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

译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臣愚昧无能，承蒙恩典担任一路使者，如今又蒙恩召回朝廷，接受任用，有所差遣。本应把出使之事回报陛下，只是自己不知道没有什么能够称职完成，却冒昧借出使所涉及的事情，越分进言天下大事。恭请陛下详细思考并选择其中可取的加以处置，臣将十分荣幸。臣私下观察，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早起晚睡，没有一天懈怠；对于声色、犬马、观游、玩好之事，没有丝毫沉溺遮蔽。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又取信于天下，并且公开选拔天下人所愿意拥戴的人担任辅相，把政事交给他们，而不受谗邪倾巧之臣的迷惑。这些即使是二帝三王用心，也不过如此，理应使家家富足、人人丰足，天下大治。然而成效却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回头看，内不能不为社稷忧虑，外不能不害怕夷狄，天下财力日益困乏，风俗日益衰败，各地有志之士常常忧惧不安，担心天下长久不能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祸患在于不懂得法度。如今朝廷法令严密完备，无所不有，而臣却说没有法度，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的法度，大多不符合先王的政治原则。孟子说：‘有仁爱的心和仁爱的声誉，而恩泽不能施加到百姓身上，是因为施政不合先王之道。’用孟子的话观察当今的过失，正是这个问题罢了。现在距离先王时代已经很远，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如果想把先王的政事一一照搬，即使非常愚蠢的人也知道困难。然而臣说当今的弊病在于不效法先王的政事，是说应当效法先王的本意罢了。二帝三王相距大约一千多年，时代有治有乱，盛衰的情形都经历过了；他们所遭遇的变化、所处的形势各不相同，施政设置的办法也各不相同，但治理天下国家的意图、事情的本末先后，却从未不同。因此臣说，只应当效法他们的本意。效法他们的本意，那么我们所作的改易变革，就不会惊骇天下人的耳目、引起天下人的喧嚣议论，却本来已经符合先王的政事了。虽然如此，按照当今的形势衡量，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务，使之符合先王的本意，形势也一定不允许。陛下有恭敬节俭的德行，有聪明睿智的才干，有仁爱百姓、爱护万物的心意；如果确实加以用心，那么做什么会不成功，想要什么会得不到呢？然而臣却认为，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的事务，使之符合先王的本意，形势也一定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当今天下的人才不足。臣曾私下观察天下在位的人，没有比现在更缺乏人才的时期了。上层人才缺乏，下面就会有沉沦废弃、隐藏不出的贤才，不能被当时的人了解。臣又到民间乡野去寻找，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难道不是因为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正确才这样吗？臣认为，当今在位人才不足，从臣出使所到之处就可以看出来。如今在一路数千里范围内，能够推行朝廷法令，知道事情的缓急，并且全面使百姓履行职责的人很少；而无才、苟且简略、贪婪鄙陋的人，多得数不胜数。能够讲明先王的本意、适合当时变化的人，大概在各郡之间常常断绝了。朝廷每下一道命令，命令的本意即使很好，在位者仍然不能推行；即使使恩泽施加到百姓身上，官吏也往往借机作奸，扰害百姓。因此臣说，在位的人才不足，而乡野民间也没有看到人才很多。人才不足，那么陛下即使想改变天下事务，使之符合先王本意，大臣即使有能够体察陛下心意、想要主持这件事的人，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又有谁能符合陛下的旨意，只凭一两个人推行此事，使人人都蒙受它的恩泽呢？因此臣说，形势一定不能做到。孟子说：‘只有法令不能自行施行。’不正是说的这个吗？既然如此，当今最急迫的事情，只在于人才。如果确实能使天下人才众多，那么在位的人才就可以择取而充足；在位者得到合适的人才以后，再逐渐根据时势是否可行，顺应人民的疾苦，改变天下的弊法，使它趋向先王的本意，就很容易了。如今的天下，也是先王的天下；先王时代人才曾经很多，为什么到了今天偏偏不足呢？所以说，是因为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不正确。商朝时，天下曾经大乱，在位者贪婪狠毒、造成祸败，都是因为任用非人。等到文王兴起时，天下人才曾经很少。当时文王能够陶冶天下的士人，使他们都有士君子的才干，然后按照各人的才干所长任用他们。《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哪里不能造就人才？’说的就是这件事。等到人才培养成功，即使微贱如兔罝之人，也没有不喜爱德行的，《兔罝》诗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何况在位的官员呢？文王正因为能够这样做，所以用兵征伐，敌人就服从；据守国土，国家就安定。《诗经》说：‘奉持玉璋，仪态庄严，俊秀之士都适宜担任这样的职务。’又说：‘周王出行，六军都跟随他。’这是说文王所任用的人，文臣武将各得其才，没有一件事被废弃。到了夷王、厉王之乱，天下人才又曾经很少。宣王兴起时，能够同他谋划天下大事的，只有仲山甫。因此诗人叹息说：‘德行重如毫毛，只有仲山甫能够举荐扶持；可惜没有人来帮助他。’大概是哀叹人才少，而仲山甫没有帮手。宣王能够任用仲山甫，又推求同类人才来更新美善天下的士人，后来人才便重新增多。于是对内修治政事，对外讨伐不朝之国，又恢复了文王、武王时代的疆土。所以诗人赞美宣王说：‘姑且采摘芑菜，在那新开的田地里，在这经过休耕的田亩里。’这是说宣王能够使天下的士人更新美善，使他们成为可用的人才，就像农夫使田地焕然一新，使它能够长出可采的芑菜。由此看来，人的才能没有不是由君主陶冶培养而成的。所谓君主陶冶培养人才，是什么呢？也就是教育他们、供养他们、选取他们、任用他们，都有正确的方法罢了。所谓教育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古代天子、诸侯，从国都到乡党都有学校，广泛设置教导的官员，并且严格选择人选。朝廷的礼乐、刑法、政令等事务，都在学校中讲授。士人所观察和学习的，都是先王的法言德行以及治理天下的本意；他们的才干也可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如果不能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就不教育；凡是能够用来治理天下国家的，无不在学校中教授。这就是教育人才的方法。

译所谓供养他们的方法是什么呢？用财物使他们富足，用礼制约束他们，用法律裁制他们。什么叫用财物使他们富足？人的性情，如果财物不足，就会贪婪鄙陋、苟且求取，无所不为。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制定俸禄制度；即使是庶人中在官府任职的人，俸禄也已经足以代替耕作所得。由此逐级向上，每一级都有增加，使他们足以保持廉耻，远离贪鄙的行为。仍然认为不够，又把俸禄延及他们的子孙，称为世禄。使他们活着时，对于供养父母、兄弟、妻子儿女，以及婚姻往来、朋友交接，都没有遗憾；死后对于子孙，也没有不足的忧虑。什么叫用礼制约束他们？人的性情即使财物充足，却没有礼制加以节制，就又会放纵邪僻、奢侈越轨，无所不为。先王知道会这样，所以为他们制定制度。婚丧、祭祀、奉养、宴享等事情，服饰、饮食、器物、使用的物品，都按照身份等级加以节制，并用律令、度量衡的法则使之齐一。身份等级允许做而财物不足以置办的，就不置办；财物能够置办而身份等级不允许做的，也不让增加一铢两分寸。什么叫用法律裁制他们？先王对于天下士人，已经用道艺教育他们；如果不遵从教导，就用屏弃、流放远方、终身不得列入士籍的法令对待他们。已经用礼制约束他们了，如果不遵循礼制，就用流放、杀戮的法律对待他们。《王制》说：改变服饰的人，他的君主就把他流放。《酒诰》说：有人告诫说，聚众饮酒，你们不要放纵；把他们全部逮捕拘押，押送到周国，我将把他们杀掉。聚众饮酒、改变服饰，都是小罪；流放、杀戮，却是重刑。以重刑加在小罪上，先王之所以忍心这样做而不疑虑，是认为如果不这样，就不足以统一天下的风俗、成就自己的治理。用礼制约束，用法律裁制，天下之所以服从而没有抵触冒犯，也不只是靠禁令严厉、治理严密就能做到的。还因为君主以至诚恳切、怜悯体恤的心，亲自努力实行并带头示范。凡是在君主左右、地位显贵通达的人，都顺从君主的愿望而奉行；有一个不遵从的，法律的惩罚必定从他开始。君主以至诚实行，显贵者知道避开君主所厌恶的事情，那么天下不必受罚而自行停止的人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供养人才的方法。所谓选取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先王选取人才，一定在乡党、庠序之中，让众人推举他们认为贤能的人，把姓名记录下来报告给上面，再加以考察。确实贤能以后，就按照德行的大小、才干的高下任命官职。所谓考察，并不是只凭自己的耳目聪明，听信一个人的私下说法。想详细了解他的德行，就询问他的行为；想详细了解他的才干，就询问他的言论。得到他的言论和行为以后，再用事务来检验他，这就是所谓考察，即用事务来检验。即使尧任用舜，也不过如此，何况地位在他们之下的人呢？至于九州这样广大、四海这样遥远，众多官职和亿万卑微之人，都需要士大夫的才干；拥有天下的人，又不能逐一亲自考察，也不能偏信一个人，让他在一两天之内考核人的品行才能、决定升降。大概是我们已经考察过其中才行突出的人，任用他们担任大官，然后让他们选取同类人才，长期试用，考察有能力的人，报告给上面，再授予爵位、官职、俸禄和秩次罢了。这就是选取人才的方法。所谓任用人才的方法是什么呢？人的才德有高下厚薄之不同，他适合担任的职务也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别。先王知道这一点，所以把懂得农业的人任命为后稷，把懂得工艺的人任命为共工。德行厚重、才干高强的人让他担任长官，德行浅薄、才干低下的人让他担任属官。又因为让人长期任职，上级逐渐熟悉并了解他的事务，下属服从驯化并安于他的教导；贤能的人，功劳可以达到成就事业的程度；不肖的人，罪过也会显著暴露。所以让他们长期任职，并用考核功绩的法令来对待。这样一来，有智慧才干和力量的人，就能竭尽智慧以求成功，不必担心事情不能完成、功业不能成就；偷懒怠惰、苟且敷衍的人，即使想暂时取悦上级，也想到耻辱还在后面，哪里敢不努力呢？至于无能的人，自然知道辞职退避而离去，因为任职办事日子久了，不能胜任的罪责不能侥幸逃脱。他们尚且不敢冒充能干而知道辞退退避，那么哪里还会有结党营私、进谗献媚、争相求进的人呢？选取已经详细，使任用已经适当，任职已经长久，到了真正任用他们时又给予充分专权，不逐一用法令束缚，而让他们能够实行自己的意图；尧、舜之所以能治理百官、使众多事务兴盛，靠的就是这个。《书》说：‘三年考核一次功绩，考核三次，就罢黜昏暗无能者，提升贤明有功者。’说的就是这个。然而尧、舜时代，被罢黜的人是可以听说的，大概就是四凶；被提升的人，则有皋陶、稷、契，他们终身只任一个官职而没有调动。大概所谓提升，只是增加他们的爵位、官命和俸禄赏赐罢了。这就是任用人才的方法。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的方法既然如此，而当时的君主又能同大臣竭尽耳目心力，以至诚恻隐、忧念怜悯的心实行这些，所以他们的臣下没有疑虑，对于天下国家的事情，没有想做却做不到的。如今州县虽然有学校，不过是取用墙壁屋舍等设施罢了，并没有教导官员、培养人才的事情；只有太学有教导官员，却也从来没有严格选择。朝廷的礼乐、刑法、政令等事务，从来没有成为学校所教的内容；求学的人也漠然认为礼乐、刑法、政令是有关部门的事情，不是自己应当知道的。学生所受的教育，不过是讲解章句罢了。讲解章句，本来不是古代教育人的方法。近年才开始教他们应付考核的文章；这种应试文章，如果不广泛背诵、努力学习、耗尽整天的力量，就不能写好。等到他们终于擅长这种文章，大的方面不足以用来治理天下国家，小的方面也不足以用来办理天下国家的事务。因此即使在学校直到白头，耗尽整天的力量来遵从上面的教育，等到让他们参与政事，却茫然不知道方法的人，到处都是。如今的教育不只是不能造就人的才干，反而还使他们困苦、损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材，为什么呢？人的才干，在专一中形成，在驳杂中毁坏。因此先王安排百姓，让工匠在官府中工作，让农民在田亩中耕作，让商人在店铺中经营，让士人在学校中学习，使他们各自专心于自己的行业而不接触异物，因为担心异物足以妨害他们的事业。所谓士人，又不只是让他们不能接触异物，还要把先王之道教给他们；至于诸子百家的异说，则一概排斥，不让他们学习。

译如今士人所应当学习的，是能够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学问。如今却把这些全都放在一边不教，只教他们应付考核的文章，使他们耗费精力、疲惫心神，整天竭尽力量从事这种学习；等到任用他们做官，又把所学全部放在一边，要求他们承担天下国家的事务。古代的人早晚专心于天下国家的事务，尚且有人才有能力、有人才没有能力；如今却转移他们的精神，夺去他们每天的精力，早晚从事没有补益的学问，等到任用他们办事，然后突然要求他们成为治理天下国家的有用人才，人才足以有所作为的少，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臣说，这种教育不只是不能造就人才，反而还使他们困苦、损坏他们，使他们不能成材。还有危害更大的情况。先王时代，士人所学习的是文武之道。士人的才干，有的可以担任公卿大夫，有的只能担任士；才干有大小，任用是否合宜，也就有分别。至于武事，则随其才干大小，没有不学习的。所以才干大的，在朝中就是六官之卿，出外就是六军之将；次一等的，则是比、闾、族、党之师，也都是卒、伍、师、旅的统帅。因此边疆守卫、宫禁宿卫，都可以让士大夫担任，小人不能混入这些职位。如今的学者认为文事、武事是两回事，只知道治理文事；至于边疆、宿卫的职任，就推给卒伍，往往用天下奸诈强悍、无赖之人。即使其中才行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也没有谁肯离开亲戚而参加招募。边疆、宿卫，是天下的重大职任，也是君主应当慎重对待的事情。所以古代教育士人，把射箭、驾车看作急务；其他技能，则看其才干所适合的再教，才干做不到的，不强求。至于射箭，是男子应有的本领；人生下来有疾病就罢了，只要没有疾病，没有不放下射箭而不学习的。在学校之中，本来就应当从事射箭。有宾客之事就用射箭，有祭祀之事就用射箭，考察士人品行相同、才能相当时也用射箭；礼乐之事从来没有不寓含射箭的，而射箭也从来没有不处在礼乐祭祀之中的。《易经》说：“弓箭的威力，可以用来威服天下。”先王难道只是认为射箭可以用来练习揖让礼仪吗？本来是认为射箭是武事中最重要的，是威服天下、守卫国家的工具。平时就用它来学习礼乐，出征时就用它来参加战伐。士人既然早晚从事这些学习，能射的人又多，那么边疆、宿卫的职任，都可以择优任用。士人曾学习先王之道，品行道义又曾得到乡党推许，然后根据他的才干把边疆、宿卫之事托付给他；这就是古代君主把干戈之事交给合适的人，而没有内外忧患的原因。如今却把天下的重任、君主最应慎重选择的职任，推给奸诈强悍、无赖而才行不足以在乡里立足的人；这正是当今常常战战兢兢地怀抱边疆忧患、担心宿卫不足以依靠来求安的原因。如今谁不知道边疆、宿卫的士卒不足以依靠来求安呢？只是人们认为天下的学士以执兵为耻，而且又没有能够骑射、行军布阵的人，那么除招募来的卒伍之外，还有谁能承担这些事务呢？如果不严格教育、不提高选拔标准，那么士人以执兵为耻而从未有人能够骑射、行阵，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这一切，都是因为教育他们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如今制定俸禄，大体都很微薄；如果不是朝廷侍从一类的官员，家中人口稍多，就没有不兼营农商利益而能够供养自己的。下至州县官吏，一个月所得，多的有八九十千钱，少的有四五千钱；把候选、待授官、守缺的时间一并算入，大概要过六七年才得到三年的俸禄，折算每月所得，实际上还不到四五千钱，少的实际上还不到三四千钱而已，连供给仆役的费用都比这宽裕不了。而养生、送死、婚姻、丧葬等事情，都要从这里支出。出身在中人之上的人，即使贫穷也不会失去君子品格；出身在中人之下的人，即使富足也不会失去小人本性。只有中等之人不是这样：贫穷就成为小人，富足就成为君子。天下士人中，出身在中人之上或之下的，千百人中没有十一个；贫穷而成为小人、富足而成为君子的人，却遍天下都是。先王认为众人不能靠强力制服，所以制定行为规范不以自己的标准，而以中等人的情况为标准；顺着他们的欲望，用有利的方式引导他们，使制度成为中等人能够遵守的，那么这种制度就能推行天下，并传到后世。按照今天的俸禄制度，却希望士人不损害廉耻，大概是中等人做不到的。所以如今大官往往互相行贿送礼，经营财产，背负贪污的恶名；小官则贩卖、乞讨，什么都做。士人既然已经损毁廉耻而在世上背负恶名，那么苟且偷懒、求取容身的念头就会生起，奋发自强的心就会消失；这样一来，职务怎么能不松弛，治国之道又从哪里兴起呢？何况违法受贿、侵夺百姓利益的人，往往到处都是。这就是所谓不能用财物使人生活宽裕。婚丧、奉养、衣服饮食、器物使用等物品，都没有制度来加以节制，而天下把奢侈当作荣耀，把节俭当作羞耻。假如他的才力能够置办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有关部门既不禁止，人们又把这样做当作荣耀。假如他的才力不足，不能在世俗风气中保持体面，那么在婚丧之际，往往会得罪族人亲戚，而人们又以此为耻。所以富人贪求而不知止，穷人则勉强拿出不足的钱财去追赶他们；士人因此更加困窘，廉耻之心也就毁坏了。这就是所谓不能用礼来约束人。

译如今陛下亲自实行节俭，以此率领天下，这是左右亲近显贵的大臣亲眼所见的。然而宫闱之内，奢靡没有节制，触犯君上的厌恶，损害天下教化，有的已经过分了，却没有听说朝廷有所放逐贬黜来向天下表示。过去周人拘禁群饮者，并处以死刑，是认为酒的流弊会产生祸害，甚至有许多人因此死亡，所以重重禁止祸害的根源。由于重禁祸害的根源，所以实际施刑很少，而人陷入祸败的也少。如今朝廷的法令，特别重视的只有贪官。严禁贪官却轻视奢靡的法令，这就是所谓禁止末流而放松根本。然而世上的议论者认为，如今官员冗多，而国家财政已经不足以供养他们，这也是被片面的道理蒙蔽了。如今官员确实冗多，但前代设置的官员本来很少，而俸禄又这样微薄，那么财用不足，大概也有它的原因，难道官吏俸禄值得计较吗？我对于财利本来没有学习过，但私下考察过前代治理财用的大略：大概是依靠天下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取天下的财富来供给天下的费用。自古治理得当的时代，从来没有把财用不足当作天下的共同忧患，忧患只在于治理财用没有正确的方法。如今天下看不见战争的器械，百姓安居乐业，各自尽自己的力量来创造天下的财富，然而公私方面常常以困穷为忧患，大概是因为治理财用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有关部门又不能估量世情的适宜而通达地应变。如果确实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治理财用并通达地应变，我虽然愚笨，也知道增加官吏俸禄不会损害经费。如今法令严密、条文完备，用来网罗天下士人，可以说很严密了；然而是否曾经用道艺教育他们，又设置不遵从教诲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用制度约束他们，又设置不循正理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是否曾经把职事交给他们，又设置不任职办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呢？如果没有先用道艺教育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遵从教诲；没有先用制度约束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循礼法；没有先把职事交给他们，确实不能责罚他们不任职办事。这三件事，是先王法令中最急切的，如今全都不能据此责罚。反而对细小琐事、并非妨害治理的紧要事项制定禁令，法令每月变化、每年不同，做官的人甚至记都记不完，又怎么能一一避开而不触犯呢？这就是法令被轻视而不能实行的原因，小人有幸免罪，君子却不幸受其牵连。这就是所谓不能用刑罚来裁制人。以上种种，都是治理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如今选取士人，能够强记博诵、略通文辞的，称为“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茂才异等、贤良方正，是公卿的候选人。记诵不必强，背诵不必广，只要略通文辞，又曾学习诗赋的，就称为进士。进士中优秀的，也是公卿的候选人。这两科所取得的技能，不足以担任公卿，不等辩论就可以知道。然而世上的议论者却认为，我们一向凭此选取天下士人，而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常常出在其中，不必效法古代的选人办法然后才能得到士人。这也是被片面的道理蒙蔽了。先王时代，把选取人才的办法全都采用了，尚且担心贤者难以进用、不肖者混杂其中。如今完全废弃先王选取士人的办法，把天下才士全都驱赶去做贤良、进士，那么士人的才干可以担任公卿的，本来就应成为贤良、进士；贤良、进士中，也本来应该有时能得到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然而不肖之人只要能学习雕虫篆刻的技艺，就凭此升到公卿；才干足以担任公卿的人，却困在没有实际补益的学问中，因而被排斥，终于老死在山野，这种情况大概十有八九。古代拥有天下的人，所慎重选择的，不过是公卿罢了。公卿一旦得到合适的人，就让他们推举同类，使同类聚集于朝廷，于是百官和各种事务都没有不得其人的。如今假使不肖之人侥幸做到公卿，便借机推举同类聚集到朝廷，这就是朝廷不肖之人很多，而即使有贤能之人，也往往困于没有助力，不能实行自己意图的原因。况且公卿不肖，已经推举同类聚集朝廷；朝廷中的不肖者，又推举同类充任四方的任使；四方任使之人，又各自推举不肖者分布在州郡。这样即使有“举官连坐”的科条，哪里值得依靠呢？只不过正好成为不肖者的凭借罢了。其次是九经、五经、学究、明法等科，朝廷本来已经担忧它们对世事没有用处，因而稍稍要求应试者通晓大义。然而所得的大义，并没有因此比过去高明。如今朝廷又开设明经科来选拔通晓经术的士人。但明经科所取的，也只是能够记诵、略通文辞的人；那些通晓先王本意、可以用于治理天下国家的人，反而未必能参加这项选拔。再其次是靠恩泽得到任用的宗室子弟。他们在学校中没有受到道艺教育，官府没有考察询问他们的才能，父兄没有为他们担保品行道义，朝廷却动辄授给他们官职，让他们担任职事。武王数说纣的罪行时说：“任用官员只看世袭。”任用官员只看世袭，不考虑才能品行，这是纣走向混乱灭亡的道路，是治理时代所没有的做法。再其次称为“流外”。朝廷本来已经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又限制了他们进取的道路，却偏偏把州县事务交给他们，让他们处在士民之上，这难道是所谓用贤者来治理不肖者吗？按我奉命办事所到之处，在一条路数千里之间，州县官吏出身流外的往往到处都是；其中能够托付事务的，大概只有一两三个，而应当防范其奸邪的却全是这种人。古代有贤与不肖的区别，却没有流品等级的区别。所以孔子这样圣明的人，也曾经做过季氏的属吏；虽然做了吏，也不妨碍他成为公卿。到了后世有了流品区别，凡是处在流外的人，其所作所为本来就已经把自己置于廉耻之外，没有凌驾于他人的志向。何况近世风俗日益流于颓靡，即使是士大夫的才干，势力足以进取，朝廷也曾以礼义加以奖励，他们到了晚年末路，往往仍会因畏惧而做奸邪之事；何况他们平素的立身已经没有凌驾他人的志向，朝廷又把他们排挤在廉耻之外、限制其进取呢？他们临民任职时放纵偏邪、淫侈无度，本来就是必然的道理。至于边疆、宿卫的选任，我已经说过它的弊失了。以上这些，都是选取人才没有采用正确的方法。

译如今选取人才既不合乎正确的方法，到了任用时，又不考察他的德行是否适宜，只问出身的先后；不论才能是否相称，只论历任官职的多少。凭文学进身的人，暂且让他治理财务；已经让他治理财务了，又转而让他掌管刑狱；已经让他掌管刑狱了，又转而让他治理礼仪。这就等于一个人身上，要求他具备百官各自应有的才能，人才难以胜任也就理所当然了。要求人去做他难以做到的事，那么能够做到的人就少；能够做到的人少，大家便相互跟随而不去做。所以让人掌管礼仪时，从来不担心他不懂礼，因为如今掌礼的人从未学习过礼；让人掌管刑狱时，也从来不以不懂刑狱为耻，因为如今掌刑狱的人从未学习过刑狱。天下人也已经渐渐浸染于失去教化、承袭成俗的风气，看到朝廷任用的人不符合资历次序，就聚在一起议论讥讽；至于任用不符合其才能，却从来没有人非难。而且在职官员频繁调动，就不能长期任职。因此上级不能因熟悉而了解事务，下属也不肯服从驯化、安于教令；贤者的功绩不能做到完成，不肖者的罪过也不能发展到显著。至于迎接新官、送走旧官的劳苦，因文书交接断绝而产生的弊病，本来都是较小的危害，不值得一一列举。设置官职，大体都应当让官员长期任职；至于管辖地域遥远、所担任的职务重大，就尤其应该长期任职，然后才可以要求他有所作为。然而如今尤其不能让官员长期任职，往往才过几天就调动了。选取人才既不周详，使其任职既不合宜，安排职位又不能长久；到了任用时又不让他专责其事，还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使他不能实行自己的意图。因此我知道如今在位者多不是合适的人；稍微给他们一些权力，而不一一用法律束缚，他们就会放纵恣肆、无所不为。然而在位者不是合适的人，却依靠法律来治理，自古至今没有能够治理好的；即使在位者都得到了合适的人，却一一用法律束缚，不让他们实行自己的意图，自古至今也没有能够治理好的。选取既不周详，使任既不合宜，任职又不长久，任事又不专责，还一一用法律束缚，所以即使贤者在位、能者任职，与不肖而无能者也几乎没有区别。正因如此，朝廷明知某人的贤能足以任事，只要资历次序不合，便不让他任事而贸然提拔；即使提拔了，士人仍不服。明知某人无能而不肖，只要没有被任事者弹劾为有罪，就不敢因为他不能胜任而贸然罢退；即使罢退了，士人仍不服。他确实不肖而无能，为什么士人还不服呢？因为所谓贤能者任职，与不肖而无能者任职，也没有什么区别。我先前所说的，不能把职事交给人，却没有设置不任事的刑罚来对待他们，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教育、供养、选取、任用人才，其中有一项不合乎正确的方法，就足以败坏天下人才，何况四项全都如此呢？这样一来，在位的不才、苟且、贪鄙之人多得数不清，而民间乡野之间也少有可任用的人才，本来就不值得奇怪。《诗经》说：“国虽不安定，有的圣明，有的昏昧；人民虽不富足，有的聪哲，有的善谋，有的严肃，有的能干。正如泉水流淌，不要一同陷入败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在位者的人才已经不足，乡里草野之间也少有可以任用的人才，那么岂只是实行先王的政事而不能做到而已，国家社稷的托付、封疆的守卫，陛下难道能够长久把上天的侥幸当作常态，而没有一天的忧患吗？汉代的张角，三十六万之众，在同一天起兵；所到之处的郡国，没有谁能识破并揭发他的谋划。唐代的黄巢横行天下，所到之处的将领官吏，没有敢同他抗拒的。汉、唐灭亡，祸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唐朝灭亡以后，逐渐衰落直到五代；武夫掌权，贤者隐伏消沉而不被发现，在位者再也没有懂得君臣之义、上下之礼的。当时，改易国家社稷，简直比下棋还容易，而百姓肝脑涂地，幸而没有转死沟壑的人没有几个。人才不足，祸患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公卿大夫没有谁肯替陛下长远谋虑、考虑后患，为宗庙万世筹划，我私下对此感到困惑。从前晋武帝只顾眼前应付，不替子孙作长远谋划；当时在位者也都苟且迎合、偷安取容，风俗荡然无存，抛弃礼义、舍弃法制，上下都犯同样的错误，却没有人认为不对。有识之士本来知道它必将导致动乱，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沦为夷狄统治达二百多年。我恭敬地想，三庙祖宗的神灵把天下托付给陛下，本来是要使他们万世享受祭祀，并且永远庇护百姓。我希望陛下鉴戒汉、唐、五代所以动乱灭亡的原因，惩戒晋武帝苟且因循的祸患，明诏大臣，思考用什么陶冶造就天下人才，以谋划筹虑，以计策安排，逐步实行，使之适合当世的变化，而不辜负先王的意旨，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多得用不完。人才多得用不完，陛下还有什么求取不到、什么愿望不能实现呢？用谋略筹划，按计策安排，逐步实行，那么造就天下人才就很容易了。我起初读《孟子》，看到孟子说王政容易实行，心里认为确实如此。后来看到他同慎子讨论齐、鲁的土地，认为先王建立国家，大体不过方圆百里；如果今天有王者兴起，那么各诸侯的土地，有的千里，有的五百里，都将削减，直到数十里、百里才停止。于是我怀疑孟子虽然贤明，仁德智慧足以统一天下，又怎么能不以兵革胁迫，使拥有数百里、千里的强国，一旦之间就肯削减其土地的十分之八九，使它们同先王时代的诸侯相近呢？后来看到汉武帝采用主父偃的策略，下令诸侯王把封地分别推恩封给子弟，而由汉朝亲自确定他们的名号，随即分别隶属于汉朝。于是诸侯王的子弟各自都有分封的土地，而势力强、土地大的诸侯，最终因分割而变得弱小。这样以后我才知道，用谋略筹划，按计策安排，逐步实行，那么大的固然可以使它变小，强的固然可以使它变弱，却不至于造成倾覆、震惊、变乱和败亡的祸端。孟子的话并不过分。何况如今想要改革更张，形势并不像孟子所设想的那样困难。所以我说：用谋略筹划，按计策安排，逐步实行，那么事情就非常容易了。

译然而先王治理天下，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而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而担心自己不努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却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人的性情，所希望得到的是善行、美名、尊贵的爵位和丰厚的利益，而先王能够掌握这些来面对天下士人。天下士人中有能够遵循先王之道来治理国家的，就把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全都给他们。士人没有能力也就罢了，只要有能力，谁肯舍弃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而不自我勉励来成为有才干的人呢？所以说，不担心人们不肯做事，只担心人们没有能力。什么叫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却担心自己不努力？先王用来对待人的法度已经完备，除非是下等愚昧、不可改变的人，没有不能趋赴实行的。然而如果不用至诚恻怛之心来谋划，不努力实行并率先垂范，就没有人能以至诚恻怛之心来响应。因此说，不担心人们没有能力，只担心自己不努力。陛下如果确实有意造就天下人才，那么我只希望陛下努力罢了。我又考察朝廷往日想要有所施行、改革时，开始筹划利弊没有不周密的；只是有一类迎合流俗、企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非难它，事情便停止而不敢实行。法度一旦建立，就不会有人独自得到侥幸。因而先王的政事虽然足以使天下受益，但在承受弊政败坏之后、侥幸之风盛行之时，创立法令制度从来没有不艰难的。假如创立法令制度时，天下那些企求侥幸的人也顺从而欢悦地趋向它，没有一点抵触，那么先王的法度至今仍会保存而不废弃。正因为创立法令制度艰难，而侥幸之人不肯顺从欢悦地趋附，所以古人想要有所作为，从来没有不先用征讨诛罚，然后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诗经》说：“征伐它，整治它，断绝它，忽略它，四方因此没有违逆。”这是说文王先行征讨诛罚，然后取得天下人的拥戴。先王想建立法度来改变衰败的风俗、成就人的才干，即使有征讨诛罚的困难，也仍然忍耐着去做，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到了孔子，以平民身份游历诸侯，所到之处便使君臣抛弃原有习惯，违背原来顺从的事，扶强抑弱，忙忙不安，最终困于排斥驱逐。然而孔子始终不改变自己的做法，认为不这样就不能有所作为。孔子所坚持的，大概同文王的意旨相同。处在上位的圣人，没有比文王更伟大的；处在下位的圣人，没有比孔子更伟大的。而他们想有所施行、改革，事情大概就是这样。如今拥有天下的形势，处在先王的位置，创立法令制度，并没有征讨诛罚那样的困难。即使有企求侥幸的人不高兴并非难它，也本来敌不过天下顺从欢悦的人多。然而只要有一两句流俗的、企求侥幸者不高兴的话，就停止而不敢实行，这是糊涂。陛下如果确实有意造就天下人才，那么我还希望陛下果断实行罢了。用谋略筹划，按计策安排，逐步实行，又勉励他们使之成功，以果断来决定；这样做了却仍不能造就天下人才，那么据我所知，大概从来没有这种情况。然而我所说的，是流俗所不谈论的；如今的议论者认为它迂远空疏而陈旧。私下看近世士大夫，有愿意竭尽心力、耳目来辅助朝廷的；他们的意图不是只计较一切利害，就是认为那是当世能够实行的。士大夫已经凭这些迎合世俗，朝廷从天下士人那里求取的，也不过如此。至于重大伦理、根本法度和礼义方面，先王努力学习并守持的东西，大概都顾不上了。一旦有人谈到这些，众人就聚集嘲笑他，认为迂远空疏。如今朝廷全心放在一切利害事务上，在细碎文书之间设置法令，已经不是一天了；但成效也已经可以看见了。那么所谓迂远空疏而陈旧的道理，希望陛下也能稍稍留意考察。过去唐太宗贞观初年，人人各持异议，像封德彝一类人，都认为不杂用秦、汉的政事，就不足以治理天下。能够思考先王之事来启发太宗的，只有魏文正公一人。他所施行设置的，虽不能完全符合先王的意旨，但大体可以说相合。所以能在几年之内使天下几乎达到安定太平，中国安宁，蛮夷顺服。自三王以来，从没有这样盛大的时代。唐太宗初年，天下的风俗仍同今天一样；魏文正公的言论，本来就是当时所谓迂远空疏而陈旧的东西。然而成效却如此。贾谊说：“如今有人说德教不如法令，为什么不引商、周、秦、汉来观察呢？”这样看来，唐太宗的事也足以作为证明。我有幸因职务回来向陛下报告，不自知才力低下、无法称职，却敢谈及国家的大体，是因为我承蒙陛下任用，理应回来报告。我私下认为，在位的人才不足，不能符合朝廷任用的本意；朝廷任用天下士人的办法，有的也不合道理，使士人不能充分发挥才干。这也是我出使所涉及的事情，是陛下应当先听闻的。若放下这些不说，只罗列一两件利害小事来玷污陛下的聪明，最终又对世道没有补益，就不是我竭诚侍奉陛下的本意。恭敬地希望陛下详细思考，择取其中适当的意见，那将是天下的大幸。○王介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臣先前承蒙陛下询问本朝享国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臣见识浅陋，错误地承受圣上的询问，当时迫于日晷将尽，不敢久留，言语未能全部说完，便辞退了。私下想到圣上问及此事，是天下的福分；臣却没有进献一句话，这不是近臣侍奉君主的道义，所以冒昧地粗略陈述一些。恭敬地想，太祖亲自具有上等智慧和独到明见，周详了解人物的真伪；指挥和托付事务，一定能使人尽其才；变更设置和施行政令，一定符合事务的需要。因此能够驾驭将帅，训练整饬士卒，对外抵御夷狄，对内平定中原。于是革除苛重赋税，停止暴虐刑罚，废除强横的藩镇，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亲自以简朴节俭为天下先导。他在发布政令之间，一心把使百姓安定获利作为要务。太宗以聪明勇武继承他，真宗以谦逊仁厚守成，直到仁宗、英宗，没有谁有放纵失德的行为。这就是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原因。

译仁宗在位年数最长，我当时实际充任侍从官，亲见政事施行的始末。现在试为陛下陈述其中一二；陛下详细选择其中可取的，也足以作为今日的借鉴。恭敬地想，仁宗作为君主，仰畏上天，俯畏人民，宽厚仁慈、恭敬节俭，都是出于自然。他忠诚宽恕、诚实笃厚，自始至终如一，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役，从未无故杀一人。审断刑狱务求使人活命，尤其厌恶官吏残酷扰民；宁可向夷狄屈己弃财，始终不忍用兵。刑罚公平公正，奖赏厚重而守信。他采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不被偏执专门的谗言蒙蔽。借助众人的耳目，提拔举荐疏远之人，同时实行连坐之法。于是从监司官直到州县官吏，没有谁敢暴虐残酷、擅自征调，来伤害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蛮夷便没有发生大的变乱，边地百姓的父子、夫妇得以免于战死，中原百姓安逸繁衍直到今天，都是从未无故发动一次战役、无故杀一人，审断刑狱务求使人活命、特别厌恶官吏残扰，宁可向夷狄屈己弃财而不忍用兵的结果。大臣、贵戚、左右近习，没有谁敢强横犯法；他们自我尊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乡里平民，这是刑罚公平公正的效果。招募天下勇猛强悍、横暴狡猾的人来充军，几乎达到百万；若不是有良将统领防御，图谋变乱的人便会被击败。聚集天下财物，虽有文书账籍交给府史掌管，若不是有能干的官吏来稽查考核，断盗案件便会被揭发。遇到凶年饥岁，流民塞满道路，死者相互枕藉，而抢劫掠夺的人总会被捕获。这是奖赏厚重而守信的效果。大臣、贵戚、左右近习，都不能大肆擅自操纵威福、扩张私人的货赂；一有奸邪，立即就会上报。贪婪邪恶、强横狡猾的人，即使偶尔被任用，也从未能长久。这是采纳任用谏官、御史，公开听取、全面观察而不被偏执谗言蒙蔽的效果。从县令、京官直到监司、台阁，升迁擢用的职位，虽然不可能全都得到合适的人，但当时所谓的才士，也很少有被蒙蔽堵塞而不被发现、举荐的。这是借助众人的耳目，提拔举荐疏远之人，同时实行连坐之法的效果。仁宗升遐那天，天下号哭悲恸，如同死了父母。这是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出于自然，忠诚宽恕、诚实笃厚始终如一的效果。然而本朝历代沿袭末俗的弊病，却没有亲近友爱群臣的议论。君主早晚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女子；出宫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碎事务，从来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度，并把它施行于天下。一切顺任自然的情势，而精神没有充分运用；名与实之间，也有所不能辨察。君子并不是没有受到尊重，但小人也能混杂其中；正当的言论并不是不能被容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凭诗赋、记诵来求取天下士人，却没有学校培养成就人才的办法；凭科举名次和资历来安排朝廷职位，却没有官府考核试验的办法。监司没有负责检察的人，守将不是经过选择的官吏。调动迁徙过于频繁，既难以考核功绩；而游谈之人众多，因而能够混淆真相。互相结交、培养声望的人，多能得到显要官职；独立营办职务的人，有的反而受到排挤阻抑。所以从上下都只是苟且偷懒、求取容身罢了，即使有能干的人在职，也同庸人没有区别。农民被徭役拖累，却从未特别得到救济抚恤，也没有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土、发展农业利益。士卒混杂着疲弱老兵，却从未申令训练，也没有选择将领并长期授予他边疆职权；宿卫则聚集卒伍中无赖之人，仍没有办法改变五代以来姑息羁縻的风气。宗室没有真正实行教育和选举，也没有办法符合先王亲疏有别、恩礼隆杀适宜的原则。至于治理财用，大体没有法度，所以虽然节俭，百姓却不富裕；虽然忧劳勤勉，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处在夷狄昌盛强大的时代，又没有尧、汤时期那样的水旱灾变，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说是人事，也有上天的帮助。大概历代圣君相继，仰畏上天，俯畏人民，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忠诚宽恕、诚实笃厚，这就是他们获得上天帮助的原因。恭敬地想，陛下亲具上圣的资质，继承无穷的基业，知道上天的帮助不能永远依靠，也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那么大有作为的时机正在今天。臣不敢贸然放弃阐明道理的责任，而苟且逃避触犯忌讳的惩罚；恭敬地希望陛下幸而宽赦并留意此事，那就是天下的福分。请陛下裁夺。○王介甫《进戒疏》臣某冒死拜了两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私下认为，陛下服丧期满，按照经义考察，正是群臣进言劝戒的时候；臣忝居近臣之职，职责上应当首先有所进言。我听说孔子谈治理国家，先说放弃郑国的淫靡音乐，然后说远离奸佞之人；仲虺称颂商汤的德行，先说不亲近声色、不积聚财货，然后说任用人只凭自己。大概是认为不让耳目沉溺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才能专心用志；能够专心用志，然后才能明白地看清事理；能够明白看清事理，然后才能识别人；能够识别人，然后奸佞之人就可以被疏远，忠臣良士和有道德的君子便会一类类进用，得到机会尽心竭力，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也就很容易了。至于君主即使有超越常人的才干，却不能及早戒除耳目的欲望，以至过失差错扰乱内心思考的事情，那么用志就不专一；用志不专一，见理就不明；见理不明，邪说和偏邪的行为必然窥伺间隙、乘危而起，那么走向危乱难道还困难吗？恭敬地想，陛下即位以来，还没有声色玩好方面的过失传到外界。然而孔子这样伟大的圣人，尚且认为到了七十岁以后才敢放任心意所欲；如今陛下正当盛年，享受天下所供奉的丰厚奉养，足以感动改变耳目之情的事物实在不少。因此臣预先忧虑的事情，也正是陛下应当深切戒备的地方。上天造就圣人的资质非常吝惜，世人遇到圣人的时代也极其困难。上天既然把圣人的资质交付给陛下，世人也将希望在这个时代得到圣人的恩泽。恭敬地希望陛下爱惜自身来成就德行，自我勉励来成就功业，使后世不失去圣人的名声，使天下都蒙受陛下的恩泽，这难道不是值得期望的事情吗？臣愚笨而忧思不尽，只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狂妄，幸而赐予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