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译卷二十三 ○苏子瞻策略一 臣听说天下的治乱，都有一定的形势。因此天下即使混乱，圣人却认为没有什么难处，是因为他有应对它的方法。水旱、盗贼、百姓流离，只要使它安定下来就行；乱臣割据、天下四分五裂，只要讨伐他们就行；权臣专权、擅自施行威福，只要诛杀他们就行；四方少数民族交相侵扰、边境不得安宁，只要排斥抵御他们就行。这几种事情，对于危害百姓、损害国家，已经很不少了。然而它们造成祸害都有具体情状，所以救治它们也各有方法。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不知道它为什么会这样却任由它这样发展更大的。不知道原因却任其发展，就是拱手等待动乱。国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已经有几百年了。天下有太平的名声，却没有太平的实际；有值得忧虑的趋势，却没有已经显现的忧患形态，这正是它有不可预测之处。如今的天下，并没有水旱、盗贼、百姓流离的灾祸，却总是叹息怨愤，仿佛不能安居乐业；并没有乱臣割据、四分五裂的忧患，却休养生息，常常像物资不足以使用；并没有权臣专制、擅自施行威福的弊病，上下却不相交，君臣不亲近；并没有四方少数民族交相侵扰、边境不得安宁的灾害，中原却惶惶不安，常常有外部忧患。这正是臣大惑不解的地方。如今医生治疗疾病，诊察脉象、观察气色、听人的声音，就知道疾病由什么引起，说‘这是寒病’‘这是热病’，或者说‘这是寒热相搏’，以及其他病症，没有不能作出判断的。如今如果有一个人神情恍惚而不快乐，问他哪里难受，他又不能自己说出来，那么他的疾病一定积得很深而难以测知。他的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本来都和常人没有区别，这是庸医认为不值得忧虑的地方，却是扁鹊、仓公一望见就惊惧的地方。他的疾病由来深重，那么治疗它，当然不是粗率、因循、苟且的办法所能消除的。然而天下的士人正忙着拾取三代遗留下来的文章，补缀汉、唐的旧例，以为凭这些琐碎的议论就可以挽救时世，岂不是太疏漏了吗？按照如今的形势，如果不能涤荡振作、焕然更新，并且卓然有所建树，就看不出有什么可行的希望。臣曾经观察西汉衰亡时的情形，那些君主都没有暴虐残酷的行为，只是因为懒惰松弛、沉溺于安逸，害怕一个月时间的劳苦，却忘记千年的祸患，所以日益走向灭亡而自己不知道。上天的主宰，就是天。仲尼赞述《易经》，称说天的德性：‘天体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强不息。’由此看来，天所以刚健而不屈，是因为它运动不停止。正因为运动不停止，所以万物杂然并存，各自得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混乱；天的光明成为日月，天的文采成为星辰，天的威势成为雷霆，天的恩泽成为雨露，这一切都产生于运动。假使天不知道运动，那么它自身凝滞不动，最终将腐坏而不能自持，何况还能驾驭万物吗？假如天子有一天赫然振作，发扬刚明的威势，使天下明确知道君主想要有所建树，那么有智慧的人愿意贡献谋略，勇敢的人乐于献出生命，纵使事势纵横颠倒，也没有什么不能施行的。假如君主不能先在心中作出决断，群臣即使有伊尹、吕尚、后稷、契，也无可奈何。所以臣特别把君主自己作出决断、想要有所建树作为首要之事，然后再讨论建功立业的关键。○苏子瞻策略四 天子与执政的大臣既然已经相互了解、彼此没有疑虑，就可以尽情表达心中所想，端正自己而推行大道；那么当今最应当优先做的事，没有比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建立功名的门路更重要的了。这样以后，天下才可以治理。治理天下就像治理水患：正当水势奔腾冲击、堤岸溃决、洪水翻涌漂荡而无法禁止时，即使想竭尽人力来削弱它哪怕一尺一寸的势头，也做不到；等到水势已经衰退并退去时，却又很快变得好像一天也维持不了。所以善于治水的人，不只有难以削弱水势的忧虑，也有水势容易衰退的忧患；要用正确的方法疏导它，逐步决开水道，疏通旧有的渠道而引入新的水流，使水不至于壅塞腐败而失去作用。唉！人们知道江河会造成水患，却以为池沼沟渠就可以没有忧患，这哪里知道舟船航行和灌溉的好处呢？天下没有平定时，英雄豪杰之士都竭尽自己的长处，争相奔走争夺利益，只怕天下有一天没有事情可做。因此人人都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即使是不肖之人，也会自我磨炼而不至于懈怠废弛；所以勇敢的人彼此吞并，聪明的人彼此残害，使天下不得安生。治理天下的人认为，大乱的根源，是有智有勇的人争夺利益而不知满足。因此天下既然平定，就削除引发争竞的工具，压制并疏远天下刚强健进、喜好名声的人，而奖赏任用柔弱怯懦、谨慎畏惧的人。不到几十年，天下就颓然衰靡，再也没有往日那种喜好事功的风气。于是有能力的人不再自我奋发，也没有机会显示才能；没有能力的人更加松弛废弛而无所作为。到了这个时候，君主想要有所作为，而左右前后都没有可以使用的人，因此纲纪日益败坏，自己却不知道。这种祸患，难道只在于英雄豪杰之士迟疑退缩吗？圣人却不是这样。当天下长久安于逸乐时，就用方法激发它，使天下人的心意始终振奋，乐于行善，因此能够安定而不衰败。况且君主凭借来治理天下的，是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必亲自去做。使天下人都去做而自己不去做，就是开启利害的端绪，辨明荣辱的等级，使他们踊跃奔走，全都替我效力而自己还不知道，这样君主坐着就能收获功绩。假如天下人都想不做事情却得到利益，那么天子还能和谁共同治理天下呢？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天下的祸患正在这里。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如今庸人的议论有两种：居上位的人致力于表现出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居下位的士人喜欢谈论中庸之道。这两种说法，都是庸人相互议论，举出先贤的言论，挑取其中近似的部分，来为自己的无能辩解罢了。宽厚深沉、不可测度的气量，是古人面对大事而不慌乱、用来镇定世俗浮躁的办法，并不是用来隔绝上下的情意、养成尊贵而自我安逸的办法。受到称誉就受到鼓励，受到非难就受到阻止，听到善行就高兴，见到恶行就发怒，这是三代圣人共同具有的品性。可是后世君子一定说：受到称誉也不受鼓励，受到非难也不受阻止，听到善行也不高兴，见到恶行也不发怒，这才算不可测度的气量。这样做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有鼓励、有阻止，有高兴、有发怒，然后才会有可以被利用的空隙；有可以被利用的空隙，智慧之人才有机会替他谋划，有才能的人才有机会被任用。后世君子却致力于使自己没有任何空隙，那么天下谁还能为他效力呢？

译古人所谓中庸，是穷尽万物的道理而不过分，所以也叫皇极。极，就是穷尽。后世所谓中庸，却是循规蹈矩地做众人都能做的事，便把这当作中庸，这正是孔子、孟子所说的乡原。一乡的人都称他为谨厚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做谨厚的人。他同流俗、合污世，说：‘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孤独冷落地生活？既然生在这个时代，就应当为这个时代而活，做到善良就可以了。’这种人看似接近中庸却实际上不是，所以说‘是道德的贼害’。孔子、孟子厌恶乡原损害道德，想要得到狂者来相见，却又不能见到狂者；想要得到狷者来相见，便说：‘狂者积极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如今的祸患，只是不取用狂者、狷者，反而全都取用乡原，所以才这样萎靡不振、毫无建树。孔子，是从子思那里接受中庸之道的人；孟子，是子思传授中庸之道的对象。然而他们都想得到狂者、狷者来共事。既然如此，振奋天下、使懒惰的人振作起来，没有比狂者、狷者更贤能的了。所以臣说：破除庸人的议论，打开功名的门路，然后天下才可以治理。○苏子瞻策略五 臣听说，天子把自身托付在高高的尊位上，把自己的心神运行于茫茫天下之间，安定时如泰山，危险时如累卵，二者之间容不得丝毫差别。因此古代圣人不依靠令人畏惧的资本，而依靠令人爱戴的实际；不依靠不可撼动的形势，而依靠使人不忍心背叛的情感。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所处的位置，是天下最危险的。天子依靠公卿来拥有天下，公卿、大夫、士直到百姓，又相互依附，凭此拥有自己的富贵。假如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却想用微不足道的名分来束缚他们，用不足以依靠的权势来控制他们，那么平常无事时还可以相互制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全都只是路上的行人，甩手离去，到那时还怎么能够使用他们呢？古代失去天下的君主，都不是一天之内造成的，他们君臣之间的欢洽早已离去，只是恰好遇到变故，于是一下子离散，再也无法收拾。事情尚未发生时，天子极其尊贵，大夫、士极其卑贱；他们奔走万里，没有人敢有先后，君主庄严地面向南坐着面对群臣，说：‘上天还说了什么呢？’百官低头就位，收敛脚步退下，战战兢兢，只怕获罪；群臣相互带头制定苟且求安的计策，贤能的人既没有施展才能的地方，愚蠢的人也能容纳自己的不肖；天下所有事情，只听任它自行发展罢了。等到事情出乎寻常、变故突然发生时，放眼天下没有人和自己共同承担祸患，即使想要分割国家与人共享，也来不及了。秦二世、唐德宗，大概都是采用这种办法，以至于颠沛失所还没有醒悟，难道不可悲吗？天下，是一件器物；天子，是拥有这件器物的人。器物长久不用，放在箱笼里，那么器物和人彼此不熟悉，就会彼此抵触而难以操持。优秀的工匠，使自己的手熟悉器物，器物也仿佛熟悉他的手；手和器物彼此信任而不相疑，所以做事情就能成功。天下的祸患，不是筹划祸乱最值得忧虑，而是安于平静无事最令人害怕。为什么呢？是害怕一旦发生变故，就彼此抵触而难以操持。从前拥有天下的人，日夜磨炼百官，抚慰百姓，为此举行朝聘、会同、宴享，以联络诸侯的欢情；每年、每时、每月初一，让百姓诵读法令、饮酒、举行蜡祭，以满足万民的情意；有大事时，从平民以上都可以到外朝尽情陈述自己的意见。即使这样还认为不够，又每五年巡守一次，在四方名山下朝会诸侯，亲自接见老人、贤人、士大夫，以全面了解天下的风俗。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徒然使人劳苦，而是要逐渐使天下人的心驯服熟悉，不至于彼此抵触而难以操持。到了后世，破坏先王的法度，安于逸乐，又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因此养尊自高，务求严酷深沉，使天下人拱手听命，只在表面上顺从，内心却不服。那些腐儒老生又出来替这种做法辩解说：天子不可以随意说话，官吏将把它记下来，后世还会拿来讥讽。于是使君臣彼此相看却互不了解，这样一来，就只不过是木偶罢了。天下人的心既然已经离去，君主还茫然地抱着空器物，不知道英雄豪杰已经在谋划如何取代他。臣曾经考察西汉初年，高祖创业的时候，发生的事变已经很多了，而高祖凭着项氏残破之后的局面，与韩信、黥布之流在中原争相驰骋。这六七位公侯，都凭借超出常人的姿态，占有土地和众多甲兵，他们的势力足以制造动乱，然而天下最终没有动摇，终于安定在汉朝。传了十几代，到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四方少数民族都向往汉朝的风化，兵革没有使用，而王莽这个竖子竟然一举夺取并转移了汉朝的天下，不用一寸兵、一尺铁，天下就屏息不敢动，没有人敢于争夺。这是什么原因呢？创业的君主出身平民，他的大臣将相都和他有握手相交的欢乐；凡是在朝廷中的人，都曾经受到试探、排挤和考察，以了解他们才能的长短。他们把天下看作自己的身体，身体如果有疼痛，手脚就会不约而同地自行救助。在这个时候，虽然有眼前的忧患，却没有长远的祸患。到了他们的子孙，生长在深宫之中，习惯于富贵的势力，尊卑之间隔绝遥远，上下之间的情意疏远；礼节繁多，君臣之间的情义淡薄。因此不忧虑眼前的事，却常常产生长远的祸患。等到灾祸一旦发生，本来就已经无法挽救了。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除去繁琐的礼节而致力于至诚，贬斥虚浮的名声而追求实际功效，不吝惜高位厚禄来招致山林中的士人，并且希望听到切实直率、不加隐瞒的话，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沟通上下的情意。从前我朝太祖、太宗已经拥有天下，法令简明，不故意设置高峻的界限。当时的大臣将相都能从容地度过整日，欢洽得像平日一样。下至士人和平民，也都能够自行效力。因此天下人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们的言论，并不是因为有文采修饰，而是因为敞开心胸、表现真诚，能够深入每个人的内心。这是英明君主的奇妙方法，是驾驭天下的大权。

译如今太平安定的日子已经很久了，臣愚昧地认为应当每天更新并发扬盛大的德行，以激发天下长期安逸之后的懒惰之气，所以陈述五件事，供陛下选择。第一，将相之臣，是天子依靠他们来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日夜召见，与他们谈论天下的大计，同时仔细观察他们的为人。第二，太守、刺史，是天子把远方百姓托付给他们的人；他们罢职归来时，都应当询问他们如何处理政务、百姓的情感和当地风俗所安定的地方，也借此推知他们的才干所能胜任的范围。第三，左右侍从、侍读、侍讲之人，本来就是用来讨论古今兴衰的大要，并不是只为应付旧例、充数而已；除了经籍之外，假如有事可以向他们询问，也没有妨碍。第四，官吏和百姓上书，只要稍微有可观之处，就应当召来从容询问，以培养他们敢于说话的气概。第五，天下的官吏，从一命以上，即使地位极其卑微，也没有办法直接向朝廷通达；然而君主的作为，难道真有什么不可以吗？考察其中善良的人，突然召见他，使他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被召来的。这样一来，远方卑微的官吏也会努力自我激励、行善，不会因为地位低、俸禄薄、没有途径向上通达，就不修养自己。要使天下人逐渐熟知天子喜爱善人、亲近贤者、怜恤百姓的心意，而且孜孜不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四日〕 这样一来，天下人都会受到感发，知道君主爱护自己，便不肯与人为恶；贤能之人也将越来越多，奸邪的官吏越来越少。除了刑法之外，还能够大大安慰天下人的心。○苏子瞻决壅蔽 朝廷清明、天下太平安定之所以可贵，是什么原因呢？天下人不必申诉就没有冤屈，不必求见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是尧、舜时代的盛况。其次，不能没有申诉，但申诉后一定能被察知；不能没有求见，但求见后一定能被省察。要使远方卑微的官吏不知道朝廷高不可攀，使一个普通小民不觉得官府难以接近，然后天下才能得到治理。如今一个人的身体，不过有一颗心和两只手罢了。身体各处发生疼痛、疮疡、麻痒等感觉，即使很轻微，不足以构成祸患，手也会随即到那里去。手之所以到那里，难道是每一件事都听从心的指示吗？这是因为心平素深爱自己的身体，手平素又熟悉听从心的意志，所以不必等待命令，突然之间便会自行到达。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罢了。众多的百官，广大的四海，使它们的关节脉络彼此贯通，成为一个整体，一经叩击就一定能听见，一有触动就一定能回应。因此，天下的官吏就像同一个身体。天子的尊贵、士民的卑贱，可以使他们彼此相爱；忧患可以使他们共同承担；有缓有急，可以使他们相互救助。如今却不是这样。天下有人遭遇不幸而申诉冤屈，就像向上天申诉；有人迫不得已而求见，以陈述自己的愿望，就像拜谒鬼神。公卿大臣不能查究事情的全部详情，只把它交给胥吏办理。因此，凡是贿赂先送到的人，早晨来请托，晚上就能得到结果；空手而来的人，终年也不能办成。至于按旧例本来就是人们应当得到、毫无疑问的事情，也无不设法拖延滞留，等待请托。天下哪怕一丝一毫的事情，没有金钱就无法办成。过去汉、唐的弊病，在于法令不明确，而执行又不严密，使官吏能够拿空疏无据的法律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便以无法可据为奸。如今法令明确完备，执行也极其严密，天下人只知道依循法律。想排斥的人，即使只有一点不合乎法律之处，也可以指责为瑕疵；想援引的人，即使有所乖违悖谬，也可以借法律来替他解脱。所以小人便以【原文未完】如今所谓天下事务繁多，难道真的是事务确实太多吗？官吏想要拿事情做交易却还没有得到好处，于是新旧事务相互牵连，纷纷扰扰，不能决断，这就是王道教化所以被阻塞而不能施行的原因。过去齐桓公、晋文公称霸时，百官各自履行职务，不等候教令便能办成；四方宾客到来，也不必向有关官署求告。王猛治理秦国，事情即使细微详尽，也无不处理完毕，而人们并不认为烦扰。史书曾记载：麻思回到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行装，出发吧。”到傍晚时文书就下达了。等到麻思出关，郡县都已经收到文书。命令一经下达便得到执行，禁令一经发布便无人违犯，连细小的事务都没有积留，件件如此。苻坚出身于戎狄，最终却成为霸王，兵力强盛、国家富足，几乎达到太平盛世，这本来就是王猛治理的结果，当然应当如此。如今国家安定，大官奉行法令，不敢顾及私情；可是府史一类的官吏却招揽权力、贩卖法律，长官心里明知却不追究，反而认为理所当然。这种弊病不过有两条：事务繁多而官员不勤勉，所以权力落在胥吏手中。要除去这种弊病，没有比减少事务、振作精神更好的办法；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振作精神没有比由上面率先垂范更好的。如今所谓最繁重的事务，在天下各类事务中，诉讼的人数和请托的人数，没有比中书和三司更多的了。天下的事务分属百官办理，而中书只听取并处理其中的要务。郡县的钱币由转运使管理调度，三司接受并核算它们的账目。这样看来，本来似乎不至于事务繁多；然而中书不等候各部门奏报考核结果就决定官员的升降，却又插手有关事务，这就是不信任有关官署。三司的官吏推究分析盈余亏损，甚至细到毫厘，用来约束郡县，这就是不信任转运使。所以说，减少事务没有比任用得人更好的办法。古代圣王珍惜时间以求治理天下，天刚亮便上朝视事，哪怕稍稍安闲，到太阳出来时，仍然整天忙碌而应接不暇。姑且从少处说，一天废弃一件事，一个月便可以知道积累了多少，一年下来积累的事务就多得数不清了。要使事务不繁多，就必须在开始时辛劳，最后才能安逸。早晨起身，晚上才停止办公；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私宅安歇。宰相到了日偏西时还不退朝，百官无不震惊畏惧，尽力办理王事，不敢宴饮游乐。这样一来，细微隐蔽的事情也无不被处理。天子求治的勤勉超过先王，议论者却不称说王季晚些上朝，而称赞舜无为而治；不谈文王日偏西仍不退朝，却议论秦始皇能够批阅大量文书。这怎么能够率领天下的懈怠者呢？所以我说，振作精神没有比由上面率先垂范更好的办法，这样壅塞遮蔽就能被疏通了。○苏子瞻《无沮善》过去先王治理天下，一定要使天下人欣喜奋发，常常怀有无穷的进取之心，努力实行而不知疲倦，没有自暴自弃的念头。只有自暴自弃的人，作恶才特别狠毒而无法挽救。因此圣人畏惧这种人，设置高位厚禄来等待有才能的人，使天下人都能踊跃自我奋发，攀援进取而来；只是由于才力不够、力量不足，所以最终不能进入其中，并不是圣人堵塞了他们的门、断绝了他们的道路。正因为这样，即使一个低微的卑官、民间的普通人，也无不奔走于善道，直到老死都不知道休息；这就是圣人用方法驱使他们进取。

译天下如果有极其邪恶、不可忍受的人，圣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就把他屏斥到远方，终身不让他列入士类。这并不只是因为不仁，而是认为既然已经断绝了他，他有朝一日将会任意发泄怨毒，残害我们的百姓。因此，断绝了他就不要任用；要任用他，就不能断绝他。既然已经断绝了他，却又重新任用他，这就是把他驱向不善，同时又把作恶的工具交给他。对前途毫无希望而行善，对自身毫不爱惜而不作恶，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罢了。对一个没有希望的人，却要求他行善；对一个毫不爱惜自身的人，却要求他不作恶，又把百姓交给他治理，天下人都知道这是行不通的。世上的贤能之人，哪里是固定不变的呢？有的出身于商贩、卑贱之人，甚至有的出身盗贼，这种情况往往存在。而儒生和贵族，是世人所希望成为君子的人，有时却放纵无忌、违法乱纪，甚至还不如小民。圣人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在他们刚开始进身时就预先决定是否任用，而是逐步观察他们任职试用的成效，使天下人没有必然能够得到官位的途径，也没有必然绝对得不到官位的规矩。天下人知道官位不可能一定得到，才会勉力追求功名而不敢侥幸；知道官位也不是必然绝对得不到、可以靠努力取得，才有办法安慰自己的心志，长久坚持而不懈怠。唉！圣人用来鼓舞天下人，使他们日渐受到教化却自己并不知道的，难道就是这种方法吗？后世执政的人却不是这样：给人以必然能够得到的希望，却又以必然绝对得不到来断绝他。这种用意是想进用贤能、斥退不肖，然而天下的弊病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制策考试达到等第、进士取得高名次，都在一天之内决定其终身的富贵。这虽然只是片时的文章辞藻，却还不知道他处理事务的能力如何，这样任用他，难道不是太仓促了吗？天下有三种因任用人却反而断绝其前途的情况。州县的官吏，只要没有重大过错，即使曾经犯罪而不应再任用，其他犯法的人都还可以让他竭力行善来赎罪。可是如今的法律，一个人一旦陷入罪责，终身不得升迁，使他无以自处，便仇视百姓；任意妄为而无所顾忌。这种人在最初未必就是小人，只是不幸陷入其中，前途穷尽而没有出路，于是便自暴自弃。府史等低贱官吏，治理国家的人知道不能缺少他们，所以任职年久便补授为外官。因为他们出身卑微，又限制他们所能达到的地位，即使其中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最终也不能列于士大夫之中。这些人出身任官，是为了求取尊贵；尊贵既然无法得到，便只求财富，这是形势自然会导致的结果。这样一来，即使对他们鞭打、刑戮、羞辱，也不足以禁止他们贪婪。所以这两类人，如果不能干脆弃置不用，就应当稍微给他们一些宽假。凡是凭借资历出仕的人，都可以补授为郡县官吏。他知道自己终究不能升迁，也就会放纵一时的欲望，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这种人确实不能升迁，那也只是任用他的过错罢了。所以我说：断绝了他就不要任用；要任用他就不能断绝他。说的就是这三种情况。○苏子瞻《省费用》天下从来不是没有财富。过去周朝兴起时，文王、武王的国土不过方圆百里；到他们接受天命时，四方的君长接连来到朝廷，军队四处出动，征伐不义的诸侯，却从未忧虑没有财富。当时关市不征税，山林川泽不禁民取用，从百姓那里征收的不过十分之一，财富却有余；到了周朝衰微时，内地食用方圆千里的租税，外部收取千八百国的贡赋，却仍然不够使用。由此看来，财富哪里有多少的固定标准呢？君主治理天下，降低自己的姿态来顺应百姓，就容易建立功业；仰赖别人来援助自己，就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广泛征取来供给用度，不如节省用度以便少取于民更容易。我请允许从小民之家推论。百姓正处在穷困时，所希望的不过是十金的资财；计算衣食的费用、妻子儿女的供养，都在十金之内，宽裕而有余。等到有一天稍稍积聚了财富，衣食已经满足，心意上的欲望便日益扩大，所要得到的【原文疑“所入”】越来越多，而所希望的越来越供给不足；他不知道应归咎于用度不节省，反而认为是求取得还不够。因此越富有越贪婪，索求越多而财富越不够，这种迷惑不知道最终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回到最初的情形想一想呢？从前难道能够受冻而不穿衣、挨饿而不吃饭吗？如今全天下急切地把财富不足当作忧患，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国家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的土地非常狭小。然而年年出兵，诛讨僭越作乱的国家，向南夺取荆楚，向西平定巴蜀，向东攻下并潞，其费用之多，又可以知道是如今的百倍。可是天下的士人从未想过当初，只是战战兢兢地忧虑今世财用不足，这也太糊涂了。治理国家有三种谋划：有万世的谋划，有一时的谋划，也有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的谋划。古代三年耕种，必定有一年的积蓄。按三十年统筹计算，就可以做到九年没有饥荒。每年收入足够使用而且有余，所以九年的积蓄常常闲置而无须动用。突然遇到水旱灾害、盗贼祸患，官府可以自行办理，百姓也不会察觉困难。这样，天灾不能使它遭灾，土地不能使它贫困，四方夷狄和盗贼不能使它困窘，这就是万世之计。不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一年的收入才刚够一年的支出，天下的生产仅仅足以供应天下的使用。平常虽然不至于苛虐地征取百姓，但一有紧急情况就免不了增加赋税。因此这样的国家可以安静而不能动荡，可以安逸而不能劳顿。这也是一时之计。至于最下等、毫无谋划的做法，是估量支出来决定收入，费用不够，就征取得更多。天下安定，没有大的祸患，却把衰世苟且的办法全都采用了；不知道一旦有紧急情况，还能用什么办法来增加收入。如今天下的利益几乎无不被征取，山陵、林麓无不设置禁令，关口有征税，市场有租税，盐铁实行专卖，酒有课税，茶有算税，那么衰世苟且的办法已经无不采用了。把这比作人的身体：人在年轻壮盛时，体格丰健、勇武有力，然后才可以希望他少生疾病，直到长寿。如今还不到五六十岁，衰老的征候却已经全部显现而没有遗漏，像八九十岁的人一样，将来又要怎样应付呢？然而天下人正绞尽脑汁，扩大谋利的门路；如果不加思考，就会认为费用再也不能节省，假如天下没有盐铁、酒、茶税，国家难道就不能存在了吗？我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

译天下的费用，本来有些削减起来非常容易而没有损害，保留它却很困难而没有益处。我不能全部知道，请举出我听闻的情况，其余的可以类推。无益的费用，往往名声重大而实际作用轻微，把并不急需的实物费用加上极大的名目，所以人们疑虑而不敢削除。三年举行一次郊祀，郊祀后大赦，大赦后赏赐，这是县官有不得已的地方。天下的官吏和士人，过几天就等待赏赐，这确实不能一下子取消。至于大官，所谓国家的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忧同乐，难道也有不得已、有所畏惧的地方吗？天子有七庙，如今又修饰老佛的宫殿并为其设祠，本来已经过分了，又让大臣兼任使者统领此事，每年供给以数万计，这是什么缘故？天下的官吏已经不少了，所忧虑的只是还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如果得到合适的人，那么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情无不可以办成，凡是百姓的忧患无不可以除去。如今河水造成灾害，却不让沿河州郡的官吏亲自巡视灾情，反而责成他们提出救灾办法，只设置都水监。四方的水患，难道凭一个人坐在京师筹划，就能把利弊全都掌握吗？天下有转运使就够了，如今江、淮之间又设置发运使，俸禄赏赐丰厚，所用士卒众多，这种费用哪里数得清呢？我曾听说，乡里有养马的人，担心牧人欺骗自己、偷盗马的饲草豆料，于是又派一个人做马厩长；马厩长一设立，马反而更加瘦弱。如今治理政事不寻求根本，只治理末节，由此推论，天下无益的费用不能说不多。我认为凡是像这样的费用，都应当每天查求并削除，从一丝一毫开始，逐步进行，没有一项不是有益的。只要不轻视微小的数额并任其积累，天下或许就能稍稍得到休息。○苏子瞻《蓄材用》如今所担忧的军队弱小而不能振作，难道是士卒太少、不够使用吗？是器械钝坏、不够使用吗？还是城郭不足以守卫，或粮饷不足以供给吗？这几项都不是。可是军队之所以弱小而不能振作，正是因为没有可用的人才。国家拥有贤能之才，就像山泽中有猛兽、江河中有蛟龙一样，它们潜伏其中，威势却显现在外，使人肃然有所畏惧，不敢轻易冒犯。至于泥鳅、蚖蛇盘踞的地方，或小猪藏伏的地方，即使是千仞高山、百寻深溪，人们也容易轻视它。为什么呢？因为显露在外的力量不值得欺骗。天下这么大，不能说没有人才；朝廷这样尊贵，百官这样众多，也不能说没有才干。然而区区两个敌国，竟能率领数州军队逼近中国，抗拒天子的威势，触犯天下人的愤怒，而他们的气势从未稍稍衰退，言辞也从未稍稍受挫，这就是他们心中没有畏惧。君主忧患，臣下就感到羞辱；君主受辱，臣下就应当死。如今朝廷之上不能说没有忧患，大臣们却安然自得，没有提出拒绝敌人的议论。并不是不想拒绝，而是没有力量用来对待敌人，这就是朝廷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边境附近的百姓向西望去便战栗；放牧战马的士卒不敢弯弓向北。这是官吏和士卒还没有交战，就先预料失败，也就是百姓轻视他们的上级。外部蛮夷没有畏惧，内部朝廷没有依靠，百姓又自己轻视上级，这还能够说是有人才吗？天下从来不是没有人才，所忧虑的是求取人才的方法没有做到位。古代圣人用无益的名声来招致天下的实际人才，又用可以看见的实际成效来考核天下的虚名。二者相互发挥作用，不可废弃。因此开始时，天下人无不纷纷奔走，投身于这条道路；到了最后考察结果，不肖之人就无法欺骗上级。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先给名位，后验实绩。如果不先给名位而只求实际才能，那么前来的人就会很少；来的人少，就不能有所选择；在突然的紧急情况下任用没有选择余地的人，这就是不先给名位的过错。天子的意向，就是天下人奔赴的方向。如今孙武、吴起的兵书，读它的人未必能够作战；能言善辩、喜欢谈论兵法的人，未必能够实际运用；通过武举来推荐、用骑射来考验，天下的奇才未必会到来。然而如果要寻求天下的实际人才，除了这三种办法就不能招致他们。因为认为这些办法未必有效就将它们抛弃，那么它们本来可能有效的一面最终也无法看到了。过去西部战事兴起时，开始的时候，只因没有用虚名多方招致天下人才并加以选择，以备一旦有事时使用，所以战争发动之际，四面张望、惶惑不安，不知所措。于是设置武举，征求方略，收罗勇猛强悍的人，又放开狂妄的言论，不吝惜高官厚禄，以求得强兵的办法。当时天下喧嚣，人人都自以为懂得军事，前来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他们的言论也越来越没有根据；等到临事之时，最终都不能使用。执掌政事的大臣也就厌恶这种做法，知道它没有益处，所以战争停止以后，便把这些措施一并废除。如今议论的人认为，武举、方略之类恰好足以打开侥幸求进的门路，而天下真正的人才最终无法求得。这两种看法都有错误。既然已经采用了天下的虚名，却不以实际成效来考核，等到弊病显现时，又把这些名目一概废除，使天下士人不再凭兵术进身，这同样是错误。天下真正的人才，不能从言语中求得，也不能从武力中考察，只能在战争中显现；战争又不能随意取得来试验，所以要从治练军队中观察。子玉在药地训练军队，整整一天才结束，鞭打了七个人，刺死了三个人。药贾观看后，认为他刚暴而无礼，知道他一定会失败。孙武刚开始求见吴王时，用妇女来试验自己的军法，尚且足以在阖闾那里取得信任，使阖闾知道他可以任用。所以凡是想观察将帅有没有才能，没有比看他训练军队更不能作假的了。如今新招募的士兵，骄横强悍而难以号令，勇猛强壮却不懂作战，这正足以用来考察天下的人才。用武举、方略之类招来人才，再用新兵来试验他们。观察他们神色温和，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气度；号令约束坚定明确，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威严；坐、起、进、退各得其法，就可以看出他们的才能。这些表现都不是勉强伪装能够做到的。所以说，先用无益的虚名招致他们，再用可以看见的实际表现考核他们。这样或许可以得到真正可用的人才。○苏子瞻《练军实》

译夏、商、周三代的军队，不必特别选择便很精良。为什么呢？军队出自农民，有固定的数目而没有固定的士兵；国家有事时，规定每家出一人作为一名正式士卒，不过如此。因此，年老的人可以得到供养，患病的人可以成为闲民，而在官府服役的，无不是各家的壮年子弟。所以平时没有战事而举行田猎时，从不征发老弱百姓；军队出征而运送粮食时，从不让没有用处的士卒随军食用。使士兵脚步足以轻快地越过险阻，双手容易使用器械，耳聪目明足以察觉旗帜、鼓声的节奏，强健锐利足以进入死伤之地；即使十乘之众，人人也都足以自我防卫。因此杀敌少而成功多，费用节省而军队强盛。春秋时期，诸侯彼此吞并，天下经历了数百次战争。经书和传记所说的“败绩”，如城濮、鄢陵之战，都不过是侵犯敌军的偏师、捕获其游兵，收拢军队撤退，从没有像后世战争那样尸横百万、血流江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各自把本家壮健的人推举出来当兵，所以战争形势不可能大量杀戮他们。到了后世，军队和百姓已经分开，士兵不能再恢复为平民，于是开始出现老弱士卒。既然已经招募百姓当兵，他们的妻子儿女、房屋住所都已经托付在营伍之中，姓名也已经登记在官府的户籍里；出行不能经商，居家不能务农，只能依靠官府供养，直到衰老也无处可归，那么这种做法确实不能简单废弃。因此无用的士卒，即使削减他们的资粮，也都终身供养。一般百姓的一生，从二十岁以上到衰老，不过四十多年；勇猛精锐、强健有力、足以冲破坚阵、冒犯刀刃的时期，不过二十多年。如今终身供养，就是一个士卒有二十年无所作为却仍由官府供养。由此推算，养兵十万，就有五万人可以裁去；屯兵十年，就有五年是在白白耗费。百姓是天下的根本，财富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有军队却不能让他们作战，叫作抛弃财富；不能让他们作战却驱使他们作战，叫作抛弃百姓。我看秦、汉以后，天下为什么有那么多残破败亡的情况呢？这些弊病都起于把百姓分离出来作为军队。军队不能休息，使年老体弱、不能作战的士卒束手待毙。因此有时会出现凭百万军队却被几千士兵屠杀的情况。即使有贤良的将领善于使用他们，也不过把他们当作诱饵，丢给敌人吞食。唉！夏、商、周三代衰微时，无罪而死的百姓多得数不清。如今天下招募士兵非常多。过去陕西战事兴起时，把户籍上的平民全都作为士兵；明道、宝元年间天下遭遇旱灾蝗灾，近几年青、齐发生饥荒，河朔又遭水灾，百姓困急而当兵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拿户籍来核查，近年以来，招募士兵之多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然而这些士兵都老弱而未受训练，不能抵得上古代士兵的十五分之一；而衣食费用却是古代的百倍。这实在不是可以长久维持而不改变的办法。凡是百姓中当兵的人，大多不是良民。他们年轻强壮时，赌博饮酒，不安于家，后来才能舍弃自身去当兵；等到稍稍衰老、意气沮丧，恐怕也有后悔却无法返回平民身份的。臣认为：五十岁以上、愿意重新做平民的人，应当听任其请求；从今以后，百姓愿意当兵的，三十岁以下才收取，服役十年后除去军籍。百姓三十岁当兵，十年后重新归乡，他们的精力和思虑仍然可以养生送死，谋划终身。使他们应募那天就知道服役不会超过十年，并以十年为计划，那么除去军籍时就不会怨恨。把终身供养无用士兵的费用改用来重金招募，响应的人一定会很多。这样，县官长期没有老弱士兵，百姓中不能任战的人也不至于无罪而死。他们都知道不过十年就能重新成为平民，于是会爱惜自身而慎重犯法，不至于叫喊撒泼、自暴自弃，沦为凶恶之人。如今天下的忧患，在于百姓不懂军事。因此军队常常骄横强悍，而百姓常常怯弱；盗贼进攻时不能抵御，戎狄掠夺时不能抗击。现在如果使百姓轮流替代而当兵，士兵又能够重新回到平民身份，那么天下懂得军事的人就多了，盗贼和戎狄将有所忌惮。然而仍有人说，十年一轮换，旧兵已经离去而新兵还没有训练好，那么遇到缓急就无法应付。所谓十年轮换，难道是全军一齐离开吗？其中有刚到的，有已经服役很久的，有将要离开的，有正应当接替的；新旧士兵杂居训练，遇到缓急就可以无须忧虑。○苏子瞻《倡勇敢》臣听说作战以勇敢为主，以士气来决定胜负。天子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将领，将军也不可能拥有全都勇敢的士兵，所以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率先倡导更重要，率先倡导没有比暗中偏爱、私下厚待更有效。这两点，是用兵的隐秘权术，是英雄豪杰暗中运用而不向人明说、别人也不能察觉的办法。请允许臣详细说明。所谓倡导，是什么呢？就是士气的先导。一个人有勇有怯，三军也有勇有怯。逐个人比较，勇者和怯者的差别，像小草茎和大柱子一样悬殊；至于三军整体的勇怯，关键却完全相同。它产生于反复变化之间，差别只在毫厘之际，所以这种权柄在将领和君主手中。有人能够空手搏斗猛兽，出入刀刃之间而脸色不变；有人看见小蛇便退走，听到钟鼓声就战栗。人的勇怯不齐，竟到了这样的程度。然而民间小民争斗嬉笑，突然之间有时会发展到杀人。事情爆发时，他的心意骤然改变，脸色勃然变色，好像不能停止，即使天下勇士也无法超过他。等到退下来想到自身，顾念妻子儿女，没有不悲伤后悔的。这种人并不一定本来勇敢，只是士气乘势而发，夺去了他的本性，使他忘记了平日的缘故。所以古代善于用兵的人，就在士卒尚未后悔之前利用他们突然激发、勃然奋发的状态；不善用兵的人，却挫败他们突然激发、勃然奋发的心情，助长他们自我后悔的念头，这就是还没有交战便先自行失败。因此说，激发勇气是有方法的。激发勇气没有比率先倡导更重要。同样都是人，都吃国家的粮食，都承担国家的事务，天下有急难时，如果有一个人奋勇争先，决心以死效力，那么突然奋发的人就会多起来。弓箭相互射及，刀剑与盾牌彼此交错，胜负的形势还没有决定，而三军士卒都注目于一个率先登上的人，奋发激昂的人就会相继出现。天下之大，可以用名望使之屈服；三军之众，可以用气势来驱使。谚语说：“一人善于射箭，百人都会决意拿起弓箭。”如果能够激发这种力量，在士气突然奋发的时刻使用其锋锐，这就叫作倡导。

译率先倡导没有比暗中偏爱更有效。天下人中，怯弱的占一百，勇敢的只有一个；勇者本来就难以得到。舍弃妻子儿女、抛弃自身而踏入刀刃，是勇者也难以做到的事。用难以得到的人去做难以做到的事，一定是有难以报答的恩德。天子必定有私下厚待的将领，将军必定有私下厚待的士卒；看见勇敢的人，就暗中优厚地对待他。人有非凡才能，即使还没有功劳，内心也无不自认为与众不同；他自认为与众不同，而上级却不认为他与众不同，那么遇到缓急就不能指望他率先倡导。所以凡是在缓急之际肯于倡导的人，一定是上级认为与众不同的人。过去汉武帝想向四方夷狄展示武力，以满足自己永不厌足的欲望，不吝惜封为通侯的赏赐，来招募勇士，并向天下发布号召，寻求奋勇出击的人，然而突然之间没有一个响应。于是他施用严刑峻法，把人逼到死地，听任他们用深入敌境来赎罪，使那些勉强而不得已的人奔驰在死亡之地。因此将领投降，军队溃败，天下几乎陷入不可测的灾祸。为什么呢？先前没有特别看重任何人，却希望他们率先倡导，不是太难了吗？偏爱是天下人所厌恶的。然而如果只是为自己的私情而偏爱，就不能利用这种偏爱；如果因为某人贤能胜过别人而偏爱他，那么不采用这种偏爱就无法成事。大概有些人没有功劳却可以赏赐，有了罪过却可以赦免，凡是这样做，都是为了使他内心惭愧，并要求他率先倡导。天下的祸患，没有比上面发起行动而下面不响应更大的了。上面发起行动而下面不响应，那么上面也将陷入困境而自行停止。西戎叛乱时，天子并非不想显赫地诛讨他们，可将帅之臣谨守边界，向外观望、向内顾虑，没有一个人率先奋勇拼死，士卒也循规蹈矩，没有谁肯尽力。不得已出兵后，争先出发却争相返回，所以西戎得以肆意猖狂，而我们没有办法应对，形势上不得不重重送上财物求和。祸患起于天子没有共同承担忧患的臣子，将军没有亲信的勇士。西部战事停止，已经十多年了；法律越来越严密，进用人才却越来越困难，贤者得不到特别看重，勇者得不到私下厚待，天下人只顾奉行法律、遵循命令，总以合乎格式为止。臣不知道遇到缓急时，将由谁来率先倡导呢？○苏子瞻《教战守》如今百姓生存的祸患，究竟在哪里呢？在于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只能享受安逸而不能承受劳苦。这种祸患现在还没有显现，将来却会显现。如今不替它谋划，后来就会有无法挽救的地方。过去先王知道战争不能废除，所以天下即使太平，也不敢忘记战备。秋冬农闲时，组织百姓打猎来讲习武事，教他们进退、跪坐、起立等方法，使他们的耳目习惯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混乱，使他们的心志习惯于砍杀攻伐的场合而不恐惧，因此即使有盗贼突变，百姓也不至于惊慌溃散。到了后世，采用迂腐儒生的主张，把废除军队看作王者盛大的美德；天下安定后，就把铠甲卷起收藏。几十年后，铠甲兵器都破败了，人民也一天比一天安于逸乐。一旦有盗贼警报，便相互恐惧、传播谣言，不战便逃跑。开元、天宝年间，天下难道不是大治吗？只是百姓安于太平的快乐，沉溺在游戏、酒食之中，他们刚强的心志和勇气逐渐消耗、衰钝、萎靡而不能再振作。因此区区一个安禄山一出兵乘隙进攻，四方百姓便像野兽奔逃、鸟雀窜散，连请求做俘虏都来不及，天下分裂，唐王室也因此衰微了。我姑且试着谈论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可以比作人的身体。王公贵人用来保养身体的条件，难道还不够优越吗？可是他们平日常常苦于多病；农夫小民终年辛劳，却从未诉说有病。这是什么缘故呢？风雨霜露、寒暑变化，是疾病产生的原因。农夫小民盛夏努力劳作，严冬又暴露在外，筋骨经受冲击，肌肤受到浸润，不把霜露看得严重，也习惯于风雨，所以寒暑不能成为他们的祸害。如今王公贵人住在重重屋宇之下，出门就乘车，风一吹就披上皮衣，下雨就用车盖，凡是用来防患的器具无不齐备。他们过分畏惧外界，又保养得过度，稍有不合心意，寒暑便会侵害他们。因此善于保养身体的人，应当使身体既能安逸又能劳作；通过行走、趋跑和各种动作，使四肢习惯于寒暑变化，然后才能刚健有力，经历危险而不受伤。百姓也是这样。如今太平日子已经很久，天下人骄惰脆弱，像妇人和小孩一样不出闺门；谈到战斗的事，就缩着脖子、两腿发抖；听到盗贼的名字，就捂住耳朵不愿听。士大夫也从未谈论军事，认为这是惹事扰民，不能让这种风气逐渐增长。这不也是过分畏惧战争、过度养护百姓吗？况且天下本来就有意料之外的祸患。愚蠢的人看见四方没有事情，便认为变故不可能凭空发生，这也不对。如今国家供奉西北两个敌国，每年以百万计。我国所能供奉的有限，而他们的索取没有满足的时候，形势必然发展到战争。战争是必然的趋势，不由我方先发，就由对方先发；不从西边发生，就从北边发生。不能确定的只是早晚、远近，归根到底是不能避免的。天下如果不能避免用兵，却不逐渐让百姓习惯战争，而让他们在安乐无事之中突然离开自身原有生活、踏入死地，那么由此产生的祸患必定不可预料。所以说，天下百姓只知道安逸而不知道危险，只能享受安逸而不能承受劳苦。这就是臣所说的大患。臣希望使士大夫尊重并崇尚武勇，讲习兵法；在官府任职的平民，教给他们行军布阵的法度；负责差役、缉捕盗贼的人，传授给他们击刺的技艺。每年年终便聚集在郡府，依照古代都试的办法，有胜负，有赏罚；实行时间长了以后，再依军法办理。但议论者一定会认为这是无缘无故扰动百姓，又用军法约束他们，那么百姓将不得安宁。臣却认为这正是使百姓安宁的办法。天下如果确实不能废除战争，那么一旦有事，就将驱使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去作战。无缘无故扰动百姓，虽然会有小小的怨恨，但同一旦发生战争的危险相比，哪一个更严重呢？如今天下屯聚的军队骄横强悍，多有怨气，欺凌压迫百姓，又向上级邀功请赏，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认为，天下懂得作战的只有自己。如果让平民也都熟悉军事，他们知道自己有了对手，那么本来就已经破除了他们的奸谋、挫伤了他们的骄气；在利害得失的关键时刻，难道不也会看得十分清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