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九十八
一头绕鹿卢。既讫，而人各背碑负绋末头，听鼓声以渐却行而下之也。春秋，天子有隧，以羡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为方圹，「汉书」谓之方中。又方中之内，先累椁于方中，南畔为羡道，以蜃车载柩至圹，説而载以龙輴，从羡道而入至方中，乃属绋于棺之缄，从上而下棺入于椁之中。于此之时，用碑繂也。三家言视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案「説文」：桓，亭邮表也，谓亭邮所立表木，即今之桥旁表柱也。通而言之，亦谓之碑。故「防大记」云：诸侯大夫二碑也】
译一根绳子绕过鹿卢（绞盘）。完成后，众人各自背着石碑，拉着牵引绳索的末端，听着鼓声逐渐倒退行走，将棺木缓缓降下。在春秋时期，天子有墓道，通过墓道将棺木放入地下，这就是使用石碑的原因。凡是天子的葬礼，挖掘土地做成方形的墓穴，《汉书》称之为“方中”。又在方中内部，先在方中里层叠放置椁室，在南侧开设墓道，用蜃车运载灵柩到达墓穴，卸下灵柩装载到龙輴上，从墓道进入到达方中，然后将牵引绳索系在棺木的封钉上，从上往下将棺木放入椁室之中。在这个时候，使用石碑和绳索。三家经学家的说法认为桓楹就是石碑，没有直接说碑，知道它不像石碑的形状，所以说它像大柱子罢了。查考《说文解字》：桓，是亭邮的标表，指的是亭邮所树立的标表木，就是现在桥旁边的标柱。广义来说，也称为碑。所以《礼记·檀弓上》说：诸侯和大夫使用两块碑。
释名》：碑，被也。此本王莽时所设也。施其辘轳，贯绳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近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或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后汉书》中平四年，陈寔卒。大将军何进遣使吊祭。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绖者以百数。共刋石立碑。諡为文范先生。
郭泰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涿郡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徳，唯于郭有道无媿色耳。」《挚虞文章流别论》：「古有宗庙之碑，后世立碑于墓，显之衢路，其所载者铭辞也。」
宋书》晋武帝咸宁四年诏曰：「石兽碑表，既私襃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防赦令，皆当毁壊。」
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王伦卒，伦兄俊作《表徳论》，以述伦遗美，云：“祗畏王典，不得为铭，乃撰録行事，就刋于墓之隂云尔。”此则碑禁尚严也。此后复弛替。
刘勰《文心雕龙·碑》者，埤也。上古帝王始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纪迹于弇山之石，亦石碑之意也。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勲绩，而庸器渐阙，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庙徂坟，犹封墓也。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髙蔡邕。观杨赐之碑，骨鲠训典；陈、郭二文，句无择言。周乎众碑，莫非清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也，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创，有慕伯喈；张、陈两文，辨给足采，亦其亚也。及孙绰为《文志》，在碑诔，温、王、郤、庾辞多枝杂。桓彞一篇，最为辨裁。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徳，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必见峻伟之烈。此碑之制也。夫碑实铭器，铭实碑文，因器立名，事光于诔。是以勒石讃勲者，入铭之域；树碑述己者，同诔之区焉。
隋书》三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趺上髙不过九尺。《唐防要》五品以上立碑。
封演《见闻记》墓前碑碣未详所起。案《仪礼》庙中有碑，所以系牲，并视日景。《礼记》公室视丰碑，三家桓楹。」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繂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审。事毕，因闭圹中。臣子或书君父勲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谓之神道，言神灵之道也。古碑上徃徃有孔，是贯繂索之像。前汉碑甚少，后汉碑蔡邕、崔瑗之徒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其流寖盛。隋氏制五品以上立碑，螭头龟趺，趺上不得过四尺，载在《防葬令》。近代碑稍众，有力之家多辇金帛以祈作者，虽人子罔极之心，顺情虚饰，遂成风俗。蔡邕云：「吾为人作碑多矣，唯有道无媿词。」隋文帝子齐王攸薨，僚佐请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若不能，徒为后镇石耳。」诚哉是言也。
陆龟蒙《笠泽丛书》碑悲也。古有悬而窆，用木书之，以表其功徳，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有功徳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此亦徳政有碑之起也。陆法言《广韵》曰：「碑碣，李斯造，宜始于峄山之刻。」
尚书》故实，古碑皆有圆孔。盖碑者，悲也。本墟墓间物，毎墓有四。初葬，穿绳于孔以下棺，乃古悬窆之礼。后世徳政碑亦作圆孔，不知根本，甚矣。
陈祥道《礼书》：“公食大夫礼，庶羞陈于碑内，庭实陈于碑外。燕礼，宾自碑内听命。聘礼，醯醢百瓮夹碑，十分以为列。賔自碑内听命。《祭义》曰：‘君牵牲入庙门，丽于碑。’士昏礼，宾入庙门；乡饮酒，宾入庠门；乡射，賔入序门，皆三揖至于阶。而三揖之中有当碑揖，则诸侯、大夫、士之宫皆有碑矣。郑氏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隂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其材，宫室以石，窆用木。礼，天子之窆，丰碑；诸侯，桓楹；大夫，二碑
译《释名》说：“碑”就是“被”的意思。这种制度原本是在王莽时期设立的。在碑上安装辘轳，把绳子穿过碑顶的孔，用来牵引棺木。臣子或近亲叙述君主或父亲的美德功绩，书写在碑上。后人沿袭这一做法，所以有时建在道路路口等显眼之处。称这种文字为碑。
《后汉书》记载，中平四年，陈寔去世。大将军何进派遣使者吊唁祭祀。全国前来吊唁的有三万多人。制作丧服哀悼的数以百计。大家共同刻石立碑。谥号为文范先生。
郭泰去世，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刻石立碑。蔡邕撰写碑文，随后对涿郡的卢植说：“我写的碑铭很多，都感到有愧于德行，只有郭有道碑让我无愧色。”《挚虞文章流别论》说：“古代有宗庙的碑，后世在墓前立碑，显耀于街衢道路，上面记载的是铭文。”
《宋书》记载，晋武帝咸宁四年下诏说：“石兽碑表，既然私自褒扬美化，助长虚伪，浪费钱财、危害百姓，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一律禁止。其触犯者，即使遇到赦令，也都应当毁坏。”
汉代以后，天下送葬奢靡，多建造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因为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立碑。魏甘露二年，大将军参军王伦去世，王伦的哥哥王俊作《表德论》，来叙述王伦遗留的美德，说：“敬畏朝廷法典，不能作铭文，于是撰写记录他的事迹，刻在墓的北面罢了。”这说明当时碑禁还很严格。此后禁令又松弛废弃。
刘勰《文心雕龙·碑》说：“碑”就是“卑”的意思。上古帝王开始号称封禅，树立石碑于山岳，所以叫碑。周穆王在弇山石上记录事迹，也是石碑的意思。另外宗庙有碑，树立在两柱之间，事情只限于系缚牺牲，并未刻录功勋业绩，而青铜礼器逐渐缺失，所以后代使用碑，以石代金，同样不朽。从宗庙到坟墓，如同封土为墓。自东汉以来，碑碣如云兴起，才情锋芒所至，没有比蔡邕更高的。看杨赐的碑，风骨刚直，训诫典正；陈寔、郭泰两篇碑文，字句无可挑剔。至于其他众多碑文，无不清正允当。其叙述事迹，概括而精要；其修饰文采，典雅而润泽。清丽的词句流转而不穷尽，巧妙的义理突出而卓立。观察他的才华，自然而至。孔融所创作的，有仰慕蔡邕的意思；张华、陈寿两篇碑文，辩才敏捷，足见文采，也是其中的次一等者。等到孙绰作《文志》，在碑诔一类中，温峤、王导、郤诜、庾亮等人的辞藻多繁杂。桓彝的一篇，最为明辨裁断。撰写碑文的体制，需要史才。其序言部分如同传记，其正文部分如同铭文。标举叙述盛德，必须展现清风的华美；昭示记载鸿大的美德，必须展现峻伟的功烈。这是碑的体制。碑实际上是铭文的载体，铭文实际上是碑的文字，因器物而立名，事情比诔文更光耀。所以刻石赞颂功勋的，进入铭文的范畴；树立碑石叙述自己的，同属诔文的区域。
《隋书》规定三品以上官员立碑，螭首龟趺，龟趺上的碑身高不超过九尺。《唐六典》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立碑。
封演《见闻记》说墓前碑碣不详其起源。查考《仪礼》庙中有碑，用来系缚牺牲，并观测日影。《礼记》说“公室看丰碑，三家看桓楹。”天子诸侯下葬时，下棺的柱子，上面有孔，用来贯穿绳索，悬挂棺木而下，取其安稳审慎。事情完毕，就封闭在墓穴中。臣子有时在碑上书写君主父亲的功勋，后来又把它立在墓道入口，所以称为神道，意思是神灵的道路。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贯穿绳索的形象。前汉碑很少，后汉碑蔡邕、崔瑗等人多为人立碑。魏晋之后，这种风气逐渐兴盛。隋朝规定五品以上官员立碑，螭头龟趺，龟趺上的碑高不得超过四尺，记载在《丧葬令》中。近代碑稍多，有权势的家族多运送金银布帛来祈求作者，虽然是人子无尽的孝心，顺从情感虚饰，遂成风俗。蔡邕说：“我为人作碑很多，只有郭有道碑无愧色。”隋文帝儿子齐王杨攸去世，僚属请求立碑，皇帝说：“想要求名，一卷史书就够了；如果不能，徒为后镇石罢了。”这话确实正确啊。
陆龟蒙《笠泽丛书》说碑是悲的意思。古代有悬棺下葬，用木牌书写，来表彰其功德，因为留恋不忍离去。碑的名字，由此而来。自秦汉以来，活着时有功德政事的人，也立碑，而又改用石头，失去了本来的称呼。这也是德政碑的起源。陆法言《广韵》说：“碑碣，李斯创造，应该始于峄山石刻。”
《尚书》故实说，古碑都有圆孔。大概碑就是悲的意思。本是墟墓间的物品，每座墓有四块。初葬时，穿绳于孔以下棺，乃是古代悬棺下葬的礼仪。后世德政碑也作圆孔，不知根本，太严重了。
陈祥道《礼书》说：“公食大夫礼，庶羞陈列在碑内，庭实陈列在碑外。燕礼，宾客在碑内听命。聘礼，醯醢百瓮夹碑，十分以为列。宾客在碑内听命。《祭义》说：‘君主牵着牺牲进入庙门，系于碑上。’士昏礼，宾客进入庙门；乡饮酒礼，宾客进入庠门；乡射礼，宾客进入序门，都三次作揖直到台阶。而在三次作揖之中有当碑作揖，那么诸侯、大夫、士的宫室都有碑了。郑氏说：‘宫室必有碑，用来识别日影，引导阴阳。’凡是碑引物的，宗庙就系缚牺牲。其材质，宫室用石，下葬用木。礼制，天子下葬用丰碑；诸侯用桓楹；大夫用二碑。”
；士，无碑。鲁之季也，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窆碑如桓楹，则宫室碑制可知。”
译士人没有碑。鲁国衰微之时，公室使用丰碑，三家大夫使用桓楹。下葬时所用的碑如同桓楹，那么宫室所用的碑制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师正《倦逰録》：前汉碑极少，魏晋之后，其流寖盛。李北海以此得润笔金帛，骈罗皆是谀墓之物。韩退之亦不免焉。本朝唯东坡独能守之，所作司马公、范蜀公等六碑耳。
孙宗鉴杂録礼注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礼记·祭义》曰：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丽者，犹系也。以之系牲，则必有穿矣。《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説者曰：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间为辘轳，下棺以繂绕。天子六繂，四碑；诸侯四繂，二碑；大夫二繂，无碑。盖古葬唯王者有隧，诸侯皆悬棺而下。晋文公请隧，勿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徳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恶也。自周衰战国秦汉，皆以碑悬棺，或以木，或以石。既葬，碑留圹中，不复出矣。其后稍书姓名爵里其上，至后汉遂作文字▯识矣。今人掘地得古碑而有窍者，非丽牲之碑，则下棺之碑也。唐陵皆无碑记，唯干陵西南隅有大碑，髙三十余尺，螭首龟趺，岿然表里无一字，亦不知其何谓而立。宋祁笔记：碑者，施于墓则下棺，施于庙则系牲，古人因刻文其上。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碑者，披列事功而载之金石也。孙何碑解，进士鲍源以文见，借有碑二十首与之语，颇熟东汉李唐之故事。惜其安于所习，犹有未变乎俗尚者，作碑解以贶之。碑非文章之名也，盖后人假以载其铭耳。铭之不能尽者，复前之以序，而编録者通谓之文，斯失矣。陆机曰：碑披文而相质，则本末无据焉。铭之所始，盖始于论撰祖考，称述器用，因其鑴刻而垂乎鉴诫也。铭之于嘉量者，曰量铭，斯可也，谓其文为量不可也。铭之于景钟，曰钟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钟不可也。铭之于庙鼎者，曰鼎铭，斯可矣，谓其文为鼎不可也。古者盘盂几杖皆有铭，就而称之曰盘铭、盂铭、几铭、杖铭，则庶几乎正。若指其文曰盘、曰盂、曰几、曰杖，则三尺童子皆将笑之。今人之为碑亦犹是矣，天下皆踵乎失，故众不知其非也。蔡邕有黄钺铭，不谓其文为黄钺也。崔瑗有座右铭，不谓其文为座右也。《檀弓》曰：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释者曰：丰碑，斲大木为之；桓楹者，形如大楹耳。四植谓之桓。《丧大记》曰：君葬四綍二碑，大夫葬二綍二碑。又曰：凡封用綍去碑。释者曰：碑桓楹也，树之于圹之前后，以绋绕之间之辘轳挽棺而下之。用綍去碑者，纵下之时也。《祭义》曰：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释者曰：丽，系也，谓牵牲入庙系着中庭碑也。或曰：以靷贯碑中也。《聘礼》曰：賔自碑内听命，又曰：东面北上碑南。释者曰：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隂阳也。考是四説，则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飨聘之际所植一大木耳，而其字从石者，将取其坚且乆乎？然未闻勒铭于上者也。今防葬令其螭首龟趺洎丈尺品秩之制，又易之以石者，后儒所増耳。尧舜夏商周之盛，六经所载，皆无刻石之事。《管子》称无懐氏封泰山刻石纪功者，出自寓言，不足传信。又世称周宣王搜于岐阳。命从臣刻石。今谓之石鼓，或曰猎碣，洎延陵墓表，俚俗目为夫子十字碑者，其事皆不经见，吾无取焉。司马迁着《始皇本纪》，着其登峄山上防稽甚详，止言刻石颂徳，或曰立石纪颂，亦无勒碑之説。今或谓之峄山碑者，乃野人之言耳。汉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陈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则乱之以铭，未尝斥碑之材而为文章之名也。彼士衡未知何从而得之，由魏而下，迄乎李唐，立碑者不可胜数，大抵皆约班蔡而为者也。虽失圣人述作之意，然犹髣髴乎古。迨李翺为《髙愍女碑》，罗隠为《三叔碑》《梅先生碑》，则所谓序与铭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亦不复曰文，考其实又未尝勒之于石，是直以绕绋丽牲之具而名其文，戾孰甚焉。复古之事，不当如此，贻误千载，职机之由。今之人为文，揄▯前哲，谓之赞可也；警防官守，谓之箴可也；鍼砭史阙，谓之论可也；辩析政事
译张师正《倦游录》：前汉的碑刻极少，魏晋之后，这种风气逐渐兴盛。李邕因此获得润笔的金帛，罗列的都是阿谀墓主的文字。韩愈也不能免于此弊。本朝只有苏轼独自能坚守古法，所作的司马光、范镇等六篇碑文便是如此。
孙宗鉴杂录《礼注》说：宫室必须有碑，用来观测日影。《礼记·祭义》说：国君牵着祭牲，进入庙门后，系在碑上。丽，就是系的意思。用来系祭牲，那么碑上一定有穿孔。《檀弓》说：公室看丰碑，三家看桓楹。解释的人说：砍削大木头做成，形状像石碑，在棺椁前后四角树立，中间穿孔作为辘轳，下棺时用绳索缠绕。天子用六根绳索，四块碑；诸侯用四根绳索，两块碑；大夫用两根绳索，没有碑。大概古代只有王者有隧道，诸侯都是悬棺而下。晋文公请求使用隧道，不被允许，说：这是天子的制度，没有替代的德行却有两王，也是叔父所厌恶的。自从周朝衰微，战国、秦、汉时期，都用碑来悬棺，有的用木头，有的用石头。安葬后，碑留在墓穴中，不再取出。后来渐渐在上面书写姓名、爵位、籍贯，到后汉于是有了文字标识。现在的人挖地得到有孔的古碑，如果不是系祭牲的碑，就是下棺的碑。唐代陵墓都没有碑记，只有乾陵西南角有大碑，高三十多尺，螭首龟趺，岿然矗立，内外没有一个字，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而立。宋祁笔记：碑，用于墓则是下棺，用于庙则是系牲，古人因此在上面刻写文字。
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碑，是铺陈罗列事功而记载在金石上。孙何的《碑解》，进士鲍源以文章求见，借有二十首碑文与他交谈，颇为熟悉东汉李唐的故事。可惜他安于所习，还有未改变世俗风尚的地方，作《碑解》赠给他。碑不是文章的名称，大概是后人借用来承载铭文罢了。铭文不能详尽的，又在前面加上序言，而编纂收录的人通称为文，这就错了。陆机说：碑铺陈文辞而相互印证，那么本末就没有依据了。铭文的起源，大概始于论撰祖先，称述器物，因为镌刻而垂示鉴诫。铭于嘉量上的，叫量铭，这是可以的，称其文为量是不可以的。铭于景钟上的，叫钟铭，这是可以的，称其文为钟是不可以的。铭于庙鼎上的，叫鼎铭，这是可以的，称其文为鼎是不可以的。古代盘、盂、几、杖都有铭文，就近称呼为盘铭、盂铭、几铭、杖铭，那就差不多正确了。如果指其文为盘、为盂、为几、为杖，那么三尺童子都会嘲笑他。现在的人作碑也是如此，天下都沿袭这种错误，所以众人不知道其非。蔡邕有《黄钺铭》，不称其文为黄钺。崔瑗有《座右铭》，不称其文为座右。《檀弓》说：公室看丰碑，三家看桓楹。解释的人说：丰碑，砍削大木头做成；桓楹，形状像大柱子罢了。四根树立叫桓。《丧大记》说：国君安葬用四根绳索两块碑，大夫安葬用两根绳索两块碑。又说：凡是封土用绳索去掉碑。解释的人说：碑即桓楹，树立在墓穴前后，用绳索缠绕作为辘轳牵引棺木而下。用绳索去掉碑，是放下棺木的时候。《祭义》说：祭祀那天，国君牵着祭牲，进入庙门后，系在碑上。解释的人说：丽，系的意思，指牵着祭牲进入庙门系在中庭的碑上。有人说：用靷贯穿碑中。《聘礼》说：宾客在碑内听命，又说：面向北在碑南。解释的人说：宫室必须有碑，用来观测日影，引导阴阳。考察这四种说法，那么古代所谓的碑，乃是葬、祭、飨、聘之际所树立的大木头，而其字从石，大概是取其坚固且长久吧？然而未曾听说在上面勒铭的。现在丧葬法令规定其螭首龟趺以及丈尺品秩的制度，又改用石头，是后儒所增加的。尧舜夏商周之盛，六经所载，都没有刻石之事。《管子》称无怀氏封泰山刻石纪功，出自寓言，不足为信。又世人称周宣王在岐阳狩猎，命随从刻石。现在叫石鼓，或叫猎碣，以及延陵墓表，俗人称为夫子十字碑，其事皆不经见，我不取信。司马迁著《始皇本纪》，记载其登峄山、上会稽很详细，只说刻石颂德，或说立石纪颂，也没有勒碑的说法。现在有人叫峄山碑的，乃是野人之言。汉代班固有《泗水亭长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陈太丘碑》文，其文皆有序，冠于篇末则乱之以铭，未曾斥碑之材而为文章之名。那位士衡不知从何得来，由魏而下，直到李唐，立碑者不可胜数，大抵都是约略班固、蔡邕而作的。虽然失圣人述作之意，然而还仿佛乎古。等到李翱作《高愍女碑》，罗隐作《三叔碑》《梅先生碑》，那么所谓序与铭皆混而不分，集列其目也不复叫文，考其实又未曾勒之于石，这是直接把绕绋丽牲的器具来命名其文，乖戾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复古之事，不应当如此，贻误千载，责任在于陆机。现在的人作文，揄扬前哲，叫赞可以；警戒官守，叫箴可以；针砭史阙，叫论可以；辨析政事
，谓之议可也；祼献宗庙，谓之颂可也；陶冶性情，谓之歌诗可也。何必区区于不经之题，而専以碑为也？设若依违时尚，不欲全咈乎譊譊者，则如班蔡之作，存序与铭，通谓之文，亦其次也。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之于名，不可斯须而不正也。况歴代之误，终身之惑，可不革乎？何始寓家于颍，以涉道犹浅，尝适野见荀陈古碑数四，皆穴其上，若贯索之为者，走而问故，起居郎张公观公曰：「此无足异也。盖汉实去圣未逺，犹有古丰碑之象耳。」后之碑则不然矣。五载前接栁先生仲涂，仲涂又具道前事，适与何合，且大噱。昔人之好为碑者，乆欲发挥其説，以诒同志。自念资望至浅，未必能见信于人，又近世多以是作相髙而夸为大言，苟从而明之，则谤将丛起，故蓄之而不发，以生力。古嗜学偶泥于众好，其兄又于何为进士同年，故为生一二而辩之。噫古今之疑文章之失，尚有大于此者甚众。吾徒乐因循而惮改作，多谓其事之故。然生第勉而思之，则所得不独在于碑矣。
译（某事）称之为“议”是可以的；在宗庙中裸祭献享，称之为“颂”是可以的；陶冶性情，称之为“歌诗”是可以的。何必拘泥于那些不合经典的题目，而专门以“碑”来命名呢？假如要迎合时尚，不想完全违背那些喧哗争论之人的意愿，那么像班固、蔡邕的作品那样，保留序文和铭文，统称为“文”，也是次一等的做法。孔子说：“一定要纠正名称啊！”又说：“名称不正，言语就不顺当。”君子对于名称，片刻也不能不正。况且历代以来的错误，终身造成的困惑，难道可以不革除吗？我当初寄居在颍州，因为涉猎道义尚浅，曾经到野外看到荀彧、陈纪的古碑好几座，都在碑的上方凿有孔洞，像是贯穿绳索的样子，跑回去询问缘故，起居郎张观公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大概是因为汉代距离圣人时代还不远，还保留着古代丰碑的样子罢了。”后来的碑就不是这样了。五年前结识了柳仲涂先生，仲涂又详细讲述了前面的事情，恰好与我的想法相合，并且大笑。前人喜好撰写碑文，我早就想阐发我的观点，以留给志同道合的人。自忖资历声望极浅，未必能让人信服，加上近世多以此互相标榜而夸夸其谈，如果顺从他们去阐明道理，那么诽谤将会纷纷而起，所以积蓄着不发，以保存力量。古嗜学偶然拘泥于众人的喜好，他的兄长又与我是进士同年，所以为他写了一两篇来辩明。唉，古今的疑惑，文章的失误，还有比这大得多的很多。我们这些人乐于因循守旧而害怕改革，大多认为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然而生君只要努力思考，那么所得到的就不仅仅在于碑文了。
事祖广记管子曰：「无懐氏封泰山，刻石纪功。秦汉以来，始谓刻石曰碑。盖因防礼丰碑之制也。刻石当以无懐为始，而名焉。自秦汉也。」古之葬有丰碑以窆，秦汉以来，死有功业，生有徳政者，皆碑之，稍改用石，因总谓之碑。
朱子语类》：古人唯冢庙有碑，庙中者以系牲，冢上四角四碑以系索下棺，棺既下则埋于四角，所谓丰碑也。或因而刻字于其上，后人凡碑则无不刻之，且于中间剜孔，不知何用。今防稽大禹庙有一碑，下广而上小，不方不圆，尚用以系牲云，是当时葬禹之物，上有▯字，盖后人刻之也。
黄公绍《韵防举要》碑説：「文竖石纪功徳，从石，卑声。徐曰：案古宗庙立碑，以系牲耳，后人因于其上纪功徳。此碑字从石，秦以来制也。七十二家封禅勒石，不言碑。『七十二家封禅』之言，始于管仲，不言碑。《穆天子传》乃为名迹于弇兹石上，亦不言碑也。铭勒功徳，当始于宗庙丽牲之碑也。《祭义》言『丽于碑』，《士昬礼》《聘礼》入门当碑揖，则大夫士庙内皆有碑。乡饮酒、乡射三揖，注云：『三揖者，将进揖，当陈揖，当碑揖』，则庠序之内皆有碑。碑所以识日，景观碑景，邪正以知蚤晚。宫庙用石为之，葬碑取悬绳繂，暂时徃来运载，当用木而已。又《释名》云：「碑，被也，葬时所设，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书其上。」徐曰：刘熈言起于悬棺之碑者，盖今神道碑也。《初学记》：「碑，悲也，所以悲徃事。」今人墓隧宫室之事，通谓之碑矣。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皆须实録，不得滥有襃饰。立碑二品以上，髙不得过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髙不得过九尺。墓碑无铭，词刻墓前石柱上，亦有刻在碑上者。
明集礼五品以上许立碑
唐锦《梦余録》：古之所谓碑者，乃葬祭之时，植一大木，用以绕绋丽牲耳，不可为文章之名也。后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孙何尝著论辨之？然有名公钜儒，为人作碑文，而徃徃直书其首曰「某公神道碑」，是皆考索不精，恐不免见笑于孙公矣。
明太祖实録碑碣功臣没后封王螭首髙三尺二寸碑身髙九尺阔三尺六寸龟趺髙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髙三尺碑身髙八尺五寸阔三尺四寸龟趺髙三尺六寸二品盖用麟凤髙二尺八寸碑身髙八尺阔三尺二寸龟趺髙三尺四寸三品盖用天禄辟邪髙二尺六寸碑身髙七尺五寸阔三尺龟趺髙三尺二寸四品圆首髙二尺四寸碑身髙七尺阔二尺八寸方趺髙三尺五品圆首髙二尺二寸碑身髙六尺五寸阔二尺六寸方趺髙二尺八寸六品圆首髙二尺碑身髙六尺阔二尺四寸方趺髙二尺六寸七品圆首髙一尺八寸碑身髙五尺五寸阔二尺二寸方趺髙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广记，晋宋之世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诸侯皆有之【其刻木止曰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今世尚有宋文帝神道碑墨本也。其初由立之于葬兆之东南，地理家以东南为神道，故以名碑尔。案后汉中山简王薨，诏为之修冢茔，开神道。注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是则神道之名，在汉已有之也。晋宋之后，易以碑刻云】
集古録《宋文帝神道碑》题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大字，而别无文辞，惟以此为表识。古人刻碑，正当如此。而后世镌刻功徳、爵里、世系，唯恐不详。然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徳矣。予家集古所録，三代以来钟鼎彞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
干学案：霍光茔筑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尉刘文饶，并有神道。非始于后汉晋宋之世，盖自汉以后，一命而上稍有声绩者，其没也，无不立碑着神道与阙，亦不论官阶。其式多不相同，有晕有穿，晕或三四重，而穿则一首，趺两旁，或刻人物、麟凤、龟龙及诸圭璧珍寳之形，穷工极巧，以为厚终之礼。如是方可慰门生故吏及其子孙无穷之思，而不知汰已甚矣。建安时之为制，禁也宜哉。
吴曽《能改斋漫録》：「葬者墓道称神道，自汉已
译《事祖广记》引用《管子》的话说：“无怀氏在泰山封禅，刻石记录功绩。从秦汉以来，才开始把刻石称为碑。这大概是沿用了古代葬礼中丰碑的形制。刻石应当从无怀氏开始，而‘碑’这个名称则始于秦汉。”古代下葬时有丰碑用来辅助下棺，从秦汉以来，死后有功劳业绩、生前有道德政声的人，都立碑纪念，逐渐改用石头，因此统称为碑。
《朱子语类》说：古人只有在坟墓和宗庙里立碑，宗庙里的碑是用来拴系牺牲的，坟墓四角的四块碑是用来拴系绳索下棺的，棺材下葬后就把碑埋在四角，这就是所谓的丰碑。有时因此在碑上刻字，后来的人凡是立碑没有不刻字的，而且在碑中间凿孔，不知道有什么用。现在会稽大禹庙有一块碑，下宽上窄，不方不圆，仍然用来拴系牺牲，这是当时安葬大禹时用的东西，上面有〇字，大概是后人刻上去的。
黄公绍《韵会举要》关于碑的解释说：“文竖石纪功德，从石，卑声。”徐锴说：按古代宗庙立碑，是用来拴系牺牲的，后人因此在上面记录功德。这个‘碑’字从石，是秦以来的制度。七十二家封禅刻石，都不叫碑。‘七十二家封禅’的说法，始于管仲，也不叫碑。《穆天子传》记载在弇兹石上刻名迹，也不叫碑。铭刻功德，应当始于宗庙拴系牺牲的碑。《祭义》说‘丽于碑’，《士昏礼》《聘礼》入门对着碑作揖，那么大夫和士的庙内都有碑。乡饮酒、乡射礼三次作揖，注解说：‘三次作揖，是将进时作揖，陈列时作揖，对着碑作揖’，那么学校之内都有碑。碑是用来识别日影的，观察碑的日影，通过偏斜和正中来知道早晚。宫庙用石头做碑，葬碑取用悬挂绳索，暂时往来运载，应当只用木头就可以了。又说《释名》说：‘碑，被也，葬时所设，臣子追述君父的功劳，书写在上面。’徐锴说：刘熙说起源于悬挂棺材的碑，大概是现在的神道碑。《初学记》说：‘碑，悲也，所以悲往事。’现在人墓隧宫室的事，都通称为碑了。
潘昂霄《金石例》：碑文都必须实录，不得滥加褒饰。立碑二品以上，高度不得超过一丈二尺；五品以上，高度不得超过九尺。墓碑没有铭文，词刻在墓前的石柱上，也有刻在碑上的。
《明集礼》规定五品以上允许立碑。
唐锦《梦余录》：古代所谓的碑，是在葬祭的时候，竖立一根大木头，用来缠绕绳索拴系牺牲，不可以作为文章的名称。后世改用石头，已经失去了古制。孙何曾经著论辩驳这件事？然而有名公巨儒，为人写碑文，而往往直接在开头写‘某公神道碑’，这都是考索不精，恐怕不免被孙公嘲笑吧。
《明太祖实录》记载碑碣规格：功臣死后封王，螭首高三尺二寸，碑身高九尺，宽三尺六寸，龟趺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寸，宽三尺四寸，龟趺高三尺六寸；二品盖用麟凤，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宽三尺二寸，龟趺高三尺四寸；三品盖用天禄辟邪，高二尺六寸，碑身高七尺五寸，宽三尺，龟趺高三尺二寸；四品圆首高二尺四寸，碑身高七尺，宽二尺八寸，方趺高三尺；五品圆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宽二尺六寸，方趺高二尺八寸；六品圆首高二尺，碑身高六尺，宽二尺四寸，方趺高二尺六寸；七品圆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宽二尺二寸，方趺高二尺四寸。
神道碑
《事祖广记》说，晋宋之世开始，又有神道碑，天子及诸侯都有【其刻木只说某帝，或某官神道之碑，现在世上还有宋文帝神道碑的墨本。起初因为立在葬兆的东南，地理家以东南为神道，所以用这个名字命名碑。按后汉中山简王去世，诏令为他修筑坟墓，开辟神道。注解说：墓前开道，建石柱作为标志，称为神道。那么神道的名字，在汉代已经有了。晋宋之后，改用碑刻罢了】
《集古录》《宋文帝神道碑》题曰：‘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而别无文辞，只以此作为表识。古人刻碑，正当如此。而后世镌刻功德、爵里、世系，唯恐不详细。然而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了。我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完备都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想寻求前汉时的碑碣，终究不可得。那么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
《干学案》：霍光墓修筑神道，蜀郡太守王稚子，太尉刘文饶，都有神道。并非始于后汉晋宋之世，大概自汉以后，一命以上稍有声绩的人，他们死后，无不立碑着神道与阙，也不论官阶。其式多不相同，有晕有穿，晕或三四重，而穿则一首，趺两旁，或刻人物、麟凤、龟龙及诸圭璧珍宝之形，穷工极巧，以为厚终之礼。这样才可以慰藉门生故吏及其子孙无穷的思念，而不知道太过分了。建安时制定禁令，是适宜的。
吴曾《能改斋漫录》：‘葬者墓道称神道，自汉已
然。引襄阳者，旧传光武立苏岭祠，刻二石鹿于神道。杨震碑首题『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为证非也。《汉书·髙恵文功臣表》：『戚圉侯季信成坐为太常纵丞相侵神道为▯臣』。《霍光传》：『光薨，光夫人侈大其茔制，起三山阙，筑神道。』此二事皆在前，当以为据。盖不始于后汉。但表所谓神道，疑宗庙之路也。」
译是的。提到襄阳的，旧时传说光武帝在苏岭建立祠堂，在神道上刻了两只石鹿。杨震碑首题有“太尉杨公神道碑铭”，以此作为证据是不对的。《汉书·高惠文功臣表》记载：“戚圉侯季信成因担任太常时，纵容丞相侵占神道，获罪为臣。”《霍光传》记载：“霍光去世后，霍光夫人奢侈地扩大了墓地的规制，修建了三座山阙，修筑了神道。”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前，应当作为依据。看来神道并非始于东汉。只是表中所说的神道，怀疑是指宗庙的道路。”
▯释交阯都尉沈君二神道，其上各刻朱雀，其形相向，知此盖是一人，犹王稚子阙，尽书其所歴官也。其下又刻龟蛇虎首，所画最工。此字及冯焕、王稚子阙，皆是八分书。
程大昌《演繁露》李广传，丞相李蔡得赐冢地，盗取三顷卖之，又盗取神道外壖地一亩，葬其中。世之言神道者，始此。又霍光茔起三土阙，筑神道。神道，言神行之道也。」
寳刻丛编》汉蜀郡属国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阳题云：“汉故蜀郡属国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案郦道元注《水经》：“淯水南道侧有二石楼，制作精妙，题云：‘蜀郡太守，姓王，字稚子，南阳西鄂人。’”
汉太尉刘寛神道有二，其一曰：“汉太尉刘公讳寛，字文饶。”其一曰：“汉太尉车▯将军特进昭烈侯刘公神道。”各有一螭蟠屈乎其上，而下作兽面如彞鼎间饕餮之象。当是双阙所刻图画，微拙不及王稚子、沈新丰之精也。
访碑録：邓城县南十二里，张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之神道，字。
六朝事迹，梁吴平忠侯萧景墓石柱一，题云：「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梁安成王萧秀墓石柱一，及神道碑二，题云：「梁故」
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梁临川王萧宏墓石柱碑二题云：「梁故史黄▯侍中大将军扬州牧临川靖恵王之神道。」梁建安侯萧正立墓有石柱二题云：「梁故侍中左卫将军建安敏侯之神道。」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立于墓隧道之左，面南立，螭首龟趺各依品从合得尺寸【见仪制，今更欲捡之，此未尽也】王行墓铭举例，案神道碑其题有二，有碑额之题，有碑文之题。碑额之题简，碑文之题详，盖既题其额，又题其文也。
凡神道碑首，必详书其世系，重其所出也。
陈龙正家矩：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为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来徳行勲业流传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册所记载，后贤所表章，何尝读某家碑志？是则徳业果盛，既不必求；苟无徳业，求又何用？人唯有自立于生前，宁须借重于死后？傥祖先有隠徳微情，足以感动后世，子孙中推一有文采笔力者为质实记之，或有及门诸子互记而彚辑之，如年谱之属，用志不忘，可也。
先茔碑
金石例，先茔、先徳、昭先等碑，唐、宋皆无之所书。三代并妻子，例似与神道、墓志等碑不同。
济南李昌道作《李千户先茔碑》，不书李千户之妻某氏，只写子几人。其妻怒，昌道言：“妇人未终，如何敢书【魏叔子曰：尝考古金石例，至金元之间，而始有先茔昭徳之碑，盖仿唐人先庙之文而为之者也。用以纪追命，表先徳，莫此为宜。然而读其文，徃徃多颂而寡志，畧死而谀生，君子讥焉】
御制碑
任昉《文章縁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恵帝为之制文，立碑。
东观汉记》窦章女，年十二，能属文，以才貌选掖庭，有宠，与梁皇后并为贵人，蚤卒。帝追思之，诏史官树碑颂徳，帝自为之辞。
唐书·魏徴传：「征薨，陪葬昭陵。帝作文于碑，遂书之。」王定保《摭言》：「文贞公神道碑：『太宗之文，时征将薨，太宗梦见之。及觉，左右奏征卒，故曰：『俄于髣髴，忽覩形仪。』复曰：『髙宗昔日得贤相于梦中，朕今此宵失良臣于觉后。』』」
唐书张説传説卒帝为制碑
宋次道《春明退朝録》：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徳宗亦撰段秀实碑，本朝太宗撰中令赵公碑。
御书碑
唐书·韩思复卒，天子亲题其碑曰：「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
卢懐慎卒，帝经其墓，碑表未立，停跸临视，▯然流涕，诏官为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为文，帝自书之。
张説尝自为其父碑，帝为书其额曰：「呜呼，积善之墓。」郭知运卒，帝诏中书令张説纪其功于墓碑。
春明退朝録。皇祐中，王侍郎融守河中，还乃以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上之「仁宗遂御▯沂公碑曰旌贤」。其后踵之者：懐忠【吕许公】显忠【李忠武】旌忠【寇莱公】全徳元老【王太尉】教忠积庆【文潞公
译〇解释交阯都尉沈君的两座神道阙，其上方各自刻有朱雀，形态相对，可知这大概属于同一个人，就像王稚子阙那样，详尽地书写了他所历任的官职。阙下又刻有龟、蛇、虎首，所绘制的图案最为精巧。这些文字以及冯焕、王稚子阙，都是八分书体。
程大昌《演繁露》记载《李广传》：丞相李蔡获得赏赐的墓地，私自窃取三顷土地卖掉，又私自窃取神道外侧的空地一亩，葬在其中。世人所说的神道，始于此处。另外，霍光的墓冢建有三座土阙，修筑了神道。神道，是说神灵行走的道路。
《宝刻丛编》记载：汉蜀郡属国都尉王君神道，在南阳题写：“汉故蜀郡属国都尉王君神道。”封陌。按郦道元注释《水经》：“淯水南道旁有两座石楼，制作精妙，题写：‘蜀郡太守，姓王，字稚子，南阳西鄂人。’”
汉太尉刘宽的神道有两座，其一题写：“汉太尉刘公讳宽，字文饶。”另一座题写：“汉太尉车骑将军特进昭烈侯刘公神道。”各自有一条螭龙盘屈在上方，下方制作兽面，如同彝鼎间的饕餮形象。这应当是双阙上所刻的图画，略微拙劣，不及王稚子、沈新丰的精巧。
《访碑录》记载：邓城县南十二里，张相公墓前有大周魏君的神道碑，有文字。
《六朝事迹》记载：梁吴平忠侯萧景墓有一根石柱，题写：“梁故侍中中抚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吴平忠侯萧公之神道。”梁安成王萧秀墓有一根石柱，以及两块神道碑，题写：“梁故”
散骑常侍司空安成康王之神道。梁临川王萧宏墓有两块石柱碑，题写：“梁故史黄门侍郎侍中大将军扬州牧临川靖惠王之神道。”梁建安侯萧正立墓有两根石柱，题写：“梁故侍中左卫将军建安敏侯之神道。”《金石例》记载，三品以上官员的神道碑立于墓道左侧，面向南方竖立，螭首龟趺各自按照品级规定尺寸【见仪制，现在还想查验一下，这里没有完全说完】。王行《墓铭举例》记载，按神道碑的题写有两种，有碑额的题写，有碑文的题写。碑额的题写简略，碑文的题写详细，大概是既题写了碑额，又题写了碑文。
凡是神道碑的开头，必定详细书写其世系，重视其出身来源。
陈龙正《家矩》：唐宋大臣例如有神道碑，大多奉朝廷命令而撰写，也有其家中私下请求撰写的。然而自古以来德行功业流传不朽，浸润人心，大抵是史册所记载，后贤所表彰，何曾读过某家的碑志？这就是说德行功业如果盛大，既不必请求；如果没有德行功业，请求又有什么用处？人只有生前自立，哪里需要借助死后的声望？倘若祖先有隐德微情，足以感动后世，子孙中推举一位有文采笔力的人如实记录，或者由门下的弟子互相记录并汇编，如年谱之类，用来表达不忘之意，是可以的。
先茔碑
《金石例》记载，先茔、先德、昭先等碑，唐、宋都没有所书写的。三代以及妻子，例似与神道、墓志等碑不同。
济南李昌道作《李千户先茔碑》，不书写李千户的妻子某氏，只写有几个儿子。他的妻子愤怒，昌道说：“妇人未终，如何敢书写【魏叔子曰：曾考证古代金石例，到金元之间，才开始有先茔昭德之碑，大概是仿照唐人先庙的文章而作的。用来记载追封的命号，表彰先人的德行，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然而读其文章，往往多颂扬而少志述，略写死者而谄媚生者，君子讥讽它】
御制碑
任昉《文章缘起》：四皓有辅佐太子的功劳，他们去世后，惠帝为他们制作文章，立碑。
《东观汉记》：窦章的女儿，年十二岁，能写文章，因才貌被选入掖庭，受宠幸，与梁皇后同为贵人，早逝。皇帝追思她，诏令史官立碑颂德，皇帝亲自撰写辞文。
《唐书·魏徵传》：“魏徵去世，陪葬昭陵。皇帝在碑上作文，于是书写在上面。”王定保《摭言》：“文贞公神道碑：‘太宗的文章，当时魏徵将要去世，太宗梦见他。醒来后，左右奏报魏徵去世，所以说：‘忽然在恍惚之间，忽然看到形仪。’又说：‘高宗昔日在梦中得到贤相，朕今宵在醒后失去良臣。’’”
《唐书》张说传：张说去世，皇帝为他制作碑文。
宋次道《春明退朝录》：唐太宗亲自撰写魏元成碑，德宗也撰写段秀实碑，本朝太宗撰写中令赵公碑。
御书碑
《唐书》：韩思复去世，天子亲自题写他的碑曰：“有唐忠孝韩长山之墓。”
卢怀慎去世，皇帝经过他的墓，碑表尚未树立，停下仪仗亲临查看，悲痛流泪，诏令官府为他立碑，令中书侍郎苏颋撰文，皇帝亲自书写。
张说曾亲自为其父立碑，皇帝为其题写碑额曰：“呜呼，积善之墓。”郭知运去世，皇帝诏令中书令张说在墓碑上记载他的功劳。
《春明退朝录》。皇祐年间，王侍郎融任河中太守，回来后将唐明皇所题裴耀卿碑额进献，“仁宗于是御笔题写沂公碑曰旌贤”。其后效仿者：怀忠【吕许公】显忠【李忠武】旌忠【寇莱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积庆【文潞公】
父洎】亲贤【李侍中用和】襃亲【齐国献穆公】旌功【曹襄悼】旧学【晏元献】崇儒【丁文简】显先积庆【赵中令子□】旌忠懐徳【张侍中耆】儒贤【髙文庄】襃贤【范文正】思贤【刘丞相沆】清【缺王武恭】旌忠元勲【狄武襄】襃忠【陈恭公】纯孝【张文孝】忠规徳范【宋元宪英宗御篆】淳徳守正【吕文穆上御▯】大儒元老【贾魏公】
译父亲以及亲近贤良【李侍中用和】褒奖亲近【齐国献穆公】表彰功劳【曹襄悼】尊崇旧学【晏元献】推崇儒术【丁文简】彰显祖先积下的福庆【赵中令子□】表彰忠义怀念恩德【张侍中耆】尊崇儒者贤人【髙文庄】褒奖贤良【范文正】思念贤才【刘丞相沆】清廉【缺王武恭】表彰忠义元勋【狄武襄】褒奖忠贞【陈恭公】纯厚孝道【张文孝】忠直的规谏道德的典范【宋元宪英宗御篆】淳厚的德行坚守正道【吕文穆上御〇】大儒元老【贾魏公】
碑额 趺
六朝事迹，齐献武公墓在栖霞寺侧，有碑，额曰：「齐故侍中尚书令丞相巴东献公之墓」。
▯释》益州太守碑，以朱爵为额，龟蛇为蚨，龙虎衔璧，在其两旁。
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凡汉刋其首行，即入辞，无额者，或题其前，如张、纳、樊、安之比，亦甚少已▯其上复标其端，唯此碑尔。
汉是邦雄杰碑，无名碑，以天禄为额。其下刻一牛首，又有碑上朱雀，而下▯武，其中则没字碑也。此碑之文曰：「是邦峻生雄杰，峻之上下各阙一字。」
吕祖谦《文集》铭志，既有题额，更不当复写某官墓志，便当从头直开志文，而铭衔则列于铭后，乃为得体。金石例书碑额，例真字、八分书，谓之题额；「▯字」则云「▯额」。
碑隂
▯释孔宙碑隂有门生故吏名，汉碑多有隂然稀少有额独此刻以五大▯表其上。
益州太守碑隂有牧靡故吏三人题名，在趺之右。此碑刻五玉三兽，下有牛首。蜀中汉碑如是者，有栁敏碑隂，冯绲墓道双排六玉碑，又有单排六玉碑，与此凡四。
▯续·汉栁敏碑隂其上刻一禽，若凤；其下则麟也。中牛首衔环，两旁凡六玉：其右则瑁、圭、璧；其左则琮、璋、璜。
没字碑是邦雄杰碑之隂也。与冯绲墓道一碑相类，非磨灭者。朱雀在其上，龟蛇在其下。
碣
后汉书·赵岐传：岐年三十余，有重疾，卧蓐七年，自虑奄忽，乃为遗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遯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勲，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圆石于我墓前，刻之曰：『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岐初名嘉】
后汉书》注：“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李斯所造。”
隋书》七品以上立碣，髙四尺，圭首，方趺。若▯沦道素、孝义着闻者，虽无爵，奏听立碣。
唐防要，七品以上立碣。若隠沦道素、孝义着闻，虽不仕亦立碣。宋制，六品以上则立碑，八品以上则立碣。封演见闻记：碣亦碑之类也。《周礼》凡金玉锡石楬而玺之，注云：楬如今题署物。《汉书》云：庵寺前楬，着其姓名。注：楬，杙椓杙于庵处而书死者之姓名。楬音揭，然则物有标榜，皆谓之楬。郭景纯《江赋》云：峩嵋为泉阳之楬，玉垒作东别之标，是也。其字本从木，后人以石为墓碣，因变为碣。《説文》云：碣，特立石也。据此，则从木、从石两体皆通。
▯瑚钩诗话》碣者，揭示操行而立之墓隧也。
明集礼五品以上许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许用碣【方趺圆首】
志石
檀弓孔子之防，公西赤为志焉【注：志，谓章识疏章明志识】子张之防，公明仪为志焉。
【方慤曰：志记也。书其礼而记之】
南史·裴子野传》：子野葬湘东王，为之墓志铭，陈于藏内。郡陵王又立墓志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
南齐书》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宫中有石志，参议墓铭不出礼典。近宋元嘉中，顔延之作王球石志，素族无碑防，故以纪徳。自尔以来，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储妃之重，礼殊恒列，既有哀防，谓不须石志，从之。"
唐《防要》志石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无之。」封演《见闻记》古葬无石志，近代贵贱通用之。」齐太子穆妃将葬，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元嘉中，顔延之为王球作石志，素族无名防，故以纪行迹耳。」遂相祖习，储妃之重，礼絶常例，既有哀防，不烦石铭。俭所着《防礼》云：「施石志于圹里，礼无此制。」魏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墓下埋文，原此防，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其人若无殊才异徳者，但纪姓名，歴官，祖父，姻媾而已；若有徳业，则为铭文案。俭此説石志，宋齐以来有之矣。齐时有发古冢得铭，云：「青州世子乐海女郎，河东贾昊以为司马越女，嫁为荀晞子妇，检之果然。」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傍作窖，得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有数百字。」然则古人葬者亦有石志，但不如今代贵贱通为之耳。
冯鉴
译碑额、碑趺
六朝时期的事迹记载，齐献武王的墓在栖霞寺旁边，有碑，碑额上写着：“齐故侍中尚书令丞相巴东献公之墓”。
〇《释》益州太守碑，以朱雀作为碑额，龟蛇作为碑趺，龙虎衔璧，在碑的两侧。
汉代泰山都尉孔君的碑，凡是汉代刻写的碑，首行直接进入正文，没有碑额的，或者题写在碑的前面，像张、纳、樊、安这类情况，也已经很少了〇在上面再标明端首，只有这块碑是这样。
汉代《是邦雄杰碑》，没有碑名，以天禄作为碑额。碑下刻有一个牛首，又有碑上刻朱雀，下面〇武，中间则是没字碑。这块碑的文字说：“是邦峻生雄杰，‘峻’字的上下各缺一个字。”
吕祖谦《文集》中的铭志，既然已经有了题额，就不应当再写某官墓志，应当从头直接开始写志文，而铭文的衔名则列在铭文的后面，这才得体。金石例书中关于碑额的记载，通常用真书、八分书，称为题额；“〇字”则称为“〇额”。
碑阴
〇《释》孔宙碑的碑阴有门生故吏的名字，汉代碑多有碑阴，但很少有碑额的，唯独这块碑刻有五大〇表在上面。
益州太守碑的碑阴有牧靡故吏三人的题名，在碑趺的右侧。这块碑刻有五种玉和三只兽，下面有牛首。蜀中汉碑像这样的，有柳敏碑阴，冯绲墓道双排六玉碑，又有单排六玉碑，加上这块一共四块。
〇《续·汉柳敏碑阴》上面刻有一只禽鸟，像凤凰；下面则是麒麟。中间牛首衔环，两旁共有六件玉器：右边是瑁、圭、璧；左边是琮、璋、璜。
没字碑是《是邦雄杰碑》的碑阴。与冯绲墓道的一块碑相似，并非磨灭所致。朱雀在上面，龟蛇在下面。
碣
《后汉书·赵岐传》：赵岐三十多岁时，得了重病，卧床七年，自己考虑到突然去世，于是留下遗令，告诫兄长的儿子说：“大丈夫活在世上，隐居没有箕山那样的操守，做官没有伊尹、吕尚那样的功勋，上天不给我机会，还能说什么呢！可以在我的墓前立一块圆石，刻上：‘汉有逸人，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赵岐起初名叫嘉】’”
《后汉书》注：“方形的称为碑，圆形的称为碣。这是李斯所创制的。”
《隋书》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立碣，高四尺，圭形首，方形趺。如果〇沦道素、孝义闻名的人，虽然没有爵位，上奏听候批准也可以立碣。
《唐六典》规定，七品以上官员立碣。如果隐居修道、孝义闻名，即使不做官也立碣。宋代制度，六品以上立碑，八品以上立碣。封演《见闻记》说：碣也是碑的一类。《周礼》说凡金玉锡石都要标记并盖印，注解说：标记就像现在题署物品。《汉书》说：庵寺前的标记，写上姓名。注解说：标记，是在庵处打桩并写上死者的姓名。标记读音为揭，那么物品有标榜，都称为标记。郭璞《江赋》说：峨眉山是泉阳的标记，玉垒山是东别的标志，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字本来从木，后人用石头做墓碣，因此变成了碣。《说文》说：碣，特立的石头。据此，那么从木、从石两种写法都通。
〇《珊瑚钩诗话》说：碣，是揭示操行而立在墓道中的。
《明集礼》规定五品以上允许使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允许使用碣【方趺圆首】
志石
《檀弓》记载孔子的葬礼，公西赤负责志识【注：志，指章识；疏：章明志识】子张的葬礼，公明仪负责志识。
【方慤说：志就是记录。书写其礼仪并记录下来】
《南史·裴子野传》：裴子野安葬湘东王，为他写墓志铭，陈放在墓穴内。郡陵王又在羡道上立墓志。在羡道上陈列志石，从此开始。
《南齐书》有司上奏：“大明年间的旧例，太子妃〇宫中有石志，参议认为墓铭不出自礼典。近来宋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作石志，因为素族没有碑防，所以用来记载功德。从此以来，王公以下都共同遵用。储妃地位尊贵，礼仪不同于常规，既然已有哀防，认为不需要石志，听从了这个意见。”
《唐六典》志石唐代制品官都沿用宋代制度，九品以下没有志石。」封演《见闻记》说古代葬礼没有石志，近代无论贵贱都通用。」齐太子穆妃将要安葬，立石志，王俭说：“石志不出自礼经，起源于元嘉年间，颜延之为王球作石志，因为素族没有碑防，所以用来记载行迹罢了。”于是相互沿袭，储妃地位尊贵，礼仪超越常规，既然已有哀防，就不需要石铭。王俭所著的《丧礼》说：“在墓穴里放置石志，礼制中没有这种规定。”魏国侍中缪袭改葬父母，在墓下埋下文字，原本这个想法，是考虑到千年之后，陵谷变迁，想让后人有所闻知。那个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才能和德行，只记载姓名、历任官职、祖父、姻亲罢了；如果有德行功业，就写铭文。王俭所说的石志，在宋齐以来就有了。齐时有人发掘古墓得到铭文，说：“青州世子乐海女郎，河东贾昊认为她是司马越的女儿，嫁给了荀晞做儿媳妇，查验果然如此。”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酒家在旁边挖窖，得到铭文说：“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有数百字。”那么古人安葬也有石志，只是不像近代那样无论贵贱都制作罢了。
冯鉴
续事，始案《西京杂记》，前汉杜子夏临终作文，其死命刋石，埋于墓前，墓志恐因此始。
译接着这件事，我起初查考《西京杂记》，记载前汉杜子夏临终前撰写文章，他死后命人刻石，埋在墓前，墓志铭恐怕就是由此开始的。
司马氏书仪志石刻文云：某官姓名【妇人云某姓名妻某封某氏】某州某县人，考讳某某，官某氏，某封【无官刲者但云姓名或某氏】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丈夫云娶某氏，某人之女封某邑】子男某某官，女适某官某人。若直下穿圹，则置之便房；若旁穿为圹，则置之圹门。墓前更立小碑，可髙二三尺许，大书曰某姓名某，更不书官【古人有大勲徳勒铭钟鼎，藏之宗庙，其葬则有丰碑以下棺耳。秦汉以来，始命文士襃赞功徳，刻之于石，亦谓之碑。降自南朝，复有铭志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贤邪，则名闻光昭，众所称颂，乃流今古，不可掩蔽，岂待碑志始为人知？若其不贤也，乃以巧言丽辞，强加饰采，功侔吕望，徳比仲尼，徒以讥笑，其谁肯信？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请立碑，帝曰：“欲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徒与人作镇石耳。”此实语也。今既不能免俗，其志文但可直叙乡里世家官簿始终而已。季札墓前有后世称孔子所篆云：“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岂在多言，然后人知其贤邪？今但刻姓名于墓前，他日人自知其贤愚耳】
朱子《家礼》志石用二片，其一为盖，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为底，刻云「某官某公讳某，字某某，州某县人，考讳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歴官迁次，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于某乡某里某处，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适某官某人，妇人夫在，则盖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则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叙年若干，适某氏，因夫与子致封号，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铁束而埋之。
朱子语类：「问政和礼，九品以下至庶人无志，温公有之，今当何从？」朱子荅云：「志石为乆逺之计，埋于土中有何僭礼？须在圹上二三尺，纵遇畚锸，犹可得止，勿置圹中。」陈淳安卿问曰：「某问志石之制，在士庶当如何题？温公谓当书姓名，恐所未安，夫妇合葬者所题又当何如？」朱子曰：「宋故进士【或云处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畧记名字乡里年嵗子孙及葬之年月】
金石例，墓志纳之墓中，柩前平放。其状如方石，斗二，底撮面平而不凹，大小无定制。上一斗于平面上，大字题「某官某人墓志铭」。曽见古墓中石志制度如此。又记，上一斗止写「某人墓志」，不书「铭」字。下一斗上作小字，书前一行刻云「某官某人墓志铭并引」，或言有序，或言并序，后书序及铭。刻毕以丹填之，上下二斗字并用丹填。二斗相合，四角以薄石片搘起，搘石如钱大，厚薄亦如之，但要不使二石实相厌着。
钱希言戏瑕牧野【竹书纪年作坶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铭题▯云：“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记唯此。汉髙祖、孝文各为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镇江，人谓孔子书。文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案古法帖上云：“呜呼有吴君子”六字而已。若延陵之墓四字，疑是后人妄増。除之字外，三字是汉人古▯，不与前六字合。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家穿其傍作窖，得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壄，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曰：“魏郡杜邺立志忠▯，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魂气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及死命刋石埋于墓侧。东汉赵嘉即赵岐与兄子书：“大丈夫遯无箕山之操，仕无伊吕之勲。天不我与，复何言哉？”可立一圆石于吾墓门侧，刻之曰：“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吴郡陆绩豫知亡日，乃为辞曰：“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唐傅奕武徳中为太史令，一病不问医，自志曰：“傅奕青山白云人也，
译司马光《书仪》中关于志石刻文的记载说：某官姓名【妇人则写某姓名妻某封某氏】某州某县人，父亲讳某某，官职某氏，某封【若无官职则只写姓名或某氏】某年月日去世，某年月日安葬【丈夫则写娶某氏，某人之女，封某邑】儿子某某官职，女儿嫁给某官某人。如果直接向下挖掘墓穴，就把志石放在侧室；如果从旁边挖掘墓穴，就把志石放在墓门处。墓前再立小碑，大约高二三尺，大字书写某姓名某，不再书写官职【古人有大功勋德行，刻在钟鼎上，藏在宗庙里，下葬时只用丰碑来引导棺木罢了。秦汉以来，才开始命令文士褒赞功德，刻在石头上，也叫碑。到了南朝，又有铭志埋在墓中的做法。如果这个人真是大贤人，那么名声显赫，众人称颂，流传古今，不可掩盖，难道要等碑志才让人知道吗？如果他不贤，却用巧言丽辞，强行修饰，功绩比得上吕望，德行比得上仲尼，只会招来讥笑，谁会相信呢？碑还立在墓道旁，人们能看到；志却藏在墓穴中，除非发掘，否则没人能看到。隋文帝儿子秦王俊去世，府僚请求立碑，文帝说：“想要名字载入史书就够了，何必用碑呢，不过是给人做镇石罢了。”这确实是实话。现在既然不能免俗，志文只需直叙乡里、世家、官职、始末罢了。季札墓前有后世称孔子所篆的碑文说：“呜呼！有吴延陵季子之墓。”难道是多说了，后来人才知道他的贤德吗？现在只在墓前刻姓名，日后人们自然知道他的贤愚罢了】
朱熹《家礼》规定志石用两片，一片作盖，刻写“某官某公之墓”，一片作底，刻写“某官某公讳某，字某某，某州某县人，父亲讳某某，官职母亲某氏，某封某年月日出生，历任官职迁升情况，某年月日去世，某年月日安葬在某乡某里某处，娶某氏，某人之女，儿子某某官职，女儿嫁给某官某人，妇人丈夫在世，则盖刻写“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丈夫去世则写“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底片叙述年龄若干，嫁给某氏，因丈夫与儿子获得封号，安葬之日将两石字面相对，用铁束紧后埋下。
朱熹《语类》记载：“问政和礼，九品以下至平民没有志石，司马光有，现在应当遵从哪个？”朱熹回答说：“志石是为长久打算，埋在土中有什么僭越礼制？须放在墓穴上方二三尺处，即使遇到挖掘，还能得以停止，不要放在墓穴中。”陈淳问：“我询问志石的制度，士人平民应当如何题写？司马光说应当书写姓名，恐怕不妥，夫妇合葬的题写又应当如何？”朱熹说：“宋故进士【或说处士】某君夫人某氏之墓【下面简略记录名字、乡里、年龄、子孙及安葬的年月】
金石体例，墓志放入墓中，灵柩前平放。形状像方石，分上下两石，底部平整而不凹陷，大小没有定制。上面一石在平面上，大字题写“某官某人墓志铭”。曾见过古墓中石志制度如此。又记得，上面一石只写“某人墓志”，不写“铭”字。下面一石上作小字，第一行刻写“某官某人墓志铭并引”，有的说有序，有的说并序，后面书写序及铭。刻完后用朱砂填色，上下两石字都用朱砂填色。两石相合，四角用薄石片支撑，支撑石像铜钱大，厚薄也如此，只要不让两石紧密贴合。
钱希言《戏瑕》记载牧野【《竹书纪年》作坶野】有比干墓，前有石铭题〇说：“商大夫比干之墓”，所记仅此而已。汉高祖、孝文帝各为其立碑。延陵季子十字碑在镇江，人们说是孔子所书。文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查考古法帖上云：“呜呼有吴君子”六字而已。如果延陵之墓四字，怀疑是后人妄增。除去“之”字外，三字是汉人古〇，不与前面六字相合。东都殖业坊十字街有王戎墓，隋代酿酒家在旁边挖窖，得到铭曰：“晋司徒尚书令安丰侯王君铭”。汉代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葬铭，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壄，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铭文依据什么？王史威长杜子夏葬在长安北四里，临终作文说：“魏郡杜邺立志忠〇，犬马未陈，奄先草露。骨肉归于后土，魂气无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后即化。封于长安北郭，此焉宴息。”死后命令刻石埋在墓侧。东汉赵嘉即赵岐与兄子书：“大丈夫隐居没有箕山的操守，做官没有伊尹吕尚的功勋。上天不给我机会，还能说什么呢？”可在我的墓门侧立一块圆石，刻写：“汉有逸民，姓赵名嘉，有志无时，命也奈何。”吴郡陆绩预先知道死亡日期，于是作辞说：“有汉志士，吴郡陆绩。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呜呼悲隔。”唐代傅奕在武德年间任太史令，一生病不问医，自己作志说：“傅奕青山白云人也，
以醉死。”古人墓文之简只十余字，何尝不传？今人则连篇累牍，不谀地下则防地上耳。买菜求益，严光所以深叹欤？案《洛阳伽蓝记》载后魏隠士赵逸荅好事者语云：“生时中庸之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徳，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与伊吕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鲠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当时作文之士惭愧此言。据此则南北朝时已然，不独唐时谀墓而已。蔡中郎云：“平生作碑文唯郭有道一片无媿”，则西京时。已有此风，邪予尝见元人赵承防孟頫集中所载，其自撰父母及祖父母墓志，仅叙生卒爵里而已，并不书事。至于尚书故实，所载东晋谢太傅碑，但着贞珉，初无文字，盖重难著述之意。此等识见，髙出千古。
译因醉酒而死。”古人的墓志铭文字简略，只有十几个字，何尝没有流传下来？今人却写起长篇大论，如果不是为了在地下阿谀死者，就是为了在生前防备活人罢了。买莱求取更多，严光因此深深感叹吗？查考《洛阳伽蓝记》记载，后魏隐士赵逸回答好事者的话说道：“活着的时候不过是中等资质的人罢了，等到他死了，碑文墓志没有不极力称颂天地之德、生民之能事的。作为君主与尧舜并列，作为臣子与伊尹、吕尚踪迹相同。治理百姓的官员像浮虎一样仰慕他的清廉风范，执法的官吏像埋轮一样感激他的刚直。所谓生前是盗跖，死后成了伯夷、叔齐，虚妄的言辞伤害了正道，华丽的辞藻损害了事实。”当时写文章的文士对此话感到惭愧。据此可知，南北朝时已经如此，不只是唐代阿谀墓主罢了。蔡邕说：“平生写碑文，只有郭有道那一篇没有愧疚”，那么西汉时期，已有这种风气了。我曾经见过元人赵承防孟頫文集中所载，他自撰父母及祖父母的墓志，仅仅叙述生卒年月、爵位籍贯罢了，并不记载事迹。至于《尚书故实》所载东晋谢太傅的碑，只树立着坚硬的石碑，起初没有文字，大概是看重难以著述的意思。这种见识，高出千古。
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欧阳公与尹材帖云：「墓铭刻石，不必留官衔题目及撰人书人刻字人姓名。晋人以前皆不着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逺自知。」欧公此言岂无所见而云邪？予观古之碑志，有止书撰人姓名而不著书人者，盖以当时之人皆能书，或多撰者之所书也。有止著书人姓名而不着撰人者，盖文或者之所为也。有止书某官某人于旁而不著书撰者，盖书撰或即其人也。予近得唐人二志石，其一开元二十八年周府君志，其一太和二年顾府君志，皆不著书撰人名。可见在唐犹然而不特晋以前也。又尝于城南草间得宋时墓石一方，乃子志父，其讳处字皆畧草，与志文之字不伦。后书曰「某人书讳字亦如之」，乃知讳为其人亲书，此又可见古人作事之不苟矣。
【吕坤四礼疑志于石示来世也文其辞篆其姓名合而锢之以铁埋诸地中将谁示乎不若志诸碣碣者揭也一抔之封无所表识百年之后子孙且不识祖考况在他人故详具其家世以志之今用方石二面一面楷书为文文既工一面篆书为题篆难辨字字相对以铁束之埋于墓头三四尺本注云虑异时误为人所动见石而知其姓名庶能掩之谬哉其为説也石在墓头发及石则见棺也半矣两石内向重重铁束谁复从容为汝钳锤即或开之岂皆通文辨篆人邪即知其名姓死者之徳能致开者之重否即为掩之能肯复束此石否石既不束能必墓不再动否此説大可笑也不如题姓名于碣面详家世于碣隂有功徳者表诸神道使有目者皆得见之免致误动之尤愈乎程大中志石砌于壁间有何不可顾起元説畧齐太子穆妃将葬立石志王俭曰石志不出礼经起顔延之为王球作墓志以其素族无名诔故也案博物志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王史威长死葬铭又孔子之防公西赤为识焉子张之防公明仪为识焉説者谓识志也又阖闾墓中石铭庄子卫灵公沙丘石椁铭今古帖有比干墓铭文心雕龙云飞廉有石椁之铭据此则非始于延之也】
【陈龙正家矩志石専防发掘须令易见。若凖家礼合字于背外用铁束是掩之也。虽掘者见石，何繇知为某冢而遽歇手乎？冀有断鐡开石，谛察详观，抑又难矣。宜仰字于面，但以甎覆之，离圹前数尺浅埋之。孟子葬母，自刻跪像埋之墓，前后遇掘者遂知为孟母墓。圣贤盖唯欲人之早见之也】
权厝志
墓铭举例，栁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权厝志》，又有《故连州贠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又有《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权厝有志，又一例也。
归祔志
墓铭举例。栁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无铭诗，不忍诗而铭之也。又一例也。题书归祔，又一例也。
迁祔志
金石例，栁子厚有叔妣陆氏夫人迁祔志。
志殡
墓铭举例，栁宗元志从父弟宗直殡志，其人殡，又一例也。
坟记
墓铭举例。栁宗元有韦夫人坟记，云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盖实权厝志也。题书坟记，又一例也。
墓记
墓铭举例，朱文公有《刘枢宻墓记》，又有《范直阁墓记》，题书“墓记”同，《栁文韦夫人坟记》例也。
圹记
墓铭举例，朱文公有《知县何公圹记》，又有《亡嗣子圹记》，题书《圹记》同，《韩文女挐圹铭》例也。
墓甎文
汉▯字源，汉谢君墓甎文，元和三年作。
墓甎记
范成大《吴郡志》江纂墓，江逌子也。木渎孙起卿，顷于天平山下地名上沙获墓碑，乃以大方甎刻之，字画俱存，与石无异。起卿为赋诗家有古瑑碑，近自田家获。藏之五六年，未甚见省。録古苔侵文理，封结殆莫识。偶然嗟其穷，一一为磨剔。始若漫无文，细寻适可读。文云：‘晋江纂长夜垂兹刻，贞石殊不用。块然但埏埴，合葬无别铭。’背面书反覆，一字不渉华。本枝记明白，二父遂兼书于逌。乃宗适【志云：养父谌，本父逌也】考诸晋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画亦崄劲，然不类镌斲。汉魏尚丰碑，此独何褊廹？岂时丁防乱，不暇如品式？于时义熙季嵗，次
译近世凡是墓志铭以及碑碣之类的文章，必定在开头加上书写者、撰写者以及篆写碑盖题额者的名字。甚至常常假借显赫人物的名字来向人夸耀，这非常可笑。欧阳修在给尹材的信中说：“墓铭刻石，不必留下官衔题目以及撰写者、书写者、刻字者的姓名。晋代以前都不署撰写者的姓名，这是古人有深意的。况且年代久远了，自然知道是谁写的。”欧阳公这话难道是没有根据而说的吗？我观察古代的碑志，有只署撰写者姓名而不署书写者姓名的，大概是因为当时的人都能书写，或者多是撰写者自己书写的。有只署书写者姓名而不署撰写者姓名的，大概是因为文章是别人代笔的。有只在旁边书写某官某人而不署书写者和撰写者的，大概是因为书写和撰写就是这个人自己。我最近得到两块唐代的志石，一块是开元二十八年周府君的志，一块是太和二年顾府君的志，都不署书写者和撰写者的姓名。可见在唐代还是这样，并不只是晋代以前如此。又曾经在城南草丛中得到一方宋代的墓石，是儿子为父亲立的志，其中父亲名讳的地方字迹都潦草，与志文的其他字迹不协调。后面写着“某人书，名讳字迹也如此”，才知道名讳是那人亲手写的，这又可见古人做事不马虎了。
【吕坤《四礼疑》说：“志石是为了给后世看，文字修饰，篆写姓名，合在一起用铁捆扎埋入地下，这是给谁看呢？不如写在碑碣上，碑碣是显露的意思。一堆土坟没有什么标识，百年之后子孙尚且不认识祖先，何况是别人呢？所以详细记载其家世来立志。现在用两块方石，一面楷书写文章，文章既工整，另一面篆书写标题，篆书难辨认，字字相对，用铁捆扎，埋在墓前三四尺处。本注说：担心将来被误动，看到石头知道姓名，或许能掩盖它，谬误啊！他的说法。石头在墓前，挖到石头就见到棺材的一半了。两块石头向内，重重铁束，谁还会从容为你钳锤？即使打开，难道都是通晓文字辨认篆书的人吗？即使知道姓名，死者的德行能让打开的人重视吗？即使掩盖，肯再捆扎这块石头吗？石头既然不捆扎，能保证墓不再被扰动吗？这说法太可笑了。不如在碑面题写姓名，在碑阴详述家世，有功德的人在神道旁立碑，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见，避免误动的过失，不是更好吗？程大中志石砌在壁间，有什么不可以？顾起元说法大致相同。齐太子穆妃将葬，立石志，王俭说：石志不出自礼经，起于颜延之为王球作墓志，因为他出身寒微无名诔的缘故。查《博物志》，汉代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王史威长死葬铭，又孔子的丧事，公西赤为标识；子张的丧事，公明仪为标识。解说者认为标识就是志。又阖闾墓中有石铭，庄子记载卫灵公沙丘石椁铭，今古帖有比干墓铭文，《文心雕龙》说飞廉有石椁之铭。据此则不是始于颜延之。】
【陈龙正《家矩》说：“志石专门防备发掘，必须让它容易看见。如果按照《家礼》，把字合在背面，外面用铁捆扎，这是掩盖它。即使挖掘的人看见石头，怎么知道是某人的坟墓而立刻停手呢？希望有断铁开石，仔细察看，这又难了。应当让字仰面向上，只用砖覆盖，离开墓穴前几尺浅埋。孟子葬母，自己刻跪像埋在墓前，遇到挖掘的人于是知道是孟母墓。圣贤大概只是希望人们早点看见。”】
权厝志
墓铭举例，柳宗元有《故永州刺史崔君权厝志》，又有《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又有《亡姑渭南县尉陈君夫人权厝志》。权厝有志，又是一个例子。
归祔志
墓铭举例。柳宗元《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没有铭诗，不忍心作诗而铭之。又是一个例子。题写归祔，又是一个例子。
迁祔志
金石例，柳子厚有《叔妣陆氏夫人迁祔志》。
志殡
墓铭举例，柳宗元《志从父弟宗直殡志》，那个人殡殓，又是一个例子。
坟记
墓铭举例。柳宗元有《韦夫人坟记》，说合葬而不合穴，大葬不利，等待时机，实际上是权厝志。题写坟记，又是一个例子。
墓记
墓铭举例，朱文公有《刘枢密墓记》，又有《范直阁墓记》，题写“墓记”相同，是《柳文韦夫人坟记》的例子。
圹记
墓铭举例，朱文公有《知县何公圹记》，又有《亡嗣子圹记》，题写《圹记》相同，是《韩文女挐圹铭》的例子。
墓砖文
汉〇字源，汉谢君墓砖文，元和三年作。
墓砖记
范成大《吴郡志》江纂墓，江逌的儿子。木渎孙起卿，前时在太平山下地名上沙获得墓碑，是用大方砖刻的，字画俱存，与石头无异。起卿为此赋诗：“家有古瑑碑，近自田家获。藏之五六年，未甚见省。录古苔侵文理，封结殆莫识。偶然嗟其穷，一一为磨剔。始若漫无文，细寻适可读。文云：‘晋江纂长夜垂兹刻，贞石殊不用。块然但埏埴，合葬无别铭。’背面书反覆，一字不涉华。本枝记明白，二父遂兼书于逌。乃宗适【志云：养父谌，本父逌也】考诸晋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画亦险劲，然不类镌斫。汉魏尚丰碑，此独何褊迫？岂时丁防乱，不暇如品式？于时义熙季岁，次
实庚戌。五胡剖中原，典午窜南极。苟简理宜尔，宁诒不孝责？审订既昭然，疑去喜自适。厯年七百余，瞥尔驹过隙。名节苟不传，埃化先瓦石。置兹当眼前，用代铭几席。
译实在庚戌年。五胡乱华导致中原分裂，司马氏政权逃往南方。苟且简略的处理方式本该如此，难道会招致不孝的指责吗？仔细审定之后真相已经明朗，疑虑消除，喜悦自然产生。七百多年历史，转瞬即逝如同白驹过隙。如果名节不能流传后世，就会先于瓦石化为尘埃。将此置于眼前，用来代替刻在几案席上的铭文。
墓铭举例，栁宗元有《小侄女墓甎记》，实铭诗也，而无序题。书《墓甎记》，又一例也。
吾衍学古编《宋开封张尧夫墓铭》，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方甎，命太原王顾以丹为▯书，纳于圹中。
穿中记
汉▯字源，张賔公妻穿中二柱，文建初二年立，在眉州碧鸡岩。绍兴丁丑，武阳城东彭山之上掘得之。
墓识
墓铭举例：宋陈瓘有《尚书曽公墓识》，叙所歴官而不书行治，无他辞，唯结以「某官陈某叙次一语」题书《墓识》，又一例也。
墓版
墓铭举例。栁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其实表也。
窆石
图经禹葬于防稽取石为窆
防稽志：禹庙窆石遗字，直寳文阁王顺伯复斋《金石録》，定为汉刻。
赵明诚《金石録》：「汉窆石铭，永建元年五月。」
盖石
周宻《癸辛杂识》：赵松雪云：「北方多唐以前古冡，所谓墓志者，皆在墓中，正方而上有盖，盖丰下杀，上上书某朝某官某人墓志，此所谓书盖者，盖底两间周铁扃。扃之后人立碑于墓道之上，篆额止谓之额，后讹为盖，非也。今世嵗月志乃其家子孙为之，非所谓墓碑也。古者初无嵗月志之石。」
墓铭举例，栁宗元有亡娣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文云：「敢祔碑隂之义，假盖石以书其辞。」
读礼通考卷第九十八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九十九。刑部尚书徐干学撰。防具五。
墓铭
祭统》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着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
干学案《祭统》所言，实鼎铭，非墓铭也。但后世作志铭者，无不援此以为据，故节録其文，以见铭文之所本。
荀子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注：系世，谓书其传袭，若今之谱牒也，所以敬传其名于后世】
干学案系世，即《周礼》小史之职，所谓奠系世者，是。
释名》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
旧唐书令狐楚谓其子绪绹曰：「吾生无益于人，勿请諡号。葬日勿请鼓吹，唯以布车一乗，余勿加饰。铭志但志宗门秉笔者，无择髙位。」
曽巩寄欧阳舍人书：夫铭志之着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徳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毋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已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孙者，一欲襃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王安石荅钱公辅书：比蒙以铭文见属，足下于世为闻人，力足以得显者，铭父母以属于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輙为之而不辞。不图乃犹未副所欲，欲有所増损，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家庙以今法准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虽多闻，要与识者讲之。如得甲科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麤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铭以谓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明天下有识者不以置悲欢荣辱于其心也。太夫人能异于闾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同，此其所以为贤而宜铭者也。至于诸孙，亦不足
译关于墓铭的举例，柳宗元有《小侄女墓砖记》，实际上是铭诗，却没有序言和标题。书写《墓砖记》，这是又一个例子。
吾衍《学古编》中记载《宋开封张尧夫墓铭》，因为下葬太快，来不及刻石，于是得到一块金谷方砖，命太原人王顾用朱砂书写，放入墓穴中。
穿中记
汉代《字源》记载，张宾公妻子的穿中二柱，刻有“建初二年立”字样，在眉州碧鸡岩。绍兴丁丑年，在武阳城东彭山之上挖掘得到。
墓识
墓铭举例：宋代陈瓘有《尚书曾公墓识》，叙述所历任官职而不记载品行政绩，没有其他言辞，只在结尾以“某官陈某叙次”一句作为题署，书写《墓识》，这是又一个例子。
墓版
墓铭举例。柳宗元有《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实际上是表文。
窆石
《图经》记载：禹葬于会稽，取石作为窆石。
《会稽志》：禹庙窆石遗留的字迹，直宝文阁王顺伯复斋《金石录》，定为汉代刻石。
赵明诚《金石录》：“汉窆石铭，永建元年五月。”
盖石
周密《癸辛杂识》：赵孟頫说：“北方多有唐以前的古墓，所谓的墓志，都在墓中，呈正方形且上面有盖子，盖子形状上宽下窄，上面书写某朝某官某人墓志，这就是所谓的书盖。盖子底部四周有铁扣。铁扣之后，后人在墓道之上立碑，篆书碑额只称为额，后来讹传为盖，这是不对的。现在的岁月志是由其家子孙所作，并非所谓的墓碑。古代本来就没有岁月志这种石头。”
墓铭举例，柳宗元有《亡娣崔氏夫人墓志》，是盖石文，文中说：“敢遵循附碑阴的义理，借盖石来书写其辞。”
读礼通考卷第九十八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九十九。刑部尚书徐干学撰。备具五。
墓铭
《祭统》说：铭，就是自我命名。自我命名来称颂祖先的美德，并明确地昭示给后世。作为祖先，没有谁不有美德，也没有谁不有恶行。铭的含义，是称颂美德而不称述恶行，这是孝子孝孙的心意。
干学案：《祭统》所说的，实际上是鼎铭，不是墓铭。但后世作志铭的人，无不援引此作为依据，所以节录其文，以显示铭文的来源。
《荀子》：铭和诔，联系世系，恭敬地传承其名声【注：联系世系，是说书写其传承袭续，如同现在的谱牒一样，用来恭敬地将其名声传承给后世】
干学案：联系世系，就是《周礼》小史的职掌，所谓奠系世者，是对的。
《释名》：铭，就是名。叙述其功绩美德，使其可以称名。
《旧唐书》令狐楚对其子令狐绪、令狐绹说：“我一生对人无益，不要请求谥号。下葬那天不要请求鼓吹仪仗，只用一辆布车，其余不要加饰。铭志只记载宗门执笔的人，不要选择高位者。”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铭志流传于世，意义接近于史，但也有与史不同的地方。大概史对于善恶，无所不写，而铭，大概是古代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的人，担心后世不知道，就一定铭刻来显现，或者纳入庙中，或者存于墓中，是一样的。如果那个人有恶行，那么在铭中有什么可写的呢？这就是它与史不同的原因。其辞作的目的，是为了使死者没有遗憾，生者得以表达敬意，而善人欢喜被传颂，就勇于自立；恶人没有记载，就自己惭愧而恐惧。至于通才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都见于篇章，就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警戒劝勉之道，不接近史，还能接近什么呢？等到世道衰微，人的子孙，一心想褒扬其亲人，而不根据道理，所以即使是恶人也都务求勒铭来夸耀后世。立言者既不能拒绝而不写，又因为是子孙所请求，书写其恶行，则人情所不能接受，于是铭就开始不真实。后来作铭的人，应当观察其人，如果托付给不合适的人，那么书写就不公正和正确，就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所以千百年来，公卿大夫直到里巷之士，没有谁不有铭，而流传下来的却很少。其原因不是别的，是托付给不合适的人，书写不公正和正确的原因。
王安石《答钱公辅书》：近来承蒙以铭文相委托，足下在世上是闻名的人，力量足以得到显贵者，为父母请铭于不腆之文，似乎其意不是随便的，所以我就为之而不推辞。没想到竟然还没有符合所想要的，想要有所增删，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更改，应当归还给我，而寻求能如足下心意的人来写。家庙以今法衡量，恐怕足下还不得立。足下虽然多闻，要与识者讲论。如果考中甲科做通判，通判的署中有池台竹林之胜，这何足以为太夫人的荣耀，而一定要书写呢？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如果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的羞辱。何况一个甲科通判，如果粗知写辞赋，即使是市井小人也可以得到，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所以铭认为里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耀，说明天下有识者不把悲欢荣辱放在心里。太夫人能不同于里巷之士，而与天下有识者相同，这就是她贤德而适宜铭刻的原因。至于诸孙，也不足
列，孰有五子而无七孙者乎？七孙业之有可道，固不宜畧。若皆儿童，贤不肖未可知，列之于义何当也？诸不具道，计足下当与有识者讲之。南去愈逺，君子唯顺爱自重。
译排列起来，哪有生了五个儿子却没有七个孙子的呢？这七个孙子的事迹有值得称道的地方，本来就不应该省略。如果他们都还是孩童，贤良与否尚不可知，将他们列入其中，在情理上又怎么合适呢？其他情况就不一一详述了，我想您应当与有见识的人共同商议。南行路途越来越远，君子只愿您顺遂慈爱，保重身体。
干学案：介甫此书，可见古人叙事简严之法，故録之。
容斋随笔》作文受谢，自晋以来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徃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钜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韩愈撰《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寄绢五百匹，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刘义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夀。」愈不能止。刘禹▯祭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穆宗诏萧俛撰《成徳王士真碑》，俛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之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防家。裴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元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反再三，讫不得已，囬施兹寺。凡此利益功徳应归微之。」本朝此风犹存，唯东坡公于天下未尝铭墓，独铭五人，皆盛徳，故谓富韩公司马公、赵清献公、范蜀公、张文定公也。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二铭，乃代文定所为者，在翰林日，诏撰同知枢宻院赵瞻神道碑，亦辞不作。曽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曽公作铭，彭之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至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道也。」彭子惶惧而止。《朱子语类》：朱子防长子魂，轿柩止用紫盖，尽去繁文，铭石二片，各长四尺，阔二尺许，止刻姓名、嵗月、居里，二面相合，以铁束之，置于圹上。
金石例，汉碑有铭辞，亦有无者，今亦然。
张所望阅《耕余録》，杜子夏临终作文，及死命刻石，埋于墓侧，此后世碑铭之始。
何孟春《余冬序録》墓铭或谓晋以前无有顔延年始为其制案吴志凌统卒孙权使张承作铭诔则三国时事也又案张华《博物志》汉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死葬铭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壄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葬有铭乆矣欧阳永叔为尹师鲁作墓铭与尹材书曰刻石时首尾更不要留官衔题目及撰人书人刻字人等姓名晋以前碑皆不着撰人姓名此古人有深意乆逺自知▯盖祗着尹师鲁墓四字其告之之详如此近世士大夫有不肯与人铭墓者问之云吾不欲以生人姓名埋地下伴死人耳彼容未见欧公不着姓名之説也
李长蘅曰：铭者，名也，所以名其为人，使其人精神顔面▯于后世也。韩子之铭王评事也，叙其文书衔袖之事；铭李侍郎也，叙其笃信方药之语。千百世而下，读其文者，谈笑諈诿，如或见之。今之为辞者，縁饰名行，铺陈盛美，欺生谀死，贷口借面，虽其大书深刻碑版照耀，而其中固枵然无所有，则亦何怪其速朽哉！干学案：李长蘅荅徐巨源书云：「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辞也。及见金石文字，记有泽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四品孙义阳朱賔撰，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又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秦贯撰，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据此，则古人亦有书妇者矣。郑府君志系拓本，予曽见之；梁府君志近出终南山楩梓谷土中，盖当时未及见耳。
圹铭
金石例韩退之有女挐圹铭
埋铭
墓铭举例。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试大理评事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
陈瓘有侍郎邹公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彼但铭而不序，此序而无铭，又一例也。
石椁铭
博物志》卫灵公葬，得石椁铭：「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汉滕公薨，求葬东都门外，公卿送防驷马不行，局。
地悲鸣，跑蹄下地，得石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遂葬焉。
墓
译《干学案》说：王安石这篇文字，可以看出古人叙事简练严谨的方法，所以记录下来。
《容斋随笔》说：写文章接受酬谢，从晋代以来就有，到唐代才开始盛行。《李邕传》记载：李邕尤其擅长写碑文颂辞，朝廷官员以及天下的寺庙道观，大多带着金银布帛去求他写文章，前后所写的碑文颂辞共几百篇，接受的馈赠也达到巨万。当时的舆论认为，自古以来卖文章获取钱财，没有像李邕这样的人。韩愈撰写《淮西碑》，唐宪宗把刻在石头上的碑文赐给韩愈，韩愈寄去五百匹绢，作为王用的碑文酬谢。王用的儿子寄去鞍马和白玉带。刘义拿着韩愈给的几斤金子离开，说：“这是阿谀奉承墓中人的所得，不如送给刘君祝寿。”韩愈无法阻止。刘禹锡在祭奠韩愈的文章中说：“您的鼎铭、侯碑、墓志、神道碑，一个字的价格，运来的金子像山一样。”唐穆宗下诏让萧俛撰写《成德王士真碑》，萧俛推辞说：“王承宗的事没有什么可写的。”又撰写进献之后，按惯例能得到赏赐，如果勉强接受，就不符合我一生的志向。皇帝听从了他的请求。唐文宗时，长安城中争着写碑志，像市场买卖一样，高官显贵死在他门前的人像市场一样多，甚至有人喧闹竞争着去写，不通过守门人。裴均的儿子拿着万匹绢去求韦贯之写铭文，韦贯之说：“我宁愿饿死，怎么忍心做这种事呢。”白居易修撰《香山寺记》说：“我和元微之在生死之间定交，微之将要去世，把墓志铭托付给我。不久元家的老人列举他的奴仆、车马、绫帛以及银鞍玉带的价值，大约六七十万作为酬谢，这是文章的酬礼。我想到平生的情谊，酬礼不应当接受，往返再三，最后不得已，把它施舍给这座寺庙。所有这些利益功德应该归于微之。”本朝这种风气还存在，只有苏东坡对天下未曾给谁写墓志铭，只给五个人写了，都是德行盛大的人，所以说是富弼、韩琦、司马光、赵抃、范镇、张方平。此外，赵康靖公、滕元发两篇铭文，是代替张方平写的，在翰林院任职时，下诏撰写同知枢密院赵瞻的神道碑，也推辞不写。曾子开和彭器资是挚友，彭去世，曾子开为他写铭文，彭的儿子用金带绢帛作为酬谢，曾子开推辞了两次，说：“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尽朋友的情义，如果用财物来投献，这不是您侍奉父亲朋友之道。”彭的儿子惶恐害怕而停止。《朱子语类》记载：朱熹为长子办丧事，轿子棺材只用紫色伞盖，完全去掉繁琐的礼节，铭文石头两片，各长四尺，宽二尺左右，只刻姓名、年月、住址，两面相对，用铁束住，放在墓穴上。
《金石例》说：汉代碑文有铭文，也有没有的，现在也是这样。
张所望阅读《耕余录》，杜子夏临终写文章，死后命令刻石，埋在墓旁，这是后世碑铭的开始。
何孟春《余冬序录》说：墓铭有人说晋代以前没有，颜延年开始制定这种体裁。查《吴志》凌统去世，孙权让张承写铭文诔文，这是三国时期的事。又查张华《博物志》说，汉代西都时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死后埋葬铭文说：“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陇原野，非宁非康，不封不树，作灵垂光，厥铭何依，王史威长。”王史威长死后有铭文很久了。欧阳永叔为尹师鲁写墓铭，给尹材的信说：“刻石时首尾更不要留官衔题目以及撰写人、书写人、刻字人等姓名，晋代以前的碑都不写撰写人的姓名，这是古人有深意，久远自然知道。”大概只写尹师鲁墓四个字，他告诉尹材如此详细。近世士大夫有不肯给人写墓志铭的，问他们说：“我不愿意把活人的姓名埋在地下陪伴死人。”他们大概没有看到欧阳公不写姓名的说法。
李长蘅说：铭，就是名，用来命名这个人的为人，使这个人的精神面貌流传于后世。韩愈给王评事写铭文，叙述他文书藏在袖中的事；给李侍郎写铭文，叙述他笃信方药的话。千百代以后，读他文章的人，谈笑推托，好像见到他一样。现在写文章的人，修饰名声行为，铺陈盛大美好，欺骗活人阿谀死人，借口才借面子，虽然大字深刻碑版照耀，但其中本来空虚没有东西，那么又何必奇怪它迅速腐朽呢！《干学案》说：李长蘅答复徐巨源的信说：“古人合葬题写不写妻子，现在说和配偶某某，是李梦阳以后不合礼制的言辞。等到看到金石文字，记载有泽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志铭，四品孙义阳朱宾撰写，唐武后垂拱四年十一月；又有荥阳郑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秦贯撰写，宣宗大中十二年十二月。”根据这个，那么古人也有写妻子的。郑府君墓志是拓本，我曾经见过；梁府君墓志最近从终南山楩梓谷土中出土，大概当时没有来得及看到。
圹铭
《金石例》说：韩退之有女儿挐的圹铭。
埋铭
墓铭举例。朱熹有女儿，已经埋铭，没有序。同韩文《试大理评事胡君铭》例题，写埋铭，又是一个例子。
陈瓘有侍郎邹公埋铭，同朱文公女儿已埋铭例子，他只写铭文不写序，这个写序不写铭文，又是一个例子。
石椁铭
《博物志》说：卫灵公下葬，得到石椁铭文：“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汉代滕公去世，请求葬在东都门外，公卿送葬四匹马不走，局促。
地悲鸣，马蹄刨地，得到石头有铭文说：“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于是葬在这里。
墓
铭举例。宋欧阳修有母郑夫人，石椁铭。石椁有铭，又一例也。书作椁之日，而系以铭，又一例也。
译铭文列举事例。宋代欧阳修有母亲郑夫人，石椁铭文。石椁上有铭文，这是又一个事例。在记载制作石椁的日期之后，附上铭文，这又是另一个事例。
石塔铭
文苑英华·苏颋《故悼王石塔铭》：王即开元神武皇帝第九爱子也。二嵗而未及周，葬于万安山之东南岭。圹唯五尺，棺不三尺，垒石塔一丈于其上，不雕不砻。
墓表
汉▯字源，谒者景君墓表，元初五年立，在济州石磨灭，不见名字。东汉墓阙，自路都尉始为文，则自景君始。文章縁起云，墓碑自晋始，非也。
朱子家礼坟髙四尺，立小石碑于其前，亦髙四尺，趺髙尺许【案孔子防墓之封，其崇四尺，故取以为法焉。司马公说，别立小碑，但须阔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圭首而刻，其面如志之盖，乃畧述其世系名字行实而刻于其左，转其后右而周焉。妇人则俟夫葬乃立，面如夫亡志盖之例云】
表墓石立于墓前【就地埋定，上题云“某人之墓”，无文词。墓虽无碑者，亦当立此石】
殡表
墓铭举例，韩退之有施州房使君郑夫人殡表，实铭诗也。铭宜诗，而墓铭有用文者；表宜文，而此表乃因诗焉。皆变例也。殡而有表，又一例也。
石像
吴寛家藏《集耶律丞相墓》在瓮山下，前有石像，须分三缭，其长过膝。
石函
▯续魏甄皇后识坐板函上刻文昭皇后识坐板函八字绍圣丙子年邺民耕地得一绿石匣广八寸有半长倍之厚三之一鹿顶笏头盖其上有此八字魏文帝甄后神坐前之物也》
吉金贞石，志应州马神祠前施食台石刻八卦于旁，又书二十八宿字，上有▯文曰：「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铭」。盖沙陀之俗，死焚其骨，盛以石函，此其盖也。
石台
倦防録法，华人发古冡，得碑有刻字曰：“晋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学博士，陈留郡雍丘县都乡州周阐，字道舒，妻活，晋寻阳太守，谯国龙冈县桓逸，字茂长，小女，父晋安成太守，鹰▯男讳蟠，字永时，背镌成文案。”此周阐之妻，桓逸之女墓也。父晋安成太守，鹰▯男讳蟠者，盖阐之父，故独称讳，但不知妻名。活何义？字画极分明，无讹。其中无他物，唯得铜铫一二，足螭柄，面阔四寸余，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求售，适得之，云尚有一石台，髙二尺许，有花文，先为汉南人取去。
石室
水经注》钜野黄水南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髙平人。熹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髙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鸱尾。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隠起雕刻，为君臣官属、龟龙麟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
汉▯字源，太守张景题字。光和六年立，在髙眹石室梁上。博士题字，在髙眹石室中。▯农太守张君题字，在髙眹石室中。
石壁
梦溪笔谈》：济州金乡县发一古冡，乃汉大司徒朱鲔墓。石壁皆刻人物、祭器、乐架之类。
石祠
水经注》金乡有司▯校尉鲁恭冡，冡前石祠、石庙，四壁青石隠起，自书契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像边皆刻石记之。又有石牀，长八尺，磨莹鲜明，叩之声闻逺近。
石柱
访碑録：「北海县东二十里，汉博士逢汾坟前，有双石柱，▯书。」
隋书》梁天监六年申明葬制，凡墓不得造石人、兽、碑，唯听作石柱，记名位而已。
石阙
水经注》邔县有黄家墓，墓前双石阙，雕制甚工，俗谓之黄公石阙。黄公名尚，汉司徒。
谯城南有曹嵩冡，冡北有碑庙，北有二石阙双峙，髙一丈六尺，榱栌及柱皆雕镂云矩，上复思已碎。▯释东都，自路都尉始见墓阙，盖阡表铭圹之滥觞也。有文而传于今，则自谒者景君始。中皇帝赙三字，特书于志文之上。齐葬穆妃，议立石志，王俭以为非礼经所出。元嘉中，顔延之辈为之，遂相祖述。任昉作《文章縁起》，又云墓碑自晋始。予考《郦氏水经注》所载汉刻已不少，后魏与齐梁时相先后也。岂碑碣多在北方，而南人未之见乎？《郭林宗传》云：林宗既葬，同志者立碑，蔡邕为其文，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唯郭有道无媿色。”史称王俭，晋宋以来故事仪典，谙忆无遗，毎博议引证先儒
译石塔铭
《文苑英华》收录苏颋所作《故悼王石塔铭》：悼王是开元神武皇帝（唐玄宗）第九个受宠爱的儿子。两岁未满周岁时去世，安葬在万安山的东南山岭。墓穴深仅五尺，棺木长不足三尺，在墓上垒起一丈高的石塔，不加雕刻打磨。
墓表
《字源》记载，谒者景君的墓表，立于东汉元初五年，位于济州，因石头磨损，已看不清名字。东汉的墓阙，从路都尉开始有铭文，那么从景君开始就有墓表。《文章缘起》说墓碑是从晋代开始的，这是错误的。
朱熹《家礼》规定坟高四尺，在坟前立小石碑，也高四尺，碑座高一尺左右【按：孔子规定墓堆高四尺，所以取此作为标准。司马光说，另立小碑，宽度须在一尺以上，厚度占宽度的三分之二，碑首呈圭形并刻字，碑面像墓志盖那样，简要叙述其世系、名字、品行事迹，刻在碑的左侧，转到碑的后面右侧环绕刻完。妇人则等丈夫安葬后才立碑，碑面像丈夫去世时墓志盖的体例】
墓表石立于墓前【就地埋定，上面题写“某人之墓”，没有文辞。即使墓没有碑，也应当立这块石头】
殡表
《墓铭举例》提到，韩愈有《施州房使君郑夫人殡表》，实际上是铭诗。铭文适宜用诗体，而墓铭有用散文体的；表文适宜用散文体，而这篇表文却因用诗体。这都是变通的体例。安葬时有表文，又是一个体例。
石像
吴宽家藏《集耶律丞相墓》在瓮山下，墓前有石像，胡须分为三缕，长度过膝。
石函
《续魏甄皇后识坐板函上刻文》记载：昭皇后识坐板函八字，绍圣丙子年，邺地百姓耕地时得到一个绿石匣，宽八寸半，长是宽的两倍，厚是宽的三分之一，鹿顶笏头盖，上面有这八个字，是魏文帝甄后神座前的物品。
《吉金贞石》记载，应州马神祠前施食台石刻八卦于旁，又书写二十八宿字样，上面有文字说：“唐故汾州刺史朱邪府君墓志铭”。这是沙陀人的习俗，死后焚烧其骨，盛放在石函中，这就是石函的盖子。
石台
《倦游录》记载，华人发掘古墓，得到一块碑，上面刻字说：“晋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学博士，陈留郡雍丘县都乡州周阐，字道舒，妻活，晋寻阳太守，谯国龙冈县桓逸，字茂长，小女，父晋安成太守，鹰〇男讳蟠，字永时，背面刻成文案。”这是周阐的妻子、桓逸的女儿之墓。父亲是晋安成太守，鹰〇男讳蟠，大概是周阐的父亲，所以单独称讳，只是不知道妻子的名字。“活”是什么意思？字迹非常清晰，没有错误。其中没有其他物品，只得到一两个铜铫，足部有螭龙柄，口径四寸多，深度是口径的一半，制作不太精工。乡下人想出售，恰好被我得到，说还有一块石台，高二尺左右，有花纹，先前被汉南人取走了。
石室
《水经注》记载，钜野黄水南面有荆州刺史李刚墓。李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熹平元年去世，见到他的碑：有石阙、祠堂、三间石室，椽架高丈余，雕刻石头做成椽瓦屋，安置鸱尾。建造方井，侧面有荷梁柱，四壁浮雕雕刻，有君臣官属、龟龙麟凤的纹饰，飞禽走兽的图像。制作工丽，不太损坏。
《字源》记载，太守张景题字。光和六年立，在高眹石室梁上。博士题字，在高眹石室中。《农太守张君题字》，在高眹石室中。
石壁
《梦溪笔谈》记载：济州金乡县发掘一座古墓，是汉代大司徒朱鲔墓。石壁上都刻有的人物、祭器、乐架之类。
石祠
《水经注》记载，金乡有司〇校尉鲁恭墓，墓前有石祠、石庙，四壁青石浮雕，自文字产生以来，忠臣、孝子、贞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的形象，像旁边都刻石记录。又有石床，长八尺，磨得光亮鲜明，敲击时声音远近可闻。
石柱
《访碑录》：“北海县东二十里，汉代博士逢汾坟前，有双石柱，〇书。”
《隋书》记载，梁天监六年申明丧葬制度，凡坟墓不得建造石人、石兽、石碑，只允许制作石柱，记录名位而已。
石阙
《水经注》记载，邔县有黄家墓，墓前有双石阙，雕刻制作非常精工，俗称黄公石阙。黄公名尚，是汉代司徒。
谯城南有曹嵩墓，墓北有碑庙，北面有二座石阙双立，高一丈六尺，榱栌及柱子都雕刻云纹矩尺，上面又复思已碎。《释东都》说，从路都尉开始见到墓阙，大概是阡表铭圹的滥觞。有文字并流传至今的，则从谒者景君开始。中皇帝赙三字，特书于志文之上。齐代安葬穆妃，议论立石志，王俭认为这不是礼经所出的。元嘉年间，颜延之等人做了，于是相继效法。任昉作《文章缘起》，又说墓碑从晋代开始。我考证《郦氏水经注》所载汉代石刻已不少，后魏与齐梁时代相先后。难道碑碣多在北方，而南方人没见到吗？《郭林宗传》说：郭林宗安葬后，志同道合的人立碑，蔡邕为其撰文，对卢植说：“我为碑铭很多了，只有郭有道无愧色。”史称王俭，晋宋以来故事仪典，熟记无遗漏，每次博议引证先儒
，无能异者。《范书》所载，岂不知之？今汉人墓刻犹存数十百碑，其云始于晋宋，非也。▯续防稽东部都尉路君阙，汉明帝永平八年造。东都▯墓间石刻▯于后世者，自此始。
译没有能够与之不同的。《范书》所记载的，难道不知道吗？如今汉代人的墓刻还留存着几十上百块石碑，说它始于晋宋，是不对的。〇续防稽东部都尉路君阙，是汉明帝永平八年建造的。东都〇墓间石刻〇对后世的影响，从此开始。
豫州刺史路君二阙前阙七行二十七字书其所歴豫州刺史至征试博士凡八官后阙亦七行二十一字云防稽东部路君阙其次书造阙年月日永平之八年也字画兼用▯体前阙人物之后小字一行却是▯文豫州前后各一人执仗负剑向字立东部之前亦一人执仗负剑又有一人正面立腰下垂佩两手各有所执末亦一人执仗负剑而其前又有一人侧面向字立手中亦有所执盖是墓前双阙如王稚子髙贯方之类但一阙无姓名此其异尔
金石録《杨宗墓阙铭》在蜀中，凡十六大字：“云汉故益州太守杨府君讳宗，字徳仲墓阙”。
▯释》汉处士金恭阙石圭首甚鋭其上刻三足乌，其次横刻“此”数字，其下有一人执扇而乗马，两旁有螭衔环。
赵相雍劝阙碑题「汉故赵国相雍府君之阙」十▯字，今在梓潼。汉代铭墓所叙人之上世，未当书其名讳。此碑载雍君父祖诸兄名，又有字，其官秩甚详，而雍君事迹甚畧。赵氏以此为碑，而谓前十字为阙。予考其文，「水阙旧墓」谓九江君也。右校既易地造垄，此之诸冡皆同兆域。赵相故吏并志其事。盖题阙之文，非墓道之碑，与丘中之铭也。
雒阳令王稚子二阙，墓前之双石阙也。其上各刻车马之状，一则二人乗马，一则二人乗车。
▯续不其令董君阙所画者，子孙展墓之状，有仆马休于松楸之下。
汉▯字源，郯令景君阙铭，元和四年立。在济州集古録作《景君石椁铭》。
石笋
华阳国志》：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毎王薨，輙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
石镜
华阳国志》：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蜀王纳为妃。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冡，盖地数亩，髙七丈，上有石镜。其亲埋作冡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
华表
续齐谐记》张华为司空，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为书生，欲诣张公，过问墓前华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见司空邪？”华表曰：“子之妙解无为不可，但张公制度，恐难笼络，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防子千年之质，亦当深误老表。”狸不从，遂见华，见其容止风流，雅重之。于是论及文章声实，华未尝胜。次复商畧三史，探贯百氏，包十圣，洞三才，华无不应声屈滞。乃叹曰：“明公乃尊贤容众，嘉善矜不能，奈何憎人学问？墨子兼爱，其善是也。”言卒便退。华已使人防门，不得出。既而又问华曰：“公门置兵甲阑锜，当是疑仆也。恐天下之人卷舌而不谈，知谋之士望门而不进，深为明公惜之。”华不荅，而使人防御甚严。丰城令雷焕，博物士也，谓华曰：“闻魅鬼忌所别者，数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复能别。唯千年枯木照之则形见。”昭王墓前华表已当千年，使人伐之。至闻华表言曰：“老狸不自知，果误我事。”于华表穴中得青衣小儿，长二尺余，使还未至洛阳，而变成枯木。然以照之，书生乃是一斑狸。茂先叹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复可得。”
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时有少年举弓欲射之，鹤乃飞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冡累累！」遂髙上冲天。
瓴甓坛
后汉书·地理志》注：“仲尼墓在鲁城北便门之外，泗水上。墓前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
劵台
清异録》葬家听术士説，例用朱书铁劵。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邪？瘗墓前甃石，若甎表之面，方长髙不登三尺，号曰劵台。
【金九臯抱瓮集】墓前地名明堂，一名劵台。朱子语録云：“不晓，所以后见唐人文集中言某朝诏改为劵台。”案今地理书有劵台之説，劵契也。埋地契处曰劵台，地契用甎石为之上书财若干缗，为死者用财葬于此，山神土龙不得争竞。贫无力者遇祭祀则以借尊俎，谓之土筵席】
墓图
古金石例，墓图作方石碑，先画墓图，有作图象者，内画墓様，各标其穴，某
译豫州刺史路君的两座石阙，前阙有七行共二十七字，记载了他历任豫州刺史直至征试博士等共八个官职；后阙也有七行共二十一字，写着“防稽东部路君”，其后记载了建造石阙的年月日，是永平八年。字体兼用圆体，前阙人物之后有一行小字，却是圆体文字。豫州石阙前后各有一人，手持仪仗、背负宝剑，面向文字站立；东部石阙之前也有一人，手持仪仗、背负宝剑；又有一人正面站立，腰间下垂佩饰，两手各持物品；最后也有一人手持仪仗、背负宝剑，而他前面又有一人侧身面向文字站立，手中也持着物品。这大概是墓前的双石阙，如同王稚子、高贯方的石阙之类，只是其中一座没有姓名，这是它的不同之处。
《金石录》记载：《杨宗墓阙铭》在蜀中，共有十六个大字：“云汉故益州太守杨府君讳宗，字徳仲墓阙”。
《〇释》记载：汉代处士金恭的石阙，石圭的顶部非常尖锐，上面刻有三足乌，其次横刻着“此”等数字，下面有一人手持扇子并骑着马，两旁有螭龙衔着玉环。
赵相雍劝的石阙碑题写着“汉故赵国相雍府君之阙”十个字，现在位于梓潼。汉代墓志铭中叙述逝者的祖先，不应当书写他们的名讳。这块碑记载了雍君父亲、祖父以及各位兄长的名字，还有表字，他们的官职等级非常详细，而雍君的事迹却非常简略。赵氏将这块碑作为石阙碑，并说前面的十个字是石阙的题字。我考证它的文字，“水阙旧墓”指的是九江君。右校既已易地建造坟垄，这里的各个坟墓都同属一个兆域。赵相的故吏共同记载了这件事。大概石阙上的题字，并非墓道碑，也不是丘中的铭文。
雒阳令王稚子的两座石阙，是墓前的双石阙。上面各自刻有车马的形状，一座是两人骑马，一座是两人乘车。
《〇续》记载：不其令董君石阙上所画的是子孙扫墓的情形，有仆人和马在松楸树下休息。
汉代《〇字源》记载：郯令景君石阙铭，立于元和四年。在济州，《集古录》将其称为《景君石椁铭》。
石笋
《华阳国志》记载：蜀中有五个大力士，能够移山，举起万钧重物。每当君王去世，就树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作为墓志。现在的石笋就是这种。
石镜
《华阳国志》记载：武都有一位男子，化为女子，蜀王纳她为妃。不久她去世，蜀王哀悼她，于是派遣五丁去武都，担土为妃子修筑坟墓，覆盖地面数亩，高七丈，上面有石镜。那些亲自埋葬修筑坟墓的人，都树立方形石头来标记她的墓。
华表
《续齐谐记》记载：张华任司空时，当时燕昭王墓前有一只斑狸，化为书生，想要去拜见张公，路过询问墓前的华表说：“凭我的才貌，可以见到司空吗？”华表说：“你的妙解无为不可，只是张公的规矩制度，恐怕难以笼络，出去如果不遭遇侮辱，大概不能返回。不仅会毁掉你千年的本质，也应当深深连累我这老华表。”斑狸不听从，于是去见张华，张华见他的容止风流，非常看重他。于是谈论文章声实，张华未曾胜过。接着又商讨略论三史，探究贯通百家，包容十圣，洞悉三才，张华没有不随声屈服的。于是感叹说：“明公您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嘉奖善行、怜悯无能，为何憎恨别人的学问？墨子兼爱，他的善行是对的。”说完便退下。张华已派人把守门户，让他不得出去。不久又问张华说：“公府门前设置兵器栅栏，大概是怀疑我吧。恐怕天下的人闭口不谈，有智谋的人士望门而不进，深深为明公惋惜。”张华不回答，而派人防守非常严密。丰城令雷焕，是博学之士，对张华说：“听说魅鬼忌讳被辨别，不过是数百年的物体罢了，千年的老精不再能被辨别。只有千年的枯木照它，形状才会显现。”昭王墓前的华表已经千年了，派人砍伐它。直到听到华表说：“老狸不自知，果然误了我的事。”在华表的洞穴中得到一个青衣小儿，长二尺多，使者还未回到洛阳，他就变成了枯木。然而用枯木照他，书生原来是一只斑狸。茂先感叹说：“这两样东西如果不遇到我，千年也无法再得到。”
《搜神后记》记载：丁令威，本是辽东人，在灵虚山学道。后来化为鹤飞回辽东，聚集在城门的华表柱上。当时有少年举起弓想要射他，鹤于是飞在空中徘徊并说道：“有鸟有鸟，丁令威！离开家千年，今天才归来。城郭如故，人民已非？为何不学仙？坟墓累累！”于是高飞冲天。
瓴甓坛
《后汉书·地理志》注：“仲尼墓在鲁城北便门之外，泗水上。墓前用瓴甓建造祠坛，方形六尺，与地面平齐。”
劵台
《清异录》记载：葬家听信术士的说法，惯例使用朱砂书写铁券。如同人家的契帖，标出四界及主人姓名，意思是作为亡者居室的执守凭证。不知道争夺土地的是谁呢？在墓前埋砌石头，如同砖表的表面，方长高不超过三尺，称为劵台。
【金九皋《抱瓮集》记载：墓前的地名叫做明堂，又名劵台。朱子《语录》说：“不明白，所以后来在唐人诗文中看到某朝诏令改为劵台。”查考现在的地理书有劵台的说法，劵即契据。埋地契的地方叫做劵台，地契用砖石在上面书写钱财若干缗，作为死者在此安葬所用的钱财，山神土龙不得争竞。贫穷无力者遇到祭祀时就借用尊俎，称为土筵席】
墓图
古代金石惯例，墓图制作成方形石碑，先画墓图，有制作图象的，内部画墓穴样式，各自标出其穴，某
人其石，嵌之祭堂壁上，无祭堂则嵌圜墙上【韩魏公父墓图，今有此石，嵗乆卧之墙外】宗支图碣二，一埋中宫之外，一立中宫之上。太原以坟茔中心为宅，神亦中宫之义也【祭堂瓦花头皆冩云“某氏千秋墓”，甎亦然。南阳宗资墓前，人有得古花头瓦，其花头刻云“宗氏千秋”。今石刻在申州刺史宅。凡祭堂二，于中宫左右建也】
译将那块石头嵌入祭堂的墙壁中，如果没有祭堂，就嵌入圆形围墙的墙上【韩魏公父亲墓的图刻石，现在还有这块石头，因为年代久远，被放置在墙外】。宗支图的石碑有两块，一块埋在中宫之外，一块立在中宫之上。太原人把坟茔的中心当作住宅，神道碑也取中宫的含义【祭堂上的瓦当都写着“某氏千秋墓”，砖上也是这样。南阳宗资墓前，有人得到过古瓦当，瓦当上刻着“宗氏千秋”。现在这块石刻在申州刺史宅中。祭堂共有两座，建在中宫的左右两侧】
学堂 绣堂
古金石例：南京赤仓髙太皇祖茔，作昭穆葬。小儿子死，共葬一处，谓之学堂；小女共葬一处，谓之绣堂。
石刻画像礼器
后汉书·赵岐▯岐自为夀藏，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賔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
▯释武梁祠堂画像，为石六所画，古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各以小字识其旁，合百六十有二人。又有鸟兽、草木、车盖、器皿、屋宇之属，甚众。
▯续成王周公画像，有标题者六，皆偏而不正。唯成王、周公二榜不漫灭其间。张幕设案，有总角垂褏而中立者，成王也。冕而跪于东者，曰周公。则西者，当是召公。汉碑有龙虎者，随其文观之，则先龙后虎。盖以碑之所向为左右也。立于二公之后者六人，其西三人则无标题，皆有所执，如弓矢之属。一马在其后，此碑所列诸臣翼如也。与武梁、朱浮画像法式皆异。雍丘令及此，皆洛阳朱敦儒希真所藏者。朱云齐鲁间汉公卿墓中物，亦不详其主名。
雍丘令残画碑，人马之形貌不类，驾车各以一马。凡车之上有盖，乗车者之后有一人，其御也。唯第七车无盖，而御者执斧。其次则导者二人，各执其物，有如箭者。次二人乗马，次导者又二人，然后至，所谓雍丘令之车。次二人乗马从之，复有一车，唯见其马与车之半轮，余则阙矣。乃是写其平生车骑，容纳之幽穸者，亦涂车刍灵之意也。
汉冯绲墓六玉碑二，其上有乌三足，狐九尾，其下则二驴，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蜀人谓之双排六玉碑。又一碑与六玉碑同一石，在冯绲墓道中，蜀人谓之六物碑。其上朱雀，而下▯武，其中没字，非漫灭也。
冯绲墓单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武。蜀人既以前碑为双排，而谓此为单排，恐亦是冯绲羡道中物。▯释麒麟、凤凰碑凡二石，其像髙二尺余。又有山阳麟凤碑二物，共一石，其像小于此。碑像下有赞，碑隂有记云：「永建元年，山阳太守河内孙君新刻瑞像。」最后有铭辞，皆▯文也。
石人
风俗通》方相氏葬日入圹，敺罔象。罔象好食死人肝脑，人臣不能备，方相乃立其象于墓侧。
山东通志：曲阜旧县南八里，汉鲁恭王子孙皆葬于此。大墓二十余，石兽四，石人三。胸臆间▯刻有曰：“汉乐安太守麃君槀冡”，者有曰：“府门之卒”，者余剥落不可识。
汉书》顔师古注：「霍去病冡在茂陵旁，冡上有坚石，冡前有石人马者，是也。」
唐防要，上欲阐▯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蕃君长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
宋次道《长安志》诸蕃君长，贞观中擒伏归和者，琢石肖形状，而刻其官名，凡十四人。
帝京景物畧耶律楚材墓前废祠石像尚存，一翁仲立未仆。天啓七年夏夜，有萤十百集翁仲首，土人望见，夜哗曰：“石人眼光也。”质明共踣而碎之。
唐防要，石人、石兽之类，三品以上用六，五品以上用四，金石例金制诸葬仪，一品官石人四事，石虎、石羊、石柱各二事，二品、三品减石人二事，四品、五品又减石柱二事。
明太祖实録：「功臣没后，封王。石人四，文武各二。一品石人二，文武各一。二品同。」
石兽
风俗通》罔象畏虎与柏，故顶上栽柏，路前立虎。《封演见闻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故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国朝因山为陵，太宗防九鬷山门前亦列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防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后汉太尉杨震葬日有大鸟之祥，因立石鸟像于墓。《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敺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罔两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或说秦穆公时，陈仓人掘地有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东南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此上两説各异，未详孰是。案《礼经》云：天子坟髙三雉，诸
译学堂 绣堂
古代金石制度的例子：南京赤仓高太皇祖的陵墓，按照昭穆次序安葬。小儿子去世，共同葬在一处，称为学堂；小女儿共同葬在一处，称为绣堂。
石刻画像礼器
《后汉书·赵岐传》：赵岐为自己建造寿藏（墓室），绘制了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的画像，置于宾客之位；又画了自己的画像，置于主人之位，都配有赞颂的文字。
〇解释武梁祠堂的画像，由六块石头绘制，画有古代帝王、忠臣、义士、孝子、贤妇，各自用小字在旁标注姓名，共一百六十二人。又有鸟兽、草木、车盖、器皿、屋宇之类，非常多。
〇续成王周公画像，有标题的有六处，都偏斜而不端正。只有成王、周公两处的榜题没有磨灭。张设帷帐摆放案几，有一个头发扎成双髻、垂着衣袖站在中间的，是成王。戴着冕冠跪在东边的，说是周公。那么在西边的，应当是召公。汉碑上有龙虎的，顺着文字观看，则是先龙后虎。大概是以碑的朝向作为左右。站在两位公爵身后的有六人，其中西边的三人没有标题，都手持物品，像弓箭之类。一匹马在他们后面，这碑上所列的各位大臣如同羽翼护卫。这与武梁、朱浮画像的法式都不同。雍丘令以及这些，都是洛阳朱敦儒希真所收藏的。朱敦儒说这是齐鲁之间汉代公卿墓中的物品，也不详知它们的主人是谁。
雍丘令残画碑，人和马的形状不相似，驾车各用一匹马。凡是车上有车盖，乘车者后面有一人，那是驾车的人。只有第七辆车没有车盖，而驾车的人拿着斧头。其次有两个引导的人，各自拿着物品，有像箭的。接着两个人骑马，接着又有两个引导的人，然后才到，所谓雍丘令的车。接着两个人骑马跟随，又有一辆车，只看见它的马和车的一半轮子，其余就缺失了。这乃是描绘他生平的车骑，容纳在幽深的墓穴中，也是涂车刍灵（用土做的车、草扎的人马）的意思。
汉代冯绲墓有六玉碑两块，上面有三足乌、九尾狐，下面有两头驴，有一人跨在右边的驴上，最下面有一个牛头，蜀地人称之为双排六玉碑。又有一块碑与六玉碑在同一块石头上，在冯绲墓道中，蜀地人称之为六物碑。上面是朱雀，下面是玄武，中间没有字，不是磨灭的缘故。
冯绲墓单排六玉碑，上下有朱雀、玄武。蜀地人既然把前面的碑称为双排，而称这块为单排，恐怕也是冯绲墓道中的物品。〇解释麒麟、凤凰碑共两块石头，画像高二尺多。又有山阳麟凤碑两件，共一块石头，画像比这个小。碑像下面有赞文，碑阴有记文说：“永建元年，山阳太守河内孙君新刻瑞像。”最后有铭文，都是篆文。
石人
《风俗通》：方相氏在安葬之日进入墓穴，驱赶罔象。罔象喜欢吃死人的肝脑，人臣不能时刻防备，方相氏就在墓侧树立他的形象。
《山东通志》：曲阜旧县南八里，汉代鲁恭王的子孙都葬在这里。大墓二十多座，石兽四只，石人三个。胸臆间刻有字的，有的说：“汉乐安太守麃君槀冡”，有的说：“府门之卒”，其余剥落无法辨认。
《汉书》颜师古注：“霍去病的墓在茂陵旁边，墓上有坚硬的石头，墓前有石人马，就是这里说的。”
《唐会要》：皇上想要阐发先帝的功德，于是命令匠人雕琢石头，描绘十四位外族君长的形象，排列在陵墓司马北门内。
宋次道《长安志》：诸蕃君长，是贞观年间被擒获归顺的，雕琢石头模仿他们的形状，并刻上他们的官名，共十四人。
《帝京景物略》：耶律楚材墓前废弃的祠堂石像尚存，一个翁仲站立未倒。天启七年夏夜，有数百只萤火虫聚集在翁仲头上，当地人看见，夜里喧哗说：“石人眼光也。”天亮后大家一起推倒砸碎了它。
《唐会要》：石人、石兽之类，三品以上用六个，五品以上用四个。《金石例》：金代制度各种葬仪，一品官石人四对，石虎、石羊、石柱各两对，二品、三品减少石人两对，四品、五品又减少石柱两对。
《明太祖实录》：“功臣去世后，封王。石人四个，文武各两个。一品石人两个，文武各一个。二品相同。”
石兽
《风俗通》：罔象害怕虎和柏树，所以在墓顶种植柏树，路前立虎。《封演见闻记》：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马之类，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类，都是为了装饰旧的坟垄，如同生前的仪仗护卫。本朝因山为陵，太宗陵九鬷山门前也排列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外族酋长侍卫轩禁的十四人，石像都刻着他们的官名。后汉太尉杨震安葬之日有大鸟的祥瑞，因此在墓前树立石鸟像。《风俗通》说：《周礼》方相氏在安葬之日进入墓穴驱赶罔象，罔象喜欢吃死者的肝脑，人家不能常让方相氏站在旁边，而罔两害怕虎和柏树，所以墓前立虎。另一种说法是秦穆公时，陈仓人挖地有一个东西像羊，将要献给君主，在路上遇到两个童子说：“这名叫蝹，常在地中吃死人脑，如果杀了它，用柏树东南枝敲打它的头。”因此墓侧都种柏树。以上两种说法不同，未详究哪个正确。查《礼经》说：天子坟高三雉，诸
侯半之，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树杨，士树榆。《説文》云：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大夫榆，士杨。案《礼经》，古之葬者不封不树，后代封墓而又树之。《左传》云：「尔墓之木拱矣。」又曰：「树吾墓槚。」仲尼卒，弟子各自他方，持其异木树之于墓。盖殷周以来，墓树有尊卑之制，不必専以罔象之故也。《风俗通》又云：汝南彭氏墓头立石人、石兽，田宅老母到市买数片饵，暑热行疲，息石人下，遗一片饵。客来见道行人，因调之云：「石人能愈病人，来谢汝。」转相告语，头痛者摩石人腹，病者多自愈，因言得其福，乃号曰「石贤士」。辎軿毂击，帐帷绛天，丝竹之音闻数十里。数年稍自休歇。樵子云：「石门志墓，古之道邪？」荅曰：「古不崇墓，况损人功而为观乎？非古也。」卢思道《西征记》云：新乡城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墓北有碑，碑有石柱，东南有亭，以石柱为名。然墓前石人、石兽之属，自汉代而有之矣。《孔丛子》：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丘封五十余所，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
译侯的墓高半丈，大夫的墓高八尺，士的墓高四尺。天子在墓前种松树，诸侯种柏树，大夫种杨树，士种榆树。《说文解字》说：天子种松树，诸侯种柏树，大夫种榆树，士种杨树。考察《礼经》，古代埋葬死者不堆土堆也不种树，后代才堆起坟冢并在上面种树。《左传》说：“你坟上的树木已经合抱了。”又说：“在我坟前种上楸树。”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从各地赶来，各自带着异地的树木种在墓前。大概从殷周以来，墓前种树就有尊卑等级的制度，不一定只是为了防止鬼怪作祟。《风俗通》又说：汝南彭氏墓前立有石人、石兽，一位田宅老母到集市买了几片糕饼，因暑热行走疲惫，在石人下休息，落下了一片糕饼。有客人来，看见路人，便戏弄他说：“石人能治好病人，来感谢你。”人们辗转相传，头痛的人抚摸石人的腹部，病人大多自行痊愈，于是说得到了它的福佑，便称它为“石贤士”。车马络绎不绝，帷帐遮蔽天空，丝竹音乐声数十里外都能听到。几年后逐渐自行平息。樵子说：“用石门标记坟墓，是古制吗？”回答说：“古人不崇尚厚葬，何况耗费人力来做观赏之物呢？这不是古制。”卢思道《西征记》说：新乡城西有汉代桂阳太守赵越的墓，墓北有碑，碑旁有石柱，东南有亭，以石柱为名。然而墓前的石人、石兽之类，从汉代就已经有了。《孔丛子》记载：孔子墓园方圆一里，位于鲁城北六里的泗水边，孔丘的封冢有五十多处，有三处立有铭碑，石兽和石碑都保存完好。
西京杂记》五柞宫西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梧桐树，下有石麒麟二枚，刋其胁为文字，是秦始皇郦山墓上物也。头髙一丈三尺，东边者前左脚折，折处赤如血，父老谓其有神。
金石例，霍去病墓象祁连山，立石人马。然则墓前之立石人、石柱、羊、虎之类，皆起于汉也。唐王建《北邙行》：“山头涧底石渐希，尽向坟前作羊虎。”
水经注》：获嘉县西有汉桂阳太守赵越墓。冡北有碑，碑东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羊、虎，皆碎沦毁，莫记。
集古録》汉宗资墓天禄辟邪字在墓前石兽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书墓在今邓州南阳界中。汉▯字源司空宗俱碑，熹平二年立，在邓州金石云。后汉书宋均族子意，意孙俱灵帝时为司空，尝得宗资墓兽刻字，知均以下皆当作宗，列传转写为宋误也。
金石録》：汉赵相刘衡墓，在今齐州歴城县界中古平陵城旁。墓前有石兽制作甚工。
汉▯字源，交阯刺史石羊字，在郴州止五字，刻于墓道，石羊膊上。
金石録州辅墓石兽膊字，郦道元注《水经》云：“州君墓有两石兽，已沦没。人有掘出一兽，犹不全破，甚髙壮，头去地丈许，制作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子初得州君墓碑，又览《水经》所载，意此字犹存，防故人董之明守官汝颍间，因托访求之。逾年持以见寄，其一“辟邪”，道元所见也；其一乃“天禄”字，差大，皆完好可喜。之明又云：“天禄近嵗为邨民所毁，‘辟邪’虽存，然字画己残阙难辨。”此盖十年前邑人所藏，今不可复得矣。《水经注》：“濄水迳大扶城西，城之东北悉诸袁旧墓，碑字倾低，羊虎碎折。”
六朝事迹：梁吴平忠侯萧景墓在花林之北，有石麒麟二。梁始兴王萧憺墓在清风乡黄城邸，有石麒麟四。梁安成王萧秀墓在甘家巷，有石麒麟二。金石録：初，唐太宗以文徳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象平生征伐所乗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世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
唐防要，昭陵刻石，为先帝常所乗破敌马六匹，于阙下，安禄山事迹，潼闗之战，昭陵奏，是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
明太祖实録：功臣没后，封王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四品，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五品，石羊、马石望柱各二。
读礼通考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一百刑部尚书徐干学撰。防具六。
歴代品式
汉书·景帝中二年》令诸侯王薨，其葬国得发民挽歌，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
通典：「后汉制，诸侯王、列侯樟棺，黒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漆；载饰以盖，龙首、鱼尾，华布墙，纁上周交络，前后云气，画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辎，左龙右武；公侯以上，加以鹿伏、熊。千石以下，辎布盖墙，龙首、鱼尾而已。黄绶以下至于处士，皆以簟席为墙盖。其王妃、夫人、妻，皆如之。」晋贺循云：「饰棺衣以布，▯上纁下，画帷荒云气，不为」。
龙笭帷易布以绀缯，池以象承，霤以竹为笼。如今车笭帷以青绢代布，纽▯纁二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受六升幂以功布】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粳黍稷灼而干】瓦唾壶一，脯一箧【以三牲之肉为一大包，收所遣奠之俎为藏物也】屦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盘杓杖一，瓦烛盘一，箸百副，瓦奁一，瓦灶一，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三纁二，博充幅长尺，瓦炉一，瓦盥盘一北齐制，三品以上丧者借白鼓一面，防毕进输，三品以上及五等通方相，四品以下达庶人以魌头。隋初定礼，轜车三品以上油▯朱丝络网施襈两箱。
画龙▯竿诸末垂六旒苏七品以上油▯施襈两箱画云气垂四旒苏八品以下达于庶人鼈甲车无幰襈旒苏画饰。大唐百官制，将作监甄官令掌凡防葬供明器之属：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野祖明地轴防马偶人，其髙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童仆之属，威仪服翫各视其生之品秩。太极元年，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
译《西京杂记》记载：五柞宫西侧有青梧观，观前有三棵梧桐树，树下有两尊石麒麟，在它们的胁部刻有文字，这是秦始皇骊山陵墓上的遗物。石麒麟高一丈三尺，东边的那尊前左脚折断，折断处红得像血一样，父老乡亲说它有神灵。
《金石例》记载：霍去病的墓象征祁连山，立有石人石马。那么，墓前所立的石人、石柱、石羊、石虎之类，都起源于汉代。唐代王建《北邙行》诗云：“山头涧底石渐希，尽向坟前作羊虎。”
《水经注》记载：获嘉县西面有汉代桂阳太守赵越的墓。墓冢北面有石碑，碑东又有一块石碑。碑北有石柱、石牛、石羊、石虎，都已破碎毁坏，无法记述。
《集古录》记载：汉代宗资墓前石兽膊上刻有“天禄”“辟邪”字样，一尊刻“天禄”，一尊刻“辟邪”。〇宗资墓在今邓州南阳境内。〇《字源》记载司空宗俱碑，立于熹平二年，在邓州，金石志云。《后汉书》记载宋均的族子宋意，宋意的孙子宋俱在灵帝时担任司空，曾得到宗资墓石兽上的刻字，知道宋均以下都应写作“宗”，《列传》传抄误写为“宋”。
《金石录》记载：汉代赵相刘衡墓，在今齐州历城县境内的古平陵城旁。墓前有石兽，制作非常精巧。
《字源》记载：交阯刺史石羊上的字，在郴州，仅五个字，刻在墓道石羊的膊上。
《金石录》记载：州辅墓石兽膊上的字，郦道元注《水经》说：“州君墓有两尊石兽，已经沉没。有人掘出一尊，尚不完全破碎，非常高大雄壮，头离地一丈左右，制作非常精巧。左膊上刻有‘辟邪’二字。”我起初得到州君墓碑，又阅览《水经》所载，心想这些字或许还在，恰逢故人董之明在汝颍间做官，于是托付他访求。过了一年，他拿着拓片寄给我，其中一个是“辟邪”，是郦道元所见到的；另一个是“天禄”二字，稍大一些，都完好可喜。董之明又说：“天禄近年被村民毁坏，‘辟邪’虽然还在，但字画已经残缺难以辨认。”这大概是十年前当地人所收藏的，如今再也找不到了。《水经注》记载：“濄水流经大扶城西，城的东北全是袁氏旧墓，碑字倾斜低下，石羊石虎破碎折断。”
《六朝事迹》记载：梁朝吴平忠侯萧景墓在花林北面，有两尊石麒麟。梁朝始兴王萧憺墓在清风乡黄城邸，有四尊石麒麟。梁朝安成王萧秀墓在甘家巷，有两尊石麒麟。《金石录》记载：起初，唐太宗因文德皇后下葬，亲自撰文刻石于昭陵，又雕琢石像象征平生征伐所骑的六匹马并为之作赞，刻在石上，都是欧阳询的八分书。世人有的认为是殷仲容所书，这是不对的。
《唐会要》记载：昭陵刻石，为先帝常骑的破敌马六匹，立于阙下。《安禄山事迹》记载：潼关之战，昭陵奏报，当日灵宫前石人马汗流浃背。
《明太祖实录》记载：功臣死后，封王者立石虎、石羊、石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四品，立石虎、石羊、石马、石望柱各二；五品，立石羊、石马、石望柱各二。
读礼通考卷九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一百，刑部尚书徐干学撰。附具六。
历代品式
《汉书·景帝中二年》诏令：诸侯王去世，其国可以征发百姓挽歌，挖掘墓穴、覆土修坟，人数不超过三百人，事情办完即止。
《通典》记载：“后汉制度，诸侯王、列侯用樟木棺材，黑漆；中二千石以下，用坎侯漆；车盖装饰以龙首、鱼尾，华布为墙，绛色丝绳周交络，前后画云气，画帷裳。中二千石以上，有辒辌车，左龙右武；公侯以上，加上鹿伏、熊。千石以下，辒辌车布盖墙，只有龙首、鱼尾。黄绶以下至于处士，都用竹席做墙盖。其王妃、夫人、妻，都同此制。”晋朝贺循说：“装饰棺材用布，〇上绛下，画帷帐云气，不这样做。”
龙笭帷易布为绀色丝织品，池用象牙承托，霤用竹做笼。如今车笭帷用青绢代替布，纽〇绛二其明器，凭几一，酒壶二【容量六升，覆盖用功布】漆屏风一，三谷三器【粳、黍、稷，煮熟后晾干】瓦唾壶一，肉干一箧【用三牲的肉做成一大包，收纳所遣奠的俎作为藏物】屦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盘杓杖一，瓦烛盘一，筷子百副，瓦奁一，瓦灶一，瓦香炉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赠币〇三绛二，博充幅长尺，瓦炉一，瓦盥盘一。北齐制度，三品以上丧者借白鼓一面，丧事完毕进输，三品以上及五等通用方相，四品以下达庶人用魌头。隋初定礼，轜车三品以上油〇朱丝络网施襈两箱。
画龙〇竿诸末垂六旒苏。七品以上油〇施襈两箱画云气垂四旒苏。八品以下达于庶人鼈甲车无幰襈旒苏画饰。大唐百官制，将作监甄官令掌管凡丧葬供明器之类：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当野祖明地轴防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余音声队与童仆之类，威仪服玩各视其生之品秩。太极元年，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