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二十二

译后来杜皇后去世。太常礼院上奏说：“皇后应当服齐衰丧礼三年，按照先例，应当跟随皇帝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二十五日脱去丧服，二十七日举行禫祭除去丧服，之后穿上吉服，内心守丧至丧期结束。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

译干学案：此前史书中没有皇后为皇太后服丧的记载，大概都是依照古代齐衰一年的制度。到了五代后唐时期，才开始增加为齐衰三年，所以礼院依据这个标准来制定仪注。然而宋太祖虽然听从了将丧期折算为月的奏请，但孝明皇后实际上实行了三年的丧期，那么她也不完全依照有关部门的请求【宋代增加为舅姑服丧的制度是在乾德三年，当时皇后已经先去世，所以只依据五代的说法】。

宋太祖孝明王皇后为昭宪杜太后服丧，齐衰三年【见于魏仁浦请求增加为舅姑服丧三年的奏章内】。

【万斯同说：考证《宋史》皇后崩葬志及王皇后传，都没有为太后服丧三年的记载，而这个说法却唯独见于魏仁浦的奏章。难道是史官简略而没有记载吗？但是宋太祖既然听从了以日易月的制度，而皇后反而守完了三年的丧期，为什么皇帝对母亲薄情，而皇后对婆婆厚道呢？当时礼院所定的皇后丧服以及皇弟赵光义、赵光美的丧服，都请求以日易月，而只有皇后能够守满丧期，那么宋太祖、宋太宗孝敬他们的亲人，反而不如皇后懂得礼制深奥啊。】

干学案：太后去世，距离宋太祖取得天下仅仅过了一年罢了。王皇后服丧三年，固然体现皇后的高尚德行，也是因为她未登上后位时，常见民间妇女为婆婆服丧都实行三年，所以不听从礼官的建议，而独自实行这样的礼制。后来朝廷大臣奏请增加为舅姑服丧的制度，引用这个作为证据，他们的建议于是确定。贤德的皇后啊，确实足以成为后世的法则。

《宋史·礼志》：太宗明德皇后李氏，真宗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去世。太常礼院说：“皇后应当参照昭宪皇太后的礼例，应该跟随皇帝实行以日易月的制度。禫祭除服完毕后，穿吉服，内心守丧直到丧期结束。”

皇后为太子妃服丧

《宋书·礼志》：孝武帝大明五年闰月，有关部门奏报皇太子妃去世，皇后服大功九月。

干学案：《仪礼》规定为嫡妇服大功九月，所以宋代的礼官依据这个来制定皇后的丧服。遍观前代史书，记载皇后为太子妃服丧的，只有这一条而已。大抵都是依照《仪礼》九月的制度，所以不必记载。到了唐贞观年间，改为为嫡妇服齐衰一年，而宋、明都沿袭它。那么自唐代以后，为太子妃服丧的制度，虽然史书没有记载，但大抵都是齐衰一年可以推知。凡是史文缺略而无法考见的，都应当用这类方法去推求。又查《唐开元礼》有皇后为祖父母、父母及外祖父母成服的各种条款，唯独没有提到太子妃的丧服，这也是缺失的典制。

皇后为父母服丧【皇太后为父母服丧附】

《宋书·礼志》：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有关部门奏报：“故右光禄大夫王偃去世，皇后依照朝廷制度服丧，内心守丧并实行丧礼三十天，公开除服。等到祖父下葬那天，临丧应当穿什么丧服？又旧例，皇后内心守丧服期结束除服的那天，再换上未公开除服时的丧服，然后才除服。不清楚，现在皇后除去内心守丧的那天，应当依照旧例再穿丧服吗，只是脱下内心守丧时所穿的布素衣服罢了。”敕令礼官裁定，太学博士王膺之议论：“吉凶仪容不同，情感与礼制相称。皇后一个月的期限虽然过去，二等丧服已经脱下。哀痛丧事到了极点，没有比亲眼见到尸柩更重的了，不可以没有丧服。查《周礼》说：‘为兄弟既已除丧，等到下葬时，再穿上原来的丧服。’轻丧虽然除服，还保留衰麻以临葬。举轻以明重，那么它的道理可以知道了。我认为王右光禄祖父下葬那天，皇后应当再穿齐衰。”又议论：“丧礼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除服，逐渐减轻，情感与日子一起消减，丧服随时改变。权宜之礼既已实行，丧服制度已经改变，哪里容许在最终除服的那天反而再穿重丧服呢？”查晋太始三年，武帝在齐衰除服的那个月，想要再穿重丧服拜谒陵墓，屡次下诏恳切，想要表达悲痛之心。当时朝廷议论坚持，于是也没有成功。我认为皇后最终除服的那天，不应当再穿重丧服，直接脱下布素衣服罢了。太常丞朱膺之议论：“凡是说公开除服，不是完全除服的意思，现在朝廷官员私人丧服也有公开除服，还是穷尽原本的丧制。”王膺之说：“晋武帝拜陵没有成功再穿丧服，那时是权宜制度，既然已经脱下衰麻，不可以再穿重丧服，这与公开除服不同。”我认为皇后除去内心守丧的那天，应当依照旧例再穿未公开除服时的丧服，以表达巨大的悲痛之情，其余同朱膺之的议论。国子助教苏玮生议论查：“皇后实行丧礼三十天，礼制没有这样的条文。如果称之为公开除服，那么可以粗略地参照。凡是各种公开除服的规定，大概是因为王制剥夺礼制，下葬及祥祭除服都应当再穿丧服。没有前面服丧，后面不除服的。虽然有齐衰斩衰重丧，还为大功缌麻除丧。公开除服暂时剥夺，哪里可以随即穿吉服呢？”我认为皇后临祖父下葬及一周年祥祭除服，都应当再穿齐衰。尚书令、中军将军建平王刘宏，前祠部郎中周景远，都同朱膺之的议论。下诏认可。《魏书·胡国珍传》：胡国珍卧病，灵太后亲自侍奉药膳，去世。太后回宫，在九龙殿成服，于是住在九龙寝宫。《皇后传》：灵太后父亲去世，百官上表请求公开除服，太后不允许【嫁女为父，应当服丧一年的旧例，皇后父母丧服齐衰一个月就公开除服，胡氏想要守满一年的丧服，所以不允许】。

《礼志》神龟二年正月二日，元怿高阳王元雍因为灵太后临朝，太上秦公【即胡国珍】丧期未结束，想要停止百戏丝竹之乐。太后询问侍中崔光，崔光说：“太后不允许，

译您身穿丧服，在正月初一回家哭祭，皇上亲自乘车前往慰问。如今虽然已下葬，但才过了三个月，陵墓尚未稳固，应当停止奏乐。”皇上听从了建议。

译干宝在《学案》中记载的国珍以及胡后的传记，都没有明确说明胡后最终服完为期一年的丧期。但观察崔光的言论，可知胡后想要穿着丧服服满丧期，这是很明显的。况且国珍死于神龟元年四月十二日，到二年正月胡后仍然穿着丧服，那么她想要服满一年丧期是没有疑问的。只是胡氏失德，丑恶到了极点，此时却矫揉造作、遵循礼法到这种地步，难道真的有孝敬亲人的心意吗？不过是想要借此来博取名声罢了。

太子为母后服丧

《晋书·礼志》记载：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去世，等到将要迁葬到峻阳陵时，依照旧制，下葬后，皇帝及群臣除去丧服，恢复吉服。在此之前，尚书祠部奏请采纳博士张靖的意见，皇太子也遵从制度，一同除去丧服。博士陈逵议论认为，现在制度所依据的，大概是汉代的权宜之制，兴起于有事变之时，并非礼制的正统。皇太子没有处理国事，自然应当服满丧期。于是下诏再次详细商议。尚书杜预认为，古代天子诸侯的三年之丧，起初都穿齐衰斩衰，下葬后除去丧服，在宫中守丧，以心丧服满丧期，不与士人庶民同礼。汉代继承秦朝，天下尊奉天子，修习三年之丧。汉文帝看到下面的人不能长久实行，却不知道古代制度，更凭自己的意思制定，在大祥、小祥祭后除去丧服恢复吉服。魏朝直接以下葬为界限，继位的君主都不再在宫中守丧服满丧期，学者们非议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然而终究没有推究经传，考察其行事，专门认为王者三年之丧，应当穿着丧服服满二十五个月。继位的君主如果这样，那么天子和群臣都不能除去丧服，虽然志在居丧尽哀，却因逼迫而无法实行。到现在世上的君主都遵从汉文帝轻简的典制，这是因为制定制度的人没有制定正确的制度。现在皇太子与至尊（皇帝）同体，应当恢复古代典制，卒哭祭后除去丧服，以在宫中守丧来服满丧期，在义理上既不应不除去丧服，又不取法汉文帝，这才是笃行丧礼的做法。于是尚书仆射卢钦、尚书魏舒询问杜预证据所依据的，杜预说，传文称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民都适用，这是说天子没有为期一年的丧期，只有三年之丧，不是说居丧穿着丧服三年，与士人庶民相同。所以后世子之丧，叔向称有三年之丧两种。周公不说高宗服丧三年，而说谅闇三年，这是除去丧服以心丧的记载。叔向不讥讽景王除去丧服，而讥讽他宴乐太早，已经明白下葬后应当除去丧服，而违背谅闇的节制。《春秋》记载晋侯宴请诸侯，子产辅佐郑伯时，简公尚未下葬，请求免除丧服以听命，君子认为他合乎礼。宰咺来归还惠公仲子的赗赠，传文说“吊唁活人不及哀悼死者”，这些都是下葬后除去丧服以谅闇的证验。先儒的旧说，往往也能看到，学者们没有思考罢了。丧服中诸侯为天子，也穿斩衰，难道可以说服满三年吗？上考七代，不知道王者君臣上下穿着丧服三年的有谁？下推将来，恐怕百世的君主，其道理是一样的，并非一定不能，而是事势不允许，所以知道圣人不虚设不能实行的制度。仲尼说“礼的损益，即使百世也可以知道”，说的就是这个。于是卢钦、魏舒听从了杜预，于是命令杜预。杜预造议奏曰：侍中、尚书令、司空鲁公臣贾充，侍中、尚书仆射、奉车都尉大梁侯臣卢钦，尚书新沓伯臣山涛，尚书奉车都尉平春侯臣胡威，尚书剧阳子臣魏舒，尚书堂阳子臣石鉴，尚书丰乐亭侯臣杜预稽首言：礼官参议，博士张靖等议论，认为孝文帝的权宜之制三十六日之服，以日易月，道有污隆，礼不得全。皇太子也应当割舍私情除去丧服。博士陈逵等议论，认为三年之丧，是人子用来尽孝的，所以圣人制定礼制，从上到下都适用。因此现在的制度，将吏诸遭父母丧，都休假二十五个月，敦崇孝道，用来教化天下。皇太子至孝著于内，而丧服除于外，不是礼所说的称情，应当不除去丧服。臣钦、臣舒、臣预谨按张靖、陈逵等议论，各见所学的一端，没有统摄帝王居丧，古今的通礼。从上到下，尊卑贵贱，事物有其适宜。所以礼有以多为贵的，有以少为贵的，有以高为贵的，有以低为贵的，只有其称量。不然则本末不经，行之不远。天子与群臣，虽然哀乐之情如一，而所居的适宜实异，所以礼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丧期无数。”《虞书》称“三载，四海遏密，八音”。其后无文，至周公旦乃称殷之高宗谅闇三年不言。其传曰：“谅，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余岁，而子张疑之以问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丧，既葬除丧而乐，晋叔向讥之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礼也。”王虽弗遂，宴乐已早，亦非礼也。此皆天子丧事见于古文者也。称高宗不云服丧三年，而云谅闇三年，此释服心丧之文也。讥景王不讥其除丧，而讥其宴乐已早，明既葬应除，而为谅闇之节也。尧崩，舜谅闇三年，故称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丧齐斩之制，菲杖绖带，当遂其服，既葬而除谅闇以终之。三年无改父之道，故百官总已听于冢宰。丧服

译既然已经除服，所以称颂“不言”的美德，表明不再睡在草垫上、枕着土块而荒废国家大政。《礼记》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庶人都一样。又说：“父母之丧，没有贵贱之分，都是一样的。”又说：“端衰、丧车，都没有等级差别。”这是普遍地说天子居丧时服饰的节制，与普通人相同。心丧的礼节，终于三年，也没有穿着丧服三年的条文。然而继位的君主，大多仍然荒废政事、安于享乐。自从废除了谅闇的制度，直到高宗在往代独享盛名，子张在当时提出疑问。这正是圣贤所讥讽的原因，并非讥讽天子不穿丧服终丧。秦朝焚烧书籍，随意行事，抬高君主、压制臣下。汉高祖草创基业，沿袭旧制而不改革，以至于率领天下人都穿重丧服，早晚哀悼，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食肉。制度不符合人情，所以汉文帝留下遗诏，收敛完毕就下葬，下葬完毕就按红禫之礼除服。虽然不符合高宗谅闇的道理，但接近古代经典，所以传给后世子孙。当时预先修造陵墓宗庙，所以收敛下葬能在十四天之内完成，因此定为制度。近来到了汉明帝，生前没有陵寝，五十天才下葬，哪里还有三十六天的说法？这是当时经学疏漏、不效法前代圣人的弊病。魏代革命，以葬后为除服的节点，符合古代经典。然而不专心于谅闇，同样受到前代的讥讽。自从泰始元年开国，陛下追尊谅闇之礼，慎重终丧，居丧笃实，真正达到古代制度，超越殷代高宗，天下歌颂恩德，确实不是裴靖等人所能推究本源的。天子、诸侯的礼节，应当完备了。诸侯厌恶它损害自己，而削去其典籍。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士丧》一篇。戴圣的《礼记》，杂错其中，也难以取正。天子的地位最尊贵，万机的政务最重大，群臣的数量最众多，不同于普通人。所以大行皇帝下葬后，附祭于宗庙，就因服制渐轻而除服。如果不除服，那么群臣就没有人敢除服。所以委屈自己而除服，而在谅闇中终丧。天下人都说：“我们的君王仁爱啊。”委屈自己以顺应时宜，大家都说：“我们的君王孝顺啊。”已经除服而心丧，我们的君王尚且如此笃实。我们这些臣子，又怎能不自勉以崇尚礼节？这是圣制移风易俗的根本。高宗之所以达到雍熙盛世，难道仅仅是因为衰裳吗？如果像质疑者那样，更以权宜之制自居，怀疑屈伸、厌降，想要以职事为断，那么父亲在世时母亲去世服期年，父亲去世后服三年，这是至亲屈从于至尊的道理。出母之丧，以至亲为归属，而长子不得有丧制，这是体现尊贵的道理，升降都随从，不敢独自行动。礼制规定，诸子的职责，掌管国子的副职，国家有事就率领国子献给太子，任凭使用。传曰：“君主出行就留守，有留守就随从。随从叫抚军，留守叫监国，不是没有事务。”丧服中，母亲为长子，妻子为丈夫，妾为主，都在三年内，宫中的主人可谓没有事务。衡量汉代制度，汉文帝的丧事，红禫之礼完毕后，汉景帝就在未央宫除服，薄太后、窦太后必定不能在别宫穿齐衰斩衰，这就可以知道了。何况皇太子配贰至尊，与国家为一体，固然应该远遵古礼，近随时制，委屈除服以宽待下属，协调一代的成典。君子对于礼，有直行而行的，有曲行而杀的，有经而有等的，有顺而去的，存在内心而已。礼云，不是指玉帛；丧云，难道只是指衰麻吗？这既是臣等所说的经制大义，而且就近实言，也有不安之处。现在皇太子至孝，发自自然，号啕哀慕，匍匐殡宫，大行皇帝奠祭后，前往而不返回，必定想象平生，彷徨寝殿。如果不改变而从谅闇，那么东宫臣仆义理上不能释服，这是永福官属应当独自穿衰麻从事，出入殿省，也难以持续。现在将吏虽然蒙受同二十五月之事，难道至于大臣也剥夺其丧制？从前翟方进自认为身为汉相，居丧三十六日，不敢逾越国家典制，何况皇太子？臣等认为皇太子应该如前奏，除服谅闇。于是太子就按厌降之议，从国家制度，除衰麻，谅闇终制。当时内外最终听闻，预先有异议，多怪之。有的人甚至认为他违礼以合时，裴预也不自解释，退下后让博士段畅博采典籍，为之证据，令大义显明，足以垂示将来。段畅承裴预防止，遂撰集书传旧文，条列实事成言，以为定证，以〇指趣。其传记有与今议同者，也具列之。博举二隅，明其防归，以证斯事。文多不载。干学案通典，畅与范宣等説，即预使畅为之也。

译挚虞答复杜预关于皇太子除去丧服的信中说：唐代称为“遏密”，殷代称为“谅闇”，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命名，并不是说下葬之后就有特殊的降等除服。自周代以来称之为丧服，丧服是用服饰来表现哀丧。如今帝王日理万机，太子监国抚政责任重大，似乎适宜剥夺其守丧之礼。下葬完毕就除去丧服，改变制度以通达情理，作为典制垂范后世，何必附会古代，让老儒生们产生争论呢？又写信说：古代没有繁杂的事务，所以守丧三年，并不是下葬后就除去心中的哀悼。后代日理万机，所以魏国权宜制定制度，晋代在此基础上加上心丧，并不是守丧三年。又写信说：我认为除去丧服确实符合事理，但附会古制则心中不安。五服制度形成于周代，周代以前上溯到上古，虽然有居丧的哀痛，却没有实行丧服的制度。所以尧称为“遏密”，殷称为“谅闇”，都是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并不是未下葬就降等除服的名称。礼制有固定的规定，汉景帝恢复吉礼，方进顺从时俗，都不足以作为标准。大概圣人对于礼制，讥讽其失误而通达其变通。如今皇太子尚未入住东宫，还在殿省之内，所以不能伸张其哀情，适宜剥夺其守丧之志。何必附会古代，推崇旧有的义理呢？【案：挚虞的信共有三篇，其中一篇见于《晋书》本传，两篇见于《通典·总论丧期》篇，第三篇见于《虞文集》。现在全部记载下来，希望能考察见到其议论的详细情况】

【司马光说：规矩主要用于制作方圆，但是普通的工匠如果没有规矩，方圆就无法制作出来。丧服主要用于表达哀痛，但是普通人如果没有丧服，哀痛就无法勉力表达。《素冠》这首诗，正是说的这个意思。杜预巧饰经传以迎合人情，辨析虽然精微，我认为不如陈逵的话质朴简略而敦厚实在】

【黄榦说：杜预的议论，司马光曾经指出其过失了。然而他的话却说：“丧服主要用于表达哀痛。”普通人如果没有丧服，哀痛就无法勉力表达。又说杜预辨析虽然精微，不如陈逵的话质朴简略而敦厚实在。我认为丧服的制度，是古代圣人顺应孝子的情感而制定的服饰，这是天理人心所不能停止的，难道专门为了普通人而设立，以勉力其哀痛吗？杜预违背经义、悖逆礼制，败坏纲常，应当成为万世的罪人。判以不孝的重罪，却只说其不如陈逵的话质朴简略而敦厚实在，这不足以阐明世间的教化】

《唐书·儒学·畅当传》记载：贞元初年，畅当担任太常博士。昭德皇后去世，朝廷内外除去丧服。皇太子和诸王将要守丧三年，皇帝下诏让太常寺商议太子的丧服。畅当与博士张荐、柳冕、李吉甫说：“儿子为母亲服齐衰三年，这是通行的丧礼。太子为皇后服丧，古代没有明文规定。晋元皇后去世时，也怀疑太子的丧服问题。杜预议论说：古代天子守丧三年，下葬后除去丧服。魏国也以既下葬为界限。皇太子与国家为一体，如果不改变除去丧服，那么东宫的臣仆也将穿着丧服出入殿省。太子于是就在卒哭祭后除去丧服。”贞观十年六月，文德皇后去世，十一月下葬。太子丧服的节制，国史没有记载。到第二年正月，任命晋王为并州都督，既然任命了官职，畅当认为已经除去丧服了。如今皇太子适宜依照魏晋的制度，下葬后举行虞祭，虞祭后举行卒哭祭，卒哭祭后除去丧服，心中守丧三年。宰相刘滋、齐映召问畅当等人：“孔子在丧家旁边吃饭，从未吃饱过。如今太子穿着丧服侍奉饮食直到下葬，可以吗？”命令群臣服齐衰三十天，公除，适宜以此作为丧服的期限。于是请求依照宋、齐皇后为其父母服丧三十天除去，入朝谒见则穿黑色丧服，回宫则穿齐衰麻服。右补阙穆质上疏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汉文帝因为宗庙社稷的重任，自我贬损而以日代月，后世不能改变。太子是人臣，不能像君主那样制定制度。母亲去世应当没有厌弃降等。只有晋国既下葬就公除，议论者用诡辩之词来取悦当时君主，不值得效法。如今有关部门的议论，败坏教化风俗，常情所压抑。政事以德为本，德以孝为大。后世记述礼制的失误，从今开始，难道不严重吗？”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一年，这是古礼。本朝服丧三年，我认为三年太重，只有实行古礼才符合礼制。德宗派遣内常侍马钦叙对穆质说：“太子有抚军监国、问安侍膳的事务。有关部门以三十天除去，既下葬就释去丧服，以墨衰终了，有什么可疑的呢？”穆质又上疏说：“太子对于陛下，是子道，也是臣道。君臣以义，那么抚军监国有权力剥夺。父子问安侍膳，本来没有穿丧服的嫌疑。古代没有穿丧服而废弛的。舒王以下服丧三年，将不能问安侍膳吗？太子、舒王都是臣子，不应有很大差异。况且皇后是天下之母，她的父母是士庶。以天下之母为士庶降等服丧可以。太子是臣子，以臣子为母亲降等可以吗？公除不是古制。进入公门改变服饰，如今期丧以下穿黑色丧服。制度是这样，太子早晚侍奉，不是公除的情况，墨衰夺情，事情源于战争，如今不监国抚军，为何压抑剥夺呢？子女对于父母，礼制不同但情感均等，太子奉侍君父的日子长远，报答母亲的日子少，忍心让他失去美好的名声吗？”于是下诏宰相与有关部门重新商议，畅当等人说：“礼制有在公门脱去齐衰的规定，《开元礼》皇后父母服丧十三个月，随朝会则十三天除去；皇太子外祖父母服丧五月，随朝会则五天除去。恐怕丧服入侍，伤害至尊的……”

译哀痛之情，并非仅仅因为金革之变而有所减损。太子在公除之后，穿着墨衰参加朝会，回到宫中则穿戴斩衰麻服，根据情况适当变通礼制，是可以的。」宰相于是命令太常卿郑叔则起草奏章。安葬完毕、卒哭祭之后，十一月举行小祥祭，十三个月举行大祥祭，十五个月举行禫祭，宫内侍从便只穿墨衰。皇帝再次下诏询问韦质，韦质认为虽然不能完全遵循古礼，但比起魏晋时期的礼制还是好得多。宰相于是进言说：「太子为皇后服丧，上朝时抑制哀痛以承受皇上的慈爱，这确实是臣子极尽孝道的行为。然而内心的哀思与外在的服饰，内外应当相称。现在韦质请求对外降诏无害，对内穿墨衰。我认为言行表现于外而服饰却与内不同，事情不够至诚，违背了道德教化。请下达明确的诏令，依照郑叔则的意见办理。」天子听从了他的建议。等到董晋接替郑叔则担任太常卿时，皇帝说：「皇太子服丧一年是由谏官提出的，起初并非我的本意。畅当等人请求遵循魏晋的旧例，这是正确的言论。」

译干学案：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丧，古礼原本只服一年（期服），到了唐代才增加为三年。穆质请求依照古礼服期年之丧，虽然这已经违背了本朝的制度，但还可以说是古礼可以依循。然而畅当等人却坚守杜预的说法，想要等到卒哭祭之后就除服，这已经是极端不合礼制了，而宰相还认为这样服丧过重。那么，难道母亲去世竟然可以不穿丧服吗？后来唐德宗虽然听从了太常寺的意见，最终却认为畅当的说法是好的，这是什么样的邪说侵入人心，竟然牢固到不可破除的地步啊。所有这些错误都是杜预造成的，明朝特别将杜预从孔庙两庑的配祀中剔除，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明太宗实录》记载：洪武十六年八月辛巳日，孝慈皇后小祥祭，皇太子穿着熟布练冠，去掉首绖，背负丧版，穿着辟领的衰服，拜见皇上及百官时则穿素服，戴乌纱帽，系乌犀带。到了永乐六年七月庚辰日，仁孝皇后小祥祭，皇太子的服制也与此相同。

干学案：明太祖、太宗的《实录》中，马皇后、徐皇后刚去世时，礼官所呈上的仪注都不记载太子的服制，《防典》也是如此。到了小祥祭，才说去掉背负的丧版、辟领的衰服，那么起初丧服是斩衰，就很明白了。如果确实如此，这实际上比古代太子为母亲服丧的礼制更为贤善，只是不知道当时是否跟随天子使用“易月”的制度，日期满了就除服，到了小祥祭时再穿上丧服然后毁弃呢？还是干脆服丧三年如同古礼呢？懿文太子、仁宗都是贤明的人，应当必定服丧三年无疑，但礼文记载不详，无法考证确信，可惜啊。

皇太子为生母服丧

《晋书·礼志》：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淑媛陈氏去世，她是皇太子的生母。有关部门参详议论，认为母亲因儿子而尊贵，追赠淑媛为夫人，设置家令掌管丧事。太子前卫率徐邈议论说：“《丧服传》称，与尊者为一体，就不为私亲服丧。又君父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所以王公的妾生子，为生母服丧，戴练冠穿麻衣，下葬后就除服。这不属于五服之常，就称为无服之从。”

《通典》皇太子为所生母服丧的议论：晋废帝海西公太和中，太子生母陈淑媛去世，尚书对服制有疑问。徐邈认为应当依照公子为母服丧，戴练冠穿麻衣，下葬后除服。殷仲堪认为应当依照庶子为后服生母缌麻，皇子服丧只是戴练冠罢了。查考《缌麻章》中，有庶子为后，为其母服丧的传文说：“与尊者为一体。”现在皇太子继承皇位，正位居于储君之位，还可以同称为庶子吗？应当与尊者为一体。徐邈又说：“嫡子为生母服丧，礼制没有明文规定，大概是不区别于庶子，所以总以公子来指代，推究义理可知。”既然说君父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服，那么嫡庶都同样被降等剥夺。虽然登上了储君之位，但上面被所依靠的父亲压制，道义上没有不同。至于父亲去世后，剩余的尊长压制就轻了，所以众庶子为生母服大功，而为后的人为生母服缌麻。这是存亡不同的礼制，怎么可以用一个制度呢？殷仲堪又说：“伯父与尊者为一体，众没有儿子的人立宗族的人为子，就应当降低本亲的服制。推究‘为后’的说法，将关系到存亡的区别。”徐邈又查考《丧服传》：“三个月不举行祭祀，因而服缌麻。”说明已经主持祭祀，不再是嫡子的时候了【案：海西公没有太子，应当根据《晋志》改为太元中】

干学案：徐邈所引用的“公子为母”条，是礼制泛泛而言诸侯的庶子，不是指为后的人说的。如果以主为后者立论，应当以殷仲堪的说法为优。况且礼制说庶子为后者，为其母服丧，自然必定存亡相同，怎么可以专门指父亲去世之后呢？虽然下葬后除服，与缌麻三个月，服制的轻重没有很大差异，但一个在五服之内，一个在五服之外，其礼制自有区别。况且古代诸侯的妾，比照大夫三个月下葬，那么下葬后除服的，还有三个月的服期。后世皇家下葬，有的一个月，有的两三个月，严重的有的只有几天，那么下葬后除服的，大多不及三个月的期限了，这样可以吗？徐邈的议论虽然详细，终究不如殷仲堪的严谨。

太子为庶母服丧

《姜宝秘史》：洪武七年秋九月，孙贵妃去世。十一月一日，孝慈皇后实录编成。太祖已经裁定丧礼，太子应当服齐衰杖期。太子说：“按礼制，只有士人为庶母服缌麻，大夫以上为庶母则无服。又公子为其母戴练冠穿麻衣，下葬后除服。大概诸侯断绝期年以下的服制，诸侯的庶子虽然为其母服丧，也被嫡母压制，不能伸张私情，所以权且制定这样的制度。那么诸侯的世子不为庶母服丧，是很明显的。现在陛下贵为天子，臣虽然不肖，忝居嫡长，有幸得以备位储副，而为庶母服期年之丧，这不是用来敬奉宗庙、明正体统、重视继世的做法。”皇上一定要太子服丧，太子始终不奉诏。皇上大怒，回头取剑，太子跑上前追赶他，群臣震惊恐惧，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有桂彦良在皇上面前，跪下抱住皇上哭泣说：“陛下对于太子，爱得深所以责备得重。”皇上因此心动，桂彦良于是追赶太子赶上他，劝谏说：“贵妃的事，陛下应当因为君父的情分为她制定服制，不可以拘泥小礼而亏欠大孝。”于是拿着衰服给太子，太子不得已才穿上拜谢。皇上怒气消解，把剑扔在地上说：“老桂，你今天竟然能调和朕父子了【已见于嫡子众子为庶母，此处再次出现】

干学案：《仪礼》大夫以上为庶母

译没有丧服，历代都恪守不变。哪有太子为庶母服丧的道理？轻丧尚且不可以，何况为期年之丧？期年之丧尚且不可以，何况为杖期之丧？太子不肯服丧是理所当然的。况且不只是太子，即使是降等让士人和平民服期年之丧，已经算是重了。怎么还加上杖期呢？那么太祖制定这种礼制，确实不能成为万世的准则。有人说：太子既然是孙妃所生，所以特地为他加重丧服。

译阎若璩说：成穆贵妃去世，皇上命令吴王作为她的儿子，这就好像（吴王）没有亲生母亲一样。况且如果真的生下了懿文太子，哪有命令他服齐衰期年之丧，并且如此执守礼法而丝毫不为之感动的道理呢？又查考《南太常寺志》记载：懿文太子是淑妃李氏所生。

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丧

《隋书·礼仪志》记载：梁天监五年，贵嫔的母亲车氏去世，议论者对丧仪有疑问。明山宾认为，贵嫔既然正在为母亲服丧，皇太子应当出宫，在贵嫔的别宅举行一次哀悼仪式，以表达圣上的哀情，这样大概就不违背礼制了。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干学案说：晋宋之间议论礼制的人认为，外祖父母以及妻子的父母都是外族中的正统亲属，天子也应当为之服丧，所以当时天子往往为之服丧。现在贵嫔的母亲，是太子的外祖母，适宜服小功之丧，却只举行一次哀悼仪式，这是为什么呢？查考《仪礼》，作为继承人的庶子，为其外祖父母不服丧。昭明太子既然作为皇位继承人，那么对于贵嫔的母亲，自然不适宜服丧，所以明山宾的议论如此。当时礼官提出建议，必定会援引这一条，只是史文简略，使得后人无法得知详情，非常可惜。

唐《开元礼》规定：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小功五月之丧，遵循朝廷制度，公除五日后脱去丧服。

贵妃为父母服丧

《宋书·礼志》记载：明帝泰始年间，陈贵妃的父亲陈金寳去世，贵妃服丧三十日满，公除脱服。

干学案说：服丧三十日，大概是女儿为父亲，本当服斩衰，遵循公除的惯例，所以只服三十日。然而女儿既然已经出嫁，应当降等为齐衰期年，那么适宜公除十三日脱去丧服。晋、宋时代的议论，礼学家还没有精细分析到这一步，所以皇后为父母服丧以及贵妃遵循皇后的礼制，都是三十日。

《隋书·礼仪志》记载：梁天监五年，祠部郎司马褧上牒文说，贵嫔的母亲车氏去世，应当有服丧制度，认为适宜比照公子为母亲服丧，穿麻衣的制度，安葬后就脱去丧服。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贵妃丁氏，是昭明太子的母亲】

干学案说：《仪礼》中公子为母亲穿麻衣，是庶子为亲生母亲服丧。贵嫔并非庶子，为何要援引这一条？如果说是因为受到压制而如此，那么公子是被诸侯压制，所以降在五服之外；贵嫔不被父亲压制，应当是被武帝压制罢了。然而礼制中没有天子压制妃嫔私亲的条款，不能援引作为依据。晋、宋时代，长久以来有三十日公除的条文，正好可以援引作为例子。然而礼官舍弃这个而远远援引不合宜的礼制，是多么错谬啊！

诸侯为生母服丧

《春秋》文公四年冬，十一月壬寅，夫人风氏去世【她是僖公的生母，文公的庶祖母】

【徐广说：《阳秋》的道理，母亲因儿子尊贵而尊贵，既然称为夫人，礼服从正，所以成风显赫地拥有夫人的称号，文公为她服三年之丧】

【胡安国说：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却称为夫人，从此嫡妾混乱了。古语说：国君的夫人，本国的人称她为君夫人；在其他国家称她为寡小君，这是地位对等的称呼。至于妾媵，就不是对等了。她们活着时用夫人的名称称呼她们，死后也用夫人的礼仪安葬她们，这不是用来端正名分的。把妾媵当作夫人，只是想尊崇宠爱自己所爱的人，而不考虑降低自己的身份；把妾母当作夫人，只是想崇高贵其所生，而不考虑轻视其父。降低自己的身份就会失去地位，轻视其父就会失去根本，逾越礼制到这种地步，不也很悖谬吗？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为其母亲不服丧，是不敢使尊位有二的意思。《春秋》对于成风，记录她的去世和安葬，都据实书写，不采用不同的措辞，是谨慎对待礼制发生变化的原因】

五年三月辛亥，安葬我国的小君成风

【胡安国说：仲子虽然经过聘礼，但不是惠公的嫡妻。春秋初期，还对此有疑问，所以另外为她立宫而羽数特别不同。这虽然不是礼制的正道，但不附祭于姑母，还有辨别。至于成风记载安葬，就有两位夫人附祭宗庙而乱了伦理，礼制再也无法辨别了。所以礼制的败坏，从成风开始。汪琬说：君氏，是隐公的母亲。《春秋》记载说：“君氏卒”，而不记载安葬，这是还不以夫人的礼仪安葬其母。定姒，是哀公的母亲。记载说：“姒氏卒”，虽然已经记载安葬了，但不记载夫人与小君，这也是不以夫人的礼仪丧其母。如果僖公的母亲去世，则称为夫人，安葬则称为小君，与君氏、姒氏不同了。此后宣公的敬嬴、襄公的定姒、昭公的齐归，也如此，都是僭越。吕氏说：自从僖公厚待妾母，而去世称为夫人，那么嫡庶就混乱了。安葬又称为小君，于是有两位夫人附祭宗庙，那么亵渎伦理改变礼制，再也无法辨别了。这是归罪于僖公的话。那么丧妾母应当如何呢？说：服缌麻之丧，不向同姓通报，安葬后不在寝宫反哭，不附祭于宗庙】

《服问》说：国君的母亲如果不是夫人，那么群臣就不服丧，只有近臣以及仆、骖、乘跟随服丧，只服国君所服的丧【注：妾是前君所不服丧的。礼制，庶子作为继承人，为其母亲服缌麻。说只服国君所服的丧，是申明国君的地位。《春秋》的道理，有以小君服丧的，如果当时小君还在，那就更加不可以。】疏：如果国君的母亲是嫡夫人，那么群臣为她服齐衰期年。现在国君的母亲不是夫人，国君为她服缌麻，那么群臣为她就不服丧了。近臣指阍寺之类，仆是驾车的人，骖是车右。国君的母亲不是夫人，贵臣尚且不服丧，而

译这些臣子中地位低微的，是跟随君主的丧服等级来服丧的，所以说“跟随君主所服的丧服”。君主服缌麻，那么这些人也就服缌麻。天子、诸侯为妾室不服丧，只有大夫为地位较高的妾室服缌麻，因此知道妾室原本不在君主服丧的对象之列。按照礼制，庶子继承宗祧成为嫡后，为其生母服缌麻，查《丧服·缌麻章》记载：“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服缌麻”，说的就是这个。说“只跟随君主所服的丧服”，是为了彰显君主的尊贵，如果庶子不继承宗祧，那么为生母就不服丧。所以《丧服记》说：“公子为其生母服练冠、麻衣、红边。”现在认为君主可以穿着缌麻丧服，这是为了彰显君主的尊贵。君主既然服缌麻，那么近臣就可以跟随君主的丧服等级。这是礼制的正统规定。既然已经用正统礼制来论述，又引用春秋时期不依循正统礼制的情况，有人主张为妾母服小君（夫人）的丧服。鲁文公四年，夫人风氏去世，她是鲁僖公的生母成风。又鲁昭公十一年，夫人归氏去世，她是鲁昭公的生母齐归。这都是乱世的做法，并非正统礼制。查《五经异义》说：妾的儿子立为国君，能够尊崇其生母立为夫人吗？现在《春秋公羊传》既说妾的儿子立为国君，其母可以称为夫人，所以在堂上称妾，是屈从于嫡妻的地位；在堂下称夫人，是尊崇于国家的地位。儿子不能封爵给父亲，妾的儿子成为国君却能封爵给其母，是因为妾在侍奉尊长时有所因缘的缘故。《谷梁传》说：鲁僖公尊立妾母成风为夫人，这是儿子给母亲封爵，把妾当作妻子，是不合礼制的。所以《春秋左氏传》说成风作为妾得以立为夫人，是母亲因儿子而显贵，礼制允许这样。郑玄认为：舜成为天子，瞽瞍只是士，从士庶人出身，说明儿子不能给父母封爵。至于鲁僖公能够尊母成风为小君，经文中没有讥讽的文字，跟随《公羊传》和《左氏传》的说法；郑玄则跟随《谷梁传》的说法。所以《异义》驳斥说：父亲为长子服丧三年，为众子服丧一年，说明没有两个嫡妻。女君去世后，继室只是代理主持家事，不能再立为夫人。如果按照郑玄驳斥的话，那么这里说“春秋时期为小君服丧”的说法就是错误的。然而这确实不合礼制。当时如果小君还在世，那就更加不可以了；小君不在，而以夫人的丧服为妾母服丧，已经是不可以的。现在小君既在，却以夫人的丧服为妾母服丧，就更加不可以了。所以说“更加不可以”。

译徐师曾说：查考鲁僖公立生母成风为夫人，《谷梁传》说：“儿子使母亲获得爵位，把妾当作妻子，是不合礼制的”，正好与此相合。《公羊传》说“儿子能使母亲获得爵位”，《左传》说“母亲因儿子而尊贵”，都是错误的。

《通典·诸侯为所生母服议》引东汉许慎《五经异义》说：诸侯遇到生母（妾母）的丧事，可以出朝参加防丧吗？《春秋》公羊学派说：妾的儿子成为诸侯，不敢因为妾母的丧事而废掉侍奉天子的事，大国诸侯出朝参加防丧，是合乎礼制的。鲁宣公前往齐国，遇到妾母的丧事，经文记载并称赞他。《左传》学派说：妾的儿子成为国君，应当尊崇他的母亲，如果有三年的丧期却出朝参加防丧，是不合礼制的，所以讥讽鲁宣公。查考礼制，妾母没有丧服，如果贵妾的儿子没有立为继承人，而是其他妾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也不敢因为尊卑关系而废掉侍奉尊者的事，这是合乎礼制的。即使妾的儿子成为国君，道理也像《左传》所说的那样。郑玄驳斥说：丧服规定缌麻，庶子成为继承人，为他母亲服丧，这个义理从天子下到庶人都是一样的，不能服三年丧。鲁襄公之所以能尊崇他的妾母敬嬴为夫人，是因为夫人姜氏已经回到齐国不再回来。因此说妾的儿子立为继承人，母亲去世可以为之服三年丧，这在礼制上说得通吗？这种丧服之间的差异，他出朝参加防丧与郑伯讨伐许国有什么两样？《郑志》中赵商问说：查考《许氏异义》驳斥认为妾子为他母亲服丧，依据丧服规定，庶子成为继承人，为他母亲服缌麻三月。查考禘祫注称《春秋》鲁昭公十一年夏，夫人归氏去世；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这是可以为妾母服三年丧，经文没有讥讽的文字，符合下面禘祫的数目。如果不服三年，那么禘祫的事就错了。郑玄回答说：《春秋》经文所讥讽和所称赞的，都是于礼难以明白的，事情明显，只是如实记载，应当依据礼制来纠正。现在认为不讥讽就是对的，难道还有称赞的文字吗？薛公谋议说：查考《春秋》，庶子成为国君，那么母亲称为夫人，所以昭公的母亲齐归去世，经文记载说“夫人归氏薨”，说的是母亲因儿子而尊贵。等到国家有大丧，昭公不悲伤，叔向说：“公室将要衰微了吗？国君有三年之丧，却没有一天的悲伤。”说明孔子依据义理记载，叔向依据礼制讥讽。

干学案：《仪礼》丧服篇只记载诸侯兄弟以下为生母服丧，而不记载诸侯为生母服丧，所以附在这卷的末尾。到了魏晋以后，诸侯王都实行士的礼制，所以他们为生母服丧的制度另见于第七卷齐衰篇，不与此并列。

万斯同说：诸侯对于生母，先代儒者有的认为应当服丧，有的认为不应当服丧，那么谁是对的呢？考察礼制，丧期三年不祭祀，所以庶子作为父亲的继承人，只为他母亲服缌麻。传文说：“为什么服缌麻呢？因为与尊者为一体，不敢为私亲服丧。”又说：“有死在宫中的人，为他三个月不举行祭祀。”因此服缌麻。由此看来，古人压制妾母只服缌麻，专门是为了祖宗的祭祀。大概私亲固然应当服丧，而祭祀尤其应当严肃。如果因为一己的私亲，导致废掉三年的常规祭祀，做儿子的心，能安吗？而且庶子作为继承人，虽然剥夺了他三年的丧服，至于哀慕哭泣，不饮酒吃肉，在内室如同称心丧之礼，本来没有禁止。所以服缌麻，虽然违背孝子的心意，还可以自己表达对亲人的哀思；服斩衰，虽然安慰孝子的情感，势必会在祖先面前失礼。这是先王在轻重之间权衡，宁可废掉私亲的丧服，也不敢废掉先祖的祭祀。然而这个过失，不是过失在于儿子执行丧服，而是过失在于尊崇妾母为夫人。既然称为夫人，那就是假借了尊贵的名分。既然假借了尊贵的名分，就必定制定重丧服。既然制定了重丧服，就必定停止祭祀。想要尊崇私亲，而导致混乱嫡庶的名分，是不可以的。既然混乱了嫡庶，又废掉祖考的荐享，更是不可以的。那么公羊学派所谓“上堂称妾，下堂称夫人”的说法，不也是严重违背礼制吗？《春秋》没有比正名更严格的了，成风的去世与安葬，两次记载“夫人”，其义理自然显现。那些许叔重等人跟随公羊、左氏的说法，认为妾母应当服三年丧，确实不如郑康成驳斥《异义》，言辞严厉而义理正当。

读礼通考卷二十三

<经部,礼类,仪礼之属,读礼通考》>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二十四。刑部尚书徐干学撰。丧期二十四。

王侯降服

《周礼》春官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注：服弁是丧冠，其服是斩衰齐衰疏：天子诸侯正统的丧期尚且不降等，所以兼说齐衰，其正服是大功，也似乎不降等，大功章说“适妇”注说“适子之妇”传说“为什么是大功呢”“不降其适也”既然没有指责，明显关乎天子诸侯。又《服问》说“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适妇”既然说君所主，服丧不降等。如果是这样，那么对于适孙之妇又应当是小功。现在注只说斩衰齐衰，因为正服齐衰是不降等的开始。那么王为适子服斩衰，其为适孙适曾孙适玄孙适来孙则都是齐衰不杖。章说“适孙”传说“为什么是期呢”“不敢降其适也”有适子的没有适孙，孙妇也如此。玄孙谓凡父于将为后者

译如果不是长子，都服期年之丧，那么王礼也是如此：嫡子死了有嫡孙，嫡孙死了有嫡曾孙，往下都是这样。又查《丧服传》说：“始封的国君不将伯叔父和兄弟当作臣下，封君的儿子不将伯叔父当作臣下而将兄弟当作臣下”，天子的道理也应当如此。像虞舜和汉高祖，都是从平民起事成为天子，大概也不将伯叔父和兄弟当作臣下，而是为他们服丧。

译卿大夫的丧服，从〇冕以下，如同孤的丧服，其凶丧之服要加上大功、小功。士的丧服，从皮弁以下，如同大夫的丧服，其凶丧之服也如同这样【注：卿大夫加上大功、小功，士也如同这样，又加上缌麻。疏：卿大夫加上大功、小功，是依据正服的大功、小功，如果是缌麻则因降等而无服，所以不说。士又加上缌麻，是因为士不降等服丧，明知更加缌麻】

为期一年的丧服，通行于大夫；为期三年的丧服，通行于天子。父母的丧服，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注：通行于大夫，是指旁系亲属所降等在大功的，其正统为期一年的丧服，天子诸侯也不降等；大夫所降等的，天子诸侯断绝不服，不为他们服丧，只有不臣属的才为他们服丧。疏：通行于大夫，是要表明大夫的尊贵，还有为期一年的丧服，是指旁系亲属所降等在大功的，得以为期一年的丧服，还穿着大功的丧服，所以说通行于大夫。如果是天子诸侯旁系为期一年的丧服，就不为他们服丧。通行于天子，是指正统在为期三年的丧服，父母以及嫡子并妻子。不说父母而说三年，是包括嫡子。天子为皇后服为期一年的丧服，用三年丧服来包括，是因为皇后去世必须等到三年之后才娶新后，所以通达儿子的志向，因此通在三年之中。因此昭公十五年《左传》说：“穆后去世，太子寿去世，叔向说‘王一年内而有两次三年之丧’。”这是包括皇后为三年丧。只说通行于天子，不说诸侯，是因为诸侯旁系亲属尊卑相同就不降等，所以《丧服》大功章说：“诸侯为嫁于国君的姑姊妹”就是这样。熊氏说：这是对比天子诸侯所以说“期丧通行于大夫”，其实大夫为大功之丧得以降等为小功，小功之丧得以降等为缌麻，是大功、小功都通行于大夫。熊氏又说：天子为正统的丧服，嫡妇大功，嫡孙的服小功，义理或许如此，但没有正文。不臣属的才为他们服丧，《丧服传》说：“始封之君不臣属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属诸父而臣属昆弟。”但不臣属的都按本服服丧】

朱子说：“丧服自期以下，诸侯断绝，大夫降等。”

干学案《周礼》只有大夫降等服丧的说法，而天子诸侯断绝期丧，《三礼》都没有正文，所以现在取《周礼》中庸注疏来补充，其余降等服丧的制度已详细见于《仪礼·丧服》中，这里不再重复记载。

《通典》天子降等服丧议：魏田琼说，天子不降等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妇，姑姊妹嫁于二王后，都如同百姓。案《白虎通》说，天子为诸侯断绝期丧，为什么？表示同百姓一样服丧，表明不独亲其亲【吴射慈说，天子之子封为诸侯，天子都不服丧】

皇后降等服丧议：魏田琼说，诸侯女嫁为天王后，降等其旁系亲属一等，与出嫁降等为二等，为外亲尊卑不同，则降等天子后为众子无服，怎么证明呢？依据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也服大功，今天子诸侯于众子无服，后怎么独自服丧呢？晋贺循说，诸侯女为天王后，以尊还降等其族人【吴射慈说，诸侯之女为天子后，为天王之亲服丧，随天王而降等一等；诸侯之女为后，为其父母及昆弟为父后者服齐衰，其宗子也不降等；徐整说，诸侯女嫁为天王后，为外亲尊同，则如百姓为君之长子服三年】

皇太子降等服丧议，晋孔安国问徐邈说：“皇太子为新安公主，应当服什么丧？”邈回答说：“礼，父亲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诸侯的嗣子及大夫的嫡子，都降等断绝旁系亲属，只有父母所服的，儿子才敢服。王侯断绝周丧，不为姊妹服丧。太子体君之尊，也同无服。皇子厌其君，又不敢服。”宋庾蔚之说：“现在只有太子随从君所服，皇子、公子则无厌降。”

《晋书·礼志》：“汉、魏旧例，没有五等诸侯的制度。公卿朝士服丧亲疏，各如其亲。新礼，王公五等诸侯成国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都旁系亲属断绝期丧，而旁系亲属为他们服斩衰。卿校位从大夫者，都断绝缌麻。挚虞认为：古代诸侯君临其国，臣属诸父兄。现在的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则其尊未全，不宜便从断绝期丧的制度，而令旁系亲属服斩衰之重。诸侯既然这样，则公孤之爵也宜如旧。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汉朝，依古为制。事与古异，都不施行。施行的着魏科，大晋采以着令。宜定新礼，都如旧。诏从之。”

《通典》三公诸侯大夫降等服丧议，尉衞昌邑侯满玮问淳于睿说：“庶妹去世，有服否？”睿说：“丧服，诸侯以尊降等，不服。”孔瑄议：“天子诸侯确实不应服，又大夫降等缌麻，尊与己敌则不敢降【旁系亲属降等一等缌麻断绝也，凡以尊所降而不服，着吊服加缌之绖带而往哭之】姜辑议云：“三公爵命虽尊班重，诸侯据在王

译朝廷之上，天子因厌恶而压制臣下，使得臣下有缘由却屈从于义理，无法申辩。按照惯例来说，应当依据卿大夫降等服丧的原则来执行。”司空荀顗议论认为：“诸侯因尊贵而断绝周亲之服，大夫因尊贵而断绝缌麻之服。然而，尊贵相同则服周亲，尊贵不同则服缌麻，都如同原本亲属的丧服一样。”《礼经》说：“国君为嫁给他国国君的姑母、姐妹、女儿服丧。”《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尊贵相同。”又说：“大夫为伯叔父母、子女、兄弟、兄弟之子中身为士的人服丧。”《传》说：“为什么服大功？因为尊贵不同。”由此可见，尊贵不同就会降等服丧，不必等到成为臣属才断绝服丧。诸侯尊贵重大，大夫尊贵轻微，用大夫的尊贵来降等其亲属的服丧，那么就知道诸侯虽然对某些人不视为臣属，也不断绝服丧。有关部门上奏，依照荀顗的意见执行。

又姜辑议论说：“安平王嗣孙去世，诸侯应当降等服丧。”他说：“礼制规定，父亲在世，儿子就处于儿子的地位；君主在世，臣子就处于臣子的地位。安平嗣孙虽然已经向天子宣誓，但依据他处于臣子的地位，五服等级的差别，君臣制度不同，这中间哪里还能容许其他礼制呢？”君主去世未满一年而世子去世的，仍然称‘子’并直呼其名，不算成君。这是《春秋》的正统义理。既然不算成君，那么群臣亲戚必然不能为他服重丧，这是显而易见的。何况安平王还在世，却让诸王按照诸侯的礼制为嗣孙服丧，我不敢安心。然而诸侯因尊贵而断绝周亲之服，如今嗣孙处于臣子的地位，诸王公应当遵循因尊贵而降等服丧的礼制，不应当为他制服。

从前秦朝废除五等爵制，改封列侯，以保存旧制，称列侯者，如同说列国之侯。所以策命时称国，死后称薨。汉朝和魏朝相继沿袭，未曾改变。大晋又建立五等爵制，效法旧制，虽然国家有大小轻重不同，但大体相通，其义理是一致的。所以诏书规定亭侯以上与王公相同。又认为列侯以上受命建国的，都应当依照古代诸侯，断绝周亲之服。

琅琊中尉王奥问：“国王担任太宰，武陵王服事。”他说：“太宰降为庶人，诸侯的尊贵与庶人不相当，是不降等服丧吗？兄弟一起做官，一人是大夫，一人是士，便降等服丧，何况诸侯而完全持庶人的服丧呢？”徐邈回答说：“查考礼制，以尊贵降等卑贱，王侯断绝周亲之服。”以尊贵降等卑贱，其余尊贵所压制，那么公子为其母、妻、兄弟服丧，不超过大功；以嫡庶之别，父亲所降等的，儿子也不敢不降等。这三条，是旧典。《丧服传》又说：“始封之君不将诸父兄弟视为臣属。”先儒认为不视为臣属就为其服丧。汉魏以来，王侯都不将父兄视为臣属，那么事情与周朝不同，所以压制降等的节制与周朝不同。缌麻尚且不降等，何况更亲近的呢？既然不以尊贵降等，那么就没有其余尊贵的压制，所以五服内外都如同周朝士人的礼制，而三次降等的典制不服同了。

从前魏武帝在汉朝为诸侯制定礼制，但最终没有确立；荀公制定新礼，也想让王公五等爵位者旁系亲属断绝期年之服。而挚仲理驳斥认为如今诸侯与古代不同，于是没有施行。这就是近代的成例。《礼记》又说：“古代不降等服丧，所以孟虎、孟皮得以保全齐衰之服。”那么殷周建立制度已经不同，所谓质朴与文饰适宜不同，不沿袭礼制。大晋世所行的，远同于此义。孔彭祖从前咨询简文帝诸王所服，圣意认为近代以来不再有相互降等服丧。虞喜解释滞碍说：“汉魏以来，先儒论述礼制及丧服变除的，都说大夫降等其旁系亲属中身为士者一等。当时有人杂乱施行，自认为合乎礼制。查考《丧服经传》，始封之君不将诸父兄弟视为臣属；封君之子不将诸父视为臣属；封君之孙全部将之视为臣属了。始封之君尚且为诸父兄弟服丧，而刚成为大夫便降等旁系亲属，尊贵者就重而卑贱者即轻，轻重颠倒，难道是礼意吗？然而应当有意，这是依据诸侯成例，包容大夫以相互兼通。这样则一代为大夫不降等诸父，二代为大夫不降等兄弟，三代为大夫都降等。古代尊贵的大夫有采邑，继位不止一人，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都由此而来。有人问说：‘如今大夫虽然不继位，也有三代皆为大夫者，名例相准，必定要跟随古代吗？’回答说：‘古代重如今轻，职位无常居，让我处于此位，志向不存降等。’

诸侯大夫子降服议：魏田琼说：“公子因压制而降等，公子被君主压制，为其母、妻、兄弟服丧，练冠麻衰。认为君主所不服的，儿子也不敢服。父亲去世还有先君余尊所压制，不得过大功。”田琼又说：“《丧服经》不见大夫嫡子为庶兄弟服丧者，与大夫为庶子中身为士者相同，父亲所降等的，儿子也不敢不降等。”蜀谯周说：“大夫之子，父亲在世降等旁系亲属。”也如同大夫跟随父亲压制一样。大夫庶子为妻父母，无服。为其母，妻服大功。父亲去世，都如同国人。吴徐整议论：问者说，如果父亲已去世，自己还未成为大夫，所以还是士，不知庶子及兄弟应当服降等否？回答说：大夫之子跟随大夫而降等，至于父亲去世，则如同国人。

译关于诸侯夫人及大夫妻降服的讨论，魏国田琼说：大夫的女儿嫁到诸侯家，对娘家旁系亲属的服制降低一等，加上因出嫁而降低的一等，共降低二等，这是因为外亲尊卑不同所以要降等。诸侯夫人为众子没有服制，凭什么证明呢？依据大夫为庶子服大功，他的妻子也服大功。现在天子、诸侯对众子没有服制，夫人凭什么独自可以服制呢？又大夫妻为大夫的亲属服制，也随着大夫降低一等。大夫的女儿嫁给大夫，对于族亲中尊卑不同的也降低一等，只有父母、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宗子不降低。士的女儿嫁给大夫的，也降低族亲中尊卑不同的服制，如同大夫一样。又大夫妻为庶子、在室的女儿服大功，女儿嫁给士服小功，这说明大夫妻的尊贵与大夫相同。大夫为伯叔父母、儿子、兄弟中为士的人，因为尊卑不同降低一等，服大功，他的妻子也服大功。吴国射慈说：诸侯的女儿为诸侯夫人服制，诸侯的亲属随着诸侯降低一等，对于族亲则都降低。蜀国谯周说：诸侯夫人也随着她的君主降低旁系亲属的服制，对于族亲也降低旁系亲属的服制，并非诸侯自己从周代以下就没有服制，对于她的父母及祖父母如同国人一样。又大夫妻对于她的旁系亲属，因为大夫爵位而降低，又降低一等，对于作为父亲后嗣的不因为出嫁而降低，只因为尊卑不同降低一等。晋国贺循说：大夫妻对于她的娣、姒，丈夫为士的，服制也降低一等。

关于尊贵不降低服制的讨论，魏国田琼说：“大夫的妻子为长子服三年，女儿嫁给大夫服大功。”吴国射慈说：“传文说：尊卑相同就可以服其亲属的服制，所谓尊卑相同，是指诸侯为卿大夫各自按照本来的亲属关系，就不降低。诸侯的女儿为诸侯夫人不降低，父母、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服大夫妻，只有父母、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宗子不降低。”蜀国谯周说：“诸侯降低旁系亲属的服制，旁系亲属如果是诸侯以及女子嫁给诸侯的，服制如同国人。诸侯的嗣子为母亲、妻子以及外祖父母、妻子的父母都如同国人，世子虽然没有正式的爵位，但与君主为一体，他在天子面前宣誓则比成人低一等，未宣誓的次于小国君主，他的妻子由君主做主，所以嗣子所服的服制，如同国人。旧说认为外祖父母是母族正统，妻子的父母是妻族正统，母亲、妻子与自己尊卑相同，她们所不降低的，嗣子也不降低，所以嗣子也不降低对妻子父母的服制。诸侯夫人为她的父母、祖父母如同国人，大夫命妇为她的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大宗，服制如同国人。”晋国虞喜解释滞碍说：“古时候不降低，上下各自按照亲属关系服丧，这是殷代以前的情况。降低服制的礼仪始于周代，然而对于先前未曾臣服的，不忍心立即臣服他们，所以为他们服丧，这应当出自逸礼，采纳它作为义理。滕伯文为叔父服齐衰，既周代诸侯而遵循殷代礼仪，如果殷代时诸侯都这样，并非只指滕伯一人，想要用什么来证明呢？明明他在周代，远追殷代，引用古礼来证明当今罢了。”贺循说：“诸侯对于他的旁系亲属一概没有服制，只有父母、妻子、长子、长子的妻子以及作为父亲后嗣的人，姑姊妹嫁给诸侯的，以及始封之君未曾臣服的诸父、兄弟，都按照他们的服制服丧。大夫对于他的外亲中为士的人，尊卑虽然不同也不降低，大夫的女儿成为国夫人，只有父母及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不降低，士的女儿成为大夫妻的不降低，高祖、曾祖、祖父母、兄弟中作为父亲后嗣的以及大宗子而已。”

朱熹说：“夏、殷以前，大概只是亲近亲人、尊重长者的意思。到了周代，又增加了许多尊重贵者的礼数。比如始封之君不臣服诸父、兄弟，封君的儿子不臣服诸父而臣服兄弟。为期一年的丧服，天子、诸侯断绝，大夫降低。然而诸侯、大夫尊卑相同，也就不断绝、不降低。姐妹嫁给诸侯的，也就不断绝、不降低。这都是尊重贵者的意义。上古时代想必都很简略，没有这么多降低、尊重贵者的礼数。这些都是天下的大经，前世所未具备的。到了周公搜罗剔抉出来，确立为定制，再不可更改。”有人问：“司服卿大夫加上大功、小功，从卿大夫往上都没有这些，为什么呢？”朱熹说：“这就是《中庸》所说的‘期之丧达乎大夫’，这是古人尊重贵者的意义。然而这也是周公制礼以后才这样的。”《檀弓》又说：“古时候不降低，上下各自按照亲属关系服丧。”

《隋书》记载，刘〇任散骑尉，吏部尚书牛〇建议，认为按照礼制，诸侯断绝旁系期亲，大夫降低一等，现在的上柱国虽然不同于古代的诸侯，但比照大夫是可以的，官位在第二品，应当降低旁系亲属一等，议论的人大多认为正确。〇驳斥说：“古代做官的人，宗族中只有一个人而已，庶子不能进用，因此先王重视嫡子。宗子有分给俸禄的意义，族人与宗子虽然疏远，还服齐衰三个月，实在是因为受到他的恩惠。现在做官的人，职位凭才能提升，不限嫡庶，与古代已经不同，有什么可降低的呢？现在的显贵者，大多忽视近亲，如果降低服制，民众道德的疏远就从这里开始了。”于是这件事就搁置了。

唐代制度，皇家所断绝的旁系亲属无服制者，皇弟、皇子为他们服制，都降低一等。《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十三年孟夏，祭祀太庙，事先命令侍郎顾鼎臣、霍韬捧持神主。恰逢顾鼎臣、霍韬都有期功的丧服，他们上言说：“臣等考察古代礼制，期服诸侯断绝，大夫降低。现在的公卿就是古代的诸侯，却还有期制的丧服，不符合礼制。如果律法说……”

译缌麻以上亲等都不参与祭祀的，是指那些亲身临丧守制的人。而百官听到期功之丧的讣告，不过是在私家设立灵位致哀，等到过了十天一个月，就没有理由回避了。」皇上说：「所说的也有道理，只是不能因私事妨碍公事罢了。但是必须区分轻重，让礼官考察议论后上报。」于是尚书夏言上奏说：「封建制度废除，世上没有诸侯已经很久了。古代的诸侯建立邦国、开拓疆土，世代拥有国家，伯叔兄弟都是他们的臣子，所以为期一年的丧服可以断绝。不知道现在所谓的公卿，能够以君主的道理自处，而让伯叔兄弟成为自己的臣子吗？又说：「在位时就是公卿，卸任后就成了同族亲属。不知道丧服的制度，是人的情感所由产生的，难道会因为在职或卸任而有隆重或减杀的区别吗？丧服悲哀有深浅，所以服制有轻重。定为三个月，是因为悲哀不能在三个月内忘记；定为一年，是因为悲哀不能在一年内忘记。而祭祀是吉礼，用来向神明表达敬意，如果情感还没有忘记悲哀，就不能专心诚意地祭祀，所以不参与。现在认为那些没有亲身临丧以及时间已过的人，都没有理由回避，臣从未听说过这样的说法。」《礼记》说：「小功、缌麻的丧服，可以执事但不参与祭祀。」《礼记》说小功、缌麻的丧服，只是可以执事，到了馈奠这样重要的礼仪，就不敢参与了。现在两位大臣所服的丧，不是小功、缌麻，都是较重的丧服。太庙捧持神主，又是礼仪中最重要的。穿着较重的丧服，却参与最重要的礼仪，这能说是懂礼吗？臣等职责掌管典礼，怎敢不依据经典、坚守正道，来严防亵渎逾越的弊端？如果姑且顺从两位大臣的请求，从而泯灭先王的常法，并且使他们得罪于名教，被后世传为笑柄，臣等也有责任。」奏章呈入，皇上下诏让鼎臣、韬回避，由侍郎黄宗明、林廷防代替他们，并且命令从此以后，在太庙祭祀前五日，太常寺就奏报捧持神主的官员十余人来请示。

译干学案，降服之礼行于大夫，其实不止大夫也。考察《仪礼》，大夫因尊贵而降等，大夫之子因被压制而降等，公的兄弟因旁系尊贵而降等。五服之亲得以完整服丧的，只有士罢了。推究古人制定丧服的用意，没有不本于亲情的。亲情发自内心，并非从外而来，难道会因为贵贱而有差别吗？为什么骨肉至亲却完全用权势地位来阻隔呢？县子说：“古人不降等”，并以滕伯文为例证，难道不是对此有所感慨吗？虽然如此，周代的诸侯能够以臣礼对待自己的叔伯兄弟，周代的大夫能够世袭爵禄，统领其宗族亲属，对于旁系亲属的丧服予以断绝或降等，还可以理解。后世的诸侯大夫，他们与周代相比如何，却也想断绝或降等呢？挚虞、虞喜、徐邈、刘〇的言论，可以说是精当的论断了。

【王安石议降服劄子：先王制定丧服，是顺应性命之理而设立的，节制恩情的深浅，道义的远近，礼所给予或剥夺的，刑所生杀决断的，都在于此。《传》说：“三年之丧，没有人知道它从何而来。”大概一年之丧及缌麻之丧，都是依据哀情来制定的，而其轻重缓急的规制，不得不随时代变化。只有贵者对贱者，有时降等、有时断绝、有时不降，这是因为在先王之时，诸侯大夫各自以君礼对待父兄，想要伸张尊尊之义，就适宜委屈亲亲之思，这就是降等断绝的用意。自从封建之法废除，诸侯大夫降等断绝的礼制无处再施行，士大夫没有宗法中的嫡孙传重之类的情况，不能纯用周制。臣愚以为，当今只有诸侯大夫降等断绝的礼制可以废除，而嫡子去世且非传爵者没有众子，才可以让嫡孙承重，其余丧服应当沿用周制罢了】

【万斯同说：自从周代有诸侯断绝期年之丧、大夫降等服丧的礼制，后来身为王公的人，无不援引此例而想断绝其亲属的丧服。唉！最初提出这种说法的是谁呢？我怀疑这不是周公的礼制。假使从上古以来原本就有降等服丧的礼制，周公沿袭它，是适宜的。县子说古人不降等，滕伯文作为殷代的诸侯却为从父从子服丧，那么诸侯尚且不降等。诸侯不降等，何况大夫呢？周公是殷代诸侯的儿子，作为殷诸侯之子，本来曾习行殷礼，怎么到了身为诸侯就立刻断绝呢？这就是疏远骨肉至亲，开启轻薄之路，从周公开始了。我怀疑《仪礼》之中，凡所谓大夫因尊贵降等、大夫之子因被压制降等、公的兄弟因旁系尊贵降等之类，都是后世强宗增损先王旧典所为，而非周公的原本。如果是这样？不然的话，五服亲疏的制度，必定是通上下而言的，难道有大夫以上或断绝或降等，而唯独将此礼责之于士庶人吗？历来论教化之本，必定从尊贵者开始，如今身居爵位及身居爵位者的子弟，完全断绝其亲亲之思，而唯独责之于民间的士庶，这难道是先王的礼意吗？更可怪的是，两汉以后，王侯卿相长久没有降等服丧的礼制，而后世的庸夫却还想以自己的尊贵而断绝五属之服，难道不是名教的罪人吗？虞喜的话说得好：“古时始封之君尚且为叔伯兄弟服丧，而一代为大夫便降等旁系亲属，轻重颠倒，难道是礼意吗！”知晓此礼的人，可以判定荀顗、王奥、牛〇、霍韬诸说之谬误了】

丧遇闰月

春秋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注：灵王也】乙未，楚子昭卒【何休注：乙未与甲寅相隔四十二天，大概是闰月。葬以闰月计算，卒不书闰的，正是取期月，明确期年三年之丧，始死得以闰月计算，非死月不得数闰疏：卒不书闰，正是取期月的，因为取期月，所以不得书闰。为什么？因为闰月不是正月。由此可知，明确期年三年之丧，始死在闰月得以计算。为什么？正是以闰月为前月之余，所以得以继前月而言。如果闰月不在始死之月，则不得计算。为什么？期年三年都以年计，如果通闰月计算，则不满期年三年】

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公羊传》：“闰不书，此何以书【注：据楚子昭卒不书闰】丧以闰数也【注：谓丧服大功以下诸丧当以闰月为数】丧曷为以闰数【注：据卒不书闰】丧数略也【注：略犹杀也，以月数思杀，故并闰数。疏：郑志赵商问曰：“经曰‘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谷梁传》曰‘闰月附月之余日，丧事不数’，《又哀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公羊传》云‘闰月不书，此何以书？丧以闰数，丧数略也。’此二传义反于礼，断之何？就荅曰：‘居丧之礼，以月数者数闰，以年数者虽有闰无与于数也。’然则郑氏之意以为彼云‘丧事不数’者，谓期与三年也；此云‘丧以闰数’者，谓大功以下也。若《谷梁》之意以为大功以下及葬皆不数闰】谷梁传》不正其闰也【注：闰月附月之余日，丧事不数。疏

译查考经书中关于闰月安葬的记载，如果将闰月计入月份，则一年会有十三个月，因此经书特别记载闰月安葬，以表明丧事也不计算闰月的惯例。

译【附】《春秋》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朔，但仍然在宗庙朝见。《谷梁传》说：闰月，是依附于月份之余下的日子。积累这些余日而成为一个月。天子不以此月告朔，丧事也不计算在内。【注：闰是丛残零碎的日子，不是月份的正数，所以吉凶大事都不使用它】

《白虎通德论》说：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为什么呢？因为说的是“期”（周年）。期，是恢复其时节。大功以下的丧期按月计算，所以用闰月来除丧。

《晋书·礼志》记载：宁康二年七月，简文帝驾崩，再周（第二周年）时遇到闰月。博士谢攸、孔粲议论说：“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日，楚子去世，实际上是闰月，但经文说十二月，是因为闰月依附于前一个月。”丧事讲究取远日，那么应该采用博士吴商的意见，在闰月举行祥祭。尚书仆射谢安、中领军王劭、散骑常侍郑袭、右卫将军殷康、骁骑将军袁宏、散骑侍郎殷茂、中书郎车�、左丞刘遵、吏部郎刘躭的意见，都相同。殷康说：“过了七月而未到八月，怎么能说是逾期呢？如果一定有所未了，就应当从重的原则。”袁宏说：“假如遇到闰十二月而不取用，这是因为年未终了，本来就不可以取用。”《汉书》把闰月称为后九月，说明它与前月同体。郑袭说：“中宗、肃祖都在闰月驾崩，祥祭除丧的变通，都使用闰月之后的月份。先朝尚且使用闰月之后的月份，现在闰月依附于七月，取用还有什么可疑？这也符合取远日申请的说法。况且闰月是后七月而不是八月，哪有逾月的嫌疑呢？”尚书令王彪之、侍中王混、中丞谯王恬、右丞戴谧等人意见不同。王彪之说：“吴商是中等才能的小官，不是名贤硕儒，也不是公辅重臣，不是被时人所准则的人。况且取闰没有证据，只是攫取远日的意义，越过祥祭忌日的限制去取用，不符合卜远日的道理。又丞相桓公曾经议论说：‘礼制规定，二十五月大祥，怎么可以越过期限取闰月，变成二十六月呢？’于是启奏说：‘有人认为闰月依附于七月，应该用闰月除丧；有人认为闰月名称虽然依附于七月，但实际上以三十天另算一个月，所以应该用七月除丧。’臣等与中军将军桓冲参详一代大礼，应该依据经典，三年之丧，十三月而练祭，二十五月而结束，这是礼制的明文。《阳秋》的意义，闰月在年内就略去不数，说明闰月在年外就不应该取用，因为越过期忌的重罪，礼制祥祭除丧必须正期月，所以如此。”己酉日晦日，皇帝除去缟素，恢复吉服。徐广议论说：“凡是辨析义理，没有显明的证据和明文可以折中决定，那么不疑惑又是什么呢？礼制有疑问时从重，丧事变更宁可哀戚，顺情通物，本来就有成说。”王彪之不能征引正义，有以相屈，只是以名位压制他人，君子虚心接受，心中没有偏私，难道是这样吗？执政者从而实行，这大概过分了。

《通典》记载《简文帝崩再周而遇闰》博士谢攸、孔粲议案：“《左氏春秋》经文记载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日天王驾崩，乙未日楚子去世，其间相隔四十二天，这就是乙未日闰月的日子。经文不书闰月而书十二月，说明闰月不是正数，应该依附于正月的文字。它不说二十九年正月，是依附前月的证明。又《礼记》说：‘丧事先取远日，那么祥祭除丧应该在闰月。’尚书左丞刘遵议论：‘丧纪的制度按岁计算的，没闰而三年之丧，闰在始末的，用舍的议论时有不同。只应当本于闰月所依附的，可以明辨折衷经传，具备四时以编年，一时无事，经书首月；等到有事，随月而记载。起初不书闰的，是因为闰依附正月，不应该时见。’只有鲁文公六年书闰月不告朔，指见告朔之余无事。又文公元年闰三月，所以传曰：‘于是闰三月，想要审察所依附。’这是明证。假设此闰遭遇丧事，取其周忌，应用来年三月，既合丧期大数，得周忌定日。何休也认为这样，朝论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闰附前月而不属后，故也。始丧在闰月以附前，祥除遇之，岂得属后？立闰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经通。且丧疑从重不贰之道，祥用远日，礼之正典。愚谓周忌故当七月二十八日，大祥应用闰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远日之义。礼之远日，诚非出月遇闰而然，盖随时之变耳。刘遵用闰月祥，散骑常侍郑袭议云：‘中宗、肃祖皆以闰崩，祥除之变，皆用闰之后月。先朝尚尔，闰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闰薨，荀家祥亦用闰之后月，诸荀名德相继，习于礼学，故号为名宗。议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谷梁》。今案《周官》、《左氏》传所书，自书闰月中事，闰月长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无事？明闰月非附月之例也。议者称三年之丧二十五月，遇闰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丧不应以闰为月。议者称‘礼传’终身之哀，忌日之谓，不惟周年子夘之谓，代不用子夘，闰”

译月亮运行到大月时，三十日之后没有剩余，至于没有闰年的年份以及小月。这些都是没有禁忌的，所以古人使用子卯日。简文帝七月二十八日驾崩，那天是己未日。今年的己未日在闰月十日，当时不使用子卯日而使用二十八日，已经很久了。如果己未日在其他月份，现在就不能改变。闰月附在七月之后，己未日在闰月，现在使用闰月，更加符合选择远日的礼情。吏部郎中刘耽议论认为：丧礼的制度，周年遇到闰月，议论认为闰月不是正月，所以省略而不计算，因此左丘明称之为“闰三月”，《公羊传》则说“天没有这个月”，由此说来，闰月没有固定的位置，随着节气而设立。它的名称属于上一个月，所以死在闰月的，就以所附的上一个月作为周年。至于祥祭的变化，道理不能不同，怎么会有开始丧事就附在前月，祥祭变化就区别在后月呢？按照惯例推论，情理上不能安心。况且礼虽然制约情感，也随着情感来制定礼制。如果情感因事而伸张，那么古人就顺从而不剥夺，所以在每次祥祭和安葬时，都使用远日，这就是顺合物情，因为可以伸张的缘故。数年则省略闰月，丧礼所不忌讳的，附于前月。《春秋》的明确义理，我认为国家祥祭使用闰月晦日，既符合经传附于前月的义理，又得到远日伸张情感的防备。况且丧事有疑问从重，古今相同。详细寻究理例，认为这样是恰当的。太常丞殷合议论认为：忌日不可迁移，存在于整个月。祥祭不必在本月，崇尚远日。认为应当以七月二十八日为忌日，闰月晦日进行祥祭。尚书右丞戴谧议论：考察博士所上的关于祥祭的事，是专门采用吴商的议论。吴商所说的，依据《公羊传》何休的注以及礼制中的远日。礼称“三年的丧，十三个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除服”，《春秋》传曰：“三年的丧，实际上是二十五月”，这是丧服的大数，周月的正文。又说“丧事按月份计算，闰月按年计算，不计算闰月”，这是有闰月就十四个月而小祥，二十六月而除服，不使用丧月的常数，所以重视周忌的正统。练祭和除服的节期，是丧礼的重大事项，终身的哀痛，就是指忌日。丧事中遇到闰月，礼制不可省略，周忌的月份不可移动，所以根据情感来确立制度，改变文辞来显示义理。至于闰月在丧期之外，三年的期限已经完整，周忌的正统已经得到，为什么在这里又要延长月份呢？议论者依据《左传》的“闰三月”，《公羊传》的“无是月”，《谷梁传》的“附月余日”，来表明闰月不是月数，都应该属于前月的证据。考察推究分度，随着设置闰月，闰月所在的地方，年中没有常规，一定要有所系属来命名它所在的地方。三月之后称为“闰三月”，不是三月，天没有这个月，不是常规月，不是没有这个月，所在没有常规。《谷梁传》也说，积分以成月，经传的文字，先儒的旧说，都不认为闰月是余日，不区别月数，而以六十日为一月。三年的丧，是礼制所重视的，它的节文，不专一制度，不在于闰月，丧者的变化，祥祭除服的事，没有本月，应该有所附丽，以正周忌，闰月在三月之后，附于三月，丧纪没有违背，顺序有节制，符合三传三礼的意思。如果闰月不是月数，都属于前月，功服葬月，怎么计算呢？在安葬时计算，在祥祭时不计算，用舍两种义理，不能安心。凶事选择远日，说的是月中的远日，如果迁移一个月，应当是远月，难道是远日的意思吗？占卜安葬的远日，不出于月，占卜祥祭的远日，却包含闰月，占卜相同远日不同，又不适宜。考察何休说，死在闰月的计算，闰月以正周月，不是死月不得计算，大体粗略相同，只是那年没有闰月，而以乙未为闰月的日子，考察经传，没有详细记载。吴商采纳寻找便利作为正义，不也是谬误吗？闰月在丧期中，省略而不计算，祥祭除服遇到闰月外而不取，重视周忌。闰月没有正统，推演附于前月，丧期不缺，顺序不悖，符合礼制的变化。郑袭诘难范寗说，以闰三月五日死的人，应当以来年何月祥祭，何月为忌日？回答说，称为闰月的，是因为余分的日子，闰益月罢了，不是正月。不是正月则吉凶大事都不可用，所以天子不以此告朔，而丧者不计算以闰月死，既然不计算它，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应当以来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所谓忌日，是死者的日月，现在以闰月，来年没有闰月，怎么能有忌日呢？应当以后年闰月五日为忌，这是五年再有忌日。诘难说，忌日的感伤，终身的悲痛，无尽的恩情，不离一日，现在必须后闰，那么三年的忌日，不也太远了吗？传称子卯不乐，称为疾日，先儒认为甲子乙卯，确实如此，自然应当以日辰为忌，遇到它就感伤。御史中丞谯王臣恬议论说，闰月不是正数，所以附于前月称为称，至于月份，怎么能算作一个呢？臣请求以宿度来论述，闰所附月尽的晚上，难道还能看见吗？又闰之初，难道不是始魄吗？由此说来，可以不作为两个月吗？天没有这个月，是正数罢了，不是没有这个月。如果使用闰月祥祭，就亏损二十五月的大断，失去周忌的正典，出于祥月，不是卜远日的意思。二三没有依据，义理确实致疑。我认为

译正满周年而除服，在礼制上是恰当的。防稽内史郗愔上书说：“我看了您的书信，以及各位的议论，都具备三礼的证据，但我确实没有详细知晓。然而我担心祥祭和忌日不在同一个月，在情理上既让人不安。又说十三个月举行祥祭，二十五个月除服完毕，明文显著，但如果闰月出现在丧期之内，应当合并而不计入，那么如果在闰正月遭遇丧事，就应当在十二月举行祥祭，这样在时间上还未满周年，在忌日上当时尚属平吉。如果因为上天没有这个月，所以省略而不计算，那么凡是五服之丧都应当包含闰月，完全如您所论述的那样。如果说亲情重就应当包含闰月，亲情轻就应当计算闰月，这是制定礼制依据情感，而没有根本依据历数。如果根本依据历数，必定是因为上天没有这个月，那么即使情感有轻重，包含闰月与否应当统一。况且齐衰之制，遇到闰月就包含，降为大功之制就计算闰月而除服，天性相同却包含与计算的制度不同，以月数为断限的，计算闰月；以年数为断限的，排除闰月。推究此理，那么除服与计算的依据，大概是以所遇到的情况作为分断，并非根本依据情感，所以以后一个月作为周年的，因此您上面所论述的，以吉日为忌日，在情理上不通，就是这个缘故。”又说：“闰月在周年之后，恐怕不是您的本意。至于凶事尚远，大概适用于卜日、祥祭和安葬，制度没有固定期限，所以不能立即伸张人情，务必遵循其远日罢了。如果道理和条例明显，意义没有疑惑，怎么能不遵循成制，而以超过期限为重？有人说闰月，大概是年中多余的部分，所以应当计算其正限，以补足不足。现在再满周年没有闰月就不补足，小月的期限，闰月在周年之后，就想要以六十天作为一个月，应当认为既然已经遇到闰月，就应当尽完这个月的节气，所以如此。”“月节难以确定，您已经解释了。况且节气必定在闰月之中，那么合并月数跟随节气，就又会导致进退缺失。尚书仆射谢安等人参详，认为应当依据经典，三年之丧，十三个月举行练祭，二十五个月除服完毕，这是礼制的明文。祥祭除服必须正满周年之月，请求依照礼制在七月晦日，至尊解除缟素，俯就吉礼。下诏同意。”

译《宋书·礼志》记载：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湘东国使者上奏称：“国太妃于三十年前的闰六月二十八日去世，因未详知周忌日期，应当定在六月？还是取七月？”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正博士丘迈之提出议案：“吴商曾议论：闰月去世的人，应以本正之月为忌。我认为正闰之争虽然各执一词，但吴商的议论较为允当，应当以今年的六月为忌。”左仆射建平王刘宏认为丘迈之的议论不可作为依据。他查考晋代及本朝以来的惯例，闰月去世的人以闰月之后的月份作为祥期，因此应当以即将到来的七月作为祥忌。到了大明元年二月，有关部门又上奏：“太常鄱阳哀王于去年闰三月十八日去世，现在应以哪个月末作为祥期除服？”皇帝下诏让礼官商议。正博士傅休提出议论：“推究三礼中丧事遇到闰月的情况，有的计算闰岁，有的不计算闰月，这是因为闰月在丧期之内。鄱阳哀王于去年闰三月去世，按月份次序和节令物候来看，确定属于四月，应当以今年四月末作为祥期。”晋元帝、明帝都在闰二月驾崩，都以闰月之后的月份作为祥期，这是前代已有的成例。于是比照太常丞庾蔚之的议论：“礼制规定正月存留亲人，所以有忌日的感念。四季既然已经更替，人情也已经衰减，所以有两次祥祭的减杀。这就意味着祥祭和忌日都以同月为议，而闰月去世的人明年必然没有这个月份，不能因为没有这个月份就不举行祥祭和忌日，所以必须使用闰月所依附的正月。”闰月依附于正月的道理，《公羊传》中明确阐述，所以班固将闰九月称为后九月，月名既然没有区别，天时也没有差异。如果使用闰月之后的月份，那么春夏季节就会永远更替，节令也会错乱。假设有的人在闰腊月去世，如果使用闰月之后的月份作为祥忌，那么祥忌应当在后年的正月，祥期跨越三年，既失去了周期的意义，冬天去世而春天忌日，又违背了感念亲人的本意。譬如有人在年末三十日去世，明年末月是小月，如果以去年二十九日亲人尚存，那么应当以后年的正月初一作为忌日，这显然不可能，那么闰月去世的情况也就可知了。有关部门共同赞同庾蔚之的议论，以三月末作为祥期。

《南齐书·礼志》记载：齐高帝建元三年，有关部门上奏：“皇太子穆妃于去年七月去世，当年闰九月，不知当月是否应计算闰月？如果以闰月依附于正月，若按月份计算包含闰月，那么南郡王兄弟便应当以这个四月晦日作为小祥。至于祥月不举行仪式，是否有疑问？”左仆射王俭议论道：“三百六十天，是《尚书》中明确的义理。文公纳币，《春秋》予以讥讽。《谷梁传》说：‘积分而成月。’《公羊传》说：‘天无是月。’虽然如此，左氏认为告朔是符合礼制的，所以先儒都认为三年之丧，计算年份时不计算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服，计算月份时计算闰月。闰月，大概是年份的余日，而月份的异朔。所以吴商说：‘包含闰月以正，周代允当且合乎情理。’现在杖期之丧，虽然以十个月作为小祥，至于祥祭和缟服，必须满一年。凡是因尊卑压制而屈服的礼制，都要取象于正服。祥祭和缟服相隔两个月，因压制而降低的小祥，也以此为准。况且从名义上寻求，小祥本来以年限计算；考察伦常条例，相隔必须两个朔日。现在因压制而提前举行祥祭，不能说这件事不符合期限。事情既然同属一条，情理没有差异，不计算闰月的道理，本来就在言先。假使祥祭在此晦日，那么距离脱去缟服三个月，依附准例，更加成为障碍。我认为必须五月晦日才举行祥祭。这是国家的大典，应当共同精心详议，并通晓八座丞郎，研究尽同异。”尚书令褚渊反驳王俭的议论说：“因压制而屈服的典制，是因为所尊长夺去了哀情，所以祥祭和缟服具备制度，而年月不延长。现在以十一月举行祥祭，从期限可知。既然按月份计算，就应当计算闰月以成典制。如果仍然包含闰月，何以不同于缟服的制度？疑问者正是认为祥祭应当遇到闰月，月份计算相差悬殊，积分余闰，历象所无。计算月份者计算闰月，所以有余月；计算年份者包含闰月，所以导致盈积。依据道理遵从制度，有什么不可以？”王俭又回答说：“包含闰月的义理，通儒所难。但祥祭本来应满期限，因压制而不能遂行。论事情则名体具存，论哀情则情无以异。踪迹虽然数月，义理实在计年。闰月是年份的归余，所以应当总括而包含它。期限而两次祥祭，因尊长故屈。祥祭则不计算闰月，象年份所延长。屈伸兼着，两条途径并举。经记的防备，大概就在这里吧！如果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闰，那么祥祭距离缟服，事情成为三个月，这是十一月以象前期，两个朔日以放后岁，名有区域，不得相参。鲁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只有书上月初不言闰，这又是依附于上的明确义理。郑射王贺，只说期限则不计算闰月，初不复区别。”杖期之中，祥祭将谓不俟言矣。成休甫说：“大祥后当禫，有闰别数之。”说明杖期之祥，不得方于綅缟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褚渊又依据旧义，反驳王俭十余问。王俭随事解释。祠部郎中王珪之议论说：“丧以闰施，功衰以下，小祥值闰则略而不言。现在虽然因压制而屈，祥名犹存，异于余服，计月为数。”屈追慕之心，以远为迩，日既余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于情，惟允。王俭的议论理据详博，谨所附同。褚渊开始虽然议论反驳，再经往反未同王俭的议论，依旧八座丞郎通共博议为允。以来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班下

译内外诏书都批准了。

译《隋书·礼仪志》记载：梁天监四年，掌管凶礼的严植之制定仪注，对于亡故月份遇到闰月后，年中祥祭应附属于哪个月份存在疑惑。皇帝说：“闰月大概是余分出来的月份，那么各自有所归属。如果节气属于前一个月，就应当以前一个月为忌日；如果节气属于后一个月，就应当以后一个月为忌日。祥祭遇到闰月，就应当选取较远的日期。”

《魏书·礼志》记载：明帝延昌二年春天，偏将军乙龙虎丧父，朝廷给予二十七个月的丧假，但乙龙虎把闰月也计算在内，到官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上奏说：“查违制律，守三年丧期却冒着哀痛请求做官，判处五年徒刑。乙龙虎未满二十七月，就请求担任宿卫，依据律法应判处五年徒刑。”三公郎中崔鸿驳议说：“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举行大祥祭。诸儒有的说大祥祭在下旬举行禫祭，有的说二十七月举行禫祭，各自有其道理，不知道哪种符合圣人的法度。乙龙虎守丧已二十六月，如果依据王肃、杜预的说法，就是过了禫祭进入吉服的月份；如果依据郑玄的说法，二十七月在禫祭中也可以从事职事。礼书上说：‘祥祭那天弹奏素琴’，那么大祥祭之后丧事就终结了，既然可以从事职事，请求复职有什么不可以？如果按照府里的判决，在禫祭中弹琴又有罪吗？查考经书和律法，道理实在不妥。”朝廷下令重新详细辨析。

元珍又上奏说：“查《士虞礼》，三年之丧，满一年举行小祥祭，又满一年举行大祥祭，中间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说：‘中就是间隔的意思。’从丧事开始到这里总共二十七月。又礼书上说：‘祥祭那天弹奏素琴。’郑玄说：‘弹琴是为了保存乐礼。’孔子在大祥祭后五天弹琴不成曲调，十天才完成笙歌。郑玄的注和《郑志》以及‘逾月可以歌’，都是说自身过了一个月就可以这样做，这是为了保存乐礼，并不是说让乐工演奏音乐。晋朝博士许猛解释‘三验’说：‘查《黍离》《麦秀》之歌，《小雅》说君子作歌只是为了表达哀痛；《魏诗》说心中忧愁，我边歌边谣，像这类歌曲，怎么能说是金石之乐呢？’所以清唱叫作谣，清吹叫作和。《礼记》说：‘把声音配合起来演奏，加上干戚羽毛等舞具，才叫作乐。’至于礼乐施加于金石、超越于声音的，这才叫作乐。至于弹奏素琴以示终结，吹笙唱歌以减轻哀痛，就不是乐了。《间传》说：‘大祥祭除去衰杖，穿着素缟麻衣，这是大祥祭的服饰。’《杂记》注说：‘穿黄裳，那么禫祭穿黄色是因为尚未大吉。’《檀弓》说：‘大祥祭穿素缟，这个月举行禫祭，下个月才用乐。’《郑志》中赵商问郑玄，郑玄回答说：‘祥指大祥祭二十五月，这个月禫祭指二十七月，不是说上一个祥祭的月份。’下个月才用乐。许猛解释‘六征’说：‘乐是指八音和谐之乐，指在第二十八个月由乐工演奏金石之乐。’而崔鸿驳议说：‘大祥祭之后丧事就终结了。’如果这样驳议，禫祭又在哪里？崔鸿又驳议说：‘在禫祭中弹琴又有罪吗？’然而禫祭穿黄裳，尚未大吉，弹琴是为了保存乐礼，在礼制上是允许的，如果让乐工演奏八音，和谐成韵，既然还没到下个月，不判罪又判什么？又驳议说：在禫祭中既然可以从事职事，请求复职有什么不可以？查乙龙虎守丧二十六月，刚开始穿素缟麻衣。在大祥祭之中，哪里是禫祭？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道理无可怀疑。穿着麻衣，冒着哀痛做官求取荣耀，实在是大错，罪过怎么能免除？又查依据王肃、杜预的说法，禫祭和大祥祭同月，完全违背郑玄的道理。丧事崇尚久远，却想快速除服，为什么这么匆忙？臣愚昧地认为，郑玄的说法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礼记》说：吉事崇尚近日，凶事崇尚远日。又《论语》说：丧事，与其仪式周全，宁可内心哀戚。而服丧期限三年，悲痛尽于终身。‘中月’的解释，虽然容许两种意义，但崇尚远日、宁可哀戚。又查王肃、杜预的道理，兴起于魏末晋初，等到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斥郑玄二十七月禫祭的错误，提出‘六征三验’，上奏晋武帝说：‘礼，是国家的大典，百姓日常所用，怎么能有两种标准！现在服丧禫祭的人各不相同，这不是圣世统一的说法。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祭，严重违背大义。臣每次驳斥郑玄的错误有六征，有三验。起初没能驳倒臣的质疑而通晓郑玄说法的人，按照程猗的意思，认为郑玄的道理废弃了。’太康年间，许猛上奏，支持郑玄，解释‘六征’驳斥‘三验’，认为郑玄二十七月禫祭是正确的，程猗和王肃是错误的。而博士宋昌等人议论，许猛支持郑玄是中肯的，晋武帝听从了，王肃、杜预的道理于是失败了。王肃、杜预的道理失败，是因为晋武帝知道它不可行。而上面省察同于程猗，却赞成王肃想要损害郑玄的成规，我私下感到不安，没有其他异议，还是按原来的处理。”

崔鸿又驳议说：“查三年之丧不计算闰月的道理，儒生学士尚且有的觉得为难。乙龙虎生长在戎马之地，不遵循稽古的训诫，几个月就成年，便害怕违抗迟缓。推究他本来不是贪图荣耀求取官位，而想用义理来责备他，不能就这样处理。况且三年之丧，再满一年举行大祥祭，中间一个月举行禫祭。郑玄认为‘中’是间隔，王肃、杜预认为是这个月的中间。郑玄也未必完全符合经义，王肃、杜预难道一定违背圣意？既然诸儒探究先圣后贤的深意，见解有所不同。晋武帝后来虽然听从宋昌、许猛的驳议，赞同郑玄的禫祭说法，但起初也听从程猗赞成王肃、杜预的话。两种说法是否正确，还难以确定。”

圣人在大祥祭之后，弹奏素琴，完成笙歌，是因为丧事已经终结，在余哀之中，可以保存乐礼的缘故。而乐府必定要用干

译用金石乐器演奏戚羽、毛施等乐曲，然后才称为音乐。音乐必定要由乐工来演奏，普通百姓在祥祭之前弹琴，难道就没有罪过吗？法律所防范的，难道一定只是针对贵族吗？士人也包括在普通百姓之中。府衙对此义理的理解更加不通了。鲁国人早晨举行祥祭，晚上就唱歌，孔子认为过了一个月就可以这样了；那么在大祥祭之后，丧事已经终结，弹琴吹笙歌唱，是经典礼制所允许的。龙虎想要留宿守卫皇宫，难道是想触犯刑律吗？如果按照郑玄的义理，五年才符合规定，二十七月举行禫祭，二十六月十五日穿上布制的深衣、戴上素冠、系上白色的边缘以及黄色的下裳和黑色的帽缨来居住，这属于三年丧期结束后剩余的哀思，不在丧服的计数之内。丧服则埋入地下，丧杖则丢弃在隐蔽之处，这难道不是丧事终结了吗？府衙认为大祥祭之后不算丧事终结，怎么能又说用素琴来表示终结呢？丧事崇尚远离日期，如果真的按照郑玄的义理，龙虎未满二十七月就请求留宿守卫，实在是在哀戚的道理上过于匆忙，应当受到情理的责备，却把穿深衣戴素冠的时候与戴杖绖、居苫块的日子等同视之，在法律和礼制上都不够详明允当。冒犯丧礼以求仕进，说的是在斩衰草土之中，而不是说在除去丧服和丧杖之后。况且龙虎详细列出了居丧的日月，没有任何隐瞒冒犯，府衙应当用礼法告知他，遣送他回去服满丧期，却庆幸他见识浅陋而想要加罪于他，这难道是遵循礼法、敦厚风俗、爱护百姓的做法吗？正如郑玄的义理，龙虎的罪行也不合于刑律，匆忙的过失，适宜判处鞭打五十下。

译《隋书·礼仪志》记载：“开皇初年，太常卿牛〇撰写《仪礼》一百卷，呈献给皇帝。制定礼制：三年之丧和期年之丧不计算闰月，大功以下的丧服则计算闰月。逝者的祥祭和忌日，都以闰月所附着的月份为准【《开元礼》与此相同】。”

《张子全书》说：大功以下的丧服，计算闰月；期年及以上的丧服，以期限断限，不计算闰月。三年之丧，禫祭和祥祭，闰月也计算在内。

《干学案》说：丧期遇到闰月，六朝时期的众多儒者辩论不一。其中最为合理的，是王彪之、谯王恬、戴谧、郗愔、庾蔚之等人的议论。那些看似合理实则不然的，是吴商、刘遵、谢攸、孔粲、郑袭、刘躭、傅休等人的议论。至于范寗的说法，认为前一个闰月去世的人，取后一个闰月的日子作为忌日，则是荒谬不经的，不符合丧礼的正统。至于王俭关于小祥祭包含闰月的议论，梁武帝关于一个月有两个归属的说法，也都是凭情感而谈，起初就没有确切的依据。哪里比得上牛〇所制定的礼制，通达经义且可以长久施行呢？

【吕坤《四礼疑》说：丧期不计算闰月，是指在二十七个月之中。遇到闰月遭遇丧事，没有补闰月的礼仪；如果在闰月前应当禫祭，也没有等待闰月的礼仪。期年之丧遇到闰月，也不计算。】

【万斯同说：丧期遇到闰月，像简文帝、湘东妃、鄱阳王这类情况，辨别起来很容易。王彪之、庾蔚之等儒者所说的，可以说得其要领。至于齐穆妃的小祥祭，如果依据十一月作为练祭的期限，就应当计算闰月；如果依据十三个月作为祥祭的期限，就不应当计算闰月。这就是王俭、褚渊等人反复争论不休的原因。我认为：练祭既然以十一月为准，自然应当一并计算闰月，而在四月进行练祭；祥祭必定以周年忌日为准，自然应当满一整年，而在七月进行祥祭。虽然练祭和祥祭相隔三个月，又有什么妨害礼制的呢？王俭的话，名义上是礼有疑义从重，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符合礼制。当时满朝大臣的议论，开始虽然互相诘难，后来最终都顺从了他，难道都是被他的礼制折服吗？也是因为王俭权重且善于辩论，大家被他的权势所屈从而不敢争辩罢了。况且月份的计算，是计算闰年的；闰月，是淹没闰月的，这是礼制，谁不知道呢？如果依照褚渊等人的说法，练祭计算闰月，祥祭淹没闰月，在礼制上原本也不相违背。为什么在月份计算上也要淹没闰月呢？期年之丧的练祭和祥祭，原本是为父亲在世时为母亲以及妻子的丧事而设立的。后世母亲的丧服已经增加为三年，妻子的丧事又废除了，那么练祭和祥祭，此前纷纷的辩论，就都没有用处了。我特别厌恶王俭强词夺理、好胜的性格，所以这样驳斥他。】

《读礼通考》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二十五。刑部尚书徐干学撰。丧期二十五。

心丧上

《干学案》说：圣人制定丧服，是为了排列伦理纲纪。从前司徒敬敷五教，第一是父子有亲，所以父母是斩衰、齐衰的首位；第二是君臣有义，所以君主的丧服次之；第三是夫妇有别，所以夫妻的丧服又次之；第四是长幼有序，所以世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的儿子又次之；第五是朋友有信，应当也有丧服但没有明确记载。只在《礼记》中见到说：“朋友用麻。”注释说：“吊丧的服饰加上麻带。”其丧服是素弁、环绖，疑似衰布裳，安葬后就除去了。至于师生之间，则更加重要了。栾贞子说：“人生于三，侍奉他们如同侍奉一人，大概仅次于君主和父亲了。”却并不列在五伦之中，为什么呢？解说的人认为大概统属于朋友之中了。那么师生和朋友是同一等级吗？回答说：“不是的。”朋友的名分和道义都不是可以轻视的。有像父亲一样侍奉的朋友，有像兄长一样侍奉的朋友，如果是父亲所结交的朋友，那么本来就不是我所能结交的。然而他们的名分不过称为执友。曾子说：“君子以文饰来防范朋友，以朋友来辅助仁德。”老师传授道义，尤其必须等待朋友的相辅相成，朋友难道不重要吗？况且朋友可以涵盖师生，师生不可以涵盖朋友，就像长幼可以涵盖尊卑，尊卑不可以涵盖长幼一样。这是立文的体例。孔子去世时，二三子结着丧带而出，结丧带必定戴素弁了，必定穿疑衰了。这是师生的丧服见于朋友说法中的体现。圣人又认为老师的恩情深重，不足以报答，于是有心丧为老师，心丧三年，如同侍奉父亲；为朋友心丧期年，如同侍奉兄长，用来显示等级差别。那么为什么不明确记载其丧服而称为心丧呢？回答说：“这是有防止和权变的考虑。”乡塾每年更换老师，学校没有固定的老师，医巫百工也称为老师，如果是朋友的族类则更加众多了。所有人都心丧，不更加虚伪吗？心丧，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内心有不得已的情况，那么丧之也可以。由此门生为举主，故吏为旧君，治民为守令，以及亲属因厌恶所尊奉的人而不能遂愿的，都可以列入心丧的范畴。

《檀弓》说：侍奉老师不冒犯不隐瞒，左右侍奉供养没有固定方法，服勤至死，心丧三年【注：心丧，悲哀的样子如同父亲但没有丧服。疏：侍奉老师不冒犯，是与亲人相同的恩惠；不隐瞒，是与君主相同的道义。老师成就我，不冒犯与亲人相同，不隐瞒则与亲人不同。不隐瞒与君主相同，不冒犯则与君主不同。丧期三年则与君主亲人相同，没有丧服则与君主亲人不同。老师有丧事，不是始于古代，大概是先王的变礼吧】

【马睎孟说：为老师心丧，虽然有哀戚之情，但不穿齐衰斩衰的丧服。为什么呢？学校有老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