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译卷四 苏子瞻《志林·平王》太史公说：学者都称说周朝讨伐纣王后，居住在洛邑。其实不是这样。武王营建洛邑，成王让召公占卜选择居处，把九鼎安置在那里。然而周朝又把都城设在丰、镐。到犬戎打败幽王，周朝才向东迁到洛邑。苏子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从平王开始直到灭亡，并没有特别昏暴无道的君主。髭王的神圣，诸侯都服从并进贡，然而最终不能振兴，正是东迁造成的过错。从前武王灭商，把九鼎迁到洛邑；成王、周公又增建营造。周公死后，大概由君陈、毕公相继居住在那里。这只是为了加强王室，并没有迁都的意思。周公想葬在成周，成王却把他葬在毕地，这难道是有意迁都吗？如今富民之家留给子孙的东西，不过是田地和住宅罢了。不幸家道败落，到了借贷度日的地步还可以，但最终也不敢把田宅卖掉。如今平王把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事业全部抛弃了，这就像一次失败便卖掉田宅的人。夏、商的王朝都延续了五六百年，它们先王的德行并没有超过周朝，而后王的败坏也不比幽王、厉王更严重。然而仍然到了桀、纣以后才灭亡；在尚未灭亡时，天下仍尊奉它们，不能像东周那样名义存在而实际灭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卖掉田宅的效果。盘庚迁都，是为了恢复殷代旧业。古公迁到岐山时，那时周人就像狄人一样，逐水草而居，迁徙哪里会困难呢？卫文公向东迁过黄河，是依靠齐国才得以保存。齐国迁到临淄，晋国迁到绛、迁到新田，都是在它们强盛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其余为了躲避寇乱而迁都的，没有不灭亡的；即使没有立即灭亡，也没有能够重新振兴的。春秋时期，楚国发生大饥荒，群蛮背叛楚国。申、息以北的城门无法开启，楚人谋划迁到阪高。蒍贾说：‘不可以。我能去，寇敌也能去。’于是楚国借助秦人、巴人消灭庸国，楚国才开始强大。苏峻叛乱时，晋朝几乎灭亡，宗庙宫室全都化为灰烬。温峤想迁都豫章，三吴的豪族想迁到会稽。将要听从他们时，只有王导不同意，说：‘金陵是帝王的都城。帝王不会因为丰俭而迁都。假如能发扬卫文公以大帛制冠的精神，迁到哪里不可以呢？否则，即使是乐土也会变成废墟。况且北方寇敌正强盛，一旦向他们显示软弱，逃窜到蛮越之地，名声和实际都会丧失。’于是没有迁都，晋朝又安定下来。王导贤明啊，可以说是能够决定大事。唉！平王初年，周朝虽然不如楚国强大，难道反而不比衰微的东晋强吗？假使平王有一个王导，确定不迁都的计策，收拢丰、镐的遗民，修明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政事，以有利形势威临东方诸侯，那么齐、晋即使强大，也不敢怀有二心，秦国又怎么能自行称霸呢？魏惠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大梁；楚昭王害怕吴国，迁都到鄀；顷襄王害怕秦国，迁都到陈；考烈王害怕秦国，迁都到寿春。他们都不能再振兴，已经显现灭亡的征兆。东汉末年，董卓劫持皇帝迁到长安，汉朝于是灭亡。近世李景迁到豫章，也灭亡了。所以说，周朝的失策，没有比东迁更荒谬的了。苏子瞻《志林·鲁隐公》公子翚请求杀掉桓公，以求取得太宰之职。隐公说：‘只是因为他年少的缘故，我将要把君位授给他。让他营建菟裘，我准备到那里养老。’翚害怕了，反过来向桓公诬陷隐公，桓公便杀了隐公。苏子说：盗贼拿兵器对准人，人一定会杀掉他。哪里只是被他对准的人会杀他，路上的人也都会捕捉攻击他。路人和盗贼并没有仇怨，是因为认为如果不攻击盗贼，盗贼将会连自己也杀掉。隐公的智慧，竟然还不如这个路人，真可悲啊！隐公是惠公继室的儿子。他不是嫡子，与桓公相同，只是年长于桓公。隐公追念先君的志向而把国君之位让给桓公，难道不能说是仁吗？可惜他在智慧上不够敏锐。假使隐公杀掉翚而把君位让给桓公，即使伯夷、叔齐也没有什么能超过他的。骊姬想杀申生，又以此为难里克，于是优施前来参与；秦二世想杀扶苏，又以此为难李斯，于是赵高前来参与。这两个人的智慧，好像出自同一个人，而他们所遭受的祸患也没有多少不同。里克不能免于惠公的诛杀，李斯不能免于二世的虐害，都没有什么值得哀怜的。我唯独把他们的事迹表彰出来，是要作为后世的鉴戒。君子施行仁义，并不是为了计较利害。然而君子的行为，义与利往往兼顾；小人却相反。李斯听从赵高的谋划，并不是他的本意，只是害怕蒙氏夺去自己的地位，所以勉强听从赵高。假如李斯听到赵高的话，立即召集百官，陈列六师把赵高杀掉，他对扶苏的恩德，哪里会有尽头呢？又何必忧虑蒙氏？舍弃这个办法不做，反而在市上给自己施加五刑，这不是极端愚蠢的人又是什么？唉！乱臣贼子，就像蝮蛇一样。它所螫咬的草木尚且足以杀人，何况它所吞噬啮咬的人呢？郑小同任高贵乡公的侍中，曾经拜访司马师。司马师有一封秘密奏疏没有收起，去厕所回来后，问小同：‘你看见我的奏疏了吗？’小同说：‘没有看见。’司马师说：‘宁可我辜负你，也不能让你辜负我。’于是把他毒死。王允之跟随王敦夜间饮酒，推辞说醉了先睡。王敦和钱凤谋划叛逆，允之已经醒来，全部听见了他们的话，担心王敦怀疑自己，便大吐起来，衣服和脸上都被污物弄脏。王敦果然前来察看，见允之躺在呕吐物中，这才作罢。可悲啊，郑小同；王允之也真是处境危急而侥幸保全啊！孔子说：‘危险的国家不进入，混乱的国家不居住。’这话是有道理的啊！我读史书，得到鲁隐公、晋国里克、秦国李斯、郑国小同、王允之五个人，感叹他们所遭遇的祸福竟是这样，所以特意记下他们的事情。后世的君子可以阅读考察这些事。苏子瞻《志林·范蠡》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认为勾践长着长脖子和鸟嘴，只能同他共患难，不能同他共享安乐，于是带着自己的私人部属乘船入海而去。到了齐国，他写信送给大夫文种说：‘飞鸟被捕尽了，良弓就会收藏起来；狡兔死了，猎狗就会被烹杀。您可以离开了。’ 苏子说：范蠡只是知道观察他的君主罢了；依我的看法观察范蠡，范蠡也是长着鸟嘴的人。喜好财货，是天下人所轻贱的士人行为。凭范蠡的贤能，难道会是聚敛钱财、积存实物的人吗？为什么竟然到海滨耕作，父子共同劳动，经营积累千金，屡次散尽又重新积聚，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不是他的才能有余而道义不足，所以功成名就、功成身退以后，内心却始终不能放纵自如吗？假使勾践有宽大的气度，能够始终任用范蠡，范蠡也不会以清静无为的方式在越国终老。所以我说：范蠡也是长着鸟嘴的人。

译鲁仲连退却秦军以后，平原君想封赏他，拿千金作为祝寿礼。鲁仲连笑着说：‘天下士人所看重我的地方，是替别人排除困难、解决纠纷却不取任何报酬。假如有所取，那就是商人的事情，我鲁仲连不忍心做。’于是离去，终身不再相见。他逃避隐居在海上，说：‘我与富贵相处却向别人屈服，宁可贫贱而轻视世俗、放纵自己的志向。’假使范蠡的离去像鲁仲连那样，那么他距离圣人也不远了。唉！春秋以来，仕进、退隐、任用、舍弃，没有人能像范蠡那样圆满；但他在这一点上有所不足，所以我反复叹息而深深悲痛。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春秋末年直到战国，诸侯和卿相都争相供养士人。从谋划之士、游说之客、谈论天文和雕琢文辞、争论坚白同异的那类人，下至击剑、扛鼎、学鸡鸣狗盗的徒众，没有不以宾客礼节相待的。穿着华丽衣服、享用美食、被供养在上位者馆舍中的人，哪里数得清？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国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都有门客三千人。田文又在薛地招致任侠之士和奸邪之人六万家。齐国稷下的谈论之士也有一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到了秦汉之间，张耳、陈馀号称宾客众多，宾客和供养的杂役都是天下豪杰；田横也有士人五百名。他们大致见于传记记载的就是这样。估计其余人数，应当超过官吏而达到农夫的一半。这些人全都是危害国家的奸民，百姓凭什么维持生活，国家又凭什么承受得了呢？苏子说：这是先王也不能避免的事情。国家有奸民，就像鸟兽有凶猛的鹰隼，昆虫有毒刺一样。加以区分安置、制定条理，使他们各自安居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这些人就可以存在；若把他们铲除干净，那是没有这种办法的。我考察历代的变化，知道六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秦国之所以迅速灭亡，大概原因就在这里，不能不仔细考察。智慧、勇敢、辩才、力量，这四种品质都是天生百姓中的杰出人物，他们大多不能穿粗劣衣服、吃粗劣食物来养活别人，都是役使别人来养活自己的人。因此先王把天下的富贵分给这四类人，与他们共同享有。这四类人不失去自己的职分，百姓就安定了。四者虽然不同，先王根据风俗制定办法，使他们都出自同一途径。三代以前，出于学校；战国到秦代，出于门客；汉代以后，出于郡县官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直到今天，出于科举。虽然不能完全这样说，但姑且取其中多数来评论。六国君主残酷役使百姓，并不比秦始皇、秦二世少；然而当时百姓没有一个叛乱，是因为平民中杰出的人，大多被门客供养，没有失去自己的职分。他们的力量都用于耕作来供奉上级，都是愚笨无能、不能有所作为的人，即使想怨恨叛乱，也没有人能够首先发难；这就是六国能够稍稍安定而没有立即灭亡的原因。秦始皇起初想驱逐宾客，采用李斯的意见而停止。兼并天下以后，却认为宾客没有用，于是任用法律而不任用人才，认为百姓可以凭法律治理，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只要能遵守自己的法律就够了。因此毁坏名城，杀戮豪杰；百姓中秀异的人才散去归田，从前依靠四公子、吕不韦一类人供养的那些人，难道都有安身之处吗？难道他们能够枯槁着脖颈、面色憔悴，穿着布衣老死吗？还是会停止耕作而长叹，等待时机呢？秦朝的动乱虽然在秦二世时形成，但假使始皇知道应当畏惧这四类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职分，秦朝的灭亡也不会这样迅速。把百万只虎狼放进山林，又让它们饥渴，却不知道它们将要吃人；世人还把始皇看作聪明，我是不相信的。楚汉之争的灾祸使百姓几乎死尽，豪杰应当没有多少了，然而代地的相国陈豨出行时有千辆车随从，萧何、曹参执政，也没有人禁止他。到了文帝、景帝、武帝时期，法令已经十分严密，然而吴王刘濞、淮南王、梁王、魏其侯、武安侯这一类人，都争相招致宾客，世上的君主也不过问。难道是因为鉴戒秦朝的祸乱，认为爵禄不能完全笼络天下士人，所以稍微宽容他们，使他们有时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发挥作用吗？至于先王的政治，就不是这样，说道：‘君子学习道义，就会爱护别人；小人学习道义，就容易役使。’唉！这难道是秦汉所能赶得上的吗？苏子瞻《志林·始皇扶苏》秦始皇时，赵高犯罪，蒙毅审理后判定应当处死，始皇却赦免他并任用他。长子扶苏喜欢直言进谏，始皇发怒，派他到北方监领蒙恬在上郡的军队。始皇向东巡游会稽，沿海而行，驰往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赵高跟随。途中始皇患病，派蒙毅返回去向山川祈祷，蒙毅还没有回来，始皇就去世了。李斯、赵高伪造诏书，拥立胡亥，杀死扶苏、蒙恬、蒙毅，最终因此灭亡了秦朝。苏轼说：秦始皇控制天下轻重缓急的形势，使内外相互制约，用来禁止奸邪、防备祸乱，可以说是周密了。蒙恬率领三十万人，威势震动北方；扶苏监督他的军队，蒙毅又在帷幄之中担任谋臣，即使有大奸大贼，谁敢在他们之间窥伺呢！不幸始皇病重，祷告祭祀山川，这时身边尚且有可用之人，却派遣蒙毅离开，所以赵高、李斯得以实现他们的阴谋。始皇派遣蒙毅时，蒙毅见始皇病重，太子尚未册立，却离开了始皇身边；这些都不能说是明智之举。即便如此，上天要使人的国家灭亡，它的祸患和败亡也一定会从智谋所不能预料的地方发生。圣人治理天下，不依靠智谋来防止祸乱，只依靠自己不造成祸乱的办法。始皇造成祸乱的办法，在于任用赵高。宦官造成的祸患，就像毒药和猛兽一样，没有不使人肝裂头碎的。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只有东汉的吕强、后唐的张承业两人号称善良，难道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千万名宦官中偶然出现的一两个好人身上，以侥幸避免必然到来的祸患吗？然而历代君主都甘愿受其祸害而不悔改，像汉桓帝、汉灵帝，唐肃宗、唐代宗，还不值得过分奇怪。始皇、汉宣帝都是英明的君主，也沉溺于赵高、恭、显之类造成的祸害中。他们自以为聪明，是人中豪杰；可是奴仆一流的宦官，受到熏腐之余，哪里能有什么作为？等到他们使国家灭亡、朝廷混乱，才与庸碌的君主没有区别。所以我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并写出来，用来告诫后世像秦始皇、汉宣帝这样的君主。有人说：李斯辅佐始皇平定天下，不能说他没有才智。扶苏是始皇亲生的儿子，秦人拥戴他已经很久了；陈胜借用他的名义，尚且足以扰乱天下。况且蒙恬还掌握着重兵在外。假使这两个人没有立即接受诛杀的命令，而是再次请求核实，那么李斯、赵高一党就会一个也逃不掉。以李斯的才智，却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是为什么呢？

译苏轼说：唉！秦朝失去治国之道，是有来由的，难道只是始皇的罪过吗？自从商鞅变法，把判处死刑看作轻刑，把夷灭三族当作常法，臣子们像狼一样回头窥视、屏住呼吸，只求能够死得痛快，哪里还有时间再去请求呢？当他的法令正在施行时，求取什么都能得到，禁止什么都能止住，商鞅自以为超过了尧、舜而胜过了汤、武。等到他逃亡出走而没有容身之处，这才知道制定这种法律的弊病。难道只是商鞅后悔，秦国也同样后悔了。荆轲行刺发生时，手持兵器的人眼看始皇绕着柱子奔逃，却没有人出手救他，是因为秦法严酷的缘故。李斯拥立胡亥，不再顾忌蒙恬、扶苏二人，是知道秦国威势和命令一向能够实行，臣子不敢再请求。二人不敢请求，也是知道始皇凶悍刚暴，不可能改变主意，哪里料到这是伪造的诏命呢？周公说：‘平和简易地亲近百姓，百姓一定会归附他。’孔子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大概就是恕道吧？’把忠恕作为内心准则，把平和简易作为施政方式，那么上面的君主容易被了解，下面的臣民容易通达，即使有卖国的奸人，也没有地方可以利用空隙；仓促发生的变故，也没有机会产生。然而这种令行禁止的效果，大概比不上商鞅。圣人最终也不以商鞅的办法取代忠恕平易之道。商鞅通过搬木头来建立信用，通过丢弃灰土来树立威严，又刑罚自己的亲戚和老师，威势与信用积累到了极点。发展到秦始皇时，秦人把君主看作雷电鬼神，无法测度。古代公族犯罪，要宽宥三次以后才施加刑罚；如今竟到了让人伪造诏命杀死太子而不顾忌，太子也不敢申诉的地步，这就是威势和信用过度的结果。所以，用严酷法律毒害天下的人，没有不反过来伤害自身以及自己的子孙的。汉武帝和秦始皇都是果断杀人的人，因此他们的儿子，像扶苏那样仁厚的，宁愿死也不敢申诉；像戾太子那样强悍的，宁愿反抗也不申诉，因为知道申诉一定不会被察看。戾太子难道本来想反叛吗？只是因为走投无路才想出这个办法。所以，做这两位君主的儿子，只有死和反抗两条路。李斯的才智，大概足以知道扶苏一定不会反抗。我又特意把这件事表彰并写出来，用来告诫后世那些嗜杀而果断的君主。苏轼《志林》（范增） 汉王采用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与汉王有私交，逐渐削夺他的权力。范增大怒说：‘天下的大事已经大体平定了！君王您自己处理吧。希望赐还我的骸骨，让我回到普通士卒中去。’他回去还没有到彭城，背上毒疮发作而死。苏轼说：范增离开是正确的。他不离开，项羽一定会杀死他。只是遗憾他没有早些离开。那么，他应当因为什么事离开呢？范增劝项羽杀死沛公，项羽没有听从，最终正因为这件事失去了天下。难道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吗？回答说：不。范增想杀沛公，是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沛公，还保有作为君主的气度。范增为什么要因此离开呢？《易经》说：‘知道事物开始变化的微小征兆，大概就是神明吧？’《诗经》说：‘看那雨雪，先落下的只是霰。’范增应该在项羽假传命令杀死卿子冠军的时候离开。陈涉能够得到民众支持，是借助项燕和扶苏的名望。项氏兴起，是因为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诸侯背叛项氏，也是因为项羽杀死了义帝。况且义帝的拥立，范增是主要谋划者。义帝的存亡，难道只是楚国盛衰的问题，也关系到范增与他共同承担祸福。义帝不亡，范增却能独自长久存在，这是不可能的。项羽杀死卿子冠军，是杀害义帝的征兆。既然他杀害义帝，这正是怀疑范增的根源，难道一定要等陈平来离间吗？事物一定是先腐烂，虫子才会生出来；人一定是先产生疑心，谗言才会趁机发生。陈平即使有才智，怎能离间一个没有疑心的君主呢？我曾经评论义帝，认为他是天下贤明的君主。他只派遣沛公进入关中，却没有派项羽；又在人群中识别出卿子冠军，并提拔他做上将军；不是贤明之人，能做到这样吗？项羽既然假传命令杀死卿子冠军，义帝必定不能忍受；不是项羽杀义帝，就是义帝杀项羽，这一点不用等到智者才知道。范增起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服从；后来中途杀害义帝，并不是范增的意愿。不仅不是他的意愿，他一定还会竭力争辩而项羽不听。项羽不采纳他的意见，却杀死自己所拥立的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就是从这时开始的。项羽杀卿子冠军时，范增与项羽地位相当，共同侍奉义帝，君臣的名分还没有确定。替范增考虑，如果有力量就应杀掉项羽，没有力量就应离开，这难道不是毅然决然的大丈夫吗？范增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不合就离开，却不在这个时候明确离开的原则，反而想依附项羽来成就功名，实在浅陋！即便如此，范增仍是汉高帝所畏惧的人。范增不离开，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算是人中的豪杰啊！苏轼《志林》（伊尹） 能够办理天下大事的人，一定具有天下的大节操；能够树立天下大节操的人，是把天下看得很轻的人。天下如此广大，却不足以动摇他的心，那么天下的大节操就没有不能树立的，大事也没有不能办成的。如今普通男子、普通妇女，都知道清白廉洁、忠诚守信是美德。假使他们确实清白廉洁、忠诚守信，那么他们的才智思虑，未必就不如王公大人的能力。只是他们所争取的事情，限于一筐饭、一碗羹；而一筐饭、一碗羹就足以动摇他们的心，那么他们的才智思虑当然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一筐饭、一碗羹，如果不合道义就不取，那么一乡的人就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一乡的人没有谁敢用不正当的手段冒犯他，却不能办理一乡的事务，这种情况从来没有。由此推而广之，他不肯取的东西越大，他所能办成的事情就越远大。让出天下，与让出一筐饭、一碗羹没有不同；治理天下，与治理一个乡也没有不同。然而有人不能这样做，是因为有所蒙蔽。天下的财富，是一筐饭、一碗羹逐渐积累起来的；天下的广大，是从一个乡逐步推广开来的。不是拥有千金家产的人，就不能运用千金的资财。小商贩和普通妇女得到一金，便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不是他们的才智不如人，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卑下。孟子说：‘伊尹在有莘的郊野耕作，不合道义的、不合仁义的，即使把天下的俸禄给他，他也不接受。’天下不能动摇他的心，所以他的才干是完整的。凭借完整的才干来治理天下，所以面对大事也不慌乱。古代的君子一定有超出世俗的行为，并不是故意追求与众不同而已。卿相的地位、千金的财富，有些东西他不屑一顾，是想借此拓宽自己的胸襟，使困穷、显达、利害不能成为心中的障碍，从而保全才干，以便有所作为。后代的君子，大概也曾有过这样的志向；可是得失扰乱内心，荣辱从外部夺走意志，因此忙忙碌碌直到老死都没有空闲，也实在可悲。孔子编述《尚书》，写到舜、禹、皋陶彼此谦让的时候，大概没有一次不长叹。朝廷如此尊贵，却实行普通人的谦让，孔子为什么取法它呢？他取法的，是他们不急切追求富贵，能够使天下人的心深深信服。

译太甲被废黜，是天下从未有过的事，而伊尹首先实行了它，天下却不认为惊异。臣下放逐君主，天下不认为是僭越；放逐以后又重新拥立，太甲也不认为伊尹专擅。为什么呢？因为伊尹平素所不屑的东西，足以使天下信任他。他把天下看得渺小，不能动摇他的心，难道会忍心用废黜、放逐君主来谋求私利吗？后世的君子因循常规、习惯旧例，战战兢兢地害怕自己不能被天下容纳；一旦做出罕见的行为，天下人便群起讥刺他。他们不知道考察一个人平素的操守，却把它说成古今形势的变化，认为有时就是不能这样做，这也太过分了。苏轼《荀卿论》我曾读《孔子世家》，观察其中记载的孔子言语文章，循循善诱，没有不合规矩的地方；不敢放肆地发表高深议论，说话一定称引先王，这才知道圣人为天下忧虑得多么深。它仿佛广阔得看不见边际，却并不遥远；仿佛浩瀚得看不见尽头，却并不深奥。他所说的，是普通男女共同知道的道理；而他所实行的，却是圣人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境界。唉！这样也就足够了。假使后世有人能够完全实行我的学说，即使成为圣人也不难；不能做到的，能够少犯过错也就罢了。子路的勇敢、子贡的善辩、冉有的才智，这三种品质，都是天下人所说的难以做到而又可贵的。然而这三个人，孔子常常并不喜欢。颜渊默默无言，看不出他有什么才能，好像与普通人没有区别，孔子却屡次称赞他。况且学习圣人，难道一定只是学习他们说了什么吗？还要看他们意念所趋向的地方。孔子认为后世必定有人不足以实行他的学说，也必定有人窃取他的学说而做不义之事，所以他所说的平易正直，不敢发表奇异而令人一时喜悦的言论，关键在于不可改变。过去我常常奇怪李斯曾经师事荀卿，后来却焚毁他的著作，大大改变古代先圣先王的法度，对待他老师的学说，简直像对待仇敌一样。到如今读了荀卿的书，才知道李斯用来侍奉秦国的那一套，都是从荀卿那里来的，也就不觉得奇怪了。荀卿喜欢提出异说而不肯退让，敢于发表高论而不顾一切。他的言论会使愚人惊骇，使小人高兴。子思、孟轲，是世人所说的贤人君子。荀卿却说：‘扰乱天下的，是子思、孟轲。’天下人如此众多，仁人义士如此之多，荀卿却说：‘人的本性是恶的。桀、纣体现的是人的本性，尧、舜的仁德则是人为造作的。’由此看来，推测他的为人，一定是刚愎自用、傲慢无礼而又过分自许。李斯这个人，只是比他更加严重罢了。如今小人做坏事，尚且必定有所顾忌。因此夏、商灭亡，桀、纣残暴不仁，但先王的法度、礼乐、刑政仍没有彻底灭绝到无法考察的地步，这是因为桀、纣还保留了一些东西，不敢全部废弃。李斯却独自奋然不顾一切，焚烧孔子的六经，烹灭三代的诸侯，破坏周公的井田制，这也一定是有所凭借。他看见自己的老师历数天下贤人的罪过，便把这种愚妄当成正确，认为古代先圣先王全都没有值得效法的地方，却不知道荀卿只是为了快意于一时的议论，没料到祸患会发展到这种地步。父亲杀人报仇，儿子一定会进而抢劫。荀卿阐明王道，讲述礼乐；李斯却用他的学说扰乱天下，正是荀卿那些高谈异论激发了他。孔子、孟子的学说从来没有标新立异，但天下最终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如果天下果真没有人能够达到他们的境界，那么还何必追求标新立异呢？苏轼《韩非论》圣人之所以憎恶异端，竭力排斥它，并不是因为异端能够扰乱天下，而是因为天下的混乱正是由它产生的。从前周朝衰落时，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一类人，相继发表虚无淡泊的言论，治理他们狂妄放荡、浮游不实的学说，纷乱颠倒，最终归于虚无。他们按照这种道理立言，空泛无边而找不到恰当之处，因此忘掉富贵的快乐，把生死看作同等。这是不得志于天下、追求超越世俗远走高举的人，借以放纵心志而没有忧患的办法。虽然这不是圣人的道路，但他们的用心，本来对天下也没有什么恶意。老聃死后一百多年，有商鞅、韩非著书，宣称治理天下没有比刑名之学更高明的办法。秦国采用了这种学说，最终导致陈胜、吴广的动乱。教化不足而刑法有余，秦国因此灭亡，天下也受到它的毒害。后世的学者知道申不害、韩非的罪过，却不知道这是老聃、庄周造成的。为什么呢？仁义之道，起源于夫妻、父子、兄弟彼此相爱的关系；礼乐刑政的根源，则出自君臣上下彼此有所顾忌的时候。相爱就有不忍心做的事，相互顾忌就有不敢做的事。把不敢与不忍的心结合起来，圣人的道路才能存在其中。如今老聃、庄周谈论君臣父子的关系，轻浮得像浮萍漂在江湖上偶然相遇一样。因此，他们认为父亲不值得爱，君主不值得顾忌。不顾忌君主，不爱自己的父亲，仁德就不足以使人归附，义就不足以劝导，礼乐也不足以教化。这四种东西都不足以使用，却想把天下置于虚无之中。虚无，难道真的足以治理天下吗？商鞅、韩非想实行自己的学说却没有做到，于是得到了一套轻视天下、把万物看作平等的办法，所以敢于残酷行事而毫无疑虑。如今如果不忍心杀人，却不足以称为仁；仁也不足以治理百姓，那么杀人就不足以称为不仁，不仁也不足以扰乱天下。这样一来，天下的一切就任凭我去做，刀锯斧钺，施加在什么地方不可以呢？从前孔子没有一天改变自己的言论，即使对天下微小的事物，也没有不有所畏惧。如今却把天下看得渺小，仿佛不值得治理，这就是他轻视杀人的原因啊！太史公说：‘申不害孜孜不倦地研究名实关系。韩非以法度为准绳，切合实际事务，辨明是非；他的学说发展到极端，惨酷苛细而缺少恩惠，但都源自道德的意旨。’我曾读到这些话并加以思考。世上本来有些事情，虽然彼此并没有谋划，却能互相感应。庄子、老子之后，祸患就发展成申不害、韩非的学说。从三代衰落直到今天，凡是扰乱圣人之道的弊端，已经有八种之多，却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设法制止它呢！

译苏轼《始皇论》从前人类刚开始产生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获得养生的工具，只能击打、搏斗、拉扯、撕裂，与禽兽争夺一天的性命，早晨还不知道晚上能否活着，忧虑死亡而来不及自救。因此，巧诈的心思没有产生，百姓也没有什么知识。然而圣人厌恶他们没有区别，忧虑他们没有生存的办法，所以制作了各种器具，末耜、弓箭、船车、网罟之类，无不齐备，使百姓乐于生活、行动便利，能够役使驾驭万物而适合自己的需要，于是百姓才有条件充分满足口腹和耳目的欲望。器具便利、使用顺手，巧诈便产生；追求满足欲望，心志便扩大。圣人又忧虑他们变得强悍狡猾、反复欺诈而难以治理，于是制定礼制，使人返回本初。礼，是用来返回根本、恢复本始的。圣人并不是不知道箕踞而坐、不作揖便吃饭更合人情，也更适合四肢的安逸。他们却一定要让人学习迂曲宽阔、难以实行的礼节，穿宽衣、系博带、佩玉、穿鞋袜，使人回旋从容，却不能快跑。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他们用来约束耳目、规范视听的一切，大多近乎迂阔。衣服用黼黻和彩色花纹装饰，饮食使用笾、豆、簠、簋，耕地实行井田制，进身取士采用学校选举，治理百姓实行诸侯制度。婚嫁、死亡、丧葬，无不有法度；又用鬼神使人敬畏，用四时使人慎重，从而使百姓自尊，不轻易做奸邪之事。所以说，礼如果只是接近人情，就不是礼的最高境界。周公、孔子之所以在升降、作揖、谦让之间反复叮咛、不敢使礼失坠，正是世俗所谓的迂阔；世人却不知道，圣人驾驭形势的权变本来就在这里。五帝、三代相承沿袭的制度，一直不敢破坏；到了秦国统一天下，始皇帝凭借欺诈和武力吞并诸侯，自以为智谋和权术有余，认为禹、汤、文王、武王都不知道这样做。于是废除诸侯，破坏井田制，凡是治理天下的方法，一概只求便利，而不以没有礼制为羞耻。他决意破坏圣人的藩篱，却把有利的器械公然展示给天下。所以自秦以来，天下人只知道寻求求生避死的工具，把礼看作无用而多余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生存这件事与礼无关。如果生存与礼无关，那么凡是能够求得生存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了。唉！这大概就是秦朝的祸害直到今天仍未平息的原因吧！从前刚开始有文字时，用蝌蚪形的字体书写；后来才有规矩和摹画的笔画，大概就是今天所说的大篆、小篆。到了秦代，又改成隶书。此后文字日益变革，以快速写成、便于使用为贵，顺从容易的方式。后来又创制纸张，用来替代简策。因此天下的簿书、符檄繁多堆积，官吏不能彻底查究，奸人便有机会从中动手脚。假使当今还使用古代的篆书和简策，那么即使文书想要繁多，也没有条件做到。由此看来，凡是使天下便利的东西，都是开启欺诈伪造端绪的事。唉！秦朝的做法已经无法赶上了，假如后世君子想治理天下，却只追求便利，那么就是引导百姓一天天走向欺诈。可悲啊！苏轼《留侯论》古代所说的豪杰之士，一定有超越常人的节操。按人之常情，有不能忍受的事；普通人受到侮辱，拔剑而起，挺身相斗，这还不足以称为勇。天下真正的大勇之人，突然遇到事情也不惊慌，无缘无故受到欺凌也不发怒，这是因为他所抱持的志向非常远大。张子房在圯桥上接受老人授书，这件事十分奇怪。然而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有一位隐居的君子出来试探他呢？看老人那些稍稍显露心意的话，无不含有圣贤相互警戒的意义；世人却没有察觉，认为他是鬼怪，也太过分了。况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书。韩国灭亡时，正是秦国强盛的时候，秦国用刀锯鼎镬来对待天下士人；平日里无罪而被夷灭的人，多得数不清。即使有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也没有地方施展才能。法律执行过于急迫的国家，其锋芒不可触犯，但它的形势也还不能乘机利用。子房不能忍受愤懑之心，想凭一个普通人的力量，在一次击杀中逞强。当时子房没有死，所相隔的缝隙连头发都容不下，实在已经非常危险。富贵人家的子弟不会死在盗贼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命可贵，而盗贼还不值得让他因此送命。子房凭借盖世的才干，却不采用伊尹、姜太公的谋略，偏偏采取荆轲、聂政的办法，侥幸求得不死，这正是圯桥老人深为他惋惜的地方。因此老人故意对他傲慢无礼，深深挫折他。子房能够有所忍耐以后，才可以成就大事。所以老人说：‘这个年轻人可以教导。’ 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袒露上身，牵着羊前来迎接。庄王说：‘他的君主能够向别人屈服，必定也能够信任并使用自己的百姓。’于是放弃攻打郑国。越王勾践在会稽受困后回国，在吴国做臣妾一样的奴仆，三年也没有懈怠。况且有报仇的志向，却不能向别人屈服，这是普通人的刚强。那位老人认为子房的才干有余，却担心他的器量不足，所以深深挫折他年轻人的刚烈锐气，使他能够忍受小的愤怒而成就长远的谋略。为什么呢？一个人与别人平素并无交情，突然在荒野之间相遇，却命令他从事奴仆婢妾的劳役，他还能悠然接受而不感到奇怪，这种器量，本来就是秦始皇不能使他惊惧、项籍不能使他发怒的。看汉高祖取胜、项籍失败的原因，不过在于能忍耐和不能忍耐罢了。项籍只是不能忍耐，所以百战百胜，却轻率地使用自己的锋芒。高祖能够忍耐，保存全部锋芒，等待项籍疲弊，这是子房教给他的。淮阴侯击破齐国而想自立为王时，高祖勃然大怒，表现在言辞和脸色上。由此看来，高祖仍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气质；如果不是子房，还有谁能保全他呢？太史公怀疑子房应该身材魁梧奇伟，然而他的相貌却像妇人女子，和他的志气不相称。唉！这正是他成为子房的原因吧！

译苏轼《贾谊论》有才干并不难，难的是能够运用自己的才干。可惜贾生是辅佐君王的人才，却不能运用自己的才干。君子所谋求的目标长远，就一定有所等待；所要成就的事业重大，就一定有所忍耐。古代贤人都有可以实现理想的才干，但最终不能施展其万分之一，未必都是当时君主的罪过，也可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看贾生的议论，如果照他所说的去做，即使三代也很难超过。遇到汉文帝这样的君主，尚且因为得不到任用而死去，那么天下难道没有尧、舜，就终究不能有所作为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历经试用，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强扶持，希望有一天能够实行自己的道。孔子将要到楚国去，先派子夏前往，又派冉有继续申说。君子想要得到君主任用，是如此勤勉。孟子离开齐国，在昼地停留三夜才出去，还说‘齐王或许会召见我’。君子不忍心抛弃自己的君主，是如此深厚。公孙丑问：‘先生为什么不快乐？’孟子说：‘如今的天下，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不快乐？’君子爱惜自身，是如此充分。像这样努力而仍不被任用，然后才知道天下果然不足以与之共同有所作为，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像贾生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任用他，而是贾生不能使汉文帝任用自己。绛侯周勃亲手持着天子的玉玺，交给文帝；灌婴率领几十万军队，决定刘氏与吕氏的胜负。他们又都是汉高帝的旧将，这种君臣相互投合的关系，难道只是父子骨肉手足之亲吗？贾生不过是洛阳的少年，却想让文帝在一天之内完全抛弃旧臣而谋求新政，这也太难了。做贾生这样的臣子，应当在上取得君主信任，在下取得绛侯、灌婴一类大臣的信任，从容渐进地与他们深交，使天子不怀疑、大臣不嫉恨，然后举天下之事任凭自己施展，不过十年就可以实现志愿。怎么能刚一见面交谈，就突然替国家痛哭呢？看他经过湘水时，作赋凭吊屈原，悲哀郁结、愤懑烦闷，显露出远走高飞的志向；后来终于因自伤哭泣而早死。这也是不善于处置困厄的人。谋划一次没有被采用，怎么知道最终不会再次被采用呢？他不知道默默等待形势变化，却自我摧残到这种地步。唉！贾生志向远大而器量狭小，才干有余而见识不足。古代人有超越世俗的才干，也一定会有不合世俗而带来的困累。因此，如果不是聪明睿智、圣明而不受迷惑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这种人的才干。古今都称赞苻坚能在民间得到王猛，一旦任用他，便把旧臣全部斥退，与王猛共同谋划。王猛不过是个平民，却大略取得了天下的一半，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深深悲叹贾生的志向，所以详细论述这件事。也希望君主如果得到像贾生这样的臣子，就知道他有孤高耿介的操守，一旦不被任用，便忧伤、困顿、沮丧，不能重新振作；而作为贾生这样的人，也应当谨慎选择自己发表意见的时机啊！苏轼《晁错论》天子的忧患中，最难处理的是名义上天下太平、没有事情，实际上却潜藏着不可预测的祸患。坐看变化而不设法处理，恐怕会发展到无法挽救；起身勉强处理，天下又习惯于太平安定，反而不相信我。只有仁人君子、豪杰之士，才能挺身而出替天下承担大难，以求成就大功。这本来不是那些在短短几个月内勉强做事、苟且求取名声的人能够做到的。天下太平无事，却无缘无故发动大难的端绪；既然是我发动的，我又能够收拾它，才可以使天下免遭祸患。事情发生以后，却慢慢推脱，想让别人承担责任，那么天下的祸患一定会集中到我身上。从前晁错竭尽忠心为汉朝谋划，提出削弱山东诸侯的办法。诸侯一同起兵，以诛杀晁错为名；天子没有察觉，却把晁错当作了平息事变的条件。天下人悲叹晁错因为忠心而遭受祸害，却不知道晁错也有自取祸害的原因。古代成就大事的人，不仅有超越世人的才干，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开凿龙门，疏通大河使水流入大海。在工程尚未完成时，大概也有堤坝溃决、水势冲突的可怕忧患；只是他能够预先知道事情必然会这样，事情到来时不害怕，慢慢设法处理，所以能够最终成功。凭七国的强大，却突然削弱它们，造成变乱难道值得奇怪吗？晁错不在这个时候献出自己的生命，迎击天下大难，控制吴、楚的命运，却采取保全自身的计策，想让天子亲自率兵，而自己留守京城。况且发动七国之乱的人是谁呢？自己想求取名声，哪里能逃避由此而来的祸患？亲自出征的极端危险与留守的极端安全，比较起来是很容易明白的。自己是制造祸难的首倡者，却选择最安全的位置，把最危险的位置留给天子，这正是忠臣义士愤恨不平的原因。当时即使没有袁盎，晁错也不能免于祸患。为什么呢？他想留守，却让君主亲自出征，按照情理说，天子本来就已经对此感到为难了；再加上多次违背天子的意见，所以袁盎的说法才得以在其中发挥作用。假使吴、楚反叛，晁错亲自承担危险，日夜磨砺准备，面向东方等待敌军，使其不至于连累君主，那么天子就会依靠他而无所畏惧，即使有一百个袁盎，又怎么能离间他们呢？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非同寻常的功业，就不要专门谋求保全自身。假使晁错亲自率兵攻打吴、楚，未必不能立功。只是他想保全自身，而天子又不高兴，奸臣便能够乘此空隙而入。晁错用来保全自己的办法，难道正是他招致祸患的原因吗？

译苏轼《大臣论》能够用义理匡正君主而不危害国家，才可以称为大臣。天下不幸没有英明的君主，让小人掌握权力。在这种时候，天下的忠臣义士无不想奋臂攻击他们。小人一定先取得君主的信任，再在天下巩固自己的地位，因此不能轻易攻击。攻击而不能取胜，自己死去，祸患只限于自身；攻击而取胜，君臣之间不能相安，天下必定灭亡。所以《春秋》的法则规定，不等待君主命令而诛杀君主身边的恶人，就称为叛乱。晋国赵鞅进入晋阳而反叛，就是这种情况。世上的君子将要对天下有所作为，想扶助衰败、挽救危亡，必须先考虑事情的后果，谋求能够安稳存续的功业。能否成功，是命运。因此功业成功，天下也能安定。如今小人存在，君主不诛杀他，我却去诛杀他，这就是侵犯君主的权力，属于不能安稳存续的功业。既然已经侵犯君主的权力，却还能面向北方居于臣位，使君主不怀疑自己，天下从来没有这种事。国家有小人，就像人的身上长瘿。人的瘿一定生在颈部而附着在咽喉，因此不能割除。有个卑贱的男子，忍受不了愤怒，便硬把瘿割掉，于是除去了疾病却因此丧命。汉朝的灭亡、唐朝的覆灭，都是这个缘故。自汉桓帝、汉灵帝以后直到献帝，天下的权力归于宦官。贤人君子，进不能容身于朝廷，退不能容身于民间。天下的愤怒，可以说已经到了极点。在这个时候，议论者认为天下的祸患只在宦官；宦官除去，天下就没有事情。然而窦武、何进一类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袁绍攻击宦官而取得胜利，汉朝也就因此灭亡。唐朝衰落、宦官被清除的情形，也大体相似。自从仇士良、鱼弘志之后，天子的废立都听命于宦官。在这个时候，士大夫的议论也只是想除掉宦官。然而李训、郑注、元载一类人攻击宦官没有取胜，只落得自身死亡；至于崔昌遐，攻击宦官而取得胜利，唐朝也因此灭亡。宦官尚未被除去时，它不过像颈上的瘿一样累赘；等到把它除去，脓疮便从四面溃裂，继而导致死亡。为什么呢？这是侵犯君主权力而不能安稳存续的功业。况且作为臣子却不顾君主，把自身押在一次决战上，以满足天下人的愿望，也已经很危险了。所以成功了，就成为袁绍、崔昌遐；失败了，就成为何进、窦武，成为李训、郑注。这样说来，忠臣义士又为什么要取法这种做法呢？窦武、何进死去，天下人为之悲伤，认为这是不幸；但幸好他们没有成功，假使成功了，这两个人将凭什么安处其位呢？所以说：‘能够用义理匡正君主而不危害国家，才可以称为大臣。’ 苏轼《大臣论下》天下的权力掌握在小人手中，君子想攻击他们，不是使自己丧命，就是使君主丧命。这样说来，小人最终不能除掉吗？我听说：逼迫别人的人，智谋浅薄；被别人逼迫的人，智谋深沉。这不是才干有差别，而是所处的形势造成的。古代用兵，包围敌军不可把他们逼到绝境，走投无路的敌人不可追赶到底，实在是担心他们知道必死而拼命，那么即使人数众多也无从使用。所以说：‘同船遇到风浪，胡人与越人也可以互相救助，如同左右手一样。’ 小人心里知道自己背负天下人的怨恨，也知道君子不会宽恕自己，于是日夜谋划，防备突然发生、无法预测的祸患。如今君子又跟着憎恨他们，所以小人的谋划不得不更加深密，彼此的交往不得不更加紧密。交往紧密而谋划深密，他们造成的毒害就会变得愤怒暴烈，难以化解。因此天下的一切祸患，起因在小人，却由于君子急于逼迫他们而最终形成。小人在朝廷内部，君子在朝廷外部；君子是客，小人是主人。主人还没有发难，客人先动手，那么小人的言辞就是正当的，君子的形势就近于不顺。言辞正当就可以欺骗众人，行动不顺就难以号令部下。所以从前举事的人，常常在事情进行到一半时众人离散，以至失败，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至于有智谋的人就不是这样。对内要巩固君子之间的交往，积蓄力量；对外则表面上顺从而不违逆小人的心意，等待他们出现空隙。宽待他们，使他们不憎恨我；安抚纵容他们，使他们不把我放在心上。用利益引诱他们，使他们的智慧昏乱；顺应他们的心意，消解他们的愤怒。然后等待他们先发动，再乘其空隙；推动他们坠落，再挽救他们濒临断绝的势力。因此用力少，却没有后患。不首先发动，所以君主不发怒，形势也不紧迫。这样做，事情成功而天下安定。如今小人，逼迫他们就会联合，宽待他们就会离散，从古以来一直如此。见到利益不能不争夺，见到祸患不能不躲避，没有信用不能不互相欺诈，没有礼节不能不互相轻慢。因此他们之间一旦发生交易和间隙，党羽就容易被攻破。可是君子不致力于宽待他们、等待形势变化，反而急于逼迫他们、促使他们联合，也就错了。君子和小人混杂相处，胜负尚未决定；替君子谋划，不如与小人深交而不妄动。假如不能深交而不妄动，小人就会倒拿着权柄，利用我们的空隙。从前汉高祖去世时，把天下托付给陈平、周勃。高后临朝，擅自封吕氏为王，废黜刘氏。陈平平日纵情饮酒，一句话也不说；等到采用陆贾的计策，用千金与绛侯结交，最终因此诛灭诸吕，安定了刘氏。假使这两个人彼此不能相容，那么将军和丞相相互攻击还来不及，哪里有空闲顾及刘氏、吕氏的存亡呢？所以他说：将军和丞相和谐协调，士人就会心悦诚服地归附；士人心悦诚服地归附，天下即使发生变故，权力也不会分散。唉！懂得这个道理，就足以做大臣了吧！卷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