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译曾子固《宜黄县学记》古代的人，从自己的家到天子的国都都有学校；从幼年到成年，没有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学校中学习《诗》《书》和六艺，学习弦歌、洗爵，以及俯仰进退的仪态；用这些来训练心志、身体、耳目、手足的举止。又有祭祀、乡射、养老等礼仪，用来训练恭敬谦让；还有选拔人才、审议狱讼、出兵和授予战功的制度，用来训练处理事务。老师和朋友帮助解答疑惑，奖劝和惩戒勉励人进步，告诫人不要不遵守规范；作为教育工具的内容就是这样完备。而它最重要的宗旨，是务必使人人学习自己的本性，不只是防止邪僻放纵。人虽然有刚柔、迟速、缓急的不同，都可以使其达到中正，不超过也不达不到。使他们的见识明澈，精神充实于内心，那么把这些用于进退、言语和沉默之际，就没有不合宜的；面临祸福死生之事，也没有什么足以动摇他们的心。天下士人受到这样的培养，养成自身的准备如此完备，便还要使他们懂得天地事物的变化、古今治乱的道理，以及损益、废置、先后、终始的关键，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他们即使在厅堂门户之内，也能掌握四海九州的事业和万世的策略；等到出仕而承担天下的职务，位列百官之中，便随其所施行，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他们平素所学习研究的结果。大凡人的起居、饮食、行动等小事，直到修身、治理国家天下的大道理，都从学习中产生，没有片刻离开教育。他们在视觉、听觉和四肢行动上受到触动的地方，一定要使它同内心相融；在开始时谨慎的，一定要使它贯彻到最后。用自然的方式逐渐训练他们，依靠长久积累来等待成效。唉，这教育多么周全啊！所以风俗养成以后，刑罚便可以搁置；人才养成以后，三公百官都能得到合适的人才；法度长久流传以后，中等才质的人也可以守持；人人受到教育深入以后，即使更替到衰败的时代也不会混乱。教育达到极点就是如此，它鼓舞天下，而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在跟随它，难道需要刻意用力吗？到了夏、商、周三代衰败，圣人创制的制度全都毁坏。此后一千多年间，即使有学校保存下来，也已不是古代的法制。人的身体、性情和举止，只任凭自己放纵；至于治理政事、管理百姓的方法，本来就没有平素讲习。士人即使有聪明朴实茂盛的资质，没有教育培养的渐进过程，那么才质不能成就本来就是必然的。用未经学习、尚未成才的人去做天下的官吏，又在衰败之后治理没有受过教育的百姓。唉！仁政之所以不能实行，盗贼刑罚之所以不断增多，难道不是因为这个吗？宋朝兴起已经几百年了。庆历三年，天子谋划当世的政务，把兴办学校放在首位，于是天下的学校才得以建立。正在这时，抚州的宜黄仍然不能建立学校，求学的士人都相继寄居到州里，聚集讲习。第二年，天下的学校又被废止，士人也都散去；而《春秋》释奠之事写入法令，规定应当经常在庙中祭祀孔氏，但庙宇废弃后就不再修理。皇祐元年，恰逢县令李君详到任，才开始商议建立学校；县里的士人某某和他的同伴都认为终于可以在这里发奋努力，没有不相互勉励、积极去办的。因此木材不用征调便有余，工匠不用征发便很多。学校建成时，房屋区域共有若干处，门、廊和正殿，讲习六艺的厅堂、士人居住的房舍都齐备。器物积聚了若干，祭祀、饮酒、住宿、饮食所需全都具备。孔氏以下的塑像以及陪祭的士人也都齐备。经史百家以及翰林子墨的文章，都不用到外面求取。筹划地基、会集人力、开始施工到完工的全部过程，总共只用了若干天，真是多么周密而迅速啊！正当四方学校刚刚废弛的时候，有关部门议论此事，本来都认为求学是人情所不乐意的。等到看到这所学校在废学数年之后兴建起来，只因县令一声号召，四境之内便纷纷响应并谋划兴办，仿佛唯恐来不及。如此看来，那句“人性是不喜欢学习的”，果真如此吗？宜黄的读书人本来就有很多贤良之士。李君担任县令时，威严得到推行，仁爱得到树立，诉讼清明，政事兴举，他的政绩也很优良。正值贤能县令在任之时，又顺应当地仰慕学习、发奋求学的风气，建造校舍和教习之所，直到图书、器具等所需物品，没有一样不具备，用来培养那些贤良的人才。虽然古代距今已经很遥远，但圣人的典籍都还存在，其中的言论可以考察，其中的方法可以求取。假使他们能够共同学习并弄明白这些道理，那么礼乐制度和礼仪文饰的详细规定，本来有许多是不能随意实行的。至于端正内心、修养自身，作为治理国家天下的大事，关键只在于引导他们不断进取罢了。假使一个人的品行修养好了，把它推广到一家；一家的品行修养好了，再推广到乡邻族党，那么一个县的风俗就会形成，人才也会出现。教化的推行、道德的归宿，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难道可以不努力吗？县里的士人前来请求说：“希望您写一篇记。”所以我写下了这篇记。时在十二月某日。

译曾子固《筠州学记》。周朝衰微以后，先王的遗迹便消失了。到了汉代，六经从秦火余烬中重新出现，世俗的学说又是在诸子百家之后兴起的。谈论道德的人，夸耀高远玄妙而舍弃经世致用；谈论政治治理的人，专务卑近浅陋而非难师法古人。至于刑名家、兵家一类的学术，则习惯于暴力和欺诈。只有懂得经学的人算是好的，但他们又争相从事章句训诂之学，凭借个人见解，任意穿凿附会来作解释。因此，先王之道不能彰明，求学的人纷纷沉溺于所习之学。当时能够阐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罢了。然而扬雄的著作，世人还不知道珍爱。可是当时出身的士人，都勇于自立，没有苟且简略之心，他们在取舍、进退、离去或任职时，一定以礼义来衡量。等到这种风气已经衰败，士大夫之流仍在强暴势力之间坚持志节，甚至遭到禁锢和杀戮，而操守更加严厉的人前后相望。因此，虽然有图谋不轨的臣子，仍然迟疑徘徊，直到终身也不敢完成篡夺。从此一直到魏、晋以来，风俗的弊病和人才的匮乏已经很久了。直到今天，士人中才有一位特然兴起于千年之后，阐明先王之道，使后世的求学者有所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都懂得他的用意，却往往喜爱他的学说。因此，学习他学说的人，谈论道德的宗旨时，知道应付实际事务并不等于浅近；议论政治治理的体制时，知道效法古人并不是迂阔。他们不被诸子百家的学说扰乱，也不被传注疏解所蒙蔽。他们所知道的达到这种程度，这是汉代士人所不能比的。然而，能够尊崇并守持这些道理的人，却未必很多。因此，平易敦厚朴实的风俗渐渐衰微，而诡诈欺骗、轻薄恶劣的习气反而占了上风。至于处在贫富贵贱的境地时，培养廉耻、远离耻辱的意愿很少，而苟且迎合、贪图侥幸的行为很多。这就是当今风俗教化的美善不如汉代的原因。那些听闻的道理有的浅薄，但其义理却很高尚；所知道的虽有余，而守持却不足，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汉代的士人由乡里察举而出，所以不得不专心于自我修养。经过长久的渐染磨砺之后，那些果敢践行义理的人，并不是勉强才能做到的。今天的士人凭文章被选用，所以不得不专心于所学。经过长期的循习之后，内心真正获得的东西，也会达到某种程度而自己并不知道。由此看来，上面所喜欢的事情，下面必定有人更加热衷，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假如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办法，也都有学校培养人才的制度，那么士人在学习和品行方面，哪里会有彼此偏向、先后失当的问题呢？《大学》的道理，是要使意念真诚、内心端正、修养自身，从而治理自己的国家和天下；但必定以首先获得知识为根本。因此，知识本来就是善行的开端，却也是人们最难达到的境界。以今天的士人来说，对于人们难以达到的境界，他们已经几乎能够达到，那么在上位者施行教化方面，没有比这个时候更容易的了，只要看怎样引导他们罢了。筠州位于大江以西，地势偏僻闭塞。庆历初年，诏令天下建立学校，唯独筠州不能响应诏令，州里的士人以此为忧。到治平三年，已经二十三年了，才把这件事告诉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于是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一同察看州城东南，找到一块高亢开阔的地方，在上面修建校舍。斋舍、祭祀的房屋，诵读讲学的厅堂，休息的房舍，以及厨房、浴室、仓库、马厩等，各按次序建造。工程在那年春天开始，到八月十五日建成。此后前来求学的人常有几十到一百人。二位君子于是写信派人送到京师，请我作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我认为二位君子治理政事，可以说是懂得该做什么了。假使筠州的士人能够共同在这所学校里上下进出，讲习先王遗留下来的文章，以求获得知识，那么其中贤能的人就会超然自信、独立自守，中等资质的人也会努力学习，等待上级的教化。这样，这所学校的建成，就不只是让前来求学的人在空泛言语上玩味思索，以求在世间谋取官职俸禄而已。所以我写下自己所听闻的事情作为记，并让他们回去刻石传布。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记》。汉元兴以后，政权落入宦官手中，小人凭借他们的威势和福祸之权，相互煽动而作恶；中等才智的人却观望不决，不知该怎么办。汉朝既已失去权柄，法纪纲常大为败坏。然而当时在位的公卿大夫，大多是豪杰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共同发愤，同心协力，坚持正道，直言进谏，分辨是非黑白，丝毫不向权势屈服，以至于不能被容纳；等到罗织构陷、钩连党人的案件兴起，他们的操守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激烈，虽然志愿没有实现，但忠心却有余。因此等到他们相继去世，汉朝也随之灭亡。当时天下听闻他们的风范、仰慕他们的义行的人，人人都感慨激奋，甚至解下官印绶带，抛弃家族，骨肉之间相互勉励，奔赴死亡而不躲避。一百多年之间，那些专擅强大势力、觊觎非分之望的人接连不断，却都迟疑退缩而不敢发动叛乱。汉朝能够以灭亡而获得保存，这大概就是他们的力量。徐孺子在当时，豫章太守陈蕃、太尉黄琼征召他，他都没有赴任。朝廷举荐他为有道之士，授予太原太守之职，用安车和完备的礼仪召请他，他都没有到。大概是因为他能够忘却自身而为他人着想，不同于只求独善其身、隐居自守的人；他的操守虽然不同，但在仁爱这一志向上却是一致的。在位的士大夫，能够在乱世中坚持节操，不因生死而动摇内心，与那些心怀俸禄的臣子相差很远；然而他们不肯离去，是因为义理在于救济万物。徐孺子曾对郭林宗说：“大树将要倾倒，不是一根绳子所能维系的，为什么还要忙忙碌碌，不能安然自处呢？”这番话的意思，也并不是说他满足于山林丘壑、遗弃世事而不顾。孔子称赞颜回说：“任用我就出来行道，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孟子也称许孔子：可以出来做官就出来，可以退隐就退隐；既然如此，自己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易经》论述君子和小人的消长、进退，选择适宜的处所，从来都是只在时机合宜时才出仕，时机不允许时就停止。徐孺子正是因此没有用这种做法来改变另一种做法。徐孺子姓徐，名樨，孺子是他的字，豫章南昌人。查考地图和记载：章水向北流经南昌城，向西经过白社，白社以西有徐孺子的墓。又向北经过南塘，南塘以东是东湖，湖的南面小洲上有徐孺子的住宅，号称孺子台。吴嘉禾年间，太守徐熙在徐孺子墓道旁种植松树，太守谢景在墓旁立碑。晋永安年间，太守夏侯嵩在碑旁建思贤亭，世世代代修缮治理，到拓跋魏时，称为聘君亭。如今亭子还在，但湖南小洲，世人不知道那里曾经是徐孺子的住宅，也曾经建有高台。我任太守的第二年，才在那处搭建茅屋作为祠堂，画徐孺子的像，用中牢祭祀，并率领本州的宾客属吏前去拜祭。汉代到现在将近一千年，富贵而被湮没的人不可胜数；徐孺子没有走出里巷，却独独享有美名直到今天，那么世上那些想凭智谋和力量取胜的人，难道不是迷惑了吗？徐孺子的墓已经失去所在之地，而孺子台幸好还可以考察得知；修建祠堂，是为了向本地人表明应当尊崇德行，所以一并采录他出仕或退隐的意旨，写成这篇记。

译曾子固《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荆山和康狼山，是楚国西部的山。水从两山之间流出，向东南流去，春秋时期称为鄢水；左丘明《春秋左氏传》记载鲁桓公十三年，楚国屈瑕攻打罗国，“到了鄢地，队伍混乱而渡水”，说的就是这件事。后来称为夷水，《水经》所说的“汉水又向南流经宜城县东，夷水注入其中”，就是指它。再后来称为蛮水，郦道元所说的“夷水避讳桓温父亲的名讳，改称蛮水”，就是这件事。秦昭王二十八年，秦国派白起率军攻打楚国，距离鄢地一百里时，修筑堤坝，堵塞这条水流成为渠道，用来灌淹鄢地。鄢是楚国的都城，于是被秦军攻占。秦国得到鄢地后，将它设置为县；汉惠帝三年，改名为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把宜城的大堤筑成城，就是现在的县治所在地；同时又把鄢称作故城。鄢地归入秦国后，白起修筑的渠道也因而没有废弃，后来引鄢水灌溉田地，田地都变成肥沃的土地，这就是今天的长渠。长渠到了宋至和二年，长久毁坏而无人治理，田地多次遭受旱灾，沿川取水灌田的人无水可取。县令孙永，字曼叔，率领在渠道下游有田地的百姓，修理渠道的毁坏和堵塞之处，铲除其中浅窄的部分，于是修复旧有的堤堰，使水重新流回渠道。工程从二月丙午日开始，到三月癸未日完工，所有能够接受渠道水灌溉的田地，都恢复了原来的状况。曼叔又和百姓订立约束，按时蓄水和泄水，并制止相互侵占争夺，百姓都认为这样很合宜。鄢水从西山流出，起初被弃置而无所用途；等到白起利用它来祸害楚国，后世反而依靠它得到利益。郦道元认为它能灌溉三千多顷田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而曼叔又发动众人的力量使它得到恢复，使渠道两旁的百姓能够粮食充足、甘美饮水，余粮还可以分散到四方。大概水从西山各条山谷流出，源头广大；向东南流去，地势低下。经过一千多年，山川高低的形势没有改变，所以曼叔能够凭借旧有的遗迹，在废弃之后重新兴办。假使水源和流向、土地的高低形势有一点不同于古代，那么曼叔即使费尽力量，也无法使它恢复。水流没有比四渎更大的了，但黄河大概多次改道，已经失去了禹所开辟的旧河道。至于济水，又在王莽时期断绝了，何况众多细小的水流，它们的通塞难道能够一成不变吗？然而后世想要兴修水利灌溉田地的人，往往只致力于追寻古人的遗迹，却不考察山川形势以及古今的异同，所以用力多而收效少，这不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思考吗？当初，曼叔修复这条渠道时，把这件事报告给知襄州事张壤唐公。唐公听取后毫不怀疑，也不采纳那些阻挠制止的意见，所以曼叔才能取得成功。这样说来，渠道的恢复，是张唐公和曼叔二人促成的。正当二人有所作为时，他们大概只是准备履行自己的职责，并不是向世人有所求取。后来，谈论渠道堤堰的人纷纷出现，但他们的内心有的或许另有所求，所以多有欺饰而少有实效。只有长渠的利益十分明显，而张唐公和曼叔二人的志向也更加清楚了。熙宁六年，我担任襄州知州，经过京师时，曼叔当时任职开封，来到东门拜访我，向我讲述长渠的事情，并把考察那套约束施行或废止的情况托付给我。我到任后询问此事，百姓都说贤明长官所制定的约束，大家共同遵守，传了几十年还和当初一样。我替他们把它正式制定为法令，报送给司农寺。熙宁八年，曼叔离开开封任汝阴，才写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年秋天大旱，唯独长渠灌溉的田地没有受害。凡是应当了解当地山川形势和百姓利害的人，都是州郡长官的职责，所以我不能不把这件事写下来告诉后人，同时又让他们知道这项工程当初是怎样开始的。

译曾子固《越州赵公救灾记》。熙宁八年夏天，吴越地区发生大旱。九月，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知越州赵公，在百姓还没有饥饿之前，写信询问属县：受灾的有多少乡？百姓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有多少？应当由官府发放粮食的有多少人？沟渠堤防和工程建筑中，可以雇用百姓让他们治理的有多少处？府库的钱和仓中的粮食可以发放多少？可以招募出粮的富户有多少家？僧人、道士所食用的余粮登记在册的，有多少还实际存在？让各县分别写明情况答复，并谨慎做好准备。州县官吏登记上报了孤儿、老人、病人、弱者等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共二万一千九百多人。按照旧例，每年给穷人发放官粮，发到三千石就停止。赵公征集富人捐出的粮食，以及僧人、道士食用后剩余的粮食，共得到四万八千多石，用来补助救济费用。从十月初一开始，每人每天领取一升粮食，幼小者减半。担心人数众多会互相践踏，就让领取粮食的男女分在不同日期，并且每人领取两天的粮食。又担心他们将要流亡，就在城市和郊野设置发粮处，共五十七处，让各人就近领取，并告知离开本家的人不予发粮。考虑到官府人手不足，就把不在职而寄居境内的官吏召集来，供给他们食物并交给他们职事。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有这些周备的措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的人，就替他们告知富户，不许闭门不卖粮。又拿出官粮，共得到五万二千多石，平价卖给百姓。设置卖粮处，共十八处，让买粮的人可以自行选择地点，像领取粮食一样方便。又雇用百姓修完城墙四千一百丈，共用工三万八千人次，计算他们的工钱发给现钱，又另外加发两倍的粮食。百姓借取有息贷款的，就告知富户放宽期限借给他们，等到粮食成熟后，由官府替他们催收偿还。遗弃子女的人，就让别人收养他们。第二年春天发生大瘟疫，于是设置病坊，安置无处归宿的病人。招募两名僧人，交给他们负责查看医药和饮食，随时确保病人不至于无处安置。凡是死亡的人，都让当地人随时收殓埋葬。按法令，给穷人发放官粮到三月底就应当停止，但这一年一直发到五月底才停止。事情中有不合常规文书规定的，赵公一概亲自承担，不把责任连累到属吏。有需要上奏请示的，有时便宜行事，多数立即实行。赵公在这段时间里，早晚都劳心劳力，一点也不懈怠，事情无论大小都亲自办理。给病人发放药物和食物，很多都出自自己的私钱。百姓不幸遭受旱灾和瘟疫，能够免于辗转死亡；即使死去，也能不至于无人收殓埋葬，这些全都是赵公的力量。当时，旱灾和瘟疫遍及吴越，百姓因饥荒和疾病死亡的几乎有一半，灾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天子面向东方忧劳，州县推行布置皇上的恩德，人人都竭尽自己的力量。赵公所安抚救济的百姓，尤其认为找到了依靠和归宿。他筹划安排、安定百姓，从先后次序到事情的始终，曲折细密，无不周备。他的施政虽然只在越州实行，但他的仁德足以昭示天下；他的措施虽然只实行于一时，但它的方法足以流传后世。大概灾害的发生，太平之世也不能使它完全没有，却能够预先做好防备。等百姓受苦之后才设法救治，与事先谋划相比，二者是有差别的；没有经过平时训练却临时有所作为，与平素已有准备相比，二者也是有差别的。因此我从越州采录事实，得到赵公推行的这些措施，很乐意替他详细记载下来，难道只是为了慰藉越州百姓的思念吗？还要使那些有志于爱护百姓的官吏，日后不幸遇到灾年时，能够推行赵公已经试验过的办法，其具体条目不必等待片刻就能完备，那么赵公的恩泽，难道会小而且短浅吗？赵公在元丰二年以大学士加授太子少保的官职退休，家居衢州。他在朝廷上坚持正道、行为端正，以及宽厚平易的德行在自身的体现，这里不予记载。只记载他治理荒灾、可供后人效法的事迹，题为《越州赵公救灾记》。曾子固《拟岘台记》。尚书司门员外郎、晋国裴君治理抚州的第二年，依托城东角修建了一座台，用来游览，并命名为拟岘台，说是因为这里山溪的形势像岘山。他多次和属吏以及寄居州中的宾客一同游览，间或独自来向我请求作记。起初，州城的东面，城墙依凭大土丘修筑，护城壕依凭大溪开凿，城角依凭客土筑成，高出溪流之上。城外连接着群山高陵、野林荒墟，远近高低之间，景象壮大开阔；各种奇异可喜的景观环绕抚州东南，坐在这里就可以看见。然而经过雨水冲毁和积水损坏，大都掩藏、弃置在荆棘丛生、荒草蔓延之间，一直没有人靠近并喜爱它们。裴君发现这里后很高兴，增补砖石和泥土，修换破损残缺之处，除去荆棘和荒草，开辟出高亢清爽的视野，围上横向栏杆，覆盖高大的屋脊，于是建成高台，用来脱离尘埃，隔绝喧嚣，面对云气而临近风雨。这样以后，溪水两岸平坦的沙地、漫流的水面、微风传来的远处声响，以及波涛汹涌、冲破山岭拔倒树木的奔放气势，直到高高的桅杆、强劲的橹桨和在沙滩水面上下浮沉的禽兽，全都出现在脚履之下。山峦苍翠的面容和秀美的石壁，山巅悬崖拔地而出，仿佛挟带着日月光景逼近星辰。至于平坦的山冈和绵长的道路，虎豹蹲踞、龙蛇奔行的景象，以及荒僻的小路和村落、树荫昏暗朦胧、游人行旅若隐若现而时断时续的情状，也都展现在坐席之内。至于云烟时而舒展、时而收拢，阳光时而出现、时而隐没，四季早晚、雨天晴天、明亮昏暗等变化各不相同，那么即使反复观览也不会厌倦；即使有智慧的人，也不能穷尽它们的形态。有的人饮酒饮得酣畅淋漓，有的人歌唱得激昂慷慨；有的人姿态娴静、轻步缓行，有的人徘徊流连、来回倚靠。这样一来，从耳目中得到的快乐和从心中得到的快乐，虽然各自寄托的乐趣有所不同，却也都各自得到了适合自己的快乐。抚州不通达，所以贵人和富商都不来游历；良田很多，所以水旱灾害和螟媵之灾很少。百姓乐于耕田养蚕，自给自足，因此山谷中放牧的牛马无人收取，郊野里堆积的五谷也不必筑墙防护，安然自在，竟不知道击鼓报警和征发服役的事情。君既然顺应当地风俗，又以简约安静的方式治理，所以能够在闲暇时休息，并把自己的乐趣寄托在这里。州中士人和女子，既以地方安定太平为乐，又能得到游览观赏的美好，也将能够共同享受这种乐趣，所以我为此作记。工程完成的年月日，是嘉祐二年九月九日。

译曾子固《广德军重修鼓角楼记》熙宁元年冬天，广德军建造新城门和鼓角楼，工程完成后，太守召集文武官员和宾客属吏来庆贺落成。不久，他派人带信赶赴京师，嘱托曾巩说：“替我把这件事记下来。”曾巩推辞说不能胜任，书信来回五六次，终究推辞不掉，于是写道：广德地处吴地西部边疆，是古鄣国的旧址，疆域广大，土地肥沃，粮食财货丰足，百姓劳力有余；但诉讼告状、财物贡赋，都要把县治附属于宣州，道路迂回险阻，众人很不方便，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很久。宋太宗在位第四年，才查阅地图，依照县治设置军，使这里可以直接奏报政事、专门决断，体制如同大州。从此以后，田间争讼和每年按时征收赋税，都开始不必远行，百姓因此觉得便利。然而城门狭窄低矮，楼观也没有修饰；用它来接纳天子的命令、发布政令、推行教化，使官吏和百姓早晚往来、与四方交通、接待宾客观览，却因简陋而不合规制。治平四年，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钱公辅任此地太守，开始趁丰年聚集木材、积聚土石，准备改建翻新。恰逢尚书驾部郎中朱公寿昌来接任，第二年政事办成，境内平安无事，于是选用能干的官吏，测定时日，组织工役，用簸箕运土、夯筑墙基，用绳墨校正、削平木石；城门屋脊按规制修建，楼观和阙门也着手营造。他不严加督促，也不限定期限，服役的人都自觉尽力。从冬十月甲子开始施工，到十二月甲子完工。高大的城墙拔地而起，重叠的屋宇彼此相望；壮丽而不至于僭越，华美而不流于奢侈，法度和政事治理都在这里出入通行，士人、官吏和宾客也在这里往来奔走，尊贵的设施遍及全州而不失其应有的称宜。至于击鼓鸣角，用来警示昏晓，按照漏刻来计算时刻、节制昼夜，又重新制作了这四件器物，排列安置在楼上。州中男女改变了过去的听闻和观感，没有不欣喜的，都推许其美德，称颂他们的勤劳。礼制有必须隆重的地方，不能削减；政事有必须兴办的地方，不能废弃。两位公既同时做到了这两点，理应把它刻在金石上，记载他们的美好功绩，使本州百姓即使到了百世以后，对于两位公的德行仍然有所考察。曾子固《学舍记》我小时候就跟随老师读书，但那时正喜欢和家人、孩子们一起嬉戏玩耍，还不知道读书的可爱。十六七岁时，我看到《六经》的言论以及古今文章中有超过常人的作品，才知道喜爱它们，于是专心致志地想要同它们相匹敌。可是这时家里的事务也逐渐增多。从那以后，向西北走过陈、蔡、谯、苦、睢、汴、淮、泗，出入京师；向东渡过长江和漕河的水道，越过五湖，沿着封、禺、会稽诸山，出到东海之滨；向南乘船行经长江，抵达夏口而眺望洞庭，转入彭蠡，越过庾岭，经过真阳的险滩，到达南海之滨；这些都是我奔波于世间所走过的地方。蛟鱼翻腾、急流冲击、乱石遍布的河川，悬崖峭壁、莽莽树林、貙和虺聚集的地方，以及雨势、寒暖、风浪、雾毒等不可预料的危险，都是我独自远行寄居、冒险劳苦经历的事情。衣食药物、房屋器具，乃至簸箕竹筥等琐碎细小的东西，都是我经营操办来供养自己的事情。天塌地陷、异地独自哭泣，千里之外抱着丧事向南奔走，经过长久劳苦，才办完大事，这是我遭逢祸患、忧虑艰难的事情。母亲所立的志愿，以及弟弟娶妻、妹妹出嫁，四时祭祀，以及亲属外戚之间的问候，还有供办公事所需的物资，这些都是我惶惶不安而又感到力量不足的事情。我因此精力疲惫，心思耗损，又多疾病；所叙述的，大概只是其中一二端的大概情形。得到空闲时，我便带着书学习，考察、观察并讲解修养自身、治理他人以及世间事务得失的道理；但有些地方仍不能达到，于是无法专心竭力、穷尽思虑，雕琢文章，来承载自己内心难以显露的情感，也无法追随古今作者同他们并列，以满足自己所喜爱仰慕的志趣。这是我审视自己而感叹的地方。今天子至和初年，我所遭受的侵扰和事务更加严重，已经没有力量再做什么，于是退居家中，在住宅旁边的草舍里读书。有人嫌它低矮，有人议论它狭窄，我回头笑着说：“这正适合我。我劳心困身，为事务奔走，原本是有原因的。我住在低矮的巷子和破旧的屋舍里，穿粗劣的衣服，吃粗糙的饭，以芑菜、苋菜作羹，隐约简朴却能安然自处，正是我得以实现志向、等待时机的条件。我的疾病确实存在，但能够使我在道上有所进益的，是学习还没有达到。至于文章，是我平生所爱慕的，想写作却没有空闲。至于土质坚实、木材优良、高大壮观的建筑，本来就是世上聪明豪杰、有所长处且有所凭恃的人才能做成的。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哪里能够改变自己的志向去追求那样的东西呢？”于是详细叙述自己从少年到成年、出仕与退处的经历，以及自己喜爱仰慕的心情，作了这篇《学舍记》。

译曾子固《齐州二堂记》齐州滨临泺水，起初却没有接待使客的馆舍。使客到来时，通常征调百姓采集木材建屋供其住宿，离开后又拆除，既浪费又简陋。于是利用迁徙官署留下的废屋，在泺水之上建造两座厅堂来安置使客，并考察当地山川为它们命名。《史记·五帝纪》说：“舜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捕鱼，在黄河岸边制陶，在寿丘制作各种器物，到负夏顺应时令从事生产。”郑康成解释说：历山在河东，雷泽在济阴，负夏是卫地。皇甫谧解释说：寿丘在鲁国东门北面；河滨就是济阴定陶西南的陶丘亭。根据我的考察，耕田、种植、制陶、捕鱼都是舜早年的事情，应该发生在同一时期，那么这些地方不应相距太远。两家所解释的雷泽、河滨、寿丘、负夏，都在鲁、卫之间，彼此可以望见，因此历山不应独自在河东。孟子又说：“舜是东方夷人的后代。”这样，舜在济阴制陶捕鱼，在鲁国东门制作器物，在卫地顺应时令，在齐地历山耕作，全都是东方的地方，符合《孟子》的说法。查阅图志，众说都认为《禹贡》所说的雷首山在河东，妫水从那里发源。这座山有九个名称，历山是其中之一。我考察《虞书》和《五帝纪》，舜娶了尧的两个女儿，后来居住在妫水边，那么在历山耕作大概不是同一时期，地点也应当不同。世上好事的人于是因为妫水出自雷首山，便牵强附会，说历山是雷首山的别名，实在没有考察事实。这样说来，图志都认为齐州南山就是历山，是舜耕作的地方；因此齐州城名为历城，确实可信。如今泺水北面的厅堂，南边就是历山，所以把它命名为“历山之堂”。查阅图志：泰山北面以及齐州东南各山谷的水，向西北汇入黑水湾，又向西北汇入柏崖湾，流到渴马崖。大概来水很多，向北转向西流时，水势尤其迅猛；到了崖下，水便平静下来。从渴马崖向北直到历城西面，大约五十里，有泉水涌出，高的有几尺，旁边的人称它为趵突泉。齐人都说，曾有人把糠丢进黑水湾，后来在这里看到了它；大概泉水从渴马崖下潜流于地下，到这里又涌出。趵突泉冬天温暖，泉边的蔬菜经过冬天仍常常茂盛，所以又称温泉。泉水向北流，称为泺水，流到清河，进入大海；通往齐州的船只，都从这里出入。齐州甘泉很多，天下第一，著名的有十多处，颜色和味道都相同；依我验证，大概都是泺水从旁边分流出来的。泺水曾见于《春秋》：鲁桓公十八年，“鲁桓公与齐侯在泺水会见”。杜预解释说：“在历城西北，是济水渡口。”济水从王莽时起就不能流到黄河以南，而泺水汇入的是清河，杜预大概说错了。如今泺水南面的厅堂，西南方就是泺水的源头，所以把它命名为“泺源之堂”。治理使客馆舍、辨明当地山川，都是太守的职责，所以为它作记，使本州百姓将来仍有所考察。熙宁六年二月己丑记。曾子固《墨池记》临川城东面，有一块地隐约高起，临近溪水，叫作新城。新城上有一口低洼而方正狭长的池子，称为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中所说的。王羲之曾经仰慕张芝，面对池水练习书法，把池水都染黑了；这里难道真是他的遗迹吗？当王羲之不能被强迫出仕，曾经游遍东方，远出沧海，在山水之间排遣心情时，难道他曾经纵情游赏，又在这里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精善，那么他的成就，大概也是靠自己精勤用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如此。可是后来竟没有人能够赶上他，难道是后人的学习不如他吗？这样看来，学习怎么可以稍有懈怠呢！何况是想在道德方面取得深造的人呢？如今墨池之上建成了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担心这件事不显著，便把“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写在楹柱之间悬挂起来，又告诉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 推想王君的心意，难道是爱惜别人的长处，即使只有一项才能也不让它废弃，并且因此推及王羲之的遗迹吗？还是想借此推扬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求学的人呢？一个人有一项才能，尚且能使后人如此尊崇，何况仁人庄士留下的风范和思想流传到后世，又会怎样呢！

译曾子固《越州鉴湖图序》鉴湖，一名南湖，南面依山，北面连接州城的漕渠，东西通到江边，是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开凿的，到现在已经九百七十五年了。湖的周长三百五十八里，凡是东南流出的水都汇入其中。州城东面，从城到东江，北堤有两座石闸、十九条暗沟，通向民田。田地南面连接漕渠，北面、东面、西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州城东六十里，从东城到东江，南堤有十四条暗沟，通向民田。田地北面抵达漕渠，南面依山，西面靠堤，东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州城西三十里有柯山斗门，通向民田。田地东面靠城，南面靠堤，北面濒临漕渠，西面连接江水的，都靠它灌溉。总计灌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的田地九千顷。并不是湖水只能灌溉九千顷田，而是临江的田地总共只有九千顷。湖东面有曹娥斗门、槁口斗门，沿南堤向东流的水由此进入东江；湖西面有广陵斗门、新迳斗门，沿北堤向西流的水由此进入西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湖的北面有朱储斗门，离湖最远。大概在三江上游、两山之间，疏浚开设两道闸门，按时察看田中的水势：水稍有上涨，就放开其中一道；水大涨，就全部放开，使水流入三江入海口。人们所说的湖面高出田地一丈多，田地又高出海面一丈多。水少时，就排泄湖水灌溉田地；水多时，就排泄田中的积水流入大海，因此没有因荒废而失收的田地，也没有水旱灾害的年份。自汉代以来将近千年，这种利益从未废弃。宋朝兴起后，百姓开始有人侵占湖面造田。祥符年间有二十七户，庆历年间有二户，共造田四顷。当时三司、转运司还下令严厉责备州县，要求恢复田地为湖。然而从此以后，官吏更加轻慢法令，奸民逐渐滋长；到治平年间，侵占湖面造田的共有八千多户，造田七百多顷，湖泊几乎全部废弃。仅存的部分，东面是漕渠，从州城到东城六十里；南面通向若耶溪，从樵风泾到桐鸣十里；水面都不过十多丈宽。每年雨水少时，田地还没有受害，湖水却已经先干涸了。从此以后，人们争相提出谋划。蒋堂认为应当设立惩罚来禁止侵占耕种，设立奖赏来鼓励告发者。杜杞认为，侵占湖面造田的人，获利在于放任湖水；一下雨，他们就故意发出声势惊动州县，斗门便立即开启。因此为此立下水则石碑：一块在五云桥，水深八尺五寸，由会稽县掌管；一块在跨湖桥，水深四尺五寸，由山阴县掌管。斗门的钥匙都交给州府收藏，水涨时派官员察看水则，谨慎掌握关闭和开启。又认为应当更加整修堤防和斗门；对敢于造田的人，拔掉他的禾苗，责令其出力恢复湖面，并加重处罚。还认为这样仍不够，又主张给两县长官加上提举的名义，考核他们的督察，并据此决定奖惩。吴奎认为每年农闲时应雇人疏浚湖泊，把淤泥堆成丘阜，令县里主持劳役，州府以及转运使、提点刑狱负责督察并施行赏罚。张次山认为湖已废弃，仅存部分很难立即恢复，应当扩大漕运水路及其他便利之处，使之能够通漕，并把水引入民田，在各里设置石柱作为界标，石柱以内禁止造田。刁约认为应当把湖的三分之一划给百姓造田，同时把堤坝加高到一丈，这样湖水可以不再开泄，而湖的利益自然能够恢复。范师道、施元长认为，即使加重禁止侵占耕种的法令，仍不能使百姓不犯法；如果把湖地分给百姓，那么谁来抵御侵占者？又说，湖水比城中的水高，有的高三尺六寸，有的高二尺六寸；如果加高堤坝来蓄水，使水位升高，水势必然会冲毁城郭房舍。张伯玉认为，每天役使五千人疏浚湖泊，使水深达到五尺，需要十五年完成；达到三尺，则需要九年完成。但他担心工程开始时，外部的浮议动摇人心，内部的役夫溃散，那么即使有智者，也不能保证工程成功。如果每天役使五千人加高堤坝，使之高八尺，一年即可完成；竹木费用总计九十二万三千，计算越州二十万六千户，向他们征赋而同时免除租税，费用就容易筹足。这样，湖利可以坐享其成，而百姓也不至于困苦疲弊。陈宗言、赵诚又以水势高低难以处理为理由反对，并认为应当采用吴奎的主张，逐年逐月恢复湖泊。当时都水司赞同他们的意见，又认为应当增加赏罚的法令。他们提出的意见如此之多，可以说很全面了。朝廷未曾不听取采用这些意见，并把它们写入法令。因此罚金有从三百钱到一千钱的，又有到五万钱的；刑罚有杖刑一百，直到徒刑二年；其中的条文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造田的人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多；湖泊没有更加疏浚，反而一天比一天荒废，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法令不能实行，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了上风。从前谢灵运向宋文帝请求把会稽的回踵湖改作田地，太守孟顗不答应；他又请求把休皇湖改作田地，孟顗仍不答应，谢灵运甚至用言语辱骂他。可见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从中获利的风气，在越州由来已久。然而南湖自汉代经过吴、晋直到唐代，又延续到钱镠父子统治此州的时候，它的利益从未废弃。那些人有的凭小小地方与天下抗衡，有的凭数州建立藩镇，有的以一国自立为王；对内有供养俸禄的需要，对外有贡赋馈赠的供应，并不是只求安逸而已。因此，他们对于水土的治理、尽力发展农业、使农民获利，都有一定的制度，其中钱镠的法令最为详细，直到今天民间还流传很多；可见湖利之所以没有废弃，是有原因的。近世却不是这样。天下统一，人们因承平日久而安于现状，在位者把兴办事业看得很困难，喜欢因循守旧。而请求把湖泊改作田地的人，其言辞和气势往往足以打动人。至于修治水土、恢复水利，又要耗费财物、惊动众人，自古以来就是难事。因此，郑国修渠的工程，人们认为足以使秦国疲惫；西门豹治理邺地渠道，人们也认为烦劳困苦。既然原因如此，那么我们的官吏谁肯承担难办之事的怨恨，招来眼前容易得到的责难，去等待尚未实现的功效呢？所以谋议虽然全面却从未实行，法令虽然严密却从未真正施行；造田者日益增多、湖泊日益荒废的原因，就在这里而已。所谓法令不能施行、苟且因循的风气占上风，难道不是这样吗！一座千年的湖泊，其兴废利害明白可见。然而从庆历以来三十多年，受到官吏因循治理的影响，直到湖泊已经废弃，世人还没有觉察其中的原因；何况那些隐微难以考察的事情，由于苟简因循而在暗中败坏，又怎么能知道它们所以然呢？

译如今说湖泊不必恢复的人说：“湖田上的百姓已经富足了。”这是那些替侵占耕种者谋利的游说之士所说的话。湖泊没有完全废弃时，湖下的田地就会干旱，这是当前的祸害，是众人看得见的；假使湖泊完全废弃，湖泊改成的田地也会干旱，那是将来的祸害，是众人还没有看见的。因此说，这是游说之士替侵占耕种者谋利而说，并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说湖泊不必疏浚的人说：“只要加高堤坝蓄水就行了。”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听取苟简办法的人说的。按照地势比较，加高堤坝蓄水，必然会冲毁城郭，这是议论者已经说过的；按照地势比较，疏浚湖泊使湖底降低，才能不失去原来的状况；不失去原来的状况，才能不失去原来的功用，这是议论者尚未说到的。况且山阴的水则是四尺五寸，会稽的水则几乎是它的两倍。加高堤坝使水位升高，会稽只得到一尺，山阴只得到半尺；地势高低不相等，加高堤坝并不能有所补益。因此说，这是好辩之士替喜欢苟简办法的人说的，也同样不是真正懂得利害的人。前面两种办法既然不能采用，而想禁止侵占耕种、鼓励告发，就有赏罚的法令；想谨慎掌握水的蓄积和排泄，就有关闭和开启的法令；想彻底禁止敢于造田的人，就拔掉他们的禾苗，责令他们出力恢复湖泊并加重处罚，也已有法令；有的主张把责任交给州县、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的主张每年农闲时疏浚湖泊，有的主张禁止在石柱以内造田，这些也都有相应的办法。想知道疏浚湖泊的深浅、需要多少工力、要用多少天，想知道加高堤坝要花费多少竹木、如何筹措，也已经计算过了。想知道工程开始时，若外部浮议动摇人心、内部役夫溃散，就无法保证成功，这也已经讨论过了。如果真能汇集众人的意见，考察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采用可行的办法，再用自己掌握的力量加以完善，使言论一定实行、法令一定施行，那么还有什么功业不能完成，什么利益不能恢复呢？我起初蒙受恩命，任此州通判，向人询问湖泊兴废的情况，寻求真正能够说明利害的人。到任以后，又向两县询问图册，向州府和河渠司询问文书，直到相互参照核验而绘成图，又详尽研究而备齐文书，这才弄清湖泊利害的实际情形。因此我编次论述这些事情，希望谋划议论的人有所考察。熙宁二年冬，卧龙斋。卷五十七 苏明允《木假山记》树木生长，有的刚发芽就夭折，有的长到合抱粗就早死。侥幸长到可以用作栋梁时，却被砍伐；不幸被风拔起、被水漂流，或者折断，或者腐烂。侥幸没有折断腐烂，又会被人视为木材，遭受斧斤砍伐。最幸运的，是在急流泥沙之间漂沉淹没，不知经过几百年；在水流冲击、沙石侵蚀之余，偶然形状仿佛山峰，便被好事者取走，强行加工成假山，这才可以脱离泥沙，远离斧斤。然而荒江之中像这样的木头有多少呢？没有被好事者看见，却被樵夫乡人当作柴薪烧掉的，又哪里数得清！这样看来，即使在最幸运的木头中，也还有不幸的。我家有一座三峰木假山，我每次想到它，就怀疑其中莫非有命数存在。它发芽而没有夭折，长到合抱而没有早死，可以作栋梁却没有被砍伐，被风拔起、被水漂流却没有折断腐烂；没有折断腐烂，也没有被人当作木材而遭受斧斤；从急流泥沙中出来，又没有被樵夫乡人当作柴薪烧掉，最后才能来到这里，那么其中的道理似乎并不是偶然。然而我喜爱它，不只是喜爱它像山，还另有所感；不只是喜爱它，还另有所敬。我看那中峰，魁伟高岸，傲然挺立，神情气度端庄稳重，仿佛有足以使旁边两峰服从的力量。那两峰庄重严肃、峻峭冷峻，令人凛然不敢冒犯；虽然形势上服从中峰，却高峻挺立，没有阿谀附和的意思。唉！这难道不值得敬重吗！这难道不值得有所感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