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读礼通考》卷十九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译元何？臣等不胜忧惧之诚，敢冒重陈，乞垂听访，以副亿兆之望。」诏曰：「仰寻遗防，俯闻所奏，倍増号絶。山陵可依典册，如公卿所议。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别当备叙。」在心既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诏书，述遗诫之防，昭违从之义，遵俭葬之重，式称孝思之深诚。伏读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即就。伏惟陛下永慕崩号，倍増摧絶。臣等具位在官，与国休戚，庇心之至，不敢不陈。咸以为天下之至尊，莫尊于王业；皇极之至重，莫重于万几。至尊故不得以常礼任己，至重亦弗获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汉已降，逮于魏晋，葬不过逾月，服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广，礼随时变，不可以无为之法，行之于有为之辰。文质不同，古今异制，其来久矣。自皇代革命，多厯年祀，四祖三宗相继纂业，上承数代之故实，俯副兆民之企望，岂伊不怀，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后钦明稽古，圣思渊深，所造终制，事合世典。送终之礼既明，遗诰之文载备，奉而行之，足以垂风百王，轨仪万叶。陛下以至孝之诚，哀毁过礼，三御不充，半溢昼夜不释绖带，永思纒緜，灭性几及，百姓所以忧惧失守，臣等所以肝脑涂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彻上灵，贯被幽显。况今山陵吿终，大礼咸毕，日已淹月，仍不卜练，比之前世，理为过矣。愿陛下思大孝终始之。义愍亿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终制，以时即吉。一日万几，则天下蒙恩，率土仰赖。谨依前式，求定练日，以备祔禫之礼。诏曰：比当别叙，在心既而，帝引见太尉丕及羣臣等于太和殿前，哭拜尽哀。出幸思贤门右，诏尚书李冲宣防于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论政治，平秩民务。何图一旦祸酷，奄钟独见。公卿言及丧事，追惟荼毒，五内崩摧。丕对曰：伏奉明诏，羣情圯絶。臣与元等，不识古义，以老朽之年，厯奉累圣，国家旧事，颇所知闻。伏惟逺祖重光，世袭至有大讳之日，唯侍送梓宫者，凶服左右，尽皆从吉。四祖三宗因而无改，世祖髙宗，臣所目见。惟先帝升遐，臣受任长安，不在侍送之列。窃闻所传，无异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毁过礼。伏闻所御三食不满半溢，臣等叩心絶气，坐不安席。愿暂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册遗令，奉行前式，无失旧典。诏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极，哀毁常事，岂足关言。既不能待没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忧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闻。祖宗情专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禀圣训，庶习古道。论时比事，又与先世不同。太尉等国老，政之所寄，于典记旧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余丧礼之仪，古今异同，汉魏成事及先儒所论，朕虽在衰服之中，以丧礼事重，情在必行，故暂抑哀慕，躬自寻览。今且以所怀，别问尚书游明根、髙闾等。公且可任之。髙祖谓明根曰：朕丁罹酷罚，日月推移，山陵已过，公卿又依金册，据案魏晋，请除衰服。重闻所奏，倍増号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顿敝，未得论叙。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怀。卿前所表除释衰麻，闻之实用悲恨。于时亲侍梓宫，匍匐筵几，哀号痛慕，情未暂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于人情之不足。夫圣人制卒哭之礼，受练之变，皆夺情以渐。又闻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今则旬日之间言及即吉，特成伤理。明根对曰：「臣等伏寻金册遗防，逾月而葬，葬而即吉，故于卜葬之初，因奏练除之事，仰伤圣心，伏増悲悚。」髙祖曰：「卿等咸称三年之丧，虽则自古，然中代以后未之能行。朕谓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丧，盖由君上违世，继主初立，故身袭衮冕以行即位之礼，又从储宫而登极者，君德未流，臣义未洽，天下颙颙未知所傒，故须备朝仪，示皇极之尊。及后之丧也，因父在不遂，即生惰易之情，踵以为法，谅知敦厚之化不易遵也。朕少蒙鞠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备诲，虽自蒙昧，粗解吿防，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诚不德

译在位超过纪限，虽然未能恩泽遍及四方，教化施行于万国，但仰承圣训，足以让亿万百姓知道有君主了。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顺从哀思慕恋的心情，使得情感和礼制都受损，丧礼的纲纪败坏，这是深可痛恨的。」高闾回答说：「太古时代已经久远，事情难以沿袭采用。自汉魏以来，有现成的事例可以依据。汉文帝继承高帝、惠帝的基业，断案四百起，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的程度，尚且实行三十天的丧礼。汉景帝承平守成，遵循而不改变。由此说来，并不是在继位之际有所逼迫恐惧。这实在是君臣之间的道理，自然应当如此。再说汉朝号称文景之治，虽然不是圣君，也是中世的明主，如今遗诏的防备，与前代相同。希望陛下遵循遗令，以顺应群臣百姓的心情。」杜预是晋朝的硕学，论述自古天子没有实行三年丧礼的，认为汉文帝的制度，暗合古制，虽然是衰世所行的事，也可以继承沿袭，因此臣等恳切地进言。高祖说：「汉魏的事情与现在不同，详细如刚才所说。汉景帝虽然承继升平的基业，但因为是嫡子即位，君德尚未显扬，与前代没有不同。再说父子之亲，确实是天性中最重要的，然而圣母的恩德，如天般广大无法报答，我想自我毁灭，岂止是穿丧服而已。我私下推究金册的防备，所以告诫夺去臣子的心，让他们早日改穿吉服，是担心遗留断绝万般政务，荒废政事，群臣之所以恳切进言，也是害怕机务不被处理。如今我仰承册令，俯顺众心，不敢沉默不言以致荒废政务，只想保留丧服，废除吉礼，在初一、十五尽情哀悼，宣泄悲思，上不违背引导教诲的旨意，下不违背众官的请求，情理上可以允许，所以特意想公开展行。」卿等应当仔细考虑我的想法，不应当固执己见。至于杜预的论述，虽然暂时适应时事，但对于怀有孺慕之情的君主、居丧守孝的主上，大概也是诬蔑了。孔子说「丧礼，与其仪节周全，不如内心悲痛」，而杜预对孝道简略，我不采纳。秘书丞李彪回答说：「汉明帝的马皇后，保养章帝母子的恩德，无可挑剔。等到皇后崩逝安葬，不超过十天，随即改穿吉服。然而汉章帝没有受到前代的讥讽，明德马皇后也没有损害名声于史册。虽然论功比德，事情有巨大差别，但母子之亲，也可以比拟。希望陛下阅览前代的成规，遵循金册的遗令，割舍哀痛听从议定，以亲近万般政务。这确实是臣下的至诚之心，百姓所希望的。」高祖说：「既然说事情不同，固然不应当仰攀至高的德行。又说汉章帝改穿吉服，没有受到前代讥讽，我之所以眷恋丧服，不听从议定，是仰感慈恩，情感不能忍受的缘故。」听说孝子居丧，见到美丽的事物就感念亲人，所以脱下锦缎而穿粗布丧服，内外相称，不是虚加的形式。现在岂止是顾全礼制违背议定，苟且避免讥嫌而已？也是情感发自内心，想要在外面抒发。金册的意思，前面已经回答，不再重复论述。又临终时奉承遗旨，不忍心直言后事，于是不是默默记在心中，不显露所想。现在奉送终之事，一概仰遵遗册的命令，不敢有违背。但痛惜思慕的心情，事情关系到我，虽然没有丁兰那样的感念，希望圣灵不夺去我的至愿，所以认为没有违背遗旨的嫌疑。各位所上表章称先朝有成例，事情可以参照。我仰思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以及太宗承继基业，世祖继承帝位，都是因为四方未统一，群雄竞起，所以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也心存武烈，因循没有改变。我承继累世的基业，仰承圣善的训导，安抚调和内外，上下和谐，考察参酌古制，宪章旧典，四海移风易俗，边远地区革除陋习，仰遵明轨，希望没有过失。而在祸患酷烈的时候，引用末代因循的法则作为前例，这不是我所理解的。高闾回答说：「臣等认为先朝所行的，颇同魏晋，又适应时势，所以敢再次请求。」高祖说：「卿等又说现在虽然中原清明，各国康宁，但万般政务广泛，不可暂时荒废。我因为卿等苦苦逼迫，夺情不能自胜，随即阅览丧仪，见前贤论述者称「卒哭之后，王者可以处理庶务」。依据此文，又顺从遗册的防备，虽然保留丧服，不废万般政务，不缺失庶政，得以施展无尽的思慕，在情感上稍得伸张。」高闾回答说：「君主在上面不除服，臣子就在下面释去丧服，从服之义有违背，为臣之道不足。又亲自穿戴丧服，又听朝政，吉凶事混杂，臣私下感到疑惑。」高祖说：「卿等还因为我在上面未除服，不忍心在下面专自行释去，怎么让我独自对亲人旧情残忍？」论说：王者不实行三年丧服，是委屈自己以宽待群下。先后抚育群下，念之如子，视之如伤。卿等哀思慕恋之情，既然不求宽待，我想尽无尽的思慕，为什么不可以？只是逼迫于遗册不能遂愿，心里想要居庐穿丧服，抒发朝夕的思慕，升堂穿素服，处理日昃的勤务，使大政不荒废，哀情得以遂愿。吉不害于凶，凶无妨于吉，以心处之，认为可以。遗旨的文字，公卿所议，都是服丧三十天，释去丧服改穿吉服，从此而行。情感实在不忍，于是服丧三年，严重违背遗诰。现在处于两理之间，只希望到期限，使四季一周，寒暑交替，虽然不尽三年之心，得以终了忌日，情结稍得伸张。按礼制卒哭之后，将在朕受日接受变服，庶民及小官都命令改穿吉服。内职羽林中郎以下，虎贲郎

译以上所述，以及外朝五品以上官员，没有穿衰服的，穿素服守孝满三个月。内朝官员及外朝穿衰服的官员，变更服制遵循练祭之礼。外朝官员三个月后除服，诸王、三都驸马及内朝官员到次年三月晦日，这是朕的练祭之日，除去凶服即换吉服。侍臣随君主的服制而服，跟随朕所降等的服制。这虽然不符合旧制，但推究情理是合理的，有贵贱的差别，远近的区别。

明根回答说：“圣上的思慕深远，孝心极其周到，臣等所奏请的已经不被允许，希望能超过一年才换吉服。既然已经历过冬至和正月，岁序改换，这足以表达极深的思慕之情，又接近遗诏的本意，何必等到满一年呢？”

高祖说：“册文中要求迅速除服的意思，是考虑到广泛涉及百官，长期荒废众务，难道只有朕一人违背常理吗？现在既然依次降等除服，各自不废帝王政事，又对什么事有妨碍，却还要剥夺朕满一年守孝的心意呢？”

高闾回答说：“从前王孙倮葬，士安去棺，他们的儿子都顺从而不违背，不被认为是不孝。这虽然贵贱不同类，事情颇为相似，臣敢借来作为比喻。现在亲自奉行遗令却有所不从，这是臣等频繁进奏的原因。”

李彪也说：“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可以称为大孝。现在不遵从册令，恐怕涉及改变父亲大道的嫌疑。”

高祖说：“王孙、士安都是教导儿子节俭，送终之事，等到他们遵从，难道与今天不同吗？所谓改变父亲大道的，大概是指怠慢孝道、忘记礼仪，放纵情感违背法度。现在梓宫的节俭，灵房的简朴，明器、帷帐一无陈设，像这样的事，卿等所熟知，告知穿衰服，乃是圣心谦卑自己、下达旨意的意思。宁可苟且顺从冲约的遗令，而突然断绝巨大的悲痛吗？纵然有所涉及，甘愿承受后代的讥讽，不忍心答应今天的请求。又表文中称春秋的烝尝祭祀，事情难以废缺。朕听夫子说：‘我不参加祭祀，就像没有祭祀一样。’自从先朝以来，由有司行事，不必亲自参与。与圣人的言论相比，在事情上几乎有缺漏。仰赖蒙受慈训的恩德，亲自表达致敬的礼仪。现在上天降下惩罚，灾祸延及自身，人神失去依靠，幽明同样急切。想宗庙的神灵，也停止享受祭祀。倘若进行飨荐，恐怕违背冥界的旨意。仰思成训，倍增痛绝。岂忍身披衮冕，亲自进行吉事？”

高闾回答说：“古代郊祭上天，越过绋绳行事，宗庙的重要性，次于郊祀。现在山陵工程已经完毕，不可长期废缺庙飨。”

高祖说：“祭祀的典礼，事由圣经。不忍之心，详细如前所言。倘若到了庙庭，号哭思慕自我缠绕，终究恐怕废缺礼仪。公卿如果能独自行事，意在言外。”

李彪说：“三年不行礼，礼必定败坏；三年不奏乐，乐必定崩溃。现在想要废礼缺乐，臣等不敢。”

高祖说：“这是宰予不仁的说法，已经受到孔子的责备，不值得再提。群官前表称高宗只有谅闇之言，而没有可遵从的体式。朕只相信谅闇之难，周公的礼制从此以后，没有人能景仰效法。说没有可遵从的体式，实在奇怪。又说康王既然废除了初丧的礼仪，先行即位的礼仪，于是没有改变父亲大道的做法，或许亏损了三年之丧，有所缺漏。朕认为穿着华美的衣服不安，先贤已有告诫。礼毕居丧，记载在前代典籍。说亏损的话，缺漏的意思，深深违背情理。”

高闾回答说：“臣等依据成例，依附杜预，多有不当。至于推究校勘古今，衡量考察众议，确实如明诏所说。臣等深切考虑，曾参是匹夫，七日不食，夫子认为非礼。等到记录此事，只写七日，不称三年，大概是重视他初丧时的思慕之心。伏惟陛下以万乘之尊，不食竟达五日，即使进食也三次吃不饱半升。臣等伏地悲惶，肝脑涂地。亲身实行一日，足以贯通幽明，岂宜穿衰服三年，以荒废机务？圣人制定礼仪，不及者企及，超过者俯就。伏愿陛下抑制极深的思慕之情，俯就典礼的重任，这确实是臣等诚挚的愿望。”

高祖说：“恩隆德厚，则思恋自然深重，虽然不是至情，也是由感发而来。然而曾参的孝道，旷代而有，岂是朕今日所能论及的？又前表称古代葬后即吉，不必终礼，这是二汉所以治理治道，魏晋所以纲理庶政的原因。朕认为既葬即吉，大概是季世多乱，权宜救世罢了，谅非光治兴邦的教化。二汉的兴盛，魏晋的兴起，难道是因为简略丧礼，遗忘仁孝吗？公卿偏执一隅，便认为经治的要务，都在于此，大概不合义理。从前平日之时，公卿每奏称当今四海晏安，诸夏清泰，礼乐日新，政和民悦，踪迹侔于轩唐，事等虞禹。汉魏以下，固然不足以仰止圣治。及至今日，便想苦苦夺取朕的意志，使不超过魏晋，这样的意思，不解所由。昔文母上承圣主之资，下有贤子之化，惟助德宣政，因风致穆而已。当今众事草创，万务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践阼，而圣母匡训以义方，诏诲以政事，经纶内外，忧勤亿兆，使君臣协和，天下辑穆。上代以来，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有可拟，则从众议。尧虽弃子禅舜，而舜自有圣德，不假尧成。及其徂也，犹四海遏密，终于三年。今慈育之恩，诏敎之德，寻之旷代，未有匹拟。既受非常之恩，宁忍从其常式？况未殊一时，而公卿欲令

译等到除丧服穿吉服的时候，要戴上礼帽，穿上绣有黑白相间斧形花纹的礼服，在宗庙庭院中举行礼仪，面对殿前台阶设置悬挂的乐器，宴请四方诸侯。然而，在寻求事务处理时，内心实在不忍这样做。高闾回答说：“我们臣下遵循册命诏令，沿袭前代典章，只希望陛下除去丧服改穿吉服，亲自处理国家大事。至于圣德所在，陛下恭敬明智，考察古制，广泛阅览典籍，孝顺的本性发自圣明的资质，极致的真情出于自然，权衡古今，这些事情不是我们臣下所能企及的。”李彪说：“当今虽然政治清明和谐，百姓安宁，但江南有尚未归顺的吴地，北方有不服从的胡虏，东西两方的藩属虽然文书上表示顺从，但内心尚难测度，因此我们臣下仍怀有对意外变故的忧虑。”高祖说：“鲁公戴着丧带跟随军队，晋侯穿着黑色丧服击败敌寇，过去的圣人不加指责，前代典籍也允许这样做。如果有意外变故，即使越过灵柩也无妨，何况是穿着丧服呢？怎么能在安逸的早晨，预先考虑战争之事，从而废除丧礼呢？”李彪回答说：“从前太伯父亲去世时前往越地，没有失去至德的名声，他难道没有哀思吗？是有原因的。恳请陛下抑制极致的哀慕之心，遵从遗诏的重托。臣听说了解儿子没有比父母更清楚的，圣明的太后知道陛下至孝的本性难以改变，所以预先制作金册，明确记载遗留的礼仪。现在陛下哀慕深远，果然不可改变，我们臣下常常推辞，知道该如何启奏呢？”高祖说：“太伯的话，与现在的情况不符，各种情况都如前面所论，不再重复叙述。古代义理也有称颂王者，除去丧服而在宫中居丧，守满丧期的，如果不允许我穿丧服，我就应当除去丧服在宫中默哀，默默把政务委托给冢宰，这两件事之中，任凭公卿选择。”明根回答说：“陛下孝顺比得上高宗，哀慕如同大舜，穿着丧服以表达极致的悲痛，处理国家大事以遵从遗诏的防范，兴起旷世的废礼，制定一代的高准则。我们臣下私下推究，如果沉默不言，那么代理政务将会空缺，仰顺圣明的哀慕之心，请求遵从穿着丧服的防范。”东阳王李丕说：“臣与尉元侍奉过五位皇帝，虽然衰老没有见识，敢奏报所听到的。自从圣世以来，重大丧事之后，三个月必须到西方迎神，到北方禳除邪恶，完备地举行吉礼。自从皇始以来，没有改变过。”高祖说：“太尉是国家的老臣，讲述先朝旧事，确实如你所陈述。但是聪明正直，只依靠德行，如果能以道义行事，不召唤也会到来，如果失去仁义，即使请求也不会来。大祸三个月就完备了，举行吉礼实在难以忍受，即使在除丧服之后，仍然不举行，何况在几十天之中就有这种道理，恐怕是先朝万般得当中的一失，不可以作为常规。我处在不言说的地位，不应该这样，但是公卿坚持改变我的意愿，我不忍顺从，于是形成反复，追思悲痛至极。皇上于是号哭，群臣也哭着告辞退出。壬午日，下诏说：“公卿屡次上奏，依据金册遗诏，中代成例，请求安葬后除丧服穿吉服。我仰思恩情深重，不胜无尽的悲痛，想着遵循远古，守满三年的丧礼。近来看到群臣详细论述他们的想法，现在依照礼仪，既已祭祀完毕，确定这个月二十日接受丧服，用葛布代替麻布。既然丧服在上，公卿不得独自在下脱下，所以在我的丧服变化时，从练祭以下，再次降低节制。权衡古今，以情感制定内心，只取遗诏中尽快除去丧服的一节，粗略表达臣子哀慕的深情。情感想让百官都知道这个意思，所以用来宣示。随即到了改变礼仪的时候，感痛更加深沉。十五年四月癸亥初一，在太和庙设置祭品。这一天，高祖及随从穿丧服的人，仍然早晚临祭，开始进素食。皇上哀哭追思感伤，不吃饭。侍中南平王冯诞等劝谏，经过一夜才进食。甲子日，停止早晚哭祭。九月丙戌日，有关部门上奏，请求占卜祥祭的日子。下诏说：“随即到了这个时期，阅览后悲痛断绝。恭敬祭祀占卜祥祭，是古代成例，但是世人失去了它的意义。筮卦说永远吉利，既违背了恭敬侍奉的志向，又违背了永远哀慕的心。现在将屈从礼仪激励众人，不询问龟兆，已经企及到这个晦暗宁静的时候，敢再次违背册命以区别于群议。随即思惟永远逝去，言语增加崩裂。丁亥日，高祖在庙中住宿，直到夜里。一刻钟，召集诸王、三都大官、驸马、三公、令仆以下奏事，中散以上及刺史、镇将站在庙庭哭祭。三公、令仆登上庙堂，出来后，监御令在庙阶南陈列衣服箱箧。近侍捧着登上，排列在垩室前。席侍中南平王冯诞跪奏，请求更换衣服：进献缟冠、黑色朝服、革带、黑鞋。侍臣各自更换为黑色介帻、白绢单衣、革带、乌鞋，于是哀哭到乙夜。直到戊子日天亮，进献祭品奏事，中散以上冠服如同侍臣，刺史以下没有变化。高祖进献酒，礼部尚书王谌赞祝完毕，哭拜后退出。有关部门陈列祥祭衣服如前，侍中跪奏，请求更换祭服：进献缟冠、素色边缘、白布深衣、麻绳鞋。侍臣去掉帻更换幍，群臣更换衣服如同侍臣。又引入如前。仪曹尚书游明根登上庙堂，跪慰，复位哭，于是退出。引入太守外臣及诸部渠帅入内哭祭，接着引入萧赜使者及杂客入内。到甲夜四刻，侍御、散骑常侍、司卫监以上登上庙堂哭祭，出来后。皇帝走出庙堂，停立哀哭，很久才返回。”

译胡寅说：汉文帝仰慕古制，身体力行，尤其在丧礼方面表现突出。他始终贯穿的情意与文饰，也鲜明地值得观览。自从汉朝以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君主。后世那些孺慕先王的君主，难道能不景仰并以先王为法度吗？当汉文帝想要实行三年之丧时，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人能够顺承他的美意，无不阻遏帝心。所陈述的每次诏令，若不是汉文帝至诚的情意早已确定，几乎就要被邪说所迷惑了。《礼记》说：“百官齐备，百物具足，不言而事情就能推行的，扶持着起身。”齐衰之丧，大概是对着灵位而不说话的。至于那八件事的权变，并非经礼的规定。如今汉文帝百官齐备，百物具足，这应当是三天喝粥，三个月沐浴，一年练冠，三年除丧。使废弃的礼制重新兴起，就像古代的高宗那样。然而群臣拘泥于汉朝的制度，夹杂以国家习俗，使得君主不能自由行事。起初坚守礼制，违背众人的意愿推行通丧，非常努力；最终未能实行三年之丧，于是满一年就除丧，改月就禫祭。这是采用了古代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礼制，不合节度。这难道不是没有抓住根本，从而削减了末节吗？礼只要恰当就可以了。施行得恰当，就像穿着衮冕手持镇圭；施行得不恰当，就像穿着狐白裘坐在草莽之中。难道不可惜吗？

胡宏在《皇王大纪》中评论说：子张说：“《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说话就和谐，有这回事吗？’孔子说：‘为什么说不然呢？’古代天子驾崩，王世子听命于冢宰三年，大概父子天性，哭泣的悲哀，齐衰的情意，稀粥的饮食，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古代天子驾崩，天下的人没有不服丧的。我观察汉代的史籍，只有文帝孜孜不倦有爱护百姓的心，他将要去世时，自愧德行浅薄，对百姓没有恩德，所以命令减轻丧服，不想让疏远的人做出不合情理的举动罢了。何曾命令太子说：‘你不要为我服丧三年吗？’景帝能终身遵循文帝的恭俭，却不能有三年之爱，于是类比行事，以日代月，轻蔑君父等同于无服之殇，为什么呢？汉朝初期崇尚黄老，推崇清净，景帝作为太子时，孝文帝未曾教导他礼制。从此汉朝的嗣子以此为惯例，像晋武帝、魏文帝，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这难道是礼吗？后世想要恢复这种礼制的，必定是君父明白大道，通晓死生，深知仁政必定从礼制开始。应当在天下安平，春秋强盛的时候，讲明这个道理，著作为大典，那么在仓促之际，可以依照执行而没有疑虑了。

《干学案》：高祖在群议纷乱的时候，能够独自执行自己的意志，遵循前代典籍，难道不贤明吗？他之所以满一年就停止服丧，不是皇帝不能完成服丧，而是没有贤臣为他顺承，共同讲明礼制罢了。那些元丕、穆亮等人，固然不值得责备；高闾、游明根、李彪等人，号称儒者，却也曲意顺从权臣的意思，持议至此，使人感叹有君主而没有贤臣，不也深可痛惜吗！我考察文明太后恣意暴戾无道，高祖五岁时，担心皇帝聪明圣明，或许对冯氏不利，打算废黜他，于是在寒冷的日子单衣闭室，绝食三天。元丕、穆泰、李冲坚决劝谏才停止。又曾经因为宦官的谗言，杖打他数十下。后来太后去世，完全不放在心上，却想要实行三年之丧，恳切不已，哀毁超过制度，又不为生母改葬追服，可以说是能坚守古礼而天性超越百王了。唯独他在显祖的丧事中未曾有记载，难道皇帝年幼时被文明太后所控制，不能尽哀吗？胡氏说高祖采用古代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的礼制，也是不对的。古礼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十一月练冠，十三月除丧，十五月禫祭。高祖难道有这种情况吗？他所更换的丧服用缟冠、素纰、白布深衣，这是不用期年小祥的丧服，而竟然用再期大祥的丧服了。所以高祖的志向可嘉，他所制定的礼制则不对。君子也只取他的志向罢了。

《周书·武帝纪》建德三年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去世。皇帝住在倚庐，早晚只吃一溢米。群臣上表请求，过了几十天才停止。下诏让皇太子赟总管政务。五月庚申，将文宣皇后安葬在永固陵。皇帝袒露上身赤脚到陵墓。辛酉，下诏说：“齐斩的情意，经典常训。近代沿革，于是丧失了这种礼制。奉行遗令，安葬后就除去丧服。攀慕几筵，情意实在不忍。三年之丧，通达于天子，古今没有改变的道理，是王者常行的。只是时机不协调，不能完全执行。军国务重，或许自己听政，衰麻的节度，苫庐的礼仪，都遵循前代典籍，以申述无尽的哀思。百官以下，应当依照遗令。公卿上表坚决请求，俯就权宜之制，过葬就吉服。”皇帝不允许，引用古礼回答他们。群臣于是停止。于是于是施行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也命令依照礼制。

胡寅说：自从汉文帝短丧之后，能果断实行三年之丧的，只有晋武帝、魏孝文帝、周高祖，可以说是难得了。然而《春秋》的意义，责备贤者。晋武帝既然被裴、杜所迷惑，行礼不周全；魏孝文帝的礼制如果周全了，而丧服不是所应服的；周高祖衰麻苫块，最终完成三年之制，最为贤行。然而推明通丧，只限于五服之内，不及群臣，不足以教导天下确立君臣之义。而且又在丧期频繁出游幸，

译没有门庭之寇，却兴兵讨伐邻国，这都是礼制所不允许的行为。这是由于高祖不学习，身边又没有考究古制的臣子来辅佐成就他。假如高祖能像魏、晋两位君主那样至诚，并且像孝文帝那样详细训诫臣下，在守丧三年期间不出外游幸，不发动战争，以完成礼制，即使是夏、商、周三代又能超过他什么呢？

译《五代史记·唐本纪》记载：同光三年五月，皇太妃去世，停止朝会五天。【徐无党说：太祖的正室，对于庄宗来说是嫡母。史书称“太妃”以及停止朝会，显示出乱世中礼制败坏而恩情淡薄。】

《五代防要》后唐庄宗同光三年七月，贞简皇太后留下遗令说：“皇帝因为政务极其繁重，被四方所尊崇，不要穿粗麻丧服，不要实行守丧三年的制度，用一天代替一个月，过了三天就亲自处理朝政。皇后、诸妃以及诸王、公主都按齐衰本服的规定，用一天代替一个月，十三天除服。皇帝除服之后，没有恢复音乐，不要废除各种祭祀，不要禁止屠宰，不要禁止宴饮，陵园丧制，都从简省。所以发布遗令，要奉行执行。”当月，太常礼院奏报依照旧例：中书门下、翰林学士、在朝的文武百官、内诸使司供奉官以下，从成服三天起，每天前往长寿宫朝拜哭临；此后不再亲临丧服，用一天代替一个月，三十天除服。到了小祥应当除服时，每逢初一、十五、小祥、大祥除服的日子，没有除服的人穿衰服哭临，已经除服的人则穿素服不哭临，都前往长寿宫，先拜灵完毕，移班靠近东边，进名奉慰。又依照奏报的旧例：文武前资官以及六品以下未升朝官和士庶等，各自在家中穿素服哭临一次；僧尼道士各自在本寺观哭临一次；外命妇各自在家中穿素服朝拜哭临三天。各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及僚佐等，听到哀讯后当天成服，三天改为淡色丧服，十三天除服，朝廷听从了。

《五代史·记周世宗家人传》记载：宣懿皇后去世，议论的人认为正在用兵，请求简化丧礼。于是百官三天除服，皇帝也七天除服。

叶隆礼《契丹国志·圣宗纪》记载：皇帝亲自处理政事后，刚满一个月，太后突然去世。皇帝悲痛过度，形容枯槁，哭泣必定呕血。番汉群臣上奏说：“陵墓已经完工，应当改元。”皇帝说：“改元，是吉礼。居丧期间行吉礼，就是不孝之子。”群臣说：“古代的帝王，用一天代替一个月，应当效法古制。”皇帝说：“我是契丹君主，宁可违背古制，也不做不孝之人。”最终守丧三年。

干学《案》说：《契丹志》所说的太后是睿智皇后萧氏，在统和二十七年去世。当时圣宗亲政已久，《辽史》没有说她是突然去世，也没有记载守丧三年的事。《契丹志》是叶隆礼所撰，卷首有进呈表，在淳熙七年三月，自称秘书丞。考察《中兴馆阁续録》没有这个人，大概属于伪书。然而圣宗居丧一事，传闻或许有所依据，留存以待再考。

《宋史》记载：元丰二年，皇帝居慈圣太后丧，悲痛过度。魏国大长公主说：“我与皇上同体，看这样还有什么乐趣？”立即遣散了三十个歌舞艺人。绍定五年，皇太后去世，群臣共上七次奏表请求听政，皇帝听从了。下诏说外朝大典不敢轻易更改，宫中穿白服守丧三年。

《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四年八月丙申初一，礼部上奏：“丧礼用一天代替一个月，是先朝旧典。但是梓宫还在殡，服色没有用全吉。从前宪宗皇帝居孝庄皇太后丧，除服后仍然戴素翼善冠，穿素服腰系丧带，在西角门视事。文武百官穿素服角带朝参，不鸣钟鼓。武宗皇帝居孝贞太皇太后之丧，服制也如此。等到神主祔庙后，礼部奏请变服，这是累朝的旧典。至于世宗皇帝居章圣皇太后丧，除服第二天，就遇到正旦朝贺祭享，都是吉礼。礼官仍然举出旧典，斟酌商议请求，拟定元旦皇上戴黑翼善冠，穿黄袍御殿，百官穿公服致辞。居他处穿黑布，到丧次仍然穿素服，百官戴青素冠服。郊祀有吉礼作乐，庙祀有浅色服不作乐。奉引安灵，仍然用衰衣直到结束，这是皇祖的独断。臣等查据旧典，斟酌礼仪，除服之后，大事未办，居艰仍然遵奉累朝的遗典。遇到吉礼，如万寿圣节，凡朝贺等事，则遵奉世庙的权宜。”皇帝批复说：“可以。”【当时神宗遭遇嫡母仁圣皇太后之丧，所以礼官有此奏附】

《晋书载记》记载：李雄母亲罗氏去世，想要实行三年之礼，群臣坚决劝谏，李雄不允许。李骧对司空上官惇说：“现在战乱尚未平息，我想坚决劝谏他不听，主上最终守丧，您认为如何？”上官惇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所以孔子说：‘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只是汉魏以来，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所以脱下丧服主持哀事而已。”李骧说：“任回方到此处，人决于行事，而且皇上常难违其言，等他到，应当与他一起请求。”等到任回到，李骧与任回都去见李雄，李骧免冠流泪，坚决请求公除，李雄号泣不允许。任回跪着进言说：“现在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从前武王穿素甲观兵，晋襄穿墨绖从戎，难道是所愿吗？是为了天下委屈自己罢了。愿陛下割情从权，永隆天保，于是强扶雄起释服亲政。”姚兴母亲虵氏去世，姚兴悲痛过度，不亲自处理政务，群臣商议请求依照汉魏旧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说：“三

译王制不同，五帝礼仪各异，以孝道治理天下，是先王崇高的举措。应当遵循圣人的本性，来光大道德教化，安葬之后，应当穿素服临朝，率先做出天下仁孝的举动。尹纬反驳说：“帝王的丧礼制度，应以汉魏为标准。李嵩违背常礼，逾越礼制，不合规范，请交给有关部门，按专擅定罪。安葬后随即改穿吉服，请求依照之前的提议。”李兴说：“李嵩是忠臣孝子，有什么罪过呢？尹仆射抛弃先王的典章，却想遵循汉魏的权宜之制，这难道是朝廷贤臣所应有的吗？”最终全部依照李嵩的意见办理。

译兄弟相继为君，应以先君为尊。

春秋僖公元年春，周王正月。

【胡安国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在国内没有承接上意，没有向周天子请命。闵公去世，夫人逃到邾国，庆父出逃到莒国，于是依靠成风的归属，季子被立为君，在国内没有承接上意。嗣子在初丧时就应确定地位，而鲁国使者没有向周天子报告。第二年正位改元，而周天子的使者也没有来到鲁国。又过了一年，服丧已毕，却没有去京师朝见，向上没有请命。不记载即位，是为了匡正王法。】

干学案：《左传》昭公七年，卫国的齐恶向周天子报告丧事。《左传》文公元年，叔服防止葬礼，毛伯赐命。这是鲁国使者应当报告周天子，周天子使者应当来到鲁国的证据。《通典》记载：晋武帝咸宁二年，安平穆王去世，没有子嗣，让母亲弟弟敦在献王之后继位，移文太常询问应穿什么丧服。博士张靖回答：应当依照鲁僖公服丧三年的例子。这是胡氏《春秋传》所依据的。

文公二年八月丁卯日，在大庙举行大事，将僖公的牌位升在闵公之上。

【胡安国说：有事，是指时祭；大事，是指祫祭。合群庙的牌位，在太庙进食，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闵公、僖公两位国君，亲属关系上是兄弟，名分上是君臣，认为这是逆祀，是因为兄弟没有先于君臣之礼。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之礼。拥有天下的人，祭祀七代祖先，诸侯祭祀五代祖先。解释礼制的人说：世是指父子，不是兄弟。然而三传都同样以闵公为祖，而臣子一例对待，所以僖公以父亲看待闵公是合乎礼的，而父死子继，兄亡弟及，名号虽然不同，但作为世代是一样的。】

【高闶说：父子相继，是礼的常规。至于传给兄弟，也是不得已罢了。既然把国家传给他，那么所传的虽然不是儿子，也如同儿子的道义。传给他的虽然不是父亲，也如同父亲的道义。汉代的惠帝、文帝，也是兄弟相继，而当时议论的人都推崇文帝上继高祖，而惠帝亲自承受高祖天下的，反而不能与昭穆的正统相符。至于光武应当继承平帝，又自己认为世次应当作为元帝的后嗣，这都是违背经典、违反礼制而不可传扬的。凡是国君以兄弟为后嗣的，必定是没有儿子的。引为后嗣，臣子就一体了。而应当继位的反而因为兄弟的缘故，不继承所受国家的人，而继承先君，那么所受国家的人竟然没有后嗣。活着时以臣子的身份侍奉他，死后以兄弟的身份治理他，忘记生前的恩情，背叛死后的恩义。况且已经实际承受了后君，现在却自己继承先君，不仅抛弃了后君任命自己的意思，又废除了先君传授的命令。人民土地都归于自己，而父子之礼却耻于不做。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哪里是重视承受国家的意思呢？】

【汪克宽说：僖公不可先于闵公，三传辨析得很明白了。但是《谷梁传》说逆祀是没有昭穆，范甯说：以昭穆父祖为比喻。何休说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在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也应当同在北面西上。孔颖达《正义》说：父子不同昭穆，兄弟昭穆相同，闵僖不能为父子，同为穆而已。现在升僖公先于闵公，这是两位国君位次的逆乱，不是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代，就不同昭穆。假使兄弟四人都立庙，那么祖父的庙就已经毁掉了，礼制必定不是这样。现在考证文字，确定此传采用韦昭的说法，父为昭，子为穆，僖为闵臣，臣子一例，而以闵僖各为一世。哀公三年说哀公以襄公为皇考，也是以昭定各为一世，那么就是不同昭穆了。朱子说文王为昭，武王为穆，从开始祔祭就是这样。然而管蔡郕霍为文之昭，邘晋应韩为武之穆，子孙也以此为序而不改变，那么昭穆是不可改变的。但他论述天子庙制，说周孝王时武王亲尽始立武世室，孝王是共王的弟弟，而各为一世，又以宋太祖、太宗、哲、徽、钦、高皆兄为穆而弟为昭，那么又混乱昭穆了。如何休、颖达并立庙而同昭穆？那么齐国的孝、昭、懿、惠兄弟四人相继，卫国的懿、戴、文公兄弟三人相继立庙，将没有地方容纳。如果各为一世而不同昭穆，那么齐顷公就不能祭祀他的祖父，而卫成公就不能祭祀曾祖父了。古制不存，没有可以考证的。我怀疑古代一君各为一庙，那么兄弟同昭穆，共为一世，祫祭太庙，那么鲁国应当为僖公特设位在闵公之下。后世同堂异室，不可以两位先君共居于一室，必定要不同昭穆，而仍以兄弟共为一世计算。然而曾子问说：七庙、五庙没有虚主，诸侯祫祭则祝迎四庙之主，是诸侯的昭穆不超过四庙，天子的昭穆不超过六庙。考证春秋哀公之世，桓宫还在，那么是祭祀十位国君而八代。定公立炀宫，那么是祭祀二十一传的祖先。后世天子的庙有十余代，历经十四五位国君，而他的庙都不毁。解释礼制的人反而引用春秋作为证据，而圣王经世的制度不可复见了。】

干学案：文公逆祀的过失，虽然属于诸侯的事，而诸儒论述天子继统，引经以断，必定缘此而言，所以特别冠于兄弟相继为主，服先君之首。

《公羊传》：“跻者，是什么？升也。为什么说要升？讥讽僖公。讥讽他什么？逆祀。他的逆祀是怎样的？先祢而后祖也【注：升，

译说西上。礼制中昭穆指父子关系，就近取法《春秋》。惠公与庄公应当同向南面且以西为尊，隐公、桓公与闵公、僖公也应当同向北面且以西为尊。继承闵公的人在下文提及。鲁公因为僖公对于闵公是庶出的兄长，便将僖公置于闵公之上，违背了先后次序的道义，所以加以讥讽。传文说：后于祖先的，僖公以臣子的身份继承闵公，如同儿子继承父亲，所以闵公对于文公也如同祖父一样。从先君的角度来说，隐公、桓公以及闵公、僖公各自应当是兄弟关系，只是有贵贱之分罢了。从继承者的角度来说，存在父子、君臣的伦理，这种恩义与逆顺各有其施行的场合。

译《谷梁传》说：“跻，就是升。先祭父亲而后祭祖父，这是违背礼制的祭祀【范甯注：旧说认为，僖公、闵公是庶出的兄长，所以文公将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僖公虽然年长，但已经是臣子；闵公虽然年幼，但已经是国君。臣子不可以排在国君前面，就像儿子不可以排在父亲前面，所以用昭穆、父祖来作比喻。范甯说：如果只依据《谷梁传》，就无法知道其中的道理；如果引用《左传》来解释这段传文，那么意义虽然相似，但在文义上并不清晰。高宗是殷朝的贤明君主，尚且在祭祀时把父亲放在祖父之上，从而招致野鸡鸣叫的灾变，之后才遵循常规礼制。文公颠倒祖辈和父辈的顺序，本来就不值得奇怪了。亲指的是僖公，祖指的是庄公】。违背礼制的祭祀，就是没有昭穆次序；没有昭穆次序，就是没有祖父；没有祖父，就是没有上天。所以说：‘文公没有上天。’没有上天，就是违背天道行事【注：祖父，是人伦的开端；人所仰赖的，是上天】。君子不因为亲近父亲而损害对尊长的尊重，这是《春秋》的大义【注：尊卑有序，不可混乱。杨士勋疏：先祭父亲而后祭祖父，亲指的是僖公，祖指的是闵公。僖公继承闵公即位，就像儿子继承父亲，所以传文用昭穆、祖父来作比喻。这符合传文的含义，而范氏认为庄公是祖父，其道理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像范氏所说文公颠倒了祖辈和父辈，那就是僖公排在庄公之上，称之为夷狄尚且不对，何况是有道义的国家，怎么会这样呢？可见范氏的说法是错误的】。

《左传》记载：秋季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祭，将僖公的神位升在闵公之上，这是违背礼制的祭祀【注：僖公是闵公的兄长，不能算作父子关系。曾经做过臣子，地位应当在下面，现在却排在闵公之上，所以说是违背礼制的祭祀。疏：按照礼制，父子分属不同的昭穆，兄弟同属一个昭穆，所以僖公、闵公不能算作父子，同属穆位。本来应当闵公在僖公之上，现在却将僖公升在闵公之前，所以说违背礼制。这两位国君位次颠倒，并不是昭穆次序混乱。《鲁语》说：‘将要升僖公，宗庙的官员说：‘这不是昭穆次序。’夏父弗忌说：‘我担任宗伯，地位显赫的为昭，其次的为穆，有什么固定的次序呢？’按照他所说的，似乎闵公、僖公分属不同的昭穆，位次的颠倒，就像昭穆混乱一样，借用昭穆来说明，并不是说他们分属不同的昭穆。如果兄弟相继即位，就分属不同的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即位为君，那么祖父的庙宇早就已经毁弃了，知道礼制必定不是这样，所以先代的儒者没有这种说法】。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并且公开说：“我看见新死的鬼魂大，旧死的鬼魂小，先祭大的后祭小的，是顺理成章的。提升圣贤，是明智的。明智且顺理，符合礼制。”君子认为这是失礼的，礼制没有不顺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却违背它，能说是礼吗？儿子即使圣明，也不排在父亲之前受祭，这是长久以来的规矩【注：臣子继承国君，就像儿子继承父亲】。所以禹不排在鲧之前，汤不排在契之前，周文王、周武王不排在不窋之前，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这都是尊崇祖先的表现。

《公羊传》的说法，是先祭父亲而后祭祖父；《谷梁传》的说法，是先祭亲人而后祭祖父。这明确地指出闵公是祖父，僖公是父亲。即使《左传》中“儿子即使圣明，也不排在父亲之前受祭”的说法，其意义也是如此。而杜预、范甯、孔颖达等各家，都不明白其中的意义。何休、杨士勋的解释虽然有所得，但也不完全。只有贾公彦在《冡人掌》“公墓”的疏解中，最得三传的真意。大概僖公虽然是闵公的庶出兄长，但既然继承了统绪，就降格为儿子了。闵公虽然是文公的叔父，但既然被僖公当作儿子，就尊为祖父了。王侯之家，臣子和儿子是一样的。当他们活着的时候，既然可以把叔父、兄弟当作臣子，那么他们死后，难道不可以把叔父、兄弟当作儿子吗？所以弟弟继承兄长的统绪，弟弟就是儿子；兄长继承弟弟的统绪，兄长也是儿子。现在文公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这就是把父亲升在祖父之上了。所以《公羊传》说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先祭亲人后祭祖父，而《左传》也讥讽他“儿子排在父亲之前受祭”。如果像杜预、范甯等人的解释，那么与三传中关于祖父、父亲的定义，不是大相径庭吗？有人问：“兄弟不可以当作儿子来对待，这是扰乱天伦次序，可以吗？”回答说：“王侯的礼制，与臣民不同。王侯以继承宗庙为重，继承了宗庙就当作儿子。”看闵公去世，僖公服了三年之丧，这本来就是儿子为父亲的丧服。既然服了儿子的丧服，却不正名分，是没有这种道理的。有人问：“如果是这样，古人不是说兄弟同属一个昭穆吗？为什么扰乱它呢？”回答说：“这也是诸儒对礼经的说法，从来没有这样的。”如果兄弟果然同属一个昭穆，那么夏父弗忌此举昭穆原本就没有混乱。鲁国的官员，为什么以不符合昭穆次序来责备夏父弗忌呢？于是知道鲁国官员的话，断定以贾公彦《周礼》疏为正，而孔颖达借用昭穆来说明的说法，不可以据为信实。

附录【贾公彦《冡人掌公墓之地》疏说：兄长去世弟弟继位，都成为国君，就把兄弟当作昭穆。因为弟弟已经是臣子，臣子和儿子一样，就像父子，所以分别昭穆。必定知道意义如此，考察文公二年秋季八月，在太庙举行大祭，升僖公，是说以惠公为昭，隐公为穆，桓公为昭，庄公为穆，闵公为昭，僖公为穆。现在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为昭，以闵公为穆，所以说违背礼制。知道不把兄弟同置于昭位，将僖公升在闵公之上为违背礼制，考察定公八年经文说：从祀先公。传文说：顺祀先公而祈祷。如果本来同辈，将僖公升在闵

译鲁公之上，既然后来各位鲁公的昭穆次序没有错乱，为何到了定公八年才说顺祀呢？显然原本是将僖公、闵公的昭穆次序区分开来，所以后来都错乱了】

译《后汉书·质帝纪》诏书说：“孝殇皇帝虽然未能长久享有福运，但即位已超过一年，君臣之礼已经完备。孝安皇帝继承帝业，而前朝却让恭陵排在康陵之上，先后次序颠倒，失去了应有的顺序，这不符合尊崇宗庙的重任，也不符合流传后世的制度。从前定公追正顺祀，被《春秋》所赞许。现命令恭陵排在康陵之后，宪陵排在恭陵之后，以理顺亲疏尊卑的次序，作为万世的法则。”

《晋书·康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六月，有关官员奏请，成帝去世满一周年，请求改穿素服，进献膳食恢复旧制。诏书说：“礼仪的降等减杀，随着时势而兴起或废止，确实没有固定不变的常理。至于君臣与亲属关系的准则，名教的重任，是不可更改的。权宜制度的设立，大概出自近代。虽然说是适应时势，但弊端的开端，先王崇尚而后世尚且懈怠，何况因循旧例又从轻降等，在道义上是不可行的。”【康帝是成帝的弟弟，本应服一年丧，因为继承成帝的帝位，想要服三年丧】干宝学案：史纪记载如此。等到考察《礼志》，说建元元年正月晦日，成恭杜皇后周年忌日，有关官员奏请皇帝服一年丧应改穿吉服。诏书说：“君臣与亲属名教的重任，权宜制度出自近代罢了。”于是素服如旧。同一部《晋书》，而纪与志矛盾如此。《宋书·礼志》及杜佑《通典》也记载杜后之事，而不记载成帝之事，该听从哪一边呢？然而杜后对于康帝来说是嫂子，何至于服重丧？况且杜后死于咸康七年三月，到建元元年正月已超过两年，何说是周年忌日？只有成康帝死于咸康八年六月，至此正好满一周年，这无疑是成帝。《礼志》与《通典》错误了。

《通典》记载，东晋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去世【康帝之子】，皇太后下令立琅琊王丕【即哀帝，成帝之子，康帝的侄子】，仪曹郎王琨议论说：“现在将他立为大行皇帝的继承人，那么就是兄弟关系。凡祭奠的文书，都称哀嗣。这大概是为了向上参合昭穆次序，自同于继承正统，在这一个人身上不以私情损害大义，专以所继承的人为正统。”现在皇太后德行教诲显著，在内率领母仪。主上既然继承帝业，又怎能不遵循礼制？仆射江霦议论说：“兄弟不相继承，虽然是旧说，但经典中没有明确依据。这话不能用于王者。王者虽然是兄弟，既然成为君臣，就等同于父子。所以鲁国提升僖公，《春秋》所讥讽。《左传》说：‘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先于父亲受祭。闵公是弟弟，却等同于父亲；僖公是哥哥，却等同于儿子。’既然明确了尊卑之道，就不能再叙述亲情的根本了。《公羊传》说：‘逆祀是什么？先祭父亲后祭祖父。’《谷梁传》说：‘先亲后祖，是逆祀。君子不因为亲近亲属而损害尊卑秩序，即使是兄弟。’由君臣关系而相互继承，三传的明确意义如此。那么继承有次序，上下融洽通达于大义，确实应该继承大行皇帝。”

《晋书·礼志》王述等人说：“成帝不偏私亲爱，超越授予天伦。康帝受命，显扬宗社的重任已经转移，所授予继承的次序应该继承康皇。”谢奉等人说：“继承正统，应该以天然亲属关系为本，考察人情，应该继承显宗。”诏书听从王述等人的意见，向上继承显宗。

《哀帝纪》诏书说：“显宗成皇帝因为时事多艰，发扬高世之风，树立德行传递重任，以隆盛社稷。而国家变故不止，康穆早逝。我凭借寡德，再次继承先业。昭穆的意义，固然应该以天然亲属关系为本，应该向上嗣承显宗，以修明根本正统。”

干宝学案：哀帝是成帝之子，成帝临终，因为儿子年幼柔弱，将国家托付给弟弟康帝。康帝去世，儿子穆帝嗣位。穆帝去世，没有后代，而哀帝再次被立。那么哀帝与穆帝，亲属关系虽然是堂弟，名分则是君臣。王琨、江霦想要最终称哀嗣祢穆帝，深合《春秋》闵公、僖公相继的防范。而王述议论祢康皇，已经失去传授的正统，竟然最终听从谢奉等人的邪说，还去继承成帝。由此康、穆二君断绝了后代，降低祖考之称，成为叔父和兄长，扰乱常理失去次序，太严重了！康帝对于成帝，也是兄弟，曾经为他穿素服持丧，超过期限不改，难道不是因为继承正统的意义等同于父子吗？康帝已经继承成帝，而穆帝继承他，哀帝只要按照王、江的大义，承绍大宗，那么成帝的祭祀就与国家国运同样永长了。不图谋这个，而徇私废公，使成帝立长传重的美德，湮没而不彰显，不仅是轻蔑祖宗，也是成帝的罪人啊！

《宋史·礼志》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礼院李宗讷等人说：“太祖应该称皇伯，皇后应该称皇伯妣。”事情下达尚书省议论。户部尚书张齐贤等人说：“《王制》天子七庙，说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的庙共七座。前代有兄弟相继继承的，也移动昭穆的行列。所以《汉书》‘为人后者为之子’，用来尊崇本祖而重视正统。又说：‘天子断绝期丧，怎么能在宗庙中有伯父之称呢？’那些唐朝及五代有所称的，大概是礼官的失误，不是正典。请求从今以后有事于太庙，那么太祖并诸祖室称孝孙、孝曾孙嗣皇帝，太宗室称孝子嗣皇帝。”诏书下达礼官议论。议论说：“查《春秋正义》‘跻鲁僖公’，说‘礼，父子异昭穆，兄弟’

译“昭穆相同”，这是明确说明兄弟相继继承皇位，同属一代。又如鲁隐公以“继及”的方式即位，都应当处于穆位。又《尚书·盘庚》中有“商及王”的说法，《史记》说“阳甲到小乙兄弟四人相继继承”，所以不称嗣子，而说“及王”，明确说明不是继承兄长的统绪。又如唐中宗、睿宗都处在昭位，敬宗、文宗、武宗昭穆相同，同为一世。臣请求皇太祖的庙室称为“皇伯考妣”，太宗的庙室称为“皇考妣”。每次举行大祭时，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中都称孝子。皇帝下诏让中书省再次集议，说：“古代祖是因为有功，宗是因为有德，都是先有实际功德，然后确定名分。现在太祖受命开创基业，太宗继承大宝，那么就是百世不迁的庙了。哪有祖宗的庙已经分了二世昭穆的位置，反而算作一代的呢？如果按照臣等所议‘为人后者为之子’，来端正父子之道，来确定昭穆之义，就没有疑问了。如果一定要同为一代，那么太宗就不能自己算作一世，又怎么能称为宗呢？不能称为宗，又怎么能成为百世不迁的主祭者呢？《春秋正义》也没有说昭穆不可以不同，这也不能作为证据。现在如果排列为六世，以一昭一穆来说，那么上面没有毁弃庙室的嫌疑，下面有善于继承的美德，在礼制上是最大的顺理成章，在时势上是合适的，有什么嫌疑而说不可以呢？”最终听从了学士宋湜的意见，祭祀太祖仍然称孝子。

译干学案：真宗是太祖的侄子，而张齐贤想称他为孝孙，那就是把太宗当作父亲、把太祖当作祖父了。真宗以太祖为祖父，那么太宗就应当以太祖为父亲。按照常情来说，很少有人不认为这是惊世骇俗的。但根据《春秋三传》中讥讽先祢后祖的原则，以及《春秋》中从祀先公的记载，张公确实是古代通达礼制的人。如果都省集议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以端正父子之道，确定昭穆之义，这确实是正确的言论。但他们拘泥于“祖功宗德”两庙的说法，反而不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了。至于礼官和宋湜所议论的，不过是俗儒沿袭的浅陋之说，哪里值得用来讨论先王制定的礼制呢！

【刘敞关于为兄长立后的议礼】天子的宗庙是三昭三穆加上太祖共七庙，诸侯是二昭二穆加上太祖共五庙。所谓昭，是父道；所谓穆，是子道。天子诸侯未必都有亲生儿子，所以有时从兄弟的儿子中选取继承人。亲疏相同就选取贤能的，贤能相同就选取年长的，年长相同就选取吉利的。如果不是兄弟的儿子就不选取。所以不选取伯叔父作为继承人，因为父亲尊贵；不选取兄长作为继承人，因为兄长也尊贵；不选取弟弟作为继承人，因为弟弟是自己同辈的人。这就是古代七庙五庙的次序，之所以昭穆不相逾越，轮替毁庙也不相妨害的原因。到了后世国家多事，有时传给兄长，有时传给弟弟，大概是有不得已的情况，那么礼制散失已经很久了。然而既然已经接受了天下国家，那么所传位的即使不是亲生儿子，也如同子道；传位给他的即使不是亲生父亲，也如同父道。这是因为以天下国家为重啊。春秋时期，僖公实际上是闵公的兄长，闵公遭弑杀，僖公被记载为即位，表明臣子是一体的。公孙婴齐去世，春秋称之为仲婴齐，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应当顺从子辈的例例，不能再顾念兄弟之亲，称公孙了。春秋之义有常道也有变通：选取继承人不得选取兄弟，这是常道；既然已经无法避免而选取了兄弟，就端正其礼制使其顺从子辈的例例，这是变通。所以僖公以兄长继承弟弟，春秋称之为子；婴齐以弟弟继承兄长，春秋也称之为子。这就是常道用于常事，变通用于变事。既然端正了名分，那么僖公不得不以闵公为昭，归父不得不以婴齐为穆。既然端正了昭穆，那么轮替毁庙的次序就不得不以一代一。而儒者有的怀疑礼制中没有为兄弟立后的条文，于是认为春秋记载仲婴齐是不认可子为父孙，这是错误的。子为父孙确实不是礼制的正途，但有不得已的情况，春秋只是端正其为臣子一体罢了。所以实际上是公孙婴齐却称之为仲婴齐，如果春秋本来不认可他为后者，就应当记载为公孙婴齐卒。学者问：“这个仲婴齐为什么称为公孙婴齐？不认可他为兄长立后，才可以啊。”春秋家尚且重视这一点，何况国家呢？国家尚且重视这一点，何况天下呢？所以凡是继承君位的，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子辈；继承大宗的，即使是兄弟也一定要使他成为子辈。如果继承君位、继承大宗而不使他成为子辈，这就是教人不孝而轻视所托付的人。这就是文公受到逆祀贬斥的原因。然而春秋本来就是为衰世立法的，不是太平盛世的正礼。太平盛世未曾有过这种情况。汉代制定轮替毁庙的礼制，丞相匡衡引用昭帝、宣帝两帝并列为昭，唯独以孙子为昭，却不知道礼制中没有两个昭，使得昭帝的天下无处传承，宣帝的天下无处接受，不符合礼制的本意。又惠帝、文帝都是高祖的儿子，惠帝亲自从高祖那里接受天下，文帝则从惠帝那里接受，虽然都是兄弟，这与闵公、僖公有什么不同呢？活着时应当以臣子之礼相叙，死后应当以昭穆之礼相正，而汉代议论者都推崇文帝，让他上继高祖，而惠帝亲自从高祖那里接受天下的人，反而不被纳入昭穆的正统。至于光武应当继承平帝，又自认为世次是元帝的儿子，上继元帝，作为元帝的后嗣，都是违背经义礼制而不能流传的。自从汉代以来，议论尤其众多，都说：兄弟不相为后，不应当用昭穆来限制，这是荒谬的。如果不以昭穆来限制，那么天下由谁来接受呢？凡是君主以兄弟为后嗣的，是因为没有亲生儿子，引为继承人，臣子是一体的。而当继承人反而因为兄弟的缘故，不继承所受的国家而继承先君，那么所受的国家最终就没有继承人了，这是不可一。活着时以臣子之礼侍奉他，死后以兄弟之礼对待他，忘记生前的关系违背死后的礼制，这是不可二。自己实际上接受了后君，后君不接受他，先君现在应当自己继承先君，这不仅抛弃了后君任命自己的命令，还应当废除先君任命兄长的命令，这是不可三。天下国家归于自己，而父子之礼却耻于不做，这是不可四。徐邈说：“如果兄弟作为昭穆，假设有兄弟六人做君主，到他们的后世应当祭祀不到祖祢，这又是极其荒谬的。”礼制有所极限，道义有所决断，为后者为之子，是为了端正授受关系、重视祖统。兄弟六人相代为君，也是六代祭祀祖祢了。假使不是兄弟相代，他们的祖先也应当迁走了，不能特意保留。如果像这样的话，假设有兄弟六人做君主，各自称昭，那就有十三座庙了。又最后一位君主应当上继先君，而五位君主终究成为无后，这难道是传承重任授予国家的意思吗？礼制规定为后者降低其私亲，假设有兄弟六君，本来应当各自为嗣，道义上不可曲意顾念其私亲，说什么祭祀不到祖祢呢？凡是

译谈论礼制的人，厌恶那种迎合当时君主意图的做法，如果只说有利于扩大宗庙、巩固大宗的根本，却不详细阐述权力传承的道理，违背了《春秋》的大义，使得应当传位的人不忍心把国家传给同宗的人，说：“他不是我的儿子。”应当接受国家的人又不肯以臣子的道义侍奉君主，说：“他不是我的父亲。”以至于导致宗庙众多，昭穆次序杂乱堆积，而鬼神却没有继承人，让活着的人继承死去的人，这难道是极大的悖理吗？

译徐干说：案敞所立的议论非常宏大，但中间引用《公羊传》中仲婴齐去世的那一段还不够确切，因为大夫世代相传的法度与天子、诸侯不同，不能与闵公、僖公逆祀的事情混为一谈，详见第五卷。

元符三年正月十二日，哲宗驾崩，徽宗即位。太常寺上言：“太宗皇帝上承太祖，是兄弟相继，虽然实行易月之制，实际上却是斩衰三年，以重视君臣之义。公除之后，各项事务都与之相称，都记载在国史中。如今皇帝继位，哲宗实际上是继承神考（神宗）的世系，已经采用开宝年间的旧例，为哲宗服斩衰重丧。如今神宗的神主已经祔祭，百官的服饰都使用纯吉之服，皇帝的服御应当如同太平兴国二年的旧例。”礼部上言：“太平兴国年间，宰相薛居正上表说：‘公除以来，各项事务都与之相称，唯独命令撤去音乐，确实不太适宜。’这就是说公除之后，除了不举乐之外，脱去丧服改用吉服，事理非常明白。如今皇帝应当穿着常服，素纱展脚幞头，淡黄色衣衫，黑色犀角腰带，请下达给有关部门裁制。”宰相请求听从礼官的意见，于是下诏等到周年除服时改用吉服。诏书不经过门下省，直接交付给有关部门。给事中龚原上言：“丧制是朝廷的大事，如今行文不经过门下省，这是废弃法度。臣为君主服斩衰三年，古来未曾更改，况且陛下此前讨论服制时，礼官持模棱两可的言论，陛下既然察见他们的奸邪，服制于是得以纠正，如今却不得已顺从他们，臣私下为陛下惋惜。开宝年间，并州、汾州尚未平定，战事尚未平息，祖宗忙于征战，无暇顾及，其服制是权宜之计，并非旧例。”龚原因此获罪被贬为南康军知军。于是下诏依照原先颁布的服丧三年之制，将元符三年九月从小祥开始改用吉服的指令予以改正。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金国使者到来，通报钦宗去世的消息。下诏说：“朕应当持斩衰三年之服，以表达哀思仰慕之情。”这一天，文武百官都穿着常服、黑色腰带、不带鱼袋，到天章阁南面的空地列班听诏，依礼举哀哭泣。完毕后，依次前往后殿门外进名奉慰。接着前往几筵殿，焚香举哀哭泣。六月，权礼部侍郎金安节等人请求依照典故，以日易月。从五月二十二日立重安奉几筵，到六月十七日大祥，所有的丧服暂时保留，以等待梓宫（灵柩）归来。朝廷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读礼通考卷十九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二十。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丧期二十

国恤三

藩王入继大统，服先君【追崇本生附】

《汉书》记载：孝哀皇帝，是元帝的庶孙，定陶恭王的儿子。母亲叫丁姬。十三岁时，继承王位。成帝没有儿子，派执金吾任宏守大鸿胪，持节征召定陶王。立为皇太子，他谢恩说：“希望留在国邸，早晚奉问起居，等到有了圣嗣，就回国守藩。”奏书呈上，天子回复知道了。

《定陶共王传》记载：因为太子奉太宗之后，不得顾念私亲，于是立楚思王的儿子景为定陶王，奉共王之后。成帝驾崩，太子即位，追尊共王为共皇，在京师设立寝庙，排列昭穆次序如同孝元帝。

《师丹传》记载：师丹年轻时在国邸，看见成帝把政事委托给外戚王氏，僭越兴盛，常在内宫。哀帝即位后，多想要匡正弊端，封拜丁、傅两家，剥夺王氏的权力。师丹作为师傅，位居三公，得到皇帝的信任。上书说：“古代帝王居丧不言，听从冢宰。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大行皇帝尸柩在堂，官爵臣等以及亲属，赫然都显贵受宠。封舅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未定，预先封父亲为孔乡侯。”罢免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人，诏书接连下达，变动政事，突然暴烈没有渐进。近来，郡国多地发生地震，水流出流杀害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这都是举措错失中道，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浑浊的应验。臣私下认为人情没有儿子，年龄虽然六七十，还广泛寻求。孝成皇帝深见天命，烛知至德，在壮年克制自己，立陛下为嗣。先帝突然弃天下，而陛下继承大统，四海安宁，百姓不惧，这是先帝圣德，应当符合天人之功。臣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希望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的意思，并且克制自己亲身实行，以观察群下的顺从教化。天下是陛下的家，骨肉亲属何患不富贵，不宜仓促。

徐干说：衰麻粗布，哭泣丧纪的文书，是继志述事致孝的实质。师丹想让哀帝对过继的父亲尽孝，而责以谅闇不言，三年无改，可以说是善于谈论丧事的人了。

起初，哀帝即位，成帝的母亲称太皇太后，成帝的赵皇后称皇太后。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与母亲丁太后都在国邸，自以定陶共王的身份称呼。高昌侯董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是夏氏，而为华阳夫人所子，等到即位后都称太后。应当立定陶共王的母亲为皇太后。”事情下达给有关部门。当时师丹以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同弹劾上奏：“董宏知道皇太后至尊的称号，天下一统，却称引亡秦作为比喻，误导圣朝，不是应当说的话。”皇帝罢免董宏为庶人。傅太后大怒，胁迫皇帝一定要称尊号。皇帝于是追尊定陶共皇、丁太后为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