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十九

译皇后。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人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沿用定陶藩国的名称，来冠于尊号之上。车马服饰都应当符合‘皇’的含义。设置二千石以下的官吏，各自尽其职责。又应当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宗庙。”皇上再次将此事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有关部门都认为应当像泠褒、段犹所说的那样。王丹独自议论说：“圣明的君王制定礼制，取法于天地，所以尊卑的礼制明确了，人伦的次序就端正了。人伦的次序端正，那么乾坤就各得其位，阴阳就顺应其节律，君主与万民都蒙受福佑。尊卑，是用来端正天地位置的，不可扰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这是母亲跟随儿子、妻子跟随丈夫的道义。想要设立官吏，车马服饰与太皇太后相同，这都不是用来彰显尊卑、体现‘不立两个至尊’的道义。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此前已经确定，不可再更改。礼制规定，父亲是士人，儿子是天子，祭祀时用天子的礼仪，但代表父亲受祭的尸穿着士人的衣服，这是儿子不提升父亲爵位的道义，是为了尊崇父母。作为继承宗庙的人，就是作为所继承者的儿子，所以为所继承者服斩衰三年，而降低对自己生父母的服丧期为一年，这是为了彰显尊崇本宗祖先和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所以为共王立后，奉承祭祀，让共皇永远作为一国的太祖，万世不毁，恩义已经完备。陛下既然继承先帝，主持重大宗，承继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道义上不能再奉定陶共皇的祭祀进入他的宗庙。现在想要在京师建立宗庙，而让臣下祭祀，这是没有主人的祭祀。而且亲尽应当毁庙，白白地舍弃一国太祖不毁的祭祀，而去实行无主、应当毁庙、不合正道的礼制，这并不是用来尊崇厚待共皇的方法。”王丹因此逐渐不合皇上的心意。皇上采纳朱博的意见，尊傅太后为太皇太后，丁后为帝太后，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等尊贵，又为共皇在京师建立宗庙，礼仪如同孝元皇帝。朱博升任丞相，又与御史大夫赵玄上奏说：“以前高昌侯王宏首先提出尊号的建议，却被王丹弹劾，免为平民。当时天子年幼，将政事委托给王丹，王丹不深思扩大尊亲的道义，却妄加称说，压制贬低尊号，损害孝道，没有比这更不忠的了。”陛下圣明仁德昭然，确定了尊号。王宏因忠孝再次被封为高昌侯。王丹罪恶悖逆明显，虽然蒙受赦令，也不应有爵位封邑，请求免为平民。奏请获准。

译汉平帝即位，新都侯王莽禀告太皇太后，〇挖掘傅太后、丁太后的陵墓，夺走她们的印玺和绶带，改用平民的礼仪重新安葬。定陶王被废黜，共同策划议论此事的冷褒、段犹等人，都被流放到合浦，又免除高昌侯王宏的爵位成为平民，封王丹为义阳侯。

蔡邕《独断》说：高祖得到天下，而父亲还在世，尊号为太上皇，不称帝，因为不是天子。孝宣帝继承孝昭帝，他的父亲叫史皇孙，祖父叫卫太子，太子因罪被废，等到皇孙都死了，宣帝建立园陵长久地继承奉守，不敢给祖父加上尊号。光武帝继承孝元帝，也不敢给祖父加上尊号。世祖父亲南顿令称为皇考，祖父钜鹿都尉称为皇祖，曾祖郁林太守称为皇曾祖，高祖舂陵节侯称为皇高祖，建立陵庙，设置章陵来供奉祭祀罢了。等到殇帝去世，没有子弟，安帝以和帝兄长的儿子身份从清河王之子即位尊号，依照高帝尊父为太上皇的意义，追尊父亲清河王为孝德皇。顺帝去世，冲帝没有子弟，立乐安王的儿子，这就是质帝。皇帝受制于顺烈梁皇后父亲大将军梁冀，还没来得及尊奉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桓帝以蠡吾侯的儿子身份即位尊位，追尊父亲蠡吾先侯为孝崇皇，母亲匡太夫人为孝崇后，祖父河间孝皇为孝穆皇，祖母妃为孝穆后。桓帝去世，没有儿子，当今皇上即位，追尊父亲辟犊亭侯为孝仁皇，母亲董夫人为孝仁后，祖父河间敬王为孝元皇，祖母夏妃为孝元后。

干学案：承受天命之君追封先世，本来就不是奉藩称臣者所能相比的。蔡氏将太上皇与追崇诸皇相提并论，似乎不恰当。师丹的议论。

《三国志·魏明帝太和三年秋七月诏》说：“礼制，皇后没有子嗣，选择建立支子来继承太宗，就应当纂承正统而奉行公义。汉宣帝继承昭帝之后，给悼考加上皇号；哀帝以外藩身份被援立，而董宏等人称引亡秦之事，迷惑误导当时的朝廷。既然尊奉共皇，在京师建立宗庙；又宠幸藩妾，使她比肩长信宫，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在东宫并列四妃之位，僭越差别没有限度，人神都不保佑。而不是因为罪过师丹忠正的谏言，才导致丁、傅焚如之祸。从此之后，相继沿袭这种做法。从前鲁文公逆祀，罪责在于夏父；宋国不合制度，讥讽在于华元。命令公卿有司，以前世行事为戒。后嗣万一有由诸侯入奉大统的，就应当明确为人后的意义。敢于为佞邪导谀时君，妄建非正之号以干扰正统，称考为皇，称妣为后，那么股肱大臣诛杀他们不赦免。将其书写在金防上藏在宗庙，著于令典。”

《通鉴》晋元帝大兴元年三月，愍帝凶讯传到建康，王斩衰居庐。

《宋史·礼志》：嘉祐八年三月晦日，仁宗去世，英宗即位。丧服制度都采用定陵故事。礼院说：“故事大祥变除服制，以四月二十九日祥至，五月二十九日禫，六月二十九日禫除，至七月一日从吉。”已防降敇，谨案礼学王肃以二十五月为毕丧，而郑康成以二十七月。《通典》采用其说，又加至二十七月终，则是二十八月毕丧，而二十九月始吉，大概失之也。天圣中更定五服年月，敕断以二十七月，今士庶所同遵用。夫三年之丧，自天子逹，不宜有异。请以四月二十九日为大祥，五月择日而为禫，六月一日而从吉。于是大祥日不御前后殿，开封府停决大辟及禁屠。至四月五日，待制观察以上及宗室管军官，日一奠。二十八日而羣臣俱入奠。二十九日禫除，羣臣皆奉慰焉【马端临曰：“上欲命韩琦摄冢宰行亮隂三年礼，执政以为不可，三表乃听政】

《宗室传》：濮安懿王允让，是商王元份的儿子。仁宗在位久，无子，于是以王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仁宗去世，皇子即位，这就是英宗。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治平元年，宰相韩琦说：“濮安懿王徳盛位隆，所宜尊礼。陛下受命先朝，躬承圣统，顾以大义后其私亲，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太夫人王氏、襄国太夫人韩氏、仙逰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详处其当，以时施行。”诏须大祥后议。二年四月，诏议崇奉濮典礼以闻。翰林学士王珪等相顾不敢，先天章阁待制司马光独奋笔立议。议成，王珪即敕吏以光手槀为案。其议曰：“臣等谨案《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皆如亲子也。’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不二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又‘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也？』为人后者辟其昆弟也。’以此观之，为人后者不敢顾私亲，圣人

译制定礼制，尊崇的原则是不容有两个至上者。如果对彼方的恭敬爱戴之心分散施予，那么在此方就不能专一。因此，自秦汉以来，帝王中有从旁支入继大统的，或者推尊自己的父母为帝后的，都被当时的人所非议，被后世所讥笑。臣等不敢将此作为圣朝的法则。前代入继大统的人很多，在皇帝驾崩之后，拥立新君的防备措施，有的出自母后，有的出自近臣，不像仁宗皇帝那样，年岁未衰，深深考虑到宗庙的重任，恭敬地秉承天地的意志，在众多的宗室中，选拔出圣明之人，将大业托付给他。陛下身为先帝之子，然后继承皇位，光耀天下。濮安懿王虽然对陛下有天然的亲情、养育的恩情，但是陛下之所以能够负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都是先帝的恩德。臣等愚昧浅陋，不通晓古今，私下认为今天崇奉濮安懿王的典礼，应当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给予高官大国，使其尊荣至极。襄国太夫人、仙游县君也改封为大国的太夫人。考察古今，这确实是最为适宜的。”

议论上报中书省，奏称王珪等人的议论没有详细审定濮王应当称为什么亲属。王珪等人议论说，濮王对于仁宗是兄长皇帝，应当称为皇伯而不直呼其名，如同楚王、泾王的旧例。中书省又上奏，查考《仪礼》中关于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的规定，以及法令中关于五服年月敕令都说道：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服斩衰三年，为亲生父母服齐衰一年。也就是说，出继之子对于所继承的父亲和所生的父亲，都称为父母。又汉代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现在王珪等人议论称皇伯，在典礼上没有明确的依据，请求下达尚书省集合众人商议，皇帝听从了。

台谏官员都认为中书省的议论是正确的，王珪和太后听说后，在内廷出手书严厉责备韩琦等人不应当议论称皇考，皇帝命令暂时停止议论，让有关部门广泛寻求典故来上报。范镇当时任太常寺判官，率领礼官上言说：汉宣帝对于昭帝是孙子，光武帝对于平帝是祖父，那么他们的父亲或许可以称为皇考。然而议论的人仍然有人非议他们，说他们以小宗的身份合并了大宗的统绪。现在陛下既然以仁宗为父，又以濮王为父，那么这种过失就不是汉宣帝、光武帝所能比拟的了。凡是称帝、称皇、称皇考、建立寝庙、讨论昭穆次序，都是不对的。

侍御史知杂事吕诲上言说：臣私下推究敕令的本意，只是想要加封濮安懿王为皇考，与仁宗庙同称。如果是这样，那么尊位就有两个至上者，斩衰之服就有两个，律法和礼制的条文都相互违背。臣恭敬地认为，陛下龙跃于藩邸，入继大统，南面尊临，都是先帝的恩德。正在勤勉地孝养，向上奉承慈颜，还担心做得不够，何况再顾及私恩，区别亲疏而忘记大义呢！人们的议论不止，确实有损于圣躬。想要解除天下的疑虑，没有比得上以睿智的决断，特别以手诏从中下发，以王珪等人之前的议论为定论，追封濮安懿王大国，诸夫人的典礼称呼得当，使人心慰服，在体制上顺理成章，都留在宫中不下发。

司马光又上言说：圣人做事与众人愿望相同，所以能够下顺人心，上顺天意。《洪范》说：三人占卜，听从两人的话。大概国家有大疑问，就决定于众人，从上古以来就是这样。臣看见先前诏令群臣议论濮安懿王应当执行的典礼，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多人都认为应当参照先朝封赠期亲尊属的旧例，两次会议，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大概是想以礼奉濮王，以义辅佐陛下。而政府的意图却独欲尊濮王为皇考，巧饰辞说，误惑圣德，不顾先王的大典，蔑弃天下的公议，使得宗室疏属都已经接受封赠，而崇奉濮王的礼仪未能知晓两议的是非。臣再为陛下分别说明：政府说《仪礼》、令文、五服年月敕令都说道，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即出继之子对于所生的父亲都称为父母。臣查考礼法必须针对事情设立文字，使人理解，现在要说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之服。如果不称为父母，不知道如何设立文字。这是政府欺骗蒙蔽天下的人，认为他们都不懂文理。又说汉宣帝、光武帝都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臣查考宣帝继承昭帝之后，以孙子继承祖父，所以尊其父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父为皇考，因为他们的昭穆相同。光武帝起于布衣，诛杀王莽，亲身冒着箭石以得天下，名义上是中兴，实际上是创业。虽然自立七庙，还不至于太过，何况只是称皇考，其谦损甚大。现在陛下亲为仁宗之子，传曰“国无二君，家无二尊”。如果再尊濮王为皇考，那么将仁宗置于何地呢？政府先前以两位皇帝不加尊号于父祖，引以为法则可以。如果说皇考之名也可以施用于今天，那么事情恐怕不相等。假使仁宗尚御天下，濮王也万福，在那个时候，命陛下为皇子，那么必定不称濮王为父，而称为伯。如果先帝在，就称伯；死了就称父。臣料想陛下必定不会这样做。由此说来，濮王应当称皇伯，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三年正月，吕诲前后十一次上奏，请求依照王珪等人的奏定濮王崇奉典礼，没有回复。

译《东都事略·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撰写《濮议》，引用《丧服记》说：“作为过继给他人做后嗣的人，为其亲生父母服丧，所服的丧服是齐衰期，这称为降服。亲情本身不可降低，所谓降低，只是降低外在的礼仪形式罢了，丧服就是如此。之所以必须降低，是为了显示有所屈从，以重视继承大宗的庄重，尊崇祖先而在此处有所屈从，以便在彼处得以伸张。在世时没有比父母更尊重的了，却为他们有所屈从，是因为继承大宗也同样重要。这是用道义来制约的。父子之间的伦理，是天性。面临大义，可以对外在事物有所降低，但根本在于至仁，就不能断绝天性，断绝人伦而灭绝天理。这是不仁之人或许不会做的。所以圣人制定丧服为降服，将三年之丧缩短为期，但不抹去父母的称谓，以此表明丧服可以降低而称谓不可抹去。这是用仁德来保全的。现在议论的人想因为过继的缘故，让人一旦回头看待父母，就像未曾生养过自己一样，这种断绝太过分了。如果真的断绝，这不符合人情；如果迫于道义而假装断绝，这是仁义之人教导人做虚伪之事。他们的议论就是这样。”

《太平治迹统类》记载：侍御史范纯仁、御史里行吕大防联合上奏说：“我们看见参知政事欧阳修首先发起邪说，胡乱引用经典依据，用歪理邪说误导君主，为了眼前利益辜负先帝，想要给濮王加上不正确的尊号，使陛下陷入错误举措的讥讽之中。朝廷的命令令人震惊听闻，天下人感到失望，这是政典所不能赦免的，是人臣所共同唾弃的。哀帝那样的过失，既然难以施行于圣朝；褒姒那样的奸邪，固然逃不过公众的舆论。应当重新商议以安定众人的心意，并指出韩琦掩饰错误，曾公亮、赵概苟且依违，未曾辨明纠正。请求将欧阳修交付法司治罪，纠正韩琦等人的罪行。”台谏官员不断上奏议论，中书省也用札子自我辩解说：“我们看见朝廷商议濮王的礼仪，两制礼官请求称皇伯。中书省的议论认为事情体统极大，理应审慎慎重，必须符合典故才能施行。称皇伯的说法，考察经史都没有依据。正打算下达三省广泛商议，陛下亲手诏令中途停止，众说纷纭。臣私下认为众说虽然很多，其说法不过三种：第一种，适宜称皇伯，这是没有根据的臆测；第二种，说简化宗庙导致水灾，这是严重诬蔑天人的言论；第三种，说不应当以汉宣帝、哀帝为榜样，从而扰乱统绪纲纪，这是不推究本末的议论。希望陛下明确告知内外，称皇伯没有根据，决不可称。现在想要确定的，只是名号罢了。至于在京师建立宗庙，扰乱统绪纲纪，原本不是朝廷的本意，希望众人的疑虑可以消除。”

《礼志》记载：御史吕诲等人弹劾欧阳修，首先建立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概附和包庇不正之罪，坚决请求按照王珪等人的意见办理。随后宫内传出皇太后的手诏说：“我听说群臣议论，请求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以让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事情方才施行。”而英宗当天亲手诏令说：“称亲的礼仪，谨慎遵循慈训；追崇的典礼，哪里容易恰当？暂且想把陵墓改为园，就在园中建立宗庙，让王子的子孙主持祭祀事务。”第二天，吕诲等人因为所议论弹劾的内容，没有被采纳，缴纳御史敕告，在家等待治罪。吕诲等人所列举的理由，大抵是因为前诏称‘暂罢集议’，后诏称‘暂且想把陵墓改为园’，即追崇的意思并未停止。英宗命令阁门使将告身还给他们，吕诲等人极力辞去台职。

伊川程子代侍御史彭思永上《论濮王典礼疏》：我们看见近日因为濮王称亲一事，言事的大臣奏章接连上交，内外议论沸腾。这大概是执政大臣违背扰乱典礼，左右大臣不能开陈道理，导致陛下圣心疑惑，大义没有明确。臣在宪府任职，不得不为陛下辨明此事。私下认为濮王生养了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为嗣子，继承祖宗的大统，那么仁宗庙就是陛下的皇考，陛下是仁宗庙的嫡子，濮王是陛下生身的父亲，在亲属关系上是伯父，陛下是濮王过继的儿子，在亲属关系上是侄子。这是天地的大义，生人的大伦，如同乾坤定位，不可改变，本来就不是人的意志所能推移的。如果扰乱大伦，人理就灭绝了。陛下是仁宗庙的儿子，那么称父、称考、称亲，就是仁宗。如果再称濮王为亲，就是有两个亲，这是非的道理昭然若揭，不需要辩论就能看见。然而圣意一定要称他为亲，难道不是陛下大孝之心吗？道义上虽然过继，但对本宗感情深厚，因为濮王生养了圣躬，称伯父则与各位伯父没有区别，称王则与臣僚没有不同，想着有所尊崇使他的等级超越常人，仅此而已。这难道是陛下的私心吗？大概是大义所应当的，典礼的正道，天下的公论，而执政大臣不能顺承陛下大孝之心，不知道尊崇的方法，竟然用非礼不正的尊号，向上连累濮王，使陛下处于有过错的地步，失去天下人的心，留下扰乱伦理的罪责。言事的大臣又不能详细依据典礼，开明大义，虽然知道称亲是不对的，却不知道为陛下推演生身父亲的至恩，阐明尊崇的正礼，使濮王与各位伯父同等，没有特殊区别。这是陛下的心意所以难以安宁而重重违背的原因。臣认为生身的父亲，至尊至大，虽然应当专心于正统，难道能完全断绝私恩吗？所以所继承的主于大义，所生养的存在于至情至诚，一心尽父子之道，大

译这是义理；不忘记根本的宗族，竭尽恩义，这是至深的情感。先王制定礼制，根本是顺应人情，既然阐明大义以确立正统的统绪，又保留至深的情感以尽人心。因此在丧服制度上，恩义区分所生之母，大概是为了明确至尊至重与伯叔不同。这是顺应人情、合乎义理的正道，在父母面前施行，也没有嫌疑隔阂。至于名称和统绪所关联的地方，如果加以区别，就会扰乱大的伦理。现在濮王是陛下所生，义理上极其尊贵，无以复加，用“亲”来称呼，有损害而无益处，为什么呢？“亲”与“父”相同，而不称“父”的原因，是陛下以身体继承大统，仁宗皇帝是父亲，在人伦中不可以有二心，所以避开“父”而称“亲”。这说明陛下明知称“父”是决然不可的。既然避开“父”而称“亲”，那么“亲”与“父”就不同了，这是下面的人用邪说迷惑陛下。说“亲”的意思不单一，不仅仅指父亲。臣认为，如果取“父”的含义，那就与称“父”完全相同，决然不可。如果不取“父”的含义，那么这个称呼就太轻了。现在宗室中疏远卑幼的都称“皇亲”，加在生母身上，深深担心是不恰当的。孝以真诚为本，却用疑似没有确定含义的名称，亵渎所尊崇的人，体统属于不恭敬，义理上有大害。对仁宗皇帝而言，有偏向一方的嫌疑；对濮王而言，去掉这个称呼并不损害生母的尊贵，毫无小益，只是扰乱大伦。臣推测陛下的意思，并不是必须要称“亲”，只是如果不加特殊的名称，就无法与臣子行列区别开来。臣认为不是这样。推究生母之义，不把她当作臣下自然明了；尽到恭敬的礼节，她的尊贵就可见。况且应当衡量事体，另外设立特殊的称呼，关键在于能尽到尊崇，不违背礼典。说话的人都想用高官大国加在濮王身上，这非常不是懂礼的话。先朝的封爵，难道陛下敢轻易改变吗？爵位等级的任命，难道陛下敢随意增加吗？臣认为应当让濮王的儿子继承爵位奉祀，尊称濮王为濮国太王。这样就有截然不同的称号，完全不同于等级伦常，各种礼数必然都合乎情理。请举一个例子作为表率，假如已经设置嗣子继承，必定要申述祭告，应当说：“侄嗣皇帝敢昭告于皇伯父濮国太王。”自然在濮王方面极尽尊崇之道，对仁宗皇帝没有嫌疑二心的过失，天理人心确实非常合适。这不仅纠正了今日之事，可以作为万世的法则。又担心议论的人对“太”字有疑问，这就不对了，因为系于濮国之下，自然与大统没有嫌疑。现在“亲”的称呼，大义尚未安适。议论事情的人争论不停，前面的人刚离开，后面的人又这样。即使让台谏官员不说话，百官在位也必定相继进言，道理不可剥夺，形势不可遏制。事体如此，终究难以固执坚持。仁宗皇帝在位日久，海内亿万百姓蒙受仁恩。陛下刚即位时，功德还未遍及天下，而天下倾心爱戴的，是因为陛下是仁宗皇帝的儿子。现在又听说以濮王为“亲”，有生命的东西都愤恨痛心。大概天下不知道陛下孝事仁宗皇帝，感动天地，尊爱濮王的意思，并非肯用不义加之，只是看到误用了名称，所以深深怀有疑虑。认为濮王既然又称“亲”，那么仁宗皇帝不言自绝，众人惊惧，异论喧嚣。王者的孝，在于得到四海之欢心。为什么用不正且无益的称呼，让亿万百姓的口指责诽谤，致使濮王的灵魂不安于上？臣推测陛下仁孝，难道忍心如此吗？都是由于左右的大臣不能为陛下阐明此理，在于神道不远人情。所以先圣说：“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假设仁宗皇帝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是冢嗣，又用“亲”称濮王，那么仁宗皇帝难道不震怒吗？濮王难道不侧身恐惧吗？这必然导致君臣兄弟立刻产生嫌隙。他们看待陛下会如何呢？神灵如果在，难道不也是这样吗？由此看来，陛下虽然加名称给濮王，怎么肯当受？希望陛下深思此礼，去掉“亲”的文字以明示天下，那么祖宗和濮王的灵魂在上交欢，都应当垂佑陛下，享福无穷。全国之心，欣然欣慰，天下感化于德，人伦自然端正，大孝的名声光耀万世了。

译《礼志》记载，吕诲等人既已离职，关于濮王的议论也就停止了。到了神宗元丰二年，下诏规定濮安懿王的三位夫人可以并称为王夫人。

《理宗本纪》记载，嘉定十七年，宁宗驾崩，其子赵昀继承皇位，尊杨皇后为皇太后，共同处理朝政。下诏宫中自行服丧三年。

《闻见录》记载，当时张忠恕写信给史弥远，请求效法孝宗实行三年丧礼，并且说：“孝宗自从即位开始，就恪守做儿子的职责，勤勉侍奉，共二十七年。如今皇上从外邸入继大统，未曾有一天亲身承担早晚请安的辛劳，想要报答的恩德，比起孝宗应当更加厚重。”

《明世宗实录》记载，正德十六年二月甲辰日，礼部尚书毛澄等人进言说：“如今大行皇帝的丧事成服已经结束，恭敬地认为皇上刚刚继承宝位，万事都系于皇上，希望皇上以宗庙社稷为重，稍微节制哀痛之情，在西角门处理政务，文武百官行奉慰之礼。”皇上说：“朕哀痛正切，不忍心立刻离开丧次，将在二十七日视朝，将礼仪细节上报知晓。”于是毛澄等人详细上报礼仪规定说：“本月二十七日早晨，皇上身穿丧服在西角门视朝，文武百官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穿皂靴，行奉慰礼。二十八日以后，皇上仍穿丧服在西角门视朝。五月十八日，遵照遗诏，二十七日的服制已满，从十九日以后全部按照孝宗敬皇帝的服制，皇上脱下丧服，改戴素翼善冠、穿麻布袍、系腰绖，在西角门处理政务，都不鸣钟鼓，文武百官仍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穿皂靴朝参。等到百日后改变服饰如常，等到梓宫出殡时另行奏请。”皇上听从了。六月，礼部进言说：“本月二十四日，武宗皇帝百日之礼应当脱去丧服如常。查得孝宗皇帝百日时，因为梓宫尚未入葬山陵，皇上仍穿素服、戴翼善冠、穿麻布袍、系腰绖，在西角门处理政务，不鸣钟鼓，文武百官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穿皂靴朝参。如今武宗皇帝的梓宫也未入葬山陵，请求依照前例。”下诏准许。

《干学案》记载：世宗的丧服，武宗采用二十七日的制度，这就是儿子为父亲服的丧了。既然服了儿子为父亲的丧，而日后却不祔祭武宗，可以吗？可惜当时议论礼制的人，没有用这个礼制来深刻驳斥他们的。

朱国祯《史槩》记载，正德十六年四月癸卯日，皇上即皇帝位。戊申日，命令礼部商议兴献王主祭封号。五月戊午日，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商议上疏说：“汉成帝立定陶王为太子，就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奉祀共王。当时大司空师丹认为这样恩义兼备。如今皇上入继大统，应当像定陶王的旧例，让益王的第二个儿子崇仁王朱厚炜继承兴献王之后，袭封兴王主持祭祀。又考证宋朝濮安懿王的儿子入继仁宗之后，就是英宗。命令有关部门商议礼制，知谏院司马光说秦汉以来，有旁支入继大统，推尊父母为帝后的，都被当时的人非议，被后世讥笑。濮王应当称为皇伯，而不称名。于是下诏建立濮王园庙，让宗朴奉祀濮王。程颐的话说：‘做别人后嗣的人，把所后的人当作父母，而把所生的人当作伯叔父母，这是人伦的大义。然而所生父母的恩情至尊至大，应当另外设立特殊的称呼，叫皇伯叔父某国太王，这样正统既明确，而所生父母也得到极致的尊崇了。’如今兴献王对于皇上是本生父亲，与濮安懿王的事情正相等。皇上应当称孝宗为皇考，改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太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太王妃。凡是祭告上笺，都署名侄皇帝，这样推崇正统，尊崇本生父母的恩礼完备，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疏奏呈入，皇上说：“父母可以转移吗？命令重新商议。”进士张璁独自认为廷议不对，上疏说：“陛下继承大宝，就商议追尊圣考，以正其名号。廷议都坚持汉定陶、宋濮王的旧例，说做别人后嗣的人就是别人的儿子，不得顾念私亲。天下哪有没有父母的国家呢？《礼记》说：‘礼不是从天上降下的，不是从地下产生的，只是人情罢了。’汉哀帝、宋英宗都是成帝、仁宗预先立为嗣子，养在宫中，他们做别人后嗣的道理很明白。如今武宗皇帝继承孝庙十六年，没有建立储君，等到驾崩，而陛下按伦序应当即位，入继大统，所以遗诏直接说‘兴献王长子’，而没有写明做别人后嗣的道理，与汉宋旧事的同异比较明显。大统和嗣子不同，不一定必须是父死子继。汉文帝继承惠帝之后，是以弟弟继承；宣帝继承昭帝之后，是以兄孙继承。如果一定要剥夺这父子之亲，建立那父子之名，那么古代有称高伯祖、皇伯考的，都不能称为大统了。私下认为”今天的礼制，应当在京师另外建立圣考庙，使得能够推崇尊亲的孝道。皇上得到张璁的疏奏，非常高兴地说：“这个论调一出，我父子终于可以圆满了。”急忙下达给有关部门商议。大学士杨廷和说：“秀才懂什么！”上疏请求按照礼官的议论。疏奏呈入被留在宫中。八月初一，毛澄等人又上议如初，并且说：“推尊之非，没有比魏明帝的诏书更详细的；称亲之非，没有比宋朝程颐的议论更详细的。”回复说知道了。起初，皇上即位，派遣太监秦文、邵恩捧着笺文到安陆奉迎母妃。十月

译到达通州，听说尊号尚未确定，各位旧臣都已晋升官阶，（他）非常愤怒地说：“怎么能用我儿子去对待他人奴仆的恩泽？这从何处说起？太王、王妃本来是本分，为何独独尊贵父母的尊号不行？况且我入宫时如何行礼？我还是让皇帝自己决定为好。”皇上听说后，哭泣着到皇太后处辞谢，请求奉养母亲回到藩王府邸，朝廷上下都大为震惊。于是皇太后有旨意：兴献王称为兴献帝，王妃称为兴献后，宪庙贵妃邵氏称为皇太后。母妃这才入京拜谒奉先、奉慈两座宫殿。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反复论述了四千多字。南京兵部主事霍韬也上疏议论，与张璁的奏疏合并下发给有关部门。十二月，皇上谕令杨廷和等人给兴献帝后加上尊号，各自加上“皇”字。杨廷和等人说：“圣上的孝心有非常不得已的情由，臣等的职责在于辅导，不敢阿谀顺从而损害圣上的德行。”将御批封还，仍然按照原来的拟定。杨廷和等人又与礼部官员、台省官员联合上奏说：“舜接受尧的天下，禹接受舜的天下，当时没听说尊奉自己的生父为帝，万世都称颂他们为圣人。汉宣帝继承孝昭帝之后，追谥史皇孙王夫人为悼考、悼后罢了。光武帝上继元帝，只将钜鹿南顿君以上在章陵立庙罢了，都没听说有追尊的尊号。而称考后，后来的议论者尚且认为不对。晋元帝由琅邪王入继大统，只立皇子为王，奉养父亲共王的祭祀。宋英宗议论加封濮王的典礼，很久不能决定，光献太后于是用手诏尊濮王为皇夫人、皇后，英宗反而下诏辞让而没有接受，不曾大肆自加尊称。现在兴献帝后所加的尊号，比起前代的尊称已经到了极点，如果再加一个‘皇’字，与孝庙、慈寿皇太后并列，尊号就没有区别了，皇上的旨意，臣等不敢奉诏，希望恩赐准许臣等辞官归去。”皇上优厚地挽留他们。吏部尚书乔宇、侍郎罗钦顺等人说：“正统的大义，只依靠一个‘皇’字来明确，如果加在生父身上，那么正统就混淆而没有区别，这不是用来重视宗庙的做法。”上报皇太后。因为皇太后的旨意，不敢违背，于是给事中朱鸣阳等人，御史程昌、曹嘉等人，南京大理寺丞黄巩、郎中黄伟等人，大理寺副沈光大等人，联合上疏争论，都没有得到回复。嘉靖元年正月，给事中熊浃说：“武宗皇帝临终，深念宗社的大计，特意请慈寿皇太后迎立陛下。先前不曾养育在宫中，立为皇后，如同宋英宗的先例，那么兴献王固然就是陛下的父亲，不能拿濮王来相比。而陛下继承武宗，有祖训中兄终弟及的文字可以依据，不能说做继承人的人就是别人的儿子，必定说做继承人而以继嗣为名，那么陛下是直接继承武宗做他的后嗣呢？还是追继孝宗做他的后嗣呢？武宗本来没有后嗣，而陛下以弟弟的身份做他的后嗣；孝宗已有后嗣，而陛下又越过武宗再次做他的后嗣，没有一样是可行的。所以兴献王应当尊称帝号，另外立庙徽号如恭仁康定，以表示不敢上攀列圣。加上慈圣皇太后及武宗皇后的徽号，而母妃则尊为太后，如同慈寿皇太后的先例，或许恩义并行不悖。”下发给有关部门议处。南郊祭天礼成，这天乾清宫小室发生火灾。毛澄说：“灾异不会凭空产生，乞求陛下存有忧惧之心，以达到顺应天命、取悦亲人的实效。”御批：“父母各自加上皇字，恐怕不能告慰郊庙。”给事中安磐说：“藩国的称号不能加在帝号之上，献是谥法，不能加在生存的母亲身上。”御史李俨说：“慈寿皇太后与母妃地位均等，恐怕滋生小人之心，逐渐造成两宫之间的嫌隙。”都上报知晓。皇上也因灾异心中不安，持保留态度。二月，谕令礼部：“慈圣皇太后加上尊号为昭圣慈寿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号为庄肃皇后，本生母兴献后加上尊号为兴献国太后，邵皇太后加上尊号为寿安皇太后。”兴献帝的册文中称孝子。嘉靖二年，毛澄被罢免，由汪俊代替。嘉靖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请求正大礼，大略说：“应当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兴献帝为皇考，另外在大内立庙，兴国太后称为圣母，那么天下君臣父子的名分就确定了。”皇上命令文武群臣集合前后章疏详细议论。三月丙寅初一，敕令礼部加慈寿皇太后为圣母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

译本朝《典彚》记载，三年四月，礼部防范文武群臣上奏议论：自汉宋以来，入继大统的君主，间或有为亲生父亲建立庙宇、园陵及在京师立祠的，只是每年按时派遣官员致祭，不久也上奏废止了；至于在大内立庙并由皇帝亲自祭祀，古代从未有过。杨萼、张璁的言论说：“继统是公，立后是私。”又说：“统为重，嗣为重。”臣等认为，正统所传承的称为宗，所以立宗是为了继统，立嗣是为了承宗，宗与统起初并无轻重之分。况且继统效法尧舜，宗祀为何偏偏不然？杨萼又想改称孝宗为皇伯考，臣等历查前古庙制，没有“皇伯考”神主的称呼，只有天子称诸王为伯叔父，恐怕不适合加于宗庙。请求废止建室的议论，在安陆立庙。皇帝严厉诘问责备。

史槩说：“礼臣前后章疏，只有张璁、霍韬、熊浃三人与杨萼议论相同，其他两京诸臣共八十多道奏疏，二百五十多人，都同意礼部的议论。”皇帝命令再次商议。杨廷和知道皇帝心意不可挽回，再次上疏请求辞官归乡，皇帝准许了。礼部尚书汪俊等说：“陛下想要改称庙号，自尊亲生父亲，在大内立庙。臣等私下考虑此举关系重大。陛下入奉大宗，不得祭祀小宗，也如同小宗不得祭祀大宗一样。所以过去兴献帝在安陆奉藩，就不祭祀宪宗皇帝。现在陛下入继大统，也不得祭祀兴献帝，这都是受礼制约束而情感有所委屈。然而兴献帝不能在藩邸迎养寿安皇太后，陛下能在宫内迎养兴国太后，接受天下的奉养，并以天子礼乐尊崇祭祀兴献帝，那么人子的情感就都能充分表达了。如今圣孝无穷，臣等不自量力，请在献帝徽称之上，仍加上‘兴’字，这样对亲生父亲不失尊崇，对正统也不嫌有二圣之嫌。”皇帝深切责备但宽恕了他们。尚书乔宇、石珤都极力争辩，皇帝不听。张璁从南京来，途中上疏请求去掉“本生”二字，大略说：“不去掉二字，虽称皇考，实际上与皇叔没有区别。”又说：“皇上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帝为本生，父子之名既然更改，尊崇的意义在哪里？”皇帝下诏催促他入京。汪俊请求退休，皇帝准许，由席书代替他。张璁、杨萼以及南京主事黄宗明、经历黄绾同上疏说：“今日典礼的议论，认为皇上是为人后者，是礼官附和的私见；认为皇上是入继大统者，是臣等考据经义的论断。人们说两派议论相持，有大小众寡不相敌之势。臣等则说只看道理而已，皇上为何不亲自登临明堂，召见群臣询问？”奏疏呈入，皇帝回复知道了。编修邹守益上言：“过去曾元因为父亲卧病，害怕更换席子，爱戴到了极点，而曾子责备他说：‘姑息！’鲁国接受天子礼乐来祭祀周公，尊崇到了极点，而孔子伤感地说：‘周公的礼乐衰微了！’臣希望陛下不要以姑息之心侍奉献帝，而使后世有衰微的感叹。况且群臣的议论再三详慎，认为应当保留始封之号，避开皇考之嫌，陵庙岁时，由重臣代祭，皇嗣既多，在安陆立后，保全百世不迁的尊位，这都是为陛下忠诚谋划。现在不察明而督责过错，说他们违逆且轻慢，喜怒好恶，不免稍微失去公平。臣历观前史，泠褒、段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责，认为是邪媚；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敬仰，认为是正直。后人看现在，如同现在看过去。希望陛下委屈自己听从善言，不吝惜改正过错，以光大孝道。”皇帝认为他越职渎扰，将他下交镇抚司。

何乔远《名山藏·开圣记》记载，大学士蒋冕上疏说：“近来建室的议论，臣等与毛纪、费宏反复论奏数千言了。仰惟皇上天纵圣神，嗣承大统，至亲伦序，天与人归，固然不需要赞颂。然而若非昭圣张太后传达武宗皇帝遗命，则将无所承受。而授受大义不明，现在既然受命于武宗，就应当嗣统以为后，只是兄弟之名有不容紊乱。所以只称武宗为兄，孝宗为考，张太后为母，而在孝、武二庙都称嗣皇帝，称臣，称御名，以显示继统承祀之义。所后、所生不可混淆。”陛下说：“朕对正统大义不敢有违，本来就知道。”自古人君嗣承天位，称为承祧、践祚，祧宗、祧祚、庙之阼阶也。礼制规定为人后者，只有大宗，大宗是尊统，都主持宗祀。从汉至今一千七百年了，没有在大内立亲生父亲庙宇的。汉宣帝以兄孙继统，为叔祖昭帝后，将亲生父亲庙立于奉明园。光武帝扫平僭乱，奋然崛起，大概取位于新莽，并非继统于平帝。一听到张纯、朱浮的议论，就降其私亲四世祀于舂陵。宋英宗亲生父亲濮安懿王，也只在国内立庙。我皇上为献皇帝在安陆立祀，礼虽不合经义，事却类似古代。今后武宗考孝宗，身主祖宗列圣之祀，又想兼奉小宗，情既重于所生，义必疏于所后。二宗在天之灵，托付给谁呢？”臣等考经质礼，稽询众议，不妨采纳。汪俊请求退休，立即准许他离去。杨萼、张璁有言论，急忙召他们来。那天天气晴明，突然变为阴晦，到傍晚风霾特别严重。天心仁爱，尤其极其恳切。愿陛下详察之。

《典彚》五月，诏令将奉先殿西室命名为观德殿，供奉……

译安献皇帝的神主牌位，派遣官员前往安陆奉迎。礼部侍郎吴一鹏说：“查考历代前朝，没有从寝园迎请神主进入皇宫大内的先例。况且安陆是开启封爵的地方，安献皇帝的神主长久安放在那里。太祖看重中都，太宗看重留都，都是因为那是王业的根基，所以永远修持典礼。现在安献皇帝的神主应当永远在安陆祭祀。”皇帝没有听从。

译六月，李璁、张萼到达京城。给事中张翀等三十多人，御史郑本公等四十多人，接连上奏章弹劾他们，并牵连到黄绾、黄宗明、方献夫、席书。皇帝将此事下达给有关部门处理，却提拔李璁、张萼为翰林学士。尚书乔宇进言说：“席书因为内廷的干预而升任尚书，我曾两次进言认为不可。如今李璁、张萼又拜为学士，内廷降下的恩泽大多施予阿谀逢迎之人。”皇帝说：“李璁、张萼不是谋求进身的人，让他们立即视事办公。”吏部员外郎薛蕙呈上《为人后解》一篇、《为人后辨》一篇。

《为人后解》说：“礼制之所以确立继承人，是因为重视大宗。为什么说重视大宗？小宗没有儿子，认为可以断绝祭祀，所以不为其立后。大宗没有儿子不可以断绝，所以立后来继承。小宗不能比拟大宗，所以说重视大宗。为什么继承大宗而不继承小宗？是因为重视根本。如何重视根本？大宗是祖先的正统，是根本；小宗是祖先的旁支，是枝节。根本存在而枝节消亡，消亡了却如同存在，因为尊贵者存在。根本消亡而枝节存在，存在了却如同消亡，因为存在者轻贱。因此小宗没有后嗣，祖先不断绝；大宗没有后嗣，祖先就断绝了。礼制继承大宗而不继承小宗，是因为重视祖先不断绝。虽然如此，大宗是卿大夫的礼制。为什么说卿大夫的礼制？古代公子担任卿大夫以及初次任职成为大夫的人，称为别子；继承别子的人称为大宗。所以说大宗是卿大夫的礼制。这卿大夫尚且不可断绝，更可知天子不可断绝。天子不可断绝如何理解？大宗是继承别子罢了，称为尊位的统绪；收拢同族罢了，称为收族的人。天子的统绪受之于始祖，始祖受之于天，不止是尊位的统绪；对内治理同姓，对外治理异姓，不止是收族的人；祭祀百神作为天地社稷的主宰，养育万物作为天下的君主。这是天子的礼制，比大宗更重大，所以不可断绝。如果可以断绝，那么始祖的统绪就可以阻断，同姓异姓的治理就可以不分辨，天地社稷就可以没有主宰，天下就可以没有君主。所以天子没有子嗣，建立支子来继承天子，是合乎礼制的。支子继承天子，嫡子不继承吗？礼制的正统，支子为后；礼制的变通，嫡子也为后。为什么说礼制的变通，嫡子也为后？嫡子不继承的原因，不是别的，是传承小宗的统绪罢了。明确小宗的统绪重要，更可知大宗的统绪重要。明确大宗的统绪重要，更可知天子的统绪尤其重要，所以嫡子可以继承大宗，可以继承大宗，就可以继承天子了。天子是始祖的体现，大统所在，尊贵则无上，亲近则为本始。诸侯虽然有尊贵，不敢确信其尊贵；虽然有亲近，不敢专断其亲近。确信其尊贵，嫌疑于有二君；专断其亲近，嫌疑于有二祖。所以诸侯的嫡子继承天子，是不敢顺遂其尊贵和亲近。尊贵和亲近，是人世间最重大的，然而不敢顺遂，是显示还有更重大的。继承大统的人，因此举荐，而知道其来源，就可以侍奉上天，可以保全宗庙，可以拥有天下。所以明晓为人后的意义的人，推行于天下，没有困难了。

《为人后辨》说：“陛下继承祖辈的形体而承继嫡统，符合为人后的意义，坦然明白，无可怀疑。却有二三臣子，诡辩经典违背礼制，来迷惑圣听。经典传注细微的旨意，那些臣子未能看到十分之一二，却急于持小聪明而逞夸饰之辞，可以说是无知妄作。他们说：‘陛下是献帝不可剥夺的嫡嗣。’查考汉代石渠阁议说：‘大宗没有后嗣，宗族没有庶子，自己有一个嫡子，应当断绝父亲祭祀来继承大宗吗？’戴圣说：‘大宗不可断绝，礼制说嫡子不继承的，不得先于庶子。’你宗族没有庶子，就应当断绝父亲祭祀来继承大宗。晋代范汪说：‘废除小宗，昭穆不乱；废除大宗，昭穆就乱了。先王重视大宗，难道能不废除小宗来继承大宗吗？’范汪又说：‘大宗是人的根本，人不可以没有根本，所以立大宗。小宗之家，五世就迁移，哪里知道始祖从哪里出来以及宗祀从哪里来？敬宗所以尊祖祢，不重大吗？’这两种说法，也符合礼意。所谓符合礼意，是因为他们辨别祖祢的统绪，权衡大宗小宗的轻重，而通达立后的意义。大概人子虽然有嫡庶，其亲近父母的心是一样的，而礼制嫡子不得为后，庶子得为后，这不是对父母有厚薄之分，只是直接关系于传重收族不同罢了。现在说话的人，不知道推究根本祖祢，只涉及父母就停止了，这是不忍心轻视其亲，却忍心遗弃其祖。他们说：‘为人后者，为之子’，是汉代儒者的邪说。查考这是沿袭欧阳修的谬误。为人后，为之子，这话出自《公羊传》，本是汉代儒者所传的，然而与《仪礼》实际上互为表里，古今以此为折衷，没有异议。假如按照欧阳修的说法，违背礼制太严重了。礼制为人后者，穿斩衰三年，这是儿子对父母的丧服。用对父母的丧服，不说为之子，为什么说这话违背礼制呢？传文说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像对待自己的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一样，

译因为他做了人家的儿子，所以是这样。《传》中明确说“如同儿子”，现在却说不做人家的儿子，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二点。如果做继承人就不做人家的儿子，那么在称呼上，难道不叫父亲，而仍然叫伯父、叔父吗？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三点。又如果说立了继承人却不把他当作儿子，那么古代立继承人的人都没有真正把他当作儿子，只是暂时假装立这个人罢了。这是圣人用虚伪的教义教人立继承人，而实际上并没有继承人，这是违背礼制的第四点。没有继承人会严重断绝祖先的祭祀，所以立继承人来奉祀他们。现在所继承的人既不能当作儿子，那么祖先也就不能当作孙子了。难道可以进入他们的宗庙来奉祀吗？这是违背礼制的第五点。由此看来，那些汉代儒生用邪说来命名，难道不是他们自己给自己定的名吗？还是那两三个大臣也估计自己的学说一定会陷入困境？于是又编造遁辞来倡导说：继承统绪和继承嗣位是不同的，陛下继承两位宗庙，应当继承统绪而不继承嗣位。这一句话，是想完全废除先王关于做继承人的义理吗？这还是更加违背礼制。然而他们牵强附会，如果对于名实不加辨别就断然否定，恐怕会成为后世的祸患。礼制为大宗立继承人，是重视他的统绪。重视统绪不能断绝，于是为他立继承人。至于小宗不为他立继承人，是因为统绪可以断绝，那么嗣位可以不继承。这就是说继承统绪所以继承嗣位，继承嗣位是为了继承统绪。所以礼制中做继承人说继承嗣位，继承大宗说继承统绪。统绪和嗣位并不是两回事，有什么不同呢？自古以来帝王入继大统的，必须明确做继承人的义理，然后才可以继承统绪。大概不做继承人就不能成为儿子。如果不能成为儿子，又从哪里得到统绪来继承呢？所以做继承人，就是成为儿子。成为儿子然后继承统绪，又是用来断绝同宗觊觎之心。圣人制定礼制，不也很好吗？况且成为儿子然后继承统绪，不仅仅是做继承人的人如此。礼制中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即使是天子诸侯的儿子，如果不接受君父的命令，也不敢自认为尊贵。《春秋》重视授受之义，认为做儿子的接受父亲的，做臣子的接受君主的。所以《谷梁传》说：“臣子必须接受君父的命令。”这个义理，不仅仅是尊崇君父，也是用来尊崇自己。大概尊崇他的君父，也是将使别人尊崇自己。这样礼义就明确了，祸乱就消亡了。现在说话的人说伦常秩序应当确立，这就确立了，这哪里知道礼和《春秋》的意思呢？至于前代的君主，偶尔有弟弟去世哥哥继承，侄子去世伯父叔父继承的，这是遭遇变故不正常的情况。然而多是先君的嗣子，先君对于自己则是父亲，自己对于先君则是儿子，所以不能以先君为后君，也没有两统、二父的嫌疑。像晋朝的哀帝、唐朝的宣宗就是这样。晋哀帝，是成帝的儿子，封为琅邪王，是穆帝的叔父。穆帝去世没有嗣子，迎接他即帝位。唐宣宗，是宪宗的儿子，初封为光王，是武宗的叔父。武宗病重，在灵柩前立为皇太叔即位。如果是诸侯的嗣子，也没有仍然以诸侯为父而不以天子为父的。陛下的天伦关系不先于武宗，正统不来自献帝，是非予夺非常容易辨别。而那两三个大臣，轻率地想要比作遭遇变故不正常的举动，所以说这是尤其违背礼制的。

译史槩被投入诏狱，贬为平民。七月，乔宇退休离职。侍郎贾咏、学士丰熙等人，修撰杨慎等人，给事中张翀等人，御史余翺等人，郎中余寛等人，寺正毋徳纯等人一同上疏，到左顺门跪伏大声呼喊。皇上正在斋戒，听到后，派遣司礼官传令让他们退下，他们不肯起身，皇上命令逮捕丰熙等八人下诏狱。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摇晃宫门大哭，群臣都哭了，哭声震动宫庭。皇上大怒，命令逮捕五品以下的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一并下诏狱，廷杖后贬谪戍边。霍韬在家居住，上疏说：“议礼有两个方面，一是尊崇正统，二是端正天伦。只尊崇正统，弊端会达到为了天下利益而抛弃父母；只重视天伦，弊端会达到小辈凌驾长辈、卑贱逾越尊贵。所以臣前几天说陛下应该称孝宗为皇伯考，称献帝为皇考，称武宗为皇兄，这是天伦应当辨明的。尊崇的意义，姑且放在后面缓办；这是正统应当尊崇的。然而近来朝臣议定上考孝宗，又兼考献帝，这是汉人有两个父亲的过失。献帝的徽称已经极其尊崇，圣母的尊号也有两个‘昭圣’，这是汉人有两个正统的过失。根本既然错了，越议论越错。臣的愚虑，只愿陛下预防未然的过失，不要加重将来的悔恨罢了。昭圣长久被称为圣母，一旦改称，非常不符合人情所能忍受的。所依赖的是陛下委婉顺承迎合，务必得到欢心，这是可忧虑的第一点。昭圣的礼仪等级虽然崇高，然而她的势力日渐削弱；章圣的尊称虽然或许还未达到，然而她的势力日渐加重。恐怕左右侍奉的人不通晓圣意，妄生猜疑隔阂，或者因为细微礼节于是造成两宫之间的嫌隙，这是可忧虑的第二点。愿陛下启告圣母称皇太后，实在是大统适宗至尊无对，必定时常自我谦抑以示尊敬庄肃。皇后作为母仪天下十六年，接见的礼仪不可轻忽，使宫闱大权统一归于昭圣，或许宗统端正而嫌隙消除，天下万世没有非议。”皇上嘉奖他的忠诚，催促他赴召。九月，采纳张璁、桂萼的建议，杨廷和等人议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称昭圣为皇伯母，称献皇帝为皇考，称章圣为圣母。这天，献皇帝的神主到达京城，奉安在观徳殿。

《典彚》记载，皇上认为观徳殿地势狭窄，想要改建。四年四月，光禄寺署丞何渊说：“献皇帝入继大统，他所出的皇帝，请在太庙内建立世室，作为祢庙。祢庙有了着落，然后大统才有光彩。”交给有关部门商议，礼部尚书席书等人议说：“周朝因为文王、武王有功徳，才建立世室，与后稷的庙都百世不迁。我太祖开始建立四座庙，后来改为同堂异室，以太祖比拟文王世室，太宗比拟武王世室。现在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追称帝号，何渊却想把他比作太祖太宗，在太庙建立世室祭祀，不知道是什么说法。古代王者建立始祖的庙，又推尊始祖所出的皇帝，不知道是什么说法。”起初议定以孝宗为祢，现在在观徳殿祭祀献帝，就是祢庙。何渊又说：“祢庙有了着落，然后正统才有光彩。”又不知道是什么说法。张璁说：“臣与朝臣争论之初，就说应当另外在京师建立庙，又说另外建立祢庙不干扰正统，这不是臣一个人的意见，是天下万世的公议。”桂萼说：“孝子不顺着私情危害亲人，忠臣不预兆奸邪陷害君主，像何渊的说法，确实是所谓陷害君主的人，能顺着私情而相信他吗？扰乱昭穆的次序，混乱统纪的常规吗？”皇上都不听从。五月，礼官带领群臣再次上奏。皇上认为观徳殿在大内，太常寺不能行礼，命令再次商议，并且派遣宦官告诉席书说：“一定要附祭太庙才罢休。”吏部尚书廖纪、都御史李钺、通政使柴义等都上奏说：“像何渊的话，是献皇帝过去在外藩称臣，现在并祀在帝位，不该做却做了，不孝。扰乱昭穆的伦理，蔑视祖宗的法度，不该做却做了，不孝。”皇上心意已决，立即命令营建，定名为世庙。九月建成，从观徳殿奉迁神主到世庙，后来又改为献皇帝庙。

史槥六年，张璁请求修撰《大礼全书》。七年六月，书成，命名为《明伦大典》。杨廷和被削去官职贬为平民，毛澄追削生前官职，蒋冕、毛纪、乔宇、汪俊、林俊戴冠带闲住。

何乔逺《名山藏》记载：林俊，嘉靖六年去世。七年，《明伦大典》书成，追究林俊进献《歴代成礼论》的罪责，革为民。

《典彚》记载，十七年六月，通州同知丰坊说：“应当建立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享七帝。”交给有关部门商议，礼部尚书严嵩说：“大祀殿在圜丘北，秋享就在这里可以进行。献皇帝配帝侑食，原本符合周道。”皇上谕示：“明堂秋享，应当在奉天殿举行。皇考称宗，不算过分。”命令再次商议。户部侍郎唐胄上疏力争，被贬为平民。严嵩再次议说：“古代父子昭穆不同，兄弟昭穆相同。晋朝是十一室而六世，唐朝是十一室而九世。宋真宗下诏议定太庙礼仪，学士宋諟议定太祖、太宗合祭同位，他的禘祫图，又以太祖、太宗同居昭位，都是古代可以依据的事。现在皇帝与孝宗同气

译对于先帝的亲属关系，我认为应当将皇考与孝宗合祀于同一座宗庙之中。”

译史槩：秋季九月辛巳日，皇上为献皇帝上尊谥号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睿宗。当天，奉上睿宗的神位附祭于太庙。辛卯日，在元极宝殿隆重祭祀上帝，奉睿宗献皇帝配享。从此以后，每年举行一次。二十年四月辛酉日，刮风打雷下冰雹，太庙发生火灾，各座宗庙都被烧毁，只有睿宗庙因为位于围墙之外得以保存。二十二年十一月，下令重建太庙，改为同堂异室的制度。二十四年六月，太庙建成，下诏确定安放神位的次序，太祖居中，左序依次是成宗、宣宗、宪宗、睿宗，右序依次是仁宗、英宗、孝宗、武宗，追尊尊崇的典礼至此达到极致。

干学案：做别人的继承人，是继承大宗。宗法制度是为了传承重任。卿大夫有家，诸侯有国，都称为重任，何况天子拥有天下，其重任又怎样呢？继承嗣位就是继承统绪，夏商周三代传子位的天下，不同于唐尧虞舜传贤位的天下。做别人的继承人，就是做他的儿子，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说做别人的继承人，就不再说做他的儿子，名分就确定了。就像嫡子、庶子，有的称为父亲的后嗣，有的不称为父亲的后嗣，有的作为母亲的后嗣，有的不作为母亲的后嗣，有的孙子作为祖父的后嗣。做后嗣的人，是儿子中尤其重要的。天子、诸侯统治国家养育百姓，他们的礼仪比卿大夫更加隆重。活着时尊称为君主，死了就称兄弟，可以吗？《春秋》中闵公、僖公是父子关系，由此可知。唐朝的武宗、宣宗以叔父身份继承，既然儿子已经继承统绪，就是继承嗣位，这是君主的道理，也是父亲的道理，是天经地义，不可混淆的。汉朝的泠褒、段犹，明朝的张璁、桂萼，是小人中尤其恶劣的，迎合君主以图谋富贵，流传在史册中，有见识的人鄙视耻笑。唯独奇怪的是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在濮安懿王的典礼上犹豫不决，他的言辞招致后世的讥讽。程伊川的议论很好，足以作为万世的准则。《薛考功为人后解》《为人后辨》最为明晰，附录在《史槩》条下，读者请详细阅读。

读礼通考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二十一。刑部尚书徐干学撰。丧期二十一。

国恤四

天子父在服祖

宋史：绍熙五年六月九日，孝宗驾崩。太皇太后有旨，皇帝因疾病在宫内成服，太皇太后代替皇帝行礼【太皇太后是高宗的后妃吴氏】。知阁门事赵汝愚奏请皇帝前往宫中执丧成礼，奏疏说：“国家不幸，刚去世的圣帝突然抛弃群臣，臣等不胜哀痛。昨天早上在后殿奏事，陛下当面允许臣等只等候审问关礼等细节，就立即前往宫中，圣旨非常明确。臣等退到祥曦殿门外等候很久，没有处分。臣等哀痛恳求相继不断，屡次有文书控诉请求以及缴进慈福寿圣皇太后的御札，命令臣等于是请求皇帝前往宫中。虽然蒙受奏报知晓，画押降下御宝付给外面，也没有听说銮驾出动。直到日影过午，又因为大暑，刚去世的梓宫不可迟缓。臣等不得已，先到重华宫哭临，宣布遗诏完毕。虽然依靠陛下的威灵，一夜之间内外幸好没有出事。然而自古至今，没有听说父亲去世而不奔赴的。现在陛下的圣德更加亏损，人心更加恐惧，纵然祸乱没有发生，臣等私下为陛下担忧。伏惟刚去世的皇帝已选定在这个月十一日小敛，十三日大敛成服。陛下如果不趁此时迅速前往执丧成礼，稍微尽人子的孝情，不知何时才能前往呢？陛下既然失去此时而不前往，那么陛下将最终不成服吗？陛下既有父亲的丧事，而最终不成服，不知将穿什么丧服而临朝以见群臣呢？旧例成服听政御殿都有节次，现在礼节尽废，不知陛下将用什么日子复视朝呢？纵然陛下一切不问，不知北使将来吊祭，陛下也可以坚决推辞固拒而不出吗？陛下如果预先想到北使的到来，不可不前往接受吊祭，那么今日的奔赴又怎么可以迟缓呢【案：当时赵汝愚已知道枢密院事，这里说知阁门事是错误的。赵汝愚又有第二疏，现在不记载】

起初，高宗去世时，孝宗服三年丧。等到孝宗去世，有关部门请求在易月之外，使用漆纱浅黄的制度，大概是遵循绍兴以前的旧制。朱熹刚到时，不以为然，上奏说：“现在已往的过失，来不及追改，只有将来启椁引柩，礼仪应当复用初丧的服饰，那么其变除的节次，还有可商议的。希望明诏礼官，查考礼律，预先指定。”那些官吏军民方丧的服饰，也应当稍微制定制度，不要让他们肆意奢华靡费。后来下诏中外百官都穿凉衫视事，大概是用这个意思。

朱熹乞讨论丧服札子说：臣听说三年的丧期，齐衰疏布的服饰，稀粥的饮食，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贵贱的区别。而礼经敕令，儿子为父亲，嫡孙承重为祖父，都服斩衰三年。大概嫡子应当为父亲的后嗣，以继承大宗的重任，而不能袭位以执丧，那么嫡孙继承统绪而代替他执丧，义理上当然如此。然而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之后，历代沿袭，天子于是没有三年的丧期，为父亲尚且如此，那么嫡孙承重，就可以知道了。人伦纲纪废坏，三纲不明，一千多年，没有人能纠正。等到我们刚去世的至尊寿皇圣帝，至性出于天性，孝诚内在，在易月之外，还执通丧，朝衣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