刻意经营便能完备，关键就在这里。这就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国家、建立学校的根本用意。后世没有了井田制度，学校也时存时废。大体说来，治理天下国家的办法，不再都出自学校。学校中的士人群居族处，充任老师和弟子的人，只不过讲解章句、督课文字罢了。等到衰败日久，四方的学校便废弃而改作庙宇，在天下祭祀孔子。砍木塑土，按照佛寺、道观的做法，塑造君王的形象。州县官吏在春秋两季率领属下到堂上举行释奠礼，而求学的士人有时反而不参加。大概庙宇的兴建，是学校废弃的结果，也是近世的制度如此。当今天子即位若干年后，很是修治法度，并革除近世不合理的做法。在这个时候，学校渐渐在天下建立起来了，但仍规定州里的士人满二百人，才可以设立学校。于是慈溪的士人不能拥有学校，只好仍旧建孔子庙；庙又坏了，没有修治。县令刘君在中向州府进言，让百姓出钱，准备修建学校，但还没有动工便离任了，当时是庆历某年。后来林君肇到任，说：“古代办学校的道理，我不能亲眼见到；但现行法令，我不能不遵循。虽然如此，我的百姓在这里不能没有教化。”于是便用百姓的钱建造孔子庙，像现在所说的那样，又修治它的四周，在其中建造学舍和讲堂，率领县里的子弟求学，起用先生杜君醇担任教师，于是学校兴盛起来。唉！林君大概是懂得治道的人吧！做官的人，既不改变今天的法令，又不失去古代制度的实质，这是有道之人才能做到的。林君所做的事情，已经接近这一点了。林君本来就是贤能的县令，而慈溪是个小县，没有珍贵物产和过度奢侈的货物来吸引各地的游商贩夫；田地桑树良好，足以自给，没有水灾旱灾的忧患。没有游商贩夫，所以风俗单一而不混杂；能够自给，所以百姓慎于犯法而容易治理。我所见慈溪的士人，也有许多美好茂盛的才能，容易成就。杜君是越地的隐士君子，他的学问品行适合做人的老师。小县得到贤能的县令，又得到适合做老师的人来担任教师，再凭借修治来使淳厚、易治的风俗更加发展，使美好茂盛、容易成就的人才得到进步，即使受到法令拘束、形势限制，不能完全像古代那样办学，我仍然相信这里的教化将会施行，风俗将会形成。教化可以使风俗变得美好；但是，一定要经过很久才会达到完善。如今的官吏，形势上不能长久任职。我虽然为教化将要施行而高兴庆幸，却又担心后来者不能继承我，于是依据林君的用意写下这些话，告诉后来的任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