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八（梁本）

译福建道御史李应昇说：‘如今赏罚不明，皇上试问：获罪的宦官被遣发后，仍能把侮慢的书信送入宫中，这是谁？在军马上催逼进兵，结果三路战败，这是谁？贪婪残暴激成变乱，给黔、蜀留下祸患，这是谁？’《两朝从信录》记载，御史李应昇上《补救时事疏》说：‘臣认为，治理天下的人，必须具有精粹、刚果、锐利的气势，以此呼吸相通而贯通天下，那么权力才能树立，威势才能尊严。这种气势是什么？就是赏罚的运用。天下哪一天没有赏罚？但如今狐鼠之徒有所凭恃，刑罚失去效力，紊乱到了极点，终于变得麻痹而无法挽救。今天下的形势，和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天下大体有三种祸患：第一是夷狄侵逼咽喉、背后的祸患，第二是盗贼发生肘腋之内的祸患，第三是小人潜伏腹心的祸患。三种祸患不能停止，于是又有三种病：邪气强盛而元气削弱，这是内病；元气削弱而精神耗尽，这是外病；庸医四处出现，参、黄等药剂胡乱投用，补助邪气而损伤元气，这是医治方面的病。’ ‘这三种病和三种祸患始终相互联系，怎样说明这一点呢？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道纲维。如今看重情面，就轻视封疆；看重私人关系，就轻视君父；看重官爵，就轻视伦理大义。行为像鬼蜮，言语像风波，四维不能张举，形体虽存而内心已死，所以说病在内。人主的财用，是立国的根本。如今妖党一声呼喊，便有王孙附和妄动；狐鸣般的谣言使将军在三韩的谋划破灭，太仓倾囊而尽，人人思乱，群体涣散，毫无办法，根本和末节一起丧失，手足麻木不仁，所以说病在外。治病的方法，是审察标本，分别缓急。如今急于救贵州，便牺牲楚地来供给贵州；急于对付奴贼，便损耗天下来准备对付奴贼。增派赋税惨如割肉，征调急如沸汤；轻视民间，动辄借鹰鹯去代替鸥鸟；京城遭到剽掠，反而聚集虎狼来保护自己。甚至拿金帛讨好敌虏，任由他们杀害将领而忍气吞声；更有窃国者竟被封王，还借保结来赏赐作乱之人。这就像一盘棋有几个人同时下，一间屋里有几队人互相争斗，不但不能除病，反而增加病情，怎么能不败在庸医手里？所以说病在医。唉，天下原本并不是沉重难治的病，却被庸医弄成了岌岌可危、仿佛不可收拾的局势，这是为什么呢？’ ‘治理天下设置赏罚，就像医生使用针砭。赏罚不明，小人便日益放肆；针砭不用，二竖便始终不能除去。近年来，二竖之患不能说不深。皇上试问：获罪的宦官被遣发后，仍能把侮慢的书信送入宫中，这是谁？在军马上催逼进兵，结果三路战败，这是谁？中书省执拗行事，导致经略、巡抚所授之事失败，这是谁？贪婪残暴激成变乱，给黔、蜀留下祸患，这是谁？贿赂使盗窃仓库的人脱罪，内外勾结，一网打尽善类，这是谁？这些人不知断送了多少封疆，盗骗了多少军饷，残杀了多少无辜百姓，却从来没有申明常法，反而没有伤到他们一根毫毛。所幸上天启发圣心，刘朝被斥退并处死。然而天下像刘朝这样的人并不少，赏罚颠倒的事情也仍然很多。逆党漏网而不追问，难道不是因为庇护红九吗？庇护风癫、轻视封疆，难道不是这个缘故吗？轻视爵位荫袭的功劳，奏报金城的赵率教几乎受到逃虏之诛；那么万有孚为什么反而因卖款而议叙？竭力争论国本的何士晋，尚且吝惜援救贵州的赏赐；那么袁可立为什么可以安然坐享加官？内臣的荫袭已经满足心愿，转移调整却更加困难。眼看正直大臣被禁锢，老成之臣屡屡拂袖而去，却没有根据挽留他们，养成顽钝的风气。尤其奇怪的是，高启愚这个污秽之人沉沦已久，却突然为他昭雪。’ 试想冲龄的皇帝在上，垂帘听政尚且不忍说，更何况权臣在朝，竟把禅让、受禅当成什么题目？那些为先帝执绋巡行的巡抚，正恨不得玷污我的名山；那些谄媚权贵的考官，妄想把自己的行为一并翻案。狂澜一旦倾倒，谁不随之披靡？于是新的妖党四处出现，潜伏的盗匪逐渐兴起：有的势力困顿却凭险据守，巧妙地打通各处联系；有的谋划已经形成卷土重来之势，暗中布置机关。即使死灰不能复燃，也恐怕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又有人无处安身，便进入室内操戈；有人爱慕依恋正浓，见到权贵门庭便摇尾乞怜。谭谦益欺骗朝廷，杨绍震混淆兰草与艾草，赵令祯、刘继礼积累的污秽被纠察出来，却还公然反过来请求升迁任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长安道路上，人们把弹劾的奏章看作飘风；小人聚族而居，不免拍手窃喜，难道不是因为止辇、避骢的风气已经远去，正气已经衰微了吗？皇上志气清明，听取阅览十分周全，即使言官有触犯圣德之处，也常常加以宽容；唯独一提到路马，便屡次受到诘责。邪臣被引退，批答只有寥寥数行，声望风采不能振作，以至于甘愿站在仪仗中而不敢鸣冤受到讥刺。观望之风日益严重，谁没有转动喉舌、触犯忌讳的忧虑？只是琐碎地逐条陈说，又对补救政务有什么益处？这样下去，人人只求圆滑取容、多得福禄，怎么能得到像汲黯那样使淮南王打消谋反之计、像张网那样使豺狼收敛踪迹的人呢？苏轼曾说：奸臣刚开始形成时，用台谏官来制约他还绰绰有余；等到他已经坐大，再用战争来取缔他就不够了。养猫捕鼠、养狗防奸，都是很好的比喻。因此臣认为，盗贼的祸患，实际上在于小人的投附；应当疏通赏罚的阻塞，解决积滞。如今有人对夷狄惶惶不安，因小人而求助，这是想用鸩毒止渴、以毒药治病。夷狄和小人两方面由我们掌握轻重，只要操纵得当，形势就始终在我们一边。建之没有奔赴虏穴，虏人也担心受到牵制；他们畏惧建之的虚张声势，却承受虏人的实际压力，于是列举条件向虏人求和、增加赏赐，委曲周旋。虏人一旦满足而骄横，忧患就更大。何况李倧身负篡逆之罪，虚托效顺之名，万一他联合倭人、联合建明，受到他们的侮辱；若轻率派遣卑微官员，贪鄙而辱国，对方坐等索取封爵，我们却无法责令他勤王，声名和事实都没有凭据，义与利一起丧失，连自身都不能立足，又凭什么平定奴贼？如今关门的事情，依靠枢辅效命，奇正并用，壮大我社稷的威灵；因人因地制宜，以忠义凝聚人心。倘若因为珍珠、桂木之类值得顾念，便容易惊疑风声鹤唳，分兵二万人驻扎永平作为后备力量，省下运饷、向虏人纳款的费用，用来扩大投醪挟纩的恩惠；抚臣、道臣严格防止刍粟被侵吞，大将与士卒同甘共苦，军心一旦稳固，关门自然安定。

译怎么至于一听到警报，就立即把家眷送出关门，以此作为民众所仰望的榜样呢？盗贼肆意横行，是因为军队成了盗贼的渊薮。况且政务靠贿赂办成，官员实际上是在教唆盗贼；缉获无数的贝□庄，实际上出自曹郎的衙署，而放纵军队肆意掠夺，万邦孚已经发出许多怨言。应当责令他们移营城外，竭力自我证明，务必擒获漷县的首领，以显示练兵的实际功用。还要巡行通县、密云、房山、涿州、良乡一带的京畿附近地区，专门追捕流贼，招抚逃兵，大开自首之门，重重悬赏捕盗，仿照虞诩分三等募兵的意思，收纳其中的豪杰为我所用。至于财政三空四尽、民心已经离散，只有节省费用这一办法可以搜求财源、抵补加派；可是十库、织造、监局、仓场等一切事务都置之不问，偶尔提出的大计，例如臣堂官郑三俊、科臣解学龙的两道奏疏，也长期束之高阁。新旧赋役交相征取，百姓挺身走险，吴、楚交界渐渐有呼啸聚众之声。现在计策只有专门赐下敕书，把泰昌以前的旧欠全部停止征收、免除；贪官猾吏巧立名目搜刮无名之财，只要这样做，民心还可以收拾，何至于甩手离去，在民间玩弄兵器呢？至于小人，他们的势力既然根株不断，活动的道路必然错综分布、由多门而出。就拿设置事例来说，原本并不是为了专门谋利，可如今却舍近求远、颠倒曲直，两个部门争相陈说，结果名器越来越轻贱，贪墨官吏越来越多；狡猾的人从百孔千孔中钻入，借效劳的儒士来猎取名位，谋求殿试疑日，逐渐耗费大官的俸禄；更严重的是，荫授泛滥，任子制度变成了职□。正如李梦阳所说：贬黜他的父亲，却提升他的儿子；贬黜他的祖父，却提升他的孙子，仿佛香草和臭草不分，颠倒得无所适从。臣请求全面查核四年来获罪的封疆大吏，对舆论共同抛弃的人，如张鹤鸣、黄克缵之类，停止给予恩荫，以表示奖惩，但这还没有实行。贤明的君主奖赏直言敢谏之臣，国家才会昌盛；补救缺失、拾遗补阙，宫廷和府署本是一体，选用人才只应问他贤能还是不肖，何必问大臣、小臣？处理事情只应问是非，何必问是眼前还是过去？白简本来不是虚言，皂囊一类的谏书却空挂着；因为一句话便终身禁锢，言路难道不会因此噤声吗？如今抗疏维护纲常的人被阻在黄扉之外，教人忠孝的人退隐绿野，执法而抑制邪恶的人却身穿白衣高卧，竭尽忠诚叩谏丹墀的人只能在青史上空留传说。刘朝被谴责处死，而抄录参劾他的官员却被削籍、不得复出；张鹤鸣被罢斥，而纠弹他的官员却长期没有召回。忠臣草草埋葬，幸而已经推恩并特别表彰其孤忠，为什么偏偏还要把他抛弃在远方？詹事府协理的官员，几乎多得充栋，而一同推举鸣凤的人反而被视为不祥。郁结到了极点而逃避，根源实际上在首辅。试看增补官员的请求能够获准，就知道诚意确实足以感动上天；再看挽留宪臣的转圜，更可见圣人没有私心。倘若赐还召回的恩典施行，正直之士的气势就会振作，那些凭险据守的人会收起爪牙，准备卷土重来的人会灰心，这正是防范小人的关键，也是当前对症的药方吧？但臣还有话要说。君主的心，是治乱的根源。根源既已澄清，水流还会有什么问题？皇上圣德深厚，年纪尚轻，精粹刚果的气势正处在光明充足之时，不必担心睿智不能开启，只怕精神不能明察。愿皇上在深宫安闲之时澄心静虑，思考四方的艰难；左边陈列地图，右边阅读史书，以鉴察前代的成败。批阅奏章，必须辨明它们究竟属于邪正哪一方；出入起居，必须以戒除安逸荒怠来约束自己。在群阴之上独自守正，始终站在没有过失的道路上；志气如神，赏罚不乱，那么大臣就会效法引烛焚诏的义行，群臣也会发誓恪守职位、共同尽职。小人的祸患会像太阳出来后消散的露水一样自行消失；夷狄、盗贼的忧患，也可以用干羽之舞使其归服。尧舜把天下连成一体、视天下如自身，哪里是卢医、扁鹊所能比拟的呢？壬申日，御史崔其观弹劾章面道副使程再伊、听副使张嘉策，说他们接受红夷三万金，答应在澎湖互市。癸酉日，庶吉士授官：方逢年、刘必达、陈具庆、倪元璐、黄道周任编修；张士范、谢德溥、张四知、王铎、郑之玄、屈可伸、徐时泰、王启元、朱之俊、陈盟、孙之澥、文安之、李明浚、许士柔、黄锦任简讨；杨梦衮、刘先春、王明玉、杜三策、陈维新任科给事中；杨玉珂、梁元柱任御史。笆篱等族的番人进献中等贡马和土产。左都御史孙玮提出五件事：整饬台纲，重视巡城，清理陋规。御史除非奉旨会同推举，不得滥行举荐以博取恩惠。御史想要平息盗贼、防范奸邪，首先必须严格实行保甲制度。皇上批准了。甲戌日，贵州巡抚王三善抵达化筑，即水西与鸭池交界之处，贼人全部到来包围我军。我军据守山上，贼军势大，并放火断绝官军之间的联系，于是官军溃败。王三善坠马，被贼杀害。监军道尹伸、岳具仰等也遭难。同知方明栋、梁思泰等，副将秦明屏、守备田有龙等，浴血奋战，全部战死，官兵死亡一百多人。此前巡按御史侯恂说：‘南河失利。’在此之前，王三善挥戈解围，军威大振，以为猡鬼的本领不过如此，不免有轻敌之心。又想到军饷匮乏，认为速战有利，于是决意进兵。一路从陆广出发，由总兵刘超建旗，彭、杨明楷、李世将等隶属其部，汉兵、土兵共三万人，由都清道佥事杨世赏监军。一路从鸭池出发，由总兵张彦芳建旗，彭、黄运清、秦明屏等隶属其部，汉兵、土兵共三万人，由贵宁道副使何天麒监军。一路从黄沙渡出发，由都司蓝补衮统领卢光祖等，集合广西军队，分道进攻剿杀。抚臣认为夷人已经近在眼前。哪里料到狡贼人数众多，驱使饥饿的士卒去摧击强敌，竟导致意外失败。我军三路中，只有黄沙渡全军撤回；陆广接连获胜，斩首二千七百余级。后来因粮食接济不上，独山州土官蒙诏收受贿赂先行逃走，官军争相向北渡河，辎重全部丢弃。这一战中，杨明楷被擒后不屈，诸将姚旺等二十七人奋战而死，官兵死亡三千人。贼军不久又进攻鸭池，起初双方杀伤人数相当；秦明屏死后，石砫部下游击覃宏化借口士卒饥饿，纠集众人一同回头冲杀，官兵死伤一百多人，其余全都溃逃。这是臣查核得最为详细的一件事，因此分别追究督臣、抚臣、道臣和将领的罪状。乙亥日，通政使何乔远请求退休，晋升为户部右侍郎。

译贵州道御史张爌说：兵部增设的两名侍郎应当裁撤；湖广巡按应当增加一人。奏章下交吏部。《两朝从信录》记载，御史张矿上奏说：‘国家设置卿贰，并不只是想让他们养尊处优、白白耗费俸禄，而是希望他们捐躯报国。天下太平时，他们辅佐皇帝治理国家；时局危急时，他们在宴席之间折冲御侮。朝廷分派按臣，也不只是想让他们手持斧钺、穿着绣衣来炫耀道路，而是希望他们上宣皇帝意旨、下达百姓情实，使君主的德意不受阻塞，使百姓的隐情不被压抑。因此，对实际任用没有帮助，有官还不如无官。何况如今躁竞成风，推诿、冒滥的弊病已经成为习惯，为什么还要吝惜而不裁去增设的官员呢？应当使有能力任事的人才能集中力量办成事情。况且湖广幅员辽阔、转运艰难，为什么不肯增加一人呢？这是为长远便利打算。说到应当裁撤的增设官员，没有比兵部两名侍郎更合适的了。自从督臣王象乾因忧患上闻以来，总督这个官职，难道不是天下人视为关系安危、片刻也不能缓置的吗？可是推举斟酌了两个月，屡次讨论枢辅人选，竟没有一人出来担当。如今虽然奉旨停止推举，总督一职绝不可裁撤。暂时停止以后终究还要推举，那么事先慎重选择、以后等待任用，主管此事的人不可不预先谋划。’ ‘枢辅应当反过来自己思量：如果能够担当这个任职，那么枢辅一人，宗庙社稷就可以依赖他来保障，天下百姓就可以依赖他来安定；即使增设两名官员，臣仍然认为人数太少。如果才能不能胜任，或者力量不敢承担，那么司马难道是可以优游自得的官吗？拯救溺水者难道是可以观望的时机吗？国家难道是供人领取俸禄、安养家园的地方吗？李瑾飘然远引，未必不是为了藏拙高隐、逃脱经邦济世的责任，只可惜已经太晚了。愿枢辅仔细思考。说到应当增加巡按差遣，没有比楚省更合适的了。臣曾在楚地任县令，见到楚地各州县山川道路的险阻、钱粮事务的繁重、文书案件的纷杂、藩封分布如棋、苗夷环伺，视各省直辖地区尤其艰难。办理巡按事务的御史，往往连足迹都不能遍及，耳目也不能周全。况且云南、贵州、广东、四川与楚地接壤，近来因为黔、蜀告匮，曾议定专门派遣督饷御史。然而事情紧急时设置，事情平定时裁撤。如果认为苗夷性情反复无常，土司势力负险固守、难以降服，那么如今虽然已经逐步荡平，却未必日后不会暗中爆发。因此应当增设一名御史，巡历荆襄、岳、长、宝等八府。驻扎地点，可以在长沙，也可以在常德，交由有关方面从长计议。’ ‘没有事情时，就整饬地方、澄清吏治；有事情时，就扼守要害、加以控制。邻省有事，也可以同心协力、共同救济，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况且南直隶十四府设置五名巡方御史，难道楚省十五府可以只设置一名巡方吗？有人说官员多了费用就多，这又是吝惜小费而忘记大计，愿主管此事的人仔细思量。’ 左副都御史乔应甲奉召后说道：‘奏报东林党魁李三才借黄正宾、汪文言与赵南星、高攀龙等交通往来，竭力为他们引荐援助。’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丙子日，太仆寺卿丁启睿以疾病为由辞职。山东道御史黄尊素说：‘设置科道官，只是为了驳正、纠察弹劾，各有专门职掌。自从东边战事告急，便动辄推荐边疆人才；一道广泛起用废员的诏令颁下，便有人乞求怜悯而直接请托，有人托人说情以求宽免，于是彼此沿袭，把荐举当成惯常之事。难道不知道科道官的职掌吗？请求尚方之剑，是我们的责任；发布蒲轮征召隐士，不是我们的责任；揭破能吞舟的大鱼逃脱法网，是我们的责任；撰写招纳隐士的诏章，不是我们的责任。’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丁丑日，工部右侍郎饶位退休。妖人王好贤跟随徐鸿儒逃亡，到这时被捕杀。《两朝从信录》记载：山东邪教兴盛，实际上是王好贤的父亲王森倡导的。王森家在蓟州，曾因救一只妖狐，狐妖命他割断尾巴并把尾巴藏起来；他借此招聚人众，使人闻到奇异香气，大家都愿意归附，称他为闻香教主，远近纷纷响应。不久王森死去，留下资产数以巨万计。王好贤用这些财产收买招募边塞勇士，谋反更加急迫。景州于弘志、山东徐鸿儒和王好贤秘密约定，以天启三年八月望日三方同时起事。徐鸿儒等人因其他事情相互激发，先行发动而后又推辞；王好贤又被蓟州差官出卖，得以拒捕逃走，带着妻子、儿女和家丁二十多人向南逃跑，被扬州的缉捕差役抓获，从此祸根永远断绝，真是上天的幸运。此前徐鸿儒兵败后曾叹息说：‘我和王氏父子经营天下二十多年，按名册计算，我的法门弟子已经超过二百万人。如果再迟几天，我就能横行天下，谁敢抵挡我的锋芒？’景州一败，王好贤又逃亡，天下豪杰于是都沉寂了，没有一个响应。由此看来，假如让这些妖党发动得不够迅速，他们的祸患哪里说得尽呢？戊寅日，右庶子张广改任左庶子；右谕德丁绍轼、李康先、李标任右庶子；右中允钱谦益任左谕德，各兼侍读；右赞善孟绍虞、鲁楚卿任司经局洗马，兼修撰；简讨冯铨任右赞善，兼简讨；兵部侍郎张凤翔、孙翕之荫授锦衣卫百户。刑部右侍郎牛应元准予退休。苏州府同知杨姜被削籍，这是因为织监李实上奏说他擅自减少袍服数量，皇帝因此下了严厉的诏旨。巡抚周起元说：‘杨姜任官清廉正直，当时拜见织监却没有按附属官员的礼节行礼，因此无罪被诬陷，最终被夺职。’周起元由此种下了祸根。《两朝从信录》说：‘杨姜一向廉洁正直，织监李实恰好厌恶他的刚强不屈，便诬陷他耽误织造，皇帝下严旨加以处置。抚臣周起元极力争辩，结果被夺职，回到乡里。’这一年三月，应天巡抚周起元又上奏说：‘苏州、松江的袍段共有四十万匹，分为十八次运输，按每次运输支给银两，原先编定的正额只有这些。同知杨姜奉行法令、急公尽职，并没有擅自减少。可是李实来到苏州、杭州，一味谋利，又纵容、凌辱属吏，不按礼节相见，罚扣府官俸禄，开设秘密侦访的门路，捉拿百姓织机上的人充作匠人，使百姓十分痛苦。他又背违反定成的法令，侵吞岁改，擅自增加袍船。镇江、徽州、宁国、广德各府，向来没有宦官踪迹，一旦增加一名中官，便在其中引起骚动。不仅各驿参随、驿递人员怨声载道，万一奸民借机制造事端，实在恐怕发生不可预测的祸患。臣所担心的，不只是有关部门多年形成的规章受到损害，更是深深担心地方上由此产生意外隐患。近来在数郡中肆意攫取，已经取走巨额银两，却没有听说有一丝一缕解送京城以供使用；这样对公家无益而对地方有害，已经十分明显。’

译‘况且太安池等府四司的料银用于修缮陵墓，以及惠、桂府第和购买铜料、筹办钱币等事务，都从这里支取；这些事情都多次奉有明旨，实际上却是在图谋兼并，挟制有关官府，使它们把各种急需款项全部停办，不敢解送。这实际上是用一年的岁改，妨碍国家一切公务。袍船每年八只，神宗已经裁定，并写入成例，刘监、吕监实行此制已经很久了。如今忽然增加制造两只，每年都要加派修造费用，每个驿站都要设置夫役、支给廪粮。李实不过得到奸猾船头等人的些许小利，却不顾有司加派的扰害，不体恤万里运输拖曳的艰苦，也不考虑闸口漏失的万千税额。大凡管理织造的官员，多半劝皇上奢侈，很少劝皇上节俭。臣哪里敢以盛德之事要求李实，只希望他照旧例办理，不至于额外耗费就足够了。’仇士良说：‘固宠的方法，必定要使君主扩大耳目、纵情奢侈，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得志。’吕强每件事都直言进谏，竭力要求首先裁减一切虚冒。李实把自己同这两人相比，究竟处在什么位置？这样做所谓不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现恭敬请求皇上严厉告谕李实，岁改袍船只令照旧，不要听信小人的摆布而任意更改，这是江南的大幸。’ 皇上最为英明果断；杨姜虽然已经飘然远走，甘愿做圣明时代的隐逸之民，也应当追究他擅自减免的罪过，再曲意加以从轻处理。这样，臣的言论得到采纳，地方蒙受恩惠，即使因此受到三次褫夺官职的处分，臣也感到十分荣耀了。《熹宗旧纪》记载：苏州府同知杨姜触犯织造太监李实，苏松巡抚周起元揭发李实侵吞渔利、违反禁令等罪，却没有上报。刑科给事中解学龙请求修纂正史。他说：史书的体例，有编年体，取法于《春秋》；有纪传体，本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我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只采用编年体，因而事件的始末不能贯通，人物的本末也无法知道。何况自革除建文年号、土木之变以来，许多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其中同一姓氏相继承袭，像传国之裘安然无恙。如今执笔修史的人拘泥于忌讳，以致参照考核仍然只是面对那些蠹蚀的旧简，不过沿袭错误，凭什么传信于后世？至于家乘、野史，都可以任意施展私人的笔墨，这难道不是圣朝的一大缺失吗！现在应当设立史局编修正史，限定期限完成。大体说来，完成这件事有三点：一是搜求人才，二是汇集史书，三是督促进度。皇上下令讨论实录修成之事。甘肃松首银定等人想要恢复原来的巢穴，谋划进犯松山西、宁道。冯任参将李维新在大明沙迎击他们，斩获首级六十五个。己卯日，任太常寺少卿邹德泳为右通政；任江西参政朱万春为太仆寺少卿。辛巳日，吏部推举邹元标任南京吏部尚书，皇上没有准许。左副都御史郑三俊任户部添设的右侍郎；当时他与邹元标一同被推举，皇上单独任用了他。南京工部右侍郎陈长祚改任左侍郎；南京太仆卿周汝登任通政使；大理寺左少卿王远宜任太常寺卿；工部右侍郎吴用先改任兵部职务，兼任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南京刑部主事樊玉衡退休，晋升为太仆寺少卿。大学士叶向高请求召回修撰文震孟、庶吉士郑鄤、给事中毛士龙、侯震晹、熊德阳、御史江秉谦、贾继春等人，皇上不准许。工部尚书王舜鼎说：“各镇的兵器铠甲自行制造，不应专门向京库领取，请求把京库作为根本储备，暂时空出京库的储藏。”皇上听从了。当时镇守乐和声总兵王威各自请求从京库发放。裁撤施归兵备佥事。《两朝从信录》记载：本月，御史杨建烈上疏议论清理国家储粮，说：“臣私下认为，京仓、通州各仓储存的百万军粮关系重大。听说万历初年积存的粮食可以供十年使用，然而因循至今，粮仓已经告竭，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军士呼喊缺粮，也一天比一天频繁。臣负责的职务有所凭借，亲自考察弊端，深知如今管理粮仓的诸臣中，贤能者时时留意节省，处处都有这样的人。然而追究过去的弊病，却意想不到有的粮仓多年出纳，甘愿让大盗任意侵吞；他们一心贪婪，贪欲像没有满足的时候；因讹传而沿袭错误，把这些当作惯例，法纪日益败坏，众人也因循懈怠。有的收取一仓漕米，就向运官索取常例一百二十两；有的接受运官贿赂，慢慢通过粮囤，把多余的补给不足的；有的把漕粮挂欠当作牟利手段，收了贿金后，就挪用余米补足欠额；有的把损耗米作作料，听任甲户和歇脚运出贩卖，官员也借此牟利；有的在发粮之日，巧借各种差役讨赏的名目，因而使用小脚牌照发出粮食，乘机盗取数千石米；有的亲自操持市场，向米行贩卖红筹，每次五十石，每天数十次，外人知道是官府贩卖，却安然不觉得奇怪，无异于掩耳盗铃；” 甚至发下几筹就签派差役，也有人成为惯例；有的垂涎古董玩器，遇到庙会之日，就让歇家带着钱财随行，观看货物并兑换回来，再用仓米偿还；有的在征收本金利息之间，每月借米给歇脚、抗车等差役，到了发粮完毕、领取轻赍脚价时，任意扣除，领取凭据，收取数倍而得到元宝的好处；有的为逃避陈米受潮腐烂、售卖价格低，暗中派歇家到管粮厅谋求分派新仓，扰乱各廒口的惯例；有的巧借当月名目，剥取歇家通常应得的费用，百份中连一份也不给补；有的米卖得不够，又卖豆，也用红筹作为凭证；有的仓口空廒不预先修缮，反而毁坏各种柴木，到了如今修缮时，使工部赔累不堪，纷纷叫苦；有的剥削贫困军士，每月领取一石粮，实际只给八斗，把这当作自己润利的地方；又放纵抗夫从袋中挖走二三升，袋里仍有剩米，军士敢怒而不敢言。这些陋规大致都在这里了。上天不能降下粮食，漕运也不能神奇地运来粮食，那么所希望的，就是约束自己、充裕国库，把余粮留在太仓，这只能依靠那些清正廉洁、不饮贪泉的人。按臣所听闻的，像前任主事刘万春，悬鱼自比清白，操守如同食檗一般苦守清廉；排列粮廒，储存万斛粮食，红分署中只有琴鹤相伴，至今只听说他亲自到场办理事务。”

译在管理粮仓的日子里，他不敢把署中任何一件物品据为己有，品行无愧于冰壶秋月。主事李孔度立志磨炼自己，一心奉公，清理地方弊病，早年就清理积谷，数目达到数万。听说在管理粮仓的诸臣中，这样的人绝无仅有，确实可称为精明能干、善于处理政务的人才。管理新场时，有上报余米五万石的，有节省八千多石的，也有把米作为正额支出、消耗数目不等的。至于主事熊师旦，清白耿介而独自承受艰苦，淡泊自守的高尚节操，尤其足以在当时显著表彰。凡是办事的人，绝不能满足左右近臣的欲望，也绝不能顺从上下各方的私情；往往守正不阿、执法严明的人，反而不如苟且从事者享受四面讨好的福气，得到迟钝平庸的功劳。平素所采取的奖励廉洁、惩罚贪污的办法，未必能收到真正用心办事、救济时弊的效果。又如管理太仓的主事萧持筹，每次张扬夸饰，润泽自己的私囊，实在很丑陋。熊师旦虽然曾经受到考察处分，罪责还没有完全相称，近来却又借叙功的典例，准许按照原官起用。爵位和赏赐本来是酬答有功之人，却让贪墨的官吏突然得到厚赏，又加以显扬名声。这样的做法不止一端，难怪奔走钻营成为风气，法纪日益松弛了！这就需要铨选大臣设法破格惩罚和劝勉，不要让那些一再漏网的人继续任职；此后管理粮仓的官员，难道不能另行整顿刷新吗？臣又考察祖宗制度：凡各仓监督，都额定设置主事，遇到空缺便选补任用，任满三年考核成绩，奏准后才升迁调转。与禄米仓等各处掌管粮食事务相比，这项事务琐碎，头绪繁多，不经过三年不能剔除弊端、清查账目并胜任其职。祖宗特别重视这个官职，是为了京城粮仓、军粮储备和国家命脉，并不是让诸臣谋求私利、趁机取便。近来成法变为一年一换，人人把国家粮仓看作福地，羡慕任期短、升迁快，于是又谋求兼任别的差事，占据此处以希求捷径。既把粮仓当作囊袋般垂涎，又把任所当作驿站般暂居，于是仓政大坏。诸臣为自己谋划是得逞了，但对百万石漕米却袖手不顾，难道还不止如此吗？官员频繁更换，奸猾胥吏聚集的弊病容易产生，仓米已经被侵没数倍了；迎送新旧官员的骚扰日益增加，仓米又损耗数倍；新旧官员的惯例馈赠绝不可免，仓米又被剥取数倍。漕运来的粮食，三十钟运到后只剩一钟，却还要让泥沙混杂其中，怎么能够承受？更有甚者，甲斗、役夫以及上任所需的段绢、帷帐、被褥、心红、纸扎等一切物品，都要全部备办，叫他们一年到头奔波供应，这种命令怎能承受！总之应当仍然遵照祖制，把粮仓监督的任期定为三年；除禄米仓司官一年一换外，其余都像过去一样长期任职。这样贤能者才能安心任职，尽心供职并熟悉仓务，清查弊端，一年大概就可以节省数十万石粮食。对于增加储备、充裕国用和节省开支，意义实在不小。请求皇上下令有关部门迅速恢复并下达执行，同时准许把臣所陈述的各种弊病写在木榜上公布，永远作为惩戒。不要只是徇私顾情面，轻视国家体统，任凭官府一天坏过一天，却没有止境。” 《明熹宗哲皇帝实录》第三十八卷。《明熹宗悊皇帝实录》第三十八卷。天启三年九月戊子朔。光宗贞皇帝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阳武侯薛濂到庆陵祭祀。○大学士叶向高正在告假，皇上特赐猪、羊、酒、米、蔬菜，并传谕他立即出仕，以符合皇上的期待。○己丑日，追赠原任右副都御史李同芳为工部左侍郎，荫其孙李孟函入监读书。○庚寅日，皇上临朝视事。○因光宗贞皇帝实录修成，赐给辅臣叶向高、韩爌、何宗彦、史继偕、孙承宗、朱国祯、顾秉谦、朱延禧等银币、麒麟服、鞍马；又赐中书官银币，赏赐各有等级。○督理军务大学士孙承宗再次上疏辞谢恩命，并请求把加给自己的恩典，用来追叙将领和官吏的先人。他又说，目前各文武官员的三防功劳都应当叙功赏赐，但辽东巡抚是新设的官职，不敢立即施行；或者可以准许按照旧例举荐和弹劾，以安慰群臣的期望。皇上批示：加恩仍应勉励，并承受对各官的褒奖叙功，同时抚恤赏赐军丁。有关部门拟具复议；对于三防人员的举荐、弹劾，应立即斟酌后上报。○兵部右侍郎余懋衡再次辞去新任命，请求按照正常推举任用，仍然上报说遵奉圣旨。不久他以疾病为由请求罢职，于是皇上赐他乘驿车回乡。○户部尚书陈大道接连上章请求离职，皇上准许了。○升河南布政司右参政潘文为本省按察使。○升原任广宁都司佥书张应辰，以都司身份管理龙固参将事务；升蓟镇都司佥书孙桂，以都司身份管理昌镇右骑营游击事务。○辛卯日，孝恭章皇后的忌辰，派广宁伯刘嗣爵到景陵祭祀。○皇上在文华殿讲读。○左副都御史曹于汴也因以陪推身份被选用、协助修录，再次上疏辞免，并极力说按照正常推举的冯从吾可以任用，皇上没有听从。○补授御史林汝翥为四川道御史。○升四川布政使司左参政王于陛；任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管理雁平道。○壬辰日，皇上在文华殿讲读。○陕西全省乡绅以及吏部尚书张问达等人共同请求为原任总督魏学曾赐谥号并给予恤典。皇上认为魏学曾在封疆任上功劳显著，事情已经议定；赐谥和应得的恤典，应命有关部门从优议复。○刑科给事中解学龙说：朱臣苏辙曾告诫神宗说：‘所谓增加财富，不是追求财物并增加它，只是除去那些会损害财物的事情罢了。这样看来，知道怎样除去损害，就知道怎样使财富产生，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臣把听到和见到的一两件事，向皇上陈述：国家各边镇的军队有固定编制，军饷有固定数额。就如辽东一镇，旧额士兵九万四千多人，每年军饷不过四十多万。如今关门的士兵也只有十多万人，月饷却达到二十二万二千三百多。关门每月粮饷已经议定为一两八钱，递送到宁前又酌量增加；蓟镇、密云新募士兵的月粮也加倍于旧额。不知这些新募士兵比旧额士兵果真勇武超群吗？这是应当核查额定军饷的地方。自辽东左地军队溃散以来，召募四处聚集，原额士兵已经无法查问。关门五部还可以说是新设；但在蓟镇、密云、永昌之间，也竞相设置额兵并议论新招。旧兵饷少而新兵饷厚，所以旧兵也逃散混入新兵之中。甚至新兵日益增加，旧额却照旧不减，那么这种漏洞怎能说得尽！应当按照旧额确定兵制，不宜竞相新募而扰乱成规；这是应当清理额定兵员的地方。臣观察五六年间，甲仗、硝石、硫黄的数量，内库发给的固然很多，关门制造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