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礼通考卷九十
改定陵曰靖陵。
宣祖安陵
东都事畧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皇考武清府君諡曰昭武皇帝，庙号宣祖，陵曰安陵。
译将定陵改称为靖陵。
宣祖安陵
《东都事略》记载，建隆元年三月，有关部门上奏，为皇考武清府君上谥号为昭武皇帝，庙号宣祖，陵墓称为安陵。
宋史·礼志》安陵在京城东南隅，干徳初改卜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訾乡邓封村，以司徒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学士窦俨礼仪使，中丞刘温叟仪仗使，枢密直学士薛居正卤簿使。太宗时尹开封，为桥道顿递使。质寻免相，以太宗兼辖五使事，修奉新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髙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毎面长九十尺。南神门至乳台，乳台至鹊台，皆九十五步。乳台髙二十五尺，鹊台増四尺。神墙髙九尺五寸，环四百六十步，各置神门角阙。
东都事畧宣祖昭宪皇后杜氏，建隆二年崩于滋徳殿，諡曰明宪，葬安陵。干徳二年，改卜安陵，更諡曰昭宪，合祔安陵。
文献通考》安陵陪葬子孙一百二十一坟。
太祖永昌陵
东都事畧开寳九年冬十月癸丑，帝崩于万嵗殿。明年四月乙卯，葬永昌陵。
宋史礼志陵在巩县祔宣祖
东都事畧太祖孝惠皇后贺氏，周显徳五年崩，葬安陵之西北。
孝明皇后王氏葬于安陵之北
宋史·礼志》孝明、孝惠二后，干徳元年十二月，时议改卜安陵于巩，并以二后陪葬焉。皇堂之制，下深四十五尺，上髙三十尺，陵台再成，四面各长七十五尺，神墙髙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南神门至乳堂四十五步，髙二丈三尺。四月九日，葬孝惠于安陵之西北，孝明于安陵之北。
干学案：宋时皇后，如宣祖昭宪杜后，合祔安陵，为行前代之礼。而太祖之孝明、孝惠二后，一葬宣祖安陵西北，一葬安陵之北。孝章宋后，亦不同兆域。太宗皇后，尚有葬安陵西北者。章献明肃刘后，亦葬真宗永定陵西北隅。当时礼官不主祔葬。今采録宋时皇后葬地，并附着于帝后，以便考览也。
宋史·礼志》孝章皇后宋氏，至道元年四月崩，六月上諡曰孝章皇后，以嵗忌权欑于赵村沙台。三年正月祔葬永昌陵之北皇堂陵台神墙乳台鹊台，并如孝明园陵制度。
文献通考》永昌陵陪葬子孙一十五坟。
太宗永熙陵
东都事畧至道三年三月癸巳，帝崩于万嵗殿。十月己酉，葬永熙陵。
宋史·礼志》：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广八十尺，陵台方二百五十尺，置卫士五百人于陵。
东都事畧太宗淑徳皇后尹氏早崩，葬于孝明陵之西北。懿徳皇后符氏，葬于安陵之西北。明徳皇后李氏，祔葬永熙陵。元徳皇后李氏，以真宗生母祔葬永熙陵。
文献通考》元徳皇后李氏以至道三年十月追尊先殡于普安禅院，咸平元年议改卜园陵，二年命使按行园陵地，议立陵名。礼官言：「周显徳末，都省集议故事，帝后同陵谓之合葬，同茔谓之附葬。汉吕氏陵在长陵西百余步，以同茔兆而无名号。又唐穆宗二后，王氏生敬宗，萧氏生文宗，并附葬光陵之侧。今园陵鹊台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不须别建陵号。」从之。永熙陵陪葬子孙八坟。
真宗永定陵
东都事畧干兴元年二月戊午，帝崩于延庆殿。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
宋史·礼志》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言："据司天监定，永安县东北六里曰卧龙冈堪庀山陵。"诏雷允恭覆按以闻。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
文献通考》始，丁谓请名陵曰「镇陵」。及谓贬，冯拯谓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安」乃县名也。宣祖陵止名「安陵」，又翼祖已名「定陵」，于是复改翼祖陵为「靖陵」。议者讥拯不学，当时无正之者。
宋史·后妃传》真宗章怀潘皇后，端拱二年五月薨，葬永昌陵之侧，陵名保泰。章穆郭皇后，景徳四年崩，葬永熙陵之西北。
宋史·礼志》章献明肃皇后刘氏，明道二年三月，崩于寳慈殿。司天监详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墙髙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乳台髙一丈九尺，至南神门四十五步。鹊台髙二丈三尺，至乳台四十五步。十月五日，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宋后妃传》李宸妃生仁宗，章献以为己子，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明道元年薨，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独坐帘下，召吕夷简问曰
译《宋史·礼志》记载，安陵位于京城东南角，乾德初年改选陵址于河南府巩县西南四十里的訾乡邓封村，任命司徒范质为改卜安陵使，学士窦俨为礼仪使，中丞刘温叟为仪仗使，枢密直学士薛居正为卤簿使。太宗时任开封尹，担任桥道顿递使。范质不久被免去宰相职务，由太宗兼任五使事务，修奉新陵。皇堂向下深五十七尺，向上高三十九尺。陵台分三层，呈正方形。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南神门到乳台，乳台到鹊台，距离都是九十五步。乳台高二十五尺，鹊台比乳台增加四尺。神墙高九尺五寸，环绕四百六十步，各处设置神门和角阙。
《东都事略》记载，宣祖昭宪皇后杜氏，建隆二年崩于滋德殿，谥号为明宪，葬于安陵。乾德二年，改选安陵陵址，改谥号为昭宪，合葬于安陵。
《文献通考》记载，安陵陪葬的子孙有一百二十一座坟墓。
太祖永昌陵
《东都事略》记载，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日，皇帝崩于万岁殿。次年四月乙卯日，葬于永昌陵。
《宋史·礼志》记载，陵墓位于巩县，附葬于宣祖。
《东都事略》记载，太祖孝惠皇后贺氏，后周显德五年崩，葬于安陵西北。
孝明皇后王氏葬于安陵之北。
《宋史·礼志》记载，孝明、孝惠两位皇后，在乾德元年十二月，当时商议将安陵改选于巩县，并将两位皇后陪葬于此。皇堂的规制，向下深四十五尺，向上高三十尺，陵台分两层，四面各长七十五尺，神墙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南神门到乳堂四十五步，高两丈三尺。四月九日，将孝惠皇后葬于安陵西北，孝明皇后葬于安陵之北。
干学案：宋代皇后，如宣祖昭宪杜后，合葬于安陵，是沿袭前代的礼制。而太祖的孝明、孝惠两位皇后，一个葬在宣祖安陵西北，一个葬在安陵之北。孝章宋后，也不同兆域。太宗的皇后，还有葬在安陵西北的。章献明肃刘后，也葬在真宗永定陵西北角。当时礼官不主张合葬。现在采集宋代皇后葬地，并附记在帝后之后，以便考览。
《宋史·礼志》记载，孝章皇后宋氏，至道元年四月崩，六月上谥号为孝章皇后，因逢岁忌暂厝于赵村沙台。三年正月附葬于永昌陵之北，皇堂、陵台、神墙、乳台、鹊台，都依照孝明园陵的制度。
《文献通考》记载，永昌陵陪葬的子孙有十五座坟墓。
太宗永熙陵
《东都事略》记载，至道三年三月癸巳日，皇帝崩于万岁殿。十月己酉日，葬于永熙陵。
《宋史·礼志》记载：永熙陵皇堂深一百尺，方形宽广八十尺，陵台方形二百五十尺，在陵墓设置卫士五百人。
《东都事略》记载，太宗淑德皇后尹氏早逝，葬于孝明陵西北。懿德皇后符氏，葬于安陵西北。明德皇后李氏，附葬于永熙陵。元德皇后李氏，作为真宗的生母附葬于永熙陵。
《文献通考》记载，元德皇后李氏在至道三年十月被追尊，先殡于普安禅院，咸平元年商议改选园陵，二年命使者巡视园陵地，商议确立陵名。礼官说：“后周显德末年，都省集议旧例，帝后同陵称为合葬，同茔称为附葬。汉代吕氏陵在长陵西百余步，因为同茔兆而没有名号。又如唐代穆宗两位皇后，王氏生敬宗，萧氏生文宗，都附葬在光陵之侧。现在园陵鹊台在永熙陵封地之内，恐怕不需要另外建立陵号。”朝廷听从了这个建议。永熙陵陪葬的子孙有八座坟墓。
真宗永定陵
《东都事略》记载，乾兴元年二月戊午日，皇帝崩于延庆殿。冬十月己酉日，葬于永定陵。
《宋史·礼志》记载，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说：“根据司天监测定，永安县东北六里叫卧龙冈的地方适宜修建山陵。”下诏雷允恭复查上报。皇堂的规制，深八十一尺，方形一百四十尺。制定陵名为永定。
《文献通考》记载，起初，丁谓请求将陵名定为“镇陵”。等到丁谓被贬，冯拯说三座陵都有“永”字，所以改为“永定陵”。然而“永安”是县名。宣祖陵只叫“安陵”，又翼祖已经名叫“定陵”，于是又将翼祖陵改为“靖陵”。议论的人讥讽冯拯不学无术，当时没有人纠正他。
《宋史·后妃传》记载，真宗章怀潘皇后，端拱二年五月薨，葬于永昌陵之侧，陵名保泰。章穆郭皇后，景德四年崩，葬于永熙陵西北。
《宋史·礼志》记载，章献明肃皇后刘氏，明道二年三月，崩于宝慈殿。司天监详细审定山陵制度：皇堂深五十七尺，神墙高七尺五寸，四面各长六十五步。乳台高一丈九尺，到南神门四十五步。鹊台高二丈三尺，到乳台四十五步。十月五日，葬于永定陵西北角。
《宋后妃传》记载，李宸妃生仁宗，章献太后将其当作自己的儿子，仁宗不知道自己是由妃子所出。明道元年李宸妃薨，章献太后想用宫人的礼仪治丧。丞相吕夷简上奏说礼仪应当从厚，太后独自坐在帘下，召吕夷简问
：“一宫人死，相公云何？”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傥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夷简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勲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勲如其言。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死以非命。”仁宗号恸，尊妃为皇太后，諡曰庄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往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陪葬永定陵。庆厯中改諡章懿。
译“一位宫人去世，相公您怎么看？”夷简说：“臣身为宰相，无论朝内朝外的事，没有不应当参与的。”太后愤怒地说：“相公是想离间我们母子吗？”夷简从容地回答说：“陛下如果不念及刘氏，臣不敢多言；如果念及刘氏，那么丧礼应当从厚。”太后醒悟，立刻说：“那位宫人是李宸妃。”夷简请求治丧使用一品礼仪，停灵在洪福院。夷简又对入内都知罗崇勲说：“宸妃应当用皇后的服饰入殓，用水银填充棺木，将来不要说我夷简未曾提及。”罗崇勲按照他的话去做。后来章献太后去世，燕王对仁宗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她是含冤而死。”仁宗痛哭流涕，尊奉宸妃为皇太后，谥号为庄懿。仁宗亲临洪福寺祭祀告慰，更换棺椁，亲自前往查看，宸妃面色如玉，冠服如同皇太后，因为用水银保存所以尸体没有腐烂。仁宗感叹说：“人们说的话怎么能不信呢！”于是对刘氏格外优待，让她陪葬在永定陵。庆历年间改谥号为章懿。
礼志，章惠皇后杨氏，明道三年十二月崩，四年二月葬永定陵之西北隅。
仁宗永昭陵
东都事畧嘉祐八年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宁殿。冬十月甲午，葬永昭陵。
传家集》殿中侍御史司马光言山陵择地劄子曰：臣窃闻大行皇帝欲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大葬，而朝廷遣使按行山陵，至今未知定处。或云欲于永安县界之外广求吉地。臣愚以为过矣。夫隂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至于丧葬为害尤甚，是以士庶之家或求葬地，择嵗月，至有累世不葬者。臣常深疾此风，欲乞国家禁絶其书，而未暇也。今山陵大事，当守先王之典礼。至于葬书，出于世俗委巷之言，司天隂阳官皆市井愚夫，何足问也？古者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葬于北方，北首，未尝问嵗月相山冈。然考其子孙之吉凶，岂有异扵今哉？《春秋》书「己丑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然则虽云卜日，亦临事制宜也。《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明不择地形也。然而周有天下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嵗，盖王者受命于天，期运有常，国之兴衰在徳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也。且葬者藏也，本以祖宗之形体，得土厚水深、髙敞坚实之地则可矣，子孙岂可因以求福哉？又向者国家以拘于时日之故，坚用八日大敛，自尔以来圣躬有疾，至今尚未平复，隂阳无验，亦己眀矣。况国家自宣祖以来，葬于永安，百有余年，官司储偫素皆有备，今改卜他所，不惟县邑官司更须创制，亦恐大行皇帝神灵眷恋祖宗，未肯即安于新陵也。凡科率之物，期日逺则民力寛而事易办，期日近则费愈多而事不集。砖石之类，体重难移，若山陵之处不使预先知之，则有司何以供办，百姓何以输纳？至时暴加迫趣，则一钱之物必直十钱，疲羸之民将不胜其弊。伏望朝廷特赐指挥，按行山林使等只于永安界旧陵侧近选择善地，旬日之内早定夺闻奏，仍令有司预先计度山陵的实合用之物，降下本处寛设期限，使之备办，不得太约虚。数及妄定近限，必使号令明信，则事无不济，而民力不困矣。
名臣琬琰之集，郑獬上疏曰：「仁宗大行皇帝永昭陵，依干兴制度，虽未为过侈，以今较昔，盖有不同。干兴帑库充积，财力有余，故可以溢祖宗之旧制。今国用空阙，财赋不支，将累嵗边备，一日费之，不知何年复能充补。万一嵗凶民饥，少有风尘之警，则将何防以御？岂可以干兴为法也？夫俭葬之制，周公非不忠，曽子非不孝，以为褒君爱父，不在于聚财，此前世之极论。窃惟大行皇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无珠玉竒异之好，无犬马游观之乐，服御至于澣濯器玩，极于朴陋，此天下之所共知也。今山陵制度，乃取干兴最盛之时为准，独不伤先帝平日积俭之徳乎？臣以为宜饬有司，条其名数，再议减节。」
范镇奏曰：「窃闻大行皇帝受命寳及沿寳法物与平生衣冠器用，皆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大行皇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寳，伏乞陛下自寳用之，且示有司传付。若衣冠器玩，则请陈于陵寝及神御殿，嵗时展视，以慰思慕。」诏检讨官讨寻典故，及命两制官、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议曰：「受命寳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古者藏先王衣服于庙寝，至于平生器玩，则前世既不皆纳于方中，亦不尽陈于陵寝。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臣等谨议。殿中侍御史傅尧俞乞减昭陵用度疏曰：「伏闻大行皇帝山陵一准真宗山陵故事，臣窃以定陵比永昌、永熙，事事益増。陛下孝思无穷，故取礼物极盛者为比。臣徘徊顾思，感伤陛下哀念先帝之意，而窃未敢以为得也。伏惟陛下周览博识，贯通古今，至于孝不系于厚葬，奢无益于逝者，固不待臣言而后晓。所以不复逺引旁摭为蔓辞，以重烦圣聴。独有一事，虑陛下悲慕之切，未遑及之，故臣昧死以陈。夫以陛下之孝，天下之广，俾先帝陵寝更加于真庙，亦不为难也。然古先哲王多以俭薄为美者，岂歉于力而啬扵财耶
译礼志记载，章惠皇后杨氏，于明道三年十二月崩逝，四年二月安葬在永定陵的西北角。
仁宗永昭陵
《东都事略》记载，嘉祐八年三月辛未日，皇帝在福宁殿崩逝。同年十月甲午日，安葬于永昭陵。
《传家集》中，殿中侍御史司马光上奏关于选择山陵用地的札子说：我私下听说大行皇帝打算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举行大葬，而朝廷派遣使者巡视山陵选址，至今尚未确定地点。有人说想在永安县界之外广泛寻求吉地。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那些阴阳术数的书籍，使人拘束且多所畏惧，至于丧葬方面危害尤其严重，因此士大夫和平民百姓有时为了寻求葬地、选择年月，甚至出现累世不葬的情况。我向来深恶痛绝这种风气，曾请求国家禁止这类书籍，只是当时没有闲暇去做。如今山陵大事，应当遵循先王的典礼。至于那些葬书，出自世俗街巷的言论，司天监的阴阳官都是市井中的愚昧之人，哪里值得询问？古时候天子七月下葬，诸侯五月下葬，大夫三月下葬，士人满月下葬，葬在北方，头朝北，从未有过询问年月、相度山冈的做法。然而考察他们子孙的吉凶，难道与今天有什么不同吗？《春秋》记载“己丑日下葬，戊午日太阳偏西才得以安葬”，这说明即使说是占卜日期，也是根据临事情况灵活变通的。《周礼》中冢人掌管公墓之地，先王的陵墓居中，以昭穆次序排列左右，明确表明不选择地形。然而周朝拥有天下三十六位君王，历时八百六十七年，大概君王受命于天，气数运命有定数，国家的兴衰在于德行的好坏，本来就不取决于葬地和时日的吉凶。况且葬就是藏，本来只要让祖宗的形体得到土厚水深、高敞坚实的地方就可以了，子孙怎么能借此来求福呢？又以前国家因为拘泥于时日的缘故，坚持用八天举行大敛，从此以来圣上身体患病，至今尚未痊愈，阴阳术数没有灵验，也已经很明显了。况且国家自从宣祖以来，安葬在永安，一百多年了，官府储备向来都有准备，如今改选其他地方，不仅县邑官府需要重新筹备，也恐怕大行皇帝的神灵眷恋祖宗，不肯安心于新陵。凡是征收摊派的物品，期限远则民力宽裕而事情容易办成，期限近则费用更多而事情办不成。砖石之类，沉重难以搬运，如果山陵的地点不让预先知道，那么有关部门如何供应办理，百姓如何输送缴纳？到时候突然加紧催促，那么一文钱的东西必定值十文钱，疲惫瘦弱的百姓将受不了这种弊端。希望朝廷特别赐下指令，让巡视山陵的使者等只在永安界旧陵附近选择好地，在十天之内早日决定并上奏，同时命令有关部门预先计算山陵实际需要的物品，下达给当地放宽期限，让他们准备办理，不得大概估算虚数以及随意规定近期期限，务必使号令明确诚信，那么事情没有不成功的，而民力也不会困顿了。
《名臣琬琰之集》中，郑獬上疏说：“仁宗大行皇帝的永昭陵，依照乾兴年的制度，虽然不算过分奢侈，但拿现在与过去相比，情况有所不同。乾兴年间国库充盈，财力有余，所以可以超过祖宗的旧制。如今国家用度空虚，财赋不足以支撑，加上连年边防备战，一天的花费，不知何年才能补充回来。万一遇到灾年百姓饥荒，稍有边境警报，将用什么来防御？怎么能以乾兴年的制度为法则呢？节俭安葬的制度，周公并非不忠诚，曾子并非不孝顺，他们认为褒扬君主、爱护父亲，不在于聚集财富，这是前代极致的论断。我私下认为大行皇帝节俭爱民，出于天性，没有对珠玉奇珍的喜好，没有犬马游观的乐趣，服用的器物至于洗涤，玩赏的物品极尽朴素简陋，这是天下人所共知的。如今山陵制度，却取乾兴年最兴盛时的标准，难道不损害先帝平日积累节俭的美德吗？我认为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列出名目数量，再次商议削减节省。”
范镇上奏说：“我私下听说大行皇帝的受命宝以及沿用的宝印法物，连同生前的衣冠器用，都打算全部下葬，恐怕这不符合大行皇帝恭敬节俭的本意。那受命宝，恳请陛下亲自珍藏使用，并且指示有关部门传承交付。至于衣冠玩物，则请求陈列在陵寝及神御殿，每年按时瞻视，以慰藉思念仰慕之情。”皇帝下诏让检讨官查寻典故，并命令两制官、礼官详细商议。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上奏议说：“受命宝，如同昔日的传国玺，应当作为天子传承的器物，不应当改作。古时候将先王的衣服藏在庙寝，至于生前的玩物，前世既不都纳入墓室，也不都陈列在陵寝。认为现在应当从简节约，以符合先帝恭敬节俭的实情。”臣等恭敬地商议。殿中侍御史傅尧俞请求减少昭陵用度的疏文说：“我听说大行皇帝的山陵完全依照真宗山陵的旧例，我私下认为定陵相比永昌陵、永熙陵，各项事务都更加增加。陛下孝心思念无穷，所以选取礼物最丰盛的标准作为比照。我徘徊顾念，感伤陛下哀悼怀念先帝的心意，却私下不敢认为这是得当的。我认为陛下博览广识，贯通古今，至于孝道不取决于厚葬，奢侈对逝者没有益处，本来不需要臣说之后才明白。所以不再远引旁征作为蔓生的言辞，以加重烦扰圣听。只有一件事，担心陛下悲慕深切，来不及顾及，所以臣冒死陈述。凭借陛下的孝心，天下的广阔，让先帝的陵寝比真宗的陵寝更加隆重，也不困难。然而古代圣明的君王多以俭薄为美德，难道是力量不足而吝惜钱财吗？”
？盖人情不以礼节之，则将无有限断。臣窃谓送终之具，得如太祖、太宗、先帝，可以无憾；奉先之志，得如太宗、真宗、陛下，可以无愧。况干兴事体与今不同，而大行皇帝享国四十二年，慈爱恻恻，惟恐一物失其所。今之兴役，正当盛夏，工限过急，不能免伤人之生。物虽官给，不能免劳民之力。若縁定陵制度礼物稍加裁损，则伤生者坐减，而劳力者易供。先帝在天之灵，必将大以为慰也。敢乞陛下详思逺虑，以礼断情，俾大行山陵取永昌、永熙为例，既足以终先帝恭俭之徳，而奉承遗诏，又足以发陛下仁孝之道，而光昭初政，一举而众善皆得。」
译大概人的情感如果不以礼制来节制，就会没有界限。臣私下认为，丧葬的器物，如果能像太祖、太宗、先帝那样，就可以没有遗憾；奉养祖先的心志，如果能像太宗、真宗、陛下那样，就可以问心无愧。况且乾兴年间的丧事体制与现在不同，而大行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慈爱深切，唯恐有一件事物不得其所。现在兴办劳役，正值盛夏，工期限制过于紧迫，不能避免伤害百姓的生命。物品虽然由官府供给，也不能避免耗费民力。如果依据定陵的制度，对礼物稍加裁减，那么伤害生命的情况就会自然减少，而耗费民力的事情也更容易供给。先帝在天之灵，一定会大为欣慰。斗胆请求陛下深思远虑，以礼制节制情感，使大行皇帝的陵墓修建取法永昌陵、永熙陵为例，这既足以成全先帝恭谨节俭的德行，又足以奉行遗诏，更能彰显陛下仁孝的道德，从而光耀初期的政治，一举而众善皆得。
元丰三年，程颐代富弼上神宗皇帝论永昭陵疏。臣弼伏覩太皇太后山陵有期，老臣之心有所甚切，不忍不言，昧死以闻。惟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胜大愿。往者营奉昭陵时，英宗皇帝方不豫，未能聴事，朝廷罔然不知其制，失于迫卒，不复深虑博访。凡百规画，一出匠者之拙谋，中人之私意，以巨木架石为之屋，计不百年必当损坠。圹中又为铁罩，重且万斤，以木为骨，大止数寸，不过二三十年决须摧毁。梓宫之厚度不盈尺，异日以万钧之石自髙而坠，其将奈何？思之及此，骨寒胆丧。臣始则不知其详，后则无以为计。士民之间有知之者，无不痛心饮恨，况老臣之心乎？况陛下之心乎？其后厚陵始为石藏，议者窃意主事大臣已悟昭陵之事，独陛下未知之尔。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弃天下之养，因此事防，当为之谋。窃以周公制合葬之礼，仲尼善鲁人之祔，歴代诸陵虽不尽用，亦多行之。太祖皇帝神谋圣虑，超越万古，昭宪太后亦合安陵。夫以周公之制，仲尼之训，歴代之旧，艺祖之法，循而行之，可无疑也。老臣愿陛下思安亲之道，为后日之虑，决于圣心，勿循浮议，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彻去铁罩，用厚陵石藏之制，仍更别加裁处，使异日虽木坏石坠不能为害，救仁皇必至之祸，成陛下莫大之孝，复何难哉？在陛下断之而已。既合礼典，又顺人情，虽无知之人必不敢以为非是，但恐有以隂阳拘忌之説上惑聦眀者，在陛下睿断不难辨也。不遵圣训，不度时宜，而规规于拘忌者，为贤乎？为愚乎？且隂阳之説设为可信，吉凶之应，贵贱当同。今天下臣庶之家，夫妇莫不同穴，未闻以为忌也，独国家忌之，有何义理？唐中宗庸昬之主，尚能守礼法，尽孝心，责严善思愚惑之论，卒祔干陵，其为髙宗子孙歴世延永，是合葬非不利也。老臣位至三公年将八十，复何求哉？所保者，名节而已。肯不以是事劝陛下，取讥于后世乎？复恐陛下谓臣心虽忠切，而识虑愚暗，不能晓达事理。臣诚至愚，然臣所言者，欲陛下守经典之训，遵艺祖之轨，使仁宗皇帝得安全之道，于太皇太后极崇奉之意，岂独老臣之心哉？天下之心，莫不然也。陛下不信，试以臣之所陈，访于羣臣，必无以为非者。若以臣言为非，则是使仁宗遗骨圣体，碎于巨石之下而不恤，乃为是也。凡有血气之类，孰肯为此意乎？臣事仁宗皇帝三十余年，位至宰相，聋瞽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于始，己为大罪。今遇有为之时，若更惜情顾己，不能极言，天地神灵必加诛殛。死何面目见神宗于地下？且陛下不知则已，今既闻之，在常人之情，无可忍而不为之理，况陛下至仁大孝乎？唯陛下深思而力行之，则天下不胜大愿。程颐上富郑公书。颐顷嵗见治昭陵制度，规画一出匠者之拙谋，中人之私意，宰执受命而已，莫敢置思。以巨木架石为之屋，计不百年，必当损坠。既又观陵中之物，见所谓铁罩者，几万斤，以木为骨，大不及三寸，其相穿叩之处，厚才寸余，逺不过二三十年，决须摧朽压于梓宫。于时私心皇骇，不能自己，使人闻于魏公。魏公不以为意。以魏公之忠孝于仁皇，非不尽心，唯以蔽于众论，昧于逺虑，以天下之力葬一人于至危之地，可不痛哉？陵土既复，固知无可奈何。然每一念之心，悸魄丧，或终夕不寐。今乡邻之间有如是事，可为谋而不以告人，必谓之不信。况仁皇天下父母乎？今也不幸，太皇太后奄弃宫闱，因此事防可为之谋。夫合葬之礼，周公以来未之有改。近取诸唐帝后，亦或同穴。至于干陵，乃是再啓太祖皇帝神谋逺虑，超越万古。昭宪太后亦合安陵。稽典礼则得尊亲之道，徇俗法则皆享福之永。此为可行，无足疑者。伏愿公忠诚奋发，为朝廷极论其事，请奉太皇太后合祔昭陵，因得彻去铁罩，用厚陵石椁之制，仍更别加裁处，使异日虽木坏石坠，不能为害，救仁皇必至之祸，成主上莫大之孝。任此事者，非公孰能？诚能为之，天祐忠孝，必俾公炽昌寿臧，子孙保无疆
译元丰三年，程颐代替富弼向神宗皇帝上疏，论述永昭陵的事宜。臣富弼恭见太皇太后山陵之期已定，老臣心中对此极为关切，不忍沉默，冒死进言。希望陛下深思并坚决施行，这是臣最大的愿望。
过去营建昭陵时，英宗皇帝正患病，未能处理政务，朝廷茫然不知制度，因仓促行事，未能深思熟虑、广泛咨询。所有的规划，都出自工匠的拙劣谋算和中等人的私意，用巨大的木材架起石头作为陵墓的屋顶，估计不到百年必定会损坏坠落。墓穴中又设置了铁罩，重达万斤，以木头为骨架，直径不过数寸，估计不过二三十年必定会摧毁腐烂。棺椁的厚度不足一尺，将来以万钧重的石头从高处坠落，那将怎么办？想到这些，令人骨寒胆丧。臣起初不知道详情，后来也无计可施。士人百姓中知道这件事的，没有不痛心饮恨的，何况老臣的心呢？何况陛下的心呢？
后来厚陵开始采用石室，议论的人私下认为主管事务的大臣已经醒悟了昭陵的弊端，只是陛下还不知道罢了。如今不幸，太皇太后突然离世，失去了天下的奉养，因此应当为此谋划。私下认为周公制定了合葬的礼仪，孔子称赞鲁国人附葬的做法，历代各陵虽然不完全采用，但也多有实行。太祖皇帝神谋圣虑，超越万古，昭宪太后也是合葬安陵。凭借周公的制度，孔子的训诫，历代的旧例，太祖的法度，遵循实行，可以没有疑虑。老臣希望陛下思考安顿亲人的道理，为日后考虑，在圣心中决断，不要遵循浮泛的议论，奉太皇太后合葬于昭陵，借此撤去铁罩，采用厚陵石室的制度，并且另外加以裁处，使将来即使木头腐烂石头坠落也不能造成危害，挽救仁宗皇帝必然到来的祸患，成就陛下最大的孝心，还有什么困难呢？在于陛下决断罢了。
这既符合礼典，又顺应人情，即使无知的人也必定不敢认为不对，只是恐怕有人用阴阳禁忌的说法来迷惑圣明，在于陛下英明决断，不难辨别。不遵循圣训，不估量时宜，而拘泥于禁忌的人，是贤明呢？还是愚蠢呢？况且阴阳的说法如果可信，吉凶的感应，贵贱应当相同。如今天下臣民之家，夫妇没有不同穴而葬的，没听说以此为禁忌的，唯独国家禁忌，有什么义理呢？唐中宗是平庸昏聩的君主，尚能遵守礼法，尽孝心，斥责严善思愚惑的言论，最终附葬于乾陵，他作为高宗的子孙世代延续长久，这说明合葬并非不利。老臣位至三公，年近八十，还求什么呢？所保全的，只是名节罢了。岂肯不以此事劝谏陛下，而被后世讥笑呢？
又恐怕陛下认为臣心虽然忠诚急切，但见识愚昧昏暗，不能通晓事理。臣确实极其愚昧，但臣所说的，是希望陛下遵守经典的训诫，遵循太祖的轨范，使仁宗皇帝得到安全的道理，对太皇太后极尽崇奉之意，这岂只是老臣的心呢？天下人的心，没有不是这样的。陛下如果不信，试着把臣所陈述的，询问群臣，必定没有认为不对的。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那就是让仁宗遗骨圣体，在巨石之下粉碎而不顾惜，这才是对的。凡是有血气的生物，谁肯有这样的想法呢？
臣侍奉仁宗皇帝三十多年，位至宰相，聋盲之蔽，不能早知而救之于始，已经是大罪。如今遇到可以有所作为的时候，如果还爱惜情面顾全自己，不能极力直言，天地神灵必定加以诛杀。死了有什么面目在地下见神宗呢？况且陛下不知道就算了，如今既然听到了，按常人的情理，没有能忍而不为之理，何况陛下至仁大孝呢？希望陛下深思并坚决施行，那么天下人不胜感激。
程颐给富郑公的书信。程颐近年看见治理昭陵的制度，规划都出自工匠的拙劣谋算和中等人的私意，宰相执政接受命令罢了，不敢思考。用巨大的木材架起石头作为陵墓的屋顶，估计不到百年，必定会损坏坠落。后来又观察陵中的物品，看见所谓的铁罩，重达万斤，以木头为骨架，直径不及三寸，那些相互穿叩的地方，厚度才一寸多，远不过二三十年，必定会摧毁腐朽压在棺椁上。当时私心惶恐惊骇，不能自制，派人告诉魏公。魏公不以为意。以魏公对仁皇的忠孝，并非不尽心，只是被众论蒙蔽，缺乏远虑，用天下的力量把一个人葬在极其危险的地方，能不痛心吗？
陵土已经掩埋，固然知道无可奈何。然而每次想到这件事，心惊魄散，有时整夜睡不着。如今乡邻之间有这种事，可以谋划却不告诉别人，必定被认为不信任。何况仁皇是天下父母呢？如今不幸，太皇太后突然离开宫闱，因此应当为此谋划。合葬的礼仪，从周公以来没有改变。近取唐朝帝后，也有同穴而葬的。至于乾陵，乃是再次开启太祖皇帝神谋远虑，超越万古。昭宪太后也是合葬安陵。考察典礼则得到尊亲的道理，遵循俗法则都享受长久的福分。这是可行的，没有值得怀疑的。
希望公忠诚奋发，为朝廷极力论述此事，请求奉太皇太后合葬于昭陵，借此撤去铁罩，采用厚陵石椁的制度，并且另外加以裁处，使将来即使木头腐烂石头坠落，也不能造成危害，挽救仁皇必然到来的祸患，成就主上最大的孝心。承担这件事的人，不是公是谁？如果能做到，上天保佑忠孝，必定使公昌盛长寿，子孙保有无尽的福泽。
之休。窃惟公事仁宗皇帝三十余年，位极人臣，恩遇无比。料公之心，苟能使仁皇圣体保其安全，虽陷祸患所不避也。况一言之易，肯顾虑而不发乎？事理至明，顾主上素未知尔。以公言之重，竭诚致恳，再三陈之，不忧朝廷之不悟，独系公为不为尔。哀哉！愤激语辞，鄙直内省，狂易战栗，无地不宣。
译（这是）美好的休咎。私下揣想，您侍奉仁宗皇帝三十多年，地位达到人臣的顶点，受到的恩宠待遇无与伦比。揣度您的心意，如果能使仁宗皇帝的圣体保持安全，即使陷入祸患也是不会躲避的。何况只是一句话的改变，怎会顾虑而不说出来呢？事理极其明白，只是皇上向来不知道罢了。凭借您言论的分量，竭诚恳切，再三陈述，不愁朝廷不能醒悟，只取决于您做还是不做罢了。悲哀啊！愤激的言辞，鄙陋直率地自我反省，狂妄错乱战栗，无处不宣扬。
苏洵上韩昭文论山陵书。窃见先帝以俭徳临天下，在位四十余年，宫室游观，无所増加，帷簿器皿敝陋而不易，天下称颂，以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旦奄弃，臣下有司乃欲以末世葬送无益之费，侵削先帝休息长养之民，掇取厚葬之名，而遗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为当今之议，莫若薄葬。窃闻顷者癸酉赦书既出，郡县无以赏兵，例皆贷钱于民，民之有钱者皆莫肯自输。于是有威之以刀劔，驱之以笞棰，为国结怨，仅而得之者，小民无知，不知与国同忧，方且狼顾而不宁。而山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复下，计今不过秋冬之间，海内必将骚然，有不自聊赖之人。窃惟先帝之所以爱惜百姓者如此其深，其所以检身节俭者如此其至也。推其平生之心，而计其既没之意，则其不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独为逾礼之费，以拂其平生之意，窃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库之中财用有余，一物不取于民，尽公力而为之，以称遂臣子不忍之心，犹且获讥于圣人，况乎空虚无有一金以上，非取于民则不获，而冒行不顾，以徇近世失中之礼，亦已惑矣。然议者必将以为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于先帝之葬，于人情有所不顺。洵亦以为不然。使今俭葬而用墨子之説，则是过也。不废先王之礼，而去近世无益之费，是不过矣。子思曰：「三日而殡，凡附于身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诚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尽其诚信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则畧之。昔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汉文葬于霸陵，木不改列，藏无金玉，天下以为圣明。而后世安于太山，故曰莫如建薄葬之议，上以遂先帝恭俭之诚，下以纾百姓目前之患，内以解华元不臣之讥，而万世之后，以固山陵不拔之安如。曰：诏勅已行，制度已定，虽知不便，而不可复改，则此又过矣。盖唐太宗之葬髙祖也，欲为九丈之坟，用汉氏长陵之制，百事务从丰厚。及羣臣建议，以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之陵，髙不过六丈，而每事俭约。夫君子之为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不胜区区之心，敢辄以告，惟恕其狂易之诛，幸甚！幸甚！
韩忠献遗事，仁宗永昭陵葬且有日，忽传皇堂栋损，时诸使皆欲不问而掩之。韩公琦正色曰：“不可，果损当易之。若违葬期，侈所费，此责犹可当；若苟且掩之，后有坏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当责？”
宋史·礼志》慈圣光献皇后曹氏，元丰二年十月崩于庆寿宫，命韩缜为山陵案行使。缜言：“永昭陵北稍西地二百六十步内，取方六十五步可为山陵。”上以迫隘，诏増十步。三月十日，葬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东都事畧治平四年春正月，帝崩于福宁殿。秋八月癸酉，葬永厚陵。
文献通考》：英宗崩，遗诏山陵务从省约，所歴郡县无科率烦民。八月，葬永厚陵，礼如旧制。
名臣琬琰之集，神宗时，程颐代父上书曰：「臣闻孝莫大于安亲，忠莫先于爱主，人伦之本，无越于斯。人无知愚，靡不知忠孝之为美也。然而不以其道，则反害之。故自古为君者，莫不欲孝其亲，而多获不孝之讥；为臣者，莫不欲忠其君，而常负不忠之罪。何则？有其心，行之不得其道也。伏惟陛下以至徳承洪业，以大孝奉先帝，圣心切至，天下共知。然臣以疎贱，复敢区区冒万死以进其説者，愿陛下以至孝之心，尽至孝之道，监歴古之失。臣观秦汉而下，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养之如之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之何？然而鲜克保完其陵墓者，其故何哉？独魏文帝、唐太宗所传嗣君，能尽孝道，为之永虑，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诸简防。呜呼！二嗣君不苟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亲为心，可谓至孝矣。汉武之葬，霍光秉政，暗于大体，奢侈过度，至使陵中不复容物，赤眉之乱，遂见发掘。识者谓赤眉之暴，无异光自为之，谓其不能深虑以致后害也。二君从俭，后世不谓其
译苏洵呈给韩昭文的关于山陵（帝王陵墓）的奏书。我私下看见先帝以节俭的德行治理天下，在位四十多年，宫室和游观场所，没有任何增加，帷帐、帘幕和器皿破旧也不更换，天下人称赞颂扬，认为这是汉文帝、汉景帝也比不上的。现在先帝突然去世，臣下和有关部门却想要用末世那种毫无益处的丧葬费用，侵夺先帝让百姓休养生息所得的民力，博取厚葬的名声，却给先帝留下损害其盛大光明的名声的累赘。所以我认为当今的议论，没有比得上提倡薄葬的。我私下听说最近癸酉年的赦书颁布后，郡县没有钱财赏赐士兵，惯例都是向百姓借贷，有钱的百姓都不肯自己缴纳。于是官府用刀剑威胁，用鞭杖驱赶，为国家结下怨恨，勉强才得到钱财，小百姓无知，不知道与国家共同担忧，正像狼一样回头看而不得安宁。而山陵各项摊派征收的条例，又再次下达，估计现在不过秋冬之间，天下必将骚动不安，有无法维持生活的人。我私下认为先帝爱惜百姓如此深厚，他约束自身、厉行节俭如此极致。推究他平生的心意，并推测他去世后的意愿，那么他不希望因为山陵工程而严重困扰天下，已经很明白了。而臣下却独自进行超越礼制的花费，违背他平生的意愿，我私下认为不可取。况且假使现在府库中的财物有余，一样东西也不向百姓索取，完全依靠公家的力量来办理，以称遂臣子不忍心的情感，尚且会遭到圣人的讥讽，何况现在空虚没有一金以上的储备，不向百姓索取就无法获得，却冒然施行而不顾后果，以顺从近世不合中道的礼制，这也太糊涂了。然而议论的人一定会认为君子不因为天下而让父母节俭，以天下之大却不足以供给先帝的丧葬，在人情上有所不顺。苏洵也认为不是这样。假使现在节俭安葬而采用墨子的学说，那就是过分了。不废除先王的礼制，而去掉近世无益的费用，这就不过分了。子思说：“三天后入殓，凡是附着在身上的东西，一定要真诚守信，不要有后悔啊。三个月后下葬，凡是附着在棺材里的东西，一定要真诚守信，不要有后悔啊。”古人用来竭尽诚信的方法，不敢有丝毫省略。而除此之外，就省略了。从前华元厚葬他的国君，君子认为他不忠。汉文帝葬在霸陵，树木不改行列，墓中没有金玉，天下人认为他圣明。而后世安于泰山，所以说没有比得上建立薄葬的议论，对上以成全先帝恭敬节俭的诚意，对下以缓解百姓眼前的祸患，对内以解除华元不忠的讥讽，而万世之后，以巩固山陵不可拔除的安宁。有人说：诏令已经施行，制度已经确定，虽然知道不便，但不能再改变，这又错了。大概唐太宗安葬高祖时，想要修筑九丈高的坟，采用汉时长陵的制度，百事都追求丰厚。等到群臣建议，认为不可，于是改从光武帝的陵墓，高不过六丈，而每件事都节俭。君子执政，与其坐着看百姓艰难而重视改变法令的错误，哪里比得上改变法令来救济百姓的急难？我怀着微薄的心意，敢冒昧告知，希望宽恕我狂妄轻率的罪过，幸运极了！幸运极了！
韩忠献公轶事，仁宗永昭陵安葬日期将近，忽然传说皇堂栋梁损坏，当时各位使臣都想要不过问而掩盖它。韩琦严肃地说：“不可，如果确实损坏应当更换。如果违背安葬日期，增加费用，这责任还可以承担；如果苟且掩盖它，以后损坏而让君主产生疑心，臣下怎么承担得起责任？”
《宋史·礼志》记载，慈圣光献皇后曹氏，元丰二年十月在庆寿宫去世，任命韩缜为山陵案行使。韩缜说：“永昭陵北偏西二百六十步内，取六十五步见方可以作为山陵。”皇上认为狭窄，诏令增加十步。三月十日，安葬在永昭陵。
英宗永厚陵
《东都事略》记载，治平四年春正月，皇帝在福宁殿去世。秋八月癸酉日，安葬在永厚陵。
《文献通考》记载：英宗去世，遗诏山陵务必从简，所经过的郡县不要摊派烦扰百姓。八月，安葬在永厚陵，礼仪按照旧制。
《名臣琬琰之集》记载，神宗时，程颐代替父亲上书说：“我听说孝没有比安顿父母更大的，忠没有比爱护君主更先的，人伦的根本，没有超过这个的。人无论愚笨聪明，没有不知道忠孝是美好的。然而如果不按照正道去做，反而有害。所以自古做君主的，没有不想孝顺父母的，却多获得不孝的讥讽；做臣子的，没有不想忠于君主的，却常背负不忠的罪名。为什么呢？有这种心意，实行却不得其道。伏惟陛下以最高的德行继承大业，以最大的孝道奉侍先帝，圣心深切，天下共知。然而我因为疏远卑贱，又敢冒万死进献我的学说，希望陛下以至孝的心，尽至孝的道，借鉴历代的过失。我观察秦汉以后，做帝王的，居于天下最尊贵的地位，拥有四海之富，他们活着时奉养怎么样？他们死后安葬怎么样？然而很少能保全陵墓完整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只有魏文帝、唐太宗传给嗣君，能尽孝道，为他们长远考虑，至今安全，事迹明显，记录在简策上。唉！两位嗣君不随意崇尚奢侈以顺从自己的心意，而是以安顿父母为心，可谓至孝了。汉武帝的安葬，霍光执政，不明大体，奢侈过度，致使陵中不再能容纳物品，赤眉之乱，于是被发掘。识者说赤眉的暴行，无异于霍光自己做的，说他不能深谋远虑以致后患。两位君主从俭，后世不认为他们
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为罪人。自古以来，观此明鉴而不能行之者，无他，众议难违，人情所迫尔。苟若务合常情，遂忘逺虑，是乃厚于人情而薄扵先君也，不亦惑乎？魏文帝所作终制，及唐虞世南所上封事，皆足取法，其指陈深切，非所忍言。愿陛下取而观之，可以见明君贤臣所虑深逺。古人有言曰：『死者无终极，国家有废兴。』自昔人情，当大事之际，乃以兴废之言为忌讳，莫敢议及于此。苟循人情，辜负往者，不忠之大者也。臣窃虑陛下追念先帝圣情罔极，必欲崇厚陵寝，以尽孝心。臣愚以为违先帝之俭徳，损陛下之孝道，无益于实，有累于后，非所宜也。伏愿陛下损抑至情，深为永虑，承奉遗诏，严饬有司，凡百规模，尽依魏文之制，明器所需，皆以瓦木为之，金银铜铁珍寳竒异之物，无得入圹。然后昭示遐迩，刋之金石。如是，则陛下之孝显于无穷，陛下之明髙于旷古。至于纨帛易朽之物，亦能为患于数百年之后，汉薄后是也。或曰：山陵崇大，虽使无藏，安能信于后世？臣以为不然。天下既知之后，世必知之。臣常游秦中，歴观汉唐诸陵，无有完者，惟昭陵不犯。陵旁居人，尚能道当日俭素之事。此所以歴数百年，屡经寇乱，而独全也。夫臣之于君，犹子之扵父。岂有陛下欲厚其亲，而臣反欲薄于其君乎？诚以厚于先帝，无厚于此者也。遗簪坠履，尚当保而藏之，不敢不恭。况扵园陵，得不穷深极逺以虑之乎？陛下嗣位方初，羣臣畏威。臣苟不言，必虑无敢言者。陛下以臣言为妄而罪之，则臣死且不朽；以臣言为是而从之，则可以为先帝之福，大陛下之孝，安天下之心，垂万世之法。所补岂不厚哉？臣哀诚内激，言意狂率，愿陛下详览而深察之。天下不胜大愿。
译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为罪人。自古以来，观看此明鉴而不能实行的，没有其他原因，只是众议难以违背，人情所迫罢了。如果一味迎合常情，于是忘记长远考虑，这是重视人情而轻视先君，不也很糊涂吗？魏文帝所作的终制，以及唐代虞世南所上的封事，都值得效法，他们指陈的道理深切，令人不忍卒读。希望陛下取来观看，可以看到明君贤臣考虑深远。古人有话说：“死者没有尽头，国家却有兴衰。”自古以来的常情，在面临大事时，就把关乎兴衰的话当作忌讳，没有人敢议论到这个。如果顺从人情，辜负逝者，这是最大的不忠。我私下担心陛下追念先帝圣恩无穷，一定想要崇厚陵寝，以尽孝心。我认为这违背先帝的节俭美德，损害陛下的孝道，没有实际益处，只会给后代带来累赘，是不应该的。恳请陛下克制至深的情感，深谋远虑，秉承遗诏，严厉告诫有关部门，所有规模，全都依照魏文帝的制度，明器所需，都用瓦木制作，金银铜铁珍宝奇异之物，不得放入墓穴。然后昭示远近，刻在金石上。这样，陛下的孝心将显扬于无穷，陛下的圣明将高于千古。至于丝绸等易朽之物，也能在数百年后成为祸患，汉代的薄皇后就是例子。有人说：陵墓高大，即使没有陪葬品，怎么能取信于后世？我认为不是这样。天下人知道了之后，后世也一定会知道。我曾经游历秦中，遍观汉唐诸陵，没有完整的，只有昭陵未被侵犯。陵旁居住的人，还能讲述当时俭素的事情。这就是历经数百年，屡次遭受寇乱，却唯独保全的原因。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哪有陛下想要厚待亲人，而臣子反而想要薄待君主的呢？实在是因为厚待先帝，没有比这更厚的了。遗落的簪子鞋子，尚且应当保护收藏，不敢不恭敬。何况对于园陵，能不深思远虑吗？陛下即位之初，群臣畏惧威严。我如果不说，一定担心没有人敢说话。陛下认为我的话荒谬而治我的罪，那么我死也值得；认为我的话正确而听从，那么可以为先帝造福，光大陛下的孝心，安定天下人心，留下万世之法。所补益的难道不厚重吗？我哀痛诚心内激，言语狂妄直率，希望陛下详细阅览并深入考察。天下人不胜感激。
翰林学士范镇上奏曰：「干徳初改葬宣祖安陵之制，其深五十七尺，髙三十九尺，其下宫及兆域逺近之数，皆称于是。是时天下既定，财用滋丰，非不能崇髙侈大以示意而荣亲也。盖太祖皇帝方无事时，念深思逺，以为厚葬非礼，无益于孝，作为终制，以示后世法也。昌陵、熙陵、定陵、昭陵虽増损不一，然皆非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之意，实哀毁号慕之际，有司而为是也。昭陵之役，距今四年，中间仍以水灾，则公私事力为可知也。伏惟陛下抑哀毁号慕之情，奉太祖之中制，其今来上宫、下宫及兆域之数，愿一以安陵为祖，使国用民力得少寛裕，则四方观聴知陛下爱民念祖之心，以为初政之美。臣不胜区区之意。」《演繁露》《温公日记》记英庙山陵旧制曰：「山陵皇堂垒石为四壁，积材木于上，以卷石覆之。」神宗以材木有时而朽，则卷石必坠于梓宫，不便，更令就地为石椁以藏梓宫。总管张若水恐穿地或堕陷四壁，乃请于平地垒石为椁。及后山陵复土，梓宫入降隧道，升石椁西首，御夷牀不及地一尺而止，俟巳时一刻乃下，仍于其上布方木及盖条石，乃设御座于盖下，阖石门出，筑合隧道。案此则是神宗虑木久远必朽，朽必压，故专令卷石为椁，起自地上。石既四周卷起，交相钩鬭，永不压坏，最为坚耐。赵州石桥正用卷石法，故大水不能齧，重车不垫也。神宗虽有此防，若水董役，不敢废去旧制，故卷石之上仍铺盖木，设使盖木朽坏，而其下自有卷石承之，殆无害也。
宋史·礼志》：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髙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崩于崇庆宫。诏园陵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之制。绍圣元年四月一日葬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东都事畧元丰八年三月戊戌，帝崩于福宁殿。冬十月乙酉，葬永裕陵。
宋史·礼志》：绍圣四年，太史请迁去永裕陵禁山民冢一千三百余，以便国音。帝曰：“迁墓，得无扰乎？若无所害，则令勿迁；果不便国音，当给官钱以资葬费。”《名臣琬琰之集》：哲宗初，秘书省正字范祖禹上言：“臣闻俭葬者，圣哲之训也；奢葬者，世俗之失也。宋华元厚葬其君，君子以为不臣。汉世山陵多藏金玉，故有张释之之言、刘向之论，世所明知也。武帝在位嵗久，茂陵中物无所容，霍光不达大体，以厚葬为爱君，无所减损，从而益之，故西汉之末，唯霸陵独完。葬之厚薄，祸福可覩矣。臣诚知国家山陵送往俭于前代，然犹以为言者，欲于俭省之制，损之又损，使天下知其中无所有，见其中无可欲，则万世之利也。臣昔者伏见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有缄封皮匣纳之方中者甚多，皆出于禁中，人莫得而知也。臣愚以为如此之类，无益于先帝，窃恐沿袭故事，犹或藏之。推此类以损之，必犹有可损者也。昔周太祖将终，戒世宗曰：‘昔我西征，见唐十八陵无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勿作石羊、虎、人、马，唯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如或吾违，吾不福汝。周祖生于五季之末，非有前圣之识，而其葬乃如太古，此其志贤于秦始皇逺矣。近事不逺，即本朝所代也。臣以为周祖惩唐奢葬，故以俭薄矫之，然以天子之丧而几于臝葬，则太偪而不可为继。今惟于俭制之中加省约焉，可也。臣顷在书局，未尝敢越职言朝廷得失，今非职而言者，窃以先帝之服，臣子所同也；先帝之葬，四海所共也。臣身服先帝之服，预先帝之葬，知其不合于礼而不言，忧其或过于厚而不以告，臣所不能已也。臣尝采唐事为《唐鉴》数百篇，欲献之先帝，属先帝不豫，未及上，其中一篇论厚葬，一篇论丧服，輙不自揆，谨録上进，庶几观古以知今，少裨万一焉。干冒旒扆，臣无任惶惧俟罪之至。
元符初，著作郎周常上疏言：「祖宗诸陵器物止用涂金服饰，又无珠玉，盖务质素，昭示训戒。自裕陵至宣仁后寝宫，乃施金珠，愿收贮景灵殿，以遵遗训。」诏置之
译翰林学士范镇上奏说：“乾德初年改葬宣祖安陵的制度，墓穴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其下宫及兆域远近的尺度，都与此相称。当时天下刚刚平定，财物用度日益丰裕，并非不能通过崇高大肆来显示威仪以荣耀亲人。这是因为太祖皇帝在天下无事之时，深思远虑，认为厚葬不合礼制，对尽孝没有益处，因此制定丧葬制度，以作为后世的法则。昌陵、熙陵、定陵、昭陵虽然增减不一，但都不符合太宗、真宗、仁宗大行皇帝的本意，实在是因为他们在哀痛毁伤、哭号思慕之际，由主管官员这样办理的。昭陵的工程，距今已有四年，期间又遭遇水灾，那么公私财力人力消耗之大可以想见。恳请陛下抑制哀痛毁伤、哭号思慕的情感，奉行太祖制定的适中制度，如今上宫、下宫及兆域的尺度，希望一律以安陵为准则，使国家用度和民力得以稍微宽裕，那么四方观听之人就会知道陛下爱民念祖的心意，认为这是初政的美德。臣不胜微末之意。”
《演繁露》和《温公日记》记载英宗山陵旧制说：“山陵皇堂用石头垒砌四壁，在上面堆积木材，用卷石覆盖。”神宗认为木材有时会同腐朽，那么卷石必定会坠落到梓宫上，不方便，便下令就地制作石椁来安葬梓宫。总管张若水担心挖地可能导致四壁塌陷，于是请求在平地上垒石为椁。后来山陵覆土，梓宫进入隧道，升到石椁西首，御用夷床离地不到一尺便停下，等到巳时一刻才放下，仍然在其上铺设方木和盖条石，然后在盖石下设置御座，关闭石门出来，填筑合拢隧道。查考此事，则是神宗顾虑木材长久必定腐朽，腐朽必定会压坏梓宫，所以专门下令用卷石做椁，从地面上垒起。石头既然四周卷起，互相钩连咬合，永远不会被压坏，最为坚固耐用。赵州石桥正是使用卷石法，所以大水不能冲刷侵蚀，重车也不会使桥塌陷。神宗虽然有此防备，张若水督造工程，不敢废除旧制，所以在卷石之上仍然铺盖木材，即使盖木朽坏，其下自有卷石承托，大概没有害处。
《宋史·礼志》：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在崇庆宫去世。下诏园陵依慈圣光献太皇太后的制度。绍圣元年四月一日葬于永厚陵。
神宗永裕陵
《东都事略》：元丰八年三月戊戌日，皇帝在福宁殿去世。冬十月乙酉日，葬于永裕陵。
《宋史·礼志》：绍圣四年，太史请求迁走永裕陵禁山内的一千三百多座民冢，以便符合国音（风水音律）。皇帝说：“迁墓，难道不会打扰百姓吗？如果没有什么妨害，就命令不要迁走；如果真的不利于国音，应当拨付官钱资助丧葬费用。”
《名臣琬琰之集》：哲宗初年，秘书省正字范祖禹上言：“我听说节俭安葬，是圣哲的训诫；奢侈安葬，是世俗的过失。宋国的华元厚葬其君，君子认为他不忠。汉代山陵多藏金玉，所以有张释之的言论、刘向的论述，这是世人所明知的。汉武帝在位时间长久，茂陵中的物品无处容纳，霍光不通晓大体，把厚葬当作爱戴君主，没有减损，反而增加，所以西汉末年，只有霸陵独自完好。安葬的厚薄，祸福可以看见。我确实知道国家山陵送葬比前代节俭，然而我还是这样说，是想在节俭的制度上，再减损一些，使天下人知道其中没有什么东西，看见其中没有什么可贪欲的，这就是万世的利益。我从前曾见仁宗皇帝葬于昭陵，有密封皮匣放入棺中的很多，都出自宫中，外人不得而知。我愚昧地认为像这类东西，对先帝没有益处，私下担心沿袭旧例，仍然会藏放。推究这类事情来减损，必定还有可以减损的。从前周太祖将要去世时，告诫世宗说：‘从前我西征，看见唐朝十八座陵墓没有不被发掘的，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多藏金玉的缘故。我死后，应当用纸衣穿裹，用瓦棺收敛，不要制作石羊、石虎、石人、石马，只在陵前刻石。’说周天子平生喜好节俭，遗令用纸衣、瓦棺，继位的天子不敢违背。如果违背，我不保佑你。周祖生于五代末期，没有前代圣人的见识，而他的安葬却像太古时代，这比秦始皇贤明得远了。近事不远，就是本朝所取代的。我认为周祖惩戒唐朝奢侈安葬，所以用俭薄来矫正，然而以天子的丧事几乎达到裸葬，则太过逼迫而不可继承。现在只在俭制之中加以节省，就可以了。我最近在书局，未曾敢越职谈论朝廷得失，现在非本职而言，私下认为先帝的丧服，臣子所共同穿戴；先帝的安葬，四海所共同关注。我身穿先帝的丧服，参与先帝的安葬，知道不合于礼而不说，担忧或许过于丰厚而不告知，是我不能停止的。我曾经采集唐朝事迹写成《唐鉴》数百篇，想献给先帝，恰逢先帝身体不适，来不及上呈，其中一篇论厚葬，一篇论丧服，便不自量力，谨录上进，希望观察古代以知晓当今，稍微补益万一。冒犯天颜，臣不胜惶恐，等待治罪。”
元符初年，著作郎周常上疏说：“祖宗诸陵器物只用涂金服饰，又没有珠玉，大概是追求质朴素净，昭示训诫。自从裕陵到宣仁后寝宫，竟然施用金珠，希望收贮于景灵殿，以遵行遗训。”下诏放置在那里。
奉宸库。
宋史·礼志》神宗钦圣宪肃皇后向氏，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十三日崩。太常寺言：「大行皇太后山陵一行法物，宜依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故事。」皇堂之制：下深六十九尺，面方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明髙二丈一尺。鹊台二，各髙四十一尺。乳台二，各髙二丈七尺。神墙髙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永裕陵。
译奉宸库。
《宋史·礼志》记载：神宗钦圣宪肃皇后向氏，于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十三日崩逝。太常寺上言：“已故皇太后的陵墓所需各项仪仗器物，应当依照元丰二年慈圣光献皇后的先例。”皇堂的规制：向下深度六十九尺，上方边长二丈五尺。石地穴深一丈，内部高度二丈一尺。鹊台两座，各高四十一尺。乳台两座，各高二丈七尺。神墙高一丈三尺。五月六日葬于永裕陵。
宋史·后妃传》钦成朱皇后，生哲宗，崇宁元年二月薨，追册为皇后，陪葬永裕陵。钦慈陈皇后，生徽宗，帝崩，守陵殿，未几薨，建中靖国元年追册为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东都事畧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宁殿。七月壬寅，葬永泰陵。
礼志：哲宗崩，徽宗即位，诏山陵制度并如元丰。名臣琬琰之集，陈瓘乞悯恤山陵人夫，疏曰：「臣闻唐穆宗山陵，久雨时寒，役人饥冻，颇甚至有持锸抱篲而死者。敬宗悯之，于是治路人夫各赐之绢。臣谓绢者有限之物，岂得人人而与之？兼诸色应奉之人，例皆劳苦，所可矜者，非特治路人夫而已也。国家自裕陵以前，大事既毕之后，即降徳音，下两京等处，凡干应奉之人，悉防恩恤，惠而不费，非赐绢之比也。乃者泰陵应奉之人，縁雨水异常，州县督责甚扵他时，所以叙其情而悯其劳者，亦宜加厚。惟陛下留意。」《东都事畧》：昭怀皇后刘氏，政和元年崩，陪葬永泰陵。礼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绍兴元年四月崩，以遗诏择近地权殡，俟息兵归葬园陵。梓宫周身勿拘旧例，以为他日迁祔之便。六月殡于防稽上亭乡欑宫，方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尺，明器止用铅锡，置都监巡检一贠，卫卒百人。
朝野杂记》国朝自宣祖葬河南之永安，其后六圣皆祔。绍兴元年，昭慈圣献皇后崩于越州，遣告权宜择地欑殡，▯军事宁息，归葬园陵。梓宫所周于身，以为他日迁奉之便。于是权殡扵防稽县之上皇村，以香火院为恭宁寺。昭慈之丧，以同知枢密院事李囘为总防使，刑部尚书胡直孺为桥道顿递使，神武左军都统韩世忠为总管，内侍杨公弼为都监。调三衙神武辎重、越州卒千三百人穿复土，不置五使。永裕、显仁亦如之。至髙宗山陵，始备五使如典礼。
挥麈録》：昭慈圣献皇后升遐，欲建山陵。外祖曽公行议以为：“帝后陵寝今存伊洛，不日复中原，即归祔矣。宜以欑宫为名。”佥以为当用之。
徽宗永祐陵
东都事畧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绍兴五年四月乙未，帝崩。十二年八月乙丑，归殡于龙徳宫。十月丙寅，葬永祐陵。
闻见録》绍兴己未春，徽宗梓宫归，宰臣上陵名永固。有王铚者言：「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秘书省参考，如铚言，遂改名永祐。然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防同曰康陵，本朝顺祖亦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曰定陵，本朝翼祖亦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皇后同曰安陵，本朝宣祖亦曰安陵；唐太宗曰昭陵，本朝仁宗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曰永泰陵，唐元宗曰泰陵，本朝哲宗亦曰永泰陵。盖本朝陵名犯前代陵名者不一，祖宗以来不避也。《挥麈録》绍兴戊午，徽宗梓宫南归，有日秦丞相当国，请以永固名陵。先人建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之，不可犯。」秦大怒，几蹈不测。后数年，易曰永祐。
朝野杂纪》徽宗梓宫将还，宰相秦桧白令侍从、台谏、礼官、尚书省集议。灵驾既还，当崇奉陵寝。或称欑宫，礼部贠外郎眉山程敦厚希桧意，独上奏言：「仍欑宫之旧称，则莫能示通和之大信；用因山之正典，则若忘存本之后图。臣以为宜勿徇虚名，而当示大信。」于是议者，工部尚书莫将等乃言：「太史称嵗中不利大葬，请用明徳皇后故事，权欑许之。」议状逺引明徳，而近舍昭慈，似有所避也。其后髙宗遣告，亦称欑宫，迄今循为故事。徽宗初葬五国城，后七年，金人乃以梓宫还行在。梓宫至，寓于龙徳别宫，以故待漏院为之，在行宫南门外之东。帝后异殿。先是，选人杨纬献书于执政李光，以梓宫可还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亦遗书谏官曽统，奏乞命大臣取神榇之最下者斲而视之，然后奉安。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有司预制衮冕翚衣以往，至则纳欑中，不改敛。永祐陵在昭慈欑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二十▯。欑宫嵗用祠祭钱八千四百余缗，修缮钱五千缗。
东都事畧显恭皇后王氏，徽宗
译《宋史·后妃传》：钦成朱皇后，生下哲宗，崇宁元年二月去世，追册为皇后，陪葬永裕陵。钦慈陈皇后，生下徽宗，皇帝驾崩后，她守护陵殿，不久去世，建中靖国元年追册为皇太后，陪葬永裕陵。
哲宗永泰陵
《东都事略》：元符三年春正月己卯日，皇帝在福宁殿驾崩。七月壬寅日，安葬于永泰陵。
《礼志》：哲宗驾崩，徽宗即位，下诏山陵制度全部依照元丰年间。《名臣琬琰之集》记载，陈瓘请求怜悯体恤山陵役夫，上疏说：“臣听说唐穆宗山陵时，久雨时寒，役人饥寒交迫，甚至有很多拿着铁锹、抱着扫帚而死的人。唐敬宗怜悯他们，于是给修路役夫每人赐绢。臣认为绢是有限的物资，怎能人人给予？况且各种应役之人，向来都劳苦，值得怜悯的，不只是修路役夫而已。国家自裕陵以前，大事完毕后，就降下德音，下达两京等地，凡是应役之人，都给予恩恤，施惠而不耗费，不是赐绢所能比拟的。近来泰陵应役之人，因为雨水异常，州县督责比平时更严，所以陈述他们的情状而怜悯他们的劳苦，也应当加厚恩赐。希望陛下留意。”《东都事略》：昭怀皇后刘氏，政和元年去世，陪葬永泰陵。《礼志》：昭慈圣献皇后孟氏，绍兴元年四月去世，根据遗诏选择近地暂殡，等待战事平息后归葬园陵。棺木周身不依循旧例，以便日后迁祔。六月暂殡于会稽上亭乡攒宫，方圆百步，下宫深一丈五尺，明器只用铅锡，设置都监巡检一人，卫卒百人。
《朝野杂记》：本朝自宣祖葬于河南永安，其后六位圣君都附葬。绍兴元年，昭慈圣献皇后在越州去世，派遣使者告知暂宜择地攒殡，待军事安宁，归葬园陵。棺木周身不依循旧例，以便日后迁奉。于是暂殡于会稽县上皇村，将香火院改为恭宁寺。昭慈的丧事，以同知枢密院事李回为总护使，刑部尚书胡直孺为桥道顿递使，神武左军都统韩世忠为总管，内侍杨公弼为都监。调集三衙神武辎重、越州卒一千三百人穿筑覆土，不设五使。永裕、显仁陵也如此。到高宗山陵，才开始完备五使如典礼。
《挥麈录》：昭慈圣献皇后升遐，打算建山陵。外祖曾公行议认为：“帝后陵寝如今存在伊洛，不久收复中原，就归附葬了。适宜以攒宫为名。”众人都认为应当采用。
徽宗永祐陵
《东都事略》：靖康二年三月丁巳日，道君皇帝北狩。绍兴五年四月乙未日，皇帝驾崩。十二年八月乙丑日，灵柩归殡于龙德宫。十月丙寅日，安葬于永祐陵。
《闻见录》：绍兴己未年春，徽宗梓宫归来，宰臣上奏陵名为永固。有王铚的人说：“触犯后魏明帝、后周文宣二后陵名。”下交秘书省参考，如王铚所言，于是改名永祐。然而汉平帝后、汉殇帝、十国刘昶同称康陵，本朝顺祖也称康陵；后魏明帝、后周宣帝、唐中宗同称定陵，本朝翼祖也称定陵；前汉惠帝、唐懿宗皇后同称安陵，本朝宣祖也称安陵；唐太宗称昭陵，本朝仁宗称永昭陵；后魏宣武后称永泰陵，唐元宗称泰陵，本朝哲宗也称永泰陵。大概本朝陵名触犯前代陵名的不止一处，祖宗以来不避讳。《挥麈录》：绍兴戊午年，徽宗梓宫南归，当时秦桧当国，请求以永固命名陵寝。先人进言：“北齐叱奴皇后实名之，不可触犯。”秦桧大怒，几乎遭遇不测。几年后，改称永祐。
《朝野杂纪》：徽宗梓宫将要归还，宰相秦桧禀告令侍从、台谏、礼官、尚书省集议。灵驾既还，应当崇奉陵寝。或称攒宫，礼部员外郎眉山程敦厚迎合秦桧心意，独自上奏说：“仍用攒宫的旧称，则不能显示通和的大信；用因山的正典，则似乎忘记存本的后图。臣认为应当不徇虚名，而应当显示大信。”于是议论者，工部尚书莫将等于是说：“太史称岁中不利大葬，请用明德皇后故事，权且攒宫，允许了。”议状远引明德，而近舍昭慈，似乎有所避讳。其后高宗派遣使者告知，也称攒宫，迄今循为故事。徽宗初葬五国城，后七年，金人于是将梓宫还送行在。梓宫到，寄寓于龙德别宫，以故待漏院为之，在行宫南门外之东。帝后异殿。先前，选人杨纬献书于执政李光，以梓宫可还真伪未辨。左宣义郎王之道也遗书谏官曾统，奏乞命大臣取神榇之最下者斫而视之，然后奉安。既而礼官请用安陵故事，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有司预制衮冕翚衣以往，至则纳攒中，不改敛。永祐陵在昭慈攒宫西北五十步，用地二百二十亩。攒宫岁用祠祭钱八千四百余缗，修缮钱五千缗。
《东都事略》：显恭皇后王氏，徽宗
即位，册为皇后，生钦宗，崩，葬永裕陵之次。明达皇后刘氏，册拜贵妃，政和三年薨，徽宗追册为皇后，陪葬惠恭皇后园。明节皇后刘氏，由才人进位贵妃，宣和三年薨，追册为皇后，与明达并园。
译即位后，册立为皇后，生下钦宗，去世后，安葬在永裕陵旁边。明达皇后刘氏，被册封为贵妃，政和三年去世，徽宗追册她为皇后，陪葬在惠恭皇后的陵园。明节皇后刘氏，由才人晋升为贵妃，宣和三年去世，追册为皇后，与明达皇后合葬于同一陵园。
宋史·后妃传》郑皇后从上皇幸青城，北迁，留五年，崩于五国城，諡显肃，梓宫归入境，承之以椁，纳翚衣其中，与徽宗合欑于防稽永祐陵。韦贤妃，髙宗母，从上皇北迁，绍兴七年，遥尊为皇太后，十二年归临安，居慈宁宫，崩，諡曰显仁，欑于永祐陵之西。
朝野杂纪》显仁皇后欑宫在显肃宫之西十九步。二欑宫旧未有禁地，显仁既葬，始立四隅，以二十里为禁城，凡民居、丘墓皆迁之。
文献通考》显仁皇太后韦氏崩，祔于永祐陵欑宫。诏两欑宫禁地内有迁士庶坟冢屋宇及收买士庶田产山林地段，专委守臣同检察官陵所欑置，告谕先估定实直倍数支还，取人户领，毋令人吏乞覔骚扰。殿中侍御史汪彻言：「窃惟欑宫之地，旧占百步，去冬新立四隅囘环，不啻二十里，居民悉已迁徙，屋庐悉已毁撤，寸土尺木率居于官，今皆为禁地，而士庶丘陇错杂其中。隂阳家流或谓尽宜挑去，以肃静陵域，且有内将外从、天柱门三男之说；或谓暂为欑宫，不必挑去。是故上贻圣虑，命臣躬亲前去看定。臣遵奉睿训，周视四隅，见得士庶坟冢原计九百三十八穴，除近已挑去一百七十二穴外，有七百六十六穴见存。窃以欑宫经今三十余年，无有议其非者，今二十里之内乃云尽令挑移，始有纷纷之论。太史局各守其说，皆虚诞浮诬，不可取信。臣请以史传及祖宗故事明之：秦樗里子死，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嵗是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直其墓，且以天子之宫密近，而当时不闻迁其墓也。以今观之，一百二十七穴业已挑去而筑实之，无可奈何，而见存七百六十六穴累累相望，虽山林掩蔽，皆在禁地。若一旦悉令挑去，恐顿泄地气，兼于人情有所未安。欲下绍兴府专委守臣出榜，备坐宫陵制内所载晓谕民间：如对界内旧坟有愿迁出，仰召保闻说，经府自陈，令巡尉监视聴其迁出；不愿者仍旧从之。」
梅溪集》王十朋代越帅王佐尚书上疏曰：「臣窃见欑宫修造，每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率以为常。此固陛下奉先极孝之心，臣子所宜奉行而不懈也。然臣窃谓陵寝所在，神灵是依，神道贵幽，理宜安静。若频嵗修造，不无震惊。故古不修墓，圣人非薄于其亲，意谓宁亲莫如宁神，是乃孝之大者。今欑宫栋宇已固，器用已备，松柏已茂，陛下崇奉之心，亦可谓至矣。臣欲乞自今已后，不必以三年大修，每年小修为拘，但令本府常预备瓦石工匠之类，以俟不时之须。凡栋宇或损则更之，器用或旧则新之，松柏或枯则补之。如是则工役不繁，而丹雘常新，嵗月寖久，而陵庙愈安，以昭先帝俭徳之恭，以称陛下宁神之孝，不胜幸甚。」
钦宗永献陵
朝野杂纪》钦宗之丧，举哀于天章阁南，以学士院为几筵殿，遥上陵，名曰永献。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寝地，金人许以迁奉，且并归靖康梓宫，朝廷难之。金人乃以礼陪葬于巩县云。
文献通考》孝宗乾道六年，以起居郎范成大为祈请使之金，请陵寝地。先时上赐宰臣陈俊卿手札曰：“朕痛念祖宗陵寝沦于河洛四十余年，今欲特遣泛使就彼祈请，卿以为如何？可密奏来。”俊卿以为未可，坐罢相，知福州。乃遣成大行，令学士院草国书，以陵寝所在欲求河南地为辞。成大将行，秘书少监李焘等皆不以为然。国子博士丘崈轮对论其无益，啓侮。上不乐曰：“卿家祖先坟墓为人占据，莫亦须理防否？”荅云：“臣但诉之，不能告之。”上赫怒。成大既出疆，使还其国书云：“和约再成，界山河以如旧。”缄音遽至，指巩洛以为言，援曩时无用之文，续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废祀，欲伸追逺之怀，止可奉迁，即俟刻期之报。至若未归之旅柩，亦当并发于行涂。明年遣赵惟贺金主生辰，复附国书畧曰：“惟列圣久安之陵寝，既难一旦而骤迁，则靖康未返之衣冠，岂敢先期而独请？”其后金人徙葬钦宗于巩原，而荆襄谍报乃谓金以十万骑奉还陵寝。比来中外汹汹，边塞咸请
译《宋史·后妃传》记载：郑皇后跟随太上皇前往青城，随后北迁，滞留五年，在五国城去世，谥号为显肃。她的棺椁运回境内后，用外棺承托内棺，将绘有雉鸟纹饰的礼服放入其中，与徽宗合葬于绍兴永祐陵。韦贤妃是高宗的母亲，跟随太上皇北迁，绍兴七年，朝廷遥尊她为皇太后，绍兴十二年回到临安，居住在慈宁宫，去世后，谥号为显仁，合葬于永祐陵西侧。
《朝野杂纪》记载：显仁皇后的合葬宫位于显肃皇后合葬宫以西十九步。两座合葬宫原先没有划定禁地，显仁皇后下葬后，才开始划定四个角落，以二十里为禁城范围，所有的民居、坟墓都予以迁移。
《文献通考》记载：显仁皇太后韦氏去世，附葬于永祐陵合葬宫。皇帝下诏，在两合葬宫禁地内迁移士人百姓的坟墓房屋，以及收购士人百姓的田产、山林、地段，专门委派守臣会同检察官陵所的官员处理，告知百姓先估算出实际价值的倍数予以偿还，由人户领取，不要让人吏借机索求骚扰。殿中侍御史汪彻进言说：“我私下认为，合葬宫用地，原先只占百步，去年冬天新划定四个角落环绕，不止二十里，居民都已迁徙，房屋都已拆除，寸土尺木都归于官府，现在都成了禁地，而士人百姓的坟墓交错混杂其中。阴阳家流派有人说都应当挖掘清除，以肃清陵域，并且有内将外从、天柱门三男的说法；有人说暂作合葬宫，不必挖掘清除。因此给圣上带来忧虑，命令臣亲自前往查看确定。臣遵奉圣旨，巡视四周，发现士人百姓的坟墓原计九百三十八穴，除去最近已挖掘清除的一百七十二穴外，还有七百六十六穴现存。我私下认为，合葬宫至今三十多年，没有人议论其不当，现在二十里之内却说尽数迁移，才开始有纷纷议论。太史局各自坚持己见，都是虚妄荒诞的诬言，不可取信。臣请求用史传及祖宗旧例来阐明：秦国的樗里子死后，葬在渭南章台东边，说‘百年后这里应当有天子宫殿夹着我的墓’。到汉朝兴起，长乐宫在东边，未央宫在西边，武库正对着他的墓，况且因为天子宫殿靠近，当时也没听说迁移他的墓。以现在来看，一百二十七穴已经挖掘清除并填实，无可奈何，而现存的七百六十六穴接连相望，虽然被山林掩蔽，都在禁地内。如果一旦全部命令挖掘清除，恐怕顿时泄露地气，兼之在人情感上有所不安。想要下达绍兴府，专门委派守臣出榜，详细列举宫陵制度内所载内容晓谕民间：如果对界内旧坟愿意迁出，仰仗召保闻说，经府自行陈述，让巡尉监视听任其迁出；不愿意的仍旧听任其存在。”
《梅溪集》记载：王十朋代越州帅王佐尚书上疏说：“臣私下看到合葬宫修造，每年一次小修，三年一次大修，一直作为常规。这固然是陛下奉养祖先极尽孝心的表现，臣子应当奉行而不松懈。然而臣私下认为，陵寝所在，神灵依附，神道贵在幽静，按理应当安静。如果频繁修造，不免震惊神灵。所以古人不修墓，圣人并非轻视亲人，意思是安顿亲人不如安顿神灵，这才是孝道中最大的。现在合葬宫栋梁房屋已经坚固，器具用品已经完备，松柏已经茂盛，陛下崇奉的心意，也可以说是到了极致。臣请求从今以后，不必拘泥于三年大修、每年小修的规定，只让本府常备瓦石工匠之类，以备不时之需。凡是栋梁房屋有损坏的就更换，器具用品有陈旧的就更新，松柏有枯萎的就补种。这样则工役不繁杂，而丹漆彩绘常新，岁月渐久，而陵庙愈安，以彰显先帝节俭恭谨的德行，以称颂陛下安顿神灵的孝心，不胜荣幸。”
钦宗永献陵
《朝野杂纪》记载：钦宗的丧事，在天章阁南面举哀，以学士院为几筵殿，遥祭陵墓，命名为永献。等到乾道年间，朝廷派遣使者寻求陵寝用地，金人答应迁移供奉，并且一并归还靖康年的棺椁，朝廷对此感到为难。金人于是以礼陪葬于巩县。
《文献通考》记载：孝宗乾道六年，任命起居郎范成大作为祈请使前往金国，请求陵寝用地。先前皇上赐给宰相陈俊卿手札说：“我痛念祖宗陵寝沦陷在河洛地区四十多年，现在想特别派遣泛使去那里祈请，你认为如何？可以秘密上奏来。”陈俊卿认为不可，因此被罢免宰相职务，出任福州知州。于是派遣范成大前往，命令学士院起草国书，以陵寝所在地想要寻求河南土地为辞。范成大将要出发，秘书少监李焘等人都认为不对。国子博士丘崈轮对流对议论其无益，会招致侮辱。皇上不高兴说：“你家祖先坟墓被人占据，难道也不须要理防吗？”回答说：“臣只敢诉说，不能控告。”皇上勃然大怒。范成大已经出使边境，使者归还其国书说：“和约再次达成，边界山河如同旧日。”缄封的音信迅速到来，指着巩洛一带来说话，援引过去无用的文书，延续今日已经盟好的友好关系。既然说废除祭祀，想要伸展追念远祖的情怀，只可迁移供奉，就等待刻期回报。至于尚未归还的旅柩，也应当一并发出在路途上。第二年派遣赵惟贺金主生辰，又附国书略说：“只有列圣长久安息的陵寝，既然难以一旦骤然迁移，那么靖康未返回的衣冠，岂敢提前独自请求？”后来金人将钦宗迁葬于巩原，而荆襄的谍报却说金国以十万骑兵护送归还陵寝。近来内外喧扰，边塞都请求
増戍，后卒无事。中兴记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天下，诏永安军祖宗陵寝、西京应天禅院、防圣宫影殿西坟，可差西京留守及台官一贠，日下前去躬亲省视，如合修奉去处，一面措置，仍密具奏闻。南坟委汝州守臣依此【演繁露：宗子自袝葬山陵之外，又有南坟、西坟】
译增派戍守兵力，后来最终没有发生事端。《中兴记》记载，建炎元年五月一日大赦天下，下诏说：永安军境内的祖宗陵寝、西京应天禅院、奉圣宫影殿以及西坟，可以派遣西京留守及台官一人，立即前往亲自巡视，如果发现有应当修缮供奉的地方，就一并安排处理，并且秘密详细上奏禀报。南坟则委托汝州守臣依照此例办理。
文献通考》建炎元年五月，诏河南府镇抚使翟兴，▯结本处义兵，保防祖宗陵寝。
北盟防编绍兴九年二月，以赵士防为朝陵使，兵部侍郎张焘副之。士防、焘往西京朝陵，日延见父老，宣布天子徳意。迨至柏城，披鉏荆▯，随宜葺治，展敬成礼而还。五月囘行在，入对。焘具劄子奏曰：「臣窃惟国家遭百六之灾，祸流海宇，上及山陵。臣等恭谒栢城，至于恸哭。祖宗在天之灵，震怒已久。躬行天讨，得无望于陛下？」上问：「诸陵寝若何？」焘不对，惟言：「万世不可忘此讐。」上为黯然。
文献通考》时，方庭实为三京、淮北宣谕使，至西京，先朝谒陵寝，见永昌而下皆遇惊犯，泰陵至暴露，庭实解衣覆之，归日痛哭流涕，为上言之，由是大忤秦桧。十月，礼部言永安军等处今已收复，委知军诣诸
陵逐位检视，除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园陵内并无损动。内永安、永昌、永熙陵神台茔列，损枳、橘、栢、株、木，未敢一面擅行补饰。合就差所委修饰官奏告行礼，诏令河南府委官如法补饰，不得灭裂。
宋史·理宗纪》端平元年春正月，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春按循故壤，请奉先县汛埽祖宗陵寝。三月，诏遣太常寺主簿朱▯祖、閤门祗▯林拓诣洛阳省谒八陵。四月，诏遣朱复之诣八陵相度修奉。八月，朱▯祖、林拓朝谒八陵囘，以图进。上问诸陵相去几何，及陵前涧水，新复▯祖悉以对。上忍涕叹息。
读礼通考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九十二。刑部尚书徐干学撰。葬考十一。
山陵五
髙宗永思陵
文献通考》淳熙十四年，髙宗崩，欑永思陵。诏欑宫遵遗诏，务从俭约。凡修营百费，并従内库及封桩钱物，毋侵有司经常之费。诸路监司州军府监，止进慰表，其余礼并免。仍不得以进奉欑宫为名，有所贡献。赵忠定公奏议：窃惟祖宗陵寝皆在洛阳，累朝制度具存。典礼惟绍兴中徽宗皇帝梓宫既还，未能归葬，故一时欑奉权在防稽。虽寝卫之制已严，而山陵之土未复，规制浅薄，可为深忧。窃闻当时议者之言，欲俟恢复疆土之后，奉迎灵驾归祔永昌。迹其本谋，初若甚善，然荏苒嵗月，易致因循。正使克复西都，岂宜再议迁改？今大行皇帝山陵命使逺曰有期，陛下笃于送终，动遵礼训。臣谓与其慕虚名而受实害，孰若及时深藏固防，永为无穷之计也？昔舜都蒲坂，葬于苍梧；禹都平阳，葬于防稽。皆因巡狩不反，遂即其地而葬。帝王之事，岂不可法？伏愿逺遵虞夏，近法汉文，因山为陵，务极深厚。金银之饰，悉用迸除，使千万世永絶后害。则陛下之所以事其亲者，自始及终，皆可以无憾矣。汝愚又论山陵乞遵用七月之制疏曰：伏闻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奏欑。臣仰惟陛下大孝始终，逺追三代，方将以衰绖行三年之丧，思穷所以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礼犹用权宜。嵗月推迁，臣所甚惧。臣闻之礼曰：「夫丧不可不深长思也。」又曰：「葬者藏也。」今太上皇帝梓宫虽已奉欑，要非久计。况两京在逺，道路阻脩，正使克复有期，岂宜更议迁改？孰若考据古▯，及时而葬，以图万世之安也？又礼曰：「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本朝故事亦皆用七月。伏望检照臣昨来所奏，断自圣意，遵用累朝典礼，议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务存深厚，不必过为开广以藏无用之物。此去三月间尚可营办。如此则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可以永安，陛下事亲送终之礼深长。之思，皆可以无憾矣。臣逺守藩，符山陵重事，岂宜轻议？而情切意迫，不容但已。谨昧死奏闻。
思陵録，王相淮拟太上陵名凡五：永绍、永兴、永阜、永寿、永思。上防用永思。
文献通考》按：行使萧燧等言，相视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系在徽宗皇帝欑殿篱围之外，正西北，显仁皇后欑殿近上正西南，乞差官覆按施行。诏户部侍郎叶翥充覆按使。
思陵録。思陵上宫为献殿，三门六椽，中间阔一丈六尺，两间各一丈二尺，其深三丈。后为▯
译《文献通考》记载，建炎元年五月，下诏命河南府镇抚使翟兴，集结当地义兵，保卫防御祖宗陵寝。
《北盟会编》记载，绍兴九年二月，任命赵士防为朝陵使，兵部侍郎张焘为副使。赵士防、张焘前往西京朝拜陵寝，每日接见父老乡亲，宣示天子的恩德意旨。到达柏城后，清除荆棘，因地制宜地修缮整治，完成致敬礼仪后返回。五月回到行在，入宫奏对。张焘呈上奏章说：“臣私下认为，国家遭遇百六之灾，祸乱遍及海内，上及山陵。臣等恭敬地拜谒柏城，以至于痛哭流涕。祖宗在天之灵，震怒已久。亲自奉行天讨，难道不期望陛下这样做吗？”皇上问：“各陵寝情况如何？”张焘不回答，只说：“万世不可忘记此仇。”皇上因此黯然神伤。
《文献通考》记载，当时，方庭实担任三京、淮北宣谕使，到达西京，先朝拜陵寝，看见永昌陵以下都遭受惊扰侵犯，泰陵甚至暴露在外，方庭实脱下衣服覆盖在上面，回来后每日痛哭流涕，向皇上陈述此事，因此大大触怒了秦桧。十月，礼部上言，永安军等处如今已经收复，委派知军前往各陵逐一检视，除去永定、永昭、永厚、永裕、永泰园陵内并没有损坏动摇。其中永安、永昌、永熙陵的神台茔列，损坏了枳、橘、柏等树木，不敢擅自进行补修装饰。应当差遣所委派的修饰官奏告行礼，下诏命令河南府委派官员依法补修装饰，不得敷衍了事。
《宋史·理宗纪》记载，端平元年春正月，史嵩之发布露布宣告金朝灭亡，派遣郭春巡视故土，请求奉先县清扫祖宗陵寝。三月，下诏派遣太常寺主簿朱晞祖、閤门祗候林拓前往洛阳省视拜谒八陵。四月，下诏派遣朱复之前往八陵相度修奉。八月，朱晞祖、林拓朝拜八陵返回，进献陵寝图。皇上问各陵相距多远，以及陵前涧水的情况，新复的朱晞祖全部回答。皇上含泪叹息。
《读礼通考》卷九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
《读礼通考》卷九十二。刑部尚书徐干学撰。葬考十一。
山陵五
高宗永思陵
《文献通考》记载，淳熙十四年，高宗驾崩，葬于永思陵。下诏规定葬宫遵循遗诏，务必崇尚节俭。凡是修建营葬的各项费用，都从内库及封桩钱物中支出，不得侵占有司的常规经费。各路监司州军府监，只进献慰表，其余礼仪一概免除。仍不得以进奉葬宫为名，有所贡献。赵忠定公奏议说：“臣私下认为，祖宗陵寝都在洛阳，历代制度完备存在。典礼中只有绍兴年间徽宗皇帝梓宫虽然运回，未能归葬，所以一时权宜葬在绍兴。虽然寝卫的制度已经严密，但山陵的土地尚未收复，规制浅薄，令人深深忧虑。私下听说当时议论的人说，想要等到恢复疆土之后，奉迎灵驾归葬永昌陵。追溯其本意，起初似乎很好，然而岁月流逝，容易滋生因循苟且。即使能够收复西都，难道适宜再议论迁改吗？如今大行皇帝的山陵命使远行已有期限，陛下笃行送终之礼，举动遵循礼教训诫。臣认为，与其追求虚名而遭受实害，哪比得上及时深藏固守，作为长久之计呢？昔日舜都蒲坂，葬于苍梧；禹都平阳，葬于会稽。都是因为巡狩未归，于是就地安葬。帝王之事，难道不可以效法吗？伏愿远遵虞夏，近法汉文帝，因山为陵，务必极其深厚。金银装饰，全部摒弃，使千万世永远断绝后患。那么陛下侍奉双亲，从始至终，都可以没有遗憾了。”朱熹又论述山陵请求遵用七月之制的疏中说：“私下听说有司循用近例，不待七月已卜日奏请安葬。臣仰思陛下大孝始终，远追三代，正将以衰绖行三年之丧，思穷尽追慕之情，而大葬之礼却用权宜之计。岁月推移，臣非常恐惧。臣听说礼上说：‘丧事不可不深思长远。’又说：‘葬就是藏。’如今太上皇帝梓宫虽然已经安葬，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况且两京在远方，道路险阻漫长，即使收复有期，难道适宜再议论迁改吗？哪比得上考据古礼，及时安葬，以图万世之安呢？又礼上说：‘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本朝旧例也都用七月。伏望检照臣昨来所奏，断自圣意，遵用历代典礼，议行七月之制。其山陵制度务必保存深厚，不必过度开广以藏无用之物。这三个月间尚可营办。如此则太上皇帝在天之灵可以永安，陛下事亲送终之礼深思长远，都可以没有遗憾了。臣远守藩镇，山陵重事，岂宜轻议？但情切意迫，不能作罢。谨冒死奏闻。”
《思陵录》记载，王相淮拟定太上陵名共五个：永绍、永兴、永阜、永寿、永思。皇上御笔选用永思。
《文献通考》按语：行使萧燧等人说，相视到大行太上皇帝神穴地段，位于徽宗皇帝葬殿篱围之外，正西北方向，显仁皇后葬殿近上正西南方向，请求差遣官员覆按施行。下诏户部侍郎叶翥充任覆按使。
《思陵录》。思陵上宫为献殿，三门六椽，中间宽一丈六尺，两间各一丈二尺，深三丈。后面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