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第四十六

译（黄宗羲）担任兵部司务。事情败露后，永言、行遁逃走，其沆为此而死，炎武与庄恰好得以逃脱；而母亲王氏于是绝食而死，留下遗言说：“后代子孙不要侍奉两个朝代。”次年，福建方面以职方司郎中的职位征召他；但因母亲去世尚未安葬，未能成行。第二年，几乎遭遇吴胜兆之祸。庚寅年（一六五○），有仇家想要陷害他；于是（他）改变衣帽装作商人，沿江上下游历，观赏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胜景。有一位三代仆从叫陆恩，见他每天出游，家中败落；便背叛投靠乡里豪强叶方恒，并且想要告发他勾结海寇的情况。炎武抓获了他，历数他的罪行并将他沉入河中。叶方恒提起诉讼，案情紧急；归庄私下作为门生写书信向故尚书钱谦益求救。炎武得知此事，索要书信归还，未能得到；于是张贴揭帖于通衢大道来自我辩白。恰逢故相路振飞的儿子路泽溥向兵备道说明情况，事情得以化解。

译顾炎武既然不被乡里所喜爱，于是便怀着远大的志向出游，在章邱的长白山下开垦田地；向东北游历京城附近的地区，抵达山海关以外。第二年，想到江南的山川还有未曾游历完的地方，又返回；向东游历到达会稽。随后又从太原、大同进入关中地区，向北到达榆林；与志同道合的李因笃等二十多人出资在雁门以北、五台以东开垦田地。从丁酉年（一六五七年）到丁巳年（一六七七年）这二十年间，六次拜谒天寿山的皇陵，拜谒孝陵、思陵的也各六次。期间遭遇浙江庄廷鑨私修史书、莱州黄培写逆诗的案件，几乎未能幸免；但都凭借智慧自行脱身。起初对故国的怀念，心中耿耿于怀，未能放下；奔走四方，以求施展抱负。后来知道无可为，又不想南归，认为“秦地人尊重处士、坚持清议，确实是其他邦国所少有的；华阴地处关河要冲，也有治理天下的资本”。于是定居于此。购置五十亩田地供日常食用，而东西开垦所得的收入则另外储存起来。

康熙年间，朝廷下诏举荐博学鸿词科，设立史馆修撰《明史》；大臣大多推荐他，他都坚决以死推辞。华山下的诸生请求他讲学；他谢绝说：“近日二曲仅仅因为讲学而获得名声，招致逼迫，几乎死于非命；虽然说是‘威武不能屈’，但名声成为累赘就已经太严重了！更何况东林党的覆辙就在此呢！”他论述治学，说：“孔子曾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用礼来约束我的行为。’刘康公也说：‘人承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动作、礼义、威仪的准则来确定命运；那么君子治学，除了礼还有什么途径呢？近来讲学的老师，专门以聚集门徒、树立旗帜为心思，而他们的教化并不严肃。”又与友人讨论治学说：“百余年来治学的人，往往谈论心、谈论性却茫然不得其解。命与仁，是孔子很少谈论的；性与天道，是子贡未能听懂的。性命之理，记载在《易传》中，不曾多次告诉别人。他回答‘问士’，就说‘行为要有羞耻心’。他治学，就说‘喜爱古代文化，勤勉探求’。他与门弟子说话，只说‘真诚地执守中正，四海困穷，天禄就会永远终结’。他告诫哀公：‘明辨善道的功夫，首先要博学。’颜回几乎成为圣人，还说‘用文献来丰富我的知识’。自从曾子以下，笃实没有谁比得上子夏；谈论仁，就说‘博学而坚定志向，恳切发问而思考近事’。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聚集宾客、门人几十上百人，和他们谈论心、谈论性，舍弃多学而记住以求一贯的方法、置四海困穷于不顾而讲‘危微精一’，这一定是他们的道高于孔子而他们的弟子贤于子贡；我不敢知道。《孟子》一书，谈论心、谈论性也很恳切了；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所问与孟子所答，常常在于出仕、隐退、推辞、接受、索取、给予之间。所以性、命、天，是孔子很少谈论而现在君子经常谈论的；出仕、隐退、推辞、接受、索取给予的辨别，是孔子、孟子经常谈论而现在君子很少谈论的。我所说的圣人之道是怎样的呢？说‘博学于文’、说‘行为要有羞耻心’。从自身一直到天下、国家，都是治学的事情；从子臣、弟友一直到出入、往来、推辞、接受、索取、给予之间，都是有羞耻心的事情。士人不先谈论羞耻，就是无本之人；不好古多闻，就是空虚之学。用无本之人来讲解空虚之学，我看他每天从事于圣道却离圣道越来越远。”又说：“现在的理学，就是禅学；不取之于《五经》、《论语》，而只凭借语录，不知道根本了！”他评论文章，凡是不关乎经旨世务的，都称为巧言；不把它写下来。所以顾炎武的学问，大致主张收敛浮华、追求实际、挽救弊端、扶持衰败。凡是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类，没有不穷究原委、考正得失的。而又广泛结交贤豪长者；作《广师篇》说：“学问贯通天人、坚定不可动摇，我不如王锡阐；读书为了自己、探究深奥透彻细微，我不如杨瑀；独自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师，我不如张尔岐；超脱物外、自然得到天机，我不如傅山；坚苦力学、无师自通，我不如李容；备尝险阻、与时屈伸，我不如路泽溥；博闻强记、群书的府库，我不如吴任臣；文章典雅、宅心和厚，我不如朱彝尊；好学不倦、笃于友朋，我不如王宏撰；精心研究六书、诚信而好古，我不如张弨。”他虚怀若谷、乐于向善就是这样。

生平精力远超常人，从少到老没有一刻离开书籍。所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遍览各种史书、图经、实录、文编、说部之类的书籍，选取其中关乎民生利弊的内容；而且周游西北历时二十年，这本书才完成。另有《肇域志》一部，则是考索利弊之余，结合图经而成的。喜好谈论韵学，撰写《音论》三卷、《诗本音》十卷，主张明代陈第诗歌没有协韵的说法；不与吴棫的本音争论，也完全不用补音的条例。只是就本经的韵互相考证，并且用其他书籍证明，明确古音原本就是这样读，没有迁就，所以称为本音。

译又依据《周易》来探求古音，撰写了《易音》三卷。又撰写了《唐韵正》二十卷、《韵补正》一卷、《古音表》二卷：这些著作都能追溯恢复夏商周三代以来的语音，划分韵部、校正典籍并知晓其演变；自吴棫（吴才老）以下的人对此都茫然无知。他认为金石铭文可以用来考证经史，于是撰写了《金石文字记》和《求古录》。因为杜预的《左传集解》有时存在缺失和错误，便撰写了《杜解补正》三卷。其他的著作，有《石经考》、《二十一史年表》、《历代帝王宅京记》、《亭林文集》、《诗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谲觚》、《菰中随笔》、《救文格论》等书，都对学术和世道有所裨益。每次出游，都用两匹马、两头骡子装载书籍随身携带。到达险要关塞之地，就呼唤老兵退役士卒询问道路曲折；如果与他们平时所听到的不符，就在书坊店铺中拿出书籍对照勘验。如果径直行走在平原大野中没有什么值得留意的，就在马鞍上默诵各种经书的注疏；如果遗忘了，就拿出书籍反复熟读。

译他怀抱济世之才却未能施展，所到之处只是小试身手，开垦田地、测量土地，积累财富达到千金；因此无论寄居何处都能富足。尚书徐干学兄弟，是他的外甥；在他们尚未得志时，他加以庇护扶持。等到他们显贵后，被东南人士所尊崇；多次写信邀请他南归，他始终不应允。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往昔我孤苦无依，在风雨中飘摇；如今亲戚故旧，崛起于云霄之上。我想回到孔子的车驾旁，恐怕会接近伯鸾的灶台。况且上天依然昏昧、世道依旧动荡，还像我们的大夫一样，未见君子；在渭水边徘徊度过余生就足够了』。

庚申年（一六八○），妻子在家乡去世，他只寄诗挽悼。壬戌年（一六八二），他最终客死在曲沃，享年七十岁；门人护送灵柩归葬昆山。吴江潘耒，是他的弟子；收集他的遗著，作序并刊行。

黄炎武字子严，是黄宗羲同母弟。在为母亲守丧期间，哭泣过度哀伤，眼睛于是失明。明朝灭亡后，兄弟二人决意不再做官：黄宗羲奔走四方，黄炎武独自隐居在千墩旧居。华阴王宏撰称赞他『在不见不闻的地方暗中修养，不愧为隐君子』。

叶奕荃字符晖，昆山人。从诸生身份，进入太学。刚直好义，擅长诗歌和古文辞。拜刘宗周、徐石麒、陈龙正为师，讲求性命之学。乙酉年（一六四五）夏天，因为父亲在杭州关征税，遭遇国变前往探望；返回到嘉善时，被乱民杀害。

杨瑀字雪臣，武进人。年少时崇尚奇特的节操。后来严格自我勉励，率领几个儿子闭门读书；除了经、史之外，分别传授天文、地理、历法、兵农之书。外出则与恽逊初在南田及东林书院讲学。像这样过了三十多年，七十多岁时去世。顾炎武说：『读书为了自身、探究深奥细微的道理，我不如杨雪臣』。

张尔岐字稷若，号蒿庵；是济南的诸生。顾炎武曾说：『稷若所作的《仪礼郑注句读》一书，根本在于先儒，立言简练恰当』。又说：『唯独精通“三礼”、卓然成为经学大师，我不如张稷若』。顾炎武著《日知录》，在“丧礼”、“停丧”两件事上详细记载了张尔岐的说法。他性情孝顺友爱，丧葬遵循古礼，把肥沃的田产让给两个弟弟。六十六岁时，去世。

黄宗羲字太冲，海内称为黎洲先生，余姚人。十四岁时，补为诸生。跟随父亲黄尊素在京师任职，完全知晓朝廷清浊的分别。黄尊素死于诏狱，黄宗羲奉养祖父以孝闻名。崇祯帝即位时，他十九岁；袖藏长锥，起草奏疏进京讼冤。到达时逆阉已被车裂，有诏书说：『为逆阉所害者赠官三品，给予谥号、给予祭葬；祖父按照所赠官职，荫庇儿子』；黄尊素谥号“忠端”。黄宗羲谢恩后，立即上疏请求诛杀曹钦程、李实；大概他父亲被削去官籍，起初是由曹钦程奉逆阉旨意弹劾，李实则造成了丙寅年（一六二六）的祸患。对簿公堂时，拿出袖中的锥子刺许显纯，流血满身；又殴打崔应元的胸口，拔掉他的胡须回去设祭。与先前同难的其他子弟一起刺死两名狱卒，当时就毙命。当时曹钦程归入“逆案”；李实辩解说原奏疏不是自己出的：『魏忠贤取来盖好印信的空白本子，让李永贞填写；所以墨迹在朱印之上』。暗中送去三千两银子，请求黄宗羲不要质证。黄宗羲立即上奏，说『李实今天还能公然行贿，他的辩解哪里值得相信』！在对簿时，再次用锥子刺他。案件审结后，与各家的子弟在诏狱门前设祭；哭声如雷，传到禁中。崇祯帝听说后叹息说：『忠臣的孤子，让我非常悲痛』！

等到回家办理完丧事，他致力于学问，从经、史到九流、百家无不涉猎。已经读尽家中藏书；不够，就从其他藏书家抄录。终年搜寻购买旧书，一个书童背着返回，连夜校勘；第二天又出去，这成为惯例。当时山阴刘宗周在蕺山倡导道学；而越中继承海门周氏的绪论，援儒入释，石梁陶奭龄是其中的魁首。刘宗周对此担忧，没有对策；黄宗羲约请吴越两地的高才六十多人共同侍奉讲席，极力排斥这种学说。所以蕺山弟子如祁彪佳、章正宸等人，都以名望德行著称；而抵御外侮的帮助，没有谁比得上黄宗羲。蕺山的学问专门谈论心性、漳浦黄道周则兼及象数，当时的比拟如同程、邵两家；于是拿出自己研究的律历等说法相互疏证，大多不谋而合。弟弟黄宗炎字晦木、黄宗会字泽望，都负有非凡的才华；都由他亲自教导。没过几年，都大有名声；儒林中有“东浙三黄”的名目。

壬午年（一六四二）进京，周延儒想推荐他做中书；他极力推辞不就任。一天，听到市中的铎声；说：『这不是吉利的声音』！立即南下，不久大清兵果然入境。起初，南都作《防乱揭》攻击阮大铖，东林子弟推举无锡顾杲为首，天启年间受难诸家推举黄宗羲为首；阮大铖恨之入骨。南都建立后，阮大铖突然起用，按揭帖中一百四十人的姓名，想要全部杀掉。当时正上书阙下而祸事发生，与顾杲一同被逮捕。同乡阉党某人，首先纠举刘宗周三大弟子；祁彪佳、章正宸都列名仕籍，黄宗羲只因人望挂在弹章上，听到的人都很惊骇。母亲姚氏叹息说：『章妻、滂母，竟然集于我一身吗』！驾帖未出而南都灭亡，踉跄返回浙东。

恰逢孙嘉绩、熊汝霖

译起兵时，黄宗羲纠集黄竹浦的宗族子弟数百人随军驻扎在江边，大家共同称这支队伍为“世忠营”；鲁王监国授予他职方主事的官职。不久，因为政绩卓著以及柯夏卿等人的交相推荐，改任监察御史，同时保留原职。总兵陈梧在嘉兴战败，乘船逃到余姚，大肆抢掠；职方主事王正中正代理县令事务，召集士兵将陈梧击杀。叛乱的士兵大声喧哗，有人想罢免王正中以安抚各军营；黄宗羲说：“陈梧借战乱之机满足私欲，招致众怒；他是贼寇。王正中为国家保护百姓，有什么罪过！”监国认为他说得对。随后，黄宗羲进献了自己编制的《监国鲁元年大统历》；监国命令在浙东地区颁布施行。马士英在方国安的军营中想要入朝，朝臣们说应当杀了他；熊汝霖担心他挟持方国安造成祸患，好言劝解说：“现在不是杀马士英的时候，应该让他立功来自我赎罪！”黄宗羲说：“各位大臣是没有能力杀他罢了；春秋时期的孔子，难道能对陈恒施加刑罚吗！只是不能说他不该杀！”又写信给王之仁说：“各位公卿为什么不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从赭山直接进军浙西？如果每天只是在江边击鼓放船攻击敌人有防备的地方，这大概意在自保吧。小小的三个府县要供养十万大军，即使北兵不发一箭，一年之后也无法支撑！”又说：“崇明是江海的门户，为何不派兵骚扰它，以分散江上敌人的兵力？”当时朝廷没有采纳。不久张国柱乘船到达，各军营大为震惊，朝廷商议要封他为伯爵；黄宗羲说：“如果这样他会更加横行霸道，况且以后怎么对待其他人！请任命他为将军就足够了。”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随后黄宗羲极力陈述西渡的策略，与王正中合兵得到三千人。王正中是王之仁的侄子，能以忠义精神自我奋发；黄宗羲与他深交，使王之仁不因私意干扰他。因此熊汝霖、钱肃乐等督师都得不到军饷，而王正中与黄世忠两营唯独不缺粮草。海宁职方主事查继佐军中发生叛乱，他披头散发逃入黄宗羲军营，跪在床下；黄宗羲于是呼喊查继佐的士兵责备他们，叛乱得以平定。黄宗羲与查继佐渡海驻扎在潭山，太仆卿朱大定、兵部主事故吴乃武等人前来会合；商议从海宁夺取海盐进入太湖，直抵乍浦，约定崇德的义士孙奭等人作为内应。恰逢清军整顿严备，无法前进。正商议再次行动，而江上的防线已经崩溃；于是结寨于四明山，愿意跟随的余兵还有五百多人。黄宗羲改换服装秘密出访探听监国的消息，部下不能遵守节制，山民焚烧了他的营寨，部将茅翰、汪涵战死；于是逃往郯中。

译己丑年（一六四九），听说监国在海上，便与都御史方端士前往投奔；升任左佥都御史，又晋升为左副都御史。当时朝廷正派遣使者拜授山寨各营的官爵；黄宗羲进言说：“忠心王室的人没有比得上王翊的，不自高自大也没有比得上王翊的；应当优厚地授予他爵位，让他统辖各营以捍卫海上。”朝廷议论认为正确；但定西侯张名振对此不以为然。黄宗羲既已失意，每天与尚书吴锺峦在船中端坐讲学；闲暇时则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三种历法。当他随监国流亡时，母亲还住在故乡；而我朝对于不顺从的遗臣，会抄没其家眷。黄宗羲听说后，叹息道：“内心既已慌乱，我不能像姜维那样坚守了！”急忙向监国陈述实情，获得批准；吴锺峦划着三板船送他数十里。他改换姓名，从小路回家。恰逢弟弟黄宗炎因与冯京第交往而被捕，行刑的日子已定；他秘密赶到鄞县，谋划救出了弟弟。黄宗羲虽然闭门隐匿行迹，但与海上保持消息往来；多次遭到严密搜捕，幸好没有死。

此后，海上抗清势力消亡，再无希望；于是奉养母亲返回故乡。从此开始全力著书立说，四方前来求学的士人也逐渐到来。他曾自称在蕺山受业时，很喜欢做那种志向节操刚直的一类人，所得尚浅；经历患难之后，胸中的滞碍全部消除，反而追悔那是过时的学问。大概是不以少年时的功业自满。丁未年（一六六七），又在越中重新举办证人书院的集会，以延续蕺山的学术余绪；大江南北跟随的人聚集而来，太守、县令也有参加的。不久，上级官府请他开讲，他不得已答应。康熙戊午年（一六七八），朝廷下诏征召博学鸿儒；他再次推辞，得以免职。不久，朝廷下诏让督抚以礼聘请他修撰《明史》，他也以年老多病推辞。于是朝廷敕令浙江巡抚，抄录他所著书中涉及史事的部分送入京城；当事官员又延请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以及门人万斯同等人参与修史事务。此后多次受到我圣祖的关怀问候，感叹得到人才之难。他所著的书有一千几百卷。其中主要的有：《易学象数论》六卷，极力辩驳河图洛书方位图说的错误。《尚书随笔》一卷，是淮安人阎若璩询问《尚书》而告知他的内容。《春秋日食历》一卷，辩驳卫朴言论的谬误。年轻时曾选取余杭竹管中肉质厚薄均匀的截断，作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进行测试；扩大其说法写成《律吕新义》二卷。又因为蕺山先生有《论语》、《大学》、《中庸》的解说，唯独缺少《孟子》，于是撰写《孟子师说》二卷。还有《明儒学案》六十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行朝录》六卷。他在历学方面有神妙的领悟，曾说勾股之术是周公、商高的遗存，而后人失传，使得西方人得以窃取其传承；撰写《授时历故》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授时历假如》一卷、《公历、回历假如》各一卷。此外还有《气运算法》、《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议》等书共若干卷。晚年自己编定文集为《南雷文约》四十卷，还有《明夷待访录》二卷、《留书》一卷。其他著述不再详细记录。昆山人顾炎武看到《明夷待访录》而感叹说：“三代的治理可以恢复了！”汤斌也说：“黄先生论学，如同大禹疏导山水，脉络分明；是我们党派的北斗星。”

戊辰年（一六八八）冬天，在忠端墓旁为自己营建生圹；中间放置石床，不准备棺椁。作《葬制或问》一篇，援引赵邠卿、陈希夷的例子，告诫子弟不要违背。乙亥年（一六九五）秋天，去世；遗命用他所戴的角巾、所穿的深衣入殓。享年八十六岁。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是太仓人。年轻时喜好“养生”之说；不久幡然醒悟说：“这种学说对于思虑、动作都有禁忌，严重的连涕唾、言笑都有禁忌，凡是用来秘惜精神；这样，就是一个废人罢了，纵然长寿有什么用呢！”于是急忙抛弃它；作《格致篇》来自我考察说：“敬天，就是敬我的心。敬我的心如同敬天，那么天人就可以合一了；所以敬天是入德的门户。”读《薛敬轩语录》说：“敬天应当从敬心开始”；感叹道：“先得我心啊！”向来不喜欢白沙、阳明的学问而洞见其得失的原因，所以持论非常平和。

流寇日益猖獗，陆世仪说：“平定贼寇在于良将，更在于良吏。应当大大打破成规，凡是进士、举人、贡生、诸生，不论资历出身，只要有文武才干谋略的，就给予便宜行事之权，委任他们治兵、积粟、守城的事务。有功绩，就让他担任该地的牧守县令。这样，带兵的人所到之处都有呼应。如今拘泥于吏部的法规，加上贿赂随人充数，这是出卖封疆啊！”当时没有被采纳。后来上书南都，也没有被采纳。太湖兵起，他曾参与其军。事情失败后回家，挖池宽约十亩，筑一座亭子，拥着书在其中坐卧，不接待宾客；匾额题写“桴亭”。门弟子询问他；他说：“我借此作浮海观罢了。”

风波既定，才应诸生请求，在东林、毗陵之间讲学。不久还乡，当事官员屡次想推荐他，他极力推辞不出。西安人叶敦艮，是蕺山门下的弟子；千里寄书相讨论。高兴地说：“证人

译如果能留下一些未尽的言论，我就能慰藉未曾谋面的遗憾了！跟随学习的弟子曾经询问“知”与“行”的先后次序；他回答说：“有认知达到了但行动跟不上的人，这是‘知者’；有行动达到了但认知跟不上的人，这是‘贤者’。等到达到最高境界时，真正的认知就是行动，真正的行动才算是认知；又不可以将它们分开来说”。听到这话的人赞叹信服。他最终以隐居的君子身份终老。

译张履祥，字考父，是桐乡县的秀才。他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洛学、闽学）；曾经说：“一个人身上有一种善行，从小践行，长大后也不放弃，这种善行就会从他自己扩展到其他人，再扩展到他的子孙；一个人身上有一种恶行，从小践行，长大后也不改正，这种恶行就会从他自己扩展到其他人，再扩展到他的子孙。要谨慎啊！”这些话见于他所著的《杨园备忘录》。

吴蕃昌，字仲牧，是海盐县的秀才。他拜刘宗周为师，与海宁的陈确、桐乡的张履祥一起研讨程朱理学。他去世时，母亲的丧期还未结束，他留下遗命，要求用丧服和麻带收敛遗体。他的堂弟吴谦牧，字裒仲，也是秀才；他在母亲丧期哀痛过度，死在守丧的地方。当时的人们一并称他们为孝子。

王建常，字仲复，是长武人；是刑部尚书王之釆的侄子。他家境贫寒又遭遇战乱，放弃了秀才的身份；隐藏踪迹在渭水边，教授学生，脚不踏入城市。著有《律吕图说》。他的学问，完全以朱熹（考亭）为师。王宏撰因为父亲妾室张氏的节操和孝行，为她加戴礼帽来办理丧事。王建常写信给顾炎武说：“发自情感，却不能止于礼义，这不是贤者所做的事！”他对于法度规矩的严格就像这样。王宏撰曾经说：“关西地区的高洁隐士，应当推仲复独占鳌头。”

傅山，字青主，号啬庐。别号朱衣道人，也叫公之它，也叫石道人；是山西阳曲人。年轻时受到提学袁继咸的赏识。袁继咸被巡按张孙振诬陷逮捕，傅山拿出自己的财物，约集同学曹良直等人到御史台，三次上书为他辩冤，未能送达；于是自己伏在宫阙下陈述冤情。当时巡抚吴甡也认为袁继咸冤枉，终于得以昭雪。因此傅山名闻天下；马世奇为他作传，认为他是裴瑜、魏劭的复出。不久，曹良直担任兵科给事中；傅山写信给他：“谏官应当议论天下第一等的大事，才不辜负老朋友的期望！”曹良直震惊，立即上疏弹劾首辅周延儒和锦衣卫骆养性，正直的名声大震。傅山看到天下动荡，想以济世救民来表现自己，不屑于空谈。山西巡抚蔡懋德在三立书院讲学；因为敌寇紧急，论及军政。傅山前去听讲；回来后感叹：“您的话太迂腐了！不可以付诸实行。”甲申年（1644年），梦见天帝赐给他道士的黄冠；于是身穿朱衣，住在土穴中奉养母亲。次年，袁继咸被左梦庚挟持到燕邸；在危难中寄信给傅山说：“山西士人中只有您最了解我。盖棺定论的日子不远了，我断不敢辜负知己，让日后羞于称您为朋友。”傅山收到信，痛哭道：“您啊！我又怎敢辜负您呢！”甲午年（1654年），因牵连遭受刑戮，他言辞刚烈不屈；绝食九天，几乎死去。门人中有用奇计救他的人，才得以幸免；他自恨认为不如早点死更好。为故国忧伤，想有所作为，共历二十年。

天下大定后，他才以道士身份自放，渐渐走出土穴与客人交往。偶尔有人问学；他就告诉对方：“老夫是学习庄子、列子的人；对于这中间的仁义之事，实在羞于谈论。即使勉强说，也不擅长。”他又很不喜欢欧阳修以后的文章；这就是所谓的“江南之文”。平定的张际，也是遗民；因为不慎，得病而死。傅山抚摸着他的尸体，哭着说：“当今世上为了醇酒妇人而求死的人，有几个呢！唉，张先生！这与沙场的悲痛等同啊！”又自叹道：“拥有拉弓跃马的骨骼，却用诵读经书来腐朽它；这就是埋没我的热血千年而青碧之色不可磨灭的原因啊！”他一向擅长书法，从大小篆、隶书以下没有不精通的；同时也擅长绘画。曾经自己评论书法说：“二十岁时学习晋、唐人的楷书，都不能像。等到得到赵孟頫（松雪）、董其昌（香光）的墨迹，喜爱其圆润流转秀丽；稍加临摹，就已经乱真。”后来惭愧地说：“这就像学习正人君子，总觉得其棱角难以接近；降低标准与不正派的人交往，不觉间日益亲近：这是心术败坏而手随之变化的缘故。”于是抛弃，又学习颜真卿。说：“学习书法的方法，宁可笨拙不要巧妙、宁可丑陋不要媚俗、宁可支离不要轻滑、宁可真率不要安排。”君子认为傅山不仅仅是谈论书法。傅山既然断绝世俗事务，而家中祖传有秘方，于是靠它维持生计。儿子傅眉，字寿髦，能安守志向。每次进山砍柴，把书放在担头；放下担子就取书阅读。中州有一位吏部郎官，是著名的士人；去拜访傅山，问郎官在哪里？傅山说：“稍等。”不久有背着柴的人回来；傅山喊道：“孩子来！上前招待客人。”吏部郎官颇感惊讶。到了傍晚，让他陪伴客人睡觉；他就与客人谈论中州的文献，滔滔不绝，吏部郎官有时不能全部回答；第二天早上谢罪说：“我对郎君感到非常惭愧！”傅山本来喜欢苦酒，自称“老蘗禅”；傅眉也自称“小蘗禅”。有时出游，傅眉和儿子一起拉车。晚上住在旅店，仍然点灯督促阅读经、史、楚辞、文选等书。第二天早晨，必须背诵完毕才出发；否则，给予杖责。所以他们的家学，是大河以北没有人能比得上的。

康熙戊午年（1678年），朝廷征召博学鸿词科，皇帝有大规模科举的命令。当时傅山七十四岁，有关部门推荐他；傅山坚决推辞称病，官员抬着他的床前行。当时傅眉已先去世，两个孙子侍奉。到了距离京师三十里的地方，以死抗拒不进城。于是朝廷大臣从大学士冯溥以下，公卿都到了；傅山躺在床上不行礼，于是以年老有病上报。皇帝下诏免试，允许放还山中，特授中书舍人。冯溥强令他入京谢恩，称病重，用竹榻抬他入京；

译远远望见午门，泪水便不断流下。执政的大臣搀扶着他让他谢恩，他却扑倒在地。第二天，便匆匆回家；感叹道：“从今往后，大概能彻底摆脱牵累了吧！”随后又说：“如果后世有人胡乱地将我与刘因等人相提并论，认为我贤德，那我死后也无法闭眼啊！”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惊愕咋舌。

译等到他去世，用红色衣服、黄色帽子入殓。他著作中仅流传下来的，叫《霜红龛集》十二卷；顾炎武的诗也附在其中。

胡庭字季子，汾阳人，是傅山的弟子。他的父亲胡遇春，在崇祯戊辰年（一六二八）考中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李自成起义军作乱时，胡庭与弟弟一同隐居讲学；对《易经》、《诗经》、《春秋》、《论语》、《孟子》都有论述著作。顾炎武来到汾州，胡庭与他一同寻访北齐碑刻；亲自摹写拓印。

卫蒿字匪莪，起初名叫麟贞，字瑞鸣；是曲沃人。因为母亲去世，改用了现在的名字。他与汾阳的曹良直、太原的傅山交情深厚。晚年，他在绛山书院开馆，在其中教授学生；人们称他为绛山先生。

孙奇逢字启泰，容城人。十七岁时，考中万历庚子年（一六○○）的举人；曾经参与高阳孙承宗的军事谋划。他与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交好；魏忠贤阉党祸乱兴起时，孙奇逢艰难地周旋调护、供给饮食，派弟弟孙奇彦快马送信向孙承宗求援，最终没能免于灾祸。

崇祯丙子年（一六三六），容城被围困；孙奇逢制定策略抵抗坚守，城池得以保全。

改朝换代后，他搬家到辉县的夏峰；被征召聘请十一次，坚决推辞不出仕。他一生读书谈论道义，致力于圣贤之学；顾炎武推崇他为河北学者的宗师。享年九十二岁，去世。

李容字中孚，别号叫二曲、土室病夫，求学的人称他为二曲先生；是陕西盩厔人。他的父亲李可从，以壮武的身份参军。崇祯壬午年（一六四二），督师汪乔年讨伐贼寇，监纪孙兆禄偕同李可从一同前往。当时贼寇势力大张，官军屡次作战不利；李可从临行前，拔下一颗牙齿交给妻子彭氏说：“打仗，是危险的事。如果不胜利，我应当把尸骨委弃在沙场，你要好好教育儿子啊！”当时李容十六岁，家里非常贫穷。不久军队战败，李可从战死，跟随的五十人都死了。死讯传来，彭氏想以死殉夫；李容哭着说：“母亲殉父，儿子也殉母；像这样，父亲就断绝后嗣了！”彭氏这才忍住眼泪抚慰他。然而没有生计，亲戚说可以让儿子去佣工，有人说让他到县衙做事；彭氏都不答应，于是让他跟随老师学习。但是修习的费用不具备；不久彭氏说：“经书本来就在，又何必一定要老师呢！”当时李容已经粗略理解文义，母亲能用忠孝的大节来督促他学习，母子俩孤苦相依；有时一天吃不上两顿饭、有时几天吃不上热饭，也安然处之。李容以昌明“关学”为己任；家里本来没有书，向别人借。从经、史、子、集到佛道二家的书，没有不广泛阅读的。他论述学问说：“天下的根本，只是人心罢了；天下的关键，只是唤醒天下人的心罢了。所以天下的治乱，取决于人心的邪正；人心的邪正，取决于学术的晦明。”曾经说：“下愚之人与圣人，本来没有差异；只是气质遮蔽了他们、物欲诱惑了他们，积累成为过错。这其中的道理在于悔悟；知道悔悟必定改正，改正必定彻底，彻底了那么我的本原已经恢复，恢复了就是圣人了。《易经》说：‘知晓几微变化的人，其神妙啊’。孔子说颜回差不多做到了；因为他有不善必定知道，知道了必定改正。颜回之所以能做到的原因，是因为心斋静极而明，就知道过错了。上等士人对于过错，知道都源于自己的心；那么就直接向根源铲除它，所以用力容易。然而中等资质的人，稍微难一些。总之，以静坐观心为入手；静坐才能知道过错，知道过错才能悔过，悔过才能改过。”他论述朱熹、陆九渊的学问说：“求学的人应当先看象山、慈湖、阳明、白沙的书，阐明心性，直指本初。熟读这些书，就可以洞悉此道的大源。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康斋、静轩、泾野、整庵的书玩味探索，以尽实践之功；由工夫以契合本体，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通。至于诸儒的学说，纯正与驳杂相间；去短集长，应当善于阅读。不然，醇厚的人缺乏通慧、颖悟的人夹杂佛道，不问是朱熹还是陆九渊，都不能在道上有所得。”于是关中的士子，争相向他求学。关中自张载（横渠）之后，三原、泾野、少墟等人相继兴起又相继衰落，到李容时又兴盛起来。

当权者仰慕他的名声，登门求见，极力推辞不见的，就见他一次，始终不回报；说：“庶民不可以进入公府。”再次来，就不再见面。有所馈赠，即使往返十次也不接受。有人说：“交友接待的礼节，孟子不推辞；先生难道太过分了吗！”回答说：“我们这些人百样不能学孟子；即使这件事稍微不遵守孟子的家法，本来也没有害处。”当权者请他主持关中讲院，勉强就任。不久后悔说：“用六州的铁，也不够铸这个错误啊！”急忙辞职离去。不久陕西巡抚想要推荐他，哀求呼吁得以免除。督学使将要进献他所著的书，也不允许；然而关中关乎百姓利害的事，他未曾不言说。

起初，彭氏埋葬李可从的牙齿叫“齿冢”，留下墓穴等待身后合葬。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庚戌年（一六七○）徒步前往襄城，绕城寻找父亲的遗骨不得；于是写文章在土地庙祈祷，穿着斩衰服昼夜哭泣，眼泪哭干了接着流血。襄城令听说后，出来迎接安排馆舍；推辞不接受。县令也替他祈祷，最终没找到。李容于是设祭招魂，狂呼不止。县令于是商议为李可从立祠祭祀，并且在旧战场建造坟墓

译（建）祠堂以安慰孝子的心。常州知府骆锺麟以前曾任盩厔县令，曾拿着拜帖拜在（容）门下；听说（容）已到襄城，认为祠堂的事不能迅速备齐，请求南下拜谒道南书院，拿出顾氏、高氏等人的遗书讲学，以此慰藉东林党人的余望。（容）答应前往，远近跟随求学的人如云聚集。凡是在无锡、江阴、宜兴之间开讲，昼夜不停。忽然在静坐中流泪如雨，捶胸自责说：“不孝啊，你这次出行是为了什么事，竟然在这里喋喋不休？还有人心吗！虽然能见到各位贤人的遗书，有什么益处！”直到天亮也不睡觉，随即告诫自己启程。毗陵的学者坚决挽留他，他不肯。当时祠堂的事已经完毕，回来住在襄城祠堂下。半夜，鬼声大作；这是因为（容）曾经向父亲祈祷，愿与为国捐躯的亡魂一同返回关中，所以如此。襄城县令为他设祭，上面立督师汪乔年、监纪孙兆禄为主祭，以可从为配享；下面设长桌宴席，遍及当时所有殉国的人。（容）伏地大哭，观看的人也哭泣。于是在墓前立碑名为“义林”；取墓土向西带回告知母亲墓，附葬在齿冢中，再次持守丧服如同初丧一样。

译不久，制府以隐逸之才举荐他；李容写信推辞说：『我年少时荒废了学问，又没有其他技能；只怀着皋鱼那样的深痛，怎敢企望追随和靖先生那样的高洁踪迹呢！古人学问真诚、行为笃实，轻易出仕，尚且受到当时人的诽谤，使自身陷入困辱；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却让我去应对殿廷？明公此举，必定要为我成全！如果一定不答应我的请求，我就以死相抗；决不会吝惜这残存的性命，去成为大典的耻辱』！奏章一共上了八次，又改以生病为由推辞；皇帝下旨说：『等病好了，催促他到京城』。从此，大吏每年按时问候他的起居；于是李容声称自己患有废疾，长期卧床不起。戊午年（一六七八年），部臣以海内真正的儒者举荐他。当时博学鸿词科的举荐文书遍布海内，而李容独有“昌明绝学”的名目；官府劝他出行的态度更加急切，发檄文命令县令看守他。不得已，李容让人抬着床前往行省。布政使以下官员，亲自到床前怂恿他；李容于是绝食，六天滴水未进。大吏仍然强迫他，他忽然拔出佩刀自刺。于是各位官员惊恐万分，这才允许他休假治病。不久他又叹息说：『这件事恐怕不死不能停止。所谓“生我名者杀我身”，不幸遭遇这样的事！这都是因为平生求学不纯、洗心不密，不能自我隐晦所导致的』！告诫他的儿子说：‘我每日怀着隐痛，自期永远栖身于垩室；平生心迹，只在《垩室录感》这一本书中。万一被逼迫，死后应当穿粗衣、用白棺，用这本书殉葬。停灵在室中三年后下葬，不要接受吊唁；以免使我死后再次留下遗憾’！从此，当权者也不再敦促逼迫。荆条编的门反锁，不与世人交往；只有吴中的顾炎武到来，才准备鸡黍尽情欢饮。过了一年，天子西巡，命令督臣传旨引见，李容以废疾推辞；皇帝亲笔书写“关中大儒”四个字题写在他的庐舍上。

李容四十岁以前，著有《十三经纠缪》、《二十一史纠缪》以及《象数》等书；后来认为这些接近口耳之学，不再示人。晚年迁居富平，四方之士不远千里而来。当时，北方的孙奇逢、南方的黄宗羲以及李容被称为海内三大儒；只有李容出身孤寒，一无凭借，尤其为人所不及。有两个儿子：慎言、慎行。慎言因为门户之故，出外补录为生员，始终没有参与科举考试；陕西学使者选拔他贡入太学，最终也没有赴任。兄弟二人都能恪守父亲的志向。

王夫之，衡阳人；字而农，号姜齋。中年时自称一瓢道人，改名为壶；晚年恢复旧名。父亲王朝聘，师从衡阳宿儒伍定相；王夫之与兄长王介之能够光大其学业，而王夫之尤其奇伟。崇祯壬午年（一六四二年），兄弟二人同中乡试。张献忠攻陷衡州，胁迫各位名士担任伪官；兄弟二人逃跑藏匿。贼人拘禁王朝聘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用刀刺伤自己的肢体，让人抬去交换父亲；父子二人都得以脱险。

北京、南京相继陷落，逃往桂林依附瞿式耜，被举荐授予行人司行人；辗转迁徙于楚、粤、滇、黔之间。后来因为母亲生病，抄小路回家。缅甸政权覆灭后，更加自我隐晦；藏匿在常宁的猺人山洞中，改变姓名成为猺人。不久在湘西的石船山建造土室，闭门著书。所学深广无边；作《蒙注》，反复辩论，归咎于陆象山、姚江学派的态度非常严厉。

康熙年间，吴三桂在衡州僭越称帝，伪僚中有让他写“劝进表”的；他推辞说：‘我是亡国的遗臣，只欠一死罢了；现在你们哪里用得着这个不祥之人呢’！逃入山中。过了很久，去世。自己题写墓碑说：“明遗臣王夫之之墓”；又自己写墓铭说：“怀抱刘越石那样的孤忠，而命运无从施展；仰慕张横渠那样的正学，而力量不能企及。庆幸全尸归于这山丘，固然怀着哀痛以度过永世’。大概沧桑巨变、黍离之悲，至死不忘。所著书籍有《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毛诗稗疏》、《毛诗考异》、《春秋稗疏》、《尚书引义》、《春秋家说》（见《四库书目》），大概有七十多种。

王介之字石子；崇祯壬午年（一六四二年），与弟弟王夫之同中乡试。在衡州、永州万山中建造居室，鳏居不娶，穿鹑衣、吃粗食度过一生。著有《易本义质》、《春秋传质》、《诗序参》、《春秋家说补》、《诗经尊序》、《春秋四传质》（见《四库书目》）。享年八十一岁，去世。

唐端笏字须竹，衡阳生员。性情极其孝顺；父母有病，侍奉医药整夜不解衣带。父母去世，贴身服丧、附棺守孝，丝毫马虎不得。因此受到王夫之的赏识。曾经得到《白沙集》、《定山集》、《传习录》，阅读后非常喜爱。迎接王夫之住在馺阁岩，为他指示学术渊源，王夫之给他看《近思录内外编》、《周易内外传》等书。王夫之去世后，在山中建造居室终老。所著有《惭说》、《悔说》。

刘惟赞字子参，祁阳人；崇祯癸卯年（一六三九年）举人。张献忠之乱时，与衡州同知郑逢元督率义勇，歼灭贼寇首领。国变之后，多次被征召为中书，不去就职；隐居在西舂的石门庵。除了王夫之等人外，没有人能见到他。

陈五鼎字耳臣，攸县人。以贡生身份，担任耒阳教谕。性情狷介。乱后隐居山中，与王夫之仅有一通音信而已。

译孙双瑴，字子双，是华容人；他是辽东巡抚孙悫的弟弟。他的著述非常丰富，采集秦汉以前的散佚书籍称为“樊微”，汉晋之间的笺注疏解称为“线微”，征引上古七十二代的文献称为“阙微”，汇集《尚书》十一种、《春秋》十一种、《易经》八种、《礼》《乐》《诗》三种、《论语》四种、《孝经》九种、《河图》十种、《洛书》五种中的谶纬文献称为“删微”：这些统称为《古微书》。他还撰写了《唐纪》七十卷，用以纠正新旧《唐书》中错误驳杂之处。如今这些书都已散佚，只有《删微》单独保存下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说：“他的书让学者在千百年后仍能看见东京（东汉）以前的遗留文献，对经籍的贡献不小。”

译同乡有个叫严首升的人，与悫兄弟共同编撰《汉唐宋后三代史》，也没有流传下来。

朱鹤龄，字长孺，是吴江的诸生。甲申年（1644年）之后，自号愚庵，断绝了做官的念头；与顾炎武以及同乡陈启源交情很好。因为朱熹抨击《毛诗小序》太过分，于是汇集各家的说法来疏通《小序》的含义，写成《毛诗通义》；因为蔡沈的《书集传》不够精当，撰写了《尚书埤传》；因为胡安国解说《春秋》多有偏见和穿凿附会，于是综合唐、宋以来各位儒者的解释，撰写了《春秋集说》；又因为杜预注解《左传》未能完全契合，世俗儒生又用林尧叟的注来扰乱它，于是撰写了《读左日钞》。又撰写了《禹贡长笺》，旁征博引，多有创见和收获。又著有《愚庵诗文集》。他在《元裕之集》的序言中说：“元好问对于元朝，既然已经踏足其土地、食用其物产，就没有反过来咒骂的道理。如今那些诋毁讥讽毫不避讳的人，好像是想要掩盖他失节的事来欺骗国人；这不仅是违背常理，也是愚蠢至极！”他的话大概是指当时那些居心反复无常的人。七十多岁时去世。

陈启源，字长发，著有《毛诗稽古编》；他在自记中说：“历时十四年，草稿修改了三次才完成。”引证广博，疏解证明详细明白，是唐以前专门之学的补充。

卷第五十四

前翰林院检讨加詹事府赞善衔，六合人徐鼒撰写

列传第四十七

陈瑚、应撝谦、沈昀、徐芳声（蔡仲光、仲光的堂弟宜之）、黄宗炎（弟弟宗会）、王锦阐

陈瑚、应撝谦、沈昀、徐 Fang 声（蔡仲光、仲光的堂弟宜之）

黄宗炎（弟弟宗会）、王锦阐（补）

陈瑚，字言夏，太仓州人（也有说是常熟人）。崇祯壬午年（1642年），在乡试中举；博通古今。看到天下多事，与同乡陆世仪讲求经世济民的学问。认为全史浩繁难以阅读，将政、事、人、文分为四大部：政部按官署分类，事部按朝代分类，人部按类别分类，文部按文体分类；亲手抄录小字数十卷，大致能够背诵。他评论申不害、韩非时，说：“申、韩的刑名之学，‘刑’即‘形’，其方法在于审察名实是否相符。所以说：‘不知道它的名称，就重新考察它的实际；名实相符，就能发挥其作用’。又说：‘君主掌握名分，臣下效法实际；名实相符，上下和谐协调’：这大概是循名责实的意思。现在直接把它当作刑法的‘刑’，就错了！”他评论理财时，说：“管子富国的方法，大抵是垄断山泽的利益、掌握轻重之术的权力，权力在上而不在下；而富商大贾没有牟利的空间。汉代桑弘羊、孔仅等人，效法其意制定‘均输’、‘平准’之法，却不知道变通。为什么呢？管子是霸道，可以施用于一个国家，不能施用于天下；只要有利于我国，邻国受害也不顾惜。治理天下则不然：这里有余，那里不足，不足的地方也是王土；这里享受利益，那里承受弊端，承受弊端的也是王民。所以桑弘羊、孔仅在汉代使用导致耗费，王安石、吕惠卿在宋代使用导致灭亡。”他评论赋役时，说：“有田地就有租税，即粟米的征收；有身丁就有庸役，即力役的征收；有户口就有调赋，即布缕的征收。唐代的租、庸、调，是三代遗留下来的法度。杨炎改为两税法，即现在的‘一条鞭法’，将丁、田、户三者合并为一了。陆贽评论唐法不好，认为它专门针对资产征税；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田租应当遵从两税法；而有身丁的庸役，则只在本邑服役。就像现在的牙行、匠户、当官一样，只问丁口不问田地也可以。至于像白粮这类解送京师的，自然应当按亩出钱，实行雇役的法度；就像现在的官运一样也可以。至于有户口的调赋，也应当只问户口不问田地；只是减轻税额就可以了。现在将户口、田地合并为一的做法，也是不对的。”

癸未年（1643年）参加礼部考试未中，回家。正值娄江淤塞，水旱灾害接连发生，百姓大饥荒；陈瑚向当权者呈上《救荒四政》书。其中预备的政令有四条，即修筑堤岸、开通港浦、广泛种植、预先积蓄储备；防御挽救的政令有四条，即谨慎对待灾害、尽早奏报、惩治游手好闲、劝勉节省；补救的政令有四条，即通商、劝勉分粮、兴办劳役、平息动乱；体恤的政令有四条，即招回流亡、延缓征收、审慎刑狱、体恤病困。又陈述《支吾三议》。其中关于粮食的议有四条，即劝勉义助、勤勉转运、招引商米、优待米铺；关于军事的议有八条，即严管保甲、训练乡民、设立侦探、劝勉习射、训练脚夫、训练牙兵、准备守城的人、准备守城的器械；关于信用的议有六条，即激励士节、安抚大户、巡视郊野、安定典当铺、清理狱囚、严格督察。又给巡抚王开江上书：一审查形势、二经费、三役使士兵、四实施法度：都精当切实可以施行，但当时没有人能采用。他自己说他的学问“就像医生治病，从古书中寻求，如同配制方药；从现实中寻求，如同切脉。按脉以求病、按病以定方、按方向以用药，所以百发百中。然而如果主人讳疾忌医，那么良医也束手无策”。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确切的言论。

乙酉年（1645年）之后，躲避战乱隐居，不参与人事。曾经冬天寒冷只穿单夹衣，有客人想脱下厚皮衣赠送给他，他整晚不敢出声；退下后告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