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译卷十六。韩退之《禘祫议》。右，现奉本月十六日的敕旨，应当命令百官议论，限五日内上奏。将仕郎、守国子监四门博士臣韩愈恭敬地献上议论说：臣以为，陛下追念祖宗的孝心，严肃恭敬地办理祭祀事务，凡是需要议论的事情，不敢独断专行，始终寻求其中正之道，广泛征询群臣的意见。然而礼制文字繁杂冗长，各人所坚持的不同；自建中初年以来直到今年，多次举行禘祫祭祀，却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从行办法。臣有幸生逢圣明时代，沉浸在恩泽之中，虽然身份卑微不够资格参与议论，但报效忠诚的心情十分迫切。现在姑且先列举众议中不正确的地方，然后申明臣的主张。第一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永远收藏在夹室。”臣认为不可。禘祫，就是合祭。已经毁去庙的神主，都应当在太祖庙中合祭。献祖、懿祖二位祖先，就是已经毁庙的神主，如今即使收藏在夹室，到了禘祫的时候，难道能不在太庙中受祭吗？名义上说是“合祭”，却不祭祀二祖，就不能称为合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第二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毁掉并埋葬。”臣又认为不可。臣谨按《礼记》，天子建立七庙、一个坛、一个墠；那些已经毁去庙的神主，都收藏在祧庙中，即使经过百代也不毁掉，举行祫祭时就陈列在太庙中享祭。自魏、晋以后，才开始有毁掉并埋葬神主的议论，这件事没有经典依据，最终不能施行。如今国家德泽深厚、流传光大，创立九庙；按照周代制度推论，献祖、懿祖二祖还处在坛、墠的位置，何况要毁掉并埋葬，而不在禘祫时祭祀吗？第三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分别迁到各自的陵墓。”臣又认为不可。二祖在京师祭祀、列入太庙，已经有二百年了。如今一旦把他们迁走，难道只是让人听了疑惑吗？恐怕二祖的神灵眷恋迟疑，不能立即在下国享受祭祀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日〕 第四种说法是：“献祖、懿祖的神主，应当附置于兴圣庙，而不参加禘祫祭祀。”臣又认为不可。《传》说：“祭祀时要如同祖先在场。”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按亲属关系说，他是献祖、懿祖的子孙。如今想要确定其子面向东方的尊位，却废止他父亲参加大祭的资格，本来就不能作为典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日〕 第五种说法是：“献祖、懿祖二祖，应当在京师另外建立庙宇。”臣又认为不可。礼制有逐渐降低的等级，亲情也有逐渐减弱的次序。因此，离开正庙就称祧庙，离开祧庙就称坛，离开坛就称墠，离开墠就成为鬼神；随着世代渐远，祭祀也越来越稀少。从前鲁国建立炀宫，《春秋》认为这是错误的，因为不应当把已经毁掉的庙、已经收藏的神主重新建宫祭祀。现在所议论的事情，正与此相同。又即使违背礼制建立庙宇，到了禘祫时，若合祭就没有适当的位置，若废止祭祀则在道义上说不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日〕 这五种说法，都不可行。因此臣广泛采集前人的见解，寻求折中的办法。臣认为，殷代的祖先元王、周代的祖先后稷，在太祖之上的都各自称帝；而且他们距今世代已经久远，不再祭祀，所以太祖能够处在面向东方的正位，子孙依次列入昭穆之列。《礼》中所说的，大概只是记载当时适宜的制度，并不是传给后代永远遵守的法则。《传》说：“儿子即使齐圣，也不能先于父亲受祭。”这是说儿子应当对父亲退让。景皇帝虽然是太祖，但按他同献祖、懿祖的关系说，也是子孙。举行禘祫时，献祖应当居于面向东方的尊位，景皇帝应当列入昭穆之列。祖先因孙辈而尊贵，孙辈因祖先而退让；从神灵的道理推求，难道会远离人情吗？况且日常祭祀很多，合祭很少，这样太祖退让的祭祀很少，而伸张其尊位的祭祀很多。与其伸张孙辈的尊位而废止祖先的祭祀，不也顺理成章吗？事情不同于殷、周，礼制也应随之变化，这并不是失礼。臣以为，制定礼制、制作乐章，是天子的职责。陛下如果认为臣的议论有可采纳之处，大体符合天意，就应当裁断施行；这样才算制定了礼制。如果认为其中还有可疑之处，请召臣当面答对，让臣当面陈述得失，希望能够有所阐明。谨此议论。韩退之《复仇议》。右，臣恭敬地奉行本月五日的敕令：“关于复仇：按照《礼》的经文，复父仇便是与天下不能共存；按照法令，杀人者处死。礼、法两件事，都是王道教化的端绪，如今有这样的异同，必须借助论辩加以说明。应当命令都省召集议论，向皇帝上奏。”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论说：臣以为，儿子为父亲报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于《周官》，还见于诸子百家和史书，不胜枚举，从没有说这是错误并因此治罪的。按理说法律最应当详细规定这一条，但法律却没有相关条文。这不是文字缺漏，而是因为如果不允许复仇，就会伤害孝子的内心，违背先王的教诲；如果允许复仇，人们又会借法律之名擅自杀人，无法禁止这种祸端。法律虽然本于圣人，但执行法律的是主管官吏。经典明确说明的，是用来约束主管官吏的。把复仇的道理在经典中反复说明，却把具体条文深藏在法律中，意思大概是要让执法官吏只按法律裁断，而通晓经术的人可以援引经典加以议论。《周官》说：“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死者不得报仇；如果报仇，就处死。”这里的“义”，是适宜的意思。也就是说，杀人而不合乎适宜原则的，儿子可以报仇。这是百姓之间相互报仇的情形。《公羊传》说：“父亲没有罪，不应当受诛，儿子可以报仇。”所谓没有受诛之罪，是说罪行不应当处死。“诛”是上级施加于下级的说法，不是百姓之间互相杀害的说法。《周官》又说：“凡是要为仇敌报仇的人，应先向士官登记；杀死仇敌不定罪。”意思是准备复仇，必须先向官府报告，这样才无罪。如今陛下留意典章制度，想制定确定的制度，既顾惜主管官吏依法办事，也怜悯孝子的心情，不愿独断专行，因而征询群臣的意见。臣愚昧地认为，复仇的名称虽然相同，事情却各有不同：有的是百姓之间相互报仇，如《周官》所说，这是今天可以讨论的；有的是被官府诛杀的人，如《公羊传》所说，这在今天不能实行；又有《周官》所说的，准备复仇时先向士官报告，这样杀仇敌才无罪。至于孤儿、幼童、羸弱之人，怀抱微小的志向，伺机等待仇人的疏忽，恐怕不能亲自向官府申报，不能用一种固定办法来裁断。既然如此，杀死或赦免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制定制度说：“凡有为父报仇的人，事情败露后，详细说明事情经过，申报尚书省；尚书省召集群臣议论，上奏皇帝，酌情处理。这样，经义和法律就都不会失去本旨。” 谨此议论。

译韩退之《论佛骨表》。臣某说：臣以为，佛教只是夷狄的一种宗教罢了。从后汉时才流传到中原，上古从来没有佛教。过去黄帝在位一百年，享年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享年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享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享年一百零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享年一百一十八岁；帝舜和禹，享年也都是一百岁。那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长寿，然而中原还没有佛教。后来殷汤也活到一百岁，汤的孙子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没有说他们究竟活了多少岁，推算他们的年数，大概也都不少于一百岁。周文王活了九十七岁，武王活了九十三岁，穆王在位一百年；这时佛法也还没有传入中原，并不是因为信奉佛教才达到这样的结果。汉明帝时才开始有佛法，明帝在位也只有十八年。此后战乱和灭亡接连发生，国运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奉佛越来越虔诚，国祚却更加短促。只有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布施给佛，宗庙祭祀不用牲畜，整天只吃一餐，只吃采来的果实，后来终于被侯景逼迫，饿死在台城，国家也很快灭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五岁〕 侍奉佛教求取福报，反而更加招来祸患。由此看来，佛是不值得奉事的，也就可以知道了。高祖刚接受隋朝禅让时，曾经商议要废除佛教。当时群臣的才识短浅，不能深刻了解先王之道和古今的适宜，不能推阐圣明来挽救这种弊病，这件事于是停止了。臣常常为此遗憾。臣恭敬地认为，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没有可以相比的人。陛下即位初年，就不准许把人度为僧尼道士，也不准许新建寺观。臣常常认为，高祖的志愿一定能在陛下手中实现。如今即使不能立即实行，难道可以放任它，使佛教反而更加兴盛吗？现在听说陛下命令众僧到凤翔迎接佛骨，登楼观看，把它抬进宫内，又命令各寺轮流迎接供养。臣虽然极其愚昧，也一定知道陛下并不是被佛教迷惑，才作这样的崇奉以求福祥；只是因为年成丰收、百姓安乐，顺从众人的心意，为京城士人百姓设置奇异的景观和供人玩赏的物件罢了。像陛下这样圣明，哪里肯相信这些事情呢！然而百姓愚昧蒙昧，容易受迷惑而难以明白道理；如果看见陛下这样做，就会认为陛下是真心奉佛，都会说：“天子这样圣明，尚且一心敬信佛教；我们百姓是什么人，难道还应该吝惜身体性命吗？”于是烧灼头顶、焚烧手指，成百上千人聚成一群；脱下衣服，散尽钱财，从早到晚不停。人们互相仿效，只怕落在后面。老人和孩子奔波往来，丢弃自己的产业和事务。如果不立即加以禁止遏制，等佛骨再经过各寺，必定会有人砍断手臂、割裂身体来作为供养。伤害风俗、败坏教化，并且传遍四方成为笑柄，不是小事。佛本来是夷狄之人，同中原语言不通，服饰制度不同；口中不说先王的规范言语，身上不穿先王的法定服饰，不懂君臣之间的义理，也不懂父子之间的亲情。假如他的身体至今还在，奉本国命令来朝见京师，陛下容纳并接待他，不过是在宣政殿见一次，设一次礼宾宴会，赐给一套衣服，护送他出境，不让他迷惑众人罢了。何况他的身体已经死去很久，只是枯朽的骨头、凶恶污秽的遗留物，哪里适宜让它进入宫禁？孔子说：“敬重鬼神，却要远离它们。”古代诸侯到别国吊丧，尚且要让巫祝先用桃枝和苕帚驱除不祥，然后才能进去吊丧。如今无缘无故取来腐朽污秽之物，亲自前往观看，巫祝没有先行驱邪，桃枝苕帚也没有使用，群臣不说这是错误，御史不指出其中的过失，臣实在为此感到羞耻。请求把这块骨头交给主管官员，投入水中或火中，永远断绝根本，消除天下人的疑惑，断绝后代人的迷惑，使天下人知道大圣人的作为远远超出寻常之人，岂不是盛大的事情，岂不是痛快的事情吗！佛如果有灵，能够降下灾祸，那么一切灾殃罪咎，都请加在臣身上。上天明察，臣绝不怨恨后悔。臣感激恳切至极，无法胜任，谨奉上此表以闻。

译韩退之《潮州刺史谢上表》。臣某说：臣因为狂妄、刚愎愚昧，不懂礼法制度，上表陈述佛骨之事，言语涉及不敬，若按罪名定罪，死一万次也罪不容诛。陛下怜悯臣愚昧而忠心，宽恕臣狂直，认为臣的话虽然可以获罪，内心却没有别的意图，特意屈尊减轻刑法，任命臣为潮州刺史。臣既免于刑罚诛杀，又获得俸禄供给，圣恩宏大，天地也无法衡量；即使破脑剖心，又哪里足以报谢！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于正月十四日承蒙恩命，授任潮州刺史。当日便奔驰上路，跋涉岭海，水陆行程万里，于本月二十五日到州任职完毕。臣同官吏和百姓等相见，详细说明朝廷政治清平，天子神圣，威武慈仁，像养育子女一样抚养亿万百姓，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即使身在万里之外、岭海边远之地，也同在京畿、宫阙之下一样受到对待。有善行一定能上达天听，有恶行一定会被察见。陛下早朝很早、晚朝很晚，谨慎勤勉，只怕四海之内、天地之间有一件事不能各得其所。所以派遣刺史亲自询问百姓的疾苦，如果有不便之处，可以上报朝廷。国家的法令制度完备，治理已经很久；地方长官奉行诏令条文，违犯的人很少。即使身在蛮荒之地，也没有不安定的。百姓听到臣称颂圣德，只知道鼓舞欢呼，不必劳烦朝廷施政，坐享无事。臣某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臣所管辖的州，在广州府最东边的边界上，距离广州府虽然说只有二千里，但往来通常都要经过一个月。经过海口，顺流而下遇到险恶水道，波涛和急流猛烈，难以计算行程期限。飓风、鳄鱼，灾祸不可预测。州的南面靠近边界，涨起的海水连接天际。毒雾和瘴气，早晚都发作。臣从小多病，年纪刚五十岁，头发白了，牙齿掉了，按道理也活不了多久。加上所犯的罪过极重，所处的地方又极其遥远险恶，忧虑惶恐、惭愧惊悸，不知哪一天就会死亡。孤零零一人，朝廷中没有亲近的党援，居住在蛮夷之地，与魑魅为伍，如果不是陛下哀怜并挂念臣，谁肯替臣说话呢？臣天性愚钝浅陋，对人情世故有许多不通晓之处，只是酷爱学问文章，从未有一天稍微废弃，确实受到当时同辈的推许。臣在当时的文章中，也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至于论述陛下的功德，使之同《诗》《书》相互辉映：创作歌诗，在郊庙中进献；记载泰山封禅，刻在白玉版牒上；铺陈上天所赐的宏大美善，宣扬前所未有的伟大功绩。把它编入《诗》《书》的篇章而不感到惭愧，放置在天地之间而没有亏欠，即使让古人复生，臣也不肯多让他们。臣以为，大唐承受天命而拥有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称臣服属的。南北东西，各地相距万里。自天宝以后，政治稍有懈怠，文治不够优良，武功也不够强盛。奸臣和奸恶的属吏，像蛀虫一样盘踞、像棋子一样分布，互相摇动毒害、自我防守，表面顺从而内心叛逆，父亲死了儿子继承，祖父死了孙子继承，像古代诸侯一样，擅自占有自己的土地，既不进贡也不入朝，延续了六七十年。经过四位圣君相传，直到陛下。陛下即位以来，亲自听理政务，使乾坤旋转、枢纽开合；行动如雷霆、迅疾如风，日月般清明照耀。天子兵威所指，没有不安定顺服的；在广大天地之下，百姓生息，政治达到极致。高祖创立天下的制度，功劳很大，但治理还没有达到太平；太宗时已经太平，可是建立大功的根基都在高祖时期，不像陛下承接天宝之后、接续积弊六七十年的局面，却赫然兴起，面向南方发号施令，取得这样巍巍的治国功业。应当制定乐章，把功业告知神明；向东巡行泰山，向皇天奏告功绩；详细记载显著的功劳，明白显示得意之事，使后世永远奉行我朝的成就。这正是所谓千载难逢的时机，是不可再遇的美好盛会。然而臣背负罪过、遭受祸患，被拘禁在海岛，忧愁叹息，每日都迫近死亡，竟不能在朝廷侍从和近臣之中献上微薄技艺，竭尽心思和精力来赎自己的罪过。臣怀着彻骨的痛苦，直到穷尽上天，死后也不能闭眼；遥望宫阙，魂魄仿佛飞去。臣恭敬地希望皇帝陛下如天地父母一般，哀怜并体恤臣。臣感恩、眷恋朝廷、惭愧惶恐而恳切迫切到了极点。谨附上此表陈述谢意，敬请圣上知悉。柳子厚《驳复仇议》。臣恭敬地听说，天后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他的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死，徐元庆最终亲手杀掉父亲的仇人，然后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杀死徐元庆，却在他的乡里为他立表彰的门闾，并且请求把这件事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典制。臣私下唯独认为这是错误的。臣听说，礼制的根本在于防止祸乱，好比说不要做贼作恶，凡是做儿子的杀人都不赦免；刑法的根本也在于防止祸乱，好比说不要做贼作恶，凡是执掌治理的人杀人都不赦免：它们的根本相同，运用却不同，表彰和诛杀不能同时并行。诛杀应当表彰的人，这叫滥杀，是严重地滥用刑罚；表彰应当诛杀的人，这叫僭越，是严重地破坏礼制。如果把这种做法示范给天下，流传给后代，趋向正义的人将不知道应当走向哪里，躲避祸害的人也不知道应当立足何处。把这种做法作为典制，可以吗？圣人制定制度，大概是穷究事理来确定赏罚，根据人情来端正褒贬，始终统一于一个原则罢了。假如能够查验事情的真伪，考察是非曲直，追溯事情的起因而寻找源头，那么刑法和礼制的适用就会清楚地分开。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陷入公罪，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私怨，逞强施展官吏的威势，残害无罪之人，州牧不知道他的罪行，执掌刑法的官员也不查问，上下官员都蒙蔽隐瞒，冤声呼号无人听见，而徐元庆能够把父仇未报视为与天共存的大耻，以枕戈待敌为合乎礼义，处心积虑，刺向仇人的胸膛，坚定自守，即使因此死去也没有遗憾，这就是遵守礼制、实行正义。执掌政事的人应当感到惭愧，连向他道歉都来不及，又怎么能诛杀他呢？

译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实有罪，赵师韫的诛杀又不违背法律，那么他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法律难道可以仇恨吗？仇视天子的法律，杀害奉行法律的官吏，这是悖逆骄横、凌犯上级。逮捕并诛杀他，正是为了端正国家法典，又怎么能表彰他呢？况且陈子昂的议论说：“人一定有儿子，儿子一定有父亲。亲人之间彼此仇杀，这种乱局谁来救治？”这实在是对礼的理解太迷惑了。礼所说的仇，是指冤屈沉痛、呼号而无人申诉的情形，不是指触犯法律、陷入大罪的人。却说“他杀了父亲，我就杀他”，不议论是非曲直，只是欺凌寡弱、威胁弱者罢了，这样违背经典、背离圣人，不是太严重了吗！《周礼》说：调人掌管天下人的仇怨；凡是杀人而合乎义的，命令死者不得报仇，报仇就处死；如果有人反过来杀死报仇者，国家和各国都要共同仇视他。这样又怎么会有亲人之间相互仇杀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不应当受诛，儿子可以复仇；父亲确实应当受诛，儿子却复仇，这就是连续杀人的做法。复仇并不能消除祸害。如今如果用这个原则裁断双方相互杀害的案件，就合乎礼制了。况且不忘记仇恨，是孝；不吝惜死亡，是义。徐元庆能够不超越礼制，实践孝道而死守义节，他一定是通达事理、听闻圣道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一个通达事理、听闻圣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来对抗吗？议论者反而把他作为应当杀戮的人，滥用刑罚、破坏礼制，这种做法不能作为典制，已经很明白了。请把臣的议论下发并附入法令；今后审断这类案件，不应当按照前一种议论办理。谨此议论。卷十七。欧阳永叔《论台谏言事未蒙听允书》。臣听说，自古以来拥有天下的君主，没有不想成为善于治理的君主，却常常到了天下大乱的地步；没有不想成为英明的君主，却常常到了昏庸的地步。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忧虑多疑而刚愎自用。疑心在内心发动，视听就会受到外界蒙蔽。视听受到蒙蔽，忠臣和奸邪不能分辨，是非也就混乱了。忠邪不分、是非混乱，那么全国的臣子都可以怀疑。既然把臣子全都怀疑了，就必然只相信自己的见解。用疑惑混乱的心意，却又刚愎自用，必然多有失误。失误多了，国家的忠臣必然依据道理来争辩。争辩得不激烈，君主的意志难以扭转；争辩得激烈，又会激起君主的怒气，使他刚愎自用的念头更加坚定。这样一来，君臣便争强斗胜，于是奸邪谄媚的臣子得以乘隙而入，迎合君主的旨意和心意，把是说成非，把非说成是，只要是君主所想要的，就跟着帮助他。君主正在同臣子争强斗胜时，得到一个顺从自己心意的人，便喜欢他帮助自己，而忘记他是奸邪之人，于是同他合力拒绝忠臣。君主拒绝忠臣而信任奸邪，天下没有不混乱的，君主没有不昏庸的。自古以来，君主用心，并不是厌恶忠臣而喜欢奸邪，也不是厌恶治理而喜好混乱，也不是厌恶英明而想要昏庸，而是因为喜欢怀疑、刚愎自用，想同臣下争强斗胜。假使做君主的能够豁然消除疑心，收回刚愎自用的意念，那么奸邪之臣就会远离，忠言就会进入。忠言进入，聪明才智就不会受到迷惑，万事都能处理得当，使天下尊奉他为英明的君主，万世仰望他为善治的君主，难道不是君臣都荣耀而快乐吗？这同拘守己见、同臣下争强斗胜，内心越来越劳苦、事情却越来越迷惑相比，相差太远了！臣听说《尚书》记载仲虺称赞成汤的德行说：“改正过错毫不吝惜。”又告诫成汤说：“刚愎自用，见识就会狭小。”成汤是古代的圣人，也不能没有过错，但能够改正过错，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以成汤的聪明才智，他所做的事不至于荒谬乖戾，然而仲虺仍然告诫他不要刚愎自用。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君主，只有能够改正过错而不敢刚愎自用，才能成为善治的君主、英明的君主。臣私下看到宰臣陈执中，自从担任执政以来，不符合人们的期望，屡次有过失和罪恶，招致人们的非议。然而陈执中拖延至今，仍然玷居宰府。陛下忧勤恭俭、仁爱宽慈，这是尧、舜的用心。推想陛下的用心，天下本来早就应该达到大治了；可是国家的纲纪一天天败坏，政令一天天乖乱，国家一天比一天贫困，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流民遍野，滥官满朝。这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是因为陛下任用宰相没有选对人。近年来，宰相多因过失被言官弹劾罢免，陛下却没有醒悟是宰相不是合适的人，反而怀疑言事者喜欢驱逐宰相。疑心一产生，视听就受到迷惑，于是形成刚愎自用的念头，认为宰相应当由君主自己罢免，不可以因为言事者的意见而罢免。因此宰相即使有很大的罪恶和明显的过错，陛下仍委曲迁就而容忍他；他虽然惶恐不安、自己想求去，陛下仍委曲迁就而挽留他；即使天灾水旱，饥民流离，尸体遍布道路，也全都无暇顾及，仍委曲迁就而任用他。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想压制言事者罢了。言事者有什么对不起陛下的呢？假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体恤人们的议论，把天下的事情交给一个不学无识、谗邪狠愎的陈执中而心甘情愿；言事者本来想对陛下有所补益，反而损害圣德的事情就会多起来。然而言事者的用心，本来并没有料想到会达到这种地步，这都是由于陛下喜欢怀疑、刚愎自用而自我损害。如今陛下任用陈执中的意志越来越坚定，言事者攻击他也越来越激烈。陛下正想着怎样在言事者面前取胜，奸邪之臣便得以乘隙而入，必然有人迎合陛下的心意，说陈执中作为宰相，不可以因为小事驱逐，不能让小臣动摇；更严重的还会诬陷言事者，说他们想驱逐陈执中而任用别人。陛下正忧虑言事者上奏违逆圣听，却乐于听这种顺合心意的话，不再察知他们的奸邪而信任他们，所以拒绝言事者更加严厉，任用陈执中也更加坚定。以陛下万乘之尊，同几个言事的小臣较量、一定要取胜，假如圣意确实不可挽回，那么言事者也应当知道困难而停止。然而天下人和后世议论这件事的人，会说陛下拒绝忠言、庇护愚蠢的宰相，认为陛下是怎样的君主呢？前些天御史议论梁适的罪恶，陛下勃然震怒，使御史台空缺而驱逐他们。可是今天御史又敢于再次议论宰相，不躲避雷霆般的威势，不害怕权臣的祸患，这才是极其忠诚的臣子，是能够忘掉自身而爱护陛下的人。陛下却嫉恨他、厌恶他，拒绝他、排斥他。陈执中做宰相，使天下遭受水旱灾害、流离失所，公私都困乏枯竭；又不学无识，凭个人感情任意憎爱，任免调动错乱，招致朝廷内外的讥笑，家中的私事污秽恶劣，流传于道路之间，迎合心意、顺从旨意，专门做逢迎君主的事。这才是谄媚上司、傲慢下属、刚愎暴戾的臣子。陛下却爱护他、看重他，不忍心罢免他。陛下圣明睿智，群臣的善恶没有看不清的，不应当如此颠倒，只是由于言事者言辞过于急切，激成了陛下的疑惑罢了。陈执中不知廉耻，又出来处理政事，这不值得再说。难道陛下忍心因为陈执中而进一步损害圣德，使忠臣正士在圣明的时代闭口不言吗？臣希望陛下彻底回转心意，放下疑虑，察知言事者的忠诚，明白陈执中的过错；醒悟任人的错误，效法成汤改过的圣德；遵守仲虺关于不可刚愎自用的告诫，把御史前后的章疏全部交给外廷，议定并纠正陈执中的罪过，罢免他的政事职务，另行任用贤能之才，以使时务安定，以拯救百姓，以保全圣德。这样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以自身承受陛下的恩遇，职责在于参与谋议，心意急切而言辞狂率，罪过应当万死。○曾子固移任沧州经过宫阙时上殿所上的奏疏 臣听说，根基深厚的，势位就崇高；力量强大的，承担的责任就重大。因此，功德卓异，流布光辉、降赐福禄，绵延繁衍，长久而更加昌盛，这是上天与人事的道理，也是必然到来的征兆。然而自从有生民以来，能够达到这种地步的，没有比大宋更加隆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