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八十二

译然而，难道会有集市那样杂乱拥挤的地方，却可以安放我父母的遗体吗？

译孔子说：“卫国人行祔葬，是将两棺隔开；鲁国人行祔葬，是将两棺合在一起。鲁国的做法真好啊！”

疏解说：“卫国人的合葬，用物品隔开两棺之间，就像生前男女分居一样；鲁国人则将两棺合并置于椁中，没有别的东西隔开，意思是死后不必再隔开。《诗经》说：‘活着则分室而居，死后则同穴而葬。’所以称赞鲁国的祔葬。”

陈祥道说：“卫国的习俗保留了殷代的遗风，鲁国的习俗则遵循周制。殷代崇尚尊卑有别，所以凡是昭穆辈分祔葬于宗庙的，都要隔开而不亲近；周代崇尚亲情和睦，所以凡是昭穆辈分祔葬于宗庙的，都要合在一起而不强调尊卑。隔开是合乎义理，合在一起是合乎仁爱，孔子对两者都予以肯定。”

《朱子语类》中有人问：“‘离之’的意思，是用一件物品隔开椁中两棺之间。鲁国则是将两棺置于椁中，没有别的东西隔开。鲁国和卫国的祔葬，都是两棺共用一个椁，只是离与合有所不同。”朱子回答说：“两棺共用一个椁，大概是因为古代的椁是由许多木材拼合而成的，所以大小可以随人制作。现在使用整块木材做椁，就没有那么大的木材可以做椁了，所以合葬的人只是同穴而葬，各自使用自己的椁。”

徐师曾说：“古代用丛聚的木材制作椁，一个椁由两棺共用。卫国人用别的物品隔开，所以叫‘离’；周国人不用物品隔开，所以叫‘合’。夫妇之道，活着时同室而居，死后同椁而葬，所以称赞鲁国的制度。后世的椁使用整块木材，不拼合众材，所以没有大椁，就只是同穴而葬罢了。”

我考察徐氏的说法，认为一个椁由两棺共用，这必定是同时合葬才可以。如果不同时间下葬，先后之间可能相隔几十年，难道会因为后来下葬的人而打开先下葬者的椁吗？如果预先制作大椁留待后死者，那么古人说椁要包围棺木，难道有虚出一半空间等待的道理吗？如果一个人有多个妻子，那么虚出的空间就不止一半，打开椁的次数也不止一次了。或者时间久了椁已经腐朽，是要更换椁呢？还是任由它腐朽而不更换呢？这是最说不通的地方。我认为，所谓离与合，是指两个椁相隔而不并排，叫做‘离’；两个椁并排而不隔开，叫做‘合’。绝对不是指一个椁由两棺共用。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母亲去世后，将要合葬，孔子说：“古代不实行祔葬，是因为不忍心让先死的人再次被惊动。《诗经》说：‘死后同穴。’自从周公以来，才开始实行祔葬。《白虎通·德论》说：合葬，是为了体现夫妇之道。所以《诗经》说：‘活着分室，死后同穴。’”

《世说新语》记载，郗嘉宾的妻子去世后，她的兄弟想接妹妹回家，郗嘉宾最终不肯让她回去，说：“活着既然不能与郗郎同室，死后难道不同穴吗？”

《晋书·列女传》记载，郑袤的妻子曹氏，郑袤先娶了孙氏，孙氏早逝，后来聘曹氏为继室。等到郑袤去世，议论的人认为孙氏葬在黎阳，埋葬已久难以迁动，想要不让她合葬。曹氏说：“孙氏是原配夫人，按理应当跟随合葬，不能让她孤魂无所依托。”于是备齐了吉凶仪仗去迎接她，备齐衣被几案，亲自执行雁行之礼。听到的人没有不叹息的，认为赵姬之下，叔隗也不足以称道。

《唐会要》记载，神龙元年，将要合葬则天皇后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认为合葬不符合古制，而且以卑贱者惊动尊贵者，尤其是不敬。如果神明有知，阴间自然能相通；如果死者无知，合葬又有什么益处？于是上表劝谏，皇帝没有听从。

《旧唐书》记载，楚王李灵龟的妃子上官氏，李灵龟去世后，将要下葬，他的前妃阎氏改嫁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又没有近亲，众人议论想要不让她合葬。上官氏说：“宁可让孤魂有所依托。”于是备齐礼仪一同下葬，听到的人没有不赞美感叹的。陆贽传记载，陆贽遭遇母亲丧事，向东回到洛阳，寄居在嵩山丰乐寺，藩镇赠送的财物以及另外提供的馈赠，一概不接受，只有与韦皋布衣之交，只接受了西川进奏的馈赠。陆贽的父亲最初葬在苏州，到了这时想要合葬，皇帝派遣中使护送他的棺木，车马到达洛阳。

吕坤说：“合葬不是古制。用草席包裹埋葬，是当时的做法。中古时期开始合葬。从天子到百姓，活着同室，死后同穴，这是父母子女之情。做子女的怎么忍心分离呢？如果有遗命就遵从。祔葬不为了苟且结合，不因为有过错，不因为改嫁的母亲，不因为倡优。有节义的女子，无论贵贱、老少，都祔葬，这是尊重贤德。”

陈龙正说：“合葬不是古制。埋葬，就是隐藏。古人一次埋葬后，永远不让人看见，即使子孙也不知道葬在哪里。父母寿命长短不同，一人先葬，后死的人必定想要祔葬，势必要从旁边挖掘扰动。因此上古不合葬，中古才有同穴的制度。孔子说：‘卫国人行祔葬，是将两棺隔开；鲁国人行祔葬，是将两棺合在一起。’真好啊！称赞他们不用中墙隔开。既然说是合葬，又用砖石在中间隔开，与分葬有什么区别？怎么能叫同穴呢？大概中古时期用木材做椁，外面包围泥土，木与土亲近，中墙没有用处。后世奸诈伪善种种，防盗考虑深远，用砖做四周，用石做明板，覆盖在上面。如果没有中墙，那么明板必须有一丈见方才能完全遮蔽。单独的石板很难得到，那么两块石头拼凑的地方有缝隙，漏水引蚂蚁，非常令人担忧。又前后空出八尺有余，只有三面靠着墙，而靠近中间则空虚临下，石头厚度不足一尺，这是追求坚固反而危险。”

译因此，合葬就必定要使用界墙。使用了界墙，那么合葬与分葬就没有区别，不过是出于祭扫方便的考虑，这与安顿亲人的遗骸有什么关系呢？认为合葬能安顿亲人，这是虚假的；认为选择吉地能安顿亲人，这才是真实的。延陵季子说：“魂魄之气无所不到”，所以分葬并不违背礼制，反而对实际事务有益。另外，宜人的棺材较为窄小，宪的棺材则比较短小，如果合葬就必须迁就较大的那个，那么墓穴就会过于宽敞，这也不符合朱熹“墓穴仅能容纳棺材”的原则。因此决意分葬，恐怕后世子孙会疑惑：既然迁葬之日，原本没有参差错乱、穿凿移动的嫌疑，合葬最为方便，又何必分葬呢？所以详细记载其中的缘故，以引导明智的人理解。

译顾梦麐《中庵琐录》记载：东汉袁贺病重将死时，告诫家人留下葬仪的侍卫人员。事先叮嘱说：“千万不要去迎接你母亲的灵柩。如果死者有知觉，往来并不困难；如果死者没有知觉，只是徒增烦扰罢了。”唐武则天去世，将要合葬于乾陵，给事中严善思进言说：“地位尊贵的人先下葬，地位卑下的人不得进入。况且已经封闭石门，用金属熔铸填补缝隙，不经过攻凿无法打开。神道幽静，多次惊扰亵渎是不合适的。合葬并非古制。”如果神灵有知觉，无所不通；如果神灵没有知觉，合葬又有什么益处？唐中宗没有采纳。苏东坡说：“《诗经》说‘活着则分室而居，死后则同穴而葬’，古今的葬礼，都是同一墓室；只有蜀地的人是一个坟冢却分藏棺木，中间留有通道，高度不到肩膀，宽度容不下人。”东汉寿张侯樊恭的遗令说：“棺柩一旦安葬，就不应再被看见。如果腐烂，会伤害子孙的心，所以让我和夫人同坟但分藏棺木。”光武帝认为很好，将遗令出示给百官。可见古代确实有这种做法。然而蜀地葬法不修筑通道，又不符合《诗经》中同穴的含义，所以蜀人的葬法最合乎礼制。观察这些可以看出合葬并非古制，但也不是说古人一定不合葬，只是因为年代久远，不便动摇；路途遥远，突然难以运送灵柩，所以坚持同穴并非必要。

修墓

《檀弓》记载：孔子在防地安葬了父母后说：“我听说，古时候只设墓而不堆坟。”【注：墓指兆域，即现在的封茔。古指殷商时期。土堆高的地方叫坟。】如今我孔丘是东西南北四处奔波的人，不可以不标记出来。于是堆土封坟，高四尺。【注：东西南北指居无定所。聚土叫封，封坟是周礼的规定。崇是高，高四尺大概是周朝士人的制度。】孔子先返回，【注：应当去办理虞祭之事。】门人后来，遇到大雨，甚至迟到。孔子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来得这么晚？”门人说：“防地的墓崩塌了。”【注：说明迟到的原因是去修墓而来。防墓是防地的墓。】孔子不回应。【注：因为修墓不合礼制。】门人说了三次，【注：说了三次，孔子装作没听见。】孔子凄然流泪说：“我听说，古时候不修墓。”【注：修即治理。疏：天子的墓高一丈，诸侯八尺，依次递减两尺。现在既然东西南北不常在家乡，如果很久才回来，不知道埋葬的地方，所以不能不堆土封坟以标记位置。防地的墓是新堆的土，遇到大雨而崩塌。庾蔚说：防守墓穴，防备崩塌。如果按照庾蔚的说法，墓实际上没有崩塌，孔子为什么说古人不修墓？这违背经义和注疏，妄说异同，是不对的。陈澔说：堆坟是为了标记，一则怕别人不知道而误犯，二则怕自己遗忘而难寻，所以堆土高四尺。大雨导致墓崩塌，门人修筑后才赶到，孔子流泪是自伤没有在堆土时谨慎，以致崩塌，并且说古人之所以不修墓，是因为敬谨到了极点，不需要修治。】

《易经》说：墓不是古制。【注：《易》指芟除治理草木，不易指不改变，即丘垄。疏：墓指墓旁之地，易指芟除治理草木，不让其荒秽。不易指让草木像丘陵一样自然生长。古时候只设墓不堆坟，就是不治理芟除。】

吴澄说：考察孔子曾说“古时候只设墓不堆坟”，又说“古人不修墓”。郑玄注说：“修即治理。古时候只是挖地为坑，埋葬棺木。下棺之后，填土于内外，成为平地，不堆坟墓，使人不知道其位置。”这里所说的“易”，就是那里所说的“修”。两个字都解释为“治”字，大概说古时候葬后不修治而增高封土，不是说不要芟除治理而去掉草木。孔颖达的疏虽然跟随郑玄“芟除治理草木”的说法，又引用“墓而不坟”的话，以“不坟”为“不治”，那么“易”则是兼存两种含义。

《南史》记载：刘彪在齐建元初年，降封为南康县侯，因宗庙和坟墓不修，被削去爵位。《旧唐书》记载：王晙任户部郎中时，杨伯城上疏，请求为王晙等人的坟墓特别增加修治封域，酌情加以表彰区别，派遣使者祭祀，优待其子孙。皇帝于是派遣使者到其家庙祭祀。

《二程全书》问：“古时候为什么不修墓？”回答说：“之所以不修墓，是想让最初建墓时，必定使其非常坚固，所以必须真诚恭敬。如果不真诚恭敬，怎么能长久？”问：“孔子建的墓，为什么这么快就崩塌了呢？”回答说：“不是孔子的问题。孔子先返回办理虞祭之事，让弟子去处理。弟子不够真诚恭敬，刚下雨墓就崩塌了，其建造不坚固可想而知。然而修墓又有什么害处？圣人说不修墓，是为了深深责备弟子。”

袁桷说：自古不修墓的说法，见于礼经。世道浇薄风俗浮华，废墟败冢，子孙即使汗颜，也不以为怪。却不知道，必须真诚守信，应当从开始做起。至于不幸需要修墓的，虽然不是礼制的正途，也是情理上不能停止的。

吕坤《四礼疑》说：墓没有看守的人，就会荒废；没有墓田，就难以看守。必须置办田地来供养看守者。主人命令子弟每月省视，按时治理。墓旁有禽兽，不畜养鸡鹅猪狗。墓久穴中有獾鼠狐狸，按时省视并捕捉它们。树木茂盛则乌鸦聚集，按时弹射驱逐它们。草丰茂则藏有蛇，按时芟除清理。墓上覆盖泥土不是古制。孔子说：“古人不修墓。”曾见皇帝皇后在清明节，亲自担土覆盖山陵，这是随俗，于义无害。古今只有人不同。墓头有树则去掉它。时间久了树根必入棺中。

葬不择日择地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安葬我国的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午时分才能安葬。

《左传》记载：下雨不能安葬。

译这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礼制，占卜安葬日期应先选较远的日子，以避免给人留下不思念亲人的印象。《王制》中说：平民安葬不因等待吉日而停止，即使遇到不吉利的日子也要安葬，这是因为平民的礼仪简略。

译《谷梁传》说：葬礼既然已经确定了日期，就不应因为下雨而停止，这是礼制的规定。如果因为下雨而不能安葬，丧事就不应拘泥于固定的时限，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也是足以说明日期安排的措辞。【注：徐邈说：查考经文，是在己丑日安葬，丧事已经出殡却遇到了雨，如果还没到己丑日就推迟日期，没有必要逆着顺序书写这个日期的葬礼。丧事只有提前没有推迟，况且《士丧礼》中有潦车装载蓑衣斗笠，那么国君的张设布置本来就已经完备了。礼制规定先将灵柩迁到宗庙，在天亮时引柩出发，既然已经到了安葬那天的早晨，那么祖祭、遣奠的礼仪就已经设置好了。所以即使下雨也应当完成丧事，不敢让灵柩长时间停留】

《左传》记载：昭公十二年三月，郑简公去世。将要安葬时，清理道路经过游氏的宗庙，将要毁坏它。子大叔让他的清理道路的徒役拿着工具站立在那里，而不毁坏，说：“子产经过这里问你们，为什么不毁坏？”于是回答说：“不忍心毁坏宗庙。”子大叔说：“好吧，将要毁坏了。”既然这样，子产就让人们避开它。掌管墓地官员的房屋有挡在道路上的，【注：简公另外营建葬地，不在郑国先公的旧墓，所以道路有临近迂回或笔直的情况。司墓之室，是郑国掌管公墓的大夫及其徒属的家】毁坏它，那么早晨就能下棺；【注：塴，指下棺】不毁坏，那么中午才能下棺。子大叔请求毁坏它，说：“如果不毁坏，怎么应对诸侯的宾客呢？”【注：不想让宾客久留】子产说：“诸侯的宾客，能够前来防备我们的丧事，难道会害怕中午吗？对宾客没有损害，而且百姓也不受伤害，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于是没有毁坏，中午安葬。君子认为子产在这里懂得了礼，礼制中没有毁坏别人的东西来成全自己的道理。

《春秋》定公十五年九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下雨，不能安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安葬。

《左传》说：安葬定公，下雨，不能完成丧事，这是符合礼制的。【注：襄，完成。下雨不能完成丧事，如果急于想要安葬】曾子问：“曾子问道：安葬引柩到了道路上，发生日食，那么有变通的礼仪吗？还是照常进行呢？”【注：堩，道路。变，指异于常规的礼仪】孔子说：“从前我跟随老聃在巷党帮助安葬，到了道路上发生日食，老聃说：‘丘，停止灵柩，靠近道路右边，停止哭泣，以等待变化。’天亮了才返回继续前行，说：‘这是礼制。’【注：巷党，党名。靠近道路右边，是因为行进时靠左。变，指日食。反，返回】返回安葬后，我问他说：‘灵柩不可以返回，发生日食，不知道它停止的早晚快慢，那么难道不如继续前行吗？’【注：已，停止。数，读为速】老聃说：‘诸侯朝见天子，看见太阳就出发，等到太阳落山就住宿祭奠。大夫出使，看见太阳就出发，等到太阳落山就住宿。【注：舍奠，每次将要住宿时祭奠行主】灵柩不早点出发，不晚些住宿。【注：侵晨夜则近奸寇】看见星星就出发的，只有罪犯和奔父母丧事的人吧？发生日食，怎么知道不会看见星星呢？【注：因为无日而邪恶发作，预先停止】况且君子行礼，不因为别人的亲人患病而害怕。【注：痁，病。以人之父母行礼而恐惧其有患害不为也】我从老聃那里听来的。

【方慤说：灵柩不早点出发，不晚些住宿，是担心在昏暗中有不测的祸患。如果日食时行进灵柩，难道与早点出发晚些住宿有什么不同吗？堩是经常行走的道路。说在经常行走的道路上防范谨慎如此，那么不是在经常行走的道路上就更不用说了。马睎孟说：老聃认为停止灵柩等待变化比行进更好。仲尼认为这是礼制，为什么呢？因为别人的安葬中途发生日食，都在道路上。大概停止则安全，行进则危险。行进，不一定遭遇祸患，但人们的情理会怀疑有疾病祸患。祸患出于不测，那么行进不如停止。然而停止也不一定安全。如果不得已，看见星星就出发，难道比停止好吗？】

《干学案》这条本来不是说安葬不选择日期的意思，但一定要等到天亮才继续前行，那么不限制时日，就可以知道了，所以也列在这一篇中。

《后汉书》记载：顺帝时，廷尉、河南人吴雄字季高，因为精通法律，断案公平。出身孤宦，官至司徒。吴雄年轻时，家贫丧母，寻找别人没有封土的地方，选择安葬其中。丧事赶快办完，不询问时日。医巫都说应当灭族，而吴雄不顾。等到儿子吴防、孙子吴恭，三代担任廷尉，成为法律名家。【见《郭躬传》】

《旧唐书·吕才》：吕才叙述葬书说：“《易经》说：古代的安葬，用柴草覆盖，不封土不植树，丧期没有定数。后世的圣人用棺椁代替，大概取自大过卦。《礼记》说：安葬，就是隐藏，想要让人看不见。然而《孝经》说：占卜宅兆而安顿埋葬，因为复土之事完毕，长久成为感慕的地方，安葬礼仪终结，永远作为魂神的宅邸。朝市变迁，不能预先推测将来；泉水石头交侵，不能预先知道地下的情况。因此谋及龟筮，希望没有后患，这是完备慎终的礼仪，曾经没有吉凶的意义。到了近代以来，加上阴阳葬法，或者选择年月便利，或者衡量墓田远近，一事失所，祸及死生。巫者利于货贿，无不擅自添加妨害，于是葬书这一术，竟有一百二十家，各自说吉凶，拘束而多忌讳。况且天覆地载，乾坤的道理具备；一刚一柔，消息的意义详细。或者成于昼夜之道，感于男女之化，三光运行于上，四气通达于下，这是阴阳的大经，不可须臾失去。至于丧葬的吉凶，却依附此为妖妄。传云：王者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

译大夫经过一定时期才下葬，士人和百姓超过一个月就可以下葬。这说明地位贵贱不同，礼制也有差别。想要使各国遵循同样的准则，奔丧吊唁有固定的期限，根据事情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宜的办法，于是成为固定的制度。法则一旦确定，就不允许违背，所以提前下葬叫做不怀念死者，推迟下葬叫做违背礼制。这就是说下葬有固定的期限，不选择年月，这是第一点。

《春秋》又说：“丁巳日下葬定公，因为下雨没能下葬，直到戊午日才完成丧事。”礼经认为这是好的。《礼记》说：“占卜下葬日期先选择较远的日子，是善于选择月末的日子，这是为了避免不怀念死者。”现在查阅葬书，认为在己亥日下葬最为凶险。仔细考察春秋时期，在这一天下葬的共有二十多起。这就是说下葬不选择日期，这是第二点。

《礼记》又说：“周朝崇尚红色，重大事情在清晨举行；殷朝崇尚白色，重大事情在中午举行；夏朝崇尚黑色，重大事情在黄昏举行。”郑玄注说：“重大事情，是指什么？是指丧葬。”这就是说直接采用当时所崇尚的颜色，不选择时间的早晚。《春秋》说：“郑国卿大夫子产和子太叔下葬郑简公，当时管理墓地的大夫的屋子正挡在下葬的路上，如果拆毁他的屋子就可以在清晨下葬，不拆毁他的屋子就要等到中午下葬。子产不想拆毁屋子，想等到中午。子太叔说：如果等到中午下葬，恐怕会让前来参加葬礼的诸侯大夫们劳累太久。”然而子产既然被称为博学的君子，子太叔又是诸侯中的佼佼者，国家的大事，没有超过丧葬的，必定是道义上有吉凶之分，这些人难道不会使用吗？现在却不问时间的得失，只讨论人事是否可行。《曾子问》说：“下葬遇到日食，停在路左边，等待天亮再走，这是为了防备异常情况。”如果依照葬书，多使用干、艮两个时辰，都是接近半夜，这就与文献和礼制相违背。现在查阅礼传，下葬不选择时间。这是第三点。

葬书说：“富贵和官阶品级，都取决于安葬的布置，寿命的长短，也说是坟墓招致的。”然而现在考察《孝经》说：“修养自身，践行正道，就能名声显扬于后世，以此来光耀父母。”《易经》说：“圣人的最大宝物是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回答说：仁德。”因此一天比一天谨慎，恩泽就能遍及无穷。如果德行不建立，那么人就没有后代，这就不是由安葬的吉凶来论断福祚的长短。臧孙在鲁国有后代，与葬在吉日无关；若敖在楚国断绝祭祀，不是因为迁葬失所。这就是说安葬的吉凶不可信用。这是第四点。

现在的丧葬吉凶都依据五姓的便利。古代的埋葬，都在国都的北面，墓地既然有固定的地方，哪里需要取姓氏墓地的意义？赵氏的埋葬，都在九原；汉朝的山陵，分散在各处，上利下利，一概不论。大墓小墓，意义在哪里？等到他们的子孙富贵不绝，有的与三代风气相同，有的分六国而称王。这就是说五姓的意义，大大不符合古制，吉凶的道理，从何而来？这是第五点。

况且人臣的名位进退，有什么恒常？也有起初贫贱后来显贵的，也有起初安泰最终困顿的。因此子文三次被罢免令尹，展禽三次被罢免士师，占卜下葬一旦确定，就不再更改。坟墓既然建成，曾经不曾改变，那么什么原因名位没有暂时安定的时候？所以知道官爵在于人，不是由安葬所导致的。这是第六点。

乡野俗人没有见识，都相信葬书，巫师诈称吉凶，愚人因此侥幸，于是使得在悲痛哭泣的时候，选择葬地而希望得到官品；在遭受荼毒的秋天，选择葬时以谋求财禄。有人说辰日不宜哭泣，于是微笑着面对宾客，接受吊唁；有人说同属忌讳亲临墓穴，于是穿着吉服不送亲人。圣人设立教化，难道是这样的吗？葬书败坏风俗，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是第七点。

译司马光《葬论》：葬，就是藏的意思。孝子不忍心让父母的遗体暴露在外，所以收敛并安葬他们。随葬的物品不必丰厚，丰厚的随葬品只有损害而没有益处。古人对此论述得很详细了。现在的人安葬不如古人丰厚，但在阴阳禁忌方面却拘泥得厉害。古人虽然也占卜宅地和日期，大概先考虑人事方面的便利，然后才用蓍草龟甲来决断，希望没有后患罢了，并没有固定不变的好地和好日子。现在的葬书，却是观察山川冈垄的形势，考究年、月、日、时的天干地支，认为子孙的贵贱、贫富、寿夭、贤愚都取决于此。不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时间，就不能安葬。全社会的人都迷惑并相信这些，于是丧亲的人往往很久都不安葬。问他们原因，回答说：“〇月不利。”又说：“还没有找到吉地。”又说：“在远方做官，没能回来。”又说：“贫穷，没能置办葬具。”甚至有终身累世都不安葬，最终丢弃尸柩，不知道埋在哪里的。唉！这难道不让人深深叹息怜悯吗！人们之所以看重身后有子孙，是因为能安葬他们的形骸。他们的所作所为竟然这样，〇如果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还有仁爱的人看见而掩埋他们吗？先王制定礼制，安葬的期限最晚不超过七月。现在的法令，从王公以下都是三个月内安葬。又按礼制，未安葬时不改变丧服，喝粥住在〇庐中，哀痛亲人还没有归宿。安葬之后才逐渐有所改变和除服。现在的人违背礼制违反法令，未安葬就除丧，到四方做官，吃稻米穿锦缎，饮酒作乐，他们的心安吗？人的贵贱、贫富、寿夭取决于天，贤愚取决于人，本来与安葬无关。即使都像葬师说的那样，做儿子的正当哀痛穷困的时候，怎么忍心不顾父母的遗体暴露，却想要为自己谋求福利呢？从前我们祖先安葬时，家里很贫穷，不能备齐棺椁。从太尉公以下才开始有棺椁，然而金银珠玉之类的物品，从未有一点点放入墓穴中。将要安葬太尉公时，族人都说：“安葬是家中的大事，怎么不询问阴阳？”这绝对不行。我哥哥伯康无可奈何，就说：“询问阴阳是可以的，哪里能找到好的葬师来询问呢？”族人说：“近村有个张生，是好的葬师，几个县都用他。”哥哥于是召来张生，答应给他两万钱。张生是个乡下人，世代做葬师，为乡下人安葬所得不过千钱，听说后非常高兴。哥哥说：“你能听从我的话，我就让你安葬；不听从我的话，将另找别的葬师。”张生说：“唯命是从。”于是哥哥自己根据自己的意思决定〇月日时以及墓穴的深浅、宽窄、道路从哪里出，都选取对事情便利的，让张生用葬书来粉饰，说大吉，给族人看，大家都很高兴，没有违背异议的。现在我哥哥七十九岁，以列卿的身份退休，我六十六岁，忝列侍从。宗族中做官的，有二十三人。看那些谨慎使用葬书的人，未必比我们家强。前年我妻子去世，棺材做成就收敛，装殓完毕就出发，墓穴挖好就安葬，从未用一句话询问阴阳家，到现在也没有其他变故。我曾经痛恨阴阳家设立邪说来迷惑大众，成为世间的祸患，对丧家尤其严重。不久前我做谏官时，曾上奏请求禁止天下的葬书，当时的执政者都不在意。现在写下这篇论述，希望使后来的子孙安葬一定及时。想知道葬具不必丰厚，看我们祖先；想知道葬书不值得相信，看我们家。元丰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马光述【二程全书】占卜宅兆，是占卜土地的好坏，不是阴阳家所说的祸福。土地好的，那么神灵安宁，子孙昌盛，就像培壅树根而枝叶茂盛，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土地坏的，则相反。那么，〇什么是土地好的呢？土色的光润，草木的茂盛，就是验证。父子祖孙同气，他们安宁我们就安宁，他们危险我们就危险，也是这个道理。而拘泥禁忌的人，被选择土地的方位、决定日期的吉凶所迷惑，不也太固执了吗？更严重的，不把奉养祖先作为考虑，而专门把利益后代作为忧虑，尤其不是孝子安葬父母的用心。只有五种祸患，不得不谨慎，必须使日后不成为道路，不成为城郭，不成为沟池，不被权贵强夺，不被耕犁触及。五种祸患都谨慎了，那么又挖地必须到四五丈，遇到石头必须再挖，以防防水润。安葬后就用松脂涂棺椁，石灰封墓门，这是大概的做法。至于精细的谋划，又在于审慎思考了。那些火葬的，出于不得已，以后不可〇，就同葬了。至于年代久远，曾祖高祖分辨不清，也在尽诚，各自备棺椁安葬，不需要借助梦境蓍龟来决断。世间术数很多，只有地理之书最没有义理。祖父安葬时，也用地理人，尊长们都相信，只有先兄和我不同意。后来只用昭】

【穆法或问凭何文字择地曰只昭穆便是书也但风顺地厚处足矣某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长召地理人到葬处曰此是商音絶处何故如此下穴某应之曰固知是絶处且试看如何某家至今人已数倍矣《张子全书》葬法有风水山冈此全无义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犹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无义理南人试葬地将五色囊埋于地下经年而取观之地美则采色不变地气恶则色变矣又以器贮水养小鱼埋经年以死生卜地美恶取草木之荣枯亦可卜地之美恶】

译《朱子语类》说：阴阳家的说法，前辈们所言固然算是正统的议论，但我恐怕关于阴间与阳世之间的事理有所未尽，所以不敢盲从。不必深入考究那些书籍，但凡几里之内没有人烟的地方，有人想要居住，也无法形成村落。那些有房屋住宅的地方，必定是山水环绕聚合，累积成一种气象，想要掩藏庇护其父祖安息之处，对于他们的子孙后代，难道可以完全不加选择，而不为长久安宁做考虑吗？只是不应当刻意过分追求，一定要作为谋求富贵显达的计策罢了。这类事情自有适中之处，这就是正理。世俗之人固然做得不够，而那些必定要高谈阔论的人，似乎又做得过头了。伊川先生极力破除世俗的说法，然而他也自己说必须是风势顺遂、地气深厚的地方才可以。那么也就必须稍微有些形势上的拱卫揖让、环绕抱合，没有空缺之处才可以使用。只是不一定要拘泥于某座山、某条水罢了。程先生也选择草木茂盛的地方，这就不是不进行选择。伯恭则在平地就安葬，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固然不对；如果知道有这个理，却故意不去理会，那就更加不对了。风无处不入，棺材在地下，风吹得厉害就会吹翻；地上放置的东西，即使烈风也难以吹动。风在地下蕴藏积蓄，想要发作时力量就特别猛烈。政和县有人安葬他的亲人，在巳时听到墓穴中有响声，家业逐渐衰败，于是挖开查看，棺材一边受到撞击全都损坏了。

译陈傅良《朱公向墓志》：平阳的风俗，认为快速安葬是不吉利的，这种风气流入阴阳家的学说，以及处理宾客应酬的事务中，习俗形成后，人们见闻熟稔，见闻熟稔后，不同的做法反而被视为怪异。所以即使是知名的人士也不能避免。阴阳家的学说，我不知道它起源于何时，但知道它不出自夏商周三代。王季安葬时，河水侵蚀他的墓穴，事先占卜吉利后才改葬，因为担心再次移动会危及亲人，像这样，如果按现在阴阳家的说法，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而王季的子孙都是圣人。子孙是圣还是愚，阴阳家本来就不论。然而周朝建立了几百年，其不能说不吉利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一定要说改葬之后才有这些成就，那么周文王、周武王的出生已经很久了。他们建立周朝并不等待改葬，这也非常明显。况且这三位圣人，不知道水侵蚀墓穴是不吉利而不迅速改葬，这是不智慧；知道它是不吉利，却一定要事先占卜吉利后才改葬，这是不仁。圣人不会考虑到这些。而今天的人说：“我的考虑超过了圣人”，这真的值得相信吗？然而举世都迷惑于它，为什么呢？那些街巷的百姓，被他们的言论所恐吓，胡乱地利用亲人来谋求利益，是这样。学士大夫，难道忍心利用亲人来谋求利益而迷惑吗，又为什么呢？

张九成《坟园神文》：我读《丧亲篇》说：“占卜住宅和墓地而安葬他们。唉！话说到这个地步，五脏都碎裂了，还忍心说吗？”我占卜安葬先人在这里，现在将要开掘墓穴，恭敬地用来告知神灵。我身为儒者，应当相信先王的话，不应当相信巫祝、乐师、史官的学说。曾经读《周官》中墓人的职责说：“先王的安葬，以居中为尊，以昭穆次序为先。凡是诸侯居住在左右前方，卿大夫士居住在后方，各自按照他们的职分。”这是先王陪葬的法度。验证我们先王左右前后的说法，那么阴阳家流传的青龙、白虎、独火、太岁的说法就破败了。又读《礼记》的设定说：“夏后氏崇尚黑色，大事安葬在黄昏；商人崇尚白色，大事安葬在中午。”验证我们先王使用黄昏的说法，那么阴阳家流传的干、艮两个时辰的说法就破败了。又读富辰的话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是文王的昭；邘、晋、应、韩，是武王的穆；樊、蒋、邢、茅、胙、祝，是周公的穆。”验证我们先王一宗多姓的说法，那么阴阳家流传的五姓宫、商、角、徵、羽的说法就破败了。又读《春秋》记载说：“宣公八年十月己丑，安葬我国的小君恭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才能安葬。”验证我们先王己丑、庚寅以雨晴为候的说法，那么阴阳家流传的择日定时的说法就破败了。以至于考察五月、三月的说法，那么年辰畏忌的说法就破败了。考察跟随灵柩到达墓穴的说法，那么黑黄冲射的说法就破败了。这是阴阳家的说法违背义理，全都不值得相信。又曾经考察先王的话说：“执持左道扰乱政事，杀；假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杀。”又说：“非圣人的没有法度，不孝的没有亲人。”现在阴阳家诡怪的说法，是左道乱政，是假借鬼神、时日、卜筮来迷惑众人，是不孝，是非圣人。公然触犯先王的明令禁止，罪在不赦。动不动以吉凶祸福为言，来恐吓天下，来激起不孝之心。唉！安葬亲人而想要向无知的神灵谋求福分，这是什么心呢？这是非常不孝的。我非常悲伤。假如世上没有青龙、白虎的神灵，独火、太岁的神灵，那就罢了；如果有，一定不会垂爱于那些谋划安葬亲人、避忌畏恶、拖延数月以谋求自身福分的不孝之子。怎么知道的呢？石骀仲去世，没有嫡子，有六个庶子。占卜谁来做继承人，说：“沐浴佩玉就吉利。”五个人都沐浴佩玉。石祁子说：“哪有执持亲人丧事而沐浴佩玉的呢？”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得到了吉兆，人们都认为龟甲有知。难道有青龙、白虎、独火、太岁的神灵，反而不如一只龟有知吗？先王之道，根本在于自身，验证于百姓，考察于三王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于鬼神而没有疑虑。我现在安葬我的亲人，以义合礼，怎么敢不以先王之道为法则呢？又怎么敢不以先王之道来端正鬼神呢？我又观察先王蜡祭的法度说：“迎接猫，因为它吃田鼠；迎接虎，因为它吃田猪。”现在安葬先人，砍伐林木，挖掘泥土，即使在幽暗中，念及人子之心，不以为忌，而我用来侍奉鬼神的，又怎么敢不以礼义而再拜告知呢？唉！先王之道，神明早就知道了。我这些话，不仅仅是为了纠正淫邪的巫祝、乐师、史官的说法，将要开启先王之道，使为人子者用来奉养亲人，用来侍奉鬼神，用来穷尽后世纷纷的议论，不敢以吉凶祸福动摇他们的意志，而一心以纯孝为心。神明如果有灵，或许会相助。

眞德秀《读书记》：按司马氏论安葬说：“《孝经》说占卜住宅和墓地而安葬他们，是说占卜土地决定吉凶罢了，不像现在阴阳家相其山冈风水那样。”国子高说：“安葬就是隐藏，又说死了就选择不肥沃的土地而安葬我，说明没有土地不可安葬的。”古代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

译三月，士人超过一个月才下葬，大概是因为防止因远近距离不同而有差异，不得不这样。然而礼制条文大多说三个月下葬，大概是取其中间标准来说的。查考《春秋》记载：“己丑日安葬敬嬴，因下雨没能下葬；庚寅日正午时分才下葬；辛巳日安葬定公，因下雨没能下葬；壬午日太阳偏西才下葬。”哪里曾选择年月日时呢？葬在北方，头朝北，哪里曾选择地点呢？如今世俗之人相信葬师的言论，认为子孙的贫富贵贱、贤愚寿夭全都取决于此，议论纷纷，甚至有终身不葬、累世不葬的人。如果殡葬确实能给人带来祸福，作为子孙的难道忍心让父母遗体暴露而为自己谋求利益吗？违背情理、伤害道义，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然而孝子的心意，考虑祸患深远，担心葬得太浅会被别人挖掘，葬得太深则潮湿导致尸体迅速腐朽，所以一定要选择土层深厚、水位深远的地方来安葬。所选择的地点必定有好几处，是为了防备占卜不吉利。有人说：“世人长久不葬的，不全是因阴阳禁忌的缘故，也是因为贫穷的缘故。”我说：“孔子曾说‘收敛手脚，用草席裹尸下葬而没有外棺，根据财力来办，这就叫礼’。又子游问丧葬用具，孔子说……”从前廉范千里背丧，郭原平自卖营墓，难道要等到富裕才下葬吗？按礼制，未安葬前不改变丧服，喝粥，住在倚庐，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大概是哀怜亲人没有归宿，所以寝食不安。怎么可以舍弃这些而出仕做官，吃稻米穿锦衣，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呢？而程子则说：“占卜墓地，是占卜土地的美恶。土地美则神灵安宁，子孙昌盛。”那么所谓土地的美，土色光润、草木茂盛，就是它的验证。而拘泥禁忌的人被选择方位、决定吉凶日期的说法迷惑，更甚者不以奉养祖先为计，而专门以利于后代为虑，尤其不是孝子安葬亲人的用心。只有五种祸患不得不谨慎，必须使日后不成为道路，不成为城郭，不成为沟池，不被权贵夺取，不被耕犁触及。另一版本所说的五种祸患，是沟渠道路，避开村落，远离井窑，综合两位先生的话来看，以安顿亲人为心，那么地点不可以不选择；其选择也不可以太拘泥，选择而不至于太拘泥，那么下葬就不必担心不合时宜了。然而世人多拖延不葬，是因为兄弟各怀自利之心，而野师俗巫又从而欺骗迷惑他们，甚至遍纳贿赂，而欺骗他们私利。已经愚昧无知的人，安然接受欺骗而不醒悟吗？某山强则某支富，某山弱则某支贫。不仅义理上不应当询问，即使近世阴阳家的书，也有深加排斥这种说法的。只有野师俗巫则夸大煽惑，作为取利的资本。选择墓地的人必须先破除这种谬论，而后没有太拘泥的祸患。作为儿子的人所应当深刻察明的。

译罗大经《鹤林玉露》说：葬，就是藏。藏，就是让人看不见。古人所说的选择墓地，乃是孝子慈孙的心意，谨慎对待亲人的遗体，使其日后不被用作城邑、道路、沟渠罢了。哪里是借此来求取子孙富贵呢？郭璞说“本骸乘气，遗体受防”，这种说法很不通达。树木生长在山中，栗子在室内发芽，这是活气相互感应。如今枯骨腐朽，不知痛痒，经过日积月累，化为朽土，散为游尘。怎么能与活人相互感应，以致带来祸福呢？这绝对是没道理的。世上的人被郭璞的说法迷惑，有贪求吉地，未能满意，以至于数年不葬亲人的；有已经安葬却不吉利，一挖不停，以至于挖了三四次的；有因为买地导致诉讼，棺木未入土，而家道已经衰败的；有兄弟几人，被各房风水的说法迷惑，以至于骨肉变成仇敌的。这几种祸患，都是郭璞的书造成的。如果像郭璞所说，郭璞既然精通风水，应该妙选吉地，来造福自身，以利子孙。然而郭璞自身不免于刑罚杀戮，而子孙最终衰微，那么他的道理在他身上已经不应验，后世却还相信他的遗书并尊崇信奉，不也很迷惑吗？现在的术士谈论坟墓，如果有席帽山，子孙必定成为侍从官，大概是因为侍从官要重戴帽子所以如此。然而唐代席帽是举子所戴，所以有“席帽何时得离身”的诗句。到了宋朝都城在大梁，地势平旷，每当风起则尘沙扑面，所以侍从官骑马时重戴帽子以遮挡尘土。自从有了宇宙，就有了这山河，它在唐代尊贵而在今天低贱吗？京丞相仲远，是豫章人，从寒微中崛起，祖父都火化，没有坟墓，每逢寒食节就在野外祭祀罢了。这难道是因为风水而尊贵吗？

熊朋来说：古代人婚丧占卜日期，却不曾选择日子，所以阴阳拘忌的说法不至于迷惑人。用《春秋》所记载的来考察：庄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宫。这一年岁次辛亥，八月丙子朔，是初二日。八月是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为嫌。文公二年二月丁丑，为僖公做主。二月是夏正十二月，也不以月建为嫌。至于安葬，经文中多记载其日期。只有庄公九年七月丁酉，葬齐襄公。闵公元年六月辛酉，葬庄公。文公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公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这些在后世都是通行的葬日。如隐公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公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八年十二月己丑，葬桓公。庄公四年六月乙丑，葬纪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纪叔姬。僖公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齐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齐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晋文公。文公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风。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声姜。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公三年正月辛亥，葬卫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公二年七月己丑，葬齐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公七年十二月癸亥，葬卫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齐归。定公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因下雨未能安葬，戊午日才安葬。辛巳日安葬定姒。这些都不符合后世的葬日。丁巳日因下雨未能安葬，而戊午日安葬。古人不曾拘忌。可见阴阳家选择日子，古人所不讨论的，只是占卜日子取吉利罢了。《春秋》中的安葬，只有庄公因为子般去世而安葬迟缓，其余有的超过一个月，有的三四月就安葬。后世因阴阳拘忌，以至于数年不葬。难道不看《春秋》吗？

吴澄说：葬师的说法在东南盛行，郭氏的《葬经》，是这种术数的始祖。大概必须推究其脉络从哪里来，审察其形势在哪里停止，聚有水来界限，没有风来散气，然后乘用地中的生气，来滋养死者的留骨，使其尝到温暖而不迅速腐朽。死者的体魄安宁，那么子孙受其气而生的，不至于凋谢憔悴，这是自然的道理，而不是有心期望其效果必然如此。如果说某地可以封公封侯，可以做将可以做相，那么术士提倡这种说法来愚弄世人，而要求取厚重的报酬罢了。他的话怎么能相信呢？

赵汸《葬书问对》：有人问关于葬地的说法，道理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问：葬书，真是郭氏的话吗？还是古代有其传承？回答说：不可考证。《周官》中冢人掌管公墓，墓大夫掌管邦墓，都辨别其尊卑等级而安葬，按照其族类。大司徒以本俗安定万民，第二条就是族坟墓，那么安葬不选择土地，很明显了。哪里有没事而制定其法则的呢？《汉书·艺文志》叙述形法家，大举九州的地势，来建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的度数，器物的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而宫宅地形与相人的书并列。葬地的法则，其发

译是这样吗？我曾经读过张平子的《冢赋》，看到其中自我描述上下冈垄的地形状况，大致就像如今葬书里寻龙捉脉的做法，难道在东汉末年，这种说法已经在士大夫之间流行吗？到了郭璞最喜好方术技艺，世人看到他葬母于暨阳，最终远离了水患，符合他所征验的吉凶，于是就把葬书归传于郭氏名下吗？然而这些都没有考证依据。有人问：如今的名卿大家，他们祖先的葬地大多灵验，就像拿着券契去取物一样确定，等到他们兴盛的时候，竭尽全力去寻求这样的吉地，却往往一无所获，有时反而因悖谬而招致灾祸，难道这也是命运注定不可改变的吗？回答说：不仅仅是这样。一个家族将要兴盛，必定先积累许多潜在的德行和阴间的善举，厚施恩惠而不求回报。像这样的人，即使不刻意选择葬地，他们遇到吉土以及子孙昌盛，本来就已经暗中契合，这是上天赐予的。后世的人看到他们祖先的鼎盛，却不知道这福报从何而来，于是贪婪地巧取豪夺，搜刮剥削，以为这是不知何人的计谋，那么他们急于选择葬地，也不过是谋取私利、窥探利益的一个手段罢了。他们怀着这样的心思，就会得罪上天而自我缩短寿命，这样的人大多如此。选择却得不到，或者得到了却悖谬招祸，难道不是神理显著的表现吗？有人问：既然如此，那么大儒朱子也采纳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回答说：大贤君子的事，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古时候三个月就安葬，凡是附在棺材上的东西，必须真诚守信，地风水泉、蝼蚁造成的祸患非常深重，容易腐烂快速朽坏的葬藏，就像丢弃在山沟里一样，这是因为当时有定制，百姓不得违背，这些都是古人知道却无可奈何的事情。程子说死者安宁则生者安宁，必定是从后世选择葬地的角度来讲其自然的感应罢了。朱子安葬必定选择吉地，也只是说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尽到必须真诚守信的道，而不违背程子的意思罢了。提问者又说：凡是安葬，是生者必然要做的事，而大儒君子的做法，是后世的准则。所以世间谈论葬地的人，必定以朱子为借口。那么所谓做力所能及的事，以尽到必须真诚守信的道，将从何处开始呢？回答说：安葬死者要合乎礼制，收敛首足形体，归葬与安葬，以天下统一为标准。所以丧具的多少要根据家庭的贫富来决定。吉地难以得到，难道仅仅是丧具的费用问题吗？先王制定礼制，在宗庙方面极其严格，以尽到人鬼之间的情义，而将魂魄安藏于幽暗之处，以顺应回归本源的变迁。他们处理这些事，本来是有道理的。积累善行有多余的喜庆，积累恶行有多余的灾殃。秦朝不到期限就灭亡，周朝超过其历数而延续。祈求上天延长寿命，归结于有德行的人。而心术败坏，气数随之而变，这是必然的道理。圣贤难道欺骗我们吗？学士大夫秉持礼制来安葬亲人，明辨道理来选择方法，在得失之间，观察时宜和义理，而不存私心，那么差不多就不违背性命的常道，而在慎终的教化上没有遗憾了。这难道不是先哲的志向，而君子的正道吗？

译方孝孺说：世上安葬父母的人，大多听信风水先生的说法，从无情且难以验证的河流山丘中寻求吉凶祸福。到了可以安葬的时候，却拘泥于山川形势是否有利而不立即安葬，有的甚至拖延终身，有的自己死后将棺木托付给子孙。更严重的，子孙害怕安葬会给自己带来灾祸，竟将棺木丢弃在水火之中。按礼制安葬父母的人，世人反而指责他们是愚蠢。唉！这是多么不明事理而达到这种极端的地步啊！风水先生用祸福来打动人心，他们的说法非常荒诞。那些家族昌盛显赫的人，他们的祖先必定有深厚的德行遗留；那些贫贱短命绝嗣的人，必定有显著的恶行遗留。山川形势与此有什么关系呢？荒诞的人却不是这样，听说这里有富贵之人，就把福气归因于他的墓地，说：这是某种地形，这是某种征兆，按照安葬的法度本该如此。听说这里有贫贱之人，就说：这是安葬不当的罪过，按照法度本该落到这种地步。相信这种话，那么那些钱财多且力量足的人，都会相继去做坏事。等到他们死后，寻求好的地方安葬自己，就可以使子孙免于灾祸，那么谁还肯做好事呢？风水先生推崇晋代的郭璞，如果他的书确实可信，郭璞用它来安葬自己的祖先，应该有奇特灵验而不虚假的效果，但郭璞最终死于篡位贼人之手，他自身都不能得到福佑，还说能福佑别人吗？人们难道还能相信吗？世上的人大多相信风水，不知道这是自己陷入不孝，却无法自我救赎。我现在以此告诫我的族人：安葬时占卜吉凶但不要拘泥于风水先生的说法，期限一定要在三个月内，三个月不行就五个月，五个月不行就七个月，超过一年的众人共同惩罚他。

丘濬说：我按察风水这一节，那些希求富贵的说法，虽然不可信。至于顺应生气来安顿祖先的遗体，大概符合程颐关于本根与枝叶的论述，先代儒者往往采纳它。朱熹先生与蔡季通预先占卜墓穴，门人带着干粮和牵引棺木的绳索，六天才到达，大概也是慎重选择。过去朱子论述选择墓地，说必须先论断主山形势的强弱，风气的聚散，水土的深浅，穴道的偏正，力量的完备与否，然后才可以比较土地的好坏。后来选择安葬地点的人，如果真正以朱子的说法为根本，并参考程颐关于光泽润泽、草木茂盛的验证，以及防止五种祸患的措施，差不多就能得到要领了。都穆说：安葬不希望尸体迅速腐朽，对于已化为尘土的遗体不让泥土侵蚀皮肤，这是为人子女的情意。山形完整坚固，不遭受水患蚁害，不靠近农田，土壤肥沃明亮润泽，梧桐楸树茂密郁葱，死者的宅邸永远安宁，子孙自然在暗中受到庇佑。如果一定要等待吉地而让遗体暴露在浅土中，被异议迷惑，安葬后又迁移，使得祖父的魂魄无所依托，骨肉零落，上天尚且会惩罚他们，哪里还能有福气到来呢？又说：大兴刘机，他的父亲在任上去世，刘机当时是学宫的学生，步行前往迎丧归来，于是占卜安葬。族人拘泥于阴阳家的言论，各自认为生年与安葬日期相冲，久久不能安葬。陆礼部渊前来吊唁询问缘故，族人详细说明了原因。刘机从屏风后快步走出，哭着下拜说：愿意用我生年所冲的日子安葬父亲，这才得以安葬。后来刘机官至南京兵部尚书，追赠太子太保，那么安葬日期的吉凶何必拘泥而多疑呢？

王廷相说：安葬有风水的说法，怎么样？回答说：这是邪术迷惑世人，用来愚弄百姓。古代的大儒，已经历次驳斥它的谬误了。问：现在的学士大夫，仍然崇尚相信而不改变，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因为习染太深吗？或者是贪婪鄙陋的心，固执于求利而为之。上古的人，亲人死了就抬起来丢弃在山沟里，后来经过那里，看到狐狸吃尸体，额头出汗，于是返回用土筐掩埋，大概还不知道藏匿遗体是好的。圣人顺着这种情况，于是改用柴草安葬在田野中间，又不忍心让泥土直接接触皮肤。后世的圣人，又用瓦棺包裹安葬，又担心体魄不坚固。后世的圣人，又改用棺椁，这是安葬的道理，历代相承，逐渐完善，像这样哪里还有选择地点的说法？又哪里谈论风水环聚、山川形胜的利益呢？大概为人子女在亲人活着时，必定想要得到居室卧具的美好，以使他们快乐；等到他们去世，也想要得到好的地方来藏匿体魄，这是孝子仁人对待死者如同对待生者的意思。现在却借此来谋取利益，不孝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所以现在选择地点的人，选取方向适宜，土脉深厚，生物茂盛，就足够了。所谓风水龙虎的妄说，难道可以相信而被迷惑吗？问：程子去除五种祸患的论述，怎么样？回答说：这也难以凭空断定。为什么呢？假如安葬在山谷之地，不被道路、城郭、沟池、耕犁所波及，或许有这种情况，但不被权贵势力所夺取，也难以保证。假如在平原广阔之地，经过市朝更易、陵谷变迁，不是道路就是城郭，不是沟池就是田亩，他人不等夺取就占据它了，那么所谓的五种祸患，又怎么能保证呢？君子安葬亲人，也依据礼制，竭尽心力去做，那些力量所不能及、智慧所不能周全的，就听任天命罢了。

黄省曾驳难《墓有吉凶论》案：《周礼》中冢人掌管公墓的土地，辨别兆域并绘制地图。先王的安葬，居中位以昭穆为左右，凡是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自按族排列。凡是战死的不能进入兆域，凡是有功劳的居前，按爵位等级确定坟丘的大小和树木的数量。墓大夫掌管全国墓地的区域，绘制地图，命令国人和族人合葬，并掌管禁令，端正位置，掌管度数，使每个人都有私人的墓地。

译在远古先王的时代，君臣与宗族成员合葬于同一墓地，生前彼此相爱，死后亲人相互依托，这是仁爱达到极致、道义尽善尽美的表现。那时的丧葬之道，仅此而已。后世贪婪掠夺、追求富贵的人众多，于是奇异邪僻的流派兴起，因此产生了堪舆风水的学说，用来迷惑欺骗万世之人，认为天下人的贵贱取决于墓地的兴衰，贫富源于下葬时辰的凶吉，以及所有显达或衰败、兴盛或更替的事情，都关联于那三尺黄土之中。上自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低头顺耳地相信它，迎接风水术士如同迎接商山四皓那样恭敬，尊崇《青囊经》如同尊崇六经那样虔诚。他们登高审视龙脉，捏造谎言、凭空指点，冒险寻找龙穴，谈论虚无、肆意伪造，这种风气日渐月盛，家家没有不勘察的墓地，墓墓没有不挑选的穴位，穴穴没有不选择的下葬方式。天下的人都昏乱狂妄，希冀获得爵位、冠冕、金玉的荣耀，沉迷于这些浅薄的小术之中而不能醒悟，真是可悲啊。现在他们的说法是：安葬是为了承接生气。五种气在地中运行，人从父母那里承受身体，祖先的骸骨得到生气，后代的身体就能受到庇护。我认为这种说法是虚妄的。如果相信这是真的，那么祖先的骸骨应该常常得到生气，后代的身体应该常常受到庇护，帝王的后代应该永远是帝王，公侯的后代应该永远是公侯，朱顿的后代应该永远是朱顿，这样他们的说法才值得相信。然而，安葬的技艺，没有比唐宋时期更崇尚的，也没有比唐宋时期更兴盛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唐朝有原高祖的献陵、敬宗的庄陵、武宗的端陵、九嵕山太宗的昭陵、梁山高宗的乾陵、龙泉中宗的定陵、丰山睿宗的桥陵、金粟山宪宗的泰陵、武将山肃宗的建陵、檀山代宗的元陵、嵯峨山德宗的崇陵、金瓮山顺宗的丰陵、金帜山宪宗的景陵、尧山穆宗的光陵、天乳山文宗的章陵、仲山宣宗的贞陵、紫金山懿宗的简陵。宋朝有巩县昭武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的八陵，绍兴宝山徽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的七陵，都聘请了天下最精妙的工匠，选择了天下最尊贵的穴位，挑选了天下最吉利的时辰，可以说是占卜严谨、审查到了极致。可以说已经承接了生气，祖先的骸骨可以说已经得到了生气。为什么唐朝的国运最终转移到了五代，宋朝的国运最终转移到了元朝？陵寝之地，如今成了长满蔓草、放牧羊群的地方，而帝王的后代，有的流落成为平民，有的沦为仆役，后代的身体难道没有受到庇护吗？帝王不能庇护子孙成为帝王，那么就知道公侯不能庇护子孙成为公侯，朱顿不能庇护子孙成为朱顿，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了。追溯其起源，不过是因为人情淡薄败坏，世上的人都羡慕富贵，读书人企图成为卿相，养蚕的女子希望成为后妃，举旗的人想着成为将领，不守规矩的人仰慕成为王侯，所以术士编造出不合常理的说法，迎合他们的情欲，满足他们的欲望，预先为他们预示征兆，长远地为他们确定期限，因此得以施行他们的术法并窃取钱财罢了。这种风气助长了掠夺之风，引发了叛乱之气，滋长了非分之想，加剧了谋逆之心，这不是国家的福气。现在这一世人，正被罗网困在其中，像做梦一样不醒悟，像醉酒一样不清醒，即使是品德高尚、特别通达的人，也甘愿相信这些诬蔑虚伪的说法，那么对于平庸琐碎、贪婪卑劣的人又有什么可责备的呢？高岱镇守潼关，宣示训诫说：安葬，就是隐藏。隐藏，是完整回归于土的意义。子女对于父母的完整回归，却借此为自身家庭谋划，为后代打算，第一次求问风水，第二次求问年月，各自坚持自己的房份而受阻于卦例星辰的吉凶，各自坚持自己的年命而干扰于干支龟筮的生克，以至于拖延数年、数十年而不能安葬，难道没有想过生者的祸福到来尚且不可预料，而死者的遗体长期暴露已经非常令人伤痛了吗？又有沉迷相信风水，以至于侵占他人的山地，冒认他人的祖坟，砍伐他人的坟墓，抛弃他人的祖父母骸骨，怨恨牵连诉讼结下，拼死求胜，以至于倾家荡产，而土地终究得不到，亲人终究不能安葬，福报尚且遥远，灾祸却近在眼前，也可怕啊！所以亲人最终一定要按照常规日期占卜选择宅兆而安葬，只要风吹不到、水淹不着、蚂蚁不亲近就足够了。宋代儒者的话说：“有水来界定它，没有风来吹散它。”这就是风水的说法。

译王兆云在《说圃识余》中说：世人极度迷信风水的说法，以至于有让亲人遗体暴露在外，几十年都不下葬的。江浙一带，迷信风水尤其严重，为了争夺风水宝地而打官司，风水没求成，家业却已破败的，比比皆是。不知道古人选择墓地，只是说我的亲人要安葬在这里，必须选择安稳的地方，让后世的耕犁不到这里罢了，从来没有祈求给子孙带来福利的念头。而后人妄信术士的话，甚至有的安葬后又迁移，几次安葬几次迁移的，迷惑也太深了。大抵风水的说法，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遇到好风水与否，自有冥冥中的主宰罢了。文衡山家自从高祖迁居吴地以来，世代不信风水，现在祖坟有三处，都是当时偶然得到那块地，于是修建墓穴，也未曾咨询地师，去求所谓龙虎水沙的风水说法。然而二百年来，人文科甲不断，比起那些营谋风水的人家，大概不知有多少成败的区别了。

吕坤在《四礼疑》中说：事物有适合一个县而不适合一个郡的，适合一个社而不适合一个乡的，土地有半步之内就有美丑之分的，泉水有咫尺之间就有甘苦之别的，是这样吗？回答说：是的。安葬难道就不这样吗？回答说：同一座坟墓的子孙，吉凶祸福、寿命长短、贵贱高低，是一样的吗？我不敢说不是这样；是不一样的吗？我也不敢说是这样。山水一块区域，形势优美，满眼都是好风景，像四川的内江，山西的蒲坂，福建的晋江，都是士大夫的聚集地，说这不是地灵人杰可以吗？然而不能人人都成为士大夫，为什么呢？堪舆家说点穴不错，丝毫无误。然而同一座坟墓的子孙都禀受同一股气，吉凶祸福、寿命长短、贵贱高低，未必人人都一样，又为什么呢？所以选择墓地应当先看形势，以安顿死者的体魄，而生者的福利，不是所问的。朱熹是一代名儒，却受不了追求福利的心，把父母安葬在两地，这是他平生的一大迷误。我不能为贤者隐瞒。礼制规定士人安葬不超过一个月，现在子孙看重利益，迷惑于年命，各自争着想要什么，导致几年都不能入土为安，不烧掉那些风水书，礼法就不能实行。

陈龙正说：客人问把长期停放不葬的人以不孝论处，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借亲人来谋取福报的人的罪过。安葬固然为死者考虑，而不是为生者考虑的。只有土地能变化万物，不仅是草木，即使是金石那样坚硬的东西，都是土地的气息嘘育而成的。庄子说：臭腐又化为神奇，神奇又化为臭腐，只有土地能做到。五味进入土地能消失，五彩进入土地都败坏，把神奇化为臭腐，是土地的能力。荼蓼腐朽了，黍稷茂盛了，把臭腐化为神奇，是土地的能力。人死后，进入土地中，常常闭合不张开，常常静止不动，骸骨的气息与土地的气息相合，使它的质地润泽而不干枯，它的颜色鲜艳而不败坏，它的神气安宁而不震惊。等到千百年之久，悠然回归于空无，只有土地能做到，大概也有化为神奇的道理。仁人孝子，不是不眷恋亲人，不是不能珍视秘藏祖先。只是住宅的华屋，覆盖的象牙床，铺盖的锦绣，都不是所安适的。所以即使是帝王那样尊贵，哀慕之情结束后，舍弃殿宇而靠近山丘，覆盖以厚土，实在是看到土地比华屋、象牙床、锦绣更贤良。土地的气息如果真的得到，那么它所变化衍生而为子孙，华丽而为富贵，坚硬而为长寿，秀丽而为英贤，这不是神奇的验证吗？《礼记》说：安葬，就是藏，希望人们不能看见。又说：人死了就厌恶他，这是藏起亲人，只是掩盖人们的厌恶罢了？虽然不是为了谋取福报，也是为了人。墨家主张薄葬是对的，知道入土为安的真实，那么安葬固然为死者考虑，而不是为生者考虑的，也不是掩盖人们的看见。你看待亲人的身体，确实珍视它，确实爱护它，所以藏起它，所以不敢随便藏起它，必定要加厚棺材，坚固椁木，选择地方，然后死者安宁，而生者的心也安宁。所以安葬应当迅速，又应当谨慎，并行而不违背。而那些诡托正统，苟且不选择地方的，他们忘记亲人，又与停放亲人谋取福报的人有什么不同呢？圣人说：选择宅兆而安顿他们。大概亲人活着的时候，追求使他的意志愉悦，即使竭力也不奢侈，死后追求好的地方来安顿他，使他没有土中的各种祸患，情势自然不能停止。避开谋取福报的嫌疑，委之于偶然，这正名根何名？信道柴绍炳《原葬论》：安葬，就是藏。藏的意思，是使人不能看见。孝子慈孙在亲人死后安葬他，不忍心让他暴露骨头。于是刚死有收敛，收敛后停殡，停殡后安葬。安葬，是掩藏他，风雨霜露不侵犯，狐狸蝇蚋不啃咬。所以用草席覆盖在上面。世人认为这已经比埋在山沟里好了，然而下挖坑上填土，厚厚地覆盖柴草，埋在荒野中，不堆土不种树。孔子说：“古代有墓而没有坟，这就是效法。”中古的圣人又因此制定制度，更换棺椁，区分区域，装饰器具，种植树木，详细确定月日，加上封识，使富贵贫贱各自竭尽他们的力量。本着我们亲人体魄所藏的地方，宁可厚葬不可薄葬，义理取之于大过。因此后世于是流于术士的话，专门陈述形势，剖判地脉，并经历阴阳，其究极尺寸微茫，向背殊利。而为人子孙的，也以幽壤精埆关系生人祸福。乃至亲人死了不葬，拖延选择地方，觊觎多端，坟垄离析，彼此相轧，或者争夺利便，多次引起狱讼。又人是所师，甲可乙否，临事荧惑，谋同筑室，吁亦

译真是严重啊！从前汉武帝时期，聚集方士进行占卜验证，于是出现了堪舆这一行当。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形法六家中，有《宫宅地形》二十卷，此事刚露萌芽，不知其祖师是谁。到了晋代的郭璞，号称精通此理此术，却又隐秘得无法考证。当时谈论此事的人附会影象，指天画地，动不动就编造虚假的言语。说山川能够说话，地师吃饭都没有保障，这是说术士很少能说得恰当。况且古代圣王制定礼法，竭尽他们的智慧来趋吉避凶，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所以从卜筮到医药，都有成书，堪比三坟五典。假如相地卜葬果真关系到善恶成败，圣人的著作和明确的论述，难道会独自删略遗漏吗？那么堪舆这一家，正是违背大道，不值得深入讨论，这已经很明白了。《周礼》中有冢人、墓大夫，掌管公墓和邦墓的地域，为之绘图，命令百姓按照昭穆次序左右安葬。晋国的大夫们死后都葬在九原，这是不选择地形的。按照礼制，凡是丧葬，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依次递减，这是不选择月份的。《春秋》记载“九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定公，因下雨没能安葬，戊午日雨停才安葬”，这是不选择日子和时辰的。过去地形、月份、日子、时辰都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而《春秋》记载王公卿大夫世代不失爵禄，地师的功效却很少听说。那么近来葬家划定方位，观察日影度数，拘泥忌讳鬼神，条条框框细碎繁杂，事情荒诞恍惚，白白地这样纷纷扰扰，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果说：“某地吉利，按法应当显贵；某地凶险，按法应当早死断绝；某方有利适宜长子；某方有害适宜庶子；某时虽然好，应当先通达后阻塞；某时虽然不好，应当先落后兴盛。”拍着手谈论，好像拿着左券与右契相合一样，这难道不担心有灵验有不灵验吗？即使灵验，对已死的亲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却因此以此谋利。假使孝子慈孙不忘先人的体魄所藏，必定寻求安土让他们居住。衡量于道义，并非没有依据。所以选择地形营造墓地，占卜日子然后行事谨慎，避开狂风暴雨不能完成工程，远离岩石险峻、沙洲沼泽、交通要道，担心崩塌坠落、停滞污秽、践踏，成为日后的祸患。礼制由义理产生，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了。却被术士的说法牵制，妄图非分的利益，以至于坐失事机，祖父的遗骸超过时限停放在野外。祸福在于天，废兴在于人，却借先王的抔土来希求不可知的利益恩泽，互相牵制停滞，暴露不葬，这才是最大的罪过啊。唉！难道不痛心吗！柴生说：我家自从南宋南渡以来，墓道有好几处，其中住在南山的，先世都采用族葬。到赠中书公开始葬在孤山，先观察公附葬在那里。不久先伯光禄公、武选公以及学博先府君先后去世，因为重视占卜墓地，没有规划覆盖，积累了好几年。壬午年，我于是提议从简，堂兄弟们于是抬出先人的棺木，各自按照昭穆次序附葬。一时召集工匠，于是光禄公葬在孤山的左边，武选公、学博公葬在南山的左边和右边。大事既已完毕，全族没有别的变故。近来，我遭遇亡妻之变，念及她的遗言，想在南山祖茔下的空地购买并埋葬她。有人进言堪舆的说法，我说那妇人只知道入土为安罢了，况且等到什么时候？泥土难道不比暴露更好吗？并且希望当世的君子极力追慕古道，矫正末世的习俗，上行下效，使安葬亲人的人务必尽力，地上地下只谨慎封土植树，即使长逝者的体魄有所安宁，也不要听任术士的纷扰。所以说：葬，就是藏。作《原葬》。

译朱董祥论《葬书》：人世间的大事，没有比安葬死者更大的；安葬死者，没有比安藏其形体、安抚其精神更紧迫的。先王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制定了无论贫富都能实行的礼仪。后来的子孙不考察礼仪中应当遵循的规范，却妄求荒诞无稽、谋取自身利益的方法，那么鬼神的状况就有非常不得已的地方了。人的本性源于天，身体源于地，而生命必定由父母所生；活着有身体和精神，死后有魂和魄。魂气升腾于天，魄气降落于地，所以称之为鬼。鬼，就是归的意思。然而魂并不是人死后就立刻归于天，魄归于地，也要经过百年才化为泥土。人的身体和本性虽然本源于天地，但必定由父母所生，那么其生命自有祖先传承而来，所以其死后也必定从父亲到祖父再到曾祖父、高祖父，然后才归于天。丧祭之所以在四代后结束，神主之所以在五代后迁入远祖庙，就是这个原因。刚死时招魂，是招引其魂；确定日期安葬，是安藏其魄。死后不招魂，那么魄就会离散；超过期限不安葬，那么魄就会腐烂而魂不安宁，那么魂也会离散。离散就会成为厉鬼，子孙夭折短命，宗庙祭祀断绝，都是由此造成的。后世不明白鬼神的道理，死后不迅速安葬而暴露其遗体；甚至有重视遗体而轻视精神的，都失去了鬼神所依附的基础。所以说：鬼神的状况有非常不得已的地方了。先王的制度，天子七月安葬，诸侯五月安葬，大夫三月安葬。《春秋》传则认为大夫三月，士超过一个月。近代颁布法令，从王公到平民，都三月安葬。超过期限就是暴露遗体。律法规定：被风水迷信迷惑或借故停柩在家，经年不葬的，杖打八十下。《礼记》说：未安葬之前，丧服不改变，吃粥，住在倚庐中，哀悼亲人还没有归宿。安葬之后，才逐渐有除服的变化。现在的人违背礼仪触犯法律，未安葬就举行祥禫祭除服，吃肉喝酒，游历四方。唉，这哪里是安宁呢！安葬有厚薄之分，有缓急之别，但没有公然停弃经年不葬的。厚葬，是礼仪允许做的，本分应当做的，而且财力又足以尽心，那么就可以做，根据家境的富有程度来办。薄葬，礼仪和本分虽然允许做，但财力不足，衣服足以包裹身体，棺材足以包裹衣服，泥土足以包裹棺材，悬棺下葬并封土，根据家境的贫乏程度来办。缓葬，主持丧事的人在外地，或者因病痛无法承担，但如果拖延太久，就依次派人代替，没有经年轻易抛弃的。古人奔丧有先到墓前哭祭的。急葬，有时遇到变故，或者身家多难，收敛完毕就安葬；报葬，报丧虞祭三月后才卒哭。有这四种情况，那么贫富都能实行，不需要勉强。后世不读礼，被阴阳家的邪说迷惑，占卜墓地占卜日期，不告诉祖先，不通过蓍龟占卜，却拘泥于年月日时的吉凶，山川冈阜的形势，这才叫占卜。只谋划子孙的利害，而不问父母的安危，难道不悖谬吗？我曾经对阴阳家说：儒家关于风水的论述很完备，《家礼》所载极详细。如果需要考虑日后，不设在道路上，不设在城郭中，不设在沟池边，不被势豪夺取，不被耕犁触及。对于死者，也已经做到极致了。从未拿子孙的祸福寿夭富贵贫贱来说事。形体暴露，那么神魂不安；子孙夭折断绝，根本失掉则枝叶凋零，这是必然的道理。遵循礼仪迅速安葬反而招祸，那么先王的礼仪也就是害人的工具罢了。为什么三代以来，圣贤大儒无不谆谆以安葬为急呢？所以曾经论述风水的道理，譬如在室内放置桌椅，或南北向，或东西向，朝向必定端正。地面有高有低，就用砖瓦厚薄来填平，不偏斜。至于饮食菜肴，必定由内部准备，不是端正的桌椅就能得到的。现在用风水的好坏来决定子孙的祸福寿夭富贵贫贱，这是用端正的桌椅来生出饮食菜肴，不也是欺骗吗？祸福寿夭富贵贫贱，是人自己求取的。遵循礼仪就受福，妄为就受祸；欲望少就长寿，淫奢就短命；致力于根本节省费用就自然富裕，勤奋学习不懒惰就自然尊贵，反之就贫贱。这与风水有什么关系呢？唉！圣贤不择时不择日而急于安葬亲人，是因为人子的寿命不一定与父母的寿命相同。不幸早晚死去，那么父母就永远被抛弃了。况且人死后归于土，就像活着时居住饮食，不可缺少。死后不葬，却每天因贫乏不能等待，为了风水不善选择美景才安葬，这就像侍奉父母不给居室，却说等富有了再登上黄屋；不给饮食，却说等贵了再供奉五鼎。有不因饥寒而死的人很少了。司马光说：阴阳家立邪说迷惑大众，成为世间的祸患，对丧家尤其严重。又说：人之所以看重身后有子孙，是因为能安藏其形骸。他们的行为却如此，还不如没有子孙死在道路上，还有仁者看见而掩埋他们呢？难道不是大可痛惜怜悯的吗？昔日刘向劝谏起昌陵，叙述古代圣人从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都以薄葬而长久安宁。如果宋桓司马、吴王阖闾、秦始皇，无不厚葬。而迅速招祸，安葬的吉凶昭然可见了。天子、士庶人的身份虽然不同，而死生存亡、得失安危则是一样的。三代以下忌讳谈论鬼神，所以其道理不明，而阴阳邪说得以鼓惑。山川时日，想用人的谋划扰乱其吉凶，而改变其体咎。富者越礼放肆，贫

译那些妄图停灵弃葬的人，导致破产败家，遗失尸柩，没有不是由此造成的。甚至同一座坟墓，对这边是祸患，对那边却是福分；对这边有利，对那边却有害。同宗亲人相互争斗，兄弟之间抢夺争夺，这难道不愚蠢吗？所谓葬，就是藏。藏匿其形体，使神灵安于主位。古代墓葬没有祭祀，认为魂气不依附于体魄。春天就清扫墓地，秋天就培土封坟，剪除荆棘，增加泥土，使其完整坚固可以长久罢了。古代的圣人选择不被食用的土地来安葬，也是这个意思。如果扩大墓地，精工营建墓穴，修筑台榭，建造宫室，不仅后世会被权贵豪强夺取，子孙贫困，自己必定会抛弃它。即使不这样，赋税徭役繁重而追呼紧迫，活着的人不得安宁，那么死去的人也不得安宁。由此看来，安葬适宜薄葬而不宜厚葬，这是古今共同的利益。天子与平民百姓是一样的，后来的人舍弃利益而趋向祸害，这也是他们不想罢了。唉！人死后，迅速安葬遵循礼制就安宁，停柩厚葬就多危险，只有薄葬才能迅速，想要厚葬就会迟缓。厚葬是发掘坟墓的媒介，停柩是遗弃尸体的开端，能不慎重吗？事物的成熟有时节，爱惜并蓄养它的人必定在它成熟时就藏起来，可以坚固长久而不败坏。稻子在冬天成熟就在冬天藏起来，麦子在夏天成熟就在夏天藏起来，黍稷豆果没有不随着它们成熟就藏起来的。人的安葬也是如此。葬就是藏，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人满月下葬，它们的不同在于治丧的器物有费用多少的区别，送葬有远近的区别，贵贱有隆重简略的区别。天子诸侯的安葬虽然比士人远，然而天子七天入殓，诸侯五天入殓，大夫以下三天入殓，相差不远。殡葬是道，先入殓后安葬，就像立重以易主一样。重用来安定魂，殡用来安定魄，所以说殡葬是道。曾经考察记载在书上的安葬，没有比《春秋》更详细的，然而不能全部叙述，举出从春天到冬天，从正月到十二月的，各自略说：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冬天十二月癸未，安葬宋穆公。桓公十年春天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去世；夏天五月，安葬曹桓公。十四年冬天十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去世；十五年夏天四月己巳，安葬齐僖公。庄公元年冬天十月乙亥，陈侯林去世。二年春天正月，安葬陈庄公。二十三年冬天十一月，曹伯射姑去世。二十四年春天三月，安葬曹庄公。宣公八年夏天六月戊子，夫人嬴氏去世。冬天十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小君敬嬴，下雨不能安葬。庚寅日中时才能安葬。成公九年秋天七月丙子，齐侯无野去世。冬天十一月，安葬齐顷公。襄公九年夏天五月辛酉，夫人姜氏去世。秋天八月癸未，安葬我们的小君穆姜。二十九年夏天五月庚午，卫侯衎去世。秋天九月，安葬卫献公。昭公十四年三月，曹伯滕去世。秋天，安葬曹武公。二十五年冬天十一月己亥，宋公佐在曲棘去世。二十六年春天正月，安葬宋元公。定公四年春天二月癸巳，陈侯吴去世。六月，安葬陈惠公。由此看来，安葬不曾选择月份日期，随着死者去世的月份日期，先王的礼制，当代的制度而已。后世不明白这个礼制，安葬必定选择月份选择日期，而月份日期的吉凶不推究死者的生卒，而用活着的人的年份干支，这是为生者而不是为死者。甚至相信葬师的话，葬师说：“吉利。”不仅不考虑日后的五种祸患，即使眼前的五种祸患也不顾及。靠近道路的安葬，靠近城郭的安葬，靠近沟池的安葬，靠近耕犁的安葬，靠近权贵豪强宅地的安葬。”一旦说不吉利，就停灵弃葬不葬，公开举行祥禫之礼。唉，这是什么意思！有知识有见识，才称为人，藏匿父母的形体，不遵循先王的礼制，当代的制度，而听从阴阳巫术，他们的知识也可悲了。《春秋》是孔子的刑书，与礼互为表里。记载安葬必定先记载去世，大概是说安葬不可迟缓，而月份日期有定数，随着去世而不改变，寒暑没有间隔，金革之事不得夺取，所以从正月到十二月，从春到夏到秋到冬，没有时候不葬，没有月份日期不葬。这都是诸侯的礼制。诸侯五月安葬，没有重大变故，不敢超过僭越天子的礼制，何况大夫以下都三月安葬，反而僭越超过天子七月的制度吗？因此经年不葬，而法律重重治其罪。丧事有本末，有始终，哀痛是丧事的根本，服丧是丧事的末节。安葬是丧事的开始，祥禫是丧事的终结。只服丧而不哀痛，根本丧失了，追求末节做什么？不葬而祥禫未曾开始，怎么终结呢？唉！事物成熟了，人如果爱惜它，必定随着藏起来而不长久停留。父母的形体，却因为活着的人的缘故，长久停留而不安葬，难道爱惜亲人不如爱惜物品吗？

译张栻在《地理》卷后题赠道：郭璞的《葬书》，在东汉以前是没有的。如今谈论风水地理的人，大都把它当作印信龟甲般可信。然而富贵利达，应当靠自己去争取，不能专门依靠风水地理来解释。郭璞既然能知道水会变成陆地，却没能预先妥善安排他祖先的安葬之地以保全自己，这是为什么呢？大概吉祥的墓地是由人决定的，完全相信书本还不如没有书本。况且，没有才能的儿子、不学习的儒生，有能凭借风水地理考取科举功名的吗？不仁爱的人、不善持家的家庭，有能凭借风水地理保住家业的吗？不务农的农夫、不耕种的田地，有能凭借风水地理获得谷物实收的吗？如果不从我自身寻求原因，而只是向风水地理那里乞求富贵利达的回报，最终是没有止境的。建溪的吴叔靖学习郭璞的学问，在士大夫中间游历。然而吴叔靖本来不是误导别人的人，只是恐怕人们不自我修养，反而误导了吴叔靖罢了。古语说：“吉祥的人防范吉祥，凶恶的人招致凶险。”吴叔靖用这话告诉别人，一定会认为我的话是对的。如果急切地修养人事，那么吴叔靖的术数因此会更加灵验了。

《干学案》中张南轩说：“郭璞的《葬书》，在东汉以前是没有的。如今谈论风水地理的人，大都把它当作印信龟甲般可信。然而《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起初，袁安的父亲去世，母亲让袁安访求安葬之地，路上遇到三个书生，指着一处说，葬在这里应当世代成为上公。不一会儿书生就不见了，袁安觉得奇怪，于是就把父亲葬在书生所指的地方，所以袁安家世代隆盛。”这就是后世风水地理的说法，那么东汉时就已经有了，未必始于郭璞。

胡翰《风水问答序》：乌伤的朱彦修先生，是文懿先生的高才弟子。他年轻时读书，跟随先生学习的时间最长，曾经有志于当世，但参加科举考试未被录取，退而从事医学，还庆幸能惠及他人。他著书数万言，名叫《格致余论》，很多人传抄，于是朱先生的医术在海右地区闻名。又因为阴阳家多忌讳，不知道考证古代典籍，他又著书数千言，名叫《风水问答》。书写成后给我看，在防溪之上，推究他的用心，可以说是极至了。《易经》说：“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天坚定地在上，它的纹理明显；地柔顺地在下，它的道理微妙。明显的可以观察，微妙的可以体察，懂得这些的人，懂得幽明变化的缘故，除了圣人还有谁呢？然而从汉魏以来，谈论地理的人往往沉溺于形法末节，这就已经错了。至于他们的著作，像《宅经》《葬经》之类，大多秘密隐藏或散佚不传，那就错得更远了。朱先生极力辩驳，认为人生在世，联合宗族居住，建造宫室居住，审察地势，得当就吉祥，不当就凶险，这个道理很明显。等到人死后，宗祖的神灵上通于天，抬起来安葬的，不过是枯骨罢了，经过多年，都已经腐朽了，怎么知道能给人带来祸福、贵贱、寿夭呢？所以安葬不选择地点，而居住必须衡量房屋，根据往事来阐明当今，出入于诗书之间，这本来就是儒者的言论。从前先王辨别方向确定位置，规划国家治理田野，用土宜的方法来辅助百姓建造住宅；用土圭的方法来寻找大地中心，都是为了都城宫室设立的。而冢人、墓大夫的职责，公墓按照昭穆次序，邦墓按照宗族安葬，即使想要选择，那些兆域禁令，谁敢触犯呢？由此知道朱先生的话是正确的。可惜他的书没有在两百年前问世，绍兴年间皇陵改卜的议论中，晦庵朱子因为忠诚而招致祸患，以一世豪杰的才能，千古圣贤的学问，汇聚在他身上，观察天下的义理很多，却笃信蔡元定的说法，究竟为什么呢？我们家乡自从何文定公从勉斋那里得到朱子的学问，传了四代到文懿先生，在先生门下受业，计算他平日所讨论的，也曾涉及这些吗？不然，这本书是在先生临终前写成的，一定能纠正那些说法，传信于人，却让我胡翰读到，难道这是知言吗？况且我祖先的安葬，到现在十年了，办理丧事之初，奔波忙碌来不及选择，曾经对先儒“土厚水深”的话感到警惕，于是得到朱先生的书，高兴得像得到了拱璧。从前乡里有个人叫余祯，用这种术数在江湖间游历。邵庵虞公深深敬重相信他，他的著作叫《地理十准》。虞公称赞他得到了管辂、王吉的传承，极力诋毁曾、杨的错误，却不醒悟《指蒙》不是管辂所作，那就和我胡翰一样迷惑了。把这些写在篇末，希望朱先生最终能教导我。

宋濂《慈孝庵记》：古代万民的墓地都在一处，所以设立墓大夫，端正昭穆的位次，掌管爵位等级的大小数目，分配土地，使各有区域，从而能够按宗族安葬。自从世道衰落，相墓巫师的学说兴起，说枯骨足以庇护后代，说祸福贵贱全取决于山冈的离合、丘陵的朝向，一概以此胁迫愚昧的俗人，而专门窃取墓大夫的权力。世间想要安葬亲人的人，总是收敛神色屏住呼吸，窥视巫师的脸色。巫师说：“这里可以安葬，即使跨越都城郡县，也匍匐着去从事。”巫师说：“不能安葬，即使近在居室旁边，百利汇集的地方，也割舍忍耐而离开。”致使父子兄弟本是一气，一个在天之南，一个在地之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怎么才能得到卓识的人出来，一起攻击他们的谬误妄言呢？我正为此叹息，同乡的张君荣忽然写信来说：“我的父母去世后，安葬在家东北一里黄隖之

译起初，不久之后我的兄长又去世了，我便认为兄长是父母的儿子，他生前未曾有一刻离开父母膝下，死后却将他埋葬在别处，假如死者没有知觉也就罢了，倘若死者有知觉，我担心他的内心会悲伤不安。于是我在父母的墓旁选定位置将他安葬。我的父母葬在这里，我的兄长也葬在这里。我们夫妇有幸尚未去世，将来某一天如果先于父母离世，将葬在哪里呢？又在兄长墓旁十步远的地方预先挖好两个墓穴以等待，并另外建造庵庐，取名为“慈孝”，让学佛的人看守。我知道父子之间的亲情就是这样罢了。巫师的话虽然巧舌如簧，我本来捂住耳朵不愿听到。唉！我曾经感叹人们的见解不能全都相同，所以即使心中有想法，也不敢对别人说。私下里没想到张君的见解已经能与我相同，推而广之到四海之广、九州之众，见解相同的人又怎知没有呢？假如相同的人达到十百，或者千万，那么巫师的舌头就不能取胜，而古代族葬的说法就可以逐渐恢复了。况且中原士大夫家大多按照昭穆次序安葬，只有那些行为玷污先人的，才另选墓地，衣冠显赫的家族，到处都有这种情况。人的富贵显达，并不取决于墓地，这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却被邪说末技所恐吓，而在是非上迷惑呢？唉！像张君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卓越见识的人吧？我因此请求记录庵庐建成的经过，并抒发我的见解如上。有识之士一定会采纳【顾湄《咫闻录》葬书中有《八卦五行经》，托名黄帝所作，难道黄帝时已有这种术数吗？《周礼》辨别墓地范围，端正墓位；《尚书》占卜涧水东、瀍水西；《毛诗》观察阴阳，查看流泉。周代本来就有这些，但没有祸福的说法。《汉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书》二十卷，既然有这本书，就有这种术数。后汉吴雄营人所不封土，选择葬地不问时日；赵兴不避讳忌，所以触犯妖禁，而两家子孙反而更加兴盛。陈伯敬在路上听到凶信，就解下车驾停留，后来没能善终。当时不忌讳禁忌的人多，谈论作为证据。那么后汉时已有师巫祸福的说法，而信与不信则在于人了】

译读礼通考卷八十三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八十四。刑部尚书徐干学撰。葬考三。

薄葬

《檀弓》记载，成子高卧病在床，庆遗进去探问说：“您的病势加重了，如果到了病危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成子高说：“我听说过，活着时对人有益，死后不害于人。我纵然活着时对人没有益处，难道可以死后害于人吗？我死后，就选择不耕种的土地把我埋葬在那里。”

方慤说：“子高爱护百姓的心意可以知道了。看公叔文子喜爱瑕丘而想要葬在那里，那么子高所获得的（百姓爱戴）不也很多吗？”

《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死后，他的兄弟和儿子们想要厚葬他。张汤的母亲说：“张汤作为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言而死，为什么要厚葬呢？”用牛车运载，有棺材而没有外椁。皇上听说后说：“不是这样的母亲生不出这样的儿子。”

《朱云传》记载，朱云七十多岁时，死在家中。生病时不请医生吃药，留下遗言说，用日常衣服入殓，棺材刚好能容纳身体，泥土刚好能包裹棺材，修筑高一丈五尺的坟，葬在平陵东门外。《后汉书·光武纪》记载：“建武七年，下诏说：‘世人把厚葬当作美德，把薄葬当作鄙陋。以至于富人奢侈僭越，穷人耗尽家财，法令不能禁止，礼义不能制止。到了仓促之时才知道其中的过错。现在布告天下，让世人知道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终的道理。’”

《樊宏传》记载，樊宏去世，留下遗嘱要求薄葬，什么陪葬品都不用，认为棺木一旦下葬，就不应再被看见，如果尸体腐败，会伤害孝子的心，让他与夫人同坟但不同棺。皇帝称赞他的遗嘱，把书信给百官看，于是说：“现在如果不顺从寿张侯的心意，就无法彰显他的德行，况且我百年之后，想把它作为榜样。”

《谢夷吾传》记载，谢夷吾转任下邳令，预先确定了死期，如期果然去世。告诫他的儿子说：“汉朝末年将有发掘坟墓、暴露尸体的祸患，让棺材悬空下葬，坟墓不堆土成坟。”《楚国先贤传》记载，韩暨将要去世，留下遗言说：“世俗奢侈，就向它展示节俭；节俭就用礼制来节制。历来看见前世送终超过制度，错误太严重了。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用当时的衣服入殓，用土穴埋葬，挖好墓穴就下葬，用瓦器送葬，千万不要增加陪葬品。”

《张奂传》记载：张奂在光和四年去世，留下遗命说：“我前后做官，多次佩戴银印和艾绶，不能和光同尘，被谗言邪佞之人忌恨，通达与困厄是命运，始终如一才是常理。只是地下昏暗，长久没有天亮的时候，却又用丝绵缠绕，用密钉加固，这是我不喜欢的。幸好有以前的墓穴，早晨去世晚上就下葬，把尸体放在灵床上，只戴幅巾罢了。奢侈不像晋文公，节俭不像王孙贾，推究情理顺从心意，希望没有过失遗憾。”儿子们听从了他的话。

《杨震传》记载，杨震被罢免太尉职务，走到城西夕阳亭，慷慨地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死亡，是士人的常理。我蒙受恩宠居于上司之位，憎恶奸臣狡猾却不能诛杀，厌恶嬖宠女子倾乱朝政却不能禁止，有什么脸面再见日月？我死的时候，用杂木做棺材，用布做单被，刚好能遮盖身体，不要归葬祖坟，不要设置祭祀。”于是喝毒酒而死。

《范丹传》记载，范丹临死，留下遗嘱告诫他的儿子说：“我生在昏暗的世道，遇到淫侈的习俗，活着不能匡正世道救济时局，死了怎么忍心让自己同流合污？气绝就入殓，用当时的衣服入殓，衣服足以遮蔽身体，棺材足以容纳全身。入殓完毕就挖墓穴，挖好墓穴就埋葬。那明堂的祭奠，干饭冷水，饮食之物，不要往下放。坟墓堆土要高，下令足以自隐。了解我心意的，是李子坚、王子炳，现在都不在。制定规矩在于你，不要让乡人宗亲有所增加。”

《周磐传》记载，周磐对他的两个儿子说：“我前几天梦见先师东里先生和我在阴堂深处讲学，随后长叹，难道我的寿命将尽了吗？如果命终之日，桐棺足以容纳全身，外椁足以包裹棺材，入殓后直接下棺，洗过的衣服和幅巾（入殓指衣服覆盖身体，直下棺指不做墓道，濯衣指洗过的衣服，不制作新衣，幅巾指不加冠冕），编两尺四寸的竹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放在棺材前，表示不忘圣道。”《卢植传》记载，卢植临死，告诫他的儿子俭朴地葬在土穴中，不用棺椁，贴身单帛而已。

《赵咨传》记载，赵咨将要去世，告诉他的旧吏朱祗、萧建等人，让他们薄敛，素棺，借黄壤（棺材中放土以借助其尸）想要让尸体快速腐烂早日回归后土，不听子孙更改。于是留下书信告诫儿子说：“凡是有气息的生物，有生必有死，这是天地的常规，自然的极致。所以通达事理的人，鉴察这性命，把存亡看作晦明，把死生看作朝夕。所以他们活着时不为娱乐，死亡时不为悲伤。那死亡的人，元气离开身体，贞魂游散，返璞归真，归于无端。既然已经消亡，回归粪土，土是废弃之物，哪里有性情而想要制约它的厚薄，调节它的燥湿呢？只是因为活着的人的情意，不忍心看见尸体的毁坏，于是有掩埋骨骸的制度。《易经》说：‘古代埋葬的人，用柴草包裹，藏在田野中。’后世的圣人用棺椁代替，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刘向说：棺椁的制作，从黄帝开始。按《礼记》说：殷人用棺椁，大概到殷代才……”

译加饰】从陶唐氏开始，到虞、夏两代，仍然崇尚简朴，棺木有的用瓦，有的用木。到了殷代，便有所增加。《礼记》记载：有虞氏用瓦棺，夏后氏用涂泥加固的椁，殷人用棺椁。《古史考》说：禹制作涂泥来加固椁。周代沿袭殷代，制度兼采夏、殷两代，又增加了墙和翣的装饰。《礼记》说：周人在棺车上设置墙和翣。卢植说：墙是承载棺木的车厢。《三礼图》说：翣用竹子制成，高二尺四寸，宽三尺，外面蒙白布，柄长五尺，下葬时让人拿着它立在灵车旁边。用旌铭来标识。《礼记》说：铭，就是明旌。因为死者难以辨认，所以用他的旌旗来标识。招魂、复魄、含玉、敛尸的礼仪。招魂复魄是指召唤灵魂回归。含玉是指用玉珠放入死者口中。敛尸是指用衣服包裹尸体。《礼记》说：凡是招魂，男子称名，妇女称字。《谷梁传》说：贝玉称为含。《礼记》说：小敛在门内进行，大敛在阼阶上进行。殡葬、安葬、墓地选择的期限。期限是指诸侯停灵五天，下葬五月；大夫停灵三天，下葬三月；士停灵两天，下葬一个月。宅兆，是指安葬的墓地。棺椁层层包裹的制度，衣衾按等级规定的数量。凡是小敛，诸侯、大夫、士都用复衾，国君用锦衾，大夫用缟衾，士用缁衾。又说：天子穿十二层，诸公穿九层，诸侯穿七层，大夫穿五层，士穿三层。小敛时尊卑相同都是十九层，大敛时天子一百层，上公九十层，侯伯七十层，大夫五十层，士三十层。衣服单件和复件各算一层称为“称”。这些事情繁琐而损害实质，物品细碎而难以齐备，然而爵位等级不同，贵贱有别。从成王、康王以后，这些典制逐渐背离；到了战国时期，逐渐衰败，法度毁坏，上下僭越混杂，最终导致晋侯请求使用隧葬。隧是指挖掘地道作为墓道，这是天子的葬礼，诸侯则悬棺下葬，所以晋侯请求使用。《左传》记载：晋文公朝见周襄王，请求使用隧葬，周襄王没有允许。秦伯殉葬。《左传》记载：秦穆公去世，秦穆公名叫任好，用子车氏的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国人哀悼他们，为他们作了《黄鸟》这首诗。陈国大夫设置三门的木棺，宋国司马建造石椁的奢侈。到了暴秦，违背道义，废弃德行，废除三代的制度，兴起淫邪的法令，国家的财富耗费在地下，人力枯竭于修墓，珍玩穷尽于粪土，技巧浪费在墓穴中。自从有人类以来，厚葬的弊端，没有像这样严重的。虽然有孔子重申《周礼》，墨子勉力推行古道，仍然不能阻止。御，是阻止的意思。说仍然不能阻止这种奢侈。墨子说：古代圣人制定埋葬的法度，棺木三寸厚足以使尸体腐烂，衣衾三件足以遮盖污秽。尧葬在卭山，挖坑没有棺椁；舜葬在纪市，禹葬在会稽，都下不到泉水，上不留臭味。这三位君王，难道是财物不够吗？因此华夏的士人，争相攀比，违背礼的根本，从事礼的末节，追求礼的华丽，抛弃礼的实质。倾家荡产以互相竞逐，废弃对生者的奉养而经营死者的丧事，代替对生者的供养而实行厚葬，这难道是圣人制定礼的本意吗？《礼记》说：“丧事虽然有礼，但以哀痛为主。”又说：“丧事，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悲痛。”现在如果不把棺椁合并起来就算不孝，不丰厚财物、多重衣衾来显示恻隐之心，我是不会赞同的。从前舜葬在苍梧，二妃没有跟随，难道有匹配之人的防守常理吗？圣明的君主尚且如此，何况普通百姓，是礼所不及的。古人时运相同就合葬，时运不同就分葬，动静符合礼制，遇事适宜。王孙裸葬，墨夷露骸，都通达于性理，贵在迅速变化。梁伯鸾父亲去世，卷席而葬；自己去世不运回尸体。这几个人，难道是轻视至亲的恩情，丧失忠孝之道吗？何况我鄙陋昏暗，没有德行，不聪明，心意浅薄，内心有志向所慕，上同古人，下不为罪。如果一定要实行，不要产生怀疑和异议，恐怕你们眼睛厌恶所见，耳朵忌讳所议，一定要改变殡仪以违背我的志向。所以远采古圣，近量行事，以启发你们的心。只想挖坑容纳棺椁，棺木放入就葬在平地，没有坟丘，不要占卜时日，下葬不设祭奠，不要留在墓侧，不要起封树。唉！小子们要努力啊，我不再有什么话了。朱只萧建送丧到家。《谢承书》说：朱咨在京师病重，故吏萧建经营丧事。朱咨预先买好小素棺，让人取干黄土，细细捣筛，聚集二十石。临终时对萧建说：“死后自己穿着所有的旧巾单衣，先在棺内放土，把尸体放在中间，上面再盖上土。”萧建不忍心让父亲的尸体与土合并，想要更改殡仪。朱只拿遗命开导萧建，于是萧建奉行。当时称赞朱咨明达。

译《梁商传》记载，永和六年，梁商病重，告诫儿子梁冀等人说：“我因无德而享受过多福分，活着时无法补益朝廷，死后必定耗费国库。衣被、饭含、玉匣珠贝之类，对腐朽的尸骨有何益处？百官辛劳扰民，道路繁华喧嚣，只是增添尘垢。虽然说是礼制，但也应权衡时势。如今边境不安宁，盗贼未平息，怎宜再为国家增添损失？我断气之后，抬到墓舍，立即殡敛。敛葬用当时的衣服，都穿旧衣，不要另外裁制。殡礼结束后，打开墓穴；墓穴打开就下葬。祭祀如同生前一样，不必用牛、羊、猪三牲。孝子善于继承父亲的志向，不应违背我的话。”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遗命：“葬在汉中定军山，依山为坟，坟墓足以容纳棺木即可，穿着当时的衣服，不需要随葬器物。”

《裴潜传》记载：“裴潜去世，遗令墓中只放一套瓦器，几枚瓦器，其余什么都不放置。”

王观遗令：棺木足以容纳尸体即可，不设明器，不堆土封坟，不种树木。

《晋书·安平王孚传》记载，王孚临终遗令：“下葬用单层棺椁，穿着当时的衣服入殓。”王祥遗令：“人生有死，是自然之理。我年八十五岁，撒手而去有何遗憾？若无遗言，让你们无所遵循。我生逢末世，被任用经历各种考验，没有辅佐的功勋，死后无法报答。断气后只洗手脚，不必沐浴。不要缠绕尸体，都洗好旧衣，随时穿着。所赐的山玉佩、卫氏玉玦、绶带盒子，都不要入殓。西芒上的土，自然坚硬，不要用砖石，不要起坟堆。挖深两丈，棺椁足以容纳棺木即可，不要建前堂。布置几案筵席，放置书箱、镜盒等物品。棺前只可放置床榻。干粮肉脯各一盘，酒一杯，作为早晚祭奠。家人无论老少都不必送丧，大小祥祭才设特牲，不要违背我的命令。”高柴哭得泣血三年，孔子认为他愚笨。闵子骞除去丧服，出来见到援琴切切而哀，孔子认为他孝顺。所以哭泣的悲哀，随时间逐渐减少；饮食的适宜，自有制度。言行可以复核，是诚信的极致；推举美德引咎自责，是道德的极致；显名以亲，是孝道的极致；兄弟和睦，宗族欢乐，是悌道的极致；面对财物没有比谦让更好的。这五点，是立身的根本。颜回之所以为命，未曾思考过。这有什么遥远的？诸子都奉行并执行。

石苞的终制，延陵的薄葬，孔子认为通达礼制。华元的厚葬，《春秋》认为是不臣。这是古人的明义。从现在起，死亡者，都穿着当时的衣服入殓，不得兼用多重。又不得饭含，做愚俗所为。又不得设床帐明器。确定下葬后，复土填满墓坑，一律不得起坟种树。从前王孙裸葬，矫正时弊，其子奉命，君子不讥讽，何况符合礼典的呢。诸子遵行。杜预遗令，古人不合葬，明白始终之礼，如同没有一样。中古圣人改而合葬，大概因为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不合，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所以各以己意所欲。我过去任台郎，曾因公事经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坟墓，问耕夫说是郑大夫祭仲，或说是子产的坟墓。于是率领随从祭祀并观看。那坟墓位于山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斜向东北对着新郑城，意在不忘根本。那隧道只塞住后面而空出前面，不填塞，表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作为冢藏，贵在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经千年无毁，是节俭所致。我去年春天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所以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此都用洛水圆石，开隧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

王隐《晋书》记载，庾峻遗敕子珉说：“早晨去世傍晚殡殓，幅巾布衣，葬不择日。”珉奉遗命，穿着当时的衣服入殓。

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梓潼景鸾遗令下葬，不设衣衾，务在节俭，甚有法度，卒终布衣。”

《晋书·夏侯湛传》记载，夏侯湛家族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没，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生不砥砺名节，死则俭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

《南史》记载，王微遗令薄葬，不设轜旐鼓挽之属，施五尺床为灵，二宿便毁。以常所弹琴置床上。何长史偃来，以琴与之。无子，家人遵之。

《梁书》记载，顾宪之临终敕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昼夜。生既不知所从，死亦安识所往？延陵云：‘精气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魂气则无所不之’，良有以也。虽复茫昧难征，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驰隙。吾今预为终制，瞑目之后，念并遵行，勿违吾

译这是志向啊。”庄周和澹台灭明是这类人，王孙士安则是矫饰世俗的人。我进取赶不上澹台灭明，退守也不矫饰世俗，常常认为中等规格的丧制，既合乎道理又使人心情安适。衣服只要够穿在身上，表示不违背礼制；棺材只要够包裹衣服，足以遮蔽尸臭。放入棺材的东西，一概不需要。用輴车运载，盖上粗布，是为了让送葬的人不感到厌恶。丧事宁可简单也不愿过度悲痛，这是出于亲近亲属的感情；礼制宁可节俭也不愿奢侈，这大致可以顺从我的意愿。《南史》记载梁朝孙谦临终遗命对儿子们说：“我年轻时就没有追求世俗名利的意思，所以自然不谋求显达，却做官历经三个朝代，在两朝任职。像我这样的资历和名声，或许会蒙受朝廷追赠谥号，这只是公家的体制罢了。气绝之后就用幅巾裹头下葬，我一向崇尚节俭。近来看到丧车过于精美，这不是我的志向。”王孙士安用粗席束身，王孙裸身入土，虽然是匹夫的节操，但取之于人情并不恰当。现在让棺材足以容纳身体，墓穴足以容纳棺材，旐旗上书写爵位和籍贯，不要说不行，旒旐表示命数，大致可以停止这种奢靡之风。直接租赁丧车来装殓，用平时乘坐的车作为魂车，其他没有用处。第二个儿子孙贞擅长工艺，竟然编织细密的防具来装饰丧车，用竹篾制作铃佩，虽然素雅却显得华丽。皇帝为此举哀，非常痛惜他。

译沈麟士认为杨王孙、皇甫谧对生死之道有深刻的理解，且最终的葬礼能矫正世俗风气，于是为自己制定了身后安排，留下遗命说：“气息断绝后，撤去被子，取三幅布来覆盖尸体。等到装殓时，仍将布移到尸体下面，作为装殓的衣服，把左右两边的布翻折过来包裹住上面，不再另外加盖被子。不需要沐浴，含在口中的珠子用米代替，裙衫先穿好裤子，总共两套衣服，上面再加一件单衣，戴上幅巾，穿上鞋，枕着枕头放入棺材中。只有这一点依照皇甫谧（士安）的做法，使用《孝经》。下葬后，不再设立灵位。四季祭祀及除丧之日，暂时在地上铺席，摆设酒食祭奠。人家世代沿袭使用漆棺，现在不再这样，也不需要旐旗。服丧期满后就下葬，修筑的坟墓要小，以后合葬时再在旁边修筑小坟，合葬不是古制。坟墓不需要堆土成坟，要使它与地面齐平。王祥身后的安排也是这样。下葬不需要用轜车、灵船、魌头。不得早晚供奉食物。祭奠的方法，直到下葬，只用一杯清水，用彝器盛着供奉并实行。州里乡人都称赞感叹。”

《陈书》记载姚察遗命薄葬，务必遵循简约节俭。大致说：“我家世代是素士，自有常规做法。我的意思是装殓用礼服，并且都应用布，向上包裹身体。又恐怕你们不忍心这样做，如果一定不这样做，必须用松木薄棺，刚好能包裹身体。泥土包裹棺材即可。下葬那天只用粗车，就送到旧墓地安葬。我闭眼之后，不需要设立灵位，放置一张小床，每天摆设清水。六斋日摆设斋食果菜，任凭家里有无，不需要另外经营。”

谢贞病重，留下疏文告诉族子谢凯说：“气息断绝后，如果依照僧家的尸陀林法，是我的愿望。正担心过于独特怪异，可以用薄板包裹身体，用露车载着，用芦苇覆盖，挖坑埋在山中。又因为谢靖年纪轻，不熟悉人事，只需三个月摆设小床，供奉香水，尽你们兄弟相厚的情谊，之后就撤除。无益的事情，不要做。”

《南史》记载琅邪王敬则在天监八年去世，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旐，只用一个芦席，借下一个覆盖在上面。我气息断绝就沐浴，用篮舆载着尸体回葬忠侯大夫隧中。如果不这样做，就在九泉之下戮我的尸体。王敬则的外甥许慧诏通过阮研上报朝廷。诏书说：“王敬则命令他的儿子王崇素，气息断绝就沐浴，借两个芦席，凿地刚好包裹身体回葬忠侯。这是通达生死的格言，比玉匣、石椁好得远了。然而儿子对于父亲的命令，也有顺从和不顺从的地方。现在王崇素如果相信遗愿，泥土包裹浅薄，不施加辟邪之物，一旦受到侵害，狐鼠戮尸已经太严重了。父亲可以训导儿子，儿子也不可以完全照做。内外换棺，这是奉养亲人的情理；借土而葬，也是通达事理的人的意思。应该两舍两取，以通达父子的心志。棺材包裹身体，泥土包裹外棺，去掉牲口祭品，装殓用当时的衣服。一可以表达情感，二可以符合家礼，教化没有违背，生死没有耻辱。这当然是应该做的安顿方式。”

《到溉传》记载，到溉临终托付子孙薄葬的礼仪说：“气息断绝就装殓，装殓用礼服，装殓完毕就下葬，不需要选择日子。凶事务必保持简约节俭，孙侄不得违抗言语。”

《刘杳传》记载，刘杳临终遗命：“装殓用礼服，用露车载着，回葬旧墓，随便找一块能容纳棺材的地方即可，不得设灵筵及祭醊。”他的儿子遵照执行。

《刘防传》记载，天监十七年，刘防著《革命论》，认为形体是无知的物质，精神是有知的本性。有知不能独自存在，依赖无知来确立自己，所以形体对于精神，就像旅馆一样。等到死亡时，精神离开这个旅馆，迅速腐朽是合乎道理的。因此子羽沉河，汉伯方圹，文楚黄壤，士安麻索，这四个人是合乎道理的。如果跟随这四个人而游，那么平生的志向就实现了。然而积习坐常，难以突然改革。一旦放纵意志，恐怕不被听从，现在想要剪除烦琐厚重，务必保持简约容易。进不裸尸，退尽常俗，不伤害活着的人的思念，符合至人的道理。况且张奂只用幅巾，王肃只洗手足，范丹装殓完毕就下葬，爰珍不设几筵，文度用旧船做棺材，子廉用牛车载柩，叔起告诫断绝坟垄，康成使不卜吉日，这几位先生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还崇尚华贵？现在想要模仿景行，作为准则。气息断绝不需要复魂盥漱，而装殓用一千钱买成棺，单件旧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行之具，棺中常物，一概不得有所施加。世人多相信李彭的话，可以说是迷惑了。我以孔、释为师，稍微没有这种迷惑。装殓完毕，用车载着，用露车回到旧山。随便找一块地方，地足以挖坑，坑足以容纳棺材。不需要砖瓦，不劳封树。不要设祭奠，不要置几筵。那蒸尝继嗣，言语形象所断绝的。事情止于我身，无伤世教。

颜之推《家训》终制篇：“死亡是人的常分，不可避免。我十九岁时，正值梁家丧乱，其间与白刃为伍的，也常有好几次。幸承余福，得以活到现在。古人说：‘五十不为夭’，我已经六十多了，所以心里坦然，不把残年放在心上。先前有风气之疾，常疑奄然，暂且书写素怀，作为你们的告诫。”

“先君、先夫人都还没回建邺旧山，旅葬在江陵东郭。承圣末年，启求扬都，想要经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在扬州小郊卜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断绝了还望。现在虽然混一，家道罄穷，无由办此奉营资费，且扬都污莱”

译已无一人幸存，回到那低洼潮湿之地，并非良策。自我谴责，痛彻心骨。」「想来我们兄弟本不该出仕做官，只是因为家道衰微，骨肉单薄，五服以内的亲属，旁无一人，流落他乡，再无资财荫庇，致使你们沉沦于卑贱之后，成为先世的耻辱。所以厚着脸皮混迹人间，不敢有所懈怠。再加上北方政教严酷，毫无隐退之人，因此如此。」「如今我年老病侵，倘若突然去世，岂能要求完备的礼仪呢？一旦撒手人寰，沐浴即可，不必再行招魂之礼。用平常的衣服收殓。先母去世时，正值世道荒乱饥馑，家徒四壁，兄弟年幼势弱，棺木简陋，墓穴内没有砖石。我应当用两寸厚的松木做棺，除了衣帽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随葬。床上只放七星板。」「至于蜡弩牙、玉豚、锡人这类物品，都必须停止节省。粮甖、明器，自然不必置办；立碑刻志、制作旒旐，更是不必说了。用鼈甲车运载，垫土下葬，平地不起坟。如果担心日后祭扫不知墓址，可以筑一道低墙，在左右前后，随意做上标记。灵堂不要设枕头和几案，初一、十五以及祥禫之祭，只供白粥、清水、干枣，不得有酒肉、饼果之类的祭品。亲友来祭奠的，一律拒绝。」「你们如果违背我的心意，比先母更甚，那就是陷父亲于不孝，你们心安吗？至于佛经中的功德，随力而为，不要耗尽家财，致使家人冻饿。四时祭祀，是周公、孔子所教导的，目的是让人不要忘记亲人，不忘孝道。若从佛经中寻求，则无益处。杀生祭祀，反而增加罪孽。如果要报答父母恩德，抒发霜露之悲，偶尔斋戒供奉，极尽忠信，不辱没亲人，这是我对你们的期望。」「孔子安葬亲人时说：『古人只挖墓穴不起坟堆，我是东西南北奔波之人，不能不让人知道墓在哪里。』于是堆土为坟，高四尺。然而君子顺应时世践行道义，也有不能守墓的时候，何况是被世事所迫呢！我现在寄居异乡，身如浮云，最终不知哪里的土地是我的葬身之所。只应在气绝时立即埋葬罢了。你们应当以传承家业、扬名后世为要务，不可顾恋腐朽的泥土，以致被埋没。」

译《北史·程骏传》记载：太和九年正月，程骏病重，留下遗命说：“我活着时崇尚节俭朴素，难道死后可以变得奢侈丰厚吗？从前王孙裸葬，是有所感触而这样做的；士安用粗席裹尸，也是颇为矫激厉行。可以用当时的衣服入殓，随葬器物遵循古制。”

《雷绍传》记载：雷绍是武川镇人。到他去世那天，告诫他的儿子说：“我们家乡的风俗，一定要杀狗杀马，这对死者没有益处，你们应当断绝这种习俗。用当时的衣服入殓，丧事从简节约。”后来葬回长安。

《苏绰传》记载：苏绰在周朝担任大行台度支尚书，大统十二年死在任上。周文帝对他痛惜不已，等到将要下葬时，对公卿们说：“苏尚书平生谦退礼让、节俭朴素，我想成全他平素的志向，又怕世俗之人不能理解；如果厚加赠予谥号，又违背了往日相知相得的情谊，我对此有疑虑。”尚书令史麻瑶越级上前说：“从前晏子是齐国的贤大夫，一件狐皮袍子穿了三十年，他死后，灵车只有一辆，齐侯没有违背他的志向。苏绰既然操守清白，谦虚自守，我认为应当遵从节俭，以彰显他的美德。”周文帝称赞说得好。等到苏绰归葬武功，只用一辆布车运载灵柩。

《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去世，太宗赐给羽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赠送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等到将要出殡时，魏征的妻子裴氏说：“魏征平生节俭朴素，现在用一品礼制下葬，仪仗非常盛大，这不是死者的本意。”全部推辞不接受，最终用布车运载灵柩，没有华丽的装饰。

《唐书·苏瓌传》记载：苏瓌留下遗命说：“薄葬，只用一辆布车。”

《旧唐书·封伦传》记载：高祖常去温汤，经过秦始皇墓，对封伦说：“古代的帝王耗尽百姓的民力，花光府库的财物，营造山陵，这又有什么益处呢？”封伦说：“在上位者教化在下位者，就像风吹倒草一样。自从秦汉帝王盛行厚葬，所以百官百姓竞相效仿。凡是古坟土堆，大多藏有珍宝，都被挖掘出来。如果死后没有知觉，厚葬就是极大的浪费；如果灵魂还有知觉，头发披散岂不痛苦吗？”高祖称赞说得好，对封伦说：“从今以后，应当由上引导在下，全都实行薄葬。”

《卢承庆传》记载：卢承庆临终告诫他的儿子说：“死生是至理，就像早晨有晚上一样。我死后，用平常的衣服入殓，初一十五不要进献牺牲。下葬不要占卜日子，器物用陶器和漆器，有棺木而没有外椁，坟堆高到可以辨认即可。碑志只写官号和年月，不要用虚浮的文字。”

《萧瑀传》记载：萧瑀临终留下书信说：“活着必然要死，这是常理。气绝后可以穿一套单衣，用来小殓。棺内只铺一张席子，希望尸体迅速腐烂，不得另外增加一件物品。不要借助占卜选日子，只求迅速办理。自古以来的贤哲，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你们应当努力照办。”几个儿子遵从他的遗志，入殓下葬都很节俭。

《孙思邈传》记载：永淳元年去世，留下遗命薄葬，不藏冥器，祭祀不用牺牲。

《王绩传》记载：贞观十八年去世。临终自己定下死期，留下遗命薄葬，并且预先为自己写好墓志。

《李勣传》记载：李勣生病，对他的弟弟李弼说：“看见很多人埋藏金玉，也不需要做这样的事。只用布车露车，运载我的灵柩。棺中用平常的衣服入殓，只加一副朝服。死后如果有知觉，望着这身衣服去拜见先帝。随葬器物只做五六匹马，下帐用黑布做顶，白纱做裙。里面放十个木人，表示遵循古礼刍灵的意义。此外一件物品也不用，违背我话的人，等同于戮尸。”

《南唐书·李建勲传》记载：李建勲病重将死，告诫家人说：“时事如此，我能死得其所就幸运了。不要堆土封坟，立碑，让人在上面耕种，以免成为日后被挖掘的标志。”等到江南灭亡时，诸贵人高大的坟墓没有不被挖掘的，只有李建勲的坟墓没人知道在哪里。

《宋史》记载：皇祐三年，荆国大长公主病重，告诫几个儿子说：“你们父亲留下遗命，灵柩中不藏金玉，只有几套当时的衣服而已。”

宋祁笔记说：我死后，根据家境的有无，来办理丧事入殓，使用洗过的鹤氅、纱表帽、线鞋。三天入棺，三个月下葬，千万不要被阴阳禁忌所束缚。棺木用杂木，漆其四面，涂三遍就停止。让几十年足以使我的骸骨腐烂，只剩下衣巾而已。我那清明有知觉的部分，回归造物主，放归太虚。可以腐败的部分，合于黄土之下，交付给无穷。我还担心什么掘坟三丈呢？小做坟室，勉强容纳棺木和随葬器物。左边放置明水，水两盎，酒两缸；右边放置米面两盒，朝服一套，私服一套，皮鞋自备。左边排列我的志，右边排列我的铭。随即掩埋墓穴，只求简朴节俭，不要把金铜杂物放在坟中。我的学问不成名家，文章仅及中等，不足以流传后世。做官在良二千石之下，可以数出几个人，所以对国家没有功劳，对百姓没有恩惠，不足以请求谥号。有关部门不可接受赠赙，也不宜请求大人物写志和碑。坟上种五棵柏树，坟高三尺，石翁仲、石兽不得使用。因为自我标榜的人，不是千年久安的计策。不得做道佛两家的斋醮。这是我平生的志向，你们不可违背我的命令去做。违背我的命令去做，就是杀我。这是把我当作终究没有知觉的人。丧事到墓地，用缯布缠绕棺木，四面用翣引导，不得做方相俑人，陈列衣服器物，拖累我的节俭。我平生的言语没有过人之处，千万不要胡乱编缀成集。

徐积《节孝先生集》说：礼制说：下葬希望它

译快速腐烂，是希望身体尽早回归泥土。所以棺木不崇尚厚重，近世使用厚木，使尸体隔绝数十年不腐烂，是不合礼制的。古人悬挂棺木下葬，不挖地道。又《礼记》说：坟墓的高度为四尺，那么古时的四尺，相当于现在的一尺多罢了。近世挖掘地道修筑坟墓，务必追求高大宽广，使后人妄图其中，往往引发盗墓之心，这对死者毫无益处。二程《全书》记载范淳夫的葬礼，先生为他主持办理，挖地深达数丈，不放置任何物品。安葬那天，召集附近的父老，用酒食犒劳他们，并展示给他们看。后来盗墓的人接连不断，唯独范淳夫的墓完好无损。

译【张尔岐续笃终论】晋代皇甫谧痛惜厚葬的危害，著文制定丧葬的规制，名为《笃终》。他说：“司马桓魋的石椁不如迅速腐朽，季孙氏的璠璵美玉比作暴露尸骨。文公厚葬，《春秋》认为华元是不忠之臣；王孙裸葬亲近泥土，《汉书》认为他比秦始皇贤明。如果灵魂一定有知觉，那么生与死的制度应当不同；如果灵魂没有知觉，那么白白剥夺生者的用度，损害生者毫无益处，这是招致尸体暴露的祸患，增加死者的痛苦啊。”他的话可以说极其痛切。然而当时所谓的厚葬，大概是指珠玉的装饰、含在口中的玉和随葬的物品、器具珍宝的埋藏。现在的人都没有这些了，连裹尸的衾、绞、韬、冒等物尚且不一定具备，又何况所谓的玉缕金匣、金蚕玉犬呢？于是往往有人苦于缺乏钱财，几十年不能安葬亲人，这是为什么呢？僧道的超度法事不敢废除；侍从的偶俑不敢缺少；夹道的幡幔、吹打乐不敢不盛大；宾客的酒食衣物不敢不丰盛。更甚者，征召歌女挑选舞伎，混杂各种百戏，不这样就被认为是简朴；结扎缯帛，模拟楼观，不这样就被认为是简陋。于是喧嚣嘈杂的声音，艳丽怪异的装饰，混杂在街道路口，充斥在原野之上，妇女儿童围观，惊叹骇异、跳跃拍手后才感到心里痛快，然后才算是能够安葬亲人。富人破产追逐新奇，穷人借贷倾家荡产，一天的花费，十年的节约也不能偿还。一家的丧事，百家奔走而互相受害。高位者纵容放任而不禁止，旁观者习以为常而忘记其错误。那些想要安葬亲人的人，以准备不周为耻，忍心让亲人多年暴露而不惜，这也是非常可悲的啊。为什么不就现在所谓的厚葬深入思考呢？哪些对亲人的身体有益呢？对亲人无益却去做，只是想要取悦观看者的眼睛罢了。古代的厚葬，确实不懂礼制，但其心还是想要为亲人；现在却在永别之际，盛陈娱乐诡丽的器具，以此作为观瞻之美，只是博取妇女儿童一时的嘲笑，这不近乎侮辱亲人了吗？况且那些模拟涂饰的东西，未必是亲人平生所应有的，这不又陷亲人于僭越了吗？本想表达对亲人的孝心，却正好构成了侮辱和僭越，何不反过来遵循礼制的简约呢？孔子曾经谈论过丧葬器具：“说要根据家境的有无，有也不能超过礼制；如果没有，悬挂棺材下葬。”又说：“喝豆粥饮水，尽到欢心，这就叫孝。收敛头脚形体，安葬而没有外椁，符合财力，这就叫礼。”这些话，确实是千古以来安葬者的大原则！近来考察孔子所说的不超过礼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安藏体魄的礼，包括含玉、袭衣、敛尸、赠衣、棺椁、墓地等。二是侍奉精神的礼，包括早晚的祭奠、重主（神主牌位）的设置、虞祭、祔祭、祥祭、禫祭等。这些都是切近亲人身体的。有礼制作为规范，那么受身份限制的人不敢逾越，受财力困窘的人圣人也不强求。何况超度之说，古代是没有的。即使心中不能没有疑虑，为什么不援引先儒的论述来自我决断呢？刍灵（草扎的人马）是用来模拟生平的。凡是身份所不应有的，为什么不能停止呢？功布（丧服）之前，车上的铭旌用来识别，本来是为了实用。过度发展为幢纛（旗帜）的僭越，为什么呢？换穿丧服来吊唁，礼制是从宾客方面产生的，何必麻烦主人撕裂帛布？在丧所吃饭，有时是不得已，为什么至于摆酒设宴而高挂绋绳（牵引灵车的绳子）？歌唱产生于斥苦（劳苦），方相氏以驱除鬼魅，大概是丧家歌舞的起源。没有苦处而歌，没有鬼魅而舞，违背了舂米相和、巷歌的告诫了。家有苫块（丧席土块）的处所，墓有主宾的位置，这是搭建庐帐的原因。庐帐装饰过度，帷帐过于华丽，与苴麻管疏（粗麻草席）的仪制不相符了。追溯本源，或许起源于古人；沿袭现在崇尚的，就大大远离了礼意。何不安于身份所适宜的，量力而行，希望天下没有不能安葬的亲人子女，没有不能表达的情意呢？有人说：你所说的，大概是桐棺土榉，贫穷人家子女所做的，不足以谈论富贵之家备物极荣的事情。回答说：白盖双旗，门生挽送，不是建武年间辅佐帝王的人吗？布车载柩，装饰没有文采，不是贞观年间的元臣吗？无损于尊荣，反而成为美谈。大概奢侈时展示节俭，节俭时展示礼制，移风易俗，确实是尊贵者贤能者的责任啊】

裸葬

《汉书·杨王孙传》：杨王孙，是汉武帝时的人。学习黄老之术，家产千金，厚待自己供养，生前无所不追求。等到病重将死，预先命令他的儿子说：“我想要裸葬，以回归我的本真，一定不要改变我的意愿。死后用布囊盛尸，入地七尺。下葬后，从脚部牵引脱去布囊，让身体亲近泥土。”他的儿子想沉默不遵从，又害怕重废父亲的命令；想遵从，心里又不忍心。于是去见杨王孙的朋友祁侯。祁侯给杨王孙写信说：“杨王孙受疾病之苦，我被迫跟随皇上到雍地祭祀，没能到您面前。希望您保重精神，减少思虑，进用医药，好好保重自己。私下听说您预先命令裸葬，如果死者没有知觉就算了，如果有知觉，这是在地下戮尸，将裸体见祖先。私下认为杨王孙不取这种做法。况且《孝经》说：‘为他准备棺椁衣衾’，这也是圣人的遗制，何必区区独守所闻？希望杨王孙明察。”杨王孙回复说：“大概听说古代的圣王顺应人情，不忍心对待亲人，所以制定礼制。现在却超越了，我因此裸葬，将要矫正世俗。厚葬

译如果这对死者确实没有益处，而世俗之人却竞相以此显示高贵，耗尽钱财，将财物埋入地下，有的甚至今天埋下明天就被盗掘，这真的与将尸骨暴露在荒野中有什么不同呢？况且，死者是生命终结的转化，是万物回归本源的状态。回归本源者得以到达归宿，转化者得以变化，这是万物各自返回其本真。返回本真，就消亡了形体和声音，这才符合大道的实情。用外表的装饰来炫耀众人，用厚重的葬礼来阻隔本真，使得回归者不能到达归宿，转化者不能发生变化，这是让万物各自失去了它们应有的归宿。况且我听说，精神是上天所赋予的，形体是大地所赋予的。精神与形体分离，各自回归其本真，所以称之为鬼。鬼的意思就是回归。那尸体僵硬地独自躺着，难道还有知觉吗？用丝帛包裹，用棺椁阻隔，四肢被束缚，口中含着玉石，想要转化而不能，郁结成为干枯的尸体。千年之后，棺椁腐朽，才能回归泥土，到达其真正的归宿。由此说来，何必让死者长久地客居他乡呢？从前帝尧下葬时，用普通的木头做棺材，用葛藤做封条，墓穴向下不扰乱泉水，向上不泄露尸臭。所以圣明的君王生前简朴，死后也主张薄葬，不在死者身上耗费人工，不为了死者而损耗钱财。认为现在耗费钱财厚葬，阻碍死者回归，死者不知道，生者得不到好处，这是严重的迷惑和虚妄！我不这样做。”祁侯说：“好。”于是实行裸葬。

译《三国志注》记载：沐并，字德信，是河间人。年纪六十多岁时，自己考虑到生命无常，预先制定了身后的制度，告诫他的儿子们要节俭安葬，说：“告诉云仪等人，礼，是教化百姓的根本，也是百世遵循的准则。所以努力践行礼的人就成为君子，不致力于礼的人终究成为小人。然而，如果不是圣人，没有人能够从容地完全践行它。因此，富贵的人有骄奢的过错，而贫贱的人被讥讽为固陋。于是，在养生送死方面，往往苟且偷安，违背礼制。由此看来，阳虎用璵璠宝玉陪葬，其罪过甚于暴露尸骨；桓魋用石椁，还不如迅速腐朽。这些话阐述了儒学拨乱反正、鸣鼓矫正世俗的大义，但并不是穷尽事理、陶冶性情的真实理论。如果能够推究事物的本源和终结，把天地看作一个区域，把万物看作刍狗，全面通晓，探求形体与影子的本源，统一祸福的本质，齐一生死的命运，我就向往大道了。大道作为事物，恍惚迷离，长寿是欺骗魂魄，夭折是沉没消失，身体沦没于有无之间，与精神一同消长，包容阴阳，安于太极，何必用棺椁作为牢笼，用衣裳作为缠绕，让尸体在地下长久地幽禁桎梏，这难道不悲哀吗！从前庄周旷达，无所拘泥，又杨王孙裸体下葬，看重的是不长久地做客罢了。至于末世那些眷恋生、怨恨死的人，竟然有含珠、鳞柙、玉床、象席，杀人殉葬，在墓穴之内，用纻絮封闭，用蜃炭借以防腐，千年僵硬干燥，寄托于类似神仙的幻想。于是大道衰微，竞相厚葬，认为庄子放荡，认为杨王孙是戮尸，难道还知道古代有穿着薪柴的鬼，野外有狐狸啃食的尸骨吗！我因为材质浑浊，污染了清流，过去愧受国家恩惠，历任宰守，所在之处没有功效，代替工匠却伤了手指，进退两难，无法洗雪耻辱。如果理想不可求，就顺从我的喜好。今年过了耳顺之年，忽然无常，如果得以死去，我就用我的身体追随杨王孙的做法了。向上希望以此赎去市朝中的罪过，向下亲近道化的灵祖。考虑到你们年幼昏昧，不知道好坏，如果将要追随世俗，废弃我的志向，私下声称遵从命令，未必是孝，而是犯了魏颗听从治丧贤人的过错。如果抛弃父亲的遗命，谁会同情呢！如果死后有知，我将尸视你们。到了嘉平年间，病重，临危时，又嘱咐预先挖好坑，告诫气绝时，让两个人抬着尸体放入坑中，断绝哭泣的声音，停止妇女的送葬，禁止吊祭的宾客，不设抟治粟米的祭品。又告诫后死的人不得进入墓室，不得封土植树，妻子儿女都遵从了。”

《汝南先贤传》记载：袁闳临死时告诫他的儿子说：“不要设置棺殡，只穿单衫，粗布单衣，用幅巾衬尸在板床上，用五百块砖作为墓室”。《皇甫谧笃终论》记载：元晏先生认为：“生存与死亡是天地制定的常理，是人理必然到达的。所以礼制规定六十岁制定寿衣，到了九十岁各有等级差别。以素简对待终事，难道是世俗多忌讳的人所能做的吗？我年纪虽然未到制定寿衣的时候，但患病多年，接连遭遇丧难，精神气力受损衰弱，困顿多次。常常害怕夭折不期而至，担心死后没有准备，所以略陈至诚的心意。人贪图的是生，厌恶的是死。虽然贪图不能超越期限，虽然厌恶不能逃避。人死了，精神歇息形体消散，魂魄无处不到。所以气属于天，寄托的生命终结，穷尽形体回归本真，所以尸体藏于地下。因此，精神不存于形体，就与气升降。尸体不久寄托，与大地合形，形体与精神不隔绝，是天地的本性。尸体与土并列，是回归本真的道理。现在活着不能保全七尺身躯，死后为什么隔开一棺的土？那么，衣衾是用来污秽尸体的，棺椁是用来隔绝本真的。所以桓司马的石椁不如迅速腐朽，季孙的璵璠比之暴露骸骨。文公厚葬，《春秋》认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认为贤于秦始皇。如果灵魂一定有知，那么人与鬼制度不同，黄泉下的亲人死后多于生前，必将备齐器物，用来等待亡者。现在如果以生况终，不是神灵的意思。如果无知，那么难道夺取生者的用度损害无益，而开启奸心，这是招致暴露形体的祸患，增加亡者的痛苦吗。葬就是藏，藏就是想要人看不见，而大做棺椁，备齐生前的器物，无异于把金子埋在路旁而在上面书写标记。即使是很愚蠢的人，也必将嘲笑他。丰财厚葬以开启奸心，有的剖破棺椁，有的牵曳形骸，有的剥臂捋金环，有的扪肠求珠玉，焚如的刑罚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没有不死的人，又没有不发掘的墓。所以张释之说‘如果里面有欲望，即使禁锢南山还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欲望，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忧愁呢’。这话通达，是我的老师。赠送终事加厚，不是厚待死者，是生者自为，在无益中遂生者的意愿，抛弃死者所属，智者不这样做。《易经》说‘古代的葬者，用薪柴包裹，葬在田野中间，不封土不植树’，所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所以我想要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绕收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含之物一概断绝。我本想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许担心人情染俗，长久以来突然变革道理困难，现在所以粗略制定制度。奢侈不用石椁，节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用幅巾故衣，用籧篨裹尸，麻绳约二头，置尸床上。选择不长草木的地方，挖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宽六尺。完成后，抬床就坑，去掉床下。尸生前的物品，都不跟随。”

译只携带一卷《孝经》，以示不忘孝道。除了用苇席包裹之外，便直接让身体接触泥土，泥土与地面齐平，恢复原来的草皮，让草在上面生长，不种植树木，铲平痕迹，不留任何可供寻找的标记，让人既不知道也看不见。没有可贪恋的欲望，奸邪之心便不会产生，内心始终没有恐惧，千年之后也不必忧虑祸患。肉体与大地融为一体，灵魂与元气合而为一，这才是真正的深切爱护啊。如果死后没有前后顺序，就不可以迁移合葬。合葬的习俗是从周公开始的，并非古代的制度。舜帝葬在苍梧，两位妃子没有跟随合葬，这已成为定例，何必一定要遵循周礼呢？不要询问工匠的意见，不要相信占卜的结果，不要拘泥于世俗的言论，不要设置神位，不要每十五天早晚在墓前供奉食物，礼制规定不在墓地祭祀，只在每月初一在家中设席祭祀，一百天后便停止。亲临墓地必须在清晨或黄昏，不能在夜间，穿着丧服日常居住，不得住在墓旁。古人不推崇高大的坟墓，这是明智的。现在的人堆土植树，这是愚蠢的。如果不听从这些道理，这就等于在地下戮尸，死后遭受双重伤害，如果灵魂有灵，就会冤屈悲愤地度过一生，永远成为遗憾。鬼侯孙的儿子，可以引以为戒。死前的誓言难以违背，希望不要更改。

译王楙《野客丛书》：杨王孙生前优厚地供养自己，等到病重将死时，嘱咐儿子为他实行裸葬，这正与我们孔子用“速朽”的说法来挽救桓司马使用石椁的意图相同。祁侯不理解他的用意，写信责备他。杨王孙回答说：“我实行裸葬，是为了矫正世风。厚葬对死者没有益处，世俗之人却竞相以此攀比高低。”我阅读《盐铁论》，才知道汉代厚葬的弊端，果然没有超出杨王孙所说的范围：“如今富人用绣花的砖砌墙、用棺木层层堆叠，中等人家用梓木做内棺、楩木做外椁，穷人也画着衣袍，用丝袋包裹尸体。又说，生前不能表达爱戴恭敬之心，死后却以奢侈互相攀比，虽然没有哀痛的心情，但厚葬并赠送重礼的人却被称赞为孝子，显赫的名声立于世间，光荣显耀于世俗，百姓相互效仿，以至于卖屋卖业。又说，没有却装作有，贫穷却强行夸耀，送葬耗尽家产，嫁女装满车辆。富人室内财物减少，穷人借债度日。”贡禹也说：“百姓安葬埋葬都让地上空虚而让地下充实，这种过错是从上层产生的。”由此可见当时厚葬的弊端。如果行孝没有哀痛之心，却把厚葬当作礼制，中等人家或许也能用上东园秘器，送葬直到耗尽家产，嫁女直到装满车辆，风俗的奢靡由此可知。不仅仅是凶礼如此，吉礼也是这样。汉代还接近古时的风气，何况在千百年之后呢？东汉王符也极力陈述嫁娶丧葬费用超过制度，这与《盐铁论》的意思非常相同。

《唐书·傅奕传》：傅奕生病时不曾请医，忽然酣睡，突然惊醒说：“我死了吗？”随即自己写下遗嘱说：“傅奕，是青山白云人，因醉酒而死。”唉！他留下的遗言告诫儿子：“六经名教，言语似乎可以学习；妖胡的法术，千万不要从事。”我死后应当裸葬。

厚葬

《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去世，开始实行厚葬，使用蛤蜊烧制的炭，增加车马，开始使用人殉【注：烧蛤蜊制成炭，用来填埋墓穴，多埋车马，用人陪葬。疏：《周礼》掌蜃，掌管收敛蚌蛤等物，以供给填埋墓穴用的蛤蜊。郑玄说：互物，是蚌蛤之类。闉，就是塞的意思。将要下葬棺椁时，先塞下面用蛤蜊抵御湿气，所以用蛤蜊来填埋墓穴。《檀弓》说：涂车刍灵，自古就有。郑玄说：刍灵，是用茅草束扎成人马，称为灵，是因为属于神的一类。不理解涂车，应当是用泥土做的车。传文中说“增加车马”，是指使用这些泥车、茅马，比平常更多，所以说多埋车马。说“开始使用人殉”，那么从此以后，宋国国君安葬时常用殉葬】，加重随葬器物【注：重，就是多的意思。疏：指多做明器】，外椁有四个斜面，内棺有旁饰和上饰【注：四阿，是四面倾斜的椁。翰，是旁边的装饰；桧，是上面的装饰，都是王者的礼制。疏：《周礼》匠人说：殷人四阿重屋。郑玄说：阿，是栋梁。四角设置栋梁，这就是四面倾斜的椁。《士丧礼》下篇陈列明器说：抗木横三缩二，是指在椁上面设置这些木头，纵向两根横向三根，用来承载泥土。那么士人的椁上面是平的。现在这个椁上面四面倾斜而下，那么它的上方是方形而尖顶的。礼制规定，天子椁用题凑，诸侯不用题凑。不用题凑就没有四阿。《释诂》说：桢、翰、榦。翰应当是挡在墙两边防止泥土倒塌的东西。《诗经》说：防弁如星。郑玄说：防，是指弁的缝隙中，说的是其边缘缝隙之处。防在弁的上面，知道这个桧也在棺的上面有这种东西，明显是装饰，所以认为是旁饰和上饰】。君子认为华元、乐举，在这件事上不像臣子。臣子的职责是治理烦乱、消除迷惑，因此伏在尸体上争谏。现在这两个人，国君活着时放纵他的迷惑【注：指文公十八年杀害弟弟须】，死后又增加他的奢侈，这是把国君抛弃在恶行中，哪里还是臣子呢【注：如果说是何必做臣子】。

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巡视东野，回来还没到家。丙申日，死在房中。阳虎打算用璠璵美玉为他入殓【注：璠璵，是美玉，国君所佩戴的】，仲梁怀不给他，说：“改变步态就要改变佩玉【注：昭公出逃时，季孙代行国君事务，佩戴璠璵，祭祀宗庙。现在定公即位，恢复臣子地位，改变国君的步态，那么也应当去掉璠璵】”。阳虎想驱逐他，告诉了公山不狃。不狃说：“他是为了国君，你怨恨什么呢？”

《家语》：季平子去世，打算用国君的璠璵美玉为他入殓【注：按昭公初出逃到干侯时，平子代行国君事务，曾佩戴璠璵，想用来入殓】，赠送珠玉【案：礼制规定安葬时，主人赠送〇纁各二，不用珠玉】。孔子刚担任中都宰，听说这件事，登阶去劝阻，说：“安葬死者却用宝玉，这就像把尸体暴露在中原一样。这向百姓展示了奸邪利益的开端，而且对死者有害，哪里用得着它？况且孝子不顺应私情来危害亲人，忠臣不引发奸邪来陷害国君。”于是停止了。

《论语》：颜渊死了，门人想厚葬他。孔子说：“不可以。”门人还是厚葬了他。孔子说：“颜回啊，你看我如同父亲一样，我却不能把你当作儿子看待。这不是我的过错，是那些门人的过错。”《江表传》：孙皓左夫人张氏死了，孙皓把她葬在苑中，大修坟墓，让工匠雕刻柏木做成木人，放在墓中，作为兵卫，用金银珍玩之物送葬，无法计算。安葬之后，孙皓在宫内治丧，半年不出门。国人看到安葬非常奢华，都说孙皓已经死了，所葬的就是他。

葛洪《抱朴子》：吴景帝时，戍守广陵的将领挖掘各座坟墓，取用木板来修筑城墙。

译毁坏得很厉害，又发掘出一座大墓，里面有重叠的门扇，都有关轴可以开合。四周设有巡行通道，可以通车，其高度足以让人骑马通过。又铸造铜人几十个，高五尺，都戴着大冠，穿着红袍，手持宝剑，排列在灵座旁侍立。铜人背后的石壁上刻着“殿中将军”，有的刻着“侍郎”、“常侍”，这似乎是王公级别的墓葬。打开棺材，棺中有人，头发已经花白，白色的衣冠鲜明如新，面容身体像活人一样。棺中的云母厚约一尺，用三十块白玉璧支撑着尸体。众人一起将死者抬出，倚靠在墓壁上。有一块玉长约一尺，形状像冬瓜，从死者的怀中露出，掉落在地上。死者的两耳和鼻孔中都有黄金，像枣子那么大。这就是骸骨中有异物而不腐朽的效验。

译《旧唐书》记载，李光进将母亲安葬在京城南面的原野上，前来致祭的将相共有四十四顶帷帐，奢侈靡费到了极点。城内的士人和百姓围观者像墙一样密集。

《李义府传》记载，龙朔二年，李义府请求改葬他的祖父，在永康陵旁边营造坟墓。三原县令李孝节私下征发丁夫、车牛，为他运土筑坟，日夜不停。于是高陵、栎阳、富平、云阳、华原、同官、泾阳等七个县，因为李孝节的原因，害怕被迫从命，都征发丁夫和车辆前往。高陵县令张敬业恭敬勤勉，但怯懦不堪劳累，死在工地。王公以下争相赠送财物，他的仪仗随从、灵车器服，都奢侈到了极点。又加上送葬的车马、祭奠的供帐，从灞桥连接到三原，七十里间接连不断。自武德年间以来，王公葬送的盛大，从未有过。

《元典章》至大元年十二月，龙兴路奉江西行省札付：备录袁州路录事司申文略。案牍涂全周呈报：我曾看到圣经典籍说：“葬，就是藏。藏，就是希望人们看不见。衣服足以装饰身体，棺材包裹衣服，外棺包裹棺材，泥土包裹外棺。”又看到汉史说：“孔子是孝子，延陵季子是慈父，他们安葬亲人都是微薄简朴的。并非故意节俭，实在是因为德行越深厚的人，安葬越简薄；了解越深切的人，安葬越微薄。坟墓越高大，被盗掘就越快。圣贤难道不想厚葬亲人吗？厚葬的人，恰恰是薄待了亲人。”我私下看到江南流俗，把奢侈靡费当作孝道，凡是有丧葬，都做大棺椁，加厚衣衾，扩大墓地，备存珍宝、偶人、马车等器物，也有将宝钞放入尸体中安葬的，习以为常。这不仅严重违背古制，在法律上似乎也不应当。每次看到厚葬的人家，要么被不肖子孙发掘，要么被强盗盗贼开凿，致使死者暴尸露骸，实在令人痛心！如果蒙允许备文申报上司，禁止治理今后丧葬的人家，除衣衾棺椁依礼安葬外，不许擅自使用金银宝玉器玩装殓。违者以不孝定罪，似乎可以杜绝盗心，保全孝道，珍惜生者有用的资财，免除死者无益的祸患。如果批准所说，确实有助于敦厚风俗教化。呈请照详，付此申文乞请照详，府司看详。涂全周所说理宜禁约，事关通例，乞请照详。

陆刿《邺中记》：永嘉末年，盗贼发掘齐桓公墓，得到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丝织品不可胜数。

晋愍帝建兴年间，曹嶷发掘齐景公和管仲的坟墓，尸体都没有腐朽，丝织品可以穿着，珍宝数以万计。

干学案：古代厚葬的人，不可全部列举；厚葬而遭发掘的，也不可全部列举。因为这与丧礼无关，所以不全记载。举出这几端，厚葬的谬误，也可以大概看到了。

生圹

《檀弓》：“公叔文子登上瑕丘，蘧伯玉跟随。文子说：‘这山丘真令人快乐啊！死后我想葬在这里。’蘧伯玉说：‘您喜欢这里，那么请让我先葬在这里。’”《汉书注》：“寿藏，就是坟墓。称寿，是取其久远的意思。”

《荀子》子贡对学习感到疲倦，告诉仲尼说：“希望有所休息。”仲尼说：“活着没有休息的时候，望着那墓穴，高耸的样子，像宰官的样子，像坟的样子，像鼎的样子，就知道休息的地方了。”

《汉书》张禹年老，自己修治冢茔，建造祠堂。喜欢平陵肥牛亭部，地处又靠近延陵，奏请皇上，赐予张禹。

《后汉书·赵岐传》赵岐年老生病留在荆州，就地拜为太常。年九十多岁，建安六年去世。先前自己修筑寿藏，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画像，居于宾客位。又自己画自己的画像，居于主人位。都写赞颂，嘱咐他的儿子说：“我死的那天，墓中聚沙为床，铺上席子，穿白衣，散着头发躺在上面，盖上单被。当天就下葬，下葬完毕就掩埋土坑。”

《西京杂记》：安定人真擅长算术，成帝时，真常自己计算自己的年龄是七十三岁，到期果然死了。又说：“北邙青垄上，孤槚的西边四丈左右，挖七尺深，是我的葬地。”真死后，依照他的话前往挖掘，得到古代的空棺，就安葬在那里。

《三国志·曹植传》：曹植登上鱼山，俯瞰东阿，感慨地有终老于此的志向，于是修筑坟墓，遗令薄葬。

《北史·傅永字脩期》曾登上北芒山，在平坦处奋矛跃马，回旋瞻望，有终老于此的志向，远慕杜预，近好李冲、王肃，想要葬附墓旁，于是买下左右几顷土地，遗命儿子叔伟：“这是我的永宅。”《唐书·姚勖传》姚勖终任夔王傅，自己在万安山南原崇茔旁边修筑寿藏，标记墓地为“寂居穴”，坟墓为“复真堂”，中间削土为床，叫“化台”，并刻石告知后世【姚勖，文献公姚崇的曾孙】

《旧唐书·李源》，东都留守忠烈公李憕的小儿子，八岁时被贼人俘虏，辗转流离。洛阳旧吏中有叫义源的，从民家赎出他。代宗授予河南府参军，司农寺主簿。因为父亲死于祸难，无心做官，发誓不婚娶，不吃酒肉。于是依附惠林寺僧人，寄居一室，将近五十年。先前挖地为墓，预先制定终制，时常在穴中仰卧。长庆三年，御史中丞李德裕上表推荐他。穆宗命令

译宦官带着皇帝的亲笔诏书，以及绯色官袍、象牙笏板和二百匹绢帛，（他）全都推辞不接受。

译《唐书》记载，李适告诫他的儿子说：“霸陵原的西侧，可以眺望京城，我很喜欢那里，可以修建墓地，种上十棵松树。”等到他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就穿着衣冠去睡觉，在石榻上放着他所编纂的《九经要句》以及素琴，当时的士人推崇他的通达。

《五代史》记载，唐司空图预先修好了墓穴和棺材，遇到天气晴好的日子，就邀请客人坐在墓穴中，赋诗饮酒。有的客人对此提出质疑，司空图说：“你们的心胸怎么这样狭隘呢？生死是一致的，我宁愿暂时寄居在这墓穴之中！”

陶谷《清异录》记载，右补阙王正已，四十四岁便退休。他预先制作了棺材，题名为“永息庵”，放在卧室里。有人劝他把它移到偏僻的地方，他说：“我想要每天都能看到它，常常提醒自己死亡的真相，以消除贪爱之心。”他活到七十八岁，没有疾病就去世了。王辟《渑水燕谈录》记载：本朝的王樵，是淄川人，自号赘世翁。他预先占卜选定了墓穴，命名为“茧室”，中间放置石榻，在石头上刻字说：“生前将身体投入其中，以预防不测；死后寄托魂魄，以备不时之需。”

《读礼通考》卷八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八十五。刑部尚书徐干学撰。葬考四。

归葬

《檀弓》记载，太公被封在营丘，等到五代之后，都返回周地安葬。【注：太公受封，留任太师，死后安葬在周地，子孙不忍心离开，五代之后才安葬在齐地，齐地称为营丘】君子说：“喜爱自己生长的地方，礼制不忘记根本。”古时候的人有句话说：“狐狸死了，头正对着土丘，这是仁德的表现。”【注：正丘首，就是头正对着土丘，仁，就是恩惠。疏：狐狸死了之所以头正对着土丘，是因为土丘是狐狸洞穴的根本之处，即使狼狈而死，心意仍然向着这个土丘，这是有仁恩之心。现在五代之后返回安葬，也是有仁恩之心。】

【顾炎武《日知录》：太公是汲县人。听说周文王兴起，然后归附周朝。史书所说，已经就封在齐地了。他后来入朝担任太师，死后安葬在周地，事情未必可信。即使有这回事，也是古人因去世而安葬，不选择地方的常理。《礼记》用头向土丘来比喻，也已经谬误了。竟然说等到五代，都返回周地安葬。齐地距离周地两千多里，让已经逝去的骨头，跋涉山川，经受寒暑，从东到西，安葬在封地之外，对死者来说是不仁的。古代安葬的人，在庭院举行祖祭，在墓地举行塴祭，返回家中哭泣，所以说：“安葬当天举行虞祭，不忍心一天离开。”如果让齐地的孤儿长途跋涉送葬，耗费数月时间，不能遵循五个月安葬的礼制，迅速返回举行虞祭，对生者来说是不孝的。而且，进入周地而不拜见天子，是不合礼度的；离开丧次而穿着丧服拜见，是不吉利的。如果让孤儿不亲自前往而让卿大夫代理，是不恭敬的；劳民伤财，是不仁惠的。这几条没有一条是可行的。禹安葬在会稽，后来的君王没有跟随而安葬在崤山；南陵有夏后皋的墓，难道古人不通达礼乐的意义吗？体魄下降，神气上升，所以古代在宗庙祭祀祖先而不在于墓地，圣人因此知道幽明之故。那么太公没有五代返回安葬的事情，是明显的。】

《汉书·韦贤传》：建昭三年，韦贤去世。父亲韦贤，在昭帝时迁徙到平陵，韦贤另迁徙到杜陵。病重将死时，通过使者自己陈述说：“承受不了父子之恩，希望乞求骸骨，归葬父亲墓旁。”皇上允许了。

《后汉书》记载，温序担任护羌校尉，被隗嚣的将领拘禁，伏剑而死。主簿和从事拿着尸体回去收敛。光武帝听说后怜悯他，命令送葬到洛阳，赐予城旁作为墓地。长子温寿梦见温序告诉他说：“长久客居思念故乡。”温寿就弃官上书，乞求骸骨归葬。皇帝允许了，于是返回旧墓安葬。

《廉范传》记载，廉范的父亲遭遇战乱客死在蜀地，廉范十五岁，辞别母亲向西迎接父亲的灵柩。蜀郡太守张穆，是廉范祖父廉丹的老部下，于是资助丰厚的财物送廉范，廉范没有接受，和客人步行背负灵柩回到葭萌。载船的石头触破沉没，廉范抱着棺材，于是一起沉溺。众人哀伤他的义气，钩捞找到他，救治才免于死亡。张穆听说，又派遣使者带着之前的资助财物追赶廉范，廉范又坚决辞谢归葬。

《晋阳秋》记载：谯周，泰始六年去世，诏书赐予朝服一套，衣服一套，钱十五万。谯周的儿子谯熙上言说：“谯周临终嘱咐谯熙说：‘如果国家恩赐朝服衣物，不要穿在身上，应当归还旧墓。道路险峻行走困难，预先制作轻便的棺材，殡敛完毕，归还所赐。’”诏书归还衣服，给予棺材的费用。

《北史·张谠传》记载，张谠，是清河东武城人。归附魏朝，授任东徐州刺史，去世。儿子张敬伯请求将父亲的灵柩运回，安葬在冀州清河的旧墓，久久不被允许，灵柩停在家中，积五六年。第四子张敬叔先在徐州，刚听说父亲去世，不想奔赴，而图谋向南叛乱，被徐州官府勒令送到，于是自己料理。后来父亲的灵柩得以安葬在旧墓。

崔承宗，是齐州人。父亲在宋朝时在汉中做官，母亲去世，因此殡在汉中。后来青州、徐州归附魏朝，于是隔绝。崔承宗万里投险，偷路背负灵柩回到京师。黄门侍郎孙惠蔚听说后说：“我在这人身上看到了廉范的情义。”于是吊唁赠送尽礼，如同旧相识。

裴文举，是河东闻喜人。保定三年，升任绛州刺史。起初，裴文举的叔父裴季和担任曲沃令，死在闻喜；而叔母韦氏死在正平县，恰逢东西分隔，韦氏的坟墓就在齐地境内。等到裴文举在本州任职，每次加赏招募，齐人感念他的孝义，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