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董子对贤良策一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隽，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褒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立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由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枯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申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人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甲“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煞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生，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惟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惟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
译卷二十一 ○董子《对贤良策》之一 制书说：朕有幸承受至尊的美德，把它传给无穷后世，施行到无边无际；责任重大，守成任务重，因此早晚不得安宁，长久思考万事的纲要，仍然担心有所缺失。所以广泛延请四方豪杰俊士，由郡国诸侯共同选举贤良、修洁、博学之士，想听闻大道的要领和最高深的理论。如今你们诸位大夫卓然成为被举荐者之首，朕十分嘉许。你们诸位大夫要精心尽意地思考，朕将垂听并询问你们。朕听说五帝三王的道，改变制作礼乐，就能使天下和洽，历代君王都这样做。虞氏的乐舞没有比《韶》更盛的，周代没有比《勺》更盛的。圣王已经去世，钟鼓管弦之声还没有衰绝，但大道逐渐衰微残缺，日益衰落，到了桀、纣那样的行径，王道就大大败坏了。五百年间，守持成法的君主、处在当权地位的士人，想效法先王的法度来辅助自己的时代的人很多，然而仍然不能恢复，日益衰败灭亡，直到后来的君王才停止；难道是他们所持守的操行有时悖谬而失去了根本吗？或者确实是上天降下的命运不能恢复，必定要推到极度衰败以后才停止吗？唉！那些勤勤恳恳、早起晚睡、努力效法上古的人，难道又将没有补益吗？三代受天命的征兆在哪里？灾异变化，又因什么缘由而发生？关于人的性情寿命，有的说由天命决定，有的说在于长寿或夭折，有的说在于仁厚或鄙陋；长期听闻这些说法，却没有照彻其中的道理。假如希望教化流行、法令施行，刑罚减轻而奸邪改变，百姓和乐，政事显明，那么应当修治整饬什么，才能使膏露降下、百谷丰登，德泽润及四海，恩泽达到草木，日月星辰光明完备，寒暑调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灵助，德泽洋溢，施及四方之外，延伸到众生呢？你们诸位大夫明白先圣的事业，熟悉风俗教化变化的规律和始终次序，讲论听闻高尚义理已经很久了，请把其中的明白道理说明给朕。要分条列出，不要杂乱，不要合并；从治国之术中取其要领，谨慎说明它的出处。如果其中有不正、不直、不忠、不到极致之处，因执掌事务而有所枉曲，就把它写下来而不要泄露；即使因此兴起于朕自身，也不要顾虑后来的祸害。你们诸位大夫要尽心尽力，不要有所隐瞒，朕将亲自阅览。仲舒回答说：陛下发布仁德的言论，下达明确的诏令，询问天命和人的本性，这些都不是愚臣所能完全回答的。臣谨按《春秋》考察其中记载的事情，并观察前代已经发生的事情，从中看天人与人事相互关联的情形，实在令人畏惧。国家将要发生违背正道的败亡时，上天就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人还不知道自我反省，上天又降下怪异现象来使人警戒恐惧；仍然不知道改变，伤害和败亡就会到来。由此可见，上天的本心是仁爱君主，希望制止他的祸乱。除非是极其严重地违背正道的时代，上天无不想扶持君主，使国家保全安定，事情只在于能否勉力而行罢了。努力学习，见闻就会广博，认识也会更加明白；努力实行正道，道德就会日益增长，并取得很大的功效：这些都是可以使局面转回正途并立即见效的事情。《诗经》说“早晚都不懈怠”，《尚书》说“努力啊，努力啊”，都是说要勉力而行。道，是通往治理天下之路；仁、义、礼、乐都是实现它的工具。所以圣王去世以后，子孙仍能长久安宁数百年，这全都是礼乐教化的功劳。新王还没有创制乐舞时，就采用适合当时社会的先王乐舞，用它深入教化百姓。不能掌握教化的实质，雅乐、颂乐就不能创制；所以君王功业成就后创制乐舞，是为了歌颂他的德行。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它改变民风很容易，使人受到教化的效果也很显著。所以声音发于和谐而根本出于感情，能接触肌肤，深入骨髓。因此，即使王道已经衰微残缺，管弦乐声却还没有衰败。虞舜氏不执政已经很久了，然而他的乐舞和颂歌遗留下来的风气仍有保存，所以孔子在齐国听到了《韶》。君主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定长存、厌恶危险灭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情况却很多，这是因为任用的人不是合适的人，所遵循的道路也不是正道，所以政治日益衰败灭亡。周道在幽王、厉王时衰落，并不是正道本身灭亡了，而是幽王、厉王不遵循它。到了宣王，他追念昔日先王的德行，振兴停滞的事业、补救弊端，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道鲜明地重新兴盛起来，诗人赞美他而作诗，上天也为他降下枯槁之外的祥瑞〔原文“枯”疑误〕，使贤能辅佐出生，后世称颂不绝，直到今天仍未停止。这是早晚不懈地行善所得到的结果。孔子说：“人能够弘扬道，而不是道来弘扬人。”所以政治的治乱、国家的兴废在于人自身；不是上天降下的命令不可挽回，而是人所掌握的事情违背谬误，失去了根本纲纪。臣听说，上天要大力奉立某人为王时，必定有不是人力所能招致、却自然到来的现象，这就是接受天命的符瑞。天下人同心归附他，就像归附父母一样，所以天降祥瑞以响应诚信而来。《尚书》说：白鱼跃入武王的船中，有火光降临武王的屋顶，流动着变成乌鸦〔“人于”疑为“入于”，“复于”疑有脱误〕；这大概就是接受天命的符瑞。周公说“复兴啊，复兴啊”〔原文“周公甲”疑有误〕，孔子说“有德的人不会孤立，一定会有邻助”，都是积累善行、累积德行的功效。到了后世，君主放纵逸乐而衰微，不能统治管理众生，诸侯背叛，残害百姓来争夺土地，废弃德教而任用刑罚；刑罚不得当，就会产生邪气。邪气积聚在下，怨恨恶意蓄积在上。上下不和，阴阳就会错乱失调，妖异灾祸便产生了。这就是灾异产生的缘由。臣听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人出生时所具有的本质；情，是人的欲望。有的人早夭，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这是经过陶铸熏陶而形成的，不能全都纯美，其中有治乱产生的因素，所以彼此不相同。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吹到草上，草一定倒伏。”所以尧、舜施行德政，百姓就仁厚而长寿；桀、纣施行暴政，百姓就鄙陋而短命。上面的教化影响下面，下面的人跟随上面的行为，就像泥土放在陶轮上，任凭陶工制作；又像金属放在熔炉里，任凭冶炼者铸造。“安抚他们，他们就来归附；感动他们，他们就和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臣谨按《春秋》的文字，探求王道的开端，得到的答案在于“正”。“正”排在王之前，“王”排在春之前。春，是上天所造成的；正，是君王所造成的。它的意思是说：上承接上天所作的事情，下面用正道来端正自己的作为，这就是王道的开端。既然如此，君王想要有所作为，就应当到上天那里探求它的开端。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埽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侏，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馀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馀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枯，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董子对贤良策二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彖，又云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馀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耗矣哀哉！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意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馀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译天道中最重要的是阴阳。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管杀伐，德主管生长。因此阳气常处在盛夏，负责生育养长；阴气常处在隆冬，积聚在空虚而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见，上天任用德而不任用刑。上天使阳气出来布施于上，主管一年的功业；使阴气潜伏于下，按时出来辅助阳气。阳气得不到阴气的帮助，也不能独自完成一年的生长。最终以阳气成就一年为名，这是上天的意旨。君王承接上天的意旨来办事，所以应当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罚不可用来治理天下，就像阴气不可用来成就一年的生长一样。治理政事却任用刑罚，是不顺应上天的，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如今废除先王施行德教的官职，只任用掌管法律的官吏来治理百姓，岂不是有意任用刑罚吗？孔子说：“不先教化就加以诛杀，叫作残虐。”把残虐的政治施用于下，却希望德教遍及四海，所以很难成功。臣谨按《春秋》所说“一元”的意义：“一”是万物所由开始的根本；“元”是文字中所说的“大”。把“一”称作“元”，是考察最大的开端，想要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究根本，却反过来从最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应当端正自己的内心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四方端正，远近没有谁敢不统一归于正道，邪气和奸邪就没有机会夹杂其间。因此阴阳调和，风雨按时；万物和顺，百姓繁衍；五谷成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都受到滋润而大为丰美；四海之内听闻盛德，都来归附称臣；各种福物和可以招致的祥瑞，无不全部到来，王道也就完成了。孔子说：“凤凰不来，黄河不出图，我这一生算完了吧！”这是他悲叹自己能够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身份卑贱而不能招致。如今陛下尊贵地做着天子，富有四海，处在能够招致祥瑞的位置，掌握能够招致祥瑞的权势，又具备能够招致祥瑞的资质；品行高尚而恩德深厚，见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而喜爱士人，可以说是仁厚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响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是什么原因呢？总的原因是教化没有确立，万民没有得到端正。万民追逐利益，就像水向低处流；如果不用教化来筑堤防止，就不能阻止。因此教化确立而奸邪都停止，是因为堤防完整；教化废弃而奸邪一齐出现，刑罚也不能胜任，是因为堤防毁坏。古代君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面向南方治理天下，无不把教化作为最重要的事务。建立太学在国都施教，设置庠序在地方教化百姓，用仁来浸润百姓，用义来磨砺百姓，用礼来节制百姓，所以刑罚很轻而禁令无人触犯，这是因为教化施行、风俗美善。圣王承继乱世时，会扫除乱世留下的痕迹，把它们全部去掉，重新修明教化并大力兴起。教化已经明白，风俗已经形成，子孙遵循它，实行五六百年还没有败坏。到了周朝末世，大大违背正道而失去天下。秦朝接在周朝之后，却不能改正，反而使它更加严重；加重对文学的禁令，不许人私自藏书，抛弃礼义而厌恶听闻它们，心里想把先圣之道全部消灭，专门施行放纵自恣、苟且简陋的统治，所以立国做天子十四年，国家就破败灭亡了。自古以来，从未有像秦这样以乱接续乱、大大败坏天下百姓的。它遗留下来的毒害和余威，直到今天还没有消失，使风俗变得浅薄邪恶，百姓变得喧嚣顽劣，触犯法令而不知收敛〔“抵冒殊扦”疑有讹误〕，有谁像这样腐烂得如此严重呢？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粪土筑成的墙，不能粉刷。”如今汉朝承继秦朝之后，就像朽木和粪墙一样，即使想把它治理好，也无可奈何。法令发布，奸邪便产生；命令下达，欺诈便兴起，像用热汤来制止沸腾、抱着柴草去救火一样，只会越来越严重，没有任何益处。臣私下用琴瑟来比喻：琴瑟如果不协调，严重时一定要拆开重新张弦，才可以弹奏；施行政事而不能实行，严重时一定要改变并重新教化，才可以治理。当应当改弦更张却不改弦更张时，即使有高明的工匠，也不能把琴调好；当应当改变教化却不改变时，即使有大贤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汉朝取得天下以来，常常想要实现善治，却直到今天仍不能实现，原因就在于应当改变教化时却没有改变。古人有句话说：“站在深潭边羡慕鱼儿，不如退回去编织渔网。”如今面对政事希望实现善治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退一步重新改变教化。改变教化，就可以实现善治；实现善治，灾害就会日益减少，福禄就会日益到来。《诗经》说：“使百姓和顺，使人贤善，从上天得到福禄。”施政适合百姓的，当然应当得到上天的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常道，是君王应当修治整饬的。五者得到修治整饬，所以接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神灵，德泽施及四方之外，并延及众生。○董仲舒回答贤良策第二 皇帝诏问说：听说虞舜时代，他在岩廊之上闲游，垂衣拱手而无为，天下却太平；周文王直到太阳偏西还没有空闲吃饭，天下也得到治理。帝王的道理，难道不是同出一源、贯通一致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会如此不同？大概虞舜俭朴，不制作黑黄相间的旌旗装饰；到了周朝，设置两座观阙，乘坐大路车，使用朱红盾牌和玉制斧钺，把八佾舞陈列在庭院中，颂歌于是兴起。帝王的道理难道有不同的宗旨吗？有人说美玉不须雕琢，又说没有文饰就不能辅佐德行，这两种说法似乎不同。殷人使用五种刑罚来督察奸邪，伤害人的肌肤以惩罚恶行。成王、康王不采用这种做法，四十多年天下没有人犯法，监狱空虚。秦国采用刑罚，死者很多，受刑者接连不断，真是耗损惨重、可悲可叹啊！唉！我早晨醒来就起身，夜里也不安睡，始终思考前代帝王的法则，长久思索怎样奉行至尊的事业、彰明宏大的功业，认为这些全在于重视根本、任用贤人。如今我亲自耕种藉田，作为农事的先导；劝勉孝顺兄长，尊崇有德之人；使者车盖接连不断，去询问百姓的勤劳，体恤孤独者；费尽心思、用尽精神，但功业和美德从来没有说已经取得。如今阴阳错乱，瘴气充满四方，万物很少顺遂生长，百姓还没有得到救济，廉耻混乱，贤者和不肖者混杂，尚未辨明真实情况，所以详细延请特别起用的士人，希望或许能有所改变吗？如今诸位大夫等待诏令的一百多人，有的谈论世务却没有成功，有的考察上古情况却与今日不同，有的考察现实却难以实行，难道是被文辞和章法牵制，不能尽情发挥吗？还是因为所走的道路不同、所听闻的方法不同呢？请各自全部回答，写在篇章中，不要对有关官吏有所避讳。阐明大意，切实探讨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人于河海。天下耗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豫，资质润美，不待刻彖，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豫，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馀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空言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陛下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惟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彖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董子对贤良策三
译仲舒回答说：臣听说尧接受天命，把天下当作忧患，却不把帝位当作快乐，所以诛杀驱逐乱臣，专心寻求贤圣，因此得到了舜、禹、稷、禹、皋陶〔原文人物名单有重复，疑有讹误〕。众多圣人辅佐德政，贤能之人辅助职事，教化大为施行，天下和谐融洽，万民都安于仁、乐于义，各得其所，举动符合礼法，举止从容而合乎正道。所以孔子说：“如果有君王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代人之后才能达到仁政。”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尧在位七十年，才把帝位让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不归附尧的儿子丹朱，却归附舜。舜知道不能推辞，于是登上天子之位，以禹为相，依靠尧的辅佐之臣，继承尧的统治事业，因此垂衣拱手、无为而天下得到治理。孔子说：“《韶》乐尽善尽美。”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到了殷纣，违背天意，残害万物，杀戮贤能明智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隐居不肯做臣子。守职的官员全都奔逃流亡，进入河海之中。天下耗损混乱，万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人离开殷朝而归附周朝。文王顺应天理治理万物，任用贤圣，因此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人也聚集在朝廷。文王施爱于百姓，天下归附他，所以太公从海滨出山，立即被任命为三公。在这个时候，纣王还在上位，尊卑秩序混乱，百姓流散逃亡，所以文王悲痛而想使他们安定，因此太阳偏西仍没有空闲吃饭。孔子作《春秋》，首先端正王道，并以王道统摄万事，从中可以看见“素王”的文治。由此看来，帝王的纲条和道理相同，但劳苦和安逸不同，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说：“《武》乐尽善尽美，却还没有尽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臣听说，礼制、制度、文饰以及黑黄等服饰装饰，是用来彰明尊卑、区别贵贱、勉励有德之人的，所以《春秋》所说接受天命后首先制定的制度，是改正朔、改变服色，用来顺应天意。既然如此，宫室、旌旗的制度，有一定法则而这样制定，是有道理的。所以孔子说：“奢侈就会不谦逊，俭朴就会固陋。”俭朴不是圣人所取的中正制度。臣听说美玉无需雕琢，凭借本质的温润美好，不等待刻琢；这与达巷党人不学习便能自知〔的说法〕没有不同。可是普通的玉不经雕琢，就不能形成文采；君子不学习，也不能成就德行。臣听说，圣王治理天下，百姓年少时就让他们学习，长大后让他们在职位上施展才能，用爵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威慑他们的恶行，所以百姓明白礼义，以触犯上级为可耻。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暴的贼害；周公制定礼乐来加以文饰；到了成王、康王的盛世，监狱空虚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逐渐深入、仁义流传的结果，不只是伤害肌肤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了。它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术，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帝王之道，把贪婪凶狠作为风俗，没有用文德来教训天下。只按罪名诛罚而不考察事实，行善的人未必能够免罪，作恶的人也未必受到刑罚。因此百官都修饰空话虚辞而不顾实际，表面上有侍奉君主的礼节，内心却有背叛上级的意图，制造虚伪、装饰欺诈，追逐利益而不知羞耻。又喜欢任用残酷的官吏，征收赋税没有限度，耗尽百姓的财力；百姓流亡，不能从事耕织，群盗一齐兴起。因此受刑的人极多，死者接连不断，而奸邪仍不停息，这是风俗教化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齐，百姓只求免罪，却没有羞耻心。”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如今陛下兼有天下，海内没有不顺服的；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极尽群臣的智慧，汇聚天下的美好，最高的德行光明显著，施及四方之外。夜郎、康居等相距万里的异域，都悦服于德而归附于义，这是太平盛世的征兆。然而功德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君王之心还没有真正施加于百姓吧。曾子说：“尊重自己所听闻的，智慧就会高明；实行自己所知道的，德业就会光大。高明光大不在别处，只在于把心意付诸实行罢了。”希望陛下依据所听闻的道理，内心确立真诚并付诸实行，那么与三王有什么不同呢？陛下亲自耕种藉田，作为农事的先导；早晚不懈地忧劳万民；思考往古；努力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然而还不能说已经取得成效，是因为士人平素没有受到磨砺。平时不培养士人却想求得贤才，就像不雕琢玉石却想要它显出文采。因此培养士人的大事，没有比兴办太学更重要的。太学，是贤士所由出入的关口，是教化的本源。如今一个郡、一个国家的百姓中，回答诏书却没有人合格，这说明王道处处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设置贤明的教师，来培养天下士人，多次考察询问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之才应当可以得到。如今的郡守、县令，是百姓的老师和统帅，是奉行上级恩德、宣扬教化的人。所以老师和统帅不贤，君主的德行就不能彰显，恩泽也不能流布。如今官吏既不在下层施行教训，有的又不奉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同奸邪之人勾结谋利，使贫穷者、孤弱者受苦，冤屈痛苦、失去职业，实在很不符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阴阳错乱，瘴气充塞，万物少有顺遂，百姓没有得到救济，都是因为地方长官不明智，才使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地方长官多出自郎中、中郎以及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拔郎官和属吏，又以财产多少作为标准，未必贤能。况且古人所说的功劳，是以任官后称职与否来分等级，并不是所谓任职日久、资历深长。所以才干小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能脱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这样，有关官吏就会竭尽力量、用尽智慧，努力治理自己的职务以求建立功绩。如今却不是这样。任职日久就取得尊贵地位，资历积累久了就得到官职，因此廉耻混乱，贤者与不肖者混杂，不能辨明真实情况。臣愚昧地认为，应当让各位列侯、郡守和二千石官员分别选取本官府和辖区百姓中的贤者，每年推荐二人供给宿卫，同时借此考察大臣的才能。所推荐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所推荐的人不肖，就加以惩罚。这样，诸侯和郡守、二千石官员都会尽心寻求贤才，天下的士人就可以得到任用。遍求天下贤人，三王的盛业就容易实现，尧、舜的声名也可以赶上。不要把任职年月当成功劳，应当把实际考验贤能作为上策；衡量才干授予官职，记录德行安排职位，那么廉耻之人和无耻之人就会走不同的道路，贤者与不肖者也会各处其位。陛下施加恩惠，宽恕臣的罪过，下令不要让文章格式束缚我，使我能够切实探讨研究，臣难道敢不竭尽愚见吗！○董仲舒回答贤良策第三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寝微寝灭寝明寝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仁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寝微寝灭寝明寝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崦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叫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此其寝明寝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欣，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馀年，此其寝微寝灭之道也。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吒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馀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译皇帝诏问说：听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找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今天找到应验。所以我向你询问天人感应之理：上赞美唐尧、虞舜，下哀悼桀、纣，探究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显明、逐渐昌盛的道理，虚心听取意见以求改变。如今诸位大夫明白阴阳造化万物的道理，熟悉先圣的学业，然而文章文采还没有达到极致，难道是被当世事务迷惑了吗？条理还没有完成，纲纪还没有讲完，是认为我不明白吗？还是听到我的问题感到迷惑吗？三王的教化，所尊奉的根本虽不相同，却都有缺失。有人说长期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与前面不同吗？如今诸位大夫已经阐明大道的极致，陈述治乱的开端，请把这些全部弄清、深入研究，谁来使它复原呢？《诗经》不是说：“唉，你们这些君子，不要总是安逸休息；神明听取你们的作为，将赐给你们大福。”我将亲自阅览，你们诸位大夫务必充分阐明它。仲舒再次回答说：臣听《论语》说：“有始有终的，大概只有圣人吧？”如今陛下幸而施加恩惠，留下来听取学习者臣下的意见，又下达明确的策问来切实追问其意，探究圣德的全部内容，这不是愚臣所能完整回答的。臣先前所上奏的对策，条理没有完成，纲纪没有说尽，言辞没有分辨清楚，主旨没有阐明明白，这是臣浅陋的罪过。策问说：“善于谈论天的人，一定能在人事上找到验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一定能在今天找到应验。”臣听说，天是万物的祖先，所以普遍覆盖、包容万物而不加区别；安排日月风雨来使万物调和，运行阴阳寒暑来使万物生成。所以圣人效法上天而建立道，同样广泛地爱护万物而没有私心，布施德行、施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制定礼制来引导百姓。春天，是上天用来生长万物的；仁，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成长的；德，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霜，是上天用来杀伐万物的；刑，是君主用来惩罚罪人的。由此说来，天人感应的征验，就是贯通古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向上考察天道，向下以人情验证，参照古代，考核今天。所以《春秋》所讥刺的，正是灾害所加之处；《春秋》所厌恶的，正是怪异所施之处。它记载国家的过错，同时记载灾异的变化，由此可见，人的行为达到美好或邪恶的极点，就会与天地流通往来、相互感应，这也是谈论天道的一个方面。古代修治教训百姓的官职，专心用德行善道教化百姓；百姓受到大化之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入狱。如今这种制度废弃而不修治，无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抛弃仁义而死守财利，所以犯法获罪的人很多，一年的案件数以万千计。由此可见，古代的制度不能不采用，所以《春秋》认为改变古制是值得讥刺的。上天的命令叫作命，命不是圣人就不能施行；质朴的禀赋叫作性，性没有教化就不能形成；人的欲望叫作情，情没有制度节制就不能得到控制。因此君王对上应当谨慎承接天意，以顺应天命；对下应当努力彰明教化来使百姓成就其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之处，区别上下的秩序，以防止欲望。修治好这三件事，大根本就树立起来了。人从上天那里接受生命，本来就超然不同于万物；人有父子兄弟的亲情，出外有君臣上下的义理，聚会相遇时有尊老爱幼的礼节。人们以灿然有文的礼仪相互交接，以欢然有恩的感情彼此相爱，这就是人尊贵的原因。上天生五谷供人食用，生桑麻供人穿衣，用六畜供人养育，驾驭牛马，圈养豹子、关押老虎，这说明人得到上天的灵性，尊贵于万物。所以孔子说：“天地所生的万物之中，人最为尊贵。”明白人的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然后才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处于善；安处于善，然后才乐于遵循正理；乐于遵循正理，然后才称为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天命，就没有办法成为君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策问说：“上赞美唐尧、虞舜，下哀悼桀、纣，探究逐渐衰微、逐渐灭亡、逐渐显明、逐渐昌盛的道理，虚心听取意见以求改变。”臣听说，众少可以积成众多，积累细小可以达到巨大，所以圣人无不由暗昧达到明白，由细微达到显著。因此尧从诸侯中兴起，舜从深山中兴起，并不是一天就显达的，大概都是逐渐积累而达到的。言语从自己口中说出，就不能堵塞；行为从自身发出，就不能掩盖。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也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东西。所以把细小的事情都做好，就会成就大事；谨慎对待细微之处，最终就会显著。《诗经》说：“啊，这是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每天实行正道；舜勤勉不息，每天尽力行孝。善行积累，名声就显著；德行彰明，自身就尊贵，这就是逐渐显明、逐渐昌盛的道路。善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白昼不断增长，而人却不知道；恶行积累在身上，就像火焰消耗油脂，而人却看不见。不是明白人的情性、察知流俗的人，谁能知道这些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而桀、纣值得哀痛恐惧的原因。善恶彼此相随，就像影子随着形体、回声应和声音一样。所以桀、纣暴虐傲慢，进用谗佞和残贼，贤能之人受到伤害，恶行日益显露，国家日益混乱；他们却安然自得，以为自己像太阳处在天空，最终逐渐衰败而彻底崩溃。暴虐悖逆、伤害仁德的人，并不是一天就灭亡，也是逐渐发展到灭亡的。所以桀、纣虽然违背正道，却仍然享有国祚十多年，这就是逐渐衰微、逐渐灭亡的过程。策问说：“三王的教化，所尊奉的根本不同，却都有缺失。有人说长期不改变的才是道，这个意思难道与前面不同吗？”臣听说，快乐却不混乱，重复实行却不使人厌倦的，叫作道。道能流传万世而没有弊病；有弊病，是道的失误。先王之道必定有偏颇而不能充分发挥的地方，所以政事有时受到阻碍而不能实行，不过是举出其中的偏失来补救弊病罢了。三王之道所尊奉的根本不同，并不是彼此相反，而是为了救治过度、扶助衰败，是所遇时代的变化使然。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舜吧！”改正朔、换服色，只是为了顺应天命罢了，其余全都遵循尧的道路，哪里还要改变什么呢？所以君王有改变制度的名义，却没有改变大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殷朝崇尚敬，周朝崇尚文，是因为它们承继前代后所要救治的弊病，应当采用不同的做法。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可以知道；周朝沿袭殷朝的礼制，所减损和增益的地方可以知道；假如有继承周朝的王朝，即使百代以后也可以知道它会怎样。”这是说历代君王的施政。夏朝沿袭虞舜，却唯独没有说减损和增益之处，是因为它们的道理相同，所崇尚的也相同。大道的根源出于上天；天不变，道也不变。因此禹继承舜，舜继承尧，三位圣人相互承受而共同守护一道，没有需要救治弊病的政治，所以不说他们减损和增益了什么。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治道相同；继承乱世的，治道就要改变。如今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大概应当略微减少周朝的文饰，而采用夏朝的忠实。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谊考问，将欲兴仁谊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仅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毛，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整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寝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谊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于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译陛下具有光明的德行和美善的治道，怜悯世俗日益浅薄，哀叹王道不能彰明，所以选拔贤良方正之士，讨论义理并加以考问，将要兴起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之道。臣愚昧而不肖，只是叙述所听闻的、背诵所学习的、传述老师的话，仅能做到不失其本意罢了。至于讨论政事的得失、考察天下的细枝末节，这是大臣辅佐的职责，是三公九卿的任务，不是臣仲舒所能胜任的。然而臣私下有一件感到奇怪的事。古代的天下，也是今天的天下；今天的天下，也同样是古代的天下。同样是这个天下，古代却能大治，上下和睦，风俗美盛，不下令也能实行，不禁止也能停止，官吏没有奸邪，百姓没有盗贼，监狱空虚，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来聚，麒麟来游。拿古代来衡量今天，为什么相差竟然如此遥远？究竟是什么地方错乱、衰败到这种地步？难道是在古代之道上有所失误吗？还是在上天的道理上有所违背吗？试着考察古代，再返回来对照天道，难道就不能看出原因吗？上天对于万物也有所分别给予：给了牙齿的，就去掉它的角；给了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这是因为已经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古代得到俸禄的人，不靠体力劳动谋生，不从事末业，这也是已经得到大的就不能再取得小的，与上天的意思相同。已经得到大的，又要取得小的，上天尚且不能满足他，何况人呢？这就是百姓喧嚣不安、苦于不足的原因。自身受到宠幸而身居高位，家中温暖而享有优厚俸禄，却凭借富贵的资财和力量，下来与百姓争夺利益，百姓怎么能比得过他们呢？因此他们增加奴婢，扩充牛羊，扩大田宅，扩展产业，积蓄大量财物，专心做这些事而没有止境，用来逼迫挤压百姓；百姓的财产日益削减、逐月减少，渐渐陷入极度贫困。富人奢侈过度，贫人穷困急迫而忧愁痛苦。百姓穷困急迫、忧愁痛苦，而上面又不救济他们，百姓就不愿意活下去。百姓不愿活下去，尚且不再躲避死亡，又怎么能躲避犯罪呢？这就是刑罚越来越多、奸邪无法胜数的原因。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只应领取俸禄，不要与百姓争夺产业；这样利益才可以平均分布，百姓才可以使家庭富足。这是上天的道理，也是上古的道理，是天子应当效法来制定制度、大夫应当遵循来实行的。所以公仪子做鲁国相时，回到家里，看见妻子织帛，便发怒把她赶出去；他在家中吃饭时吃葵菜，感到不满，便拔掉自家种的葵菜，说：“我已经领取俸禄，难道还要夺取园丁和织女的利益吗？”古代列居官位的贤人君子都像这样，所以百姓从下方仰望他们的行为，并遵循他们的教化；百姓受到他们廉洁品行的感化，不再贪婪鄙陋。到了周朝衰落时，卿大夫对义理懈怠，却急于追求利益。没有了推让的风气，却有争夺田地的诉讼。所以诗人憎恶而讽刺说：“巍巍南山啊，山石高大；显赫的尹氏太师，百姓都把你看在眼里。”你喜好义理，百姓就向往仁德、风俗就会美善；你喜好利益，百姓就喜好邪恶、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下层百姓观察、仿效的人，也是远方百姓从四面仰望并归向的人。近处的人看见你便仿效，远处的人仰望你便效法，怎么可以处在贤人君子的位置上，却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惶惶然追求财利、总怕财物不足，是平民百姓的心意；惶惶然追求仁义、总怕不能教化百姓，是大夫的心意。《易经》说：“背着东西却乘车，会招来盗寇。”乘车，是君子的地位；背负东西，是小人的行为。这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平民的事情，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就应当做君子的行为，那么除了公仪休做鲁国相的做法，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春秋》所推重的大一统，是天地永恒的常道，也是古今共同的义理。如今各位老师所传的道理不同，人们的议论不同，百家各有各的方向，主旨意趣也不相同，因此上面无法维持统一，法制屡屡改变，下面的人不知道应当遵守什么。臣愚昧地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范围、不属于孔子学说的，都应当断绝其道路，不要让它们一同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止息之后，纲纪就可以统一，法度就可以明确，百姓也就知道应当听从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