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一百九
建光元年十一月，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丧【案：从祝讽、孟布之言也】
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内外众职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诏下公卿议，者以为不便。恺独议曰：「诏书所以为制服之科者，葢崇化励俗以▯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职在辩章百姓，宣美风俗，尤宜尊重典礼，以身先之。而议者不寻其端，至扵牧守则云不宜，是犹浊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従之。《陈忠传》忠为尚书，安帝元初三年有诏，大臣得行三年丧，服阕还职。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旧令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徭，令得葬送。请依此制。」太后从之。至建光中，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絶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闻之，《孝经》始扵爱亲，终扵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贵贱，其义一也。夫父母扵子，同气异息，一体而分，三年乃免扵怀抱。先圣缘人情而着其节，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虽要绖服事，以赴公难，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称「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礼也」。周室陵迟，礼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诗自伤曰：「缾之罄矣，维罍之耻。」言已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髙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吿之科，合扵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吿宁，而羣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大汉之兴，虽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借田之耕起扵孝文，孝防之贡发扵孝武，郊社之礼定扵元成，三雍之序备扵显宗，大臣终丧成乎陛下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扵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宦竖不便之，竟寝忠奏，而从讽布议，遂着扵令。
干学案，从来营私竞进之徒，凡事之不便扵已者，辄引祖制，援旧例以駮其説。一人倡之，千人和之，颇足乱人主听闻。不知一时所定未善，后世子孙从而更之，以归扵善，是祖宗所深慰也。有何嫌乎？故凡典礼所闗，当一以先王之礼，人心之义为断，不得惑扵营私竞进者之説。
左雄传》顺帝时，雄为尚书令，建言：“守相长吏，非父母丧，不得去官。”
桓帝纪，永兴二年二月，初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服【案：从赵岐之言也】
永夀二年正月初，听中官得行三年服。
延熹二年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赵岐传，岐以永兴二年辟司空，▯议二千石得去官行服，朝廷从之。
荀爽传爽对防曰：「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防。夫丧亲自尽孝之终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増崇孝道也。往者孝文劳谦，行过乎俭，故其遗诏以日易月，此当时之宜，不可贯之万世。古今之制虽有损益，而谅闇之礼未尝改移，以示天下莫遗其亲。今公卿羣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夫仁义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应乎下。传曰：『丧祭之礼阙，则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者众矣。』曽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春秋》传曰：「上之所为民之归也。夫上所不为而民或为之，故加刑罚；若上之所为民亦为之，又何诛焉？」昔翟方进以身备宰相，而不敢逾制，至遭母忧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礼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其门，所以崇国厚俗，笃化之道也。事失宜正，过勿惮改，天下通丧可如旧礼。」
【袁梦麒曰：记言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公羊传》曰：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要绖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
译建光元年十一月，再次禁止大臣及二千石以上官员服三年丧【案：采纳了祝讽、孟布的意见】
《刘恺传》记载，旧制规定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服三年丧，因此内外众多官员都废除了丧礼。元初年间，邓太后下诏，长吏以下不为亲人服丧的，不得担任地方长官或主持选举。当时有人上书说州牧、郡守也应与此制相同，太后下诏让公卿商议，众人认为不便。只有刘恺议论说：“诏书之所以制定服丧的条例，大概是推崇教化、激励风俗以弘扬孝道。如今刺史是一州的表率，二千石是千里之内的师长，职责在于明辨百姓善恶，宣扬美好风俗，尤其应当尊重典礼，以身作则。而议论的人不探究其根本，到了州牧郡守就说不应服丧，这就像弄浑源头却希望水流清澈，弄弯形体却希望影子笔直，是不可能的。”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
《陈忠传》记载，陈忠任尚书时，安帝元初三年有诏令，大臣可以服三年丧，服丧期满后再回任。陈忠因此上书说：“孝宣皇帝旧制规定，从军屯田及在官府服役的人，祖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的，都免除徭役，让他们得以安葬送终。请求依照此制。”太后听从了他的意见。到了建光年间，尚书令祝讽、尚书孟布等上奏认为：“孝文帝制定了简约礼仪的制度，光武帝废除了告假归宁的典制，留给后世万代的法则，确实不可更改，应当恢复建武年间的旧例。”陈忠上疏说：“我听说，《孝经》始于爱亲，终于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平民，无论尊卑贵贱，其义理是一致的。父母对于子女，同气连枝而呼吸各异，一体而分，三年才能脱离怀抱。先圣顺应人情而制定节度，服丧二十五个月。所以《春秋》记载，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不呼唤他家门。闵子骞虽然束着丧带服事君主，以应对公家危难，但退朝后便辞去职位，以尽私恩，所以称赞‘君主使他这样做是不对的，臣子这样做是合乎礼的’。周王室衰微，礼制混乱，《蓼莪》的作者作诗自伤说：‘瓶空了，是罍的耻辱。’说自己不能尽完子道，也是上级的耻辱。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告假归宁的条例，符合尽忧之义。建武初年，刚经历大乱，各项国政多趋向简易，大臣既然不得告假归宁，而众官员营求禄位、念及私利，很少遵循三年之丧，以报答养育之恩，礼义之道，确实受到损害。大汉兴起，虽然承接衰败，但先王的制度逐渐施行，所以借田之耕起于孝文帝，孝廉之贡发于孝武帝，郊社之礼定于元帝、成帝，三雍之序备于显宗，大臣终丧成于陛下圣功美业，没有比这更崇高的了。孟子有言：‘尊敬自己的老人，从而推广到尊敬别人的老人；爱护自己的小孩，从而推广到爱护别人的小孩。’天下可以运于掌上。臣希望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揣度臣子之心，则海内都能各得其所。”宦官认为不便，最终搁置了陈忠的奏议，而听从了祝讽、孟布的意见，于是著于法令。
干学案，从来营私竞进之徒，凡事对自己不便的，就援引祖制，引用旧例来驳斥其说。一人倡导，千人附和，足以扰乱君主的听闻。不知道一时所定的制度未必完善，后世子孙从而更改它，以归于完善，这是祖宗所深深欣慰的。有什么可忌讳的呢？所以凡是涉及典礼的，应当一以先王之礼、人心之义为断，不能被营私竞进者的言论所迷惑。
《左雄传》记载，顺帝时，左雄任尚书令，建议说：“郡守、国相、长吏，如果不是父母丧，不得离职。”
《桓帝纪》记载，永兴二年二月，开始允许刺史、二千石服三年丧【案：采纳了赵岐的意见】
永寿二年正月初，允许宦官服三年丧。
延熹二年三月，再次禁止刺史、二千石服三年丧。
《赵岐传》记载，赵岐在永兴二年被司空征辟，议论二千石可以离职服丧，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荀爽传》记载，荀爽回答说：“汉制让天下诵读《孝经》，选拔官吏举荐孝廉。服丧是尽孝的最终体现，如今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丧不得离职，恐怕不是用来推崇孝道的。往昔孝文帝勤劳谦逊，行事过于节俭，所以他的遗诏以日代月，这是当时的适宜做法，不能贯穿万世。古今制度虽有增减，但居丧之礼未曾改变，以显示天下没有人遗忘其亲人。如今公卿群僚都是政教所瞻仰的，而父母之丧不得奔赴，仁义之行从上开始，敦厚之俗在下响应。传曰：‘丧祭之礼缺失，则人臣之恩情淡薄，背弃死者、忘记生者的人就多了。’曾子说：‘人没有自我尽力表现的，必定是在父母丧期吧？’《春秋》传曰：‘上级所做的事，是民众归向的。上级不做而民众做了，所以加刑罚；如果上级做了，民众也做了，又何必惩罚呢？’昔日翟方进身为宰相，却不敢逾越制度，直到遭遇母丧三十六天就除服。失礼的源头从上开始，古者大丧三年不呼唤其门，所以推崇国家、厚待风俗，是笃实教化的方法。事情失当应当纠正，有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天下通丧可以如旧礼。”
【袁梦麒说：《礼记》说父母之丧，三年不从政；齐衰、大功之丧，三月不从政。《公羊传》说：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闵子骞束着丧带服事，既而说：‘像这样吗？’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
仕。孔子善之。汉兴略因此意以立法，故大臣有宁告之科，所以崇孝道、厚风俗也。自文帝遗诏以日易月，于是遵以为常。薛宣为丞相，母死，弟修去官行服。宣谓修：「三年服少有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逮翟方进为丞相，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宣、方进俱位大臣，而所行若此，其俗可以见矣。然考之《宣纪》：地节四年，令民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使得送终，尽其子道。哀帝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扬雄传》注云：「汉律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凡此皆详扵士民，而略扵百官公卿，又何意邪】
译做官。孔子称赞这种做法。汉朝建立后，大致依据这种意思来制定法律，所以大臣有因父母丧事而告假守丧的条例，这是为了推崇孝道、淳厚风俗。自从汉文帝遗诏规定以日代月（缩短守丧时间），于是沿袭这成为常制。薛宣担任丞相时，母亲去世，弟弟薛修辞去官职去守丧。薛宣对薛修说：“三年守丧很少有人实行，兄弟之间互相违背，不可以这样。”薛修于是坚持守完丧期，从此兄弟不和。等到翟方进担任丞相，母亲去世，安葬后三十六天就除去丧服，起来处理政务，他认为自己身为汉朝丞相，不敢超越国家的制度。薛宣、翟方进都身居高位，而行为却像这样，当时的风俗就可以看出来了。然而考察《汉宣帝纪》：地节四年，命令百姓中有祖父母、父母丧事的，免除徭役，使他们能够送终，尽到做儿子的孝道。汉哀帝命令博士弟子父母去世的，给予三年丧假。《扬雄传》注说：“汉朝法律规定不为亲人守三年丧的，不得被推举选拔。”所有这些，都对士人和百姓规定得很详细，而对百官公卿却规定得很简略，这又是为什么呢？
【徐天麐曰：两汉丧服之制，虽不合扵古礼，然士大夫至孝出扵天性者，未尝不服三年之丧。在西都，则公孙▯、原涉、河间王良；在东京，则桓荣、韦彪、铫期、鲍昻及东平王敞、东海王臻兄弟，皆事亲尽爱，送终竭哀。二史书之，以为罕见。所以贬时俗之不能尽其通丧也】
干学案徐天麐所辑《东汉防要》原采纪传中所言丧制成文，兹已据范史备列，不复重出。其所言公孙▯、原涉诸人，见下《守礼》篇。
吴志《嘉禾六年正月》禁奔丧犯者，大辟【详见变古】
晋书·武帝纪》泰始元年诏：“诸将吏遭三年丧者，遣宁终丧；百姓复其徭役。”
三年三月初，令二千石得终三年丧。十月，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埸，皆得奔赴。
晋书·载记》后秦姚兴▯始中，诏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埸崄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
魏书·孝文帝纪》太和二十年二月诏：“自非金革，皆听终三年丧【案：从李彪之言也】
李彪传，彪上封事七条，其七曰：礼云，臣有大丧，君三年不呼其门，此圣人縁情制礼，以终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丧礼稍亡，是以要绖即戎，素冠作刺，逮扵虐秦，殆皆泯矣。汉初军旅屡兴，未能遵古，至宣帝时，民当从军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丧制未有定闻，至后汉元初中，大臣有重忧，始得去官终服，暨魏武、孙、刘之世，日寻干戈，前世礼制复废而不行。晋时鸿胪郑黙丧亲，固请终服，武帝感其孝诚，遂着令以为常。圣魏之初，拨乱反正，未遑建终丧之制。今四方无虞，百姓安逸，诚是孝慈道洽，礼教兴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怀，窃有未尽，伏见朝臣丁父忧者，假满赴职，衣锦乘轩，从郊庙之祀，鸣玉垂緌，同节庆之防，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愚谓如有遭大父母丧、父母丧者，皆听终服。若无其人，有旷庶官者，则优防慰谕，起令视事，但综司出纳，敷奏而己国之吉庆，一令无预，其军戎之警，墨衰从役，虽愆扵礼，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采，愿付有司别为条制。髙祖览而善之，寻皆施行。
周书》宣政元年，初令遭父母丧者，听终制。
旧唐书·高祖纪：武徳二年正月初，令文官遭父母丧者，听去职。时尚书左丞崔善为奏，欲求忠臣，必扵孝子。比因时多兵革，颇遵墨衰之义。丁忧之士，例从起复。无识之辈，不复慼容。如不糺劾，恐伤风化。帝从之，遂下前诏。
唐书·崔善为传》初，天下既定，羣臣居丧者皆夺服。善为建言其敝。武徳二年，始许终丧，然犹时以权迫不能免。如房▯龄、褚遂良者，多矣。
唐《防要》：武后长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三年之丧，自非从军要籍者，不得辄奏请起复。
开元十三年，车驾将赴东岳，太常追孝假音声人从驾。华州刺史杨玚奏曰：「臣窃考经传，丧纪有文，歴代相因，损益无替。斯事体大，人谁敢违？国家孝理，天下超迹，百王焉可以苴绖之人，叶钟磬之乐？既伤往教，复玷清猷。良史见书，难为直笔。臣职惟宣化，期不奉诏。」上嘉之。天宝十三载，诏左降官遭父母丧者听归。
代宗广徳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其文官自今已后，并许终制，一切不得辄有奏闻。」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伏以通丧三年，臣庶一致，金革无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既久，讹▯转深。非唯大启幸门，实亦颇紊朝典。臣等商量，自今已后，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使人吏、职掌官并诸道进奏官，并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间或要籍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勾当公事，待服阕日即住，依前奏官。从之。
五代防要《晋清泰二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奉长兴二年四月五日敕，朝臣居丧终制，委御史台具名申奏。诸道幕府职事，除丧后宜行
译徐天麟说：两汉的丧服制度，虽然不符合古代礼制，但是士大夫中出于天性至孝的人，未曾有不守三年丧期的。在西汉，有公孙弘、原涉、河间王刘良；在东汉，有桓荣、韦彪、铫期、鲍昂以及东平王刘敞、东海王刘臻兄弟，他们都侍奉双亲极尽爱心，送终时竭尽哀痛。两部史书记载他们，认为是罕见的。这是为了贬斥当时世俗不能尽守通丧之礼。
《干学案》徐天麟所辑《东汉防要》原本采用纪传中关于丧制的记载写成，这里已经根据《范史》全部列出，不再重复。其中提到的公孙弘、原涉等人，见下文《守礼》篇。
《吴志》记载，嘉禾六年正月，禁止奔丧，违犯者处以死刑【详见《变古》篇】。
《晋书·武帝纪》记载，泰始元年下诏：“各位将吏遭遇三年丧期的，遣送回家终丧；免除百姓的徭役。”
三年三月初，命令二千石官员可以终守三年丧期。十月，允许士卒遭遇父母丧期的，只要不在边疆，都可以奔赴治丧。
《晋书·载记》记载，后秦姚兴在初年，下诏将帅遭遇大丧，只要不在边疆险要之地，都允许奔赴治丧，等到丧期结束才服从王命服役。临阵遭遇丧事，允许请假百日。如果身为边将，家中发生重大变故，接替者未到，敢擅自离开的，以擅离职守的罪名治罪。
《魏书·孝文帝纪》记载，太和二十年二月下诏：“除非战事，都允许终守三年丧期【注：这是采纳李彪的意见】。”
《李彪传》记载，李彪上呈密封奏章七条，第七条说：礼制说，臣子有大丧，君主三年内不召唤他上门，这是圣人根据人情制定礼法，以成全孝子的情意。周朝末年衰微，丧礼逐渐丧失，因此披麻戴孝就投身戎马，素冠成为讽刺，到了暴虐的秦朝，几乎完全泯灭了。汉朝初年战事频繁，未能遵循古礼，到宣帝时，百姓应当从军屯田的，遭遇祖父母、父母去世未满三个月，都不服徭役。朝廷大臣的丧制没有确定的传闻，到后汉元初年间，大臣遭遇重丧，才开始得以离职终守丧服，到了魏武帝、孙权、刘备的时代，日日寻找战事，前代的礼制又废弃不行。晋朝时鸿胪郑默丧亲，坚决请求终守丧服，武帝被他的孝诚感动，于是著令作为常制。圣魏初年，拨乱反正，来不及建立终丧的制度。现在四方没有忧患，百姓安逸，确实是孝慈之道融洽，礼教兴行之时。然而愚臣心中，私下还有未尽之意，伏见朝廷大臣遭遇父亲丧事的，假期满了就赴任，穿着锦服乘坐马车，参与郊庙祭祀，佩玉垂带，同庆节日之礼，伤害了人子的道理，亏损了天地的常经。愚臣认为如果有遭遇祖父母丧、父母丧的，都允许终守丧服。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有空缺的官职，就优待安抚，起用让他视事，只综理出纳，敷陈奏报而已，国家的吉庆之事，一概不让他参与，至于军戎警报，穿黑色丧服服役，虽然违背礼制，事情也是应当做的。如果臣的话，稍有可取之处，希望交给有关部门另外制定条制。高祖阅览后认为很好，不久都施行了。
《周书》记载，宣政元年，初次命令遭遇父母丧的，允许终守丧制。
《旧唐书·高祖纪》记载：武德二年正月初，命令文官遭遇父母丧的，允许离职。当时尚书左丞崔善为奏言，想要求得忠臣，必须在孝子中寻找。近来因为时多战事，颇遵循墨衰之义。遭遇丧事的人，例行起复。没有见识的人，不再表现出哀戚面容。如果不纠察弹劾，恐怕伤害风化。皇帝听从了他，于是下达前诏。
《唐书·崔善为传》记载，起初，天下平定后，群臣居丧的都夺去丧服。崔善为进言其弊端。武德二年，才允许终守丧期，然而有时仍因权宜逼迫不能免除。像房玄龄、褚遂良这样的人，很多。
《唐防要》记载：武后长安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敕令，三年之丧，除非是从军要籍的人，不得擅自奏请起复。
开元十三年，皇帝车驾将赴东岳，太常追召孝假音声人随驾。华州刺史杨玚奏言：“臣私下考证经传，丧纪有明文，历代相因，损益没有废弃。这件事体重大，谁敢违背？国家以孝治理，天下超越前代，百王怎么能让戴丧服的人，配合钟磬之乐？既伤害往代教化，又玷污清明的谋略。良史记载，难为直笔。臣的职责只是宣化，期望不奉诏。”皇上嘉奖他。天宝十三载，下诏左降官遭遇父母丧的允许回家。
代宗广德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敕令：“三年之丧，称为达礼，除非战事，不可权宜从事。其文官从今以后，都允许终守丧制，一切不得擅自奏闻。”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宰臣奏言：伏以通丧三年，臣民一致，战事不避，军旅从权。近日诸使及诸道，多奏请与人吏、职掌官并进奏官等起复，因循已久，讹误转深。不仅大开侥幸之门，实在也颇扰乱朝典。臣等商量，从今以后，除特敕及翰林并军职外，其诸司、诸使人吏、职掌官并诸道进奏官，都不在更请起复授官限。其中如有要籍驱使，官任准旧例举追署职，令勾当公事，待服阕日即住，依前奏官。皇帝听从了。
《五代防要》记载，《晋清泰二年十月》中书门下奏：奉长兴二年四月五日敕，朝臣居丧终制，委托御史台具名申奏。诸道幕府职事，除丧后宜行
恩命。州县官才使授官及到任一考前丁忧服阕，并与除授，依长定格，自有节文。应州县官新授及到任一考后丁忧服阕，准格取文解南曹磨勘申中书门下，当与除授，不得经堂陈状。从之。周广顺三年十一月敕：应内外文武臣寮、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亡没，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合赴举选者，或是葬事礼毕，或是卑幼在下，勒所由扵家状内具言，不得调冒。宜令御史台廵及逐处长吏、本司长官、所由司觉察纠举。犯者必行典法。如是不切觉察，縦任调冒，罪在纠举之司。其中有兵戈阻缩，或是朝廷特恩除拜、起复、追征及内外官军职员，并不拘此例。所有敕前见任职官及今年举选人，不在纠举之例。
译恩命。州县官员，凡是刚刚授官以及到任一考前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的，都一并予以除授，依照长期确定的制度，自有具体的规定。凡是州县官员新授官以及到任一考后遭遇父母丧事、守丧期满的，按照制度获取文书解牒，送往南曹磨勘，申报中书门下，应当予以除授，不得经过堂状陈情。听从了这一建议。周广顺三年十一月敕令：凡是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举选人等，今后有父母去世，尚未迁葬的，其家中长辈不得随意谋求仕进，相关主管部门也不得申报举荐解送。如果是晚辈在下位者，不在此限。那些应当参加举选的，或者是葬事礼仪完毕，或者是晚辈在下位，责令主管部门在家状内详细说明，不得弄虚作假。适宜命令御史台巡察以及各地长官、本司长官、相关主管部门觉察纠举。违犯者必定执行法典。如果不切实觉察，纵容弄虚作假，罪责在纠举的主管部门。其中如果有战乱阻隔，或者是朝廷特别恩赐除拜、起复、追征，以及内外官军职员，都不受此例限制。所有敕令前已在任的官员以及今年的举选人，不在纠举之列。
宋史·太宗纪》雍熙二年十一月辛夘，诏在官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
李焘《长编》雍熙二年十一月诏：「自今京官、幕职、州县官有丁父母忧者，并放离任，常参官奏闻待报。」然其后亦颇有特追出者。
礼志：「真宗咸平元年，诏任三司、馆阁职事者丁忧，并令持服。又诏川陜、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既受代而丧制未毕者，许其终制。寻令川陜官除州军长吏奏裁，余并许解官。」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张廓言：「京朝官丁父母忧者，多因陈乞与免持服。且忠孝恩义，士所执守，一悖扵礼，其何能立？今执事盈庭，各务简易，况无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阙，不可习以为例。望自后并依典礼，三年服满，得赴朝请。」
仁宗天禧元年，刘▯判流内铨，请京朝官遭父母忧，官司毋得奏留。故事当起复者如旧，因诏益、梓、利、夔路长吏仍旧奏裁，余乞免持服者，论其罪。
神宗熙宁四年，诏宗室率府副率以上，遭父母丧及适孙承重，并解官行服。
【王栐燕翼诒谋录》国初士大夫往往久任，亦罕送迎。小官到罢，多芑屦策杖以行，妇女乘驴已为过矣。不幸丁忧解官，多流落不能归。咸平二年三月甲戌，诏川陜、广南、福建路官丁忧不得离任。圣主端居九重，而思虑至此，则从宦逺方者不至扵畏惮而不敢往。祖宗仁厚之泽，大抵如此。其后以川陕距京师不甚逺，至景徳二年三月，复听川陜官丁忧，唯长吏奏裁】
干学案丁忧解任，自是正礼。从宦逺方者，即无斧资，宁得不奔丧？宋初之不许解任，此乃陋制，反称为祖宗之仁政乎？若以不许奔丧为仁政，则许其奔丧者皆苛政矣。栐之持论如此，何其陋也？
元史·元统二年，诏蒙古、色目人行父母丧。
大徳元年，议云南官员，如遇祖父母、父母丧葬，其家在中原者，并听解任奔赴。五年，枢宻院臣议，军官宜限以六月，越限日以他人代之，期年后授以他职。
天歴二年，诏官吏丁忧，依本俗，蒙古、色目仿效汉人者不用，部议蒙古、色目人愿丁父母忧者听。
陈思谦传，至顺初，思谦为监察御史。时有官居丧者，往往夺情起复。思谦言：“三年之丧，谓之达礼，自非金革，不可从权。”遂着扵令。
何乔新史论：元监察御史陈思谦言：“内外官非文武全才，出处系天下安危。能拯金革之难者，不许夺情起复。”从之。论曰：“三年之丧，先王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贤者不敢过，愚者不敢不及。恶有亲丧未终，释苴绖之惨，而缨弁冕之华哉！不幸遭时多艰，迫扵君命，亦当深度其宜而处之。疆圉孔棘，则墨衰以从戎事可也；宗社将倾，则抑哀以纾国难可也。舍是则守经而已矣。自汉以来，有夺情起复之制。扵是张九龄起复而为相矣，马光祖起复而兴兵矣，张茂昭起复而尚主矣。士大夫玩常习故，不以为非。其恳辞不起如冨弼、刘珙者，葢不多见焉。况至有元，典礼荡然，亲存无省觐之期，亲没无丁忧之制，而忘哀作乐，食稻衣锦者接踵扵时。宜夫陈思谦言此，以警有位者也。嗟夫！三年之丧未足以报其亲也。三年之丧犹不遂服，则视其亲犹路人耳。士君子遭亲之丧，而有起复之命，则必外度其时：曰国有门庭之寇欤？朝有睥睨之奸欤？宗社有杌▯之患欤？无是三者，虽有君命，不敢从也。又必内度诸己：曰吾之徳足以尊主庇民欤？吾之材足以靖难遏乱欤？吾之出处足以系天下安危欤？无是三者，虽当其时，不可起也。外不度其时，内不度诸己，而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禄之实，是乌鸟之不若者，岂非先王之罪人哉！”
乌克逊良桢传》后至元中，良桢复为监察御史，上言：“国俗父母死无忧制，夫纲常皆出扵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言：‘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防议。自天子至扵庶人，皆从礼制，
译《宋史·太宗纪》：雍熙二年十一月辛夘日，下诏规定，在任官员遭遇父母丧事的，一律允许离职。
李焘《长编》：雍熙二年十一月下诏：“从今以后，京官、幕职官、州县官遭遇父母丧事的，一律允许离职；常参官则需上奏听闻，等待批复。”然而此后也有不少人被特别召回任职。
《礼志》：真宗咸平元年，下诏规定，担任三司、馆阁职务的官员遭遇丧事，一律允许持服守孝。又下诏规定，川陜、广南、福建路的官员遭遇丧事不得离职，已经接受继任者但丧期未满的，允许其守满丧期。不久下令，川陜官员除州军长官需上奏裁断外，其余都允许解职。
大中祥符九年，殿中侍御史张廓进言：“京朝官遭遇父母丧事的，大多因陈情乞求而免除持服。况且忠孝恩义，是士人所坚守的，一旦违背礼制，他们怎能立身？如今办事官员满朝都是，各自追求简便，况且没有战争之事，内外官员不缺员，不可将此习以为常。希望从此以后都依照典礼，守满三年丧期，才能赴朝请命。”
仁宗天禧元年，刘〇判流内铨，请求京朝官遭遇父母丧事，官府不得上奏挽留。按照旧例应当起复的照旧，因此下诏益、梓、利、夔路的长官仍旧上奏裁断，其余请求免除持服的，追究他们的罪责。
神宗熙宁四年，下诏规定，宗室率府副率以上官员，遭遇父母丧事以及适孙承重，一律解职行服。
【王栐《燕翼诒谋录》：建国之初，士大夫往往长期任职，也很少送迎。小官到任或离任，多穿草鞋拄杖行走，妇女乘驴已经算是过分了。不幸遭遇丧事解职，大多流落无法回家。咸平二年三月甲戌日，下诏规定川陜、广南、福建路的官员遭遇丧事不得离职。圣主端居九重之上，却能思虑至此，那么出仕远方的人不至于畏惧忌惮而不敢前往。祖宗仁厚的恩泽，大体如此。此后因为川陕距离京师不太远，到景德二年三月，又允许川陕官员遭遇丧事，只有长官需上奏裁断】
干学案认为，遭遇丧事解任，这才是正礼。出仕远方的人，即使没有路费，难道能不奔丧吗？宋朝初年不允许解任，这是陋劣的制度，反而称为祖宗的仁政吗？如果以不允许奔丧为仁政，那么允许奔丧的都是苛政了。王栐持论如此，何其陋劣啊？
《元史》：元统二年，下诏规定蒙古、色目人实行父母丧制。
大德元年，议定云南官员，如遇祖父母、父母丧葬，其家在中原的，一律允许解任奔赴。五年，枢密院臣议定，军官应限定为六月，超过期限由他人代替，期年后授予其他职务。
天历二年，下诏规定官吏遭遇丧事，依照本族习俗，蒙古、色目人仿效汉人的不适用，部议认为蒙古、色目人愿意遭遇父母丧事的听任。
《陈思谦传》：至顺初年，思谦任监察御史。当时有官员居丧的，往往被夺情起复。思谦进言：“三年之丧，称为通礼，除非有战争之事，不可权宜从事。”于是著于法令。
何乔新史论：元监察御史陈思谦进言：“内外官员若非文武全才，其出仕或隐退关系天下安危。能拯救战争灾难的人，不允许夺情起复。”听从了他的建议。论曰：“三年之丧，先王根据人情而制定节文，贤者不敢超过，愚者不敢不及。哪有亲人丧事未终，舍弃粗麻丧服的悲痛，而穿戴冠冕的华丽呢！不幸遭遇时世多艰，迫于君命，也应当深思熟虑其适宜而处置。边疆危急，则穿黑色丧服从事军事是可以的；宗社将倾，则抑制哀痛以缓解国难是可以的。除此之外，就只遵守常礼而已。自汉朝以来，有夺情起复的制度。于是张九龄起复而成为宰相，马光祖起复而兴兵，张茂昭起复而尚主。士大夫玩忽常规，习以为常，不以为非。那些恳切推辞不起复的如富弼、刘珙，大概不多见。何况到了元朝，典礼荡然无存，亲人健在时无省视拜见之期，亲人去世时无丁忧之制，而忘记哀痛作乐，吃稻米穿锦缎的人接踵而至。适宜陈思谦说这番话，以警示在位者。唉！三年之丧还不足以报答亲人。三年之丧尚且不能服满，那么看待亲人就像路人一样。士君子遭遇亲人丧事，而有起复的命令，则必须向外衡量时势：国家有门庭之寇吗？朝廷有窥伺之奸吗？宗社有动摇之患吗？没有这三种情况，虽有君命，不敢听从。又必须向内衡量自己：我的德行足以尊主庇民吗？我的才能足以靖难遏乱吗？我的出仕或隐退足以关系天下安危吗？没有这三种情况，虽当时机，不可起复。向外不衡量时势，向内不衡量自己，而冒用战争之名，以私利禄之实，这是连乌鸦也不如的，岂不是先王的罪人吗！”
《乌克逊良桢传》：后至元中，良桢再次任监察御史，上言：“国俗父母去世无忧制，但纲常都出于天，而不可改变。议法的官吏却说：‘国人不受此例限制。’各国人各自遵循本族习俗，这是汉南人应当遵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遵守纲常。名义上是优待他们，实际上是让他们处于外；如果尊重他们处于内，实际上是侮辱他们。推究其本心，对待国人，不如对待汉南人厚道。请下诏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共同议定。从天子到庶人，都遵循礼制，”
眀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五月戊辰》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覈，俟其还报，然后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或一二千里，防万余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逺者半年。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覩父母容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若此之类，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扵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后覈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
吾学编：景帝景泰四年，吏科都给事中林聦等言：「高皇帝创制立法，父母之丧皆斩衰三年，冒丧有禁，匿丧有罚，所以扶植纲常，维持世教，至矣。近来边事宁谧，在外方面等官已有定例，不许夺情，而在京官员或有夺情者，恐遂成故事，必至贪恋名爵，不顾亷耻，子道既亏，臣节安在？乞行改正。」诏嘉纳。
读礼通考卷一百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一百十一刑部尚书徐干学撰丧制四
守礼上
干学案《孟子》曰：「亲丧固所自尽也。」信哉！至性所发，一往而深，虽功令有所不及制，若原涉、薛修之伦是已。晋之君贤矣，扵是始有固请终制而见许者焉。由宋迄眀，正论益昌，乃复有大臣夺情，小臣攻之，贬窜笞辱，至死不悔者焉。而期功以下之丧，能尽礼者亦并采录。语曰：「挈缾之智，守不假器。」纲常之在天地，亦赖有守之者也。作《守礼》。
汉书·公孙▯养后母孝谨，后母卒，服丧三年。”
薛修后母卒，去官持服，遂竟三年。
原涉时少，行三年丧者，及涉父死，行丧冢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
河间惠王良【献王徳之五世孙】脩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哀帝下诏襃扬曰：「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其益封万户。」
后汉书》铫期为父服丧三年，乡里称之。
韦彪孝行纯至，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羸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鲍徳子昻处丧毁瘠，三年抱负，乃行。
东平王敞丧母，至孝。国相陈珍上其行状。邓太后増邑五千户。
东海孝王臻及弟蒸乡侯俭并有笃行，母卒，皆吐血毁眦【眦或为瘠】至服练红，兄弟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注：既祥之后而服练也，礼记曰：练衣黄里縓缘，縓即红也】国相籍襃具以状闻，顺帝美之，制诏大将军、三公、大鸿胪曰：「东海王臻以近藩之尊，少袭王爵，膺受多福，未知艰难，而能克已率礼，孝敬自然，事亲尽爱，送终竭哀，降仪从士，寝苫三年，和睦兄弟，恤养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朕甚嘉焉。夫劝善励俗，为国所先。曩者，东平孝王敞兄弟行孝，丧母如礼，有増户之封。今増臻封五千户，俭五百户，以酬厥徳。」
樊儵事后母至孝，及母卒，哀思过礼，毁病不自支。世祖常遣中黄门朝暮送饘粥。
杜林传：建武六年，弟成物故，隗嚣乃听林持丧东归。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杨贤扵陇坻遮杀之。贤见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乃叹曰：「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因亡去。
符融传妻亡，贫无殡敛，乡人欲为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弃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谢承书】颍川张元祖志行士也，来存融吊，其妻亡，知其如此，谓：“言足下欲尚古道，非不清妙，且礼设棺椁，制杖章，孔子曰‘吾从周’，便推所乘羸车牛，命融以给殡，融受而不辞也】
李元遭母丧行服墓次
胡广年八十，心力充壮，为太傅。继母在堂，朝夕省膳，旁无几杖，言不称老。母卒，居丧尽礼，三年。
陈纪遭父忧，每哀至，呕血絶气。虽衰服已除，而积毁消瘠，殆将灭性。
周磐字坚伯，汝南安城人。母没，哀至，防至毁灭，服终，遂庐扵冢侧。教授门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皆以有道征。磐曰：“吾亲已没矣，从物何为？”遂不应。
袁闳父贺为彭城相，卒，
译《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五月戊辰》记载：皇帝下诏，百官中凡是听到父母丧讯的，不必等待朝廷批复，允许立即离职奔丧。当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上言说：“近来的制度规定，士大夫在外做官，听到父母丧讯，必须等待公文发回原籍，经过审核，等到回复后再去奔丧。臣私下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官吏离开家乡，有的相距一二千里，有的甚至万余里，等到公文往返，近的也要一个多月，远的要半年。做儿子的怀着悲哀等待批复，等回到家时，父母的殡葬已经结束，这不仅无法看到父母的容颜形体，甚至连棺木都来不及见到。像这类情况，实在令人怜悯。臣请求从今以后，官吏如果遇到亲人去世，允许让他的家属向官府陈述，由官府发文通知其任职所在，让他立即奔赴，然后再核实情况。这样庶民之子才能尽到送终的礼节，而朝廷以孝道治理天下的宗旨也就彰显了。”
《吾学编》记载：景泰四年，吏科都给事中林聪等人上言说：“高皇帝创立制度、制定法律，规定父母之丧都要穿斩衰服守孝三年，禁止冒丧，对隐匿丧事者有惩罚，以此来扶持纲常、维持世教，可谓至极。近来边疆事务安宁，在外地的方面大员已有定例，不允许夺情起复，而在京官员却有夺情起复的，恐怕这会逐渐成为惯例，必然导致人们贪恋名位爵禄，不顾廉耻，做儿子的道义既然亏损，做臣子的节操又在哪里呢？请求予以改正。”皇帝下诏嘉奖并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读礼通考》卷一百十一，刑部尚书徐干学撰，丧制四，守礼上。
徐干学案：《孟子》说：“亲人去世，本来就应该自我尽力尽哀。”确实如此！至性所发，一往情深，即使法令有所不及制约，像原涉、薛修之类的人就是这样。晋朝的君主贤明，于是开始有坚持请求守完丧期而被允许的情况。从宋朝到明朝，正统的议论更加昌盛，于是又出现大臣夺情起复，小臣攻击他们，被贬谪流放、鞭打侮辱，至死也不后悔的情况。而对于期功以下亲属的丧事，能够尽礼的人也被一并采录。俗话说：“提瓶子的智慧，坚守不借助器物。”纲常存在于天地之间，也依赖有坚守它的人。因此作《守礼》篇。
《汉书》记载：公孙养侍奉后母孝顺谨慎，后母去世，他服丧三年。
薛修后母去世，他离职持服，最终守满了三年。
原涉当时年轻，奉行三年丧礼，等到他父亲去世，他在墓旁结庐守丧三年，因此在京师显名。
河间惠王刘良【是献王刘德的五世孙】修习献王的品行，母亲太后去世，他服丧合乎礼制。哀帝下诏褒扬说：“河间王刘良为太后守丧三年，是宗室的表率，给他增加封邑一万户。”
《后汉书》记载：铫期为父亲服丧三年，乡里称赞他。
韦彪孝行纯正至极，父母去世后，他哀痛毁损，三年不出门，不住在卧室，服丧结束时瘦弱得只剩骨架，形体异于常人，经过数年医疗才起来。
鲍德之子鲍昂居丧时毁损身体，三年背负土块，才出行。
东平王刘敞丧母，极其孝顺。国相陈珍上奏他的行为事迹。邓太后增加他的封邑五千户。
东海孝王刘臻以及弟弟蒸乡侯刘俭都有笃实的品行，母亲去世，都吐血毁伤眼眶【“眦”有的版本作“瘠”】，直到服练冠红缘的丧服时，兄弟追念当初父亲去世时自己年幼，哀礼有所欠缺，于是再次重新履行丧礼【注：既祥之后穿练服，礼记说：练服黄里红缘，红就是“縓”】。国相籍褒将情况详细上报，顺帝赞美他们，下诏给大将军、三公、大鸿胪说：“东海王刘臻凭借近藩的尊贵，年少继承王爵，承受多福，不知艰难，却能克制自己遵循礼制，孝敬自然，侍奉亲人竭尽爱心，送终竭尽哀痛，降低礼仪规格跟随士人，睡在草垫上三年，和睦兄弟，抚恤养育孤弱，至孝纯备，仁义兼备。朕非常嘉奖。劝善励俗，是国家首要之事。以前，东平孝王刘敞兄弟行孝，丧母合乎礼制，有增加封户的赏赐。现在增加刘臻封邑五千户，刘俭五百户，以酬答他们的德行。”
樊儵侍奉后母极其孝顺，等到后母去世，哀思超过礼制，毁损生病不能支撑自己。光武帝常派中黄门早晚送粥。
《杜林传》记载：建武六年，弟弟杜成去世，隗嚣于是允许杜林持丧向东归去。刚派遣后又后悔，追令刺客杨贤在陇坻拦截杀害他。杨贤看见杜林亲自推着鹿车载着弟弟的灵柩，于是感叹说：“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然是小人，怎么忍心杀害义士！”于是逃亡离去。
《符融传》记载：妻子去世，贫穷没有殡敛的费用，乡人想为他准备棺木衣服，符融不肯接受，说：“古代去世的人，弃置在荒野，只有妻子儿子可以实行志向，只是就地土葬而已【谢承《后汉书》记载：颍川张元祖是有志行的人，来慰问符融，得知他妻子去世，知道他是这样做的，说：‘听说您想崇尚古道，并非不清高美妙，况且礼制设立棺椁，制作杖章，孔子说“我遵从周礼”，于是推来他所乘的瘦车牛，命令符融用来办理殡事，符融接受而不推辞’】。
李元遭遇母亲丧事，在墓旁服丧。
胡广八十岁，心力充沛健壮，担任太傅。继母在堂，他早晚省视饮食，旁边没有几杖，说话不称老。继母去世，他居丧尽礼，守满三年。
陈纪遭遇父亲丧事，每当哀痛到来，就呕血绝气。虽然丧服已经除去，但积毁消瘠，几乎丧命。
周磐字坚伯，汝南安城人。母亲去世，哀痛至极，几乎毁灭自己，服丧结束后，就在墓旁结庐。教授门徒，常有千人。公府三次征辟，都以有道征召。周磐说：“我的亲人已经去世了，跟随外物做什么？”于是不应召。
袁闳父亲袁贺担任彭城相，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