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读礼通考》卷二十九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译认为禫祭应在第二十七个月，当年四月举行祫祭。散骑常侍王肃、博士乐详等人认为禫祭应在祥祭之月，当年二月举行祫祭。

译延昌二年春，偏将军乙龙虎因父亲去世，获准休假二十七月。但乙龙虎将闰月也计算在内，前往府衙请求上奏领军元珍。元珍上奏说：“查《违制律》，守三年丧期却隐瞒哀情谋求官职的，判处五年徒刑。乙龙虎未满二十七月，便请求担任宿卫，依照律法应定罪五年。”三公郎中崔鸿驳议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举行大祥祭，众儒者有的说大祥月下旬举行禫祭，有的说二十七月举行禫祭，各有其义理，不知哪种符合圣人的防制。乙龙虎丧期已满二十六月，如果依据王肃、杜预的义理，那就是过了禫祭即吉之月；如果依据郑玄二十七月举行禫祭的说法，在禫祭中也可以从御职事请求上奏，为何不可？”元珍又说：“三年之丧不计闰月，礼制上无可怀疑，麻衣在身，隐瞒哀情谋求荣宠，实为大错，罪责怎能宽恕？”崔鸿又说：“详察律法本意，‘冒哀求仕’是指还在斩衰草土之中，不是指除去衰杖之后。况且乙龙虎详细列明守丧的日月，毫无隐瞒，府衙应告知他礼制，遣送他回去终了丧期，这已是幸事；若他愚昧无知，便想加罪于他，这难道是遵循礼制、敦厚风俗、爱护百姓的做法吗？”正如郑玄的义理，乙龙虎的罪也不合判刑，匆忙中的过失，适宜判处鞭打五十。

《旧唐书·张柬之传》记载：“圣历初年，张柬之担任凤阁舍人。当时，弘文馆直学士王元感著论说：‘三年之丧，应合三十六个月。’张柬之驳斥他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是不刊之典。’谨案《春秋》鲁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僖公去世；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左传》说：‘合乎礼制。’杜预注说：‘僖公丧期终了，这一年十一月纳币，是在十二月。’士昏礼中纳采、纳徵，都有玄纁束帛，诸侯则称为纳币。大概僖公身为太子时，已行过昏礼，所以《左传》称合乎礼制。《公羊传》说：‘纳币不记载，这为何记载？’讥讽在三年之外丧娶，为何讥讽？三年之内不图谋昏礼吗？何休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冬未满二十五月，纳采、问名、纳吉都在三年之内，所以讥讽。’何休认为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一年冬十二月才二十四个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满三年而图谋昏礼。案经书记载十二月乙巳僖公去世，杜预以长历推算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记载十二月是经文错误。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左传》说：‘迟缓了。’诸侯五月而葬，如果是十二月去世，即是五月，不得言迟缓。明知是十一月去世，故注僖公丧期终了，到这一年十二月而满二十五月，所以丘明《左传》说：‘合乎礼制。’据此推步，杜预的考校，岂是《公羊传》所能企及？况且丘明亲受经于仲尼。且二传何休与杜预所争，只争一个月，不争一年。那二十五月除丧，由来无别，这是《春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的明验。《尚书·伊训》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只见厥祖。’孔安国注说：‘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据此则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说：‘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一月大祥完毕，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归亳。这是孔安国言汤元年十一月的明验。《顾命》说：‘四月哉生魄，王不怿。’是四月十六日。翼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丁夘命作册度，是十九日。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是四月二十五日。则成王崩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间有十日，康王方始见庙，则知汤崩在十一月，淹停至殓讫，方始十二月，只见其祖。顾命见庙完毕，诸侯出庙门，俟《伊训》言，只见厥祖，侯甸羣后咸在，则崩及见庙，殷周之礼并同。此周因于殷礼损益可知。不得元年以前别有一年，这是《尚书》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的明验。《礼记》三年问云：‘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哀痛未尽，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断之者，岂不送死有已，复生有节？’又《丧服四制》云：‘变而从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终。’又《闲传》云：‘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酱；中月而禫，食酒肉。’又《丧服小记》云：‘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九月七月之丧，三时也；五月之丧，二时也；三月之丧，一时也。’这是《礼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的明验。《仪礼》士虞礼云：‘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礼周公所制，则《仪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的明验。此四验者，并礼经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岂得以《礼记》”

译戴圣所修订的，难道就想要排斥诋毁吗？汉初高堂生传授《礼》，既然不够完备，宣帝时少府后仓，凭借从淹中孔壁所得的五十六篇，撰写《曲台记》来传授弟子，戴德、戴圣、庆普三人将正经以及孙卿所论述的内容合并，相互印证，列入学官，年代已经很久，如今无缘无故地捏造异端邪说，既没有依据，实在令人叹息。关于二十五月的问题，先儒考校，只有郑康成注释《仪礼》，认为中月之后除服，中月间隔一个月，从死亡到除服总共二十七月。又解释除服说：“是说心情渐渐平安的意思。”现在都是二十七月，恢复常态，遵循郑康成的意见。超过一个月进入除服期，除服后恢复常态，那么二十五月就是免除丧期了。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议论本来相同。私下认为，子女对于父母的丧事，有终身的悲痛，创伤巨大者日子长久，痛苦深重者痊愈迟缓，难道只是岁月的问题吗？所以练祭时感慨万千，是因为悲慕的情怀未尽，而捶胸顿足之情已歇；祥祭时豁然开朗，是因为哀伤之痛已除，而孤独寥落的念头又起。这都是情感所致，哪里是外在的装饰呢？所以《礼记》说：“三年之丧，道义如同过隙，先王设立其中的制度来成就文理，因此祥祭时系缟带素边，除服时没有什么不佩戴的。”现在您将要顺从情感抛弃礼制，实在乖张偏颇。抛弃衰麻的丧服，穿上锦缎的华衣，路上的行人都不忍心看。只是用礼来节制，无可奈何。所以由也不能超过礼制，为姐姐服丧穿鲤服，也不能超过期限，哭他的母亲。这难道不是心怀畏惧，名教逼迫自己吗？至于孔安国、郑玄、何休、杜预等人，都是命世之才，为后世树立典范，宫墙深厚，不容易窥探。只要钻研仰望不停，应当逐渐进入胜境。哪里需要终年辛劳，空发邪说。请将所有指责先儒的言论，暂且搁置。当时的人认为柬所驳斥的，颇合于礼典。

译干学案：《唐书·儒林传》中有王元感的传记，他固然是深通经学的人，为何竟提出这种毫无根据的言论？张公这篇驳议，不仅挫败了王元感的锐气，就连自古以来主张丧礼应依从郑康成二十七月之说的，也借此被驳倒且绰绰有余了。虽然如此，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是不计算禫月的；三年之丧二十七月结束，是计算禫月的。所以说二十五个月、二十七月，其议论本质上是相同的。柬之王佐才，史书称他刚直不阿，不依附权贵，然而他学问精深，这种议论如果不是精研经术的人能做到吗？

《通典》杜佑议论说：“‘中月而禫’。郑玄认为‘中月’是间隔的月份，王肃认为‘中月’是当月之中，致使丧期不同，制度不一。历代学派议论纷纭。尊崇郑玄学说的人说：大祥之日弹奏素琴，孔子弹琴吹笙歌唱，这是减省哀乐，并非正式的音乐。正式的音乐是八音齐奏，由乐工演奏的。【按：郑学一派并不说二十五个月、二十六个月、二十七个月中间没有存省哀乐，只是论述这不是禫祭之后恢复吉礼所作的正式音乐罢了。所以郑玄注《丧服四制》‘大祥之日弹奏素琴’时说，是为了留存音乐。君子三年不娱乐，娱乐必然导致崩溃；三年不行礼，礼制必然败坏。所以在祥日留存音乐，并非有心追求舒适而作乐。三年之丧，君子居丧，如同四马驾车穿过缝隙那样迅速。所以即使在存省哀乐的时候，也不能完成正式的音乐。因此孔子大祥后五天弹琴而不成声。《礼记》所说二十五个月而结束，是论述丧事的大节结束，指的是除去衰绖和垩室罢了。余哀未尽，所以穿着素缟麻衣，穿着未吉之服。为伯叔父没有禫祭，十三个月除去丧服；为母亲、妻子有禫祭，则十五个月结束；为君主没有禫祭，二十五个月结束；为父亲、长子有禫祭，二十七月结束。明白所谓丧礼以周年为断的，禫祭不在周年之中。《礼记》说二十五个月结束，那么禫祭不在大祥之月，这只是为重丧加上禫祭，并非论述正式大祥除服的义理。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是论述其正礼；二十七月而禫，是说明其加礼】尊崇王肃学说的人依据《礼记》说：‘三年之丧再周，二十五个月而结束。’又《檀弓》说：‘大祥穿缟衣，当月禫祭，下个月作乐。’又有鲁国人早上大祥晚上唱歌的，子路嘲笑他。孔子说：‘过了一个月就很好了。’又孔子大祥后五天弹琴而不成声，十天而成笙歌。又大祥之日弹奏素琴。以此证明没有二十七月的禫祭。【按：王学一派反驳说：‘如果二十五个月大祥，二十七月禫祭，二十八月作乐，那么二十五个月、二十六个月、二十七月这三个月中间不得作乐，为何《礼记》说‘大祥之日弹奏素琴’，孔子大祥后五天弹琴，十天笙歌？又《丧大记》说：‘禫祭时家中没有哭泣的人，音乐就奏响了。’所以孟献子禫祭时悬挂乐器而不演奏，这些都是禫月有乐的义理，怎能符合二十八月才作乐呢？’郑学一派嫌大祥与禫祭同月，占卜用远日，没有中月的义理，大祥与禫祭的祭祀虽然用远日，如果占卜远日不吉，就占卜近日。如果占卜近日得吉，就有中月的义理了。所以知道占卜远日不得吉，可以用近日，是因为吉祭的时候，占卜近日不吉，可以占卜远日。所以《礼记》说：‘十天之内叫近日，十天之外叫远日。’《特牲馈食礼》说：‘近日不吉，就占卜远日。如果吉事可以用远日，那么凶事就可以用近日。’所以有中月的义理。《礼记》作乐的记载，有的在禫月，有的在异月，正是由于大祥与禫祭的祭祀，有的在月中，有的在月末。丧事先占卜远日不吉，就占卜月初。禫祭在月中，就可以作乐。这就是《丧大记》‘禫祭时家中没有哭泣的人，音乐就奏响了’，所以孟献子‘禫祭悬挂乐器而不演奏’之类都是如此。大祥之日弹琴，只是留存音乐的义理，并非禫祭之后的音乐】人伦之道，以德为本，至德以孝为先。上古丧期没有定数，仁人则终身灭性，众庶有早上丧事晚上就废弃的，那就不如禽兽了。中古圣人根据中等人的情感制定节制，使超过的人俯就，不及的人企及。最重的斩衰以周年为断，后代君子居丧以周年，如同四马驾车穿过缝隙那样迅速，而推崇增加到再周。《礼记》说：‘再周之丧，二十五个月而结束。’至于大祥与禫祭的节次，其文不备，先儒所议，互有短长，遂使历代习礼之家，反而聚讼，各执所见，四海不同。这都是不根本于礼情而寻求礼的缘故。丧礼本来至重，以周年为断，后代推崇增加到再周，岂不是君子想要加重其情而彰显孝道吗？为何吝惜一个月的禫祭而不加上，以胶柱于二十五个月呢？有人说：‘孝子有终身之忧，何必超过圣人的制度？’二十七月的制度实行很久了。遵循郑玄的人乃过礼而重情，遵循王肃的人则轻情而反制，这究竟谁是孝呢？况且练祭、大祥、禫祭的制度，本于哀情，不可顿时去除而逐渐减杀。所以《间传》明确说：‘再周而大祥，素缟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纎无所不佩。’中就是间，谓大祥祭后间隔一个月而禫祭。根据文势足以知道，除服后一个月穿大祥服，后一个月穿禫祭服

译【如今世俗所行的禫祭是六十天，既已举行祥祭，就停止穿素缟麻衣，考察古制，这错误太严重了】现在参照经传寻求适中的办法，可以在二十五个月终了时举行大祥祭，换上祥祭的服饰，即素缟麻衣；二十六个月终了时举行禫祭，换上禫祭的服饰；二十七个月终了时恢复吉礼，除去丧服，迁居正室，奏乐，没有什么不能佩戴的。像这样，既符合人情又合乎礼制了。

译司马氏说：所谓中月而禫，大概是指禫祭在祥月的中间举行。历代多遵从郑玄的说法，如今律令规定三年之丧，都是二十七月除服，这是不可违背的。

张载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结束，又过两个月为禫，共二十七月。礼制规定，钻木取火随季节改变，天道经历一次变化，丧期就应结束。但哀情不能就此停止，于是再过一个周年。再过一个周年哀情仍不能停止，于是再加上三个月。这就是二十七月。”

陈祥道在《礼书》中说：为期一年的丧服，十三个月除服；大祥在十五个月；禫祭与大祥之间隔一个月，那么三年之丧就是二十五月，大祥在二十七月，禫祭与大祥之间隔一个月，由此可知。《聘礼》士的章节中说：“禽鸟两双。”《学记》中年考校，《小记》中“一以上而祔”，《玉藻》士的章节中“武”，都以“中”为“间”的意思，那么《士虞间传》所说的“中月”，其为“间月”的意思就可以知道了。戴德《丧服变除礼》说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郑玄依据此作为解说，大概是正确的。王肃等人依据《礼记》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又说“祥祭时穿缟素，当月禫祭，下月作乐”。祥祭那天鼓素琴，孔子既行祥祭，三天后弹琴，十天后完成笙歌，鲁人早上行祥祭，晚上就唱歌。孔子说：“过一个月才算是好的。”于是他们认为二十五月大祥，当月为禫，二十六月作乐，这是不知道所谓“是月乐”是为了引出下文，并不依附于上文。《礼记》说：“子在这天哭就不唱歌”，而文中没有依附之处。谁说“是月禫”是指祥月呢？如果禫祭在祥月，应该说月中而禫，不能说中月。孟献子禫祭时悬挂乐器而不演奏，那么所谓“下月作乐”，是为了准备悬挂乐器。如果弹琴瑟、笙歌间或演奏而不悬挂乐器，既行祥祭后就可以做了。《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到齐国纳币，从僖公去世到文公二年冬，正好二十六月。《左传》说：“纳币是礼。”而《公羊传》讥讽其在丧期娶妻，那么《公羊传》也是以三年之丧二十七月除服，与郑玄的说法相合。那么《丧大记》说：“禫祭后从御，吉祭后复寝。”传文说：“大祥后居住复寝。”为什么呢？孔颖达说：“大祥后离开垩室，回到殡宫之寝，那么禫祭后复寝，是回到平日居住的寝室。”

朱熹说：“二十五月大祥后，立即禫祭，应当如王肃‘当月禫祭，下月作乐’的说法才顺理成章，现在遵从郑玄的说法。虽然礼制宜从厚，但这并不恰当。丧礼应当以《仪礼》为准。”丧礼只二十五月，当月禫祭，下月作乐。又说：“中月而禫，就像说‘中一以上而祔’。”《汉书》也说：“间不一岁。”即郑玄注《仪礼》是正确的，杜佑也遵从此说。但这与《檀弓》所说的“是月禫及逾月异旬”的说法不合。现在既然以二十七月为期限，这些就不须细究，自然表达哀思就够了。

车垓说：礼说：“大祥之后，中月而禫。”郑玄说：“中间。”朱熹说：“间隔一个月。”从初丧至此不计闰月，共二十七月。比如正月大祥，刚满二十五月，祥祭之后，就穿禫服。到了二月，就是二十六月。又等到三月，然后才满二十七月。然后在三月之内选卜一天行禫祭礼。这就是所谓二十七月而禫祭。间月而禫，正是说祥祭与禫祭相隔一个月。逾月从吉，禫祭虽毕，孝子还不忍心立即从吉。所以又穿此禫服，直到这个月结束。到了下月改朔，然后除去禫服，穿吉服而行吉事。这就是所谓逾月从吉。逾月，是以改朔为月，不是以三十日为月。所以礼说：“从晦到朔为逾月。”以上都是从郑玄的说法。丧称三年，实际计算二十七月，而称之为三年，大概是以年辰计算，而不以月日计算。比如子年死，到丑年小祥，又到寅年大祥，既跨越了子丑寅三年，所以称之为三年。雷伯吁说：“三年之丧，是古今通行的丧礼。年代久远，礼制松弛，其过失有三：丧二十五月，而议礼者定为二十七月，这是第一失；二十七月已非礼制，而京省各衙门丁忧起复例以二十八月，这是第二失；世人不察先王制礼的意义，拘泥于三年之名，遂以三年为限，起复之后还认为未终丧，这是第三失。”卑劣庸俗浅薄的人习见习闻，以讹传讹，随声附和。士大夫不悟其差错，章句腐儒不识其谬误，没有比这更陋的了，遗笑百世，不是小细节。《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是三年；期之丧，是二年；九月七月之丧，是三时；五月之丧，是二时；三月之丧，是一时。”丧服尽于一时，进而二时，又进而三时，又进而二年、三年。一年为期，就是二年。至亲以期为断，天地已易，寒暑已变，三年加隆，而加倍则为再期。所以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丧服所从始如此，自周公以来未曾改变。然而大祥之外，禫有中月而禫的记载，小祥

译小祥、大祥都使用忌日，取的是月亮的完整周期，不以十二个月为主，有不计闰月的说法。再期之丧为三年。关于三年之丧，有斩衰三年、齐衰三年的记载。世人在这三者上，粗略地捡拾其文字，不理解其防范的意义，却暗中窥探近似之处，沿袭此说便有三个过失。

中月而禫，郑玄注说：“中就是间的意思。”丧事到此时二十七月，验证礼制不符合再期之丧三年的说法，二十七月超过再期两个月，而二十五月之后还有两个月的禫期，不应当说三年之丧在二十五月就结束了。司马温公说“中月而禫，大概是指禫祭在祥月的中间”，这才说得对。但从郑注有间月的解释后，历代沿袭作为制度，二十七月的错误，是由于对中月的误解造成的。

凡是说期的，就是一整年的月份。如果以十二个月为主而不取月亮的完整周期，那么遇到有闰月的情况必定缺一个月。比如开始在正月内设置闰月，到十一月就停止了，不能说是完整的一年。所以小祥、大祥必定使用忌日，如果小祥遇到闰月，那么小祥就是十三个月，加上大祥的十二个月共二十五月；如果大祥遇到闰月也是这样，所以有再期的名称。再期以春夏秋冬月份的两周计算，多余的闰月不计，总共二十五月。

京省各衙门起复时说“丧二十七月”，多余的闰月不计，再期二十四个月不计闰月而有二十五月，间月而禫为二十七月。二十七月之内已经除去闰月不计算了，又不计闰月而为二十八月，二十八月的错误，是由于不计闰月的过错造成的。

丧服的制度，分为五等：三年、二年、三时、二时、一时，依次递减。小功以上，礼仪隆重则其数目虚指；缌麻礼仪简略则其数目实指。知道期之丧为二年，就知道再期之丧为三年了。世人不懂礼，只凭号称三年之丧，就认为士大夫的起复为未终丧，而庶人终丧必定三年。防典中品官丧礼与庶人丧礼都是二十七月，没有贵贱的区别。三年的错误，是由于斩衰三年、齐衰三年的误解造成的。

二十七月编入律敕，不敢议论。然而始于郑玄，成于陈澔，并非没有依据。至于错误地将二十八月作为三年，这是流俗相承的谬误，所谓无稽之谈，守礼的君子应当校订并归于正确。

有人认为礼贵在从厚，何况是亲丧，这个错误，是错在过于厚重了。难道可以改为薄吗？这完全不对。无过无不及叫做礼，直率感情而径直行事，难道可以吗？如果随俗因循，坚持没有理由，寻求没有道理，那么君子执丧，也不必读丧礼了。况且丧以哀为本，哀有表现于容貌体态的，有表现于声音言语的，有表现于饮食居处的。衣服，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世人执丧，宴乐游玩，没有不做的，却唯独披戴衰麻，跨越月日，以此表示厚重，哪里在于厚重呢？

古今的丧礼，是天下通行的丧礼。以古今通行的丧礼，而其错误如此，又没有人知道是错误，所以详细论述它。

译干学案中雷子的说法很好，但古代练祭、祥祭不使用忌日，而是完全听凭卜筮来决定，所以有“丧事要避开远日”的记载。练祭、祥祭使用忌日，是后世的礼制，难道要拿后世的礼制来裁断先王的礼制吗？古人把再期之丧定为二十五个月，是因为虽然经过两个周年，但实际经历的月份确实是二十五个月，哪里曾把闰月计算在内呢？假如在再期之内没有遇到闰月，难道就不能称为二十五个月了吗？想要辩驳古人的错误，却先提出没有根据的言论，谁会相信呢？这些道理都是常人所能知道的，雷子难道会不知道吗？只是想要提出新奇的说法，而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错误罢了。

【吕柟《礼问》：有人问，斩衰、再期、大祥时开始折断丧杖、吃肉、喝酒、恢复睡眠，不计算闰月，到二十七月才举行禫祭，这是为什么？回答说：因为一个周年不够，所以加倍隆重，因此再过一个周年；又觉得不够，所以更加隆重，因此再过一个季度。所以二十七月相当于三年。古代三年丧取一个月，所以是二十五个月；现在三年丧取一个季度，所以是二十七月】

【吕坤《四礼疑余》：哀伤之情是世俗的议论。丧忌日是指亲人去世的日子。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三次见到亲人去世的日子。禫祭是在中间的月份，这是余哀的月份。近代的制度是二十七月除服，这是两个月的余哀了。世俗常常用余哀来指责别人，又有请求服丧三十六个月的人，这都是不通晓礼制的人】

【汪琬说：《礼服问》说，父母的丧期是一个周年，小祥又是一个周年，大祥之后，中间的月份举行禫祭。郑玄认为大祥之后，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所以主张二十七月。《三年问》说，父母的丧事，二十五个月结束。又《檀弓》说“祥祭穿缟衣，这个月举行禫祭”，所以王肃又认为祥祭和禫祭在同一个月。郑玄、王肃都依据礼经，但两种解释不同，他们的门徒往往互相诘难。晋初采用王肃的解释，于是定为制度。宋初听从王淮的话，采用郑玄的说法。从此以后，就都以二十七月为定论了。按礼制，亲人丧事在外除去丧服，兄弟丧事在内除去丧服，杖期之丧尚且祥祭和禫祭间隔一个月。难道三年重丧，就不能以杖期之丧为标准吗？《春秋》文公二年冬天，公子遂到齐国纳币，大概僖公的丧事到这里已经二十六个月了，而公羊学派讥讽他在丧期娶妻。由此说来，本来应当遵从郑玄的解释无疑。先儒说，遵从郑玄的是超过礼制而重视情感，遵从王肃的是轻视情感而违背制度，这究竟谁是孝呢？这种说法是对的】

【万斯同说：按《公羊传》何休的注，说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到这里丧期未满二十五个月，所以讥讽，那么《公羊传》本来就不说二十七月。况且闵公二年禘祭庄公，《公羊传》说三年之丧，实际是二十五个月，那么它的意思自然明白。哪有前面说二十五个月，后面说二十六个月却还讥讽的呢？汪氏的话，确实没有理解《公羊传》的意思，却拿来作为证据，这是诬蔑古人。各家的议论，禫月就是祥月，但祥祭和禫祭的礼制，古今通用，不像祭祀设立尸位、丧事使用重器以及席地跪坐的制度，有的在前代实行而在后代不实行。郑玄主张二十七月，不知道汉代没有这种礼制，只是采用戴德的说法吗？还是不知道东汉末年民间原本使用这种礼制吗？如果当时原本使用这种礼制而这样说，那么郑玄不能说不对；如果当时不使用，郑玄只是根据经文来立论，那么就更应该详细核实了。郑玄和王肃相隔不远，本来就是前后辈。王肃主张二十五个月来与郑玄争辩，那么在王肃的时候，民间不使用二十七月就可以知道了。大概自汉代以来起初没有禫祭的制度，所以两人各自根据遗留的书籍来立论；不然汉代所实行的就是周代的遗制，两人岂敢违背当代的礼制来逞自己的说法呢？于是自两人之后，帝王各自主张自己的说法来制定制度，于是曹魏以后采用王肃的说法，刘宋以后采用郑玄的说法，而郑玄的说法至今遵循，并不是说郑玄所说的果然合乎礼制。大抵是说朝廷的制度不可违背，亲人的丧事又应该从重，所以相继遵守而不改变罢了。如果一定要寻求合乎经义，那么自然应当以王肃为优，岂能背离圣人的经典而曲意附和郑玄呢？有人说郑玄本来依据经义，为什么一定要取王肃呢？回答说：不看《礼记》吗？《三年问》说：“至亲以一个周年断丧，加倍所以再过一个周年。”《丧服小记》说：“再期之丧，就是三年。”如果是二十七月，怎么能称为加倍？怎么能称为再期？礼文可以依据，而郑玄故意违背它，这是郑玄违背礼经，不是学者违背郑玄。不然，郑康成本来是贤人，岂是后人敢妄加议论的呢】

【顾炎武《日知录》：王肃根据《三年问》“二十五个月结束”、《檀弓》“祥祭穿缟衣，这个月举行禫祭，下个月用乐”的文字，认为是二十五个月；郑玄根据《服问》“中间月份举行禫祭”的文字，认为是二十七月。两种说法各有依据。古人祭祀应当卜日，小祥在十三个月的日子卜日，大祥在二十五个月的日子卜日，而禫祭或者在大祥的月份，或者在大祥之后间隔一个月，自从记录礼制的时候实行，就已经不同了。柴绍炳《禫说》：礼制有祥祭和禫祭的区别，自汉代以来学者解释不同。郑玄认为禫祭在二十七月，王肃认为禫祭在二十五月。主张郑玄的学者援引《仪礼》说“中间月份举行禫祭”，“中间月份，就是间隔一个月”，所以二十五个月大】

译祥祭，间隔一个月就是二十七月了。主张为王者学的学者说：“中月，是指禫祭在月中进行。”引用《礼记》说“三年之丧，二十五月结束”，又《檀弓》说“祥祭时穿缟衣，当月禫祭，下个月恢复音乐”就是这个意思。唐代杜佑折中两家的观点，认为君子教导孝道，礼仪宁可厚一些，以禫服在二十七月结束时转为吉服，下个月恢复音乐，在义理上是恰当的。然而他的说法还没有完全详尽。大祥作为再周年之时，就是二十五月，这是众人所知的。至于禫，则有服丧与祭祀的区别。禫服，是在大祥除去丧服之后还有余哀，所以穿着介于凶服和吉服之间的衣服。《檀弓》所说的“祥祭时穿缟衣，当月禫祭”，《间传》所说的“又过一年大祥，穿素缟麻衣”就是这个意思。“是月禫”，是说大祥之后就穿禫服。禫服，就是素缟麻衣。禫祭，是服丧结束而转为吉服，占卜日期进行祭祀。查《唐韵释》说：“禫，是除去丧服进行祭祀。”郑玄说：“禫，是澹澹然平安的意思。”这是指禫祭，不是说服丧。也就是《仪礼》所说的“中月而禫”，《间传》所说的“禫祭时穿纎服，没有什么不佩戴的”就是这个意思。“纎”，是吉服，正与《鲁论》“除去丧服没有什么不佩戴的”意思相同。大概既然祭祀而转为吉服，所以禫服说“是月禫”，祭祀说“中月”。由此说来，再周年大祥，再间隔一个月禫祭，要以二十七月为断限。查《防典》记载品官丧礼，本于朱熹《家礼》的说法说：“一周年小祥，设灵位陈列练服；再周年大祥，设灵位陈列禫服；大祥后中月禫祭，占卜日期祭祀而转为吉服。”石梁王氏说：“二十七月禫祭，下个月就恢复音乐了。下个月，是二十八月。禫祭不说设灵位陈列丧服，大概小祥就换练服，大祥就换禫服，禫祭就换吉服，这正符合禫祭穿纎服没有什么不佩戴的意思。”然而禫祭在二十七月，占卜吉日就举行，不限于哪一个月。占卜日期祭祀，祭祀完毕就转为吉服了。之所以知道禫祭转为吉服不超过二十七月，是因为古代不仅三年之丧有禫祭，为母亲妻子服期丧的，也有禫祭。所以《杂记》说：“十一月练祭，十三月祥祭，十五月禫祭。”礼学家也说：“伯叔没有禫祭，十三月除去丧服；母亲妻子有禫祭，十五月结束。”十三月除去丧服的，是期丧，所以应当不超过这个月。知道期丧不超过十三月，那么禫祭不超过十五月，就清楚了。知道期丧的禫祭不超过十五月，那么大丧的禫祭不超过二十七月，就更清楚了。有人说：“礼仪禫祭除去丧服断在二十七月，如今法律制定官吏服丧期满必须满二十七月，计算日期除去丧服。为什么？”大概法律与礼仪互为表里，然而法律主张统一划一，所以做官的人宁可让日月圆满后才除服，以杜绝浮躁竞争罢了。如果依照礼仪禫祭除去丧服，本来已经允许了。为什么呢？品官丧礼记载在《防典》中，与法律条例并行，都是法令之书。谁说不是制度呢？从前子路嘲笑早上祥祭晚上唱歌的人，孔子说：“你责备别人终究没有止境。”朱熹也说：“禫祭的说法应当从王肃，在礼仪上更合适。”圣贤难道居于刻薄吗？礼仪贵在适中，不必追求过分。现在想要执掌法律家的议论，而对郑玄间月禫祭的说法还有多余的指责，恐怕不是平正的评论了。

译干学案说：有一些出自近古儒者的言论，与经传的文字看似不同，实则相同，正好可以互相阐发印证。例如《礼经》说：“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而戴圣《变除篇》说：“二十五个月举行大祥祭，二十七月举行禫祭”，就是这样。二十五个月，是再期大祥的那个月。从死者去世之月算起，再次遇到这个月，才称为再期，所以说二十五个月。在这个时候，埋掉丧杖，折断并丢弃丧服，可以说丧事结束了。然而哀痛尚未完全消除，思慕之情尚未忘记，所以《间传》说：“再期举行大祥祭，穿素缟麻衣；中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禫祭时穿细布衣。郑玄注说：“中月，是间隔一个月的意思。”二十五个月之后，还穿着素缟麻衣，又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这不是二十七月又是什么呢？然而二十七月这一说法在经文中没有直接出现，就依靠《杂记》的文字来证明这种说法，即：“为期一年的丧，十一个月举行练祭，十三个月举行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郑玄注说：“这是指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凡是期年之丧，十三个月就终结了。为母亲服丧得以延长两个月，到十五个月举行禫祭，这就是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的证据。又何必怀疑戴圣、郑玄的说法呢？持不同说法的人，始于王子雍，他把“中月”解释为“月中”，于是认为祥祭的那个月就举行禫祭，丧服全部除去了。我曾经论述过，有两点必定不是这样：古人祭祀必定要占卜日期，吉事先占卜近的日子，凶事先占卜远的日子。先占卜近的日子，先占卜上旬，不吉就占卜中旬，再不吉就用下旬；先占卜远的日子，先占卜下旬，不吉就占卜中旬，再不吉就用上旬。张载说：“不说三次占卜，是因为占卜日期只限于三次”，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把“中月”当作“月中”，那么禫祭必定在中旬了，难道不占卜吗？假如祥祭占卜一次就吉，那么应当在下旬，怎么可以先禫祭而后祥祭呢？这是第一个必定不是这样的理由。间隔一个月举行禫祭的制度，本出自三年之丧，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因受父亲压制，不敢穿最重的丧服，只有这祥祭之后的素缟麻衣不嫌与三年之丧相同。于是就有了十五个月的制度。马氏拘泥于《檀弓》“是月禫”的话，曲解说：“祥祭和禫祭用于三年之丧，那么月份相同；用于期年之丧，那么月份不同。”为父亲服三年丧能够充分表达哀戚之情，所以祥祭和禫祭同月以弥补日数的不足；为母亲服期年丧不能充分表达哀戚之情，所以祥祭和禫祭异月以弥补月数的不足。果真像这样的话，那么期年之丧的禫祭反而比三年之丧更隆重了。凡是五服仪节没有不是依次减杀的，为什么这一条独独不同呢？又《丧服小记》说：“为父母、妻子、长子举行禫祭，妻子的丧服也仅次于父母，等同于三年之丧，所以也有禫祭的制度。”四种丧服并列，有斩衰、齐衰、杖期，何曾区分同月异月呢？又何曾因为哀戚之情能否充分表达而在其中增减呢？议礼的人本来可以这样凭空臆造吗？这是第二个必定不是这样的理由。至于《檀弓》说：“祥祭时穿素缟，这一个月举行禫祭，下一个月恢复音乐。”自有正确的解释。陈用之说：“‘是月’的说法，是引出下文，不是承接上文。就像说‘子在这一天哭就不唱歌’一样。‘徙月乐’，就是孟献子禫祭时悬挂乐器而不演奏，过了一个月举行吉祭才演奏音乐的说法。”这话确实可信。有人告诉我：“三年之丧，是再期。至亲以期为断，加重它，使它加倍，这不是礼经的规定吗？”我说：“再期叫为期断，加倍确实就是二十五个月了。”我回答说：“这是就祥祭之日而言的，原本没有说祥祭和禫祭的事情都在这里结束。”这一天，重丧服已经脱去，古人直接称之为除丧，所以说丧事结束。《檀弓》说：“子夏除去丧服后拜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音而不和谐，弹奏而不成声，站起来说：‘哀痛尚未忘记，先王制定的礼不敢超过。’”子张除去丧服后拜见孔子，孔子给他琴，他调音而和谐，弹奏而成声，站起来说：“先王制定的礼不敢不及。”按礼制，祥祭之日击素琴，所以孔子给他们琴。又孔子在祥祭后五天弹琴不成声，十天而成笙歌。二子或过或不及，也在这个时候可知。这难道不是祥祭后除丧的明证吗？《家语》《诗传》都记载这条作“丧毕而见”，更加与礼经相合。然而从此以后，还有素缟麻衣、綅冠黄裳的逐渐变化，难道仅限于此吗？戴圣所说的是变除，说变除就必定直到吉祭才停止，所以说二十七月举行禫祭，又哪里违背经义呢？秦火之后，诸儒收集残存的文献，怎么知道当时没有别的依据就轻易议论呢？杜佑说：“除服后一个月服大祥，服大祥后一个月服禫。”服了大祥之后还有余服，古人也有知道的。统而言之，三年之丧二十五个月结束，就像期年之丧十三个月结束一样。三年之丧二十七月举行禫祭，就像期年之丧十五个月举行禫祭一样。三年之丧有不举行禫祭的，臣为君、妾为夫、子为慈母就是这样。期年之丧有不举行禫祭的，伯叔以下父母在世时为妻就是这样。有禫与不禫的区别，没有同月异月的分别。三年之丧有禫祭的终于二十七月，无禫祭的终于二十五个月。去掉禫祭来说，都终于二十五个月，这是礼经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