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九（梁本）

译如今南京吏部尚书一职空缺未补，朝廷大臣汇集商议的好意和众人的一致意见，都认为除了元标没有人足以登上这个职位，于是在前月二十三日共同推举他，铨选大臣因此具疏上奏；这就是各官会推的开始。可是静候十天，唯独元标的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臣等才面面相觑、惊骇诧异，却不知道原因。有人怀疑他讲学不合时情，臣等却认为，讲学并不是从元标开始的。宋代程颐得到孔子、孟子失传的学问，成为诸儒的倡导者；他在经筵讲学时，常常以礼法自持，议论者说这不近人情，于是吕陶、胡宗愈、孔文仲等人接连上章竭力诋毁，使他离去。宋代朱熹入朝时，了解他的人对他说：‘皇上正厌恶正心诚意的学说。’朱熹说：‘我一生所学只有这四个字。’最终他仍以此入朝面对皇帝。百世以后，究竟会怎样看待程颐、朱熹为人呢？我皇上圣学光明兴盛，每日讲经筵，寒暑不停，从来没有厌恶正心诚意之学；既然学习朱熹之学的人反而不被当时任用，臣等实在替圣明时代感到惋惜。元辅叶向高先前替元标奏论得十分明白，近来又上揭请用，言辞十分恳切，难道是急于为元标求一个官职吗？实在是担心元标不被任用，百世之后人们会追究他未被任用的原因。元标越是因为这个原因未被任用，元标的声名就越加显著，而圣明的政治也因此不光彩。爱惜老成之臣、忠于君主的人，自然不能自我克制。皇上推重元辅的心意，也应当用来重视元标，不必等到臣等的话说完。况且元标并不是急于求取一个官职的人。看他正色立朝，急流勇退，与冯从吾先后离去；入国门时进以礼，退以义，俨然是圣贤的家法。与近来那些被人弹劾的大臣相比，他们甘心顽钝、丧失气节，何止相差天渊。天下第一等的官爵，本来就应当首先授予不爱官爵的人。如今冯从吾已经援例安置到留台，又何必吝惜南京铨选的一个职位？却独独使元标不能蒙受求旧之恩，还抹去一向会推的旧例吗？况且从此以后，列名台省的人会因此发扬敢于进谏的风气，忠心也会日益显露；在朝廷班次中施展才能的人，会看到他难于进用而能自守的节操，贪廉顽钝之人也会因此振作。这未必不是激励人才、磨砺世风的一大关键。人难道只是为了元标个人的任用，除此之外就没有进退的意义了吗？有个男子朱八云，为庆成府宗室申诉冤屈，请求赐给名封、俸禄、粮食。礼部认为他越过关卡上奏扰乱，仍把他禁锢在鸱〔原文语义不明〕。丁亥日，大学士顾秉谦在太学举行释奠礼。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说：‘如今边疆的大计，不过是守、和、恢复。皇上命臣说：“宁远、广宁以及河东土地，逐步谋划恢复。”可是看天下的大议论，似乎只想守住关内，而且还说：“国家失去河套、大宁，仍不算失去全盛，何必恢复辽东？”然而辽东不恢复，关就守不住。想要恢复辽东来守关，关外就不能不屯兵，不能不修筑，因此宁远、觉华的计划绝不能轻易停止。先从守来说：客兵有利于速战，主兵有利于久守。如今关城聚集秦、晋、川、湖、齐、梁、燕、赵等地的军队，全都称作客兵。姑且不论粮料接济不上，即使接济得上，他们不逃亡、不喧哗而坐食，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这是把速战的准备当作久守的谋划，想进攻力量不足，想长期防守又必然生变。所以讨论用兵一定要依靠土著兵。然而蓟州很少有土兵，若守辽东以内，辽兵也成了客兵。因此应当顺着辽人的便利，把他们安插在两卫、三所、二十七堡之间，按本地居民和屯田安置，说：‘用辽人守辽土，养活辽人。’这样关外的防备稍微充足，关内的防守就可以稍稍减轻。’ 何况把防守放在关以内，内部的防备就浅薄；把防守放在宁远，山海关已经处在重重关隘之中，神京就在千里之外。今天天下人也曾考虑到这一点吗？再从和来说：‘臣刚到关时，毡帐、旗车杂乱拥挤，登上冈阜和城墙，腥膻之气扑面而来。每天报告劫掠杀人，提议到远处抚慰、互市，而通事官却认为困难。取得广宁道后，议定合并并首次迁移到中后所，距离一百里；又再次迁移到宁远，距离二百里。把两协的提路将领分派到各自信地，既进行抚慰又负责防守，劫掠就很少发生。如今却议论撤去关外的防守，只守关内，那么仍然要入关进行抚慰，而八部三十六家仍旧环绕听命于关门。况且宁远有道员，宁前有道员，镇守的称为辽镇，抚治的称为辽抚。把辽人安插在宁前，却说这是留下祸患。姑且不论十多万生灵哪里能够安宁；既然没有宁远、广宁的土地和人民，为什么还独存宁远、广宁的赏赐？今天天下人也应当考虑到这一点吗？再从战来说：贼兵迫近宁远，就用置之于亡、置之于死的军队，联合抱定必死决心的众人，使他们心志坚强、敢于死战，士气振奋而不顾生死。外面没有可掠夺的东西，中间没有可以展开的地方，炮和箭比他们多一倍，兵民又互相接济，加上海路在后、山势可凭，奇兵和伏兵交替出动，贼兵一定会被歼灭。’ 即使越过一座城继续前进，宁城已经连接在他的后方；即使联合一座城据守，各城也已经扼住他的咽喉；即使不顾一切直抵关门向前，后面有坚城，后面又有援兵，自然可以立即将其扫荡。又或者妄想进犯海上，觉华岛的驻军与望海台停泊的船只相互牵制，巨大的敌船也必将葬身水军之手。又或者渡过关门，凭借精锐铠甲进图恢复，那么水师与东部陆师就会会合。水师中一支出奇、一支正面，出没没有定数，因此在敌人门庭之内和门庭之外抵御敌人，形势已经不同；在二百里之外尾随敌人，和在二百里之内迫使敌人进攻我方，形势又不同。今天天下人也曾考虑到这一点吗？有些人心系天下，却不了解边塞情形，间或凭道路传闻产生忧虑疑惑；也有些人心思不在天下，不顾边塞安危，只想着自身和家族的计谋来侥幸求利。伏望皇上立即决断，不要被众议动摇，希望臣的肝胆有所凭借，而土地能够恢复。皇上嘉许并答复了他。戊子日，亦辖等族番人竹木等进贡方物。

译孙承宗说：‘臣所议合款防守，由一名总督统领、两名巡抚分别负责蓟、辽，是因为皇上没有采纳；臣离开后，特意借此把责任分开，等臣离开之日仍推举总督，实在是看清边事不宜纷乱，并不是总督妨碍臣，也不是臣妨碍总督。臣私下认为总督和臣不必同时设置，并不是说臣可以长久留任，也不是说额定员额可以裁减。如今粮料接济不上，而且粮料将要断绝。去年采买青料近二百万人〔原文“二百万”后单位疑脱〕，于是可以省下金十二万多，而现在又将断绝。部里应发的钱价没有发下，皇上发出的作为军需的库银，户部借用了三十多万，而关城已经空空如洗。近来把马兵、步兵、战车和辎重合编为车营的有十处，但器具不齐备。臣所请求的宁远边城，每年可以得到十七八万，这还不敢说。若马价不能确定，抚赏不能确定，怎样应付突然的事变？至于臣在边务稍稍空闲时，十多天进京觐见圣颜，边事重大，一一当面奏报，仍与朝臣逐一讲明其中情形，臣仍然承担职务，难道就是松懈责任吗？臣刚到关时，有粮饷发放而没有议论；后来兼有议论；现在却有议论而没有粮饷。关抚明练而有才干，可以说是有才能；他关于防守的意见与臣相同，但议论防守的办法似乎又和臣不同。’ 臣自从担任巡抚以来，凡是调换将领官吏，如满桂守宁远、陈九德守北山、马爌守中右、孙怀中守高台、陈一元和安邦招募辽兵，都是由镇守、道员商议，再由巡抚决定。没有听从巡抚的，只有巡抚多次说臣不应出关，担心兵马少就无法威服敌人，这也是老成之见。臣想到关外还未安定，确实一再考虑他的话，但最终还是没有听从。巡抚请求皇上让朝廷大臣共同议论：主兵、客兵能否长期戍守？本地粮饷能否长期输送？关外土地和人民能否弃置？屯田、修筑、作战、防守能否兴办？再考察今天的敌人，果真会坐等而自行消灭吗？臣不敢希望作百年之计，只涉及五年，究竟结果如何？不要只求眼前痛快，使当事大臣承担极其沉重、无法挽回的局面。’皇上答复说：‘兵饷、战守之事，卿前后逐条奏报，听凭便宜施行，不必交廷臣议论。巡抚官意见不同，恐怕不便办事，交该部议奏。’ 刑科给事中解学龙说：建奴去年冬天的到来，并不是真正要来；今年春天不来，也不是真正不来。如今铁衣究竟有多少可用的数目？收买马匹、骡子、硝石、硫黄、盔甲，曾经查验过吗？三农已经告匮，束手无策、无力支撑，竟然三名统帅各自领取一万二千两银子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令人惊骇。营房每间定价六金，镇将侵吞克扣后实际花费不超过五六钱；马料和草豆又扣去一半。至于抚赏，本来是借此缓解边疆的警戒，并不是要借此撤除我方作战防守的准备。如今究竟怎样了呢？皇上严厉责备他沉溺怠慢。两朝从信录所载《刑科解学龙饬玩惩贪疏》说：边疆有苟且敷衍的政治，不能不知；朝廷内外有贪鄙的大臣，不能不问。微臣按义理不能沉默，恭敬直陈此事来报告皇上。我私下认为，神京是否安全，完全取决于榆关是否坚固；榆关坚不坚固，又完全看奴酋来不来。去年冬天根据回乡人的口头传闻和巡抚、道员的揭报，形势大概已经危急到朝不保夕；如今又侥幸过了两个月。唉，也危险了！臣认为奴酋去年冬天的到来不是真来，而今天的不来，也不是真不来。请允许臣把情况全部说出来。奴酋的骁骑有一定数量，如果全部出动就不能不全部出动；又不能进攻而担心主客之势退却，还担心巢穴受到袭扰，不是万全之策，所以奴酋不来。既然已经据有河东这一有利形势，可以任其耕种，就不得不使用辽人；但又不能不防备辽人。虏兵虽然不能加害奴酋，奴酋却不能不防备虏兵，惶惶然忙于内部谋划还来不及，所以奴酋不来。他的国东接朝鲜，西接岔河，南临沧海，北邻虏穴，不费一支箭，就占有千里沃土，妄想也已经稍稍平息，所以奴酋不来。往年一次攻取清抚，再次攻陷开铁，逼近辽阳、沈阳，形势势不两立，他的志向十分坚决，声势和锐气都很强，他一定想得到辽阳、沈阳，这是不用等有智慧的人也能知道的。如今三岔距离榆关已经非常遥远，明知我方不能前往，所以奴酋不来。这就是臣所说的去年冬天到来不是真来。奴酋知道中国在防备他、畏惧他，中国竭尽海内力量供应军需，驿站骚动、百姓不得安生；他完全可以乘我方疲惫一举进攻，那么奴酋为什么不来呢？自从广宁溃散以后，中国何曾探知过他那边一点消息？而田有仓、赤没哈等人分布侦察，出入一片石等地，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如今田有仓虽然已经被擒，但在他之前还有不知多少像田有仓一样逃走的人；其中的情形，他已经了解得很清楚了。奴酋从未忘记中国，那么奴酋为什么不来呢？李、佟两个贼人虽然全心归附奴酋，但毕竟不是他的族类，他终究不能解除对他们的疑心。如果不天天在中国制造事端，就不足以显示归附的诚意，也不足以求得奴酋的重视。既然有这两个贼人早晚在旁煽动，奴酋为什么不来呢？郎素不过是虏中的一个部落罢了，却公然率领零散士卒，歼灭我方将士数百人，而我方忍声吞气不敢追问。虏兵不与我方联合，就一定会与奴酋沟通。小路上没有防守的地方，全是奴酋虎视眈眈之地。邓艾进军绵竹、白马关的溪王峪，都可以被虏兵利用。这样奴酋为什么不来呢？这就是臣所说的今天不来并不是真不来。对此应当怎样谋划防备？怎样竭力筹办？怎样从实际处着手办事？怎样从根本上建立基础？怎样同心协力来扶助王室？怎样知人善任来准备听从指挥？如今铁衣究竟有多少可用之数？听说巡抚想要点阅，各位统帅不答应，而且也没有办法。收买马匹、骡子、硝石、硫黄、盔甲，曾经查验过吗？听说各道和各镇将领相互交好、结盟，修饰情面，那么请问马骡有多少？

译盔甲有多少？硝石、硫黄有多少？他们一定茫然无以回答。兵马操练并非没有照旧进行，但不过是千户、把总带领一百多个游荡闲散的人，在演武场放炮呐喊，辰时集合，未时结束罢了。那些大将不是借口生病偷闲，就是把饮酒当作乐事。近来甚至派人到南都购买名妓，这是什么样的天地、什么样的时局，竟然做这种事？司农已经告匮，束手无策，难道曾有一天不说粮饷缺乏吗？可是三名统帅各领取一万二千两银子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令人又惊又愕。难道没有想到，凿石开山，就是如今这些夜里啼哭、露宿在外的征夫；人工已经用尽技巧，无非是敲骨吸髓般地压榨；国家之所以看重大将，是因为他能够申明军令，有人犯法就必定斩首。可是出关的总兵，他的随从假充家丁，在中前所奸宿辽民的妻子；那妇人喊叫，反而捆打她的丈夫，以致人们眼看奸淫却不敢说话。广宁道已经具文揭报，而该镇却称病不出，这在军政法律上应当如何？一时拿起武器，一时又甩手不管，究竟由谁统领，竟使事情如此？大帅营中的逃亡人数比其他将领多一倍，有游手之徒出入虏地，有人在丰润、玉田、三河等县充当响马抢劫。既然明知逃亡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却抓住一个做工的班军斩首来警示众人，岂不是太不仁慈了吗？营房每间领取六两银子的费用，却暗中侵吞克扣，每间只花五六钱，不过是拉士兵来做工，用土筑墙罢了。这样一遇风雨，军士仍旧露宿。马料和草豆被贪婪的武官视为奇货，十成扣去一半，以致马匹早晨还衔尾进入，晚上就伏在马槽旁死去；而且倒毙后又不当天呈报，开除钱粮却拖延不办，以此谋求冒领。国家有多少金钱经得起这样浪费？唉！奴酋的情形既然如此，而我方的备御却这样，各位将领还大袖高巾，日夜聚饮，沉溺于金谷，流连于青楼，弓箭器械十件中没有一件完备，只盼奴酋一到，作为辽阳、广宁的教练场罢了。天下的事还忍心说下去吗？至于抚赏这一项，尤其希望与当事者共同商议。虏兵明明挟持奴酋来向我方要挟，奴酋明明借助虏兵来困扰我方，只等他们那边养足气势、把事情安排妥当，又等我方东奔西走、无暇照管，再等我方这里有缺口、那里有残破而全不理会，然后一面索要赏赐，一面声势攻击，使我方财力困乏无法支撑、兵力疲惫无法防守；于是他们或联合或分散，或出奇或用正，欺负我方疲惫，乘我方懈怠。哪里知道我方债务将要单独承担、士兵羸弱、车辆只有下等马匹，拿什么来应付呢？臣私下认为，从来与虏兵议和的办法，不过是借此缓解我方边境的警报，从未依靠议和来撤除我方作战防守的准备。如果认为议和可以离间奴酋与虏兵的关系，那就等于说他们接受议和，而我方出死力来抵御奴酋；三尺小童也知道这一定不可能。专心致志于防守，然后才能谈进剿；舍弃防守去谈进剿，是办不到的。专心致志于进剿，然后才能谈议和；舍弃进剿去谈议和，也是办不到的。我方常常显示不愿议和，然后虏兵就不能挟议和来向我方多求；我方常常把握不必议和，然后奴酋就不能借虏兵来使我方坐困。况且把抚赏金作为军饷金，少捐出一些粮食来减轻加派，百姓就不会困苦；再把抚赏资金作为犒赏资金，拿出千金来酬劳壮士，将领自然会勇敢。层层都有天险，人人都有战心，他们望见必定不敢来，来了也必定不能前进。我方奈何不了他们吗？他们又难道能奈何我方吗？古代三代抵御夷狄，深深懂得这个方法；到了宋朝最终被夷狄覆亡，却用每年赠送缯帛来与戎族讲和，杀害武穆并以谈论兵事为戒。鼌错说，匈奴贪婪，与其贿赂，不如不贿赂；不贿赂，变乱发生得快而祸患小；贿赂它，变乱发生得慢而祸患大。与其害怕变乱来得快，不如害怕祸患大；与其选择祸患来得迟，不如选择祸患小。好啊！苏轼《审敌篇》足以作为今天的借鉴，不能不深思。大凡治理天下，必须有治法，也必须有治人；有治法，也可以造就治人，有治人，也可以确立治法。有治法，那么懒惰的人会振作，顽劣的人会廉洁，官吏住舍中不会没有醒酒，深夜也不会有无故送来的人情财物，所以可以造就治人。有治人，那么衰败的法令会得到整饬，玩忽职守的人会感到震惧；像汾阳王郭子仪向宰相恭敬行礼，淮南王刘安在长孺面前停止谋划，所以可以确立治法。近来，地位高的悠闲自得以培养声望，地位低的畏缩苟且以应付时机；身在局外时便争相逞强，一旦承担职务却争相像鸠鸟一样藏身。被寄托镇守封疆重任的，多是只顾保全自身、经营私利的臣子，而接受官印服饰的，却少有一尘不染的操守。臣私下对此深感忧惧。至于部曹奉命出差，既成为台省耳目所不知道的地方，又处在巡抚、巡按纠察弹劾所不能及之处。巡抚、巡按既以礼相待而不把话说尽，州县官员又畏惧其威势而不敢说话，于是有的像狼一样贪婪、像虎一样吞噬，不顾遭人讥为坠落；有的像狗一样苟且、像苍蝇一样钻营，丧失良心而不知羞耻地送礼。像某某这样的人，实在是士绅所羞于称道、名教所不齿的。因此使朝廷的德意不能畅达，民间的生计不能实现，天下相继陷入大乱，都是由于这类人。恭请皇上赫然震怒，亲自郑重告诫，敕令边疆臣子鞠躬尽瘁，不要把闲散著作当作急务。敕令中外各臣专心一意，不要把百姓的财物当作自己的财物；这样文官就不会爱财，武官就不会怕死，天下就太平了。朵颜等卫的都指挥懒秃等人补交贡马。叙功河南平定妖乱之事：前任巡抚、现任宣大总督冯嘉会升任兵部右侍郎，荫监，赐黄金三十、币帛二；巡按御史丘兆麟、梁之栋各赐黄金二十余，并予以纪录。庚寅，广东左布政吴中伟任光禄寺卿。辛卯，太仆寺卿饶伸任刑部左侍郎，南京户部右侍郎白所知改任工部左侍郎，协理殿工；大理寺卿柳佐任工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杨涟任左副都御史，广西道御史王一中任太仆寺少卿。故河南道御史汤兆京赠任太仆寺少卿。汤兆京是宜兴人，万历壬辰进士，任丰城县知县。当时有大盗范氏以都城为巢穴，在袁州、临江、吉安、赣州之间流窜劫掠，并结交左右侦伺官吏的饮食起居。汤兆京秘密将其擒获。陈最授任御史，署理河南道。给事中赵兴邦仗恃太宰赵焕而贪婪放纵，赵兴邦接连上章弹劾他。辛亥年京察时，极力斥责汤宾尹及其党羽邹之麟、韩敬。当初汤宾尹声名很盛，众人的心都依附他。考察时列举他的罪状，主管此事的人都惊愕。其一是朝会时，汤宾尹问人说：“谁是汤伯闳？”别人指给他看，汤宾尹顿时惊惧。南京工部尚书张辅之退休。

译巡按直隶御史潘云翼勘察之后，先前巡按辽东的几位臣子说：桂一桂巡抚辽东时，抚顺之变发生了；陈于廷巡按辽东时，四路军队败了；方震孺巡按辽东时，广宁城被放弃了。然而他们各有自己的心志和行迹，并不是他们所能挽回的。皇上认为说得对。壬辰，兵科都给事中赵时用任太常少卿，御史王尊德、李时营任太仆寺少卿。总督仓场户部尚书张世经退休。癸巳，礼部尚书林尧俞、工部左侍郎陈长祚会同钦天监正周子愚择定安葬怀冲太子的日期。户科左给事中周之纲说：抚恤百姓应当注意三种弊害：一是奸猾书吏任意增减、转移百姓粮赋；二是有司征收火耗过重；三是户丁逃亡，应酌量办理补征和豁免。任用人才应当合乎人情，但邹元标推任南铨时，不任用余懋衡、曹于汴，而都只是陪推点用；他们为了避嫌而离去。后来各位臣子陆续到任，却因成规而不能参加考选，使人心失望，也使上下主管部门受到影响。乙未，工科给事中陈尔翼任广东右参议；郭兴治任河南右参政；四川道御史姚祚瑞任四川副使；河南道御史张捷任狭西副使；云南道御史杨维垣任山西副使；福建道御史周汝矶任狭西佥事；吏部考功司郎中伦肇修任河南参议。巡抚顺天岳和声免职。负责戍政的兵部左侍郎朱光祚上奏，核查训练军饷并节省费用。此前，元年发放训练军饷三万二千，拨发国库银三十万。过了一年，费用几乎达到二十万，欠债的将帅和奸徒出入其中，没有人过问。朱光祚核实银十四万六千二百余，勒石记载后储存在库中。丙申，开始御临经筵。御史张泼任太仆寺少卿，彭鲲化任大理寺右寺丞，山西左布政韩任太仆寺卿。工科都给事中周士朴等上疏救援杨、姜二人，被贬谪；大学士叶向高等也为此进言，没有得到答复。丁酉，大理寺左少卿左光斗任左佥都御史；南京通政使林学曾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添注太常寺少卿叶茂才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兵科给事中李精白任都给事中。沈儆炌仍任南京工部尚书。熹宗旧纪记载：左佥都御史沈儆炌任南京工部尚书时，蓟州、永平、山海一带多次发生地震，城郭房舍毁坏，死亡人数无法计算。戊戌，御史李应昇说：“山东流民重新恢复原业，却又被驱逐，请预先谋划长远的消除和防止办法。”当时邹县知县田吉因平定妖乱之后将他们驱逐。吏部都给事中程注任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馆；山西参议刘复初任光禄寺少卿，广西参议曹学佺任广西副使。南京刑部尚书李养正退休。己亥，御史汪泗论任太仆寺少卿；高推任大理寺左寺丞。翰林编修陈子壮、方逢年、刘必达、陈具庆、倪元璐充任起居注官。锦衣卫都督佥事许浚祥晋升都督同知。总督杨述中上奏，贵州巡抚王三善战败被俘陷，并请将军饷交兵部议处。《两朝从信录》关于贵州巡抚王三善被俘陷的注释说：巡抚大臣进入大方，酋长把陈守愚诈降，便赦免他的罪，授予他参谋之职，命令他招安位母子。这就是把剿灭改为抚治，记载的数目原本没有错误。等到他领兵返回省城，途中被猡鬼等苗族截击，过错在于巡抚谋略少，也在于总督没有防备。兵部认为贵州的祸乱尚未平息，提出战守善后的九条意见。其意见说：贵州孤悬在偏远地区，被围困了好几年，最终靠忠义激发人心，发誓死守，可见人心并非不能鼓舞。巡抚大臣立即解除省会的重围，径直攻破大方的老巢，都亲自披甲戴胄，以少击多，可见贵州的军队未必不能使用。只是大方之后，回到省城筹划斟酌剿伐之事，本应命总兵坐镇当地，指挥调度都能得心应手，却竟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不料被贼人的诡计诱骗。他的用心确实壮烈，遭遇也确实令人悲痛。然而胜负是兵家常事，多难正是兴邦的基础，我军也曾多次获胜，贼人的计谋哪里可能万全？现在最急迫的，是总督大臣收拢溃散的士兵将领，使士气重新振作；巩固远近各处的防守，使人心不动摇；督率军队、治理军饷，安抚众人、守卫城池。贵阳既然能够保全，重新出兵讨伐又有什么困难呢？”}], “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一件事。巡抚大臣出征数月，总督大臣已经代理他的职务；贼势紧急，总督负有调度兵马粮饷的责任，难以一人独自承担，应迅速选拔有雄才大略、熟悉西南利害的人，或推举或调任，立即选用。这样虎豹在山，威势自然震慑。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二件事。偏沅是贵州、湖广唇齿相依的地方，辅车相依，贵州危急，偏沅也会危急，何况楚地各土司多与安酋有兔死狐悲之情，都在观望成败来决定顺逆。因此先年征讨播州时，曾设置巡抚来镇守；平定后旋即革除，昨天已经议定并得到俞旨。后来因为贵阳屡次获胜，又重新中止。如今事情紧急、形势危迫，偏沅督抚仍应重新选择附近有才望的人推任，使他督运楚地的粮饷和兵力，作为贵州的后援，并联络土司，保障三楚，这些责任都要承担。得到合适的人，贵州、湖广就都会有福而无祸了。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三件事。台臣傅宗龙多次陈述滇、黔方略，切中要害；此人忠义果敢，熟悉各种韬略，两省夷情、地理都了然于胸，胸有成算，应当任用他担任监军视师，与督抚三位大臣共同商议机宜，大力施展宏图，一定能够平定西南。”

译“建立伟大的功勋，等到举行饮至礼的那天，应破格优厚任用，以酬答他的功劳。台臣桑梓相连，义气非同寻常，这是应当急办的第四件事。兴师动众，情况千变万化；督抚希望他们同心协力共同治理，若不是宽宏不能驾驭，若不是深沉不能保全。贵州远在天边，又正遭逢战争，司道诸臣都避之唯恐不及，不愿前往。一时在任的人，多是从府县中就近推选，良莠不齐，所以深入穷边之后，最终没有特别出众的成绩。如今各道能否任用尚不可知，应迅速选拔附近道府及部属中有才能、懂军事的人，赶快推补，并严限任事。功成之日，破格重用，以此显扬他们，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五件事。贵州的夷族种类很多，加上犭□罢鬼的兵力，勇猛难以抵挡。如今我军遭到截击，锐气已经受挫，贼军新近获胜，气焰正盛。不是坚守就无法保卫城池，不是奋力作战就无法抵御乱军。但黔南一路兵将有限，贼夷分布四面，消息难以周全掌握。应依照原议，由滇、蜀、西粤各自发兵征剿，使贼军腹背受敌，才有可能除掉凶乱、洗雪耻辱。巡抚被陷在贼军之中，料想他们也不敢加害。若不大规模集中兵力，就不能剿灭；若不声讨其罪、出兵讨伐，也不能使其归抚。” “先行剿灭以显示威势，之后招抚以完成善后，这是应当急办的第六件事。安邦彦悖逆无道，陈其愚诈降以求事，都是神人共同愤恨、王法必定诛杀的人。应广泛安插亲信，重重悬赏，以吸引他们归顺，并除掉这两个酋长。除了不能赦免他们之外，听说安位母子多次上书请求投降，也不妨相机笼络。党羽四十八支，也应分别辨明顺逆，收为己用。诸葛亮对孟获，只是使他服从罢了。自古以来，从没有断绝一个族类、使战争连续不断的做法。若在郡县驻兵设将，也会给日后留下忧患。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七件事。安氏、奢氏两个酋长联姻相互依靠，已经不是一天了。昨天奢寅在安酋营中阅兵，那么奢酋如今的举动将以安酋的进退为准，由此可知。如今安酋猖獗放纵，奢酋也将狂妄逞强。万一遵义危急，川南一带又会震动。应令四川巡抚守卫永宁，遏制其间的通道；严密防备遵义，以防祸乱。对于首恶奢世煇、奢寅，应明面上表示给他们一条活路，暗中布置罗网。一切行动故意让他们似乎听到、又似乎没有听到，使酋长戒备之心稍稍松懈，然后施展制御之术。遵义安全则全蜀都安全，擒获奢酋则安酋自然孤立，这是应当急办的第八件事。” “贵阳危急了，从镇远到偏沅，都是土司交错杂处的地方；从辰州、常德直到荆襄，都是贵州、湖广的要冲。不仅各土司不是我族，气势汹汹而容易动摇，即使各县忧患逼近、震动邻境，也惶惶不安。万一不轨之徒借机生出异心，勾结夷人作乱，关系到安危，岂是小事？应令湖广两位巡抚严令整备兵戎，严格实行保甲，安抚整顿民众，预先折断祸乱的萌芽，务必做好事前防备，不要留下事后的悔恨。这是应当急办的第九件事。” 巡盐河东御史刘徽入朝辞行时上疏；以及给事中周士朴等将上谕送交内阁，并派刘徽、叶向高揭帖救援，都没有得到答复。前任甘肃总兵薛永寿侵吞军饷，巡抚李若星上奏论劾，薛永寿被逮捕。太常寺卿桂有根退休，晋升工部右侍郎。辛丑，应天府尹毕懋良任户部右侍郎，总督仓场。邓汉任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改为抚治郧阳。蔡复一任兵部右侍郎，兼任右佥都御史，巡抚贵州。右通政王佐任太仆寺卿，管辖西路；南京太仆寺卿岳元声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山东道御史黄遵素请求恢复午朝当面奏事，皇上说：“已经严格实行的尚且不能遵行，为什么又要在午朝当面奏事呢？” 壬寅，东厂太监魏忠贤上奏请求减少香品贡额，皇上准许。熹宗旧纪记载：本月，免除四川、广东、福建、浙江的香贡。国子监祭酒蔡毅中进呈《字学要览》，皇上命令刊刻。癸卯，工部左侍郎陈长祚任尚书，总督两广；兵部右侍郎胡应台任南京刑部尚书；南京太仆卿林才任南京通政使；起用俞安性任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乙巳，大理寺右少卿武之望任太常寺卿，太常少卿孙鼎相任太仆寺少卿。丙午，起用吴仁度任兵部左侍郎，太常寺卿柳佐任工部左侍郎；太仆寺少卿李成名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顺天府丞毕懋康任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四川右布政李仙品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偏沅；光禄寺卿吴亮任大理寺右寺丞；礼部郎中周尔发任尚宝司少卿。巡按贵州御史侯恂说：拯救贵州的办法如下：一是选派重臣。巡抚大臣误入罗网，总督大臣应戴罪办理。如今征集士卒马匹，再谋划大举进攻。如果让总督独自承担这件事，恐怕不能完成平定的谋略。二是设置沅抚，统领贵州境内的军队。军队一切都要仰给于楚地，如果没有专人督率，势必难以源源不断地进入贵州。三是选择大帅。鲁钦、马炯既然是败军之将，旗鼓没有主帅，大帅不可不慎重选择。四是扼守新添、平越、偏桥等要地，应层层驻兵。每一道臣各自招募三千人，弹压沿途苗民。五是迅速协同援助：敕令云南巡抚拨兵，仍从盘江下行以牵制贼军的肩背；敕令四川总督发兵，仍向毕节进军以冲击贼军的胸胁；并敕令广东巡抚选拔精锐进取普安，或进取都匀，作为贵州的犄角。至于营兵尚有四五万人，应如何整顿？贵阳商贾和聚集的流民，应如何镇定？省会仓米不过四千余石，新添以下仍有储积，但转运十分困难。只能用军队运输，应如何处置？附逆的土司沙学、温如璋等，昨天都投降了，如今应如何驾驭？苗仲龙、蔡半年来多方抚剿，如今应如何羁縻？”

译因此，这些事情应由主管大臣谋划。皇上非常赞同。《两朝从信录》载《贵州巡按侯恂巡按贵州事务完毕恭敬陈述安定边远地区疏》说：臣奉命巡按贵州，至今已经一年，周遍咨询，对地方的利害已经全都了解。总的说来，贵州受祸的根源，千言万语只是“贪”这一个字，于是军用物资日益□，夷患日益炽盛。又因为没有人料理，事务丛杂而不能振作，好比瘦弱的人，内脏不充实，百病乘虚而入，又没有良医治疗，只能眼睁睁等待死亡。如今平定祸乱有了希望，固然是更新治理的时机，却不能不赶快整顿。臣谨将地方利害逐项列出上陈：一是增加将领，以辅助战守。贵州土司横行，苗贼发生，兵火之后，部署十分费力。如铜仁逼近红苗，三山的苗人又成为心腹之患，近来窥伺总兵赴省会，大肆猖獗。如今事势尚未安定，正需要元帅弹压；元帅必须长久留在贵阳，以壮大全贵州虎豹般的威势。铜仁应设置参将一员，以作保障。盘江最为险要，实在是盗贼聚集之处，仅设一名巡简司不足以应付；应当设置精兵，在上下盘江建立武营，选拔才干之士二人，加授守备职衔，督率军队巡查缉捕，这样滇、黔之间的交通命脉就可以长久畅通了。洪边十二马头，西面连接安酋统治的水西、陆广地区，东面通往乌江、遵义、板角，绵延数百里，处在省会禁怀之间，安酋的余党仍在暗中滋长。这里应设置守备一员，责成他控制苗仲；这些都是心腹、爪牙之地，不可缺少。一是增加兵饷，以资助防御。贵州兵力单薄，即使有营哨，军饷也多未足额发放，士兵编制也不充实。至于巡抚、总兵以及各参将、守备的额兵合计，也只有三千余人。凡是有事便削弱本部而借助土司之力，所以土司气焰日益张扬，最终发展到决裂而无法收拾。因此，充实兵力是今天的要务。大约巡抚、总兵各需要士兵三千，参将各需要士兵六百，守备各需要士兵三百，这样缓急之时才可以收到成效。至于黄参、清平等紧要地方，更应增设营哨兵力，才可以制服苗患。旧兵按例发放协济饷了，新兵的军饷从哪里来？只有请求留下楚地军饷数万，每年按季度解送贵州，才不至于苦苦催索。有人说国家正困乏，哪里能常常截留楚饷来供给贵州？却不知道贵州自开国以来，已经多次大规模征讨，每次举事，动辄耗费数百万，而百姓被杀戮的惨状，更令人不忍说起。哪里如同未雨绸缪，在祸乱萌芽时建立威势，享受无事之福，所节省的还更多。一是核查田亩，以确定赋税额。贵州处在万山之中，溪谷高低之地都可以开垦耕作，田地大约有三类：一是军卫屯田，二是有司民田，三是土司夷田。最初的制度使三者犬牙交错，彼此混杂；先年曾经清理丈量，但事情久了弊端又产生，私下顶替、暗中投献的弊害没有清除，继承、绝户、荒熟田地的徭役没有查明，影射、飞洒、诡寄的危害没有禁止，吞并、丢荒、压占的漏洞没有厘清。法令留下奸弊，屯田留下的力役也由此而来。何况洪边、龙里等处近来刚经勘定，而省会、安顺等处户口流亡，沟渠田埂多半成为无主之地，这些都不能不查问。不如趁现在赶快进行一次开拓清理，逐一清丈，查明哪部分是屯地，哪部分是民田，哪部分是夷田，查清原来各自缴纳的差粮多少，酌情议定分摊。土司忠顺的，各自管理原有土地；叛逆的，全部归入版图；原来没有派定的差粮，依例征科。即使是贫瘠、断绝、没有人烟的地方，也应逐寨逐庄查造入册。其中有乡绅富豪冒占的，也必须登记入册。差粮有据可查，就能彻底改变有田却逃避粮赋的积习。其中无主、应当归官的民田，应责成府、州、县设法招徕百姓开垦；长期荒废的，应酌量减免租税。军卫逐年衰败，屯田也更加有盛有衰，应责成管理屯卫的官员督令五所，普遍分给屯军耕种，用来抵补军饷不足。这样尽力实行，哪里有方法却害怕不去做呢？但必须专门委任一道臣负责，才会有实际成效。运输事务结束后，分巡新镇道无所事事，应当加以专门敕令，使他专心料理，巡行田间，把一切查勘、劝课的事情切实实行。至于清丈屯田、民田、夷田，各自编造鱼鳞册、弓口册、差粮册，一份报送部中奏缴，一份存于布政司、按察司，一份存于府、卫、州、县，彼此互相查核，永久避免欺瞒隐漏。一是禁止兑扣，以整顿弊政。贵州各项应支的钱粮，全都受到兑扣牵累，积年奸猾之徒盘踞其中，国库仓廪像被洗劫一空。比如驿递马馆，按例由条鞭县司按额征收完毕后解送，由府转解供给，这是确定的制度。如今积弊沿袭，多是奸棍包揽承办，拿着一张印领，交给额征县司，发给纳户，再由通催差吏、皂隶逐户称收，增加耗费，强迫折算，其危害说不尽。愚民饱受痛苦，家产荡尽、家庭倾覆，一遇大风，还要说疲困劳累，这就是马价造成的危害。供给驿馆的银两，又被驿官吏侵吞破费，剥削乡民，加征超过原额一倍，这就是馆银造成的危害。至于卫所、站馆、营哨官军的俸粮，有的就近借支余田递马粮米，到了期限仍到布政司领取协济；有的已经借支饷银却不归还马本银两，正额关文一出，竟不扣还官府；有的衙役、豪右以四六分成私下和买，军人又私自兑扣；有的官吏、师生领取屯田科秋料作俸廪，却私自下乡，与纳户串通折兑；甚至贪婪的武官、奸猾的吏员侵吞隐匿收入归为己有，借口土地荒废，或者说田地被苗人占据，或者说小民拖欠。这样长久下去，哪里还有尽头？现在应严格禁止过去的弊端，勒石作为命令。凡每年出入的钱粮，哪怕毫厘都必须征收解送入官，储存在仓库，按时起解，由道、府查核支给，不得容许积年奸猾之徒收领，仍像以前那样兑扣、和买、料取百姓。违犯者从重查究处理，这样积弊或许能够肃清，民间创伤也可以恢复。一是增加佐令，以便分别治理贵州这片荒远地区。居住在各夷人洞穴之间所设置的官员，多数不能配齐，也是因为俸禄供给不能接续、物力困乏。

译只有安顺府，是通往云南的重要地区，也是贵州藩府的咽喉。先年只以一名备兵统辖安顺等田州六卫，后来改州为府，却没有设置首县；因此堡宁各司纷纷帮助叛逆，在内部接应而导致城池陷落。总的说来，是文臣少而土司多，所以不能相互制约。现在应把西堡等处各叛司及原十三板地方，以及各司吏□，除去□一县，将附郭县令、县尉供给俸禄的费用，全部取自没收的叛田，发给各官定额俸禄。这样没有增设官员的扰累，却能得到设置官员的好处。埧阳处在粤西各夷的界限之间，广谷隘已经设置守备，仍应添注一名安顺通判，以负责驻防。这样既可核查军伍，也可了解民情，并便于调度安抚。从威清到平埧，地域也很辽阔；界首芦荻等处无不是要害，应当由安顺府推官驻守平埧，左面控制埧阳，右面牵制安顺，互为犄角，这样或许可以使卫所武官、土司酋长有所警惕，而营哨、驿递也借此整顿。这是土卫兴革的重要措施。一是酌情升迁任免，以激励官员操守。贵州缺少官员、政事荒废，是因为到贵州任职的官员相继裹足不前。主管此事的人忧惧不堪、为之侧目，于是有超迁的议论，有边地俸禄的议论，可以说想了很多办法来鼓舞他们；但人们最终还是不愿前往，为什么呢？形势纷乱，俸禄薪资匮乏，而且一到金筑，就等同于投入荒远的蛮烟瘴气之地，两三次之后几乎就会永远禁锢在那里。那些任职历练十年、劳绩深厚、声望显著，却不能升迁调转的人，又何苦停留在穷远边地呢？现在不如酌情确定任期二年、三年的制度；治理成绩显著的，就为他更换任所；若善地有人选，且人与地相宜，听任巡抚、巡按题请留任。至于黔南，距离京城不止万里，鸟道崎岖，刚一想到便会产生回车的念头；加上瘴疠山岚，景物风气极差，刚住进那里，没有不生病的，这也是外任官员的一种苦处。臣前次上疏议论任用川、滇、楚、粤之人，是因为这些地方接壤，准备行装并不困难，而且风俗气候相近，也便于任官；这也在于主管此事者留心。都请等待圣裁。左通政邹德泳上疏论劾郑养性叛逆余党漏罪，没有得到答复。兵部左侍郎高第退休。川湖总督朱燮元上奏，分辖蔺地。当时奢崇明逃遁，安氏的蔺州已经被平定清理。朱燮元请求以赤水河为界，河东龙场等处归贵州，河西赤水、永宁归四川；在永宁设置道、府，使其与遵义、建武声势相互联络。如果贵州省认为不便，则由四川实行郡县制，贵州仍设卫所。此事交付有关部门议处。《两朝从信录》载四川总督朱燮元议处蔺地疏说：“臣行军至此，询问古蔺、落红、大坝、新寨、太平、泸江一带，都是” 肥沃的土地，虽然隶属于贵州土地，实际上却在四川境内。如今两个酋长制造叛乱，奉旨征讨，臣与巡按大臣以及道员、将领、文武官员，不惜牺牲性命，集合五路军队，耗费三年力量，才有今天。虽然两个叛逆逃到境外，尚未献俘，但蔺州疆土已经清理平定。四川自从遵义实行郡县制以来，不以得到土地为利益，反而以养兵为负担，所以一谈到改土归流，往往皱眉。然而两个酋长叛逆滔天，连续多年浴血作战，才仅仅夺得此地，难道还想仍旧设置宣抚司，把土地交给什么人吗？何况永宁这一块土地，西面从建武、东面到遵义，三面环绕它；贼人想要行动，哪里都可以穿出，而我方设置的□却相距二千里，最南面的照应就像人的腹心肘腋之间；去掉一只老虎，难道还可以再放进一只狼吗？当圣祖时期，天下初创，西南夷人无不畏惧法令，所以就地设置卫所来贯通血脉，只是利用犬牙交错的意义，实在缺少弹压的威势。逐渐发展到两个叛逆肆意横行，四川把他们看作土司，宽纵其法网；贵州把他们看作邻近夷人，置之不问。他们暗中谋划已久，一旦突然发作，杀官戮民，如同割草，这种变乱是古来未有的，难道还可以因循苟且，不替长远打算吗？” 议论者想以赤水河为界，河以东龙场一带全部给贵州，河以西从赤水到永宁全部归还四川；在永宁城中设置道、府，与遵义、建武互为犄角。这样彼此呼吸相应、声势相连，用来弹压各夷、保护内地，没有比这更好的谋划。如果贵州省以祖制为理由不肯改变，那么依照黎平、镇远的先例，由四川实行郡县制，贵州仍设卫所，虽然说是枝节重叠，也没有什么不可。臣不敢夸耀开疆拓土的名声来增加事端，只是考察地势、参照人情，似乎不得不这样做；唯有听凭朝廷公议和皇上斟酌裁定。至于两个酋长，起事后已经没有党羽、没有家室，进入险远之地逃遁，或许早晚会被捕获，也可能拖延多年，尚不可知。贵州、四川唇齿相依，利害相连；多次接到贵州巡抚移文请求援助，臣已经派参将林鼎兆领兵一万，杀入冲羿子、猥猡等关，直抵大方。该巡抚郎留会合营军，臣又命总兵李维新搜查菁事完毕后，再发重兵援助。只是四川多年用兵，公私都已匮乏，藏蓄搜括之后又搜括，钱粮借贷之后又借贷，百姓离散尚未恢复，膏血已经耗尽；若不停止就会自取焚灭，这是臣忧心如割、片刻不能忘怀的事。疆土既已清理平定，就应尽早确定议案。一方面设法逐渐撤回各路军队，以节省民力。臣谨会同巡按共同署名上奏，恭请皇上裁定；仍请敕令都察院会同九卿、科道，从长计议，作出确切决定。再请转行有关部门，臣将依次办理并上报。这样或许可以使西南夷羿之地万世万年得到安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万年〕 丁未，大理寺少卿张廷登任太仆寺卿；添注尚宝司丞王时熙任太仆寺少卿。

译吏部尚书赵南星说：变通铨选制度，吏部四司官额十五人，如今只有八人。从前四司官员都由堂上官自行选任，没有咨询访求的说法；而且每个省、直隶通常有二三人，每人从主事升员外郎再升郎中，遍历四司。后来再次请假，文选、考功郎中的职任尤其重要，偶然缺人就从其他部调补，陆光祖、郑汝璧等就是这样。近来近处官署都推荐人代替自己，于是议论者便有顶首的诽谤。于是偶有员缺，便发名单到本乡的京堂、科道官处咨询，又把吏科、河南道中不是本乡的人也列入，以表示大公无私，替众臣断绝诽谤。然而旧人多按资历起用，远处的人难以及时到达，只好就近推补，限定日期迅速到任。那些路远不能等待的人，也就近调补；一处不妨同时有两个人，等远处的人到了，再由其中一人回避即可。从前吕坤、黄克念都是宁陵人，同时周汝霖、傅作舟都是江陵人，这些都是臣亲眼所见。实行这个办法，十天到一个月之间，四司就都能补满，铨选政务也可以开展了。皇上听从了。《两朝从信录》载：吏部尚书赵南星酌议变通铨司的办法。当时科臣熊奋渭、台臣李乔仑都说，文选、考功司郎中应不拘泥于资历。序采观察时望已经很久，正与赵太宰的意见相合，所以上疏说：“吏部四司的官额规定为十五人，现在只有八人。只有稽勋司有现任郎中，验封、考功两司的人都是从家中起用却尚未到任，文选司由员外郎代理，而三司都没有员外郎，只有主事不缺，且都是新进人员，命令他们代替办理。即使代办，也苦于更换、升迁过于急速，事情多有废弛。我们虽有尽忠的志向，却不能自行施行。从前四司官员，每省、直隶通常有二三人，每人从主事、员外郎到郎中，都轮流历任四司，常常再次请假。在署官员想请假，就预先让应当入籍的人到来，不等候起用补缺；那人入署，这人离职，所以常常没有缺人。大概任职十年之后才能做郎中。文选、考功郎中的职任尤其重要，不可缺人；偶然缺人，就从其他部调来，陆光祖、郑汝璧等就是这样。近年离开官署的人都推荐人代替自己，辗转相互引荐，议论者便说其中有顶首银。因而我们每逢员缺，便发名单咨询，这是为了替众臣断绝疑谤的端绪。可是旧人说：‘资历多的人，资历深的人。’如果按资历起用，那么远处的人难以立即到达，势必要选择路程近的人补任；但仍不足以补足众多缺额，又拘泥于按资历的说法，势必在数千里之外起补人员。这样掌管选官经年累月，代办考察的期限又紧迫，只能骑马催促；等负责考察的人来到，便草率办完事务，正如科臣所说。因此我们不得已就近推补，命令一下就立即上路，按期限到任。那些路远不能等待的人，也就近调补；一处不妨有两个人，等远处的人已经到达，再由其中一人回避，就可以了。先年吕坤、黄克念都是宁陵人，而同时周汝霖、傅作舟都是江陵人，确实曾同时共任一职，这是赵南星亲眼见到的。实行这个办法，十天到一个月内四司就都能补满。文选郎中必须主管六选，之后才转入内任；考功郎中任职一年就转入内任，不必主管选事。若任职一年已经期满而遇到考察，就等考察完成后再转任。这样现任铨曹官员就会专心职业，而不热衷于营□。但是四司官员很难做，掌管选官尤其困难。人人都想要美官，都想迅速升迁；既为自己求取，又替亲戚故旧求取，有时连凡是亲友及有所请托的人也来求取。掌管选官的只有一个人，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意愿，只要用一句话责骂他们，他们就闭门请求离职。我们谨慎选择司官，与他们同心奉公；如果有升迁任用的请托，就逐一与我们斟酌。比如提拔沉滞的人才、昭雪洗清冤屈，正是我们所乐意做的；如果畏惧权势、徇私舞弊，就听凭参劾查处；或者因为承担怨恨而招致责难，就替他查明情况而留用，决不听任他引退回避。” 戊申，大理寺丞倪思辉任右少卿。督师大学士孙承宗说：“臣在天启二年抵达关门时，只有赵率教率二千余人在前屯艰苦支撑；等马世龙到来后，分立五部三十营，安排很有条理。后来尤世禄、王钦相继而来，边地人的精神顿时振作起来。如今有人说马世龙收受贿赂、贪婪好色，臣即使有一百张嘴也要说他没有这些事。臣也有心胸见识，难道会昏昧不明，不能选择任用合适的人而误害天下吗？臣愿意任用袁崇焕、刘诏那样竭尽力量、忧劳尽心、急公奉国的人，不愿任用腰缠十万、拖欠债务的罪臣，也不愿任用闭门诵经、懦弱无能的人。臣愿意任用胸襟广大、刚强坚毅的马世龙，年轻而英勇锐利的尤世禄、王世钦，不愿任用懦弱圆滑、通达脱身的奸猾之徒。臣曾概括评论诸位大臣：像王在晋、阎鸣泰，还想有所作为，只是时机有时尚未到、推迟之后才来，也曾请求脱身，这些都是君子一类。即使熊廷弼才华出众、富有谋略，王化贞勤勉尽心，如果能够用正确的方法驾驭，也都能有更大的作为。大概驾驭烈马，必须有控制它的手段；有□□斤弛之才，也必须有人操持。至于才识鄙陋而胆怯、见识昏暗而狡猾、善于迎合时势、巧于逃避祸患，却根本不知道天下有忠义的肝胆；当他们想投奔善地，却误入危疆，任职已经很久，不能提出一条计策，只是借别人之手扰乱天下的是非。这是熊廷弼一类人所唾弃、王在晋等人所羞耻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不过幸好他已经离去了。恳请皇上俯身听取臣的意见，立即分辨清楚，不要因为臣的庸常而受到牵累。皇上认为说得对。” 蓟辽总督王象乾报告说，属夷捆绑并献上了人犯，请求议和，并酌情抚慰赏赐。此前十二月，王象乾因朗素等请求归抚，命抚夷王牧民等调集部长一千人到密云。各夷认为备边劳苦，所得赏赐又不及插汉，心中不平。王象乾责备他们杀死王楹，又使其同党受到法律惩处。正要赏赐贡使，让他回去报告朗素时，侦知他们并未真正归款。于是打来明暗多奈名台吉部的夷人伯彦儿，奉朗素之命将他们捆绑献上。到这时，三十六家共五百人到喜峰关叩头，请求缴纳罚物。王象乾命参将朱梅等议定赏赐，想每年再按插汉的标准赏赐。朱梅不同意，但朗素等人领任哨探、运炮等事务也很辛苦，于是酌情发给白银九百五十两。每到春季防务无虞时，才发给他们这些赏赐；等到次年再增加一至四双，便停止增加。对方杀死九人，杀死我方士兵八人，各罚三九，共缴马、牛、羊二百九十七头。皇上下令记功并录用有关各官。南京进贡鲥鱼、鲟鱼，限定十三艘船，不得骚扰驿站。己酉日，锦衣卫田尔耕、少保兼太子太保魏良材等各自升一级官阶，因为有缉捕功劳。

译刑科给事中解学龙弹劾督臣杨述中，说他坐视王三善兵败身亡，应交给巡按御史审查奏报，皇上同意了。庚戌日，尚宝司丞黄正宾升任少卿；右通政胡汝政任南京太常寺卿。辛亥日，太常寺少卿薛凤翔、李若圭任大理寺左右少卿。蓟辽总督王象乾说：“接受归款的好处在于，敌人诱使西部人归附，他们必然为敌所用；我方招抚他们，他们必然为我所用。即使这些人不能全部为我所用，也可以借此虚张声势，表示声援。所谓招抚之说，就是我和他们争夺并加以利用的办法。”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壬子日，朝鲜国昭敬王妃金氏派议政府左议政李庆全等进贡方物。礼科左给事中魏大中请求云贵两地的主考官就近由巡抚、巡按选聘。此时战事兴起、道路阻塞，礼部覆议云南仍派京官，贵州依议办理。癸丑日，大理寺丞吴之皞任左少卿。孙承宗说：“臣听说捕获奸细的报告纷纷呈上，但袒护经略的人，所捕的全是巡抚的人；袒护巡抚的人，所捕的全是经略的人。甚至连哑巴孤儿也立即杀掉来领赏。请敕令有关部门调节宽严，不要因为辽民处境困苦就放松防范，也不要因为辽民可疑就苛刻诛杀。”皇上认为他说得对。《两朝从信录》记载，大学士孙承宗为消弭边境争端，曾说：“臣任职部院时，曾见捕获奸细的报告纷纷呈上，但袒护经略的人，所捕全是巡抚的人；袒护巡抚的人，所捕全是经略的人。这难道是奸细分属不同部门、恰好分别应捕，还是巡逻侦察者有意挑选对象来捕捉？无不招供成狱，句句都被当作实情。甚至哑巴孤儿也立即被杀来领赏，卖刀的残废士卒也被用来欺骗抓捕。就如近日刑部咨文所说：‘臣传闻将要杀掉王喇嘛这个奸细董成俊，他从罗城秘密释放王喇嘛，使其逃走。如今王喇嘛正在关城中，本来是尚书张经世从宣镇招来，而督臣利用他来与敌人讲和。既然臣在此时曾经得到赏赐慰问，哪里曾说过要杀他？哪里曾经逃走？’大概那些心怀反复者的窥伺，难道全都没有原因；至于番快的拷打，又有什么口供是求不到的？” 臣略微听说，东省有陷入敌手者的亲属，极想招来作为攻击敌人的工具，可以借此作为间谍，还可以通过间谍再使用间谍。诚然知道城中陷敌者已经窘迫受辱到了极点，又见脱身逃来的人更加流离失所；至于他们携带家属停留，年节时还在心中犹豫，若再逼迫他们惨遭杀害，难道不选择发声反抗或铤而走险吗？臣实在想到，陷身敌境的人未必全都甘心附敌，而从敌境逃回来的人难道愿意成为恶党吗？无奈身着衣冠的士大夫还可以苟且保全，难道穿着靺鞈的庸流都能责令他们慷慨赴义吗？何况东省的创伤尚未平复，或许会共同生出异心；辽西流离暂时安定，却时常受到惊吓；而大姓豪族流落中原，天天围绕三匝之树人，摇动未定的魂魄，空着口袋出行，无室无家，既然困苦贫穷，又携带资财，彼此亲近依傍，动辄遭遇奇祸。难道只有中原的狡猾豪强囤积奇货、暗中追踪，还是还会有同来的流民互相告发、要挟？他们客居异乡，举目所见尽是不同的山河；仓促归去又遭受西方劫掠，举步皆是豺狼虎豹之群。臣抵达关隘后，立即在津口、登州严行海禁，对越过山海关冒险出行者一并禁止，沿海郡邑不许私自购买硝石、硫黄。下海者过去自行筹集资本、借官府批文上纳的做法，也一概严禁。大体上，法令在防范方面从严，但还不敢对搜查一概苛刻。况且自从杨文通在盖州陷没之后，民心一天天动摇；自从刘兴祚投归后，残暴的敌人又不断杀人。每天都使我方烦扰，刚刚还要张开一面之网，借敌人的杀机来瓦解不肯归附者的心，难道还要更加严密地罗织罪条，丧失我方的宽政，断绝他们归来的道路吗？臣实在担心，逃难到中原的人还会被认为与叛卒有牵连。人们只知道张元、吴昊这样的贼人值得防范，却不知道野外大批遭杀的人中也有可利用的机会。臣不敢说已经诛杀的人都是冤枉，只是认为今后执法应当慎重；臣不敢说现有防范可以疏忽，只是认为刑罚不可滥施于无辜。如今关外十六岁的兵民，一听到讹言便惊慌奔逃，不能安定。臣与诸臣仰仗宣扬皇上威德，天天约束他们，天天抚慰他们，于是他们才逐渐安然聚居。伏乞皇上酌情察看人心，敕令有关部门调和宽严，不要因为辽民身在困苦之中就疏于防范，不要因为流民可疑就苛刻诛杀，如此边臣也可仰承浩荡天恩，使离散者安定聚集，并借助困迫者的仇恨来消灭敌类。”此前，潍县捕获解送的奸细、谋逆者张迩心等人，使辽人都吓得两脚并立。当时舆论说辽人必然作乱的势头已经形成，并将因此解散。假如在辽地太平时，天下所有金钱都用来供养辽地旧人，任意挥霍，穿鲜衣、吃美食、骑烈马、挽强弓成为日常，却完全不知道农耕艰难和节省之道。如今这种习气已经很深，牢固得无法改变；不耕不织，坐享粱黍，富人难保没有多余财物，穷人却已经显得没有什么不满足的。这是辽人自处于艰难□的形势之一，因而不安。辽人新近聚集，本来属于流寓之民，而东地那些暴横无赖的人往往倚仗自己是土著，欺凌逼迫客居者。自从辽人与潍人彼此不相容，这是第二种不安。三韩之众、渰海之卒、潍人将近三万人，民众中自然有贫有富，也自然有借贷，而施舍者和武弁向百姓索取仍未停止。这是辽人贪图富裕、彼此攀比而不相安，是第三种不安。同为辽人，又分为文、武两类。所谓文人，就是生员、监生、山人之类；他们依附辽东诸兵，请托说情、从中奔走以攫取富贵，如今已今非昔比。可是像这样贪婪无厌的人，仍然潜藏着从前熊斗大那样的习气。潍人孤苦地侨居，想请托却无人可请，想居间却没有可以施展口舌的地方。辽人便说潍人想向我们报复，而潍人则说某某拥兵百万，将对地方不利。那些武弁目不识丁，如同行尸走肉，外在困于难以托付的锋芒，内心又不甘放弃难以割舍的欲望，这是第四种不安。这四种不安，是逆谋尚未发动以前的情形。而如今怎么样呢？按计划，解散后大县安置一百人，小县安置七十人，隶属于两地之间的山东、河南，任凭他们选择方便之处，由官府发给路引，士人、农民都随之迁徙，不要因为冒籍、虚报而苛刻追究。这就要看巡抚、巡按和有司是否加意办理了。甲寅日，皇上身体不适。

译江西道御史刘璞说：“辽东事务中，除文臣因事殉职外，杜松因刚愎自用而死，王宣因慷慨赴战而死，赵梦麟因年老而死，刘綎因竭尽全力而死，麻承恩因善于躲避而死，尤世功因力战敌人而死，朱万良因出战而死。这些臣子死于国事的情况虽不同，却都无愧于疆场。至于祖大寿逃走后仍然守卫觉华岛，鲁之甲、左辅逃走后仍然守卫宁前，已经立功赎罪，可以不再追究。像许定国以加衔游击的身份逃走，有什么功劳，如今却授为参将，任登州中军？王兴业以参将身份守辽阳，遇到人逃回来却升任狭江；朝栋以参将身份逃走，又借征讨妖寇的名义希求副将。其他屡次逃走却屡次被任用的，不可胜数；如果不分别惩处，拿什么来警戒将来？”皇上认为他说得对。安南都统使黎维祺进攻莫敬宽，分兵三路：一路进攻高平，一路进攻归顺，一路进攻广南。进攻归顺的一路杀死两名首领，莫敬宽的长子自刎，妻妾和三个小儿子都被擒获。莫敬宽和次子逃入山中，后来又返回高平。《两朝从信录》记载：本月，御史喻思恂上言，治理之道仍有许多缺略，大体是说朝廷内外不能完全相应，名分和实际不能完全相符，任用的人与地方不能完全相宜，法令和守法不能完全相互取信。提督操江熊明遇赴任，忧念国家根本，上疏说：天启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申时四刻，忽然发生地震。臣曾命行文通查所属府、州、县有无伤损等情，据上元、江宁、句容等县分别称，地震从西北方震起，向东南而去，墙壁摇动，屋脊、栋梁□都发出声响，城墙、墙垛倒塌。又据常州、镇江、扬州等府申报，地震有声，从西南方传来，屋瓦摇落，房屋、窗户倾斜，而且多有倒塌，连续两次，过了片刻才平定□。各处呈文送到都察院，臣查核日期和时刻全都相同。又想到陛下天资冲粹聪睿，心神明达，广开正道，尊贤显士，君临四海，修复废弛、振兴坠失，本来应当大放祥瑞光耀，地上涌出宝符，醴泉从旁流出，枯槁之物繁茂，使守卫边城的百姓和父老宽衣安居，幼儿安然吃奶，享受黄帝、虞舜时代的太平。为什么各种灾害和异常却交错蜂拥而起，比《春秋》所记载的还多？上下相望，难道可以不心怀恐惧警惕，戒慎万一吗？” 近来如关中出现异鼠、中原出现豕妖，以及细小虫豸之类的灾异，臣不必越权详论，只把臣亲身耳闻目见的，逐一向陛下陈述。上天显现异常来表示警戒，陛下不可仍然懈怠。癸亥年六月十五日以后，大星进入南斗并逆行，二十五日夜以后停留在斗口，七月二十五日夜顺行重新进入斗魁，超过五十天仍不退离其位置。《汉志》说：“斗宿是江湖、扬州的分野。”八月初四日黄昏，火星侵犯斗魁东边第一颗星，东边第一颗星消失。当时月亮在昴宿初度，黄昏刚出现时，月亮像弯弓，金星像弹丸；不久金星被月亮遮食，金星消失。九月十九日黄昏酉时，金星正逼近心宿，火星在金星之上、心宿之下，相距如同剑匣。十二月初四日辰时，太白星白天出现在坤宫；又自去年冬天起，木星逆行穿过苍龙，到今年正月初侵犯轩辕大星，距离不到一寸。《天宫书》说：“轩辕大星，是天子后宫的象征。”而吴、楚的疆域，在观测荧惑、占验鸟衡时，轩辕星正对着南京朱鸟，这也是古人所说的吴国分野。这些天上的精气灾祥显现就是如此；黄河又是四渎之首，如今竟然泛滥决口，水流漂荡冲击，秋水灌入堤岸，徐州、淮河之间全都成了河流。各位臣子背负柴薪、沉下璧玉，劳苦超过治理瓠子决口，耗费多于修筑宣房宫，这本来就是阴气过盛、违背常经的应验。而润州、毗陵一带，河水全部干涸，百姓无法漕运。这种逆气显现在土地上，又是如此。人的气机在内发生逆乱，就会感动天地。天变显现在星辰、云气、日月上，地变显现在奇异事物和震动上。地道以柔静作为阴的常态，发生震动便是不安宁，难道不是灾异中最严重的吗？臣虽然不能像董仲舒、刘向那样兼治《公羊》《谷梁》《左传》等学问，推算祸福，传述《洪范》，但想到南京是国家根本之地，哪里适合出现将要动摇的征兆？臣的官署靠近钟山，早晚遥望高帝弓冶所在之处，万灵都在呵护。发生地震时，官署的屋瓦都如此，可知山陵上的松柏如何。臣跟随宗伯之后，恭敬拜谒几筵，只能共同举行一些祈禳小仪式。陛下试想今日南京的形势如何？民心如何？风俗如何？吏治、兵政如何？那么高帝的神灵难道会不痛心吗？其中有六件令人不安的事：农夫耕作、妇女织布，努力耕织来供给陛下锦衣玉食；但传造物品的派征太过浮滥，内监征收的料价超过定额。至于巡抚、巡按不能伸张保护百姓、考察官吏的权力，水衡不能掌握量入为出的计算，这是第一种不安。吏治体系庞杂，混乱侵夺百姓，奸邪之事一同滋生，囚犯充塞道路。良民却常常因无罪而在饥寒中死于狱内；弹劾、保荐最终都凭权势决定进退。农夫、耕田老人的公正评论被堵塞，不能上达，这是第二种不安。府库箱箧空虚，百姓因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都有。唯独吴中数郡偏被豪民控制，他们拖欠田宅和子女，投充于权贵势力，榨取乡里，曲意逃避繁重的赋役。徭役专门累及孤弱者，削减家产、卖掉奴仆，稍有动作便触犯禁令，民怨暗中沸腾，有司却不敢上报，这是第三种不安。水陆军兵因长期太平，嬉戏懈怠如同霸占土地；将领和官吏贪婪，不爱护士卒，又侵吞剥削他们。各卫所的军士，形体像桃梗，腹部像侏儒。府史胥徒抗拒上级，巧立法令，把贫军的粮饷削来作为惯例，牢不可破。听说天首□竟没有武□，精兵一旦遇到紧急情况，第四种不安。游荡的□民，轻佻好奇，谈论兵法、议说剑术，家中收藏禁书，道路上传播妖言；不奉虎符□便擅自行动、玩弄兵器，结盟歃血，潜伏□伺候阻塞。其中特别强悍的人还能借助子公的势力，奔走权贵之门，操纵是非，惑乱视听。至于三家五户的门户，少有抱鸡赶狗的本领者，却无不横行，使金张□在乡里显赫，这是第五种不安。

译中都是帝王的故乡，芒砀山一带荒莽，淮南是咽喉要地，梁、豫两地犬牙交错，五湖浩渺，吴、越相互盘据；灶丁、盐徒既不是百姓，也不是商人，因此盗贼如云，连结江海，焚烧官署寺庙，劫取囚犯，劫杀长吏。这里是天下利益最大、祸害也最大的地方，倘若有司抚慰防御不平，抢掠骚乱立即可见，这是第六种不安。这六件事，若是讨伐奸猾、捕捉盗贼、整饬江海、惩治昏庸贪墨，臣难道不尽力办理吗？臣不能实行的，枢臣一定能够实行；枢臣不能实行的，巡抚、巡按诸臣一定能够实行。在天人交相警戒之际，谁还敢谈论不急迫的常规，争论无用的虚文？只是臣等出身草野、地位卑微，区区自我效力，不过如精卫填海；君主和宰相却是创造命运的人。过去殷高宗时，野鸡飞上鼎，难道不是异常吗？高宗能够反省原因，恭敬沉默地思考治道，于是享有百年福祚，振兴中兴盛业。齐国有人报告国君说：“大地将要震动。”晏子说：“这不值得忧虑。”这是因为看见勾星伸展、维星离散罢了；只要整顿政治，齐国也不会有别的灾祸。伏愿陛下肃穆深思，深远观察，朝廷内外官府之间，应该尊崇阳气、□抑阴气的关键，究竟在什么事情上？” 反躬自省，修养德行，思考自己的过失；一旦产生一个念头，神明的回应就会如影随形，向上帝祈求也会得到回响，天下都承受福泽。东夷进贡梧矢，南郡进献威凤，陛下正可以远远超过殷宗，以安享万寿；而调和治理阴阳的大臣，也应当向齐相学习，不把不足挂在嘴上。这不也正是善于承受上天仁爱之心吗！江西巡抚田珍上《破除考察官吏积弊疏》说：“臣曾认为，赏罚不明，天下便没有吏治；贤能与否不能辨别，天下便没有官员的公论。考察其病根，大抵形成于当事官员没有实际考察便获得的声誉，根源则在于称誉他人以谋取私利的心。□树立党羽、徇私情、任用亲信、躲避怨恨，无非是为自己，归根到底无非为了利益。而且不只是有道德、有功名的人如此，实际上这样的人也没有多少。下至考中高等科名的人，倚仗资格；出身世家的人，倚仗门第；有党援的人，倚仗靠山；善于结交的人，倚仗金钱。个个虎视眈眈地奔向富贵之路，□都按自己的欲望行事，而负责考察的官员又多受人情关系牵制，使他们更加有恃无恐。因此贫困日益严重，民怨日益深重，有见识的人不能不担忧土地分裂、瓦解崩溃。这是□害民误国的局面，究竟谁来承担责任？不是太奇怪了吗！臣既然内心对此有所感慨，便叙述江藩官员考评一事，以及振作整顿的方法，请皇上试着垂听。” 据查，司道、郡守以及刑官，都是负有考察官吏责任的人。臣自初任官职以来，常常痛恨当事官员所作的官员评议与士民的公论大多不相符合。因此每到任所之初，便按六等区别吏治，并因而口□相告属吏说：不要只看中等，尽管把优劣一并列出；这样做不是为了求多，也希望在针对弊病施治的同时，寄托爱护官吏和百姓的意思。没想到听取的人完全不加理会，只是敷衍套用，等到驳回后仍按等级上报。有的把掌印官评为二等，甚至把掌印官一概列为一等，而揭送上来的实际情况却没有三四分相符。唉！上级官员这样阿谀奉承，有司竟然如此，世道也就可知了。况且那些赞扬的话，真应当张贴在通衢大道上；如今全是看见优点便封印盖章上报，实在毫无意义。臣错误地认为，辜负君主托付就是不忠，养成官吏的恶习就是不义，失去百姓的希望就是不仁。套习误人竟到了这种地步，世道也就可知了。然而振作整顿有什么办法？只有责成负责这一法，只可惜功令森严如鲜□，人们把它当作具文而不执行。臣因而想到，有开列上报才有举荐弹劾；没有比在举荐弹劾之外，再把负责开列上报的官员注明揭示出来更好的办法。只要有失当之处，就一并酌情处置，或许可以挽救充满人情关系的世界，使之达到清明境地。臣请求畅所欲言。有人说：藩司、按察司距离有司很远，不得不借助府道。臣不这样认为。自古以来，为百姓办事就是官吏的准则。试看衙门每日进出的，无非是百姓；既然没有不可询问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能查问的。没有什么不能查问，耳目就已经能够四通八达，官员贤能与否自然应当有确定的评价。即使司务繁重艰难，但关系重大政务，难以推给别人。假如这里失实，怎么能注列为上等考核？这样一来，道府官员所承担的责任就重大了。各道主管一路事务，而一路的利弊，就是自身的利弊。谁来代为兴利除弊？也不过是赏罚得当罢了。方面大员不能徇私情，百姓也不是供人做私情的工具。官做到这个地位，大多应当喜好修养自身；如果不能辨明贤否，便属于失职。府官是全郡的表率，郡属官员的清廉或污浊，就是自身的清廉或污浊，官员的优劣难道不能清楚了解吗？但有些人偏偏袒护那些侵害百姓的人，这样便不能做百姓的长官。至于刑官，专门掌管官员评议，臣认为地方治理或混乱的关键全在于此，而陷入旧套习气的也不少。臣私下认为，混淆黑白，就损害明察；不顾瓜田李下之嫌，就损害操守；接受不正当的说情，就损害品格。这三点应当如何处理呢？如果不对此严加追究，官场风气必然不清，地方也必然不能治理。至于臣自我约束并约束他人的准则，只有公道这一条。所有官员的评议和政绩考核，不论资历，只遵从百姓的意愿，不听从请托，并由司、道、府官员相互验证；也正用这条原则来约束司、道、府官员。他们举荐谁，就揭示注明所管各官中某某等共同上报认为贤能，或者某人单独上报。认为不贤的，如果有人弹劾，也应揭示注明所管各官中某某等共同上报认为不贤，而某人却上报认为贤能。这样一来，负责考察者和被考察者，某人的优劣、公私，都无法逃脱全国的注视。倘有不肖之徒滥竽充数，或者大恶之人漏网，就剥夺其官职；并根据原先开列上报的官员，权衡情节轻重，分别处治，以此警戒诸臣失职。之所以不怕烦琐地这样做，本来是为了使贤能与否得到辨明，从而使劝善惩恶得当，借此打破他们的倚仗，荡除贪婪风气。若负责考察的官员先因受贿而闻名，还凭什么教训别人？应当立即按白简弹劾办理，不能苟且徇私；倘若将来臣带有一丝一缕财物回到家中，也应立即罢免臣职，作为责备别人却忘记自责者的警戒。大体说来，官员之所以不肖，终究是被旧例牵制；到了应当论劾的时候，才稍稍惊惧。臣妄自认为，不妨每日搜访考察，每季便提出论疏；等到再次考核官员时，少任用几个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妨碍。然而臣实行正直之道，不向时俗屈服；爱惜人才的心意，也不落后于别人。执迷不改的人，一定不姑息等待；能够改过向善的人，则加以扶持更新；即使已有前案，也一并洗刷。这就是臣一直恳切坚持、希望有司自新的意思，其中用意实在深厚。

译如果任凭他们养成恶习，只把稀疏弹劾当作博取声名和风力的手段，那么百姓遭受他们祸害的，不是已经很多了吗？恳请皇上下令部院制定条规，坚定不移地执行，或许可以使他们陷入不容许徇私的境地，打消各自谋私的念头，臣也得以仰借皇上的威灵来完成使命。这样对吏治和民生的补益，实在不小。命令优议辅臣孙如游的恤典。御史吴尚默请求确定吏胥的税役，以补足百姓赋税所不能达到的数额。议定清查他们的顶首，按数征税，照民间田房税契的标准，每两纳银三分；又限定年限，届满更替，应当任期三年，役满后，所有书办等差役也按此为准，期满便出缺，由本衙门官员选择勤谨者接替，照前例纳税。偶有争相奉行功令且没有妨害的，可以不更换其人，但必须更换其税契，仍照前例纳税；或者稍微补充粮饷额内、额外亏欠的数目。大学士孙承宗上奏说：臣于正月初十日收到平辽总兵毛文龙详细呈报，得知他屡次擒获敌方首领并解送首级，随即命关外道监军副使袁崇焕逐一查验三次，共有首级三百七十一颗，都是确实的壮夷首级；在阵前生擒敌贼四人，除二人已经死亡、无法解送外，现解送的二人都是确实的达虏。臣随即按功赏赐陈汝明等报功人员银两各有差等，命中军官召集将士到衙门外，鸣三炮、饮三爵，用彩亭把各位报功人员送到住处。臣当时正在宁远，恰逢春季受赏的夷人、虎酋等部全部到达，特意命各官将这些首级和俘虏解送给各夷部落，才抵达宁远。这不只是向边地之人显示威势，也让天下知道仍有杀贼之人，敌贼自有可以消灭的一天，一时人心大为感动。想到毛文龙只凭一柄孤剑，面对豺狼盘踞的巢穴，漂泊于风涛波浪之间，却有力量联结属国、收容离散之人，边屯边战，多次挫败凶悍首领；而且他的志向是依从臣的请求，牵制敌人尾部、捣毁敌巢。世人却选择懦弱观望，惴惴不安地只想自守，不能这样做的人，唯独认为敌人可以擒获。毛文龙确实足以激发天下英雄的义胆，使那些缩颈收足的人惭愧得无地自容。臣读到他的奏疏，便立即面向东方再拜致意，随信寄去金线、苧布以表达慰劳之意。臣近日又从东地得到间谍消息，间谍回来详细说，毛文龙有一名间谍被敌人侦破，而广宁人铁信就是这名间谍的主使；铁信近来逃来，说明了事情经过。由此可见，毛文龙日夜都在敌巢之外扰乱敌人，只是不能深入；敌人的坚固防守仍然如旧。多次扰乱仍不能进入，我方计策也将穷尽。只有大军相机进入，才能彻底歼灭敌人。可是毛文龙所请求的粮饷至今一项也没有得到。边地之人的相互蒙蔽，上面往往把实情当虚报，下面又常把虚报当实情；何况给他虚名，却责求实际功效。上面不能把虚名当作实际，下面又怎能以实际来回应虚名？就像毛文龙报功时，便怀疑不实；请求粮饷时，却相信不是虚报而感到非常为难。这些举动都足以败坏天下的体统，也无法鼓舞英雄任事之心。这样糊里糊涂地办事，永远不会有结果，而且还有难以言说的问题。臣认为，登莱防守南岸而不防北岸，东江只作虚应而不作实应，看似严密其实疏漏，看似节省其实浪费，就像皮肤腠理有邪气，按压它却不深入，终究不会牵动要害；结果既疏漏又耗费巨大。伏乞皇上下令有关部门查照，有功人员照例升赏；所请求的钱粮酌情 令其发给，并责令登莱巡抚、巡按大臣综合核查此事。不要说功劳不必核实虚实，所请粮饷不必追问是否真实，不能让孤悬异域的臣子为国捐躯、大声疾呼，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臣不胜激切等待命令之至。”起复南京吏部尚书余懋衡，他上疏辞任，皇上准许，命他在籍调养。《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第三十九。《大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第三十九。天启三年十月戊午朔，孟冬时节在太庙举行时享祭。○钦天监进呈天启四年《大统历》。皇上驾临皇极殿接受历书，并颁赐给文武群臣。○己未日，是孝洁肃皇后的忌辰，在奉先殿举行祭礼，派彭城伯张嘉猷祭祀永陵。○兵部署理部务左侍郎李瑾等覆奏：自万历四十五年以来，延绥、宁夏、甘肃三镇九次获捷，都属于奇功，应当祭告郊庙，向朝廷内外宣布，获功人员照例升赏。皇上认为他说得对。○辛酉日，总督两广侍郎胡应台以疾病为由请求归乡，皇上不准。○平辽总兵毛文龙塘报：刘爱塔死后，派张盘暗中率军夜间出发，于是收复金州。现在想据守金州，以图谋三卫。又报告说：奴贼想向西进犯榆关，于是派军渡江来破坏它的谋划，暗中设置空营，调换旗号。于是取得满浦、昌城之捷，斩获奴贼首级一百三十八颗，捕获奸细四人及夷器等物。奴贼的耳目被梆声扰乱，手脚又受到地炮阻碍，东西奔命，人马饥饿疲惫，彼此践踏而死的有二万多人，马三万匹。总兵沈有容塘报：三月内统兵出海，已经发现奴贼毁弃金州，没有守卫。又报告：六月内张盘被风吹到麻洋岛，船坏后寄居在那里。又报告：九月初二日，奴贼知道金州有人，派人带兵将城中士兵二百人几乎全部掩杀。张盘先前住在麻洋岛，奴贼肆意焚烧，毁掉城垛、城角后离去。两份塘报互相矛盾。皇上谕令兵部：命有关巡抚查明。登莱巡抚袁可立上奏：刘爱塔之事泄露后金州空虚，沈有容认为登州兵力少，有四条理由说明不可守；张盘却毅然进入并据守，因此毛文龙才有金州已经收复的报告。奴酋听说金州有人，率众前来，张盘退居麻洋岛，因此沈有容才有九月初二日的报告。这就是金州实际上收复还是没有收复的情况。至于满浦、昌城的战事，应当以追杀所得首级、擒获奸细、缴获夷器等作为实际功劳；至于没有交锋便使奴贼死亡二万多人、马三万匹，这个数字终究无法考核。但他们分兵设奇，举火放炮，使奴贼东西奔走，如同被玩弄于股掌之上，应当优先叙功，以此鼓励善于谋划的人。皇上下诏奖励，赏赐毛文龙白银一百两、蟒衣一袭，又从国库发银三万两慰劳赏赐诸将士，并命有关部门议定钱粮接济办法。○壬戌日，兵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弹劾登莱巡抚袁可立，说毛文龙塘报金州收复、满浦昌城获捷，袁可立应当特别上疏，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沈有容塘报所说的金州之事，袁可立却代他具疏上报。袁可立如果要把满浦之事说成虚假，那么毛文龙就是千古未有的谎报者，正应当明白告诉君父，立即施行显著惩罚；如果事情是真的，那么恐怕袁可立是以毛文龙的长处来掩盖沈有容的短处，结党庇护、嫉妒争胜，为沈有容包庇奸人，袁可立的罪行就该诛杀。皇上答复说，已经有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