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之四十八（梁本）

译大家都认为时机绝对不能错过，而抚臣更急于进行防备。历来议论如此一致、志气如此奋发，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形。臣想到如今天下只有这件事最重大；在边地人心尚未统一时，哪里敢谈天下之事？如今边地人心已经统一，而朝廷中的议论却可能还没有定论，又怎么敢固执己见去违拗边地诸臣？臣下令镇臣、道臣严密防守、精心训练，务必履行各自职责，并得到抚臣提携督促。恰好督饷布政使、都御史毕自严来到关门，于是与他商议，大家都苦于粮饷物资没有来源。臣于是从石门寨巡视蓟边，考察完臣在八月想出发却尚未出发的计划，回头看盖州、喜峰口、潘石、古北口以及东部警报，原来都是讹传。臣不敢不谨慎从事；虽然关于关门的意见一致，但与蓟门方面的看法还不相合。况且近日有人议论蓟门应当增加饷银，众人又议论蓟门可以裁减兵员，事体重大，不敢凭空决定。于是先后会同督臣吴用先、抚臣邓汉详细商议可行与否，其中不能写在公文中的事情，大体也可以商量确定。并且估计兵马哪些可以驻扎、哪些可以调动，自己就像拿着钵盂的穷和尚，沿着关门乞讨募捐。事情办完后，应当经过通州、永平，再详细查明各路哪些兵可以裁减、哪些可以借调，然后返回山海关。臣又想到，臣离开皇上、违别圣颜已经三年，如今距离京城只有几十里，正值普天之下高呼万岁的时候，臣作为近在帷幄的臣子，不能不思念仰望皇上，依依不舍。因此拟在十二日进入都门，十三日早朝，十四日随同官员恭贺皇上万寿，仍请求另择日期准许臣当面奏明军事机宜，出来与文武衙门商议可否，当面听取诸臣的教言。这样也可以稍稍消除众人的疑虑；事情办完之日，便从关门返回宁远，督促诸臣筹划大计。至于尚未完备之处，粮饷尤其紧要，容臣当面奏明筹措办理的方法。” 臣非常清楚此时事务纷繁，不宜贸然入京，但边防准备还有未齐备之处，军事机宜又势难再拖延，必须尽快出京，以免引起猜疑。伏望皇上体察臣真切诚恳的心意，准许臣暂时入朝列班，只派一名官员携带奏疏呈报。兵部传出圣谕：“辽土沦陷，是自皇祖以来三代的耻辱，朕日夜都在心中痛恨。督师辅臣孙承宗既然承担重任，驻守榆关，他一身关系着宗社安危。如今看了他的奏疏，知道远方侦察已经到达盖州，也曾登桅杆看见虏骑，为什么没有奉明旨亲自巡视蓟、辽？又以朕的寿节为名，想入京随班申贺；又说粮饷接济不上，想当面同有关官员商议。这样往返之间必须耽误时日，难道不会启发夷虏窥伺的诡谋，导致沿途百姓惊恐吗？军事行动不可越出分寸，这固然是老成谨慎的作风；然而没有圣旨便擅自离开所守信地，也不是祖宗法度所容许的。何况三朝以来的仇耻，是不共戴天的大义；亲自庆贺寿节，只是普通臣子的礼仪。哪件事缓急、轻重不同，明白容易看出。倘若途中发生意外，关门有仓促应变的忧患，那么一切随机调度应变的事务，将由谁负责呢？” 你们兵部立即派人骑马传谕枢辅，让他马头向东，迅速返回山海关，等到犁庭扫穴，全部收复已经失去的疆土，那才是饮酒庆功、策勋显著和渡河的大功。如果确实有秘密计划，何妨权宜处理，封缄进呈上报？朕以消灭奴寇为期限，绝不会从中牵制。你部立即宣布朕的意思，慎重行事，不要再借口陈奏。兵部知道。”《启祯两朝剥复录》记载：户部侍郎李邦华回籍办理边务，阁臣孙承宗上揭说：“臣违别圣颜已经三年，正值普天之下高呼万岁的时候，不能不思念仰望皇上。如今巡视蓟边，距离京城几十里，打算十二日进都门，十三日早朝，十四日与同僚恭贺万寿，另择日期当面奏明军事机宜，与文武官员商议可否，事情办完后返回镇所。”嫉妒他的人说：“这是晋阳起兵的举动，是李邦华把他召来的。”魏忠贤派人急忙奏报说：“孙承宗已经离开榆关，带着披甲兵五千人，内外共同谋划，想要清除皇上身边的奸佞。”皇上非常害怕，甚至倒退着走，急忙传令兵部说：“督师辅臣既然承担重任，没有奉明旨却亲自巡视蓟边，又以朕的寿节为名，想入京随班申贺，擅自离开所守信地，不是祖宗法度所容许的。” 倘若途中发生意外，关门有仓促应变的忧患，随机调度将由谁负责呢？”兵部立即派人骑马传谕枢辅：“马头立即向东；如果真有秘密计划，何妨权宜封缄进呈？朕以消灭奴寇为期限，绝不从中牵制。”孙承宗害怕了，当天便向东返回。李邦华知道自己难以免祸，于是以母亲年老有病为由请求回籍，皇上准许了。当时御史李蕃上了一道题为“枢辅举动可骇”的奏疏，引用古代将领在关外拥兵、恐吓朝廷的事例，如王敦、李怀光那样，来去自如，不遵守朝廷命令。又说枢辅这次前来，实际上是有人召他来的等等。壬戌日，任命崔景荣为吏部尚书，改任李宗延为吏部尚书，兼署都察院事务。己巳日，大学士韩爌以罪责自劾，请求退休，获准。起初，叶向高与魏广微意见不合，临行时对朱国祯说：“南乐心中有所依恃，咄咄逼人，我不得不避开。蒲州更加不是他的对手，他一定不能长久，你应当早作归隐的打算。”后来果然如他所说。《两朝从信录》：大学士韩爌以疾病为由回乡，当时又有严厉的诏旨责问，于是请求归乡，皇上赐给驿传待遇让他离去。《启祯两朝剥复录》：大学士韩爌回籍。起初，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朝臣于是群起攻击。魏忠贤害怕了，恳求韩爌说：“没有您不能使众人和睦，希望您留心。”韩爌说：“我不能替你造孽，你自己设法解脱。”魏忠贤大怒。得势以后，便图谋驱逐韩爌，借口票拟不当，降旨严厉斥责。韩爌于是上疏引罪，请求罢斥，大意说：“臣以浅薄低劣的资质充任中书，按理说整顿军务应先从营卫入手，可是敌兵已经逼近肘腋之间，臣却无力解除皇上日夜忧虑。忠直之臣还迟迟不召回，而在朝堂上施以杖责，臣无力挽回皇上的雷霆之怒，以至于前后有许多官员被斥退。诏旨从内廷直接发出的变故，关系到圣明恭敬整肃纲纪，而中外官员都害怕党争灾祸兴起。臣既不能事先深思，找到调和补救的方法，又不能临事时挺身坚持，作出封还诏旨的愚直之举；这些都是罪状重大而明显的地方，请赶快剥夺臣的官职。” 奏疏大意如此。奏疏送入后，魏忠贤更加憎恶他，于是传达皇上的旨意说：“卿亲自接受先帝顾命，应当发誓尽忠、竭力直谏，却把过错归于皇上，退职后还留下怨言。如今又悻悻不平地请求离去，着令乘驿车回籍。”内阁上疏请求按照旧例，稍加礼貌，不要失去对待大臣的体统，皇上不听。韩爌临行辞别时，奏疏也十分恳切。后来终于被削夺官职，又逮捕他的家奴追究赃款，灾祸几乎不可测。

译壬申日，给事中陶宗道提出四件事：谨慎皇上的起居，消除疑忌之心，慎重使用名目，体察下面的实情。降三级，贬谪外任。因为奏疏中有“旁蹊借径”的话。《两朝从信录》记载，户科陶崇道上《普天同庆》疏，恭敬地陈述一点见解，希望弘扬皇上的治理，以图报答皇恩。奏疏说：“臣是江南〔OCR疑误〕儒学，见识少而昧陋，承蒙国家厚恩。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出任东鲁县令，正遇奇灾，性命仅能保全，筋骨都已耗尽。特别蒙皇祖荐举提拔，任言官时又遇圣恩，得以再任禁近之职。居乡五六年，入朝十多天。独自立身，不知道还有东西南北的分别。家学相传，岂敢违背正直忠厚的训诫？正值臣开始任事，也正值皇上励精图治之初。微薄的力量不足以报答皇恩厚德，臣本来就知道；但如果保持沉默，又怎么挽救那些长期失职的人？臣深感惭愧，冒昧借庆贺之后，略依进献草野之言的惯例，恭谨提出四件事，仰望辅助圣明。臣狂妄盲昧而愚蠢，冒犯禁忌，实在不敢再承受皇上的矜容。”第一件是谨慎起居。陛下的圣体，关系极为重大；下临大地、上承苍天，谁不仰赖？试看今天的衣冠之士，万国欢欣起舞，成行成列面向宫门叩首，伏在丹阙前高呼万岁，无不是为陛下祝愿亿万年的长寿。” 众人的心意如此，皇上的思虑也可以想见。从前曾听说圣体不适，不久便恢复了，这就可以看出皇上调养的功效，也可看出鬼神呵护的力量。哪里还需要小臣再烦扰圣听？但臣始终不能忘怀的一点，正是陛下年富力强，意愿舒展，身处深宫，还有什么愿望不能满足？臣私下担心，如果节制欲望、约束享受的心意一刻也不存，那么耗损精力、损伤元气的事情，怎么能完全避免？至于过度喜怒频繁发生，也会触犯养心养身的良法，应当谨慎节制，以保全元气和谐。人的血气，就像箱笼中的财物一样；在丰足时节约使用，常常还能见到有余；等到耗竭时再去追求，反而更加不足。何况如今正值白昼渐长、微阳开始萌发之时，君王承受上天之气，更应当保持安静。因而这就是臣献上“芹曝”之意的第一件事。第二件是消除疑忌之心。古语说：“行动有疑虑就没有名声，办事有疑虑就不能成功。”这是说疑虑不可以存在。一百人相信而一人怀疑，同他共同办事，尚且不能成功；一人怀疑而百人阻挠，却责令他取得成效，怎么能够办成？那些用机巧心思博取声誉的人，高谈奇功，本来未必能完全取得众人的信任；再加上进退没有依据，又怎么能独自使圣心满意呢？这样就会使陛下好像对群臣产生了疑心。君主如果不向臣下显示专一无二的心意，那么满朝大臣一定会各自揣摩猜测；本来是一件事，却一定要改变它的头绪，以显示诚意；本来道理显而易见，却一定要绕道而行，以表示信任。无论贤能还是不贤能，都在两可之间犹豫，似乎推卸责任又似乎承担责任，只在表面相似的情形中取用，那么还能够替皇上举荐一人、效一臂之力吗？从今以后，伏望皇上放下疑忌之心，认为在青天白日之下，决不会有魑魅魍魉之徒；况且那些身着青袍、腰系紫绶的人，哪里敢做违法犯纪的事？应当让任事诸臣直率表达最初的心愿，不要左顾右盼，然后根据实际功业考核他们，赏罚随之而定。古代圣帝明王驾驭天下的方法，不过如此。这就像君臣相处，犹如调和羹汤；易牙善于调味，不过是凭自己的口味。倘若倚着鼎却不敢烹调，只迎合别人的舌头来调味，必定做不出好羹汤，何况军国大事呢？这就是臣替诸臣请求的原因。第三件是慎重使用名目。《礼记》说：“君王的话像丝线，传出后就成为诏令；君王的话像诏令，传出后就成为束帛。”《易经》说：“涣汗其大号”，都是说君王的话不可轻率。如果皇上有所指示，旁人便摘取其中的话作为事端；那么旁边有所观察的人，也会偷偷把它当作号令。天下本来没有疾病，却可以使人一定呻吟；本来没有车辙，却可以使人一定踩踏；本来没有影响，却可以使人一定不得不辨析；本来没有砍削的劳苦，却可以使人一定不得不竭尽劳力。因此，给事情加上名目这一个字，必须严慎。近来由于诸臣意见纷杂错乱，竟使天子的言语频繁发出，想借此压制喧嚣，却责备臣下结党。诸臣各自坚持成见，不能没有异同；但仍希望皇上把他们全部纳入陶冶熔铸之中，消除彼此界限。如果彼此对立的局面一旦形成，水火不容的情势便会立刻显现；或进或退，只是一时的人才进退；争胜争负，却会成为日后的隐患。何况借题发挥、另立名目，会使各种弊端丛生，劫夺声誉、争攘名位，反复设置机关。虞舜朝廷所处理的，不过是辨别贤者和奸邪；唐宋末流的教训，足以作为殷鉴。假如诸臣的功罪赏罚都以本职工作作为标准，不使毁誉是非借旁门小道作为进身途径，那么人才有所依靠，国家大政也有所依靠了。第四件是体察下情。君主尊贵如天，臣下卑微如地，君威赫赫在上，谁敢不敬？何况士人身在野外，都在求取做官的名声；等到入朝任官，千百人中只有一两个，即使为了个人功名的念头，谁敢忘记战战兢兢、谨慎办事？只是因为见识偶有不同，学术各不相同，有的人为了防止流弊而昏昧了根源，有的人为了维护名声而忽略实际，有的人多方推辞谢绝，反而好像有经世济民的才能；有的人求治过于深切，行为踪迹便容易被怀疑为专擅。即使有时陪推得到皇上选用，正是圣度公正虚怀；既然已经列入启奏之中，难道能说是斜封内降吗？即使只是在两个人之中选择，也不是颠倒次序。英雄人物一时如果考虑过度，也会惊扰圣听，于是传入深宫，渐渐产生疑忌和厌弃。孝子立志期望顺从父母，群臣办事务求维护君上，希望皇上能超越表面迹象，稍微存有体察之心；不要因为一件事的差误，就认定他的本心就是如此；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虚张声势，就说他的同党确实理应如此。应当知道跛脚人的蹒跚，志向在于向前走；哑人的呼喊，不过是想表达言语。从今以后，凡臣子偶有不合圣心之处，只要审查确实没有其他问题，便全部予以宽免；如果他果真是豺狼之人，臣等自然会像乌雀驱逐同类那样驱逐他。法律森严，谁敢宽恕？这也是君主安逸、臣下劳苦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以上几项，都是浅陋之见，没有什么高深的议论，只是根据一时的管见，忘记了自己的浅薄私心。倘蒙皇上鉴察臣的言论，虽然鄙陋，也察知臣心中没有别的意思，留意采纳并付诸施行，那就是微臣的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奏疏送入后，竟因不懂事务体制，被降二级调往外任。

译谕令说，近来的按例转任各官多有不公，徐大化、孙杰可以升任京堂；霍维华、郭兴治、贾继春、杨维垣都起用原官。以御史潘士良署理河南道，任命许崇礼为吏科都给事中。《启祯两朝剥复录》：起用升任徐大化、孙杰等官。因御史吕鹏云按照惯例转任而告病，有旨说，近来按例转任、考察在籍的各官，很多是遭人排斥，确实很不公平。吕鹏云不准告病，并命徐大化、孙杰都升任京堂使用。给事中霍维华、王志道、郭兴治，御史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都着令起复原官，催促他们来到任所。皇上从内库拿出六千金，发给宛平、大兴二县煮粥赈济。《两朝从信录》记载：本月户科陈良训上疏说：“皇上登极以来，无一念不是面对祖宗；无一事不铺陈施行，求取典章要义而止。近年以来，有一两个臣工习惯于做偏激逼迫、攻击弹劾之事，皇上略加惩罚，于是铨选和监察两署空缺，也已经更换。臣想到考察大计期限将到，皇上深沉地思虑，急忙推举两位大臣而任用于都察院。这是整饬群臣、任用人才、筹划大计的宏大原则。然而圣意深微，难以轻易揣度；人心也不能没有根据推测、执着会推旧典的情况。若说皇上轻视天下士人，一切都要变更，臣私下想：皇上如同上天，上天覆盖万物，川泽山林，无论清浊善恶都能容纳，流动的云水，停滞的地方也都能融解。古代帝王建立国家，仁慈明察，同时运用宽严，务求适宜，皇上难道会没有这种考虑吗？皇上聪明天纵，正要自认为能够驾驭一时、振刷千古，急于任用高官而不误考察大计。只是担心如果沿袭这种做法而不改变，祖宗制度就会像今天这样荡然无存；今天以为权宜之计，后日便以为旧纸，因此希望皇上防止这种渐变。臣愚昧无知，私下考察古今事例，只有典章制度可以限制人，使人不敢放纵；只有名分义理可以约束人，使人不越轨。近来台臣潘士良参与会推，务求极其公正，他的奏疏已经得到嘉许采纳，皇上谕示其中有关于铨政的内容。” 倘若皇上再次下达明旨，向内外宣布，从今以后凡遇会推，都一律遵循祖宗既定的成法，不稍加改变。这样，仍然听凭那些拾遗补阙的言官进谏、讨论是否可行吗？保存旧有章法而不使它湮没，保留清正的舆论而使其一脉相传，那么皇上对待诸臣，就会范围周全而无所遗漏；即使有曲折，也不过是斥责和点用，并没有预存的成见，最终都归于造化培育。众人的疑虑便会涣然消散，朝廷上下都欢欣奋发；太平有道的前景如同初升的太阳，欢呼哪里有尽头！”奏疏呈入后，降三级调往外任。御史马鸣世分条奏陈考察官吏的办法，首先论述官员的操守，惩治贪污务必要澄清根源，恳请圣明特地下令申饬，并催促主管考察的诸臣迅速到任，以协助考察大计、澄清吏治。奏疏说：“臣深切考虑，如今天下吏治已经败坏到极点，民生也困苦到极点。如果吏治没有振作整顿的一天，民生终究没有获得苏息的时候。臣居家两年，如今经过秦、梁、燕、赵三千里来到这里，眼睛所看见的都是萧条景象，耳朵所听到的都是忧愁叹息。议论者说，战争兴起而增加赋役、天灾流行，是造成困苦加重的原因；却不知道贪官污吏借征收之机填满自己的欲壑，敲骨吸髓，使百姓到了这种极端困苦的地步。而且贪污之风助长贪污，上下互相蒙蔽，一天比一天严重，如同醉酒而不醒。” 即使有一两个抚臣、按臣急切想整顿吏治，也被重重乌云浓雾遮蔽了。”眼睛已经不灵，还有什么办法呢？幸好壬戌年考察大计，逮捕了一两个贪官，使人稍微知道警醒；然而这只是小小的收场，很快又把它当成旧套来对待了。如今正值考察大计之年，皇上采纳科道官员的条陈，命令部院申饬，知道必定会大加惩治，彻底洗涤贪污的天地，使长期困苦的民生得以苏醒，这一举措就能做到，臣哪里还容得多说？只是部院诸臣一时全部更换，那么不肖的地方官难免产生侥幸心理，恐怕带着金钱进入长安求托关系的人一定不少，难道可以没有申饬他们的办法吗？臣认为，贪官的手段也很多，有的搜刮赎金的利益，有的收取暗中的金钱，但都还不算最严重；唯独征收这一项，零星小数收来积成巨万，利益归于一人，祸害遗留千家百姓。听到这种事，咬牙切齿、痛心疾首、同声愤怒怨恨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如今不如把“征收”二字列入考察册中，情节或重或轻，都让考察者明确注明；在这一项上较轻，其他事情即使稍有出入，也应当留任；在这一项上较重，其他事情即使只有一点小节，也应当加以处置。倘若确实看见他在征收上很重，却有人替他解说，说“他的才智可以取用”，却不知道贪吏的才智不用来治理政事，而用来分析细微、巧取豪夺，这样的贪污反而更加巧诈；又有人替他解说，说“他的和善仁厚可以取用”，却不知道贪吏的仁厚不用来爱护百姓，而用来纵容衙门里的蠹虫，这样的贪污反而更加严重。总之，对贪污者不能不处置，处置不能不严；每次都必须逮捕审问二三人，有的交给法司，有的交给抚按对质审问，追查赃物必须有实际结果，足以充作军饷，确实可以警戒贪污之人。不要像从前那样，赃物多达成千上万，最后竟归结为“或许有罪”而不了了之，替贪官污吏网开一面。臣所说考察官吏首先考察操守，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追问地方官敢于贪婪，甚至赃私相互勾结而上级始终听不到的情形，这个原因难道不是司道、府、厅官员的责任吗？这些司道、府、厅官员，生辰有馈赠，节日有馈赠，地方土产有馈赠，稍有殷勤也有馈赠，甚至荐举奖赏也有馈赠；关系既然密切，彼此感情都热络起来，地方官于是凭借这些，肆意凌驾于百姓之上，毫无顾忌；甚至公然指着上司之间的交际，向百姓索取财物，这是谁教给他们的？所以这一次处置方面大员，更应当加严；地方官中有大贪大恶、在公开奏章以外又查出的，也应与理刑官一并论处。臣所说惩治贪污务必澄清源头，就是这个意思。还不止如此，抚按上报的案件，只是听从他人揭报，不肯亲自运用聪明才智；偶尔有亲自听见、看见的事情，又往往曲意徇情。这难道不是受人欺骗，反过来又因此欺骗君父吗？

译还不止如此。长安方面的访察，即使没有各人分别提出的独立见解，也应当有众人共同认可的意见；可是一个人的单独揭发，刚刚进入全国人的耳目，便迅速传遍各处。这难道不是替别人报复，反而蒙蔽自己的良心吗？此外，抑制奔竞、禁止馈赠，更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第一要义。这些事情诸臣已经分条陈述，不能说不详细完备。总请皇上下令部院，严加申饬，务必做到法令一定执行。至于距离考察大计期限只有四十天，而新任吏部尚书崔景荣还在千里之外，什么时候启程？什么时候到任？即使竭尽全力兼程赶路，恐怕临到考察时也会仓促草率。因此还请求严令急速催促，不得按照惯例推辞；考功司郎中也应在早晚之间到任办事，这样或许可以不耽误考察大计，也使贪吏不敢漏网。臣还有话要说：言官是皇上的耳目。耳目应当广博，不应狭窄；应当通畅，不应闭塞。臣记得刚入朝列班时，科道官员的缺额已经补足，还有候补等待次序的人，以及后来选取的，共有四五十人。如今还不到三年，已经出现六十多个缺额了。眼下诸臣云集京城，其中声望贤能卓著、意气正新、足以担当清华之选的人，正不乏其人。恳请皇上下令有关部门，仍按照辛酉年的惯例，于十二月选取官员；考察大计之后立即进行考选。这样或许可以使言路充足，忠诚有益的言论日益增多；并且让天下人明白知道，不贪赃的人有获得清华职位的荣耀，谁不会争相自我砥砺，以清白自期？对于吏治和民生，也未必没有一点补益。臣谨因论述考察大计之事而一并说及。《启祯两朝剥复录》记载：本月，登州府同知翟栋被拘押解送到京城审问，因为毛文龙弹劾了他。这是逮捕审问的开始。保定巡抚程正己回籍。程正己主持癸亥年考察时，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嗣亮号称“四凶”，都以吏治不谨慎论处。都御史魏应嘉替他们争辩，皇上不听。到这时考察结果全部被推翻，程正己因此成为被驱逐的人。兵部侍郎孙居相回籍。左通政涂一榛准许养病离职。户部侍郎郑三俊回籍。当时有话说：“赵高既已放逐，杨涟、左光斗都被褫夺官职，却还留下一个。八劲号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指的是赵键、钱春、孙居相、李邦华、周起元、吴仁度、郑三俊、王之采。”翰林院侍读缪昌期停职，牵涉杨涟二十四罪奏疏。有人说缪昌期替杨涟起草了奏疏，所以魏忠贤记恨他；他告病，于是得以暂时停职。《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第四十八。《明熹宗哲皇帝实录》卷第四十九（梁本）。十二月辛巳朔日，征南将军、黔国公沐昌祚去世。他自隆庆三年承袭爵位并领镇，至今五十六年，命令他的孙子沐启元代替他领镇。甲申日，巡抚、狭西右佥都御史宋槃奏报：“两当发生民变，杀死了知县牛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