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五
卷十五○刘子政条灾异封事臣前幸得以骨肉备九卿，奉法不谨，乃复蒙恩。窃见灾异并起，天地失常，征表为国。欲终不言，念忠臣虽在川亩，犹不忘君，倦倦之义也，况重以骨肉之亲，又加以旧恩未报乎？欲竭愚诚，又恐越职，然惟二恩未报，忠臣之义，一抒愚意，退就农亩，死无所恨。臣闻舜命九官，济济相让，和之至也。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故《箫韶》九成，而凤皇来仪，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四海之内，靡不和宁。及至周文，开基西郊，杂逯众贤，罔不肃和，崇推让之风，以销分争之讼。文王既没，周公思慕，歌咏文王之德，其诗曰：“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当此之时，武王、周公继政，朝臣和于内，万国欢于外，故尽得其欢心，以事其先祖。其诗曰：“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来也。诸侯和于下，天应报于上，故《周颂》曰“降福穰穰”，又曰“饴我厘澄”。厘避，麦也，始白天降。此皆以和致和，获天助也。下至幽、厉之际，朝廷不和，转相非怨，诗人疾而忧之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众小在位而从邪议，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诗曰：“歙歙訿々，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君子独处守正，不桡众枉，勉强以从王事，则反见憎毒谗诉，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菩菩。”当是之时，日月薄蚀而无光，其诗曰：“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天变见于上，地变动于下，水泉沸腾，山谷易处，其诗曰：“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霜降失节，不以其时，其诗曰：“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言民以是为非，甚众大也。此皆不和、贤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后，天下大乱，篡杀殃祸并作，厉王奔彘，幽王见杀。至乎平王末年，鲁隐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离不和，出奔于鲁，而《春秋》为讳，不言来奔，伤其祸殃自此始也。是后尹氏世卿而专恣，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阳二，彗星三见，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长狄人三国，五石陨坠，六鸦退飞，多麋，有蜮、蜚，鹳鹆来巢者，皆一见。昼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杀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饥、蟓、螽、螟蜂午并起。当是时，祸乱辄应，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也。周室多祸，晋败其师于贸戎，伐其郊；郑伤桓王；戎执其使；卫侯朔召不往，齐逆命而助朔；五大夫争权；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复兴。由此观之，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陛下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宽容，使得并进。今贤不肖浑淆，白黑不分，邪正杂糅，忠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胶戾乖刺，更相谗诉，转相是非。传授增加，文书纷纠，前后错谬，毁誉浑乱。所以营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分曹为党，往往群朋，将同心以陷正臣。正臣进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乱之机也。乘治乱之机，未知孰任，而灾异数见，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权藉势之人，子弟麟集于朝，羽翼阴附者众，辐辏于前，毁誉将必用以终乖离之咎，是以日月无光，雪霜夏陨，海水沸出，陵容易处，列星失行，皆怨气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轨迹，循诗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颂，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来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灾异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异，无孔子之救，犹不能解纷，况甚于春秋乎？
译卷十五 ○刘子政条灾异封事 臣以前有幸凭借皇亲身份充任九卿，因为奉行法令不谨慎，后来又蒙受陛下恩典。臣私下看见灾异一同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是国家将有征兆的表现。本想始终不说，但想到忠臣即使身在田野，仍然不会忘记君主，这是忠诚不倦的道义；何况臣又有皇亲之情，加上过去的恩德还没有报答呢？想要竭尽愚诚，又害怕越过职分；然而只因这两种恩德尚未报答，臣愿履行忠臣的道义，抒发一次愚见，然后退回田野，即使死去也没有遗憾。我听说舜任命九官时，众多贤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极致。群贤在朝廷和谐，万物就在野外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章，凤凰前来起舞；击打石磬、拍击石磬，百兽都跟着起舞，四海之内没有不和谐安宁的。到了周文王，在西郊开创基业，招集众多贤人，没有不严肃和谐的，崇尚推让的风气，以消除相互争执的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思念他，歌咏文王的德行，诗中说：“啊，清明肃穆的宗庙，庄严和美的显贵助祭者。贤士众多，都秉承文王的德行。”当时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廷内的大臣和谐，外面的万国欢悦，所以完全取得了他们的欢心，来奉事他们的先祖。诗中说：“前来的人和谐雍容，到达这里时庄严肃敬；诸侯都来相助，天子肃穆端庄。”这是说四方诸侯都和谐地前来。诸侯在下和谐，上天在上就会应和降福，所以《周颂》说“降下丰盛的福禄”，又说“赐给我福善”。“厘麰”是麦子，刚刚发白时便是上天降下的征兆。这些都是以和谐招致和谐，获得上天的帮助。往下到了幽王、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诽谤怨恨，诗人痛恨并忧虑这件事，说：“百姓没有善良的品行，彼此在各处互相怨恨。”众多小人处在官位上，听从邪恶的议论，急切地彼此附和而背离君子，所以诗中说：“急急忙忙、议论纷纷，实在令人悲哀。谋划如果是善的，他们全都违背；谋划如果不善，他们全都依从。”君子独自守正，不向众人的邪曲屈服，勉强努力来从事君王的政事，却反而遭到憎恨、毒害和谗毁，所以诗中说：“勤勉地从事政务，不敢诉说劳苦。无罪无辜的人，却受到谗言不断的攻击。”在这个时候，日月接近蚀而失去光明，诗中说：“初一辛卯日，太阳发生了日食，这实在太丑恶了。”又说：“那月亮隐微无光，这太阳也隐微无光。如今这些下民，也实在悲哀。”又说：“日月屡屡带来凶灾，不按常道运行；四方国家没有政事，不任用贤良。”天上的变化出现在上方，地上的变化发生在下方，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诗中说：“百川沸腾，山顶突然崩塌；高岸变成深谷，深谷变成丘陵。可怜如今的人啊，为什么作乱而无人惩治？”霜降失去节令，不在应有的时间降下，诗中说：“正月里霜雪繁多，我心中忧伤。百姓的讹言，也实在太多了。” 这是说百姓把正确说成错误，把错误说成正确，情况极其严重。这些都是上下不和、贤人与不肖之人位置颠倒所造成的。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夺、杀戮、灾祸一齐发生，厉王逃奔彘地，幽王被杀。到了平王末年、鲁隐公刚即位的时候，周大夫祭伯背离周室、不能和谐，出奔到鲁国，而《春秋》为他避讳，没有说“来奔”，这是为他的祸患从此开始而悲伤。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而专横放肆，诸侯背叛而不上朝，周王室日益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间常常看不见星星，半夜星星像下雨一样坠落一次；发生火灾十四次。长狄人入侵三国，五块陨石坠落，乌鸦倒飞，多有麋鹿，有蜮、有蜚，鹳鹆前来筑巢，这些都各出现过一次。白天昏暗，降下木冰；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不死；八月霜冻杀死豆类；大雨夹雹，雨、雪、雷、电失去次序而相继发生。水灾、旱灾、饥荒、蟓灾、螽灾、螟灾、蜂灾一同发生。在这时，祸乱总是相应发生，弑杀君主三十六起，亡国五十二个，诸侯奔逃而不能保全国家的，多得无法计算。周王室祸患很多：晋国在贸戎打败自己的军队，又攻打周的郊外；郑国使桓王受伤；戎人拘捕周的使者；卫侯朔奉召不来，齐国违抗命令而帮助朔；五位大夫争夺权力；国君不断更立，却没有人能够使政事得到纠正。于是周室逐渐衰落，再也不能复兴。由此看来，和气会招致祥瑞，乖戾之气会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就安定，灾异多的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永恒的规律，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创三代的事业，招纳文学之士，宽容优待，使他们都能一同进用。然而现在贤人和不肖之人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明，邪恶与正直混在一起，忠臣和谗臣一同进用。奏章交错送到公车，北军充满了人。朝廷大臣彼此抵牾、胶着乖戾，相互谗毁控诉，转相议论是非。传授的言说不断增加，文书纷乱纠结，前后错谬，毁誉混乱，足以迷惑耳目、感动改变人心，数量多得无法记载。他们分立曹属结成党派，常常结成朋党，想要同心协力陷害正直的大臣。正臣被任用，是政治得到治理的表征；正臣被陷害，是祸乱开始的契机。利用政治治乱的机会，却不知道谁应当任用，而灾异又屡屡出现，这正是臣寒心的地方。那些凭借权力、倚仗势力的人，他们的子弟像麒麟聚集一样充斥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很多，像车轮辐条一样聚集在他们面前；毁誉之言必定被用来最终造成离心离德的祸患。因此日月失去光明，夏季降下雪霜，海水沸腾涌出，山陵互换位置，列星失去运行轨道，这些都是怨恨之气造成的。遵循衰周的轨迹，沿袭诗人所讥刺的状况，却想成就太平、达到《雅》《颂》的境界，就像倒退着走却想赶上前人一样。自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记载的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密集。既然有《春秋》所记的灾异，却没有孔子来挽救，尚且不能解除纷乱，何况如今的灾异比《春秋》更严重呢？
原其所以然者，谗邪并进也。谗邪之所以并进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如或谮之，则贤人退而善政还。夫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意者，开群枉之门。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故为否。否者，闭而乱也。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政日治，故为泰。泰者，通而治也。《诗》又云“雨雪庶廉，见观聿消”，与《易》同义。昔者鲧、共工、鹱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周公与管、蔡并居周位，当是时，迭进相毁，流言相谤，岂可胜道哉？帝尧、成王能贤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荣华至今。孔子与季、孟偕仕于鲁，李斯与叔孙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贤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孙，故以大乱，污辱至今。故治乱荣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贤，在于坚固而不移。《诗》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言守善笃也。《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逾时而反，是反汗也；用贤未能三旬而退，是转石也。《论语》曰：“见不善如探汤。”今二府奏佞涸不当在位，历年而不去，故出令则如反汗，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如此望阴阳之调，不亦难乎！是以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故《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诚足愠也。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传相汲引，不为比周。何则？忠于为国，无邪心也。故贤人在上位，则引其类而聚之于朝，《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橐，征吉”。在上则引其类，在下则推其类，故汤用伊尹，不仁者远，而众贤至，类相致也。今佞邪与贤臣并在交戟之内，合党共谋，违善依恶，歙歙讹讹，数设危险之言，欲以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灾异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圣，未有无诛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罚，而孔子有两观之诛，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诚深思天地之心，迹察两观之诛，览《否》、《泰》之卦，观雨雪之诗，历周、唐之所进以为法，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考祥应之福，省灾异之祸，以揆当世之变，放远佞邪之党，坏散险波之聚，杜闭群枉之门，广开众正之路，决断狐疑，分别犹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则百异消灭，而众祥并至，太平之基，万世之利也。臣幸得托肺附，诚见阴阳不调，不敢不通所闻。窃推《春秋》灾异以效今事一二，条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谨重封昧死上。○刘子政论甘延寿等疏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拇城郭之兵，出百死，人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憎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咩咩焯焯，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毋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刘子政论起昌陵疏
译追究事情所以如此的根源，是谗邪之人一同得到进用。谗邪之人所以一同进用，是因为君主心中多疑，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一旦有人诬陷他，贤人就退下，善政也随之停止。怀着狐疑之心的人，就会招来谗贼的口舌；抱着犹豫不决的意念，就会打开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路。谗邪之人进用，众贤就退却；众多邪曲之人势力强盛，正直之士就消失。因此《易经》有《否》《泰》两卦：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退；君子的道路消退，政事就日益混乱，所以叫作“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退；小人的道路消退，政事就日益清明，所以叫作“泰”。“泰”就是通达而安治。《诗经》又说“雨雪纷纷，太阳出来就消融”，与《易经》的意思相同。从前鲧、共工、驩兜与舜、禹一同处在尧的朝廷，周公与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官位；当时他们轮番进言、互相诋毁，流言相互诽谤，哪里说得尽呢？帝尧、成王能够任用贤能的舜、禹、周公，并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政治大治，荣华延续到今天。孔子与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与叔孙通一同在秦朝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却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导致大乱，污辱也延续到今天。所以政治的治乱、人的荣辱，其开端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贤人，就应当坚定不移。《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转动。”这是说守善应当坚定笃实。《易经》说：“像汗水一样发布大号令。”这是说号令一旦像汗水流出，就不会再收回。如今发布善政的命令，还没有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是把汗水收回；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是把石头转动。《论语》说：“看见不善，就像把手伸进沸水一样迅速避开。”如今二府奏请佞臣不应当居官，他们却经历多年仍不离去，所以发布命令就像反收汗水，任用贤人就像转动石头，罢退佞臣就像拔动山岳。这样还希望阴阳调和，不是太难了吗？因此群小窥见空隙，沿袭修饰文辞，用巧言丑诋正直之人，散布流言、制造飞文，在民间喧嚣。所以《诗经》说：“我忧心忡忡，受到群小的怨恨。”小人成群，确实值得愤恨。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互相称赞，并不是结成朋党；禹、稷与皋陶相互推荐提拔，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治理国家，没有邪心。所以贤人处在上位，就会引导同类聚集到朝廷，《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集。”贤人处在下位，就会希望与同类一同进用，《易经》说：“拔起茅草，根系相连；出征吉利。” 贤人在上位，就引导同类；在下位，就推举同类。因此商汤任用伊尹，不仁之人就远离，众多贤人就到来，这就是同类彼此招致。如今佞邪之人与贤臣一同处在朝廷之内，结党共同谋划，违背善良而依附邪恶，急切而虚伪地反复进言，多次制造危险的言论，想借此动摇、改变君主的意志。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就是天地预先警戒的原因，也是灾异之所以一再到来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除奸邪而能实现大治的。因此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有诛杀两观之人的举措，然后圣人的教化才得以施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智，如果确实深思天地的心意，考察两观之诛，研读《否》《泰》两卦，观察雨雪之诗，考察周、唐任用人才的做法，把它们作为法则；追究秦、鲁排斥贤人的做法，把它们作为警戒；考察祥瑞应验所带来的福，省察灾异带来的祸患，以此衡量当今的变化；放逐疏远佞邪之党，拆散险恶的聚集，堵住众多邪曲之人的门路，广泛打开众多正直之人的道路；果断解决疑惑，分别处理犹豫不决，使是非明白可知，那么各种灾异就会消灭，众多祥瑞就会一同到来，这将成为太平的基础和万世的利益。臣有幸得以托身于皇亲之列，确实看见阴阳失调，不敢不把所听到的情况通报上来。臣私下推考《春秋》中灾异的记载，用来验证当今事情的一二端，分条说明其中的原因，但不适合公开泄露。臣谨慎地重新封缄奏上，冒死进言。○刘子政论甘延寿等疏 郅支单于囚禁、杀害汉朝使者和官吏士卒，人数以百计算；这件事在外国广泛传扬，损伤汉朝的威势，毁坏国家的声望，群臣都为此忧虑。陛下勃然想要诛杀他，心意从未忘记。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承奉圣旨，凭借神灵的威势，总领百蛮的君长，聚集各城的兵力，冒着百死，进入人迹断绝的远方，终于踏入康居，攻破五重城，拔取郅支的旗帜，斩下郅支的首级，把旌旗悬示在万里之外，在昆山以西扬威，洗雪谷吉的耻辱，建立昭明的功业，使万夷震服，没有不恐惧震动的。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经被诛，既喜悦又畏惧，向往汉朝风化、奔来归义，叩头前来朝见，愿意守护北方藩篱，世世代代称臣。他们建立了千载难逢的功业，造成万世的安定，群臣的功勋没有比他们更大的。过去周大夫方叔、尹吉甫替宣王诛伐猃狁而使百蛮归服，《诗经》说：“声势显赫，像雷霆一样；显明诚信的方叔，征伐猃狁，使蛮荆受到威服。”《易经》说：“有嘉美之事，斩下首恶，俘获的不是他的同党。”这是说美在诛杀首恶之人，而各个不顺服者都前来归从。如今甘延寿、陈汤所诛杀之人的震撼，即使《易经》所说的“斩首”、以及《诗经》所说的“雷霆”，也不能相比。评议大功，不应记录小过；称举大美，不应挑剔细小瑕疵。《司马法》说“军功赏赐不超过一个月”，是希望百姓迅速得到行善的利益。这是因为急于奖赏武功，重视任用人才。尹吉甫归来时，周王厚厚地赏赐他，《诗经》说：“吉甫宴饮喜悦，已经多多接受福祉；从镐京归来，我出征已经很久。”相隔千里的镐京，尚且认为路远，何况在万里之外作战，他们的劳苦实在到了极点！甘延寿、陈汤既没有得到接受福祉的报偿，反而使舍命建立的功劳屈抑在刀笔吏之前，长久受到挫折，这不是用来劝勉有功之臣、激励戎士的办法。过去齐桓公先有尊奉周室的功劳，后来又有灭亡项国的罪过，君子以他的功劳抵消过失，并替他隐讳不说具体行为。贰师将军李广利，损失五万军队，耗费亿万财物，经历四年的劳苦，只得到骏马三十匹；即使斩下大宛王毋鼓的首级，也还不足以抵偿费用，而且他个人的罪恶很多。孝武帝认为他远行万里征伐，不记录他的过失，于是封立、任用两位侯爵、三位卿和二千石官员一百多人。如今康居国比大宛强大，郅支的名号比大宛王更尊重，杀害使者的罪行比扣留马匹严重，而甘延寿、陈汤不劳烦汉朝士卒，不耗费一斗粮食；与贰师相比，功德超过他百倍。况且常惠跟随汉军想要攻打乌孙，郑吉迎接自行前来的日逐王，这些人尚且都能裂土封爵。因此论威武和劳苦，他们超过方叔、尹吉甫；论以功劳抵消过失，他们优于齐桓公、贰师将军；论近代的功劳，他们高于安远侯、长罗侯。然而他们的大功尚未显著，小小的过失却屡屡流传，臣私下为此痛心。应当及时解除他们的县官牵连和通籍限制，免除过失而不再追究，尊崇宠爱他们的爵位，以此劝勉有功之人。○刘子政论起昌陵疏
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究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孔子论《诗》，至于“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喟然叹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传于子孙，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盖伤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昔高皇帝既灭秦，将都雒阳，感寤刘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贤于秦，遂徙都关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长短，以德为效，故常战栗，不敢讳亡。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临厕，意凄怆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伫絮斫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张释之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故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黄帝始。黄帝葬于桥山，尧葬济阴，丘垅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苍梧，二妃不从。禹葬会稽，不改其列。殷汤无葬处。文、武、周公葬于毕，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葬于武库，皆无丘垅之处。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其贤臣孝子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此诚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称古墓而不坟，曰：“丘，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识也。”为四尺坟，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者不修墓。”盖非之也。延陵季子适齐而反，其子死，葬于赢、博之间，穿不及泉，敛以时服，封坟掩坎，其高可隐，而号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魂气则无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馀里，季子不归葬。孔子往观曰：“延陵季子于礼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亲骨肉皆微薄矣，非苟为俭，诚便于体也。宋桓司马为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义，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吴王阖闾，违礼厚葬，十有馀年，越人发之。及秦惠文、武、昭、严、襄五王，皆大作丘陇，多其瘗臧，咸尽发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馀丈，周回五里有馀。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臧，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薶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人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臧椁。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由是观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见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贤而中兴，更为俭宫室，小寝庙，诗人美之，《斯干》之诗是也，上章道宫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及鲁严公刻饰宗庙，多筑台囿，后嗣再绝，《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鲁、秦如此而绝，是则奢俭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亲节俭，始营初陵，其制约小，天下莫不称贤明。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馀。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气感动阴阳，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臣甚恬焉。以死者为有知，发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无知，又安用大？谋之贤知则不说，以示众庶则苦之。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又何为哉？陛下慈仁笃美甚厚，聪明疏达盖世，宜弘汉家之镶，崇刘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比方丘陇，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观贤知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坟薄葬，以俭安神，可以为则；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为戒。初陵之樵，宜从公卿大臣之议，以息众庶。○刘子政极谏外家封事
译臣听说《易经》说：“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存在时不要忘记灭亡，这样自身才能安定，国家才能保全。”所以贤明圣德的君主，广泛考察事情的始末，深入探究事理，使是非分明。君王必须通晓三统，明白上天授予的天命范围广泛，并不只是赐给一个姓氏。孔子评论《诗经》，说到“殷士肤敏，裸将于京”时，感叹道：“天命真伟大啊！善行不可不传给子孙，因此富贵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王公凭什么戒慎，百姓又凭什么受到劝勉呢？”这大概是为微子侍奉周朝而悲伤，也为殷朝灭亡而痛惜。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能教化丹朱的后代；即使有禹、汤那样的德行，也不能训导末代子孙桀、纣。自古至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掉秦朝以后，准备定都雒阳，因刘敬的话而醒悟，认为自己的德行不如周朝却比秦朝贤明，于是迁都关中，依靠周朝的德政，凭借秦地的险阻。国家能长久还是短暂，以德行作为验证，所以他常常战战兢兢，不敢忌讳谈论灭亡。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孝文皇帝居住在霸陵，向北登临墓侧的厕牏，心中凄凉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即使把北山的石头做成外椁，用絮炭等物填塞并涂漆在其中，难道就可以长久不动摇吗？” 张释之进言说：“假使墓中有值得人贪求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固起来，仍然会有缝隙；假使墓中没有值得贪求的东西，即使没有石制外椁，又有什么可忧伤的呢？”死者没有穷尽的期限，而国家有兴废，所以张释之的话，是为长远无穷考虑的。孝文帝醒悟了，于是实行薄葬，不修筑高大的坟丘。《易经》说：“古代安葬死者，只用柴薪厚厚包裹尸体，把它埋藏在野外，不封土，也不植树。后世的圣人把这种做法改成使用棺椁。”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黄帝葬在桥山，尧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随葬器具也非常简陋。舜葬在苍梧，二位妃子没有随葬。禹葬在会稽，没有改变原有的排列。殷汤没有明确的葬处。文王、武王、周公葬在毕，秦穆公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面，樗里子葬在武库，这些地方都没有高大的坟丘。这是圣帝、明王、贤君、智士从长远处观察、独自谋虑而为后世作出的无穷计划。他们的贤臣和孝子也承受遗命、顺从心意而实行薄葬，这实在是奉行使君主和父亲安宁之道，是忠孝的最高表现。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时墓葬也很简薄。孔子把母亲葬在防地，只称作古墓而不筑高坟，说：“我孔丘，是四处奔走的人，不能没有一个标志可辨认。”于是筑了四尺高的坟，遇到下雨便塌毁。弟子修整它，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流着泪说：“我听说，古人不修整坟墓。”这大概是在责怪他们。延陵季子到齐国后返回，儿子死了，便葬在赢、博之间，墓穴没有挖到泉水，用当时的衣服收殓，封土掩埋墓穴，坟高仅可遮蔽身体，并哭着说：“骨肉归还到土中，这是命运；魂气则没有不去的地方。” 赢、博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没有把儿子运回去安葬。孔子前去观看，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合乎礼了。”所以仲尼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舜、禹是忠臣，周公是友爱弟弟的人，他们安葬君主、亲人和骨肉都很简薄，并不是苟且节俭，而确实是为了使尸体得到适宜的安置。宋国的桓司马制作石椁，仲尼说：“不如赶快腐朽。”秦国丞相吕不韦聚集有才智谋略的人，编纂《春秋》，也讲到薄葬的意义，这些人都是明白事理的。到了吴王阖闾，违背礼制实行厚葬，十多年后，越人便把他的墓发掘了。等到秦惠文王、武王、昭王、严王、襄王五王，都大规模修筑坟丘，增加随葬品，结果全都被发掘，暴尸于外，实在令人悲痛。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山脚，下至地下三泉处封固，上面高筑山陵，陵高五十多丈，周长五里多。用石头做成游观的宫馆，用人油作灯烛，把水银制作成江海，把黄金制作成凫雁。所藏珍宝、机关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盛大，多得无法尽数。又杀死许多宫人，把工匠活埋，计算起来有数万人。天下百姓苦于劳役而反抗，骊山陵墓的工程尚未完成，周章率领的百万军队就已经来到陵墓下面。项籍焚烧了宫室和营宇，后来全都被发掘出来。后来牧童丢失了羊，羊钻进了墓穴，牧童拿火进去寻找羊，失火烧毁了其中的随葬品和棺椁。自古至今，葬制没有比秦始皇更奢盛的了；几年之间，外受项籍焚毁的灾祸，内遭牧童失火的祸患，难道不可悲吗！因此，德行越厚重的人，葬礼越简薄；见识越深远的人，墓葬越微薄。没有德行、见识浅陋的人，墓葬越厚重，坟丘越高，宫庙越华丽，被发掘得也必然越快。由此看来，贤明与昏暗的效验，以及葬制的吉凶，清楚明白地可以看到了。周朝的德政衰微后便崇尚奢侈，宣王贤明而使国家中兴，又改造得宫室简朴、寝庙狭小，诗人赞美他，《斯干》诗说的就是这件事。诗的上章说宫室合乎制度，下章说子孙众多。到了鲁严公雕刻装饰宗庙，大量修筑高台园囿，后代两次绝嗣，《春秋》对此加以讥刺。周宣王像这样便昌盛，鲁国、秦国像那样便灭绝，这就是奢侈与节俭的得失。陛下即位以后，亲自实行节俭，开始营造初陵，规模约束得很小，天下没有不称赞您贤明的。后来迁建昌陵，削低处增高，堆积泥土做成山陵，挖掘百姓的坟墓，累计达数万座，营造城邑居室，期限紧迫仓促，工程耗费达一万万以上。死者在地下怨恨，生者在地上忧愁，怨气感动阴阳，于是造成饥荒，百姓死亡流离，达十万人之多，臣对此深感忧惧。假如死者有知，发掘别人的坟墓，祸害就太多了；假如死者无知，又何必修筑得如此宏大？同贤明有见识的人谋划，他们不会赞同；把它展示给百姓，只会使他们困苦。如果只是为了取悦愚昧的人和奢侈淫纵的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陛下仁慈厚道、德行美善而且深厚，聪明通达，举世无双，本应弘扬汉家的〔“镶”字疑误〕，尊崇刘氏的美德，使五帝、三王的光辉显明，却反而同暴虐的秦朝和昏乱的君主竞相奢侈，比拟高大的坟丘，满足愚夫的眼目，夸耀一时的景观，违背贤明有识者的心愿，丧失万世的安宁，臣私下替陛下感到羞惭。希望陛下向上观览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仲尼这些明圣之人的制度，向下察看穆公、延陵、樗里、张释之这些贤明有识者的心意。孝文皇帝去除高坟而实行薄葬，以节俭使神灵安宁，可以作为法则。秦昭王、秦始皇增高山陵、厚置葬藏，以奢侈招致祸害，足以作为警戒。初陵的营造，应该听从公卿大臣的意见，停止它以使百姓得到休息。○刘子政极力劝谏外戚封侯事
臣闻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术也。夫大臣操权柄，持国政，未有不为害者也。昔晋有六卿，齐有田、崔，卫有孙、宁，鲁有季、孟，常掌国事，世执朝柄。终后田氏取齐；六卿分晋；崔杼弑其君光；孙林父、窜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并专国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管朝事，浊乱王室，子朝、子猛更立，连年乃定。故经曰“王室乱”，又曰“尹氏杀王子克”，甚之也。《春秋》举成败，录祸福，如此类甚众，皆阴盛而阳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书》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孔子曰“禄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泾阳、叶阳君，专国擅势，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权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国，国甚危殆，赖寤范睢之言，而秦复存。二世委任赵高，专权自恣，壅蔽大臣，终有阎乐望夷之祸，秦遂以亡。近事不远，即汉所代也。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僭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己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僭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征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插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刘子政上星孛奏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壹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嬖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人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馀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雌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向，世所同闻也。
译臣听说，君主没有不想安定的，却常常陷于危难；没有不想长存的，却常常走向灭亡，这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大臣掌握权柄、主持国政，没有不造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齐国有田氏、崔氏，卫国有孙氏、宁氏，鲁国有季氏、孟氏，常常掌管国事，世代把持朝廷权柄。后来田氏夺取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崔杼杀死齐君光；孙林父、孙蒯赶走卫君衍，孙林父又杀死卫君剽；季氏在庭中奏八佾之舞，三家用《雍》诗撤祭，三家一起专擅国政，最终赶走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掌管朝政，使王室混乱，子朝、子猛轮流被立为王，连年以后才安定。因此《春秋》说“王室乱”，又说“尹氏杀王子克”，是极其严厉地谴责他。《春秋》列举成败、记录祸福，这类事情很多，都是阴气强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为臣之道所造成的。所以《尚书》说：“臣下如果擅自作威作福，就会给你的家族带来祸害，给你的国家带来凶险。”孔子说“俸禄从公室流失，政权落到大夫手中”，这是危险和灭亡的征兆。秦昭王的舅舅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专擅国政，把持权势，向上借太后的威势，三人的权力重于昭王，家产富于秦国，国家十分危险；幸亏秦王醒悟并听取范睢的意见，秦国才重新得以保存。秦二世把政权委托给赵高，赵高专权放纵自己，阻塞蒙蔽大臣，最终发生阎乐在望夷宫逼迫皇帝的祸乱，秦朝于是灭亡。这些近在眼前的事情，就是汉朝所取代的秦朝的事。汉朝兴起后，诸吕胡作非为，擅自互相尊奉为王。吕产、吕禄依仗太后的宠爱，占据将相职位，兼领南北军的军队，拥有梁王、赵王的尊位，骄傲自满而不知满足，想要危害刘氏。幸赖忠正的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忠诚、奉献气节，把他们诛灭，刘氏才重新安定。如今王氏一姓，乘坐朱轮华毂车的有二十三人，身穿青紫官服、佩戴貂蝉冠饰的人充满宫帷之内，像鱼鳞一样排列在左右。大将军掌握政事、运用权力，五侯骄横奢侈、僭越盛大，一起作威作福，任意施行刑赏，任性专断，以污秽行为行使治理，以私心假托公义；他们依仗东宫的尊贵，借助甥舅的亲关系来增加威势。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的门下，掌握国家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人就被提拔，违逆并使他们怨恨的人就被诛杀伤害；游说者帮助他们宣扬，执政者替他们说话。他们排斥宗室，使公族孤立衰弱；宗室中有才智的人，尤其被诋毁而不得进用。他们远远隔绝宗室任职的机会，不让宗室到朝廷任事，害怕宗室同自己分权。他们屡次称说燕王盖主的事情，以此使皇上心生疑虑，又避讳吕氏、霍氏的旧事而不肯明说。内里有管叔、蔡叔那样的祸根，外面假借周公的名义，兄弟占据重要职位，宗族互相盘结。从上古直到秦、汉，外戚僭越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朝的皇甫、秦朝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吕氏、霍氏、上官氏等，也都比不上。事物发展到极盛，必然会有异常变化先出现，成为那个人或那一族的征兆。孝昭帝时，泰山有冠石竖立， 上林苑有倒卧的柳树重新生长。孝宣帝即位时，如今王氏的先祖坟墓在济南的，墓中的梓木柱生出枝叶，枝条繁茂向上长出屋外，根又插入地下；即使泰山立石、上林起柳，也没有这个征兆明显。事势不能有两个同样强大的方面，王氏和刘氏也将不能并立；如果下面有泰山一样安稳的局势，上面就有累卵一样的危险。陛下作为刘氏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国运转移到外戚手中，使刘氏降为奴隶，即使不考虑自身，又把宗庙怎么办呢！妇人在宫内属于夫家，在宫外属于父母家，这对皇太后也不是福分。孝宣皇帝不把权力交给舅舅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使他们得到保全和安定。明智的人能在祸患尚未形成时兴起福祉，在祸患尚未发生时消除它。应当发布明确的诏书，发表有德的言辞，援引亲近的宗室，亲近他们并取得信任；贬斥疏远外戚，不把政权交给他们，全部罢免，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府第，以此效法先帝的做法，厚待并安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实是东宫的心意，也是外家之福。王氏可以长久保存，保有爵位俸禄；刘氏可以长久安定，不失去社稷：这就是褒扬和睦内外两姓、为子孙后代作出的无穷计划。如果不实行这个策略，田氏就会在今天重现，六卿必将在汉朝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这些道理十分明白，不可不深思，不可不及早考虑。《易经》说：“君主不严守秘密，就会失去臣下；臣下不严守秘密，就会危及自身；机密之事不保密，就会使事情遭受损害。”希望陛下深思圣意，慎重而坚定地保守机密，鉴察往事的警戒，采取折中之道取得信任，处在万全安定的实际局面中，以保全宗庙，长久侍奉皇太后，天下就幸甚了。○刘子政关于上报彗星出现的奏章 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 《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这也是说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失败和祸乱警戒自己，不忌讳谈论国家的废兴，所以臣才敢竭尽全力陈述自己的愚见，希望陛下留心察看。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其中襄公时尤其频繁，通常每三年零五个月多发生一次日食。汉朝兴起到竟宁年间，孝景帝时尤其频繁，通常每三年零一个月发生一次日食。臣从前多次说日食将要发生，如今接连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年以来，二十年间发生八次，通常每两年零六个月发生一次，自古至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天象的异常有大小、稀疏和密集的区别，占候也有舒缓、迅疾、缓慢、急迫的不同，这正是圣人用来判断疑惑的依据。《易经》说：“观察天文，来考察时势的变化。”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时，一并说到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所以历法失误，摄提失去方位，孟陬没有纪年，这些都是改朝换姓的变化。秦始皇末年到秦二世时，日月互相掩食，山陵陷落，辰星出现在四孟之月，太白星经行天空，无云却打雷，枉矢星在夜间发光，荧惑星侵近月亮，宠臣之火烧毁宫殿，野禽在朝廷嬉戏，城门内崩塌，巨人在临洮出现，石头坠落在东郡，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最后大角星出现异常而秦朝灭亡。考察孔子的话，验证暴秦时的灾异，天命确实可怕。等到项籍失败时，也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附近。汉朝取代秦朝时，五星聚集在东井，呈现取得天下的征象。孝惠帝时，有下血雨、日食发生在冲位、灭光星出现等异常。孝昭帝时，有泰山卧石自行竖立、上林苑枯死的柳树重新生长、大星如月向西运行而众星跟随的现象，这些都是特别异常的征兆。孝宣帝兴起的表征，是天狗夹着汉水向西运行；昌邑王不能善终的征兆，是长久阴天而二十多天不下雨。这些都记载在《汉纪》中。观察秦、汉改朝换代，考察孝惠帝、孝昭帝没有后嗣，察看昌邑王不能善终，审视孝宣帝继承而兴起，天意的取舍，难道不是明明白白吗？高宗、成王也曾有雌雉拔树的变化，他们能够思考其中原因，所以高宗享有百年的福祉，成王得到复风的报应。神明的感应，回应得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这是世人共同听闻的。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恳恳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伻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间，指图陈状。○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臣闻五帝不同礼，三王各异教，民俗殊务，所遇之时异也。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后，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殆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辟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没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臣愚以为宜壹旷然大变其俗。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民兴行；宽柔和惠，则众相爱：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成化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窃考《国风》之诗《周南》、《召南》，被贤圣之化深，故笃于行而廉于色。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士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邻国贵恕。由此观之，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今之伪薄忮害不让极矣。臣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说之也。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阴阳和，神灵应而嘉祥见。《诗》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寿考且宁，以保我后生。”此成汤所以建至治，保子孙，化异俗而怀鬼方也。今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风俗之枢机，宜先正者也。臣闻天人之际，精枝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今关东连年饥馑，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于赋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称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闵元元，大自减损，省甘泉、建章宫卫，罢珠压，偃武行文，将欲度唐、虞之隆，绝殷、周之衰也。诸见罢珠压诏书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将见太平也。宜遂减宫室之度，省亲而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进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览六艺之意，察上世之务；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视，令海内昭然，咸见本朝之所贵，道德弘于京师，淑问扬乎疆外。然后大化可成。礼让可兴也。○匡稚圭论治性正家疏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诗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业，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
译臣有幸得以作为皇室远亲，确实看见陛下宽厚明察的德行，希望消除重大的灾异，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名，以此尊崇刘氏，所以诚恳地多次冒犯死罪进谏。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出现在东井，摄提星的光焰蔓延到紫宫，有见识的长者没有不震惊的。这是灾变中重大的事情。此事难以一两句话说尽，所以《易经》说：“书籍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设置卦象、标示爻辞，再反复说明其中的意义。《尚书》说：“派人来用图画说明。”天文难以用语言使人明白，臣虽然已经把图呈上，仍然必须当面讲说，然后才能明白。希望陛下在清闲宴饮之间赐见臣，允许臣指着图说明情况。○匡稚圭关于政治得失的奏疏 臣听说，五帝的礼制不同，三王的教化各异，民间风俗和所从事的事务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陛下亲自具备圣德，开辟太平之路，怜悯愚昧的官吏和百姓触犯法律禁令，近年来多次大赦，使百姓能够改过自新，天下非常幸运。臣私下看到，大赦以后，奸邪并没有减少，今天大赦，明天就犯法，接连被关进监狱，这大概是引导他们的方法还没有抓住要领。保护百姓，应该向他们陈说德义，向他们显示什么可喜、什么可恶，观察他们的过失并采取适当的制裁，这样发动他们，他们就会和顺；安抚他们，他们就会安定。如今天下风俗贪恋钱财、轻视道义，喜好声色，上层崇尚奢侈，廉耻的节操淡薄，淫邪违法的念头放纵，纲纪失去秩序，疏远的人超过亲近的人，亲戚之间的恩情淡薄，婚姻结成的党羽兴盛，苟且迎合、侥幸求利，甚至为利益而牺牲自身，根本不改变。即使每年赦免，刑罚仍然难以停用。臣愚昧地认为，应当彻底地、大幅度地改变这种风俗。孔子说：“能够用礼和谦让来治理国家，这有什么困难呢？”朝廷是天下的骨干。公卿大夫共同遵循礼制、恭敬谦让，百姓就不会争斗；喜好仁爱、乐于施舍，下面的人就不会凶暴；上面崇尚道义、尊重节操，百姓就会兴起善行；上面宽厚柔和、仁慈惠爱，众人就会彼此相爱：这四点，是明王不靠严厉而能完成教化的原因。为什么呢？朝廷中有变色争执的言论，下面就有争斗的忧患；上面有专断自任的人，下面就有不肯谦让的人；上面有好胜逞强的辅佐，下面就有伤害他人的心思；上面有贪图利益的臣子，下面就有偷盗的百姓：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如今庸俗的官吏治理百姓，都不以礼让为根本，反而在上面逞强暴虐，有的嫉妒残害，喜欢陷害人使其获罪，贪财而羡慕权势，所以犯法的人众多，奸邪不能止息。即使使用严刑峻法，仍然不能改变这种风气；这并不是百姓的天性，而是有其原因的。臣私下考察《国风》中的《周南》《召南》，那里受到贤圣教化很深，所以人们笃实地实行善行，在女色方面也很廉正。郑伯喜好勇武，国人便徒手搏虎；秦穆公重视信义，士人便多有跟随他死难的；陈国夫人喜好巫术，百姓便盛行淫祀；晋侯喜好节俭，百姓便积聚财物；太王亲自实行仁德，邻国便尊重宽恕。由此看来，治理天下，只在于审慎选择所崇尚的风气。如今虚伪浅薄、嫉妒残害、不肯谦让，已经到了极点。臣听说教化的流行，并不是挨家挨户地去劝说每个人。贤能的人处在职位上，有才能的人担任职务，朝廷尊崇礼制，百官恭敬谦让，道德的实行由内而外、从亲近处开始，然后百姓知道应当效法什么，日益迁向善道而自己还没有察觉，因此百姓安定，阴阳和谐，神灵感应而吉祥出现。《诗经》说：“商邑庄严整齐，是四方的准则。使我长寿安宁，以保佑我的后代。”这就是成汤建立最高的政治，保全子孙，改变异族风俗并使鬼方归服的原因。如今长安是天子的都城，亲自承受圣人的教化，然而这里的风俗却没有不同于远方；各郡国来的人没有可以效法的榜样，有的人看见奢侈就放纵地仿效。这是教化的根本、风俗的关键，应当首先端正的地方。臣听说，天与人之间，精气有相互激荡的作用，善恶有相互推移的关系。事情在下面发生，征象就在上天显现；阴阳的规律，各自回应相应的感应。阴气发生变化，静止的事物就会动荡；阳气受到遮蔽，明亮的事物就会昏暗。水灾、旱灾等灾害，会随着相应的类别到来。如今关东连年饥荒，百姓贫困，有的甚至互相吃食。这些全都产生于赋税征收过多、百姓共同承担的负担太重，以及官吏安置抚恤百姓不得其法的结果。陛下敬畏上天的警戒，怜悯百姓，大幅度减损用度，裁省甘泉宫、建章宫的卫士，罢除珠压，停止武事而实行文治，将要比拟唐、虞的盛隆，断绝殷、周的衰败。各人看到罢除珠压的诏书，没有不欣喜的，人人都以为将要见到太平。应当进一步减小宫室的规模，节省亲近侍从和车服器物的装饰，考察制度，整顿内外，亲近忠正之人，疏远巧佞之徒，废弃郑、卫之音，进用雅乐、颂诗，选拔奇异之才，开放直言之路，任用温和善良的人，斥退刻薄的官吏，显用清白之士，昭示无欲的道路，考察六艺的旨意，研究上古的政务；阐明顺应自然的道理，广泛施行和睦的教化，以崇尚最高的仁德，匡正败坏的风俗，改变百姓的眼光，使海内明白地都看见本朝所崇尚的东西，使道德在京师弘扬，使美好的声誉传播到疆域之外。这样以后，宏大的教化就可以完成，礼让之风也可以兴起。○匡稚圭论治性正家奏疏 臣听说，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审慎地决定用心所在。承受天命而建立王朝的君王，致力于开创基业、垂示传统，把它传给无穷的后代；继承帝位的君主，心中想着承继并发扬先王的德行，赞美并扩大先王的功业。从前成王继承王位，思考着继承文王、武王的道统来修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善盛大的功业都归于文王、武王两位先王，不敢独自占有他们的名声，因此上天欣然享受祭祀，鬼神也保佑他。他的诗说：“思念我的皇祖，神灵在朝廷上下往来。”意思是成王常常思念祖先的事业，而鬼神保佑帮助他的治理。陛下的圣德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像慈父爱子一样爱护海内百姓；然而阴阳还没有调和，奸邪还没有禁绝，大概是因为议论政事的人没有大力宣扬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相说旧有制度不可采用，力求改变它；所改变的制度有的又不能实行，于是再次恢复旧制。因此群臣互相争论是非，官吏和百姓都无所适从。臣私下痛惜国家放弃了已经取得的成就，徒然造成这种纷纷扰扰的局面。希望陛下详细察看继承帝业的事情，留心遵循旧制、发扬功业，以安定群臣的心。《大雅》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努力修养他们的德行。”孔子把这句话写在《孝经》的首章，大概是最高道德的根本。
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已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举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榴内，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遹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逋而卑庶也，遍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陛下圣德纯备，莫不修正，则天下无为而治。《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疏陛下秉至孝，哀伤思慕不绝于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诚隆于慎终追远，无穷已也，窃愿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诗》云：“茕茕在疚”，言成王丧毕思慕，意气未能平也，盖所以就文、武之业，崇大化之本也。臣又闻之师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福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来，三代兴废，禾有不由此者也。愿陛下详览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窃见圣德纯茂，专精《诗》、《书》，好乐无厌。臣衡材驽，无以辅相善义，宣扬德音。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飨臣，物有节文，以章人伦。
译传记说：“审察好恶，调理情性，王道就完备了。” 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才能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和人的本性，就可以辅助天地的化育。治理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些方面有余，并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戒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戒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戒过分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要警戒缺乏决断；沉静安闲的人，要警戒行动迟缓；胸怀广大的人，要警戒有所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用义来调齐它，然后中和的教化才能感应而来，巧伪之徒才不敢结党营私、希求进用。希望陛下对此加以警戒，这是用来崇高圣德的。臣又听说，家庭之道得到修治，天下的治理就能确立，所以《诗经》以《国风》开篇，《礼经》以《冠礼》《婚礼》为根本。以《国风》开始，是探究人的情性而明白人伦；以《冠礼》《婚礼》为根本，是端正根基、预防祸患发生。福祉的兴起无不以家庭为根本，道德的衰败无不从内宫开始，所以圣王一定谨慎处理妃后之间的关系，区别嫡长的地位〔“遹长”等字疑误〕。礼制对于内宫，卑者不能逾越尊者，新人不能先于旧人，这是用来统摄人情、调理阴气的。尊贵的嫡后而使卑贱的庶妃居后，长子在东阶举行冠礼，礼仪中使用醴酒，众庶子不得列席，这是为了尊贵嫡子、明确嫌疑。并不只是虚饰地增加礼仪文辞，而是内心确实对他们有不同的对待，所以礼制探察其中的情理并把它表现在外。圣人的行动、静止、游息、宴居以及亲近的人和事，都各得其秩序。秩序确定，海内自然修治，百姓便会跟随教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贵的反而卑下，那么奸诈巧佞之徒就会趁机活动，以扰乱国家。所以圣人谨慎防范祸端，在尚未发生时加以禁止，不因私人的恩爱损害公义。陛下圣德纯正完备，如果一切都能修治端正，天下就可以无为而治。《诗经》说：“用什么治理四方？能够安定自己的家。” 传记说：“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了。” ○匡稚圭告诫妃匹、劝勉经学和威仪准则的奏疏 陛下秉持至高的孝道，悲伤思念始终不离于心，还没有游乐、弋猎、射猎的宴乐，确实深深体现了慎终追远的孝心，没有穷尽。臣私下希望陛下即使天性圣明已经如此，仍然进一步用圣心自我要求。《诗经》说：“孤独地处在忧伤之中。”说的是成王服丧期满后仍然思念亲人，心情和气色还不能平复，这大概正是为了成就文王、武王的事业，尊崇宏大教化的根本。臣又听老师说：“妃子与君王的配偶关系，是人民产生的起点，是一切福祉的根源。”婚姻的礼制端正以后，万物就能顺利成长，天命也能得到保全。孔子评论《诗经》，把《关雎》列为开篇，说最高的君主是百姓的父母；王后和夫人的行为如果不能与天地相配，就无法奉行神灵的统绪，也无法治理万物的适宜之理。所以《诗经》说：“美好贤淑的女子，是君子的好配偶。”意思是能够成就贞正淑善，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情欲的感动不从容貌仪态表现出来，宴饮私处的心意不显露在举止行动上；这样以后才可以配合至尊的君王，成为宗庙的主持者。这是纲纪的开端，是王道教化的起点。自从上古以来，三代的兴盛和灭亡，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得失盛衰的效验，以确定国家的大根基；任用有德之人，戒除声色之娱，亲近严肃恭敬的人，疏远奇技淫巧。臣私下看见陛下圣德纯厚旺盛，专心精研《诗》《书》，喜爱学习而不知满足。臣的才具低劣，无法辅佐陛下成就善道、宣扬有德的言辞。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说明善恶归宿、辨明吉凶区别、通达正直人道，使人不违背本性的经典。所以考察六艺的旨意，就能使天人之理得到调和，使草木昆虫得到生长，这是一条永远不改变的道理。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当深入研究其中的意义。臣又听说，圣王自身的行动、静止、周旋往来，奉承上天、侍奉亲人，临朝接受群臣朝见，宴飨群臣，都有节度和文饰，用来彰
盖钦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逊，承亲之礼也；正躬严恪，临众之仪也；嘉惠和说，飨下之颜也。举错动作，物遵其仪，故形为仁义，动为法则。孔子曰：“德义可尊，容止可观，进退可度，以临其民，是以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仪，惟民之则。”诸侯正月朝觐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视之，又严以礼乐，飨醴乃归。故万国莫不获赐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寝，临朝贺，置酒以飨万方，传曰“君子慎始”，愿陛下留神动静之节，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桢，天下幸甚。○侯应罢边备议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敝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熳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他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谷子云讼陈汤疏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
译明人伦。恭敬谨慎、敬畏战栗，是事奉上天的仪容；温和恭敬、尊重谦让，是侍奉亲人的礼节；端正自身、严肃恭谨，是面对众人的仪态；嘉美惠爱、和悦亲切，是宴飨臣下时的面容。一举一动都使万物遵循相应的仪节，所以外在形态表现为仁义，行动成为法则。孔子说：“德行道义值得尊崇，容貌举止值得观看，进退有一定法度，凭此面对百姓；所以百姓既敬畏又爱戴他，效法并仿照他。”《大雅》说：“恭敬谨慎地遵守威仪，唯有百姓以此为准则。”诸侯在正月朝见天子，天子只是讲说道德，以庄严肃穆的神情接见他们，又用礼乐使他们严肃恭敬，宴飨醴酒后才让他们回去。所以天下诸侯没有不获得福祉、受到教化而形成良好风俗的。如今正月初陛下亲临路寝，临朝接受朝贺，设置酒宴来宴飨四方，希望陛下留心行动和静止的节度，使群臣百姓能够瞻望盛德的美好光辉，从而树立国家根基，天下非常幸运。○侯应关于停止边境防备的议论 自周、秦以来，匈奴凶暴强悍，侵扰边境；汉朝兴起后，尤其深受其害。臣听说，北部边塞直到辽东，外面有阴山，东西长一千多里，草木茂盛，禽兽很多；从前冒顿单于依靠其中的险阻，制造弓箭，出来侵扰汉地，把那里当作自己的苑囿。到了孝武帝时，汉朝出兵征伐，开拓并夺取这片土地，把匈奴赶到幕北。在那里修筑边塞，建立亭燧，筑起外城，设置屯戍来守卫，这以后边境才稍稍安定。幕北地势平坦，草木很少，有许多大沙漠；匈奴来侵扰时，很少有地方可以隐蔽，从边塞向南，必经深山峡谷，往来比较困难。边地老人说，匈奴失去阴山以后，每次经过那里没有不哭泣的。如果停止边塞的防备和戍卒，就是向夷狄显示汉地有很大的利益可图，这是第一不可。如今圣德广泛施及天下，像上天覆盖万物一样对待匈奴，匈奴得到保全生命的恩惠，叩头前来称臣。但是夷狄的性情，困窘时就卑下顺从，强盛时就骄横叛逆，这是他们的天性。先前已经撤掉外城，减少亭燧，如今只保留足以侦察、观望和传递烽火的设施。古人安定时不忘危险，不能再撤，这是第二不可。中国有礼义的教化，也有刑罚的惩治，愚昧的百姓尚且还会犯法，更何况单于，怎么能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约定呢？这是第三点。中国尚且设置关隘桥梁来控制诸侯，用来断绝臣下的觊觎欲望；设置边塞、安排屯戍，不只是为了匈奴，也是为了各属国的降民——他们原本是匈奴人，恐怕他们思念旧地而逃亡，这是第四点。近来西羌依靠边塞，与汉人往来，官吏和百姓贪图利益，侵夺他们的牲畜财产和妻子儿女，他们因此怨恨，起兵背叛，世世代代没有断绝。如今撤去边塞的骑兵，就会产生〔“熳”字疑误〕容易发生纷争的苗头，这是第五点。过去从军的人很多没能回来，留下的子孙贫困；他们一旦逃亡，就会投奔亲戚，这是第六点。边地人的奴婢因忧愁痛苦想要逃亡，常常说：“听说匈奴中很快乐，只是侦察守望太严急，怎么办呢！”然而有时仍有人逃出边塞，这是第七点。盗贼凶暴狡猾，成群结伙犯法；如果他们处境窘迫，逃向北方出塞，就无法控制，这是第八点。修筑边塞以来已经一百多年，并不都是用土墙，有的凭借山岩石壁，有的利用枯木柴薪，有的利用溪谷水道，只是逐渐加以平整，役卒修筑治理，工程和费用历时久远，无法计算。臣担心议论此事的人没有深思它的始末，只想一律节省徭役和戍守；十年之外、百年之内，一旦发生其他变故，边障毁坏，亭燧断绝，就必须重新征发军队修缮，历代积累的功业不能很快恢复，这是第九点。如果撤去戍卒、减少侦察守望，单于自以为能够保卫边塞、守御边境，必然会深深感念汉朝，请求也会没有止境；稍微使他失望，就会发生无法预测的事情。这样会打开夷狄侵扰的缝隙，损害中原的稳固，这是第十点。这不是长久保持最大安定、威服控制百蛮的上策。○谷子云为陈汤申辩的奏疏 臣听说，楚国有子玉得臣，晋文公因此不敢安坐；赵国有廉颇、马服君，强大的秦国不敢向井陉窥伺进兵；近代汉朝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向南越
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鼓鼙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耿育讼陈汤疏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圣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尤戚戚也。○贾让治河议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人，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齐与赵、魏，以河为竟。赵、魏濒山，齐地卑下，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河水东抵齐堤，则西泛赵、魏，赵、魏亦为堤，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近黎阳南故大金堤，从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头，乃折东，与东山相属。民居金堤东，为庐舍，住十馀岁，更起堤，从东山南头直南，与故大堤会。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所见者也。东郡白马故大堤，亦复数重，民皆居其间。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馀里间，河再西三东，迫阢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人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亡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处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亡患，故谓之上策。
译臣私下看到关内侯陈汤，先前作为西域都护的副职出使时，愤恨郅支的无道，怜悯朝廷没有加以诛讨，于是谋虑深远、义勇奋发，最终兴兵迅速出击，横行冲击乌孙，越过郅支城，到达都赖，攻破三重城，斩下郅支的首级，报了十年未能诛杀郅支的仇，洗雪了边吏长期的耻辱，威势震动百蛮，武功畅达西海。自汉元帝以来，征伐境外的将领，从来没有这样的功劳。如今陈汤因所言政事不合事实而获罪，被长期幽禁，案件历时很久不能判决，掌管法令的官吏还想把他处以死刑。从前白起做秦国将领，南面攻取郢都，北面坑杀赵括，仅因一点小过错，便被赐死在杜邮。秦国百姓怜悯他，没有不流泪的。如今陈汤亲自执掌兵权，在万里之外席卷敌境、使战场流血，把功劳荐告于祖庙，并以相应的礼仪告知上帝，披甲执兵的将士没有不仰慕他的义举。仅仅因为议论政事而治罪，他并没有显赫重大的罪恶。《周书》说：“记住别人的功劳，忘掉别人的过错，这是做君主应有的品德。”犬马对人有劳，人尚且还用帷盖之类报答，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臣私下担心陛下忽视战鼓声所代表的将帅，不察考《周书》的意思，忘记施行帷盖之类的报答，使庸碌的臣子处置陈汤，最终听从法吏的议论，导致百姓心中产生秦国百姓那样的怨恨；这不是用来激励为国死难之臣的办法。○耿育为陈汤申辩的奏疏 甘延寿、陈汤为圣汉发扬深入探究、达到远方的威势，洗雪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中不受约束的君主，俘获万里之外难以控制的敌虏，这哪里有可以相比的功劳呢？先帝嘉奖他们，接着下达明确诏书，宣扬表彰他们的功劳，改换年号，编入历法，传于无穷。就在这时，南郡进献白虎，边境没有警报。恰逢先帝卧病，但仍然挂念此事没有忘记，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确立二人的功劳。只有丞相匡衡排斥他们，不肯封赏延寿、陈汤数百户的封地，这就是功臣和战士失望的原因。孝成皇帝承继开创基业的根本，凭借征伐建立的威势，兵革不动，国家无事；可是大臣倾斜邪曲，谗佞充斥朝廷，竟不深思事情始末的艰难，不以防患未然为戒，反而想专擅君主的威权，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孤独地蒙受冤屈、被拘禁，不能自行申明，最终虽以无罪结案，却年老时被弃置在敦煌。敦煌正处在西域通道上，使这位以威名折冲敌人的将领，一转身就遭自身的祸患，又被郅支遗留下来的俘虏所嘲笑，实在可悲！直到今天，出使外族的人没有不陈说诛杀郅支的事，以此宣扬汉国的盛大。借助别人的功劳来震慑敌人，却抛弃那个人的自身性命来满足进谗者，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处于安定时不要忘记危险，国家兴盛时必定要考虑衰败。如今国家既没有孝文帝多年节俭所积累的富饶储备，也没有孝武帝不断延揽杰出人才、擒敌制胜的臣子，只有一个陈汤罢了！假使后世不如陛下，还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封表他的墓，以此勉励后来的臣子吗？陈汤幸而身处圣明时代，功劳还没有过去多久，却反而听信邪臣的话，用鞭打驱逐斥退他，使他逃亡分散，死后也没有安葬之处。远见卓识的人没有不计算衡量的，都认为陈汤的功劳历经数代也难以有人赶上，而陈汤的过错不过是人情中常有的过失；陈汤尚且受到这样的对待，即使再折断筋骨、暴露尸骸，也还会被唇舌反复诋毁，只能成为嫉妒之臣的俘虏。这就是臣为国家尤其忧虑的原因。○贾让关于治理黄河的议论 治理黄河有上策、中策、下策。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治理土地时，必定留下河川湖泽的分流区域，估量水势所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设堤防，小河得到疏导，低洼处修筑堤障，使之成为蓄水的泽地，让秋季洪水有可以停留休息的地方，使左右的水波自由流动，宽缓而不急迫。土地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川，就像制止小孩哭泣而堵住他的嘴，哭声当然会立刻停止，但他的死亡马上就可以等待了。所以说：“善于治理河川的人，就疏导它使之有通行的道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就宣泄他们的情绪使他们能够讲话。”大概堤防的修筑，是近代从战国开始的；各国堵塞防护河流，都只是为了自身利益。齐国同赵国、魏国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于是修筑堤坝，距离黄河二十五里。黄河水向东冲到齐国堤坝，就向西漫到赵、魏两国；赵、魏也修筑堤坝，距离黄河二十五里。虽然不是河流原本的水道，但水势还可以有游荡的地方。洪水到来后退去，泥沙淤积，土地肥沃，百姓便在上面耕种。有时长久没有灾害，百姓渐渐修筑房屋住宅，便形成聚落。大水到来时漂没房屋，就再次修筑堤防来自救，渐渐把居处移离城郭，在水泽中排水居住；沉溺水中，是他们自取其便。如今堤防狭窄的地方，距离河水只有几百步，远的也不过几里。靠近黎阳南面的旧大金堤，沿黄河西岸向西北延伸，到西山南端才转向东方，与东山相连接。百姓住在金堤东面，建造房屋，居住了十多年；后来又修筑堤坝，从东山南端直向南方，与旧大堤相会。又在内黄县境内，有一片方圆数十里的泽地，四周有堤坝围绕；过了十多年，太守把它分给百姓纳税，百姓如今已经在其中建造房屋，这些都是臣亲眼看见的。东郡白马县的旧大堤，也有好几重，百姓都住在堤坝之间。从黎阳以北直到魏国边界，旧大堤距离黄河远的有数十里，里面也有好几重，这些都是前代排水修筑的结果。黄河从河内郡向北流到黎阳，修筑石堤把水势逼向东方；到达东郡平刚，又修筑石堤；使水向西北流到黎阳、观县下面，又修筑石堤；使水向东北流到东郡津北，又修筑石堤；使水向西北流到魏郡昭阳，又修筑石堤，逼使水流向东北。一百多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三次向东，被逼迫阻塞到如此程度，不能安稳停息。如今实行上策，就是迁徙冀州处在水流冲击范围内的百姓，扒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流入大海。黄河西面逼近大山，东面逼近金堤，水势不能向远处泛滥，预计一个月左右自然会安定。反对的人将说：“如果这样做，城郭、田地、房屋、坟墓会毁坏数以万计，百姓会怨恨。”从前大禹治理洪水，山陵挡在道路上的就毁掉，所以凿开龙门，开辟伊阙，分开底柱，破除碣石，毁坏截断天地原有的形势。这些不过是人力造成的东西，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如今黄河沿岸十郡治理堤防，每年费用将近一万万；等到大水决口，毁坏和死亡的数量又不知多少。如果拿出数年治理黄河的费用，用来安置迁徙来的百姓，遵循古代圣人的方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灵和人各自处在适宜的位置而不相互侵扰。而且大汉正在控制万里疆土，难道还要同洪水争夺尺寸之地吗？这项工程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水患，所以称为上策。
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难者将曰：“河水高于平地，岁增堤防，犹尚决溢，不可以开渠。”臣窃按视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堤高一丈。自是东，地稍下，堤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岁，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坏黎阳南郭门人至堤下。水未逾堤二尺所，从堤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堤溃二所，吏民塞之。臣循堤上行，视水势，南七十馀里至淇口，水适至堤半，计出地上五尺所。今可从淇口以东为石堤，多张水门。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堤足数十步，至今四十馀岁，适至堤足。由是言之，其地坚矣。恐议者疑河大川难禁制，荥阳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门但用木与土耳，今据坚地作石堤，势必完安。冀州渠首，尽当中此水门。治渠非穿地也，但为东方一堤，北行三百馀里人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则开东方下水门溉冀州，水则开西方高门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罢于救水，半失作业；水行地上，凑润上彻，民则病湿气，木皆立枯，卤不生谷；决溢有败，为鱼鳖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则盐卤下隰，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粳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转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濒河堤吏卒郡数千人，伐买薪石之费，岁数千万，足以通渠成水门；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虽劳不罢。民田适治，河堤亦成，此诚富国安民，兴利除害，支数百岁，故谓之中策。若乃缮完故堤，增卑倍薄，劳费亡已，数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译如果在冀州境内多开凿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泄、减弱水势，即使这不是圣人的法度，却也是挽救灾败的办法。反对者将说：“河水高出平地，每年加固堤防，尚且还会决口泛滥，不能再开渠。”臣私下考察，遮害亭以西十八里到淇水入口处，有一道金堤，高一丈。从这里往东，地势逐渐降低，堤防逐渐增高，到遮害亭已高四五丈。前五六年，河水大涨，水位增加一丈七尺，冲坏黎阳南郭门，水涨到堤下。水面距离堤顶还不到二尺，从堤上向北望去，河水高出民房，百姓都逃到山上。水停留了十三天，堤防有两处溃决，官吏和百姓把它堵住。臣沿堤而行，观察水势，向南七十多里到淇水入口，水面正到堤防的一半，计算起来高出地面约五尺。现在可以从淇水入口向东修筑石堤，多设置水闸。初元年间，遮害亭下面的河流距离堤脚有几十步，到现在四十多年，河水恰好已经到达堤脚。由此说来，那里的地基是坚固的。恐怕议论者会疑虑大河难以控制，荥阳漕渠足以作为验证；那里的水闸只用木头和泥土，现在依据坚固的地基修筑石堤，势必完固安稳。冀州渠首，应当完全位于这道水闸的中间。治理水渠并不是要挖穿土地，只是在东方修筑一道堤，向北延伸三百多里，进入漳水；堤的西面利用山脚的高地，各条水渠都往往从这里分流引水。干旱时就打开东方较低的水闸，灌溉冀州；水势过大时就打开西方较高的水闸，分泄河流。开通水渠有三种好处，不开通有三种坏处。百姓常常疲于治水，因而有一半时间荒废农事；水流漫行地面，湿润之气向上蒸腾，百姓便受到湿气侵害，树木都站立着枯死，盐碱地不能生长谷物；一旦决口泛滥造成灾害，百姓就会成为鱼鳖的食物：这就是三种坏处。如果有水渠灌溉，盐碱地和低洼地的盐分会下沉，淤泥增加土地肥力；所以种植禾麦，还可以改种粳稻，高田的收成增加五倍，低田增加十倍；转运漕粮也有舟船便利：这就是三种好处。现在沿河堤防的官吏和士卒，每郡有几千人，砍伐、购买柴薪和石料的费用，每年数千万，足以用来开通水渠、建成水闸；百姓又能从灌溉中获利，便会相互带动治理水渠，虽然劳苦也不会懈怠。百姓的田地得到治理，河堤也建成了，这确实是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兴利除害，支撑数百年的办法，所以说是中策。如果只是修缮完固旧堤，增高低矮处，加厚薄弱处，劳力和费用没有止境，却又屡次遭受水灾，这是最下等的策略。
○扬子云谏不许单于朝书臣闻六经之治，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单于上书求朝，国家不许而辞之，臣愚以为汉与匈奴从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远称，请引秦以来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馀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哙可斩也，妄阿顺指！”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于便地，匈奴觉之而去，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馀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佚，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猎其南，而长罗侯以乌孙五万骑震其西，皆至质而还。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常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籍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埽其阊，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馀灾。惟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哙不复施，棘门、细柳不复备，马邑之策安所设，卫、霍之功何得用，五将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刘子骏毁庙议臣闻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又曰“咩咩推推，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故称中兴。及至幽王，犬戎来伐，杀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后，南夷与北夷交侵，中国不绝如线。《春秋》纪齐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是故弃桓之过而录其功，以为伯首。及汉兴，冒顿始强，破东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广兵强，为中国害。南越尉佗，总百粤，自称帝。故中国虽平，犹有四夷之患，且无宁岁。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动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货赂，与结和亲，犹侵暴无已，甚者兴师十馀万众，近屯京师，及四边，岁发屯备虏，其为患久矣，非一世之渐也。诸侯郡守连匈奴及百粤以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杀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胜数。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使大将军、骠骑、伏波、楼船之属，南灭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饶之地；东伐朝鲜，起玄菟、乐浪，以断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单于孤特，远遁于幕北。
译扬子云《谏不许单于朝书》。臣听说，《六经》治理天下，重视在祸乱尚未发生之前防治；兵家取胜，重视在战争尚未开始之前制胜。这两件事都很微妙，却是大事的根本，不能不察知。如今单于上书请求入朝，国家却不答应而拒绝他，臣愚昧地认为，汉朝和匈奴从此就产生隔阂了。匈奴本是北方的狄人，是五帝也不能使之臣服、三王也不能制服的民族，不能让它产生隔阂，这是非常明白的。臣不敢引述遥远的事，只请以秦以来的事实说明这一点。凭秦始皇的强盛、蒙恬的威势，拥有四十多万披甲士兵，然而也不敢窥伺西河，只得修筑长城来分界。适逢汉朝刚刚兴起，凭高祖的威灵，三十万军队却在平城陷入困境，士兵有的七天没有饭吃。当时奇谋诡计之士、出谋划策的大臣很多，最终他们用什么办法脱险，世人却没有能够说清的。后来高皇后常常恼恨匈奴，群臣在朝廷上议论，樊哙请求率领十万军队横行匈奴境内，季布说：“樊哙应该斩首，他是在胡乱迎合皇上的意旨！”于是大臣们用权宜之计写信送给匈奴，这以后匈奴的团结才瓦解，中原的忧患才平息。到了孝文帝时，匈奴侵扰北部边境，侦察骑兵一直到达雍地和甘泉，京城大为惊恐，便调发三位将军驻扎细柳、棘门、霸上来防备，几个月后才撤兵。孝武帝即位，施行马邑的计策，想诱骗匈奴，使韩安国率领三十万军队埋伏在有利之地，匈奴察觉后离去，只是白白耗费钱财、劳累军队，连一个俘虏也没有擒获，更何况能见到单于本人吗？后来深思社稷的长远计策，筹划万世的大计，才大规模调发几十万军队，使卫青、霍去病统率军队，前后十多年。于是渡过西河，穿越大漠，攻破窴颜，袭击匈奴王庭，穷尽其境，追赶逃兵，封禅于狼居胥山，又在姑衍山举行禅礼，面临瀚海，俘获匈奴的名王和贵人达数百人。从此以后，匈奴震恐，更加请求和亲，但仍不肯称臣。况且前代难道是乐意倾尽无数的费用、役使无罪的百姓，在狼望山以北获得快意吗？他们认为，不经过一次辛劳就不能长久安逸，不暂时耗费就不能长久安宁，所以宁可忍受动用百万军队去摧毁饿虎的利嘴，运送府库的钱财，填塞卢山的沟壑，也不后悔。到了本始初年，匈奴生出强暴之心，想要掠夺乌孙、侵犯公主，于是汉朝调发五将的军队、十五万骑兵，袭击匈奴南部；长罗侯率乌孙五万骑兵震慑其西部，军队都到达质地而返回。当时很少有实际收获，只是奋力宣扬威武，显示汉军如雷如风罢了。即使空行而去、空手而回，尚且还诛杀了两位将军。因此北方狄族没有臣服，中原不能高枕安睡。到了元康、神爵年间，政治教化大为昌明，浩大的恩德广泛施及，而匈奴内部发生动乱，五位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呼韩邪单于带着全国归降，匍匐称臣，但汉朝仍只是羁縻他们，谋划在于不专门控制。从此以后，想入朝的就不拒绝，不想入朝的也不强迫。为什么呢？外国人的天性忿怒凶猛，形貌魁梧健壮，凭借力量、依仗意气，难以用善政感化，却容易用恶势力使之隶属；他们强大时难以屈服，和亲时也难以求得。所以在没有臣服时，劳师远征，倾尽国家财物，尸体横陈、鲜血流淌，攻破坚城、拔除强敌，像这样是多么艰难；已经臣服以后，还要慰问、安抚、抚恤，互相交往并赠送财物，礼仪威仪和进退俯仰，也要这样周备。从前曾经屠灭大宛的城池，踏破乌桓的营垒，攻取姑缯的城壁，登记荡姐的战场，消灭朝鲜的旌旗，拔除两越的旗帜；近的不过是十来天或一个月的战役，远的也不超过两季的劳苦，本来已经犁平了它们的庭院，扫荡了它们的门户，设置郡县治理，像云气消散、席子卷起一样，后来不再留下灾患。只有北方狄族不是这样，确实是中原的强敌，三面边疆与它相比都像悬在险处一样；前代对此看得尤其重要，不能轻易小看。如今单于归附正义，怀着诚恳归顺之心，想离开自己的王庭，陈述请求并来朝见，这正是上古流传下来的策略，是神灵所期望的事情；国家即使有所耗费，也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却用拒绝和厌烦的话来挡住他，用没有日期的期限来疏远他，消磨往日的恩德，开启将来的隔阂呢？对一个怀着诚意来归顺的人反而制造隔阂，使他心怀怨恨，背弃先前的话，依据过去被拒绝的话，把怨恨归于汉朝，因而自行断绝关系，终究没有面向北方称臣的心；威胁他不能奏效，劝谕他也不能奏效，这样怎能不成为大忧患呢？明智的人能在事情尚未显形时看见它，聪慧的人能在声音尚未发出时听见它；如果果真在尚未发生时预先防备，那么蒙恬、樊哙就不必再出动，棘门、细柳也不必再防守，马邑的计策哪里还用得上，卫青、霍去病的功劳又哪里能够施展，五将军的威势又哪里能够震慑？否则，一旦产生隔阂以后，即使智者在内部劳心筹划，辩士在外部往来游说，也仍不如事情尚未发生的时候。况且过去谋划经营西域，控制车师，在三十六国设置城郭和都护，每年耗费以万计，难道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够越过白龙堆来侵犯西部边境吗？乃是为了控制匈奴。辛劳经营百年，却在一天之内失去；耗费十分却吝惜一分，臣私下为国家感到不安。希望陛下稍微留意于祸乱和战争尚未发生之时，以遏制边境祸患的萌芽。刘子骏《毁庙议》。臣听说，周王室衰微以后，四方夷族一同进犯，猃狁最为强盛，如今的匈奴就是这样。到了宣王时出兵讨伐猃狁，诗人赞美歌颂说：“大力讨伐猃狁，直到太原。”又说：“绵绵不断，声势猛烈，如同雷霆。显明诚信的方叔，出征讨伐猃狁，使蛮荆受到威慑。”所以称为中兴。到了幽王时，犬戎前来攻伐，杀死幽王，夺取宗庙祭器。从此以后，南方夷族和北方夷族交相侵扰，中原的危势一直如同细线将断。《春秋》记载齐桓公南伐楚国、北伐山戎，孔子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已经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了！”所以舍弃齐桓公的过错而记录他的功劳，认为他是诸侯霸主之首。到了汉朝兴起，冒顿开始强盛，击破东胡，擒获月氏，兼并它们的土地，土地广阔、兵力强大，成为中原的祸害。南越的尉佗统领百越，自称皇帝。所以中原虽然太平，仍然有四方夷族的忧患，而且没有一年安宁。一方有紧急情况，三面都要去救援，于是天下都被牵动而受其祸害。孝文皇帝用丰厚的财物赐给匈奴，与它结成和亲关系，但匈奴仍不停侵扰，严重时甚至出动十多万军队，近处驻扎到京城，远处到达四方边境；每年都要调发军队驻防、戒备匈奴，它造成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并不是一代逐渐形成的。诸侯、郡守勾结匈奴和百越来作乱的，不只一人。匈奴杀死的郡守、都尉，掠走的百姓，多得数不清。孝武皇帝怜悯中原疲惫劳苦，没有安宁的时候，于是派大将军、骠骑将军、伏波将军、楼船将军等，向南灭掉百越，设置七郡；向北排斥匈奴，降服昆邪王的十万部众，设置五个属国，建立朔方郡，以夺取匈奴肥沃富饶的土地；向东讨伐朝鲜，设置玄菟、乐浪二郡，以斩断匈奴的左臂；向西讨伐大宛，兼并三十六国，与乌孙结盟，设置敦煌、酒泉、张掖三郡，以隔绝婼羌，割断匈奴的右肩。单于孤立无援，远远逃到大漠以北。
四垂无事，斥地远境，起十馀郡。功业既定，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实百姓，其规模可见。又招集天下贤俊，与协心同谋，兴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禅，殊官号，存周后，定诸侯之制，永无逆争之心，至今累世赖之。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业，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发德音也。《礼记·王制》及《春秋穀梁传》，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此丧事尊卑之序也，与庙数相应。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传》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自上以下，降杀以两，礼也。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此数中。宗，变也，苟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为设数。故于殷太甲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为《毋逸》之戒，举殷三宗以劝成王。由是言之，宗无数也。然则所以劝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庙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毁；以所宗言之，则不可谓无功德。《礼记》祀典曰：“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救大灾则祀之。”窃观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于异姓，犹将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说天子五庙无见文，又说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庙。名与实异，非尊德贵功之意也。《诗》云：“蔽芾甘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犹爱其树，况宗其道而毁其庙乎？迭毁之礼，自有常法，无殊功异德，固以亲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数，经传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文虚说定也。孝宣皇帝举公卿之议，用众儒之谋，既以为世宗之庙，建之万世，宣布天下。臣愚以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
○诸葛孔明出师表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罢毙，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讳、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穆，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狂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谘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讳、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棉、允等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谋，以谘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
译四方边境没有了战事，向远方开拓疆土，设置十多个郡。功业已经确立，于是封丞相为富民侯，以使天下大安、百姓富足，这些规划可以看出来。又招集天下的贤能俊杰，与他们同心谋划，建立制度，改定正朔，变更服色，建立祭祀天地的祠坛，举行封禅，区别官职名号，保存周王室后裔，确定诸侯的制度，使他们永远没有叛逆争斗之心，直到今天，历代都依赖这些制度。单于守卫藩国，百蛮都来服从，这是万世的根基；中兴的功劳，没有比这更高的了。高帝建立伟业，称为太祖；孝文皇帝的德行最为深厚，称为文太宗；孝武皇帝的功业最为显著，称为武世宗；这就是孝宣帝发布褒美诏令的原因。《礼记·王制》和《春秋穀梁传》说，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二庙。天子七日入殓，七个月后安葬；诸侯五日入殓，五月后安葬：这是丧事尊卑的次序，与宗庙数目相应。经文说：“天子有三昭三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七庙；诸侯有二昭二穆，加上太祖之庙共五庙。”所以德行深厚的，流传的声光高远；德行浅薄的，流传的地位低下。《春秋左氏传》说：“名分地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从上到下，逐级减损，每次减去两个，这就是礼制。七，是正统的法定数目，是可以固定计算的。称“宗”的不在这个数目之内。“宗”是变化的称号，如果有功德就尊称为宗，不能预先规定数目。所以商代太甲称太宗，太戊称中宗，武丁称高宗。周公作《毋逸》告诫成王时，列举殷代三宗来劝勉成王。由此说来，宗庙中的“宗”没有固定数目。这样看来，正是用来劝勉帝王建立功德的范围很广。按照七庙的说法，孝武皇帝不应当毁去其庙；按照尊为宗的标准来说，也不能说孝武皇帝没有功德。《礼记》的祭祀制度说：“圣王制定祭祀制度，凡是功劳施于百姓的，就祭祀他；凡是以劳绩安定国家的，就祭祀他；凡是能够挽救大灾的，就祭祀他。”臣私下考察孝武皇帝，功劳和德行都具备。凡是异姓之人，尚且将要专门祭祀，何况是先祖呢？有人说天子五庙没有经文依据，又说中宗、高宗是尊崇他们的道德而毁去他们的庙。这样名义和实际不相符合，不是尊重德行、崇尚功劳的意思。《诗经》说：“遮蔽枝叶的甘棠树啊，不要剪伐它，因为邵伯曾在树下休息。”思念那个人尚且爱护他的树，何况尊崇他的道德却毁掉他的庙呢？依次毁庙的礼制自有常法，没有特殊功劳和异乎寻常的德行，本来应当按照亲疏逐渐推移。至于祖宗的次序和数目的多少，经传没有明确的文字；最尊贵、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凭可疑的文字和空泛的说法来决定。孝宣皇帝采纳公卿的议论，采用众儒生的谋议，既然已经建为世宗之庙，并且要使它万世长存，向天下宣布，臣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烈既然如此，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建立，不应当毁掉。诸葛孔明《出师表》。臣诸葛亮说：先帝开创帝业还没有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了。如今天下分成三国，益州疲惫困顿，这确实是形势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时刻。然而宫廷内的侍从护卫毫不懈怠，外面的忠诚将士舍生忘死，大概都是追念先帝特殊的知遇，想要报答在陛下身上。陛下实在应该扩大圣明的德行，以发扬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振奋志士们的气概；不应当随意看轻自己，说话失当，以致堵塞忠臣进谏的道路。宫廷和丞相府本来都是一个整体，提升、惩罚、褒奖、贬斥，不应当有所不同。如果有作奸犯科和尽忠行善的人，应当交给主管官员，评定他们应受的惩罚或奖赏，以彰明陛下公平严明的治理，不应当偏袒徇私，使宫内宫外采用不同的法令。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讳、董允等人，都是善良诚实、志向和思虑忠贞纯正的人，因此先帝选拔他们留给陛下。臣认为宫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们询问，然后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失，得到更广泛的收益。将军向宠，品性善良、行为公正，通晓军事，过去曾经任用过他，先帝称赞他有才能，因此群臣商议推举向宠担任都督。臣认为军营中的事情，无论大小，都应当全部向他询问，这样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协调，使才能高低不同的人各得其所。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先汉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离贤臣，这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与臣谈论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感到叹息和痛心。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都是忠贞正直、愿意为节义而死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盛，就可以计算着日子等待了。臣本来是平民，亲自在南阳耕种，只想在乱世中勉强保全性命，不求在诸侯间闻名显达。先帝不因为臣身份低微、见识浅陋，反而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拜访臣，向臣询问当时世事；因此臣感动奋发，于是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劳。后来遇到国家倾覆，臣在军队战败之际接受任命，在危难之间奉行诏命，到现在已经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臣谨慎，所以临终时把国家大事托付给臣。接受遗命以来，早晚忧虑叹息，唯恐托付的事情不能办成，因而损伤先帝的英明。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兵器铠甲已经充足，应当奖励并统率三军，向北平定中原，希望竭尽自己低劣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复兴汉室，回到旧都。这就是臣用来报答先帝、效忠陛下的职责。至于斟酌事情的得失，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就是郭攸之、费讳、董允的责任了。希望陛下把讨伐贼寇、复兴汉室的成效交给臣来承担；如果不能成功，就治臣的罪，以告慰先帝的英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的言论，就责罚郭攸之、费棉、董允等人的过错，以彰明他们的怠慢。陛下也应当亲自谋划，询问、寻求正确的治国之道，明察并采纳正直的言论，深切追念先帝的遗诏。臣承受不尽的恩德，感激不尽。如今将要远行，面对这篇表章流泪哭泣，不知说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