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译○欧阳永叔《五代史职方考序》唉！自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不分封土地而治理的。后世以古代为鉴，纠正过去的过失，才开始用郡县制治理天下。然而自秦、汉以来，作为国家的时间与三代相比，谁长谁短呢？等到它灭亡时，没有一次不是分裂的，甚至有时连一块土地都没有来保存自己。大概掌握了根本要领，即使有一万个国家也能治理；失去了所应守护的原则，即使统一天下也容纳不下，难道不都是以道德为根本吗？唐朝强盛的时候，虽然名义上把天下划分为十道，但各地的形势还没有分裂。等到唐朝衰败以后，设置军队节度使，号称方镇。大的方镇连接十多个州，小的也兼领三四个州。因此，方镇的军队骄横了就驱逐节度使，节度使强大了就背叛朝廷；土地成为他们世代占有的产业，战争兴起，彼此相互侵伐，天下的形势从此分裂。然而唐朝自中期以来就多灾多难，它的兴盛、衰败和解救危难，常常依靠方镇军队来扶持；而它受到侵凌、陷入混乱以至灭亡，最终也同样是由于方镇军队。这难道就是利害相互转化的道理吗？自从唐僖宗、昭宗以来，天下日益分裂。后梁初年，天下分成十一个国家：南方有吴、浙、荆、湖、闽、汉，西方有岐、蜀，北方有燕、晋，朱氏占有七十八州作为后梁。庄宗起兵于并州、代州之初，攻取幽州、沧州，共有三十五州；后来又攻取梁国的魏州、博州等十六州，合计五十一州，因而灭掉后梁。岐王称臣，又得到岐国七州。同光年间攻破蜀国，不久又失去，只得到秦、凤、阶、成四州；营州、平州二州陷入契丹之手，另增置一州，合计一百二十三州作为后唐。石氏即位后，向契丹献出十六州，又得到蜀国的金州，另增置一州，合计一百零九州作为后晋。刘氏初年，秦、凤、阶、成四州重新归入蜀国；隐帝时增置一州，合计一百零六州作为后汉。郭氏取代后汉，十州归于刘旻；世宗攻取秦、凤、阶、成、瀛、莫以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五州，废去三州，合计一百一十八州作为后周。宋朝兴起后沿袭了这种局面。这是中原地区的大致情况。其余归属于外族的地方，强者兼并弱者，得失并不固定。到了后周末年，闽国已经先行灭亡，剩下七国。从长江以南，有二十一州属于南唐；剑门以南以及山南西道，有四十六州属于蜀；湖南、湖北有十州属于楚；浙江东西有十三州属于吴越；岭南、岭北有四十七州属于南汉；太原以北有十州属于东汉；荆州、归州、峡州三州属于南平。合计中原所占有的，共二百六十八州，不包括军镇。这是唐朝的疆域。前代史书记载得很完备，其中还夹杂着羁縻州和寄治州等徒有虚名的州。五代是乱世，文献不完整，而且不时有州被废并，有的又陷于夷狄，无法考察详情。能够看清楚的，现都像谱牒一样列举在这里。自从唐朝设置方镇以后，史官没有把它们记入地理书中，认为方镇属于军队和战争方面的事务，不是职方氏所掌管的。然而后世沿袭这种做法，以军镇的名称标记地方，反而埋没了州名。如今设置军镇，又往往只是凭空加以升格，建立为重要的州府，这些都不能不记载。州、县中凡是唐朝旧有而在五代废除的，五代设置而今天仍可见的，以及县的划分隶属关系今天仍沿用的，都应当列出，以备职方考察。其余曾经设置后来又废除、曾经改划隶属后来又恢复旧制的，都不值得记载。山川形势和物产风俗，是职方所掌管的；五代存在时间短，没有什么变化，所以也不再记录，只记录各地的方镇、军号名称，以便同前代史书相互参照。欧阳永叔《五代史·一行传》序 唉！五代的动乱达到极点了，这大概就是《传》中所说的“天地闭塞，贤人隐退”的时代吧？在这个时候，臣子杀死君主，儿子杀死父亲，而士大夫安享俸禄，站在朝廷之上，满脸得意，完全没有廉耻神色的人，到处都是。我认为自古以来忠臣义士大多出自乱世，却奇怪当时能够称道的人为什么这样少。难道果真没有这样的人吗？即使说战争兴起，学校废弛，礼义衰败，风俗毁坏，到了这种地步，然而自古以来天下从来不曾没有人啊。我料想一定有洁身自好、以才德自负的人，因为憎恨世俗而远远离去，因而没有被人发现。自古以来，有些才德之士内有蕴蓄而外表不显，有的困居在简陋的巷子里，有的把自身托付给草野；即使有颜子的德行，如果没有遇到孔子，名声也不能彰显，何况是在世局多变、君子之道消亡的时候呢？我又认为一定有身负才干、修养节义，却沉沦下层、埋没无闻的人。我在传记中寻找他们，但乱世崩离，文字残缺，已经无法完全寻得，所能得到的也只有四五个人罢了。有的人处在山林中，与麋鹿为群，虽然不足以说是合乎中道，但与其享用别人给的俸禄，低头忍受羞耻，哪如内心无愧，放纵自身而获得自在？我找到两个人，叫郑遨、张荐明。权势和利益不能使他们屈服内心，出仕或退隐都不违背自己的道义；我找到一个人，叫石昂。只要有利于君主，即使因尽忠而获罪，也不必为自己辩明，有至死也不肯说出实情的人，这就是古代的义士；我找到一个人，叫程福赞。五代动乱时，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甚至兄弟、夫妻之间，人与人伦常关系无不大为败坏，天理几乎灭亡了。在这样的时代，能够在一乡之中用孝悌修养自身，并使这种风气传播天下的人，或许还有；然而他们的事迹没有显著流传，也没有可以编次记载的材料，只有姓名偶尔因见于书中。我也不敢埋没他们；其中事迹大略可以记录的，我找到一个人，叫李白伦。于是撰写了《一行传》。

译欧阳永叔《五代史·宦者传》论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其祸根比妇女造成的祸患更深。妇女不过是以姿色惑人；宦官的危害却不止一个方面。因为他们掌权时处在君主身边而且熟悉君主，他们的用心专一而残忍。他们能够用小的善行迎合人的心意，用小的信用巩固人的信任，使君主一定相信并亲近他们。等到君主已经信任他们以后，他们就用祸福来恐吓君主，进而把持君主。即使有忠臣大儒列于朝廷，君主也认为他们远离自己，不如日常起居饮食时在前后左右的亲近之人可靠。因此，前后左右的亲信日益亲近，忠臣大儒就日益疏远，君主的势力也日益孤立。势力孤立，害怕遭祸的心理就日益迫切，而把持君主的人也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取决于他们的喜怒，祸患潜伏在宫帷之内，于是先前所谓可以依靠的人，反而成了祸患的根源。祸患已经深重才觉察，想同那些疏远的臣子谋划除掉左右的亲信，缓慢处理就会养成祸患而使它更加深重，急切处理则宦官会挟持君主作为人质；即使有圣明智慧的人，也无法同他们谋划。谋划了不能实行，实行了不能成功，到了祸患最严重时，就会两败俱伤。因此，严重的会亡国，次严重的会丧身，还会使奸邪豪强得以借此作为凭藉而兴起，直到把宦官同党全部杀尽，以快天下人的心才停止。前代史书所记载的宦官之祸，常常如此，并不只发生在一个时代。做君主的，并不是想在宫内养成祸患、在宫外疏远忠臣大儒，只是这种局面逐渐积累，形势迫使他如此罢了。女色的迷惑，如果不幸不能醒悟，灾祸就会降临；假使一旦醒悟，推开并赶走她们就可以了。宦官造成的祸患，即使想悔悟，形势也使君主无法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之祸“比女祸更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能不引以为戒吗！欧阳永叔《五代史·伶官传》序 唉！国家盛衰的道理，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也是人为吗？推究庄宗取得天下的原因，以及他失掉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世人说，晋王将要去世时，把三支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王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立的；契丹曾同我约定结为兄弟，但他们都背叛晋而归附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我把这三支箭交给你，你可不要忘记你父亲的志愿！”庄宗接受了箭，把它们收藏在祖庙里。后来每逢出兵，就派遣属官用少牢到祖庙祭告，请出那三支箭，用锦囊盛好，背着它走在军队前面；等到凯旋，就把箭送回祖庙。当他用丝带捆住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并报告已经成功时，那种意气的盛大，可以说是雄壮极了！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里呼喊，作乱的人便四面响应；庄宗仓皇向东逃出，还没有来得及看见敌人，士卒就离散了，君臣彼此相望，不知道归向哪里，直到对天发誓、割断头发，眼泪流下沾湿衣襟，这是多么衰败啊！难道是取得天下艰难而失掉天下容易吗？还是推究他成败的过程，都是由于人的作为呢？《尚书》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会得到益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逸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当他势力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都不能同他抗争；等到他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困住了他，使他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由细微而不被察觉的地方积累起来，人的才智勇气也常常被自己沉溺的事物困扰，难道只是伶人才如此吗？欧阳永叔《集古录目》序 事物常常聚集在喜爱它们的人那里，也常常被有力量的人取得。有力量却不喜爱，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就在近处而且容易取得，也有不能得到的。象牙、犀角、虎豹的皮革，都是蛮夷之地和山海间能够杀人的野兽所具有的东西，但它们的牙齿、角和皮革，都可以收集并占有。玉产在昆仑山、万里流沙以外，要经过十多个翻译才能送到中国。珍珠产在南海，常常生于深渊；采珠人腰系器具下水，形貌已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水，便葬身水底，成为蛟龙和鱼的食物。金子产在山中，要凿得很深，坑道很远，带着火把和粮食以后才能进去；山崖崩塌、洞穴堵塞，便会葬身其中，通常一次就是几十人、上百人。它们既遥远又难以取得，而且常常伴随死亡的灾祸，一向如此。然而金、玉、珍珠、美玉，世人却常常能够兼而聚集、据为己有。凡是喜爱某种事物而又有力量取得它的人，就没有不能得到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汤王盘、孔子鼎，岐阳的鼓，岱山、邹峄山、会稽山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君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篇、序文、记文，下至古文、籀文、篆书、隶书各家的字书，都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最珍贵、奇异、伟大、美丽、精巧而令人喜爱的事物。它们距离人并不遥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战争和火灾，埋没、沉沦、磨损、毁灭，散落遗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而从未收集整理的，都是因为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即使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有时力量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重要的，喜爱也没有比专一更重要的。我的性情专一而喜爱古物，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没有欲望，因此能够专心于自己在这里所喜爱的事物。喜爱得非常深，即使力量还不够，也仍然能够把它们取得。所以从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险峻的山崖和绝远的深谷，荒林和破坏的坟墓，神仙鬼物以及传说中的诡异怪事，没有不收入其中的，用来编成《集古录》。我认为传抄容易失真，所以依据石刻拓本，把它们卷成轴收藏。书卷有卷帙的次序，却没有按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搜集很多而且没有停止，所以随着得到的先后记录下来。又认为聚集得再多最终也必然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为《录目》，并把那些可以同史传相互校正其缺漏和错误的材料一并记载下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长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这样用心呢？”我回答说：“满足我自己的爱好，玩赏着它们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聚集在一起，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个道理来改变那个道理。”

译欧阳永叔《苏氏文集》序 我的朋友苏子美去世四年以后，我才在太子太傅杜公家中得到他一生的文章遗稿，于是收集编录成十卷。子美是杜氏的女婿，于是我把他的文集归还给杜公，并对杜公说：这些文章就是金玉，抛弃、扔掷、埋没在粪土中，也不能使它们消融腐蚀。它们在当时被遗弃，后世必定会有人收集并珍爱它们。即使它们被埋没而没有流传出来，其中的精气和光彩也已经能够不断自行显现，外物也不能把它们遮掩。因此，当他受到排斥、摧折、困顿、流离和穷困时，文章已经自行流传天下；即使是他的怨家仇人，以及曾经竭力陷害他、置他于死地的人，对于他的文章也不能稍加毁坏或掩蔽。人的常情，是忽视眼前而看重远方。子美在当世受到压抑尚且如此，他在后世得到伸展，又会怎样呢？您难道可以不感到遗憾吗？” 我曾经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治理的盛衰，感到奇怪：唐太宗使国家的治理几乎达到三王的盛况，文章却不能革除五代遗留下来的习气。过了一百多年，韩愈、李翱一类的人才出现，元和年间的文章才开始恢复到古代的境界。唐朝衰败、战争动乱之后，又过了一百多年，圣宋兴起，天下安定，平静无事。又过了几百年，古文才在当今兴盛起来。自古以来，天下太平的时期少，动乱的时期多；好不容易遇到太平时代，文章有时不能纯正精美，有时又迟迟不能出现，为什么这样困难呢？难道不是难以得到合适的人才吗？假如一旦有了这样的人，又幸而生在太平时代，世人难道不应该珍重爱惜他吗？唉，我的朋友子美，因为一次饮酒吃饭方面的过失，竟被废黜为民，流落而死。这实在值得叹息流泪，也值得当世仁人君子，以及身居应当与国家共同培育贤才之职的人，为他痛惜啊！子美的年龄比我小，但我学习古文反而在他之后。天圣年间，我到有司参加进士考试，看到当时的学者专门在言语、声调和对偶方面雕琢割裂，把这种文章称为时文，互相夸耀推重。只有子美同他的哥哥才翁以及穆参军伯长创作古歌诗和杂文，当时的人大多共同非难、嘲笑他们，但子美并不在意。后来天子担忧时文的弊病，下诏劝勉学者学习接近古代的文章，于是这种风气渐渐消退，学者稍稍趋向古文。唯独子美在全天下都不作古文的时候就这样做，并且始终坚持自己的道路，不被世俗的取舍所牵制，可以说是卓然独立的人。子美官至大理评事、集贤校理，后来被罢职；之后任湖州长史，死在那里，享年四十一岁。他身材壮硕，容貌奇伟，远望时昂然挺立，接近他却觉得温和亲切，相处越久越令人喜爱仰慕。他的才华虽然很高，但人们也并不十分嫉妒他；那些攻击并排斥他的人，用意并不在子美本人。幸亏天子聪明仁圣，当时凡是被点名排斥的人，从二三位大臣以下，那些想拿子美作由头牵连他们的人，都得到了保全，如今还一同享有荣宠。即使是同子美一起饮酒而获罪的人，大多是当时的豪俊，也都被收用选拔，进入朝廷而显达。唯独子美不幸死去，难道不是他的命运吗？可悲啊！欧阳永叔《江邻几文集》序 我私下不自量力，年轻时学习撰写铭文、文章，因此得以评论编次当代贤士大夫的功业德行。自明道、景祐以来，著名卿士和大官，往往都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至于朋友故旧，平时握手谈笑，意气豪迈，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盛事；然而正当同他们交游时，却突然哭悼他们的死亡，进而为他们的墓穴作铭，这实在令人感叹。自从尹师鲁去世，到现在二十五年间，相继死去而由我为之作铭的，达到二十人。还有我来不及作铭的，以及虽然作了铭却并非交情深厚的，都没有算在内。唉，为什么这样多啊！不仅善人君子难以遇到而又容易失去，交游零落到如此地步；回头看自己一生，在死生、盛衰交替之际，也更加令人悲伤。其中又有些人不幸遭遇忧患，触犯罗网，困顿流离而死；还有些人仕途坎坷，志愿不能实现而死，唯独文章还流传于世，这又是多么可悲啊！既然这样，即使是残篇断稿也仍然值得惋惜，何况那些能够流传后世、广泛传播的文章呢？所以圣俞、子美去世时，我已经为他们铭刻墓志，又分别收集他们的文章并作序；其中言辞格外感伤恳切而情意深厚，原因就在这里。陈留人江君邻几，常同圣俞、子美交游，又同圣俞在同一时期去世，我已经为他撰写墓志并刻铭。十五年后，我来镇守淮西，又在他家得到他的文集，为它作序。邻几是一个刚毅而仁厚的君子，虽然在当时已有名声，仕途却长久没有升迁。晚年朝廷正准备任用他，还没有来得及任用，他就去世了。他的学问广博贯通，文章典雅端正、深厚精粹，议论多有发明；诗尤其清淡闲适而放达可喜。然而他的文章已经自行流传于世，本来不需要我的话来衡量轻重，而我偏偏对这件事如此看重，是因为有所感触，因而这样说。熙宁四年三月某日，六一居士序。

译欧阳永叔《释惟俨文集》序 惟俨姓魏，是杭州人。他年轻时在京师游历三十多年，虽然学习佛法，却通晓儒术，擅长撰写文章，同我的亡友曼卿交情最好。曼卿待人从不挑选对象，一定对每个人都尽情表示欢喜；惟俨若不是贤士就不与之交往，遇到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无论贵贱，一概拒绝，断绝往来，丝毫不加顾念。曼卿兼爱众人，惟俨耿介自守，所趋向的道路虽然不同，但交情融洽而没有隔阂。曼卿曾说：“君子广泛地爱众人，却亲近仁德之人。”惟俨说：“不是这样。我之所以不与妄人交往，正因为这样才能结识天下的贤士。如果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在一起，贤者怎么肯顾念我呢？”因此，当时的贤士大多跟随他交游。他住在相国寺的佛塔中，十五年不出门；士人曾经到他房间拜访的，他唯恐礼数不周；等到这些人离去做了公卿贵人，他却从未登门求见。然而我曾私下感到奇怪，他平生结交的都是当代贤俊，却没有见到像古人那样卓著功业、可以记载的人。于是我说，世人所称的贤才，如果不是率领军队奔走万里，在海外建立功业，就应当辅佐天子在明堂发布号令、施行赏罚；如果全都得不到任用，就应该断绝对宠辱的挂念，遗弃世俗，自己尊高而不屈服，怎么还能沉溺于富贵享受而无所作为呢？他喝醉后常常用这些话讥刺同席的人，同席的人也回答他说：“遗弃世俗、坚守自身，是古人容易做到的事；如果奋力而出、恰逢时机，想一定成就功业，这件事即使圣贤也认为困难，周公、孔子之所以有穷困和显达的不同，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您老在佛寺中，不能被世间任用，却幸运地没有经历穷困或显达的道路，难道竟要拿古人已经做到的事情来责求今人一定做到吗？” 然而惟俨虽然傲然退居在一间屋子里，对于天下事务、当代的利弊，以及与之有关的言论，整天谈论也不厌倦。可惜他将要老去了。曼卿死后，惟俨也在京城东面买了土地，准备自己的后事，于是把平生所作的数百篇文章拿给我看，说：“曼卿死后，我已经为他表彰墓道。希望您为我的文章作序，等到我还活着时就能看到。”唉！惟俨既然没有被世间任用，他的才干也没有在当时显露；如果考察他挥洒笔墨、文章丰富纵逸的才能，就可以看出他的志向了。欧阳永叔《释秘演诗集》序 我年轻时凭进士身份游历京师，因此得以同当代的贤人豪杰广泛交往。然而我仍然认为，国家统一四海，停止战争，使天下休养生息、安定无事已有四十年，具有智谋、雄才大略和非凡才能的人却没有地方施展才干，往往隐伏不出；在山林中、屠夫商贩之中，一定有到老死而世人也没有见过的人。我想跟随踪迹去寻找他们，却不能如愿。后来我结识了亡友石曼卿。曼卿为人心胸开阔，胸怀大志。当时的人不能任用他的才干，曼卿也不肯屈身求取合意的职位；没有地方放纵自己的意志，便常常同平民和乡野老人交往，纵情饮酒，尽兴嬉游，颠狂放纵也不以为厌。我猜想那些所谓隐伏而不被人发现的人，也许可以通过亲近曼卿而找到。因此我曾经喜欢同曼卿交游，想借此暗中寻访天下的奇士。僧人秘演同曼卿交往最久，也能超脱世俗，以气节相互尊重，两人欢洽相处而没有隔阂。曼卿以饮酒来隐遁，秘演以佛门来隐遁，都是奇异不凡的男子。然而他们喜欢作歌诗来自我娱乐；当他们尽情饮酒、大醉时，歌唱吟咏，大笑呼喊，以此享受天下的快乐，多么雄壮啊！一时的贤士都愿意同他们交游，我也常常到他们的住处。十年之间，秘演北渡黄河，向东到济州、郓州，却没有遇到合适的机缘，困顿而归。曼卿已经死了，秘演也年老多病。唉！这两个人，我竟亲眼看到了他们的盛衰，那么我也将要老了吧！曼卿的诗文清奇绝妙，尤其称赞秘演的作品，认为其典雅刚健，具有诗人的意趣。秘演相貌雄伟杰出，胸中有浩然之气；既然已经学习佛法，才华便没有地方施用，只有他的诗还可以流传于世，而他懒于珍惜自己的作品。年老以后，他摸着自己的行囊，还得到三四百篇，全都是可喜的作品。曼卿死后，秘演茫然无所归向；听说东南山水很多，那里山顶、悬崖、突起的峰峦以及汹涌的江涛，都十分壮观，于是想去游历。由此足以看出，他虽然老了，志向仍然存在。他将要出发时，我为他的诗作序，于是叙述他盛年时的情形，来哀悼他的衰老。寂寞冷落，没有人了解我。于是作《八愚诗》，把它记刻在溪边的石头上。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