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译○韩退之《韦侍讲盛山十二诗序》韦侯过去以考功副郎的身份出任盛山太守。人们说韦侯是美才，考功是显要的官署，盛山是偏僻的郡，夺去了他本来适宜的职位，把他安置在恶劣的地方，因而委屈了他的才干。韦侯将要怨恨而不能释怀了。有人说：不是这样。得到利益就兴高采烈，得不到利益就忧愁哭泣，好像无法活下去，这难道是韦侯吗？韦侯读六艺的文章，探究周公、孔子的意旨，又特别擅长写文章，可以说是儒者。儒者面对患难，只要不是自己招来的，他拒绝而不放在心里，就像筑起河堤来挡住屋角的雷雨；他容纳并消解患难，就像水归于大海、冰消于夏日；他用文章玩味它、忘掉它，就像演奏钟磬来压过蟋蟀的鸣声和虫子的飞声。何况不过是在考功、盛山之间的一次任职调动，怎么会使他不快呢！不久，果然有人把韦侯所作的十二首诗送给我；诗中意趣正是进入溪谷、登上岩石、追逐云月，把这些当作每天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我读着并歌咏它们，使人想抛下一切事情前去和他游览，竟不知道这些诗出自巴东而流传到朐忍。当时应和唱作的共有十人。到了这一年，韦侯任中书舍人，在宫禁中侍讲六经。应和者中，通州元司马任宰相，洋州许使君任京兆尹，忠州白使君任中书舍人，李使君任谏议大夫，黔府严中丞任秘书监，温司马任起居舍人，他们都聚集在京城。于是《盛山十二诗》和应和之作在当时广泛流传，联缀成大卷，家家都有。仰慕韦侯而作诗的人将一天天增多，于是又分成别卷。韦侯请我题写在卷首。○韩退之《荆潭唱和诗序》从事官拿《荆潭酬唱诗》给我看，我接受后读完了，因而仰头说道：‘和平的声音平淡，忧愁思念的声音却精妙；欢乐愉悦的言辞难以写好，穷困苦难的话却容易写得动人。所以文章的创作，常常发自军旅和民间。至于王公贵人，意气充满、志得意满，如果不是天性有才能又喜爱文章，就没有闲暇来写。如今仆射裴公，开辟镇守蛮荆，统辖的郡只有九个；常侍杨公，统领湖以南的地区，土地纵横二千里，德政和刑政都勤勉推行，爵禄的报偿也都很高。却能够存心于诗书，把言辞寄托在咏歌之中，来往反复，有唱便和，搜寻奇异，探取怪诞，雕琢文字，同那些身穿布衣、居住里巷、憔悴而专心的士人较量毫厘分寸，声音铿锵如金石，幽深微妙得能够感动鬼神，确实是所谓才性完备而才能宏大的人。两府的从事官和所属各部的官吏，都依次唱和；只要编入诗集的，全都值得观赏，当然应该谱入乐章，记载在册籍中。’从事官说：‘您的话是对的。’于是把这些话告诉了裴公。我写下这些话，作为《荆潭唱和诗序》。

译○韩退之《上巳日燕太学听弹琴诗序》与众人共同享受快乐，才叫作乐。快乐而不失正道，是更高的快乐。四方没有争斗和兵器的声音，京城的百姓既多又富，天子想到达到太平治理的艰难，乐于享受安居的闲暇，于是开始设置三个令节，诏令公卿和各部门官员，到这些日子都率领所属官员饮酒取乐，用来共同享受安乐、宣扬和气、感动人心、成就礼乐文章。三月上旬，正是这个时节，司业武公于是总领太学儒官三十六人，在祭酒的厅堂排列宴席。酒樽、俎器已经陈列，时令菜肴也已备齐，酒杯按次序传行，宾主有礼地互相敬酒，歌唱《风》《雅》的古辞，斥退夷狄的新声；穿着宽大的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众人从容自得。有一位儒生，身材高大，抱着琴前来，踏着台阶登上来，坐在酒樽俎器的南面。他弹奏有虞氏的《南风》，又继奏文王、宣父的琴操，优游和乐，宽厚高明，追想三代遗留下来的乐声，想见《舞雩》之咏叹。到傍晚退席时，众人都充实满足，仿佛各有所获。武公于是作歌诗来赞美这件事，命属官都来作诗，又命四门博士昌黎韩愈为它作序。○韩退之《张中丞传后叙》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里，我韩愈和吴郡张籍翻阅家中的旧书，得到李翰所写的《张巡传》。李翰以文章著名，写这篇传记颇为详细严密。然而我仍遗憾其中有缺漏：没有为许远立传，也没有记载雷万春事情的始末。许远的才干虽然似乎不如张巡，却打开城门接纳张巡；他的职位本来在张巡之上，却把权柄交给张巡而自己处在他之下，毫无疑忌，最终和张巡一起守城至死，成就了功名。他在城陷后被俘，和张巡死亡的先后不同罢了。两家的子弟才智低下，不能完全了解两位父辈的志向，便以为张巡死了而许远却向敌人投降，怀疑他怕死而向贼人屈服。许远如果真的怕死，又何苦守住这块小小的土地，吃自己所爱之人的肉，和敌人抗争而不投降呢？当他们被围守城时，外面没有像蚍蜉、蚂蚁那样微小的援助，他们所想效忠的，只是国家和君主。敌人又告诉他们国家已经亡了、君主已经灭亡。许远看见救援没有到来，而敌人的人数越来越多，必定认为敌人的话是真的。外面没有援助却仍然死守，城中人相互吞食也将吃尽，即使愚人也能过几天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许远不怕死已经很明白了！哪里有城池毁坏、同伴都死了，唯独许远承受羞愧耻辱而求生的道理？即使最愚蠢的人也不忍这样做。唉，难道竟说贤明的许远会这样做吗！议论的人又说，许远和张巡分开守城，城池陷落是从许远分守的地方开始的，因此用这件事责骂许远。这又和儿童的见识没有区别。人将要死时，五脏六腑必定有先受病的地方；拉断绳子，绳子也必定有先断的地方。旁观者看见这种情况，便跟着责怪先断的地方，这也是不通晓事理。小人喜欢议论，不乐意成全别人的美名，竟然会这样吗？像张巡、许远所成就的事业如此卓越，尚且不能免于非议，其他人又有什么可说的呢！两位将领当初开始守城时，难道能够知道最终一定没有援救，于是弃城提前逃走吗？如果连这座城都不能守住，即使逃到别处又有什么益处？等到没有救援而且困窘到极点时，带着伤残、饥饿、疲弱的残余力量，即使想离开，也一定走不到目的地。两位将领的贤能，他们已经把这些道理考虑得非常周全了！守住一座城，捍卫天下，凭借一千几百名即将死尽的士卒，抵抗百万之众、日益增加的军队，遮蔽江淮，阻遏敌军的势头，使天下没有灭亡，这是谁的功劳呢？在那个时候，弃城图谋生存的人，多得不能一两个数清；拥有强大军队却坐看局势的人，彼此环绕。既不追究议论这些人，反而责备两位将领死守城池，也可见那些人把自己比作叛逆祸乱之徒，编造过分的言辞来帮助他们攻击忠臣。我曾经在汴、徐两府任职，多次往来于两州之间，亲自到他们所谓的双庙祭祀。当地老人常常讲述张巡、许远时期的事情：南霁云向贺兰进明请求救兵时，贺兰嫉妒张巡、许远的声威功绩超过自己，不肯出兵救援。他爱惜南霁云的勇敢壮健，不听他的请求，强行把他留下，准备酒食和音乐，请南霁云入座。南霁云激昂地说：‘我南霁云来的时候，睢阳的百姓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了！我即使想独自吃饭，道义上也不忍；即使吃了，也将咽不下去！’于是拔出所佩的刀，砍断一根手指，鲜血淋漓，以此给贺兰看。满座大惊，都被感动得为南霁云流泪。南霁云知道贺兰最终没有替自己出兵的意思，立即策马离去。将要出城时，他抽箭射向佛寺的佛塔，箭插在塔上，没入砖中一半箭身，说：‘我回去击破贼军，一定消灭贺兰！这支箭就是用来作记号的。’我在贞元年间经过泗州时，船上的人还指着那座塔互相讲述这件事。城陷时，敌人用刀威胁张巡投降，张巡不屈服，敌人便把他牵走，准备杀死他。又劝降南霁云，南霁云没有答应。张巡呼喊南霁云说：‘南八，大丈夫不过一死，不能因不义而屈服！’南霁云笑着说：‘我正想要有所作为，您既然这样说，我南霁云岂敢不死？’ 于是南霁云也没有屈服。张籍说：有个叫于嵩的人，年轻时依附张巡。等到张巡起兵时，于嵩常在围城之中。大历年间，我在和州乌江县见到于嵩，那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他说张巡起初曾任临涣县尉，喜好学习，没有什么书不读。我当时年纪还小，只粗略询问张巡、许远的事情，不能详细了解。他说张巡身高七尺多，胡须像神人一样。张巡曾看见于嵩读《汉书》，对他说：‘为什么长时间读这部书？’于嵩说：‘还没有读熟。’张巡说：‘我读书不过三遍，一生都不会忘记。’于是背诵于嵩所读的书，整卷没有错一个字。于嵩惊讶，以为张巡只是偶然熟悉这一卷，便随意抽出其他书卷来试他，结果没有一卷不是全部背诵出来的。于嵩又取下书架上的各种书来考问张巡，张巡都能当场背诵，没有疑误。于嵩跟随张巡很久，也没有见张巡经常读书。张巡写文章时，拿起纸笔站着就写，从来不先起草。最初守睢阳时，士卒只有将近一万人，城中居民也有几万户，张巡因此见到一个人就询问姓名。后来城中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张巡发怒时，胡须就会张开。城陷后，敌人把张巡等几十人捆绑起来，让他们坐着，准备屠杀。张巡站起来转身，他的部众看见张巡起身，有的站起，有的哭泣。张巡说：‘你们不要害怕！死，是命中注定的。’ 众人哭泣，不能抬头仰视。张巡临刑时，神色不乱，安闲自如如同平常。许远宽厚，是位长者，容貌像他的内心一样仁厚。他和张巡同年出生，只是出生月份日期晚于张巡，所以称张巡为兄；死时四十九岁。于嵩在贞元初年死于亳州、宋州之间。有人传说于嵩在亳州、宋州之间有田地，武人夺取据为己有，于嵩准备到州府申诉争理，却被武人杀死。于嵩没有儿子。张籍说。○柳子厚《论语辩》二首

译有人问：儒者称《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所记录的，是真的吗？我说：不完全是这样。孔子的弟子中，曾参最年轻，比孔子小四十六岁。曾子年老后去世。这部书记载曾子的死，那么距离孔子已经很远了。曾子死时，孔子的弟子大略已经没有留下来的了。我认为是曾子的弟子编写了这部书。为什么呢？况且这部书称弟子必定用字，唯独曾子、有子不是这样。由此说来，这是弟子们给他们加上的称号。那么有子为什么称为‘子’呢？我说：孔子去世后，众弟子认为有子像孔子，便立他为老师来尊奉。后来他不能回答众弟子的询问，便呵斥他们退下离开，那么他本来就曾经有过老师的称号。如今记载中只有曾子最后去世，我因此知道这件事。大概是乐正子春、子思一类的人和曾子门徒共同编写的吧。有人说：仲尼的弟子曾经杂记孔子的言论，然而最终完成这部书的是曾氏的门徒。尧说：‘唉，你，舜！上天的历数已经落在你的身上，四海百姓陷于困穷，天赐的禄命将永远终止。’舜也把这番命令传给禹，说：‘我这个小子履，谨敢用黑色公牛，恭敬地向皇天后土明白告祭：有罪的人不敢赦免。天下各方如果有罪，罪责都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要牵连你们天下各方。’ 有人问：这部《论语》只是记录问答言辞的书罢了。如今在全书结尾的开头，明白地有这样的文字，这是为什么？柳先生说：《论语》的大旨，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这就是孔子经常反复称道的道理罢了。孔子这个人，是承载众生的器具。向上，他没有遇到尧、舜那样的时代，禅让也没有轮到自己；向下，他没有商汤那样的势力，自己也不能成为上天任命的官吏。众生无法享受他的德泽，他每天看见、听见众生劳苦而死、怨恨呼号，而自己的德行枯竭，没有依托可以施行，所以只能不断反复称道这个道理而已。这就是圣人的大志，问答之辞中不容插入别的内容。弟子们有的知道这一点，有的疑惑而不能明白，便共同把它传下来。因此在编成这部书时，把它郑重地立在全书结尾的开头。○柳子厚《辩列子》刘向自古以来被称为博览群书，然而他在著录《列子》时，却只说是郑穆公时代的人。郑穆公在孔子之前几百年，《列子》一书谈到郑国时，却都说子产、邓析，不知道刘向为什么这样说？《史记》记载：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楚国围攻郑国，郑国杀死宰相驷子阳。驷子阳正和列子同时。这一年是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道刘向所说的鲁穆公时代，是否误写成郑穆公？如果不是，怎么会错乱到这种程度？后来张湛一类人只知道奇怪《列子》一书记载郑穆公以后的事情，也不能推知它所处的时代。然而这部书也有很多增删窜改，并非真实的原作。总的说来，庄周大多放任地依据它的文辞；他所称的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等人，都出自《列子》，不能全部列举。它虽然不完全符合孔子的道，但其中虚淡空旷，处在乱世而远离利禄，灾祸不能侵及自身，内心也不困穷。《易经》所说的遁世而没有烦闷，大概接近这种境界吧？所以我取用它。它的文辞类似《庄子》，却尤其质朴厚重，少有伪作，难道喜爱文章的人可以废弃它吗？其中《杨朱》《力命》两篇，我怀疑是杨子之书。它所说的魏牟、孔穿，都出现在列子之后，不可信。然而考察它的文辞，也足以使人了解古代有许多不同的学术方术；读它的人，谨慎取舍罢了。○柳子厚《辩文子》《文子》一书有十二篇，传说是老子的弟子。它的文辞有时有可取之处，旨意都以老子为根本。然而考察这部书，大概是一部杂驳的书。内容浑厚而相类似的地方很少，偷取其他书籍来拼合的地方很多。孟子、管子一类的几家著作，都能看出被剽窃的痕迹，零乱地显现于其中。它的意脉和文辞交错抵触，彼此不相合。不知道是有人增益了它，还是众人聚集材料来编成这部书？然而看它往往还有可以成立的地方，又颇为惋惜，怜悯编写它的人劳苦。如今我刊削去其中荒谬、恶劣、杂乱的内容，取用那些似乎正确的部分，又大略阐发它的意义，收藏在家中。○柳子厚《辩鬼谷子》元冀喜欢读古书，却非常推重《鬼谷子》，为它写了几千字的《指要》。《鬼谷子》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汉代刘向、班固著录书籍时，都没有《鬼谷子》。《鬼谷子》后来才出现，内容险恶乖僻、尖刻浅薄，恐怕它用荒诞言论扰乱世道，难以相信，学者本来就应该不谈论它。然而世上谈论纵横之术的人，有时保存这部书；尤其有人到了晚近又增出七种法术，怪诞谬误得厉害，无法考核校正。它的言论越发奇诡，道理却越发狭隘，使人轻率狂妄、失去操守，很容易陷入危险。幸好保存它的人很少。如今元冀又为它写《指要》，唉！他喜好权术，实在过分了。○柳子厚《辩晏子春秋》司马迁读《晏子春秋》，称赞它，却不知道这部书究竟是谁写的。有人说是晏子写的，后人增补而成；有人说是晏子后代写的：这些说法都不对。我怀疑是墨子的门徒中有齐国人，编写了这部书。墨家崇尚节俭，晏子以节俭闻名于世，所以墨子的门徒尊崇并记述他的事迹，以此抬高晏子，把它作为自己的学说。况且书中的主旨多有尚同、兼爱、非乐、节用、反对厚葬久丧的内容，这些都出自墨子。它又反对孔子，喜欢谈论鬼神，反对儒家而彰明鬼神，这也出自墨子。它所说的问枣以及古冶子等事，尤其怪诞。又常常说墨子听到晏子的学说而称赞它，这一点尤其明显。从刘向、刘歆、班彪到班固父子，都把它著录在儒家之中。几个人实在太不详察了！大概不是齐国人，就不能把这些事情记得如此详细；不是墨子的门徒，言论也不会像这样。后世著录诸子书的人，应当把它列入墨家。并不是晏子属于墨家，而是编写这部书的人奉行墨家的道。○柳子厚《辩鹖冠子》我读贾谊的《鵩赋》，赞美它的文辞，但学者认为其中内容全都出自《鹖冠子》。我往来京城，寻找《鹖冠子》，没有见到；到了长沙，才得到这部书来读。书中全是鄙陋浅薄的话，只有贾谊所引用的部分优美，其余没有可取之处。我认为是好事者伪造了这部书，反过来利用《鵩赋》加以文饰，贾谊绝不是从它那里取用的。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谊说：‘贪婪的人为财物而死，刚烈的人为名声而死，夸耀的人为权势而死。’却没有称引《鹖冠子》。司马迁号称博览群书，假使当时真有这部书，司马迁难道会看不见吗？假使真的有《鹖冠子》这部书，也一定不会取《鵩赋》来充作其中的内容。怎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因为两者不相似。

译○柳子厚《愚溪诗序》灌水北面有一条溪，向东流入潇水。有人说：冉氏曾经居住在这里，所以把这条溪命名为冉溪。有人说：这里的水可以用来染色，按照它的功用命名，所以叫染溪。我因为愚昧而获罪，被贬谪到潇水边，喜爱这条溪，向里走二三里，找到其中景色最美的地方定居下来。古代有愚公谷，如今我住在这条溪边，但它的名称不能确定；当地居民仍然固执地坚持旧说，不能不改名，所以把它改为愚溪。在愚溪上，我买下一座小丘，称为愚丘。从愚丘向东北走六十步，找到一处泉水。又买下这片地方居住，称为愚泉。愚泉共有六个泉眼，都从山下平地涌出，大概是从上面流出的。泉水合流曲折向南，成为愚沟。于是背土堆石，堵住狭窄处，形成愚池。愚池东面是愚堂，南面是愚亭，池中是愚岛。美好的树木和奇异的石头交错布置，都是山水中的奇景，却因为我的缘故，成了蒙受‘愚’名的景物。水，是有智慧的人所喜爱的。如今这条溪独独被‘愚’字辱没，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它的水流很低，不能用来灌溉；又险峻湍急，水中多沙洲和石块，大船不能驶入；幽深狭窄，蛟龙也不屑居住，不能兴起云雨；它不能给世人带来利益，恰好和我相似，那么即使辱没它、称它为愚，也是可以的。宁武子说‘国家没有正道时就显得愚笨’，这是聪明而装作愚笨；颜子说‘整天不违背孔子，像是愚笨’，这是聪慧而装作愚笨：他们都不能算真正的愚笨。如今我处在有道的时代，却违背常理，悖逆事理，所以凡是称为愚笨的，没有比我更甚的。既然这样，天下就没有人能和我争这条溪，我可以独自占有它并为它命名。溪水虽然对世人没有什么功利，却善于照见万物。它清澈明净、秀美透亮，发出如金石般的声响，能使愚笨的人欢喜微笑，眷恋它而不忍离去。我虽然不合于世俗，也颇能用文章笔墨自我安慰，洗涤万物，包容万态，而没有什么需要回避的。用称愚的言辞歌咏愚溪，便茫然却不相违，昏然却同归一处，超越鸿蒙，混同希夷，卷八 ○欧阳永叔《唐书艺文志序》自从六经在秦朝被焚毁，到汉朝重新出现，传授六经的学术中途断绝，简册编次脱漏、错乱、讹误、残缺，学者无法得到它的本来面貌，于是各位儒者的章句之学兴起。后来传注、笺解、义疏一类著作相继讲说阐述，圣人的道理大体得以显明。然而这些学说本来已经繁多得难以胜数。至于上古三皇五帝以来的世代次序、国家兴亡始终、僭越盗窃和伪乱之事，史官都有完备记载。传记、小说，以及外而方言、地理、职官、氏族等书，也都出自史官一类。孔子在世时，正在修订阐明圣人的经典、排斥荒谬怪异的说法，而老子著书论述道德。到了周朝衰落，战国时期纵谈放荡的士人田骈、慎到、列子、庄子一类人，各自把辩说发挥到极致；孟轲、荀卿才开始专心阐明孔氏之学，以驳斥异端。然而诸子各自的学说都成为一家之言，自前代以来一直保存而没有断绝。王者的踪迹消失，《诗》也衰亡；《离骚》创作出来，文辞之士便兴起。历代有盛有衰，文章也随时代而有高下，然而它的变化形态百出，无法穷尽，为什么这样多呢！自汉代以来，史官列出书籍的名称、作者和篇次，分为六艺、九种、七略。到唐代才开始分为四类，称为经、史、子、集。藏书的盛况，没有比开元时期更盛的。著录的书有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唐代学者自己撰写的书，又有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唉！可以说盛大了。六经的道理，文字简约严谨，平实明白而天人之理完备，所以流传越久就越加明白。其余的著作很多，用圣人的标准考察，有的相合，有的相离；然而它们精深宏博，各自发挥了自己的专长，其中怪异、奇伟、华丽的内容，往往震动显现出来。这就是使喜爱奇异、贪求博览的人不能忘怀它们的原因。然而它们凋零磨灭，也多得数不清，难道是因为华丽的文辞少有实质，不能流传久远吗？而俚俗的言论和传说，反而有不少保存下来，也许是各有幸与不幸吧？如今著录在篇中的书，有书名而没有书本的，大概十之有五六，难道不可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