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卷五十六>

译不要陷入中间，也不要做成两片。”又问神主的重数，朱子回答说：“《三礼图》中有图像可以考证，司马光（温公）的说法也合乎时宜，不必过于拘泥古礼。”又问如果亲生母亲去世，题写神主时应当如何称呼，在何处祭祀，附祭又在何处？朱子回答说：“现在的法律《五服年月篇》在‘母’字下面注解说：‘指的是生养自己的人，只称为母，如果为了避讳嫡母，就只称亡母，不称妣。’”窦文卿问丈夫在世时，妻子神主上适宜写谁奉祀？如果用丈夫，就题写‘嫔某氏神主’，旁边注写‘夫某祀’吗？朱子说：“旁边注写是用于尊者的，其他情况不必如此。”问亡妻神主上可以题写其儿子的名字来奉祀吗？朱子回答说：“不题写奉祀者的名字才是恰当的。”朱子说：“妻子去世的神主，要写妻子的名字，不可以写母亲的名字。如果是儿媳，必须写儿媳的名字。公公神主的卒哭祭，随即附祭，再立木主于灵座，朝夕祭奠就对着它，三年后撤除。”程颐（伊川）规定士人和庶民不使用神主，只使用牌子。看来牌子的形制应当如同神主，只是不需要做成四片相合，以及在旁边凿孔以贯通中间。尧卿问士人牌子的形制说：“晋人制定的，长一尺二寸，宽四寸五分，也太大了，不如只依照程子神主的外在形制。然而其题写的文字就不能像神主那样多写于凹陷的中间了。”直卿问神主牌，先生晚上说：“荀勖的礼制未终篇说：‘司马光所制的牌子，宽四寸，厚五寸八分，错了。根据隋文帝所编的礼书，有一篇荀勖礼，上面说是宽四寸，厚五分八厘，大字书写某人神座，不然只小楷书写也可以。后人沿袭错误，却把五寸八分当作一句。’”又无爵说：“府君、夫人，汉人的碑刻中已经有了，只是尊称神灵的辞语。府君如同官府的长官，或者称为明府，现在的人也称父亲为家府君。”

译何基回答庄行之的提问：关于神主的形制，如果说是神主形制，古代并没有（固定样式），只是安昌公荀氏才开始有祠版，而司马光沿袭了他。然而字形已经错讹，尺寸不合规范，难以依据遵从。程子开始创立确定的形制，有所取法象形，已经非常精确，然而对于神主中间凹陷部分也不说定尺寸。到高氏的礼仪才开始说宽一寸，长六寸。朱熹又说：“应当深四方。”如果死者的官职名号文字较多，就不必拘泥于六寸的规制。司马光礼仪中用囊袋包裹紫色、绯色神主的，也是凭心意裁定的。见《小祥》篇首所说的“府君夫人”，那么自从汉代以来就是尊称神主的通称。朱熹说“汉代人的碑刻已经如此”等语。

《金史》贞祐四年，礼官上言迁庙之事，神主使用栗木，依照唐代制度，是皇统九年所确定的。安放神主的石室旁侧及上下都是石头，门朝东，用木头做门扇，涂上朱红漆。室中有褥垫，安放神主完毕。皇帝的神主居左，覆盖黄罗帕；皇后神主居右，覆盖红罗帕。屏风用纸张制作，木头做框，两脚像立屏的样子，覆盖三幅红罗，绣有金斧五十四把，用红绢包裹，覆盖在屏风上。那没有纹饰的一半，垂在后面，放在北窗下，朝南向前。设置几案和席垫以安放神主，五层席垫各长五尺五寸，宽二尺五寸。最下层的筦席，用蔺草编织，边缘用红罗装饰，用白线绣蕙草纹及云气形状，再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主配两席。中间的缫席，用五色绒织青蒲制成，边缘用红罗装饰，画有藻纹及云气形状，也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主配两席，在筦席之上。黻席，用轻薄的竹篾制成，也叫桃枝席，边缘用红绡绣铁色斧纹，用红绢包裹，每位神主配两席，在缫席之上。虎席两席，大的长度相同，只是宽度增加一尺，用虎皮做褥垫，有衬里，用红罗绣金色斧纹装饰边缘。又有小虎皮褥垫，形制与三层席垫相同。天气暖和时用桃枝席和次席，天气寒冷时去掉桃枝席，加上虎皮褥垫。夏秋祭祀时用桃枝席和次席两席，冬天则去掉桃枝席，在缫席上加小虎皮褥垫。腊冬时节又在缫席上加两张大虎皮褥垫，将两张小虎皮褥垫迁到大褥垫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长一尺五寸，涂上丹漆。皇帝神主前设曲几，后设直几。

《元史》神主的形制，至元三年才命令太保刘秉忠考证古制制作。高为一尺二寸，顶部圆形，直径二寸八分。四庙的神主各削去一寸一分，上下四方穿孔，中央通孔，直径九分。用光漆在背面题写尊号谥号。上匮的趺、底、盖都是方形，底自下而上，盖从上而下。底与趺齐平，方形一尺，厚三寸，都依据元祐古尺。神主及匮趺都用栗木，匮趺并用黑漆。设置石室以安放皇帝神主，用曲几、黄罗帕覆盖。皇后神主用直几、红罗帕覆盖。石室每室有红锦厚褥一床，紫锦薄褥一床，黄罗复帐一顶，黑背红帘一顶，边缘用黄罗带装饰。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师奉旨制作木质金表牌位十六个，也叫神主。设置大榻金椅，位置在石室前。皇帝位居右，皇后位居左。在正面题写名号，用销金绛纱笼罩。其形制像匣子。

至元十二年，检讨张谦呈报：“从前因为修缮太庙，奉命将金牌位迁到馔幕殿，设置金椅安放。那栗木神主却与旧神主牌位各自存放在厢房内，安置在金椅下，礼仪有不妥当之处。现在应当将金牌位迁到八室内，那石室中的栗木神主适宜用仪仗车舆迁纳旧神主，并将牌位安置在箱中为宜。”

制作神主使用栗木，取法于时令日月。

趺方四寸，象征一年的四时。

高一尺二寸，象征十二个月份。

宽三十分，象征一个月的天数；厚十二分，象征一日的时辰。【身和趺都厚十二分】削去上部五分，

做成圆形头部，寸之下刻出前额，

中间分开，一分居前，二分居后。【前四分，后八分】在中间书写爵位姓名行第。【书写内容为：故某官某公讳某，字某。第几神主，长六寸，宽】合拢后，竖立在趺上。

【一寸，身露出趺上一尺八分，加上趺高】在旁侧开孔，

如同身厚三分之一。【一尺一寸称为】居二分。

之上。【圆径四分，称为在七寸】粉涂前面，以书写。

所属称谓。【一分之上，所属称谓指高曾祖考称谓官职或名号行第，如处士】旁侧题写主祭者之名。【秀才，郎，公】加赐改易。

世代更替则用笔洗去更改。【曰：孝子某奉】外

改中不改。

【张孚敬在议定尊号谥号礼仪中一条说：粉涂神主用水不用油。神主最为重要，贵在质地一成不变，所以水没有其他装饰，用水粉也可以代替迁移。时常刷洗改题称号及旁注，如果用油便应用刮削，这不是显示安重的方式。与神位不同，神位可以装饰。】

【吕坤《四礼疑》】府君、孺人，是爵位。活着是庶人，死了却称爵位，可以吗？这是欺骗，是僭越。孝子不欺骗亲人，圣人不教导僭越。《家礼》，是有家之礼，不是家家之礼。活着有爵位，死了在庙中称爵位，不掩盖其实情。爵位不止一等，举府君、孺人为例，其余类推。庶人只适宜

译显考某字行第几，显妣某氏行第几，神主就是这样。何必窃取名器来抬高自己呢？又考察伊川制定的神主样式，士大夫和平民百姓都不适用，更加知道“府君”“孺人”并不是士大夫和平民百姓的通用称呼了。又神主没有固定样式，样式从程氏那里取义也很精当，而尺寸辨别古今用禁，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拘挛了，这是儒者的见解。神主的样式题写考妣的姓字，用来依附神灵，使子孙祭祀时如同他们在场一样。平民百姓的家，长久则用木牌，暂时则用纸位，只要存有尊祖敬宗的心，不必拘泥于韬借的说法。至于偶尔没有柏树栗树，凡是贵重的木材都可以使用，只是太高大就接近僭越了。伊川的神主样式偶尔没有考虑到，倘若考有尊贵的爵位崇高的头衔，难以摘取的，陷中字数的数量有定，怎么书写呢？即使使用三司布帛尺，陷中的分寸稍长，似乎也没有害处。有人说四个龛的神主高低必须相同，回答说通用三司尺也可以。近日市井布尺长以三掌裁缝与段行尺，则是现在最小的，然而看周尺也稍大。制度不是周代的制度，人不是周代的人，为什么要拘泥于周尺呢？使用现在的裁缝尺也可以。坤送仁寿太后的丧事，见其神主也用周尺，高低看家礼，国初议礼的大臣可以说是拘泥古法太过分了。天子有十六字庙号及宗衔，不少于二十余字，怎么可以和臣庶相同呢？又旁题适长奉祀，是天子和诸侯的礼节。士大夫的家，众子孙不名祖考的心吗？宜名而称，与祀父母有众子，而旁题只说孝子某人奉祀，书适长明主祭之有人也。众子或三或五，不得书名于人情】

译尤不亲近，不如左边书写孝子某某，或者孝孙某某奉祀，右边书写介子某某参与祭祀。如果众孙隔代，就不必书写了。因为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大夫不得以诸侯为祖，所以不在庙中题名。士人和庶民有什么嫌疑呢？又宗子出仕带着神主出行，必定没有庶子，才可以。如果有庶子，与其带着神主出行，宁可让庶子代理祭祀。虽然不继承宗统，但称宗子来祭祀，也是祖考所不排斥的。奔波千万里，把神主放在箱子里可以吗？何况后世做官不是久任，而祭器难以齐全，执事人员难以完备。或者官位不尊而祭品没有准备，官署不宽敞而居住没有多余空间，不几乎亵渎神灵了吗？坤游宦只供奉小影堂一轴，情感尽到而礼仪不亵渎，非常简便。宗子更应当这样。又庶子不参与，不主持，不代理，不站位，这是没有祖考啊，可以吗？礼说儿子参与祭祀但不主持祭祀，这是兄弟同在的时候。如果宗子外出而庶子不能参与祭祀，又不敢主持祭祀，又不得代理祭祀，或者神主跟随宗子出行，又不得站位，这是庶子没有尊祖敬宗的本分，不是祖生父育的身体，不是教人孝道了。所以宗子不在就代理，神主不在就站位，这是绝对不能废除的。不知道宗子出仕而父母不跟随，即使有庶子，必定不应当在家供养吗？拘泥礼仪到这种地步，不是圣人的本意。又制作祠堂的神主，崇尚右边，点主是不合礼仪的。礼仪有题写而没有点画。现在题写神主完毕，主字上空留一点，请贵宾用朱砂点画。说用活人接续死人的气息，荒谬啊。妇人的气息，用别人的丈夫接续，更加荒谬啊。应当遵循礼仪，子弟擅长书法，就书写；不擅长书法，就用擅长书法的人。

冯善《家礼集说》或问：现在的人用座盖作为韬椟而很少使用前开两窗的椟，偶尔有用的人也不再使用座盖，又夫妇共用一个匣子的制度则是扁阔座盖来容纳两个神主，其样式见下图，而又难以施行考紫妣绯的韬，现在应当如何？回答说：我想古代放置神主在座上，是用帛韬包裹，然后加盖再放入椟中，后人从简不再两用，于是称呼座盖为韬椟，沿袭使用，所以《家礼》借下注说方阔与椟内相同，以及椟用黑漆且容纳两个神主，于是到现在就一直称呼座盖为韬椟而不再依照古制两用了。以礼仪衡量，则应当依照前式两用的是正确的。如果想要从简，则依照下图合式只做扁阔座盖夫妇共用一个匣子，那么韬帛又有什么嫌疑于一色呢？因为前代重视紫色轻视绯色，所以有此分别，但我认为祖宗同等看待考妣，又何必拘泥于分别轻重于事务的末节呢？况且黄紫色是国家制度不可僭用，韬用红罗应当遵从。而且朱子论述制作神主周尺长短说神主的大小，虽然没有音律高下的差别，得到一个书写作为依据就足够了。我认为韬椟也是这样，不必过分议论。或问：没有官职的人则书写处士、秀才以下，又可以书写府君吗？回答说：查《祠堂章》有事则告条下注说：有官职的人都书写封谥，没有官职的人就用生前行第称号加在府君之上，这是庶民都可以称呼其祖先为府君了。又问：现在的人又在神主陷中两旁增写生于何年月日，卒于何年月日，享年几岁，某处如何？回答说：也很详细完备，应当遵循。

姚翼《家规通俗编》案：朱卤庵题写无官神主称处士，郑介庵作无封妇人志称硕人。处士不是严光、徐穉之类，本来不容易称呼，但舍弃这个没有别的办法顺从孝子的心。硕人既然可以在志中称呼，那么神主也可以称呼，所以都遵循它。案：黄暐《〇窓类记》说：“现在没有官职的人称府君，是袭用古式而不知道本朝有禁令。”然而禁令无可考证，而在载籍中见到湛甘泉先生告祖文称“曾祖处士府君”，这位先生不是不懂礼仪、不考证典故的人。丘文庄公是本朝通达礼仪的人，他辑录《家礼》也称“处士府君”，恐怕《〇〇类记》所说错误了。“诗·楚茨”：“先祖是皇”，朱注：“皇，大也，君也。”而庆源辅氏说：“君就是府君的意思。”那么府君是人子尊祖考的言辞，不是以爵位称呼，明白了。只是卑幼对于主人，则不可以一概称呼罢了。

韦人鳯说：神主奉祀，只适宜长子署名。如果长子不在，则列长孙。三代尊称题衔，都应当改题。所以重视宗法。所以长孙、长曾孙都有承重的丧服。所以承重的，是继承宗祀。现在见到世俗神主，一概罗列众子的名字，非常不合礼仪。懂得尊祖敬宗意义的人，应当改正。

干学案：古人在祖考及妣之上，都加一个皇字。建元大德朝开始诏令改皇为显，因为士庶不得称皇。不知道皇的取义，是美，是大，起初不是取君字的意思，而当时却以此为嫌，为什么呢？至于现在，则沿袭已久，自然不必再用皇字了。

王岩立主议，自从先妣去世。各种丧仪，岩斟酌古法裁制今用，期望达到最恰当。至于立主这一节，更是丧祭的大事，岩特别谨慎。《檀弓》说：“重是主的道理。”注说：“刚死立重，用来依附神灵。士的重木三尺，重不是主而有主的道理。周人虞祭后制作主，撤去重埋掉。”《家礼》：“已经〇题主，三虞卒哭，才

译“以主祔。”司马光将“重”改为“魂帛”，朱熹认为这是顺应时宜的做法。设立“重”的意图，大概是担心神灵没有依托，又不敢立即制作神主，我私下认为，刚死时还以对待活人的方式侍奉他，而神主则是属于神道的了，所以不忍心在他刚死时就立刻以对待死者的方式对待他。如今扶送灵柩南归，路途数百里，下葬后返回，往返需要十几天，如果一定要等到下葬后、三次虞祭之前，那么从引灵柩出发以后，到虞祭以前，灵座长期空虚。我的母亲早晚神灵游荡于厅堂、门庭、台阶之间，无处不到，却没有停息依托的地方，这是不可以的。司马光设立魂帛，既用来代替“重”，也用来象征神主。等到神主归位，魂帛随后，初虞祭时将其埋掉，这是《家礼》的规定。现在既然已经立了神主，神主立了，魂帛就不必再保留，而周礼中撤去神主和“重”，如果一定要等到虞祭之后才埋掉魂帛，这是不可以的。近世俗礼，在下葬前预先题写神主，但空出“王”字的一画，灵柩车已经出发，才在大门外加上这一画，称为“防主”，在仓促之际，苟且简略，不再有谨慎敬重父母的心意，这是不可以的。世俗的礼仪，在立神主时，必定延请有爵位的人来题写，又因为他们的尊贵不可烦劳，于是预先题好神主，只留下一画等待他们。神灵依附于神主，难道是尊贵的人题写就依附，不尊贵的人题写就不依附吗？况且那些贵人，他们的人品究竟如何呢？如果是君子，确实足以作为我母亲的“重”，不是因为他们的尊贵；如果是小人，那么凶恶污秽鄙陋琐碎的气息，是我母亲所厌恶而唾弃的。何况神灵所依附的，难道仅仅因为那一画吗？现在却因为尊重贵人的缘故，迁就苟且，把一件事寄托在一画上，重视势利而轻忽亲人，这是不可以的。艾千子治丧，他立神主也不等到下葬之后，然而在刚死时就立神主而不设魂帛。魂帛与神主，都是象征死者但有所不同的。刚死时设魂帛，不立即以对待鬼的方式对待他，不忍心在他刚死时就立刻以对待死者的方式对待他，这也是刚死时立“重”，下葬后才立神主的遗意。千子废除魂帛而立神主，刚死时就以对待死者的方式对待他，这是不可以的。这些都是我岩所谨慎对待，不敢忽视的。我在引灵柩出发的前一天为母亲立神主，灵柩出发就奉神主登上灵座，不等待下葬。神主立了，魂帛就埋在洁净的地方，不必等到虞祭之后。这样我岩扶送灵柩前行，而我的母亲安居灵座，出入神游自如。而《家礼》题写神主，只用善于书法的人，所以我岩不援引乡里的贵人，依靠仓促间在门外的一画，以显示古礼可以通变，世俗的礼仪不可遵从。像我岩所斟酌的，大概没有违背古礼，可以在今天实行。将写文章来告知先母，因此议论如此，以等待议礼的君子。

译万斯大与张仲嘉讨论《家礼》中关于题写神主条目的要点，写道：“古人必定在安葬之后才题写神主。如今世俗大多在即将出殡时在家题写，随顺习俗也可以。按古人初死时设立重主，既葬后举行虞祭，才埋掉重主而制作神主。卒哭祭的第二天，将神主附祭于宗庙。后世在安葬当日于墓前制作神主，道理确实更为优胜。因为尸柩入土，孝子惶惶不安如同失去依靠，在此时设立神主，那么神灵就有所依附，子女也就有所奉祀，所谓‘不忍心让神灵一日没有归宿’的意思，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深切。《家礼》记载了这一做法，通俗地推行开来。唯独杭州习俗在出殡前于家中题写神主，尸柩还在堂上，况且已有魂帛和画像，如果再立神主，那么神灵就更加没有专一的依附了。又且出殡时，神主与画像、魂帛一同前往，中途则子女奉持神主回家，安顿好神主后再去墓地，这是什么礼法呢？我的意见是这条应当把‘世’字改为‘杭’字，去掉‘大都’二字，将‘随俗亦可’四字改为‘殊为非礼’才合适。”

朱董祥说：“有人问：神主用栗木是礼制吗？回答说：栗木坚硬耐久，火不容易点燃。古代炉口、火门都使用它，使用它适宜，这就可以作为礼制。说周人用栗木，我不敢确信。又问：神主的长短厚薄，《家礼》有定式，它的尺度依据什么？回答说：应当依据古尺，先王的制度，近取之于身体，张开手掌知道一尺，张开手臂知道一寻。三代以八尺为一步，秦代以六尺四寸为一步。秦代并非缩短了步幅，而是增大了尺的长度。现在的匠尺，就是秦尺。自从汉代沿袭秦制至今使用。古尺比秦尺短，大拇指和中指围一圈是一尺，右手左手各伸开共八围是一寻，与身体的长短也相同，所以说：张开手掌知道一尺，张开手臂知道一寻。问：现在民间使用的尺，比匠尺还大，是哪个朝代的制度？回答说：这是唐初租庸调时期，官府征收民间布帛所用的，因为是为布帛而设，所以只有裁衣的人使用，民间也只用来量布帛。唉！现在的神主，关键不在于尺寸，用木头就可以了。人刚死不招魂，那么魂魄就会离散；既已入殓不立重主，那么魂魄没有凭借也会离散。神主不统一，而支派庶子各自分立，那么神主就不成其为神主。魂魄没有专一的依附，最终就会离散。况且题写神主的人不亲近，不贤德，是素不相识的人，做着毫不相干的事，又不明白神主的用途，题写有什么意义？题写了外表，遗忘了内涵，以讹传讹，都违背了礼制。像这样却想沟通幽明，使魂魄伸展成为神鬼有所归宿安于神主，与子孙相通，按时享受祭祀，怎么可能做到呢？”

神座

黄长睿《东观余论》：近年商于地方的农夫得到几种汉代石刻，有‘云圈公神座’、‘绮里季神座’、‘角里先生神座’，又各有‘神胙机’，都是汉人隶书。《三辅旧事》说：‘汉惠帝在四皓隐居的地方为他们立碑。’这‘神座’及‘胙机’，难道也是当时所立的吗？赵明诚《金石录》：右边‘四皓神位’、‘神胙机刻石四’，在惠帝陵旁。查验其字画，大概是东汉时的书写。按颜师古《匡谬正俗》引《圈称》《陈留风俗传》自序说：‘圈公的后代，圈公是秦朝博士，避乱到南山。汉高祖聘请他，他不就任。惠太子即位，任命圈公为司徒。’从圈公到圈称，共十一世。按班固《汉书·叙传》提到四皓，只有园公，没有圈公。说在秦朝时，避乱进入商洛深山，那么就不可能是博士，这是明显的。又且汉朝初年不设置司徒，怎么能任命圈公为司徒呢？圈称的说法实在粗鄙浅陋。我曾怀疑圈称著书自述其世系，不应该如此荒诞。等到得到四皓刻石，见其所书，也写作圈公，才知道圈称所述果然不是凭空捏造，大概当时就是这样书写的。知道说圈公是秦博士及惠帝时拜司徒的人，怀疑是没有依据的。”

洪适《隶释》：右边四老神座神胙机共四块。扬子云《法言》说：美行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班孟坚叙述近古逸民与扬子云相同。《陈留志》说：园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园中，因此以此号为号。夏黄公姓崔名广，隐居夏里，号曰黄公。角里先生姓周名术，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谧等人的说法又互相矛盾，所以颜师古注《汉书》全部舍弃不取。陶渊明诗有‘黄绮之南山’，杜子美诗有‘黄绮终辞汉’之句，似乎也是以夏为地名。只有圈称《陈留风俗传》自序说：圈公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为司徒，至称十一世。此刻有圈公神座及神胙机，写作圈公，大概有所依据。这四人，神座及胙机应当各自都有，现在绮季、角里尚缺其一，而黄公的未见。有人说数十年前商于农人耕地得到这些。

神象

司马氏《书仪》：世俗都在魂帛之后画影象，男子生前有画像使用，还无所谓。至于妇人，生前深居闺阁，出门则乘坐帷车，遮蔽面容。死后，难道可以让画工直接进入深室，揭开遮面的布帛，执笔观看容貌，画下她的样子吗？这实在是不合礼制，不可使用。

《二程全书》：现在人用影象祭祀，或是画工所画，一根胡须头发画得不当，那么所祭的已经是别人了，非常不便。

《元史》：耶律希亮生性极其孝顺，因为困厄在远方，家产散失殆尽，仅收藏祖先画像。

译四季按时在穹庐中陈列祭品致祭，竭尽诚心敬意，朔漠地区的人们都聚集前来观看，赞叹说：“这是中原地区的礼仪啊。”

译林俊方《棠陵先世遗像跋》：坟墓用来安藏亡者的魂魄，宗庙用来栖息亡者的神灵，牌位用来维系祭祀，这样就算完备了。绘制遗像以自我记念，在丧葬隆重之时，孝子顺孙因此产生感念。程子的议论过于严苛，恐怕是担心堕入佛教、道教那种设立偶像来立教的弊端。先人的遗容，士大夫大多崇尚它，我也崇尚它。方思道豪迈，也崇尚它。古代有侍奉木牌位，出行时用画像代替牌位的情况，这既便利又合乎礼义，源自古代典籍。

刘世节《瓦釡漫记》：祭祀使用“尸”（代表祖先受祭的人），其意义精深。因为“尸”不能行走，所以改用木牌位；木牌位也不能行走，所以改用画像。这两者仍然保留着使用“尸”的意义。到了宋代儒者说画像与祖先无关，只专用木牌位。他们不知道几寸长的木头与祖先又有什么关系呢？古人设立木牌位，大概是因为祭祀使用“尸”，都是让子弟来扮演。

高曾祖考无以分别，故用主以识之。今不用而独用主，正如今之乡饮主、賔、介、僎之帖，独有帖而无人也。敖英《东郭赘言》：古人的祠堂有的祭祀木牌位，有的祭祀小画像。程伊川、朱晦庵主张用牌位；司马温公、吕东莱主张用画像。大概牌位是神灵的栖息之所，画像是神灵的形貌。我朝刘文安公不用牌位、不用画像，只用一幅轴画，上面大字书写三代祖父母的神灵，这又是另一种见解。吕坤《四礼疑》：影堂是延续视觉的，这是无声的亲人。清晨在墓前瞻仰依恋，死后凝视，长久盼望终究再也见不到了。孝子无奈思念怎么办？所以在画像旁边的墙壁，偶尔听到行走的声音，偶尔看到容貌仿佛是我的亲人，仍然伤心流泪。是真的吗？是虚幻吗？是做梦吗？闭眼还在眼前吗？恍然间失去了。画像不就像看见一样吗？牌位不就像亲人一样吗？孔子说：“祭祀时就像祖先在面前。”《商颂》说：“安抚我思念的成汤。”是想见到祖先啊。程伊川不采纳影堂，说：“如果多了一根胡须，就是别人了。”不知道木牌位怎么像我的亲人呢？伊川的高祖少师有影帐，旁边画了两个婢女，叫鳯于，叫宜子。叔祖七郎中有影帐，旁边画了两个婢女，叫楚云，叫赛奴。画侍儿，是亵渎。然而程氏先祖本来就有影堂。古代有铸造金像、雕刻木像、雕琢石像、塑造泥像来模拟亲人的，都出于极度思念、无聊无奈的情感，这有什么违背礼制呢？孝子慈孙对于木牌位、影帐两者都保留是可以的，不必一定要保留，也不必一定要废除，也是可以的。

万斯大与张仲嘉书：古代礼制有画像的事，后世也有。司马温公因为认为这不是古礼，所以在《书仪》中只记载魂帛，依凭神灵，而朱子没有改变。我却认为绘画之事，自古就有，如《尚书》说“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防”，《左传》说“远方图物”，知道虞夏时期有绘画物品的人了。《尚书》说“乃审厥象，以形求说”，知道商代有绘画人物的人了。只是当时没有子孙绘制祖父的，所以圣人没有记载在经书中。后世绘制功臣，绘制贤哲，往往见于记载，却说子孙唯独不可以绘制祖父，这是不合人情的言论。况且古代礼制不是有“尸”吗？用孙子模拟祖父，事死如事生，古人自有深意。然而在今天实行，没有不视为儿戏的，哪里比得上用笔墨传神，子孙在岁时瞻仰拜祭，思念他的起居，思念他的谈笑，思念他所喜爱的，思念他所嗜好的，实在有洋洋如在的感觉呢？所以“尸”在今天必定不能有，画像在今天不妨有。如果说神像的名称不是古礼，那么古人对“尸”已经称之为神像了。如果说描绘形貌是不庄重，那么《传》已经称颂“惟肖”，而魂帛的描绘形貌已经作为防范了。今天天下士大夫与他谈论礼制，必定说“画像不可增加”，一到亲人去世，不忍心说话的时候，隐隐约约，没有一个人能违背俗例而不绘制画像的，这是避其名而行其实。唉！也想想画像究竟有什么害于礼，而一定要避其名呢？曾经读《濳溪九贤图赞》，周、程、张、朱以及尧夫、君实、伯恭、敬夫都在其中，他们的须眉面目各自生气勃勃如同看见，这如果不是得到他们家中的画像，又从哪里得到相似的呢？那么温公、朱子的书，子孙已经不能全部尊崇了。我在此敢说一句：“人情所不能避免的，圣人不禁止它，大概就在这里吧？”现在的人有能确守礼文，亲人去世而不绘制画像的，纵然不敢议论他不对，我终究想去掉魂帛的称号，而恢复重新改结帛，而从束帛。如果不能直接废除魂帛而不设置，大概始死时有柩有像，就是古人立重的意思，再有魂帛，就成了三个了。神灵没有专一的依托，更加不合礼意。狂妄愚昧的言论，不敢自隐，恭敬地来请教先生。

关于神像的设置，有人认为可以，有人认为不可以，那么应该听从谁呢？我认为应当衡量人情罢了。推测当今世道，没有不用画像的，众人都用，而我独自矫饰情感，我心里独自感到满足吗？不满足。况且图形之说，由来已久。文翁的讲堂，制作土偶来模拟圣贤，人们不认为不对。土偶还可以，而唯独绘画不可以吗？先圣贤还可以，而唯独我的先人不可以吗？人子在亲人去世之后，亡故了，丧尽了，不可再见，罢了。岁时享祀，一展视而仪容如在，仿佛亲近他的谈笑，仿佛聆听他的咳嗽吐唾，凄怅悲怀之意，因此更加深切。

译虽然岁月已经很久远，但我的亲人依然仿佛就在眼前。这也体现了“见似目瞿”的含义，这难道不是为人子女最真挚的情感吗？为什么想要去除它呢？所以我才说：应当以人之常情来衡量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