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读礼通考》卷十八刑部尚书徐干学撰

译“谅”古字写作“梁”，门楣称为“梁闇”，读音如同“鹑防”的“防”。“闇”指庐舍，有梁的庐舍，就是所谓的柱眉。在既虞祭之后，设置梁并立柱楣，所以说是在“谅闇”之中。吕氏大临说：“闇与阴意义相同，指的是诚信而沉默。”

译君王没有不实行这种礼制的，为什么唯独对高宗加以称颂呢？回答说：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朝的贤明君王。他继承王位后，在居丧期间表现得慈爱善良。在这个时候，殷朝由衰败而重新兴盛，礼制由废弛而重新兴起，所以对他加以称颂。因为称颂他，所以记载在典籍中并推崇他。因此称他为高宗。

【陆佃说：孝道，是平常的行为。现在记载并推崇他，是因为不能好好居丧的人太多了。中宗只是合乎中道，高宗则是合乎中道且更为高尚。所以说“合乎中道并加以推崇”】

三年之丧，君王不说话。《尚书》说：“高宗在谅闇居丧三年不说话”，说的就是这个。然而说“说话不加修饰”，是指臣下【注：说话不加修饰，是指丧事办理得不好，不该共同承担。《孝经》解释说：“说话不加修饰，是指士人和百姓”】

【陈澔说：君王不说话，是指百官百物不用说话事情就能办成。臣下不能这样，必须说话后事情才能办成，只是言辞不加修饰罢了。所以说：“说话不加修饰，是指臣下”】

《檀弓》子张问道：“《尚书》说：‘高宗三年不说话，说话后大家才喜悦’，有这回事吗【注：当时君王没有实行三年丧礼的，问是否有这回事？感到奇怪。讙，喜悦。说话后大家才喜悦，那么百姓臣子就期望他长久】孔子说：“为什么说不然呢？古时候天子去世，王世子在冡宰那里听政三年【注：冡宰，是天官卿的副职。王事者三年之丧，让他听政。防止说“言乃讙”，《尚书·无逸》说：“言乃雍雍”，讙字相近，意义两通】

《论语》子张说：“《尚书》说：‘高宗在谅阴居丧，三年不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难道只有高宗这样吗？古时候的人都是这样。君王去世，百官总揽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冡宰，三年【朱熹集注：高宗，商王武丁。谅阴，天子居丧的名称，未详其义。说君王去世，那么诸侯也是这样。总己，指总摄自己的职责。冡宰，太宰。百官听命于冡宰，所以君王得以三年不说话。胡氏说：地位有贵贱，但生于父母没有不同，所以三年之丧，从天子到庶人都有。子张不是怀疑这个，大概是认为君王三年不说话，那么臣下就没有命令可听，祸乱或许由此而起。孔子告诉他说听命于冡宰，那么祸乱就不是所担忧的了】

《曲礼》：天子没有除去丧服，自称“予小子”。活着的时候称名，死了也称名【注：谦卑不敢称一人。《春秋》传说：“因为诸侯逾年即位，也知道天子逾年即位。因为天子三年后才称王，也知道诸侯在其封地内三年称子。”活着称名曰“小子王”，死了也称“小子王”。晋国有“小子侯”，是僭越取用天子的称号。防适嗣在初丧，不忍心立即承受天王的称号，说“予小子”，是说自己德行狭小。郑引《春秋》文九年《公羊传》文证：天子三年之内称“予小子”。嗣王既然称为“小子”，如果在丧中而死，也谥为“小子王”。丧质，所以不变称】

【胡铨说：查《书·顾命》乙丑，成王去世；癸酉，康王居天子位。难道要等到逾年吗？三年之内，王自称不说“王”，尔臣下未尝不称“王”。王乃反丧服是也。郑又说：谦卑不敢称一人，康王为什么称“一人”钊也】

君大夫的儿子，不敢自称“予小子”。大夫士的儿子，不敢自称“嗣子某”。不敢与世子同名【注：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不敢称“余小子”，避天子之子未除丧之名。大夫士之子，也避其君之子未除丧之名，不与世子同名，避僭效也。其先之生，则亦不改】

【马融说：诗说：“嗟予小子”，书说：“眇眇予末小子”，都是天子未除丧的称呼。大概天子域中之大，所以必谦以小子。诸侯有继世之礼，所以必命以嗣。此在下者所以必辟之也。礼，诸侯在凶服曰“适子孤”。《春秋传》说：“在丧，公侯曰子。”《仪礼·士丧服》说：“哀子某。”是国君与士之所自称者如此而已。然则《春秋》之例，逾年称公，何耶？盖臣民之心不可一日无君，故逾年称公，以孝子之心三年不忍当，故三年称子。卫宣公未葬而嗣子称侯，非礼也。晋有“小子侯”，僭礼也。大夫、士之子先国君而名同之者，犹称字。盖君虽不夺其名，而臣不可不称字】

《春秋》文公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注：求金以共葬事，虽逾年而未葬，故不称王使】《公羊传》：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当丧未君也【注：时王新有三年丧，防即去年八月天王崩是也】逾年矣，何以谓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称王也。未称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诸侯之逾年即位，亦知天子之逾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后称王，亦知诸侯于其封内三年称子也。逾年称公矣，则曷为

译在他封地之内，三年称“子”吗？因为臣民的心，不可一天没有君主；因为终始的道义，一年不能有两个君主，不可多年没有君主；因为孝子的心，则三年不忍当位。毛伯来求金，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王者无所求，求金是不合礼的。那么他是王者吗？回答说：不是。不是王者，为什么称他为王者？王者无所求，说：这是“子”啊，继承文王的统绪，遵守文王的法度。文王的法度是不求而求，所以讥讽他。

译胡安国说：毛伯是天子的臣属大夫，为什么史书不称他是“奉命出使”？因为当时新君尚未正式即位。虽然已经过了周年才即位，为什么说还未正式即位？古时候守丧三年，百官都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冢宰。既然百官都总领职责听从冢宰，那么冢宰独自专掌国政的时候，假托王命来号令天下，难道不可以吗？然而史书不称“使”，《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就明显了。这不仅是为了谨慎对待天下通行的丧礼，也是为了向后世展示大臣当国执政时不可擅权的法度警戒。那些跋扈的大臣假借君主的威势，胁迫控制朝廷内外，凡是有所行动，都凭借诏书行事，大概是没有用《春秋》的这个义理来驳斥他们罢了。

家〇翁说：《论语》中“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各种说法不同，都没有切中要害。等到我读了《公羊春秋传》，才得到正确的解释。“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是作为儿子的道义。国君去世，太子即位，虽然已经做了国君，但在国内仍然自称“子”。等到安葬之后，才称爵位，以儿子的身份服完丧期，不忍心代替国君的位置，这就是孝道。推究这种不忍心代替国君的心情，那么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对待亡者如同对待在位者，这样他的孝道就无所不在了。因此，襄王还没有安葬，所以毛伯不称“使”。

汪克宽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适用。观察《春秋》，在丧期不记载王命，那么丧制就不可以缩短。又说：不是君王亲自发布号令，而是冢宰代理执行，不可以就等同于王命而称“使”，这是为了显示君臣的名分不可混乱，而大权不可专断。君命，是君主威福所系的关键。人臣假借君命行于天下，这是专权的极致，篡夺的萌芽。所以周公辅佐成王，召公刚拥立康王，用王命告诫臣民，都称“王”，好像在说：这是为了谨慎对待君臣的名分。

《汉书·文帝纪》记载：后七年夏六月己亥日，文帝在未央宫驾崩。乙巳日，安葬于霸陵。

《景帝纪》记载：后七年夏六月丁未日，太子即皇帝位【遗诏规定丧期以日代月，参见臣民服天子条】

胡寅说：文帝削减丧礼的规格，背负万世的讥讽指责，以小仁害大仁，本来就有罪了。然而遗诏所告诫的，是针对官吏百姓而言，太子继承君位，难道是官吏百姓吗？而景帝冒用这条遗诏，于是自己缩短了三年丧制，不为君父服斩衰之丧，是从景帝开始的。况且天子之所以不完成三年丧期，是为什么呢？说是妨碍政事吗？说是耗费财用吗？说是防备摄政的人吗？说是妨碍政事，哪有比国家的大忧更优先的呢？说是耗费财用，即使不得不节省，财用本来就是用来行礼的。说是防备摄政的人，那么从尧舜到周末，没听说过有摄政的人夺取丧君国家的。至于为了臣民嫁娶祭祀的缘故，那么舍重就轻，尤其是不检点。用道理衡量，用事实考察，没有一条是说得通的。不效法尧舜三代，却安然以刻薄的景帝为师，而没有警戒畏惧，只是认为地位尊贵权势显赫，可以自便，这是不知道理义才是最大的。寥寥千载，只有晋武帝想要实行古制，却被裴頠的邪说所阻挠；只有魏孝文帝天性仁厚，决断不疑，虽然不完全符合礼文，但哀戚之情溢于杖绖，读他历史的人，还感到侧然感动，可以想见他的为人。

马端临说：查考后来的儒者都认为缩短丧期是从孝文帝的遗诏开始的，对此深加讥讽。然而我考察，三年的丧期自从春秋战国以来，就没有人能实行了。子张问：“书上说‘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什么意思？”孔子说：“何必是高宗，古时候的人都这样。”大概是当时的国君没有实行三年丧期的，所以子张疑惑而问，孔子回答说古礼都是这样，大概是感叹今人不能实行。滕文公向孟子询问丧葬之礼，想要实行三年丧期，父兄百官都不愿意，说：“我们的宗国鲁国，先君没有实行，我们的先君也没有实行。”鲁国是最能秉持礼义的国家，孔子称赞它一变就可以达到大道，尚且不能实行，那么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汉初的礼文大体都承袭秦朝的旧制，秦朝没有礼义，其丧礼本来就无法考证。然而杜预说秦朝焚烧书籍，随意行事，尊上抑下。汉高祖草创基业，因袭而不改革，以至于率领天下人都穿重孝，早晚哀哭，经历寒暑，禁止嫁娶，饮酒食肉，制度不符合人情。因此孝文帝的遗诏说收敛完毕就安葬，安葬完毕制定红禫的条文。由此看来，那么孝文帝的意图大概是想革除秦朝的苛法罢了。古人所说的方丧三年，所说的为天王服斩衰，也是以侍奉父亲之心来侍奉君主，其义理本来应当如此。然而《檀弓》说天子驾崩，三天祝官先穿丧服，五天官长穿丧服，七天国中男女穿丧服，三个月天下穿丧服。又说君主的丧期，各位达官之长持杖，那么也没有不根据官位的尊卑，情感的深浅而有所隆重的。秦朝致力于尊君卑臣，而用一切酷法驱使他们，意谓他们命令臣民的，哭临的期限，衰麻的制度，一定有刻急而不近人情的。因此皇帝纠正其弊端，解除重服而改为大功、小功、纤，解除久临而改为三十六日。诏书语言忠厚恳切，与以往赈贷劝课等诏书都是仁人的言语，哪里可以诋毁呢？皇帝的诏书本来不是为嗣君设立的，而景帝的短丧也起初不是缘于遗诏。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天子七月安葬，诸侯五月安葬，虽然通丧必须三年，但也以安葬后为即

译胡致堂在《干学案》中的言论，可以说言辞严厉、义理正当，而鄱阳马氏又曲折地为之辩解，然而他的言论也有可供参考之处。《汉书·高帝纪》记载：夏四月甲辰日，高帝在长乐宫驾崩；五月丙寅日，葬于长陵。已经下葬后，皇太子、群臣都返回太上皇庙，群臣上尊号称为高皇帝。《孝惠纪》记载：五月丙寅日，即皇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从驾崩到安葬共二十七天，已经下棺，皇太子、群臣都返回。二十七天以前尚未即位，仍称皇太子，由此可知当时必定是安葬之后才即位的。然而这一天从长陵往返四十里，有虞祭安神的礼仪，又上谥号为高帝，这一天即天子位，推尊皇太后，施行庆贺恩惠，不应该如此急切。《史记》记载：丙寅日安葬，己巳日立太子。正义解释说：丙寅日安葬，后四日到己巳日就立太子为皇帝。这个说法是对的。《惠帝纪》记载：八月戊寅日，惠帝在未央宫驾崩；九月辛丑日，葬于安陵。从驾崩到安葬共二十四天。《史记·吕后纪》记载：孝惠帝九月辛丑日安葬，太子即位为皇帝，拜谒高庙。这个太子就是吕后所命名的后宫美人的儿子，由此可知他的即位是在安葬之后。至于文帝在己亥日驾崩，乙巳日安葬，不过七天；景帝在安葬后的第三天丁未日即位，所以鄱阳马氏说景帝所行的，是惠帝的法度。自从景帝在甲子日驾崩，武帝就在甲子日即位。武帝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在五柞宫驾崩，入殓于未央宫前殿，三月甲申日葬于茂陵。昭帝先在戊辰日即位，在大行皇帝驾崩的次日。从此孝宣帝以下，安葬日期稍远，太子就在入殓前登基。到后汉明帝、章帝等皇帝，沿用孝武帝的旧例，先帝弃世之日，就是储君继承大宝之时。这又不知是谁主持此议，而后世遵奉为不可更改的制度。这应当归咎于汉武帝的失误，与文帝无关。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无论贵贱都是一样的。拥有天下国家的人，不便让皇位长期空缺，冢宰听政，是权宜之计，在灵柩前即位，即位礼毕，便换回丧服，意图也是采纳《尚书·顾命》的大略，却不知越礼更为严重。只有汉文帝因个人意愿想要丧葬简约，易于成事，而明确规定大红、小红、纤素的限制，于是人们怀疑短丧是从文帝开始的。不知道他所谓令到三天后脱去丧服的，是专门针对在外地的官吏百姓而言的；他所谓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素七日的，是专门针对在朝的群臣而言的。起初并不是为嗣君创立短丧的制度。然而景帝将此作为嗣君的丧服，而后世的嗣君于是沿袭此作为儿子为父亲服丧的永久制度。后世的人臣见君主如此服丧，也竟沿袭此作为臣子为君主服丧的永久制度。于是先王的礼制就此一变而不可恢复。诏书中“已下棺”的话，是说安葬之后服丧三十六日，有丧服变除的节次。然而后世竟从初丧就服三十六日，连虞祭、练祭、祥祭、禫祭的意义都失去了，为何不深入考究呢。《晋书·礼志》记载文帝驾崩，国内服丧三天。武帝也遵循汉魏的典制，安葬后除去丧服。然而仍然穿着深衣、戴着素冠，降低席位、撤去膳食。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司空荀顗、车骑将军贾充、尚书令裴秀、尚书仆射武陔、都防大将军郭建、侍中郭绥、中书监荀勗、中军将军羊祜等人上奏说：“臣听说礼典法度，丰厚或简薄随时代而变。虞、夏、商、周，都不相沿袭，是有原因的。大晋继承汉魏，有变革有因循，期望足以振兴教化罢了，所以未能都回归太素，与上古同规。陛下已经俯身遵循汉魏降丧的典制，以济时务，而亲身践行大孝，情感过于哀痛，素冠深衣，降席撤膳。虽然武丁在殷世实行，曾参、闵子在布衣时践行，也不足以比喻。当今荆蛮未平，庶政未治，万机事务繁多，动劳神虑，岂能成全圣意，以顺从至情？臣等认为陛下应当割舍情感以匡正时局、济助风俗，随即敕令御府更换服饰，内省改坐，大官恢复膳食，各项施行，都如旧制。”诏书说：“每每感念幽冥，而不能终了草土之丧，以存此痛。何况吃稻米穿锦缎，确实激切其心，不是用来宽解的。本诸生家传礼已久，何心一旦便改变此情？对于所天相从已多，可试省孔子答宰我之言，无事纷纭也。”言及悲切，奈何奈何。司马孚等人再次上奏：“伏读圣诏，感以悲怀，随即想到仲尼之所以抑制宰我的问话，圣思之所以不能已，甚深甚笃。然而当今干戈未息，武事未停，万机至重，天下至众。陛下以万乘之尊，履布衣之礼，服粗席藁，水饮素食，殷忧内盈，毁悴外表。然而躬亲万机，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劳力者如斯之甚，因此臣等悚息不宁，诚惧神气用损，以疚大事。随即敕令有司改坐复常，率由旧典。惟陛下察纳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诏书说

译重新阅览奏议，更加为被剥削而感到悲痛，无法克制自己，怎么办怎么办。三年的丧期，是自古以来的通行礼制，确实是圣人根据实情确立哀悼，以明白宽恕之心来推行的。神灵日益遥远，无处询问禀告，即使对亲情淡薄，吃着精细的食物、穿着华丽的衣服，也是内心所不能忍受的。不应该反复加重伤害他的心，言语中用断绝（亲情）来对待，怎么办怎么办。」皇帝于是以这种礼制送终。三年后居住（于常处）。太后的丧事，也依照这个做法。

译干宝在《学案》中说，晋武帝没有听从群臣的请求，而是决意实行三年的丧服，这是武帝生平第一件盛德之事。等到太子为母亲守丧时，本可以服满三年，却听信了杜预等人的说法，于是安葬后就除去了丧服。为什么对自己厚待而对儿子薄待呢？这可以说是信道不坚定的人了。

《宋书·礼志》记载：晋文帝去世时，羊祜对傅咸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适用。汉文帝废除了它，是毁坏礼制、伤害道义。现在皇上具有曾参、闵子骞那样的孝性，应当实行丧礼。既然实行了丧礼，为什么要除去丧服呢？如果借此遵循先王的法度，不也很好吗？”傅咸说：“汉文帝因为末世人心浅薄，不能恢复国君的丧礼，所以顺势废除了它。几百年后一旦恢复古制，恐怕难以实行。”羊祜说：“暂且让皇上服满丧期，难道不是好事吗？”傅咸说：“如果皇上不除去丧服而臣下除去，那就只有父子关系，不再有君臣关系，三纲之道就亏损了。”

葛洪说：晋朝的宣帝、景帝、文帝、武帝四位皇帝，在亲人去世时都因哀伤过度而消瘦超过礼制规定，又不采用王氏二十五月除服的礼制，都实行了二十七月的丧服。当时天下处于重丧之中的人，都以四位皇帝为榜样。

习凿齿说：傅咸知道没有君臣关系会伤害教化，却不知道同时没有父子关系更为严重，难道不偏颇吗？况且汉朝废除了君臣的丧礼，但没有降低父子的丧服等级，所以四海百姓没有不尽情对待自己亲人的。三纲之道，两种丧服常在私人家庭中实行，而君王却独自全部废除，这难道是孝治天下的方法吗？《诗经》说：“谋划得不深远”，说的就是傅咸这样的人吧。

司马光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适用，这是先王的礼经，百世不可改变。汉文帝凭主观臆断而不学习，改变古制、破坏礼法，断绝父子之恩，亏损君臣之义。后世的帝王不能在哀痛之情上坚定，而群臣谄媚阿谀，没有人肯纠正。到了晋武帝，唯独凭借天性矫正并实行了三年丧礼，可以说是世所罕见的贤君。而裴頠、傅咸之流，是固陋平庸的臣子，习惯于常规、玩弄旧例，不能顺承并成全他的美德，可惜啊！

《宋书·周朗传》记载：世祖即位，周朗上书说：“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因为哀痛发自内心，所以制度相同，从外表现，时间长久，因为痛苦均等，所以痊愈迟缓。齐国效法汉朝，节制臣下的丧期是可以的，但薄待儿子就会扰乱纲常。为什么让粗麻丧服的样子完全消失，让哭号的声音停息呢？佩戴玉饰、垂下旒冕，深情之人不忍心；戴着冕珠上朝，不也太过分了吗？凡是法律违背古制且苛刻于人情，就不能顺从。至于败坏礼制而利于自身，必定迅速奉行，为什么厌恶好的，崇尚坏的呢？现在陛下以大孝作为基业，应当纠正这个错误。”

《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高祖去世，遗诏说丧事一律依照汉朝制度。

《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人情中最悲痛的事，没有超过丧礼的了。所以孔子说：‘三年的丧期，是天下的通丧，从天子到百姓，都是一样的。’又说：‘何必是殷高宗？古代的人都是这样。’近代的帝王于是实行汉朝的仪制，用一天代替一个月的制度，严重违背了礼典。我昨天看到徐干的《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非常精审，深深遗憾没有早点看到这本书，所实行的太疏略了。只知道自责，追悔莫及。于是悲伤哭泣了很久。”

《唐书》记载：代宗去世，德宗即位，想要穿着禫服服满丧期，下诏说：“我听说礼贵在顺应人情，因内心表达孝心，殷高宗能够说明他的时代，我说现在有股肱之臣作为舟楫，出纳政令得当，足以保全国家，况且悲痛在心，时日尚浅，想要暂且权宜夺情，抑制私情以顺应公议，攀援哭号痛心，实在不忍心。我将穿着禫服来服满丧期。”百官卿士应当都怀着哀痛。礼仪使礼部尚书颜真卿上奏说：“哀痛哭号在疚，是开辟以来所没有的，诚恳尚且违背，众僚更加恐惧。伏见百官都已经除去丧服，事情既然合乎权宜，礼制没有独自不同的，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仪制不同。伏乞奉行遗诏的文字，节制因心的孝顺，及时改穿吉服，委屈自己临朝，那么万姓心安，四方事务集议。臣掌管仪注，不敢轻易移动，冒犯圣威，不胜恳切迫切。”又下诏想要穿着素服练巾听政，诏书说：“过去殷高宗居丧三年，舜为尧、禹为舜，也都服丧三年。所以礼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适用。’由此知道无穷之恩，昊天难以报答。我奉行遗诏，又迫于群议，将要改穿吉服，不忍割舍哀痛。各位百官应当在本月十七日除去丧服，我穿着素服练巾含哀听政。凡是在位的百官，要知道我的意思。”礼仪使又上奏说：“孝德感动上天，事迹超过前古，德音俯降，感动哽咽很深。臣奉行遗诏，礼制采用以日易月，祥禫变除，仪注都具备。如果陛下不忍心立即改穿吉服，再穿练巾，那么遗诏就不能奉行，群僚无法觐见。伏乞俯顺人望，仰遵先帝遗命，实在大孝不亏，万方庆幸。臣职责在典礼，愚守如前，不胜恳切迫切之至。”

《宋史》记载：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宗去世。真宗散发号哭，有关部门制定了散发的礼仪：皇帝、皇后、诸王、公主、县主、诸王夫人、六宫内人，都披发向左；皇太后全部披发。皇帝穿着布斜巾，四脚大袖裙袴帽，竹杖，腰绖，首绖，直领布襕衫，白绫衬服。诸王皇亲以下也是这样，加布头冠，绢衬服。

译皇太后、皇后以及内外命妇，穿着布裙衫，披着帔，戴着帕头，头上系着首绖，里面穿着绢制的衬服。宫女不披帔。乾兴元年二月十九日，真宗驾崩。仁宗即位，二十四日大敛并穿上丧服。三月一日小祥，皇帝举行奠礼后脱下重孝，群臣入宫临丧，退下后前往内东门递交名帖表示慰问。从此以后每七天都去临丧，直到四十九天为止。十三日大祥，皇帝脱下丧服，改穿深色衣服。

译马端临说：当时皇上虽然采用以日易月的制度，改穿丧服临朝听政，但在宫中实际上实行的是三年的丧礼。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十三日，举行大敛。皇帝穿上丧服。十七日，举行小祥祭。四月一日，举行禫祭除去丧服【从穿上丧服到除去丧服，仅仅十九天】。

绍兴五年四月甲子日，徽宗在五国城驾崩。七年正月，问安使何藓等人返回，将消息上报。宰相和执政大臣入宫觐见，皇帝号啕大哭，捶胸顿足，整天不吃东西。宰相张浚等人极力请求，皇帝才开始喝米粥。在几筵殿穿上丧服，文武百官早晚都在行宫哭祭。从听到丧讯到小祥祭，百官早晚哭祭；从小祥祭到禫祭，早上哭祭一次。太常寺陈述旧制，沿边州郡不允许举哀。因为各位大帅都是国家的心腹和得力大臣，休戚与共；至于将领和佐官，都怀着忠愤之情，适宜在驻扎地，从副将以上穿上丧服，每天早晚哭祭。所以在军营中哭祭，任命徽猷阁待制王伦等人担任奉迎梓宫使。当时邵州知州胡寅上疏，大意说：“三年的丧礼，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是一样的。于是汉文帝自持谦德，采用以日易月的制度，至今仍在实行。儿子为了自身便利而忘却亲人，臣子为了自身便利而忘却君主，心里知道这样做不对却不愿改正。从常规礼制来说，尚且不可以，何况像今天这样变故特异的情况，又该怎么办呢？恭敬地追念已故的太上皇帝、已故的宁德皇后蒙受尘垢北狩，永远诀别不再回来，实在是由于粘罕，这是有不共戴天的仇敌。考察礼制，仇敌不报复则丧服不除去，睡在草垫上枕着兵器，没有终了的时候。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下虽然大，万事虽然多，都没有超过父子之恩、君臣之义的。看到某月某日圣旨，因为本朝旧典以日易月，我私下认为这是不对的。从常规礼制来说，尚且需要已故者有遗诏然后遵行。如今已故者没有诏令，而陛下降旨实行，是以日易月，出自陛下的意思。已故者在幽困之中，服饰饮食，人们难以忍受，疾病粥药，必定没有供应。驾崩之后，衣衾敛藏，怎能周全完备？正棺卜兆，知道在什么地方？茫茫沙漠，瞻仰守卫的是谁？希望陛下想到这些，痛苦摧折，加倍难以忍受。纵然不能遵循《春秋》复雠的道义，等待仇敌灭绝后才除去丧服，也应当革除汉景帝薄丧的礼制，以三年为断。不然，以终身不可除去的丧服，二十七天就除去了，这是在薄之中又加薄，必定不是圣人所安心的。从前滕定公去世，滕文公想要实行三年丧礼，询问孟子。孟子说：‘亲人去世本来是自己尽力尽心的。’滕文公采用他的话，而父兄百官都不愿意。滕文公仍然感到疑惑，孟子说：‘在上位者喜好什么就像风，在下位者顺从就像草。’喝粥面色深黑，即位后哭泣，百官没有敢不悲哀的，是因为以身作则的缘故。滕文公笃信而力行，面色哀戚，哭泣悲哀。在这个时候，四方来吊唁的人都喜欢他尽礼。为什么呢？举措符合人的良心，良心不可消灭的缘故。如今在陛下，断之于心，亲身实行。裴秀、傅玄的话，哪里值得顾虑呢？陛下远离已故者十一年，鸡鸣问寝，以天下奉养，已经不足以当大事了。只有三年的丧服，稍微称得起孝思，还可以自我勉励。吴王夫差每次外出，必定让人对自己说：‘你忘记越王杀你父亲了吗？’就回答说：‘是的，不敢忘记。’陛下丧服在身，痛苦随之，甚于夫差。敌人有人，难道不知道畏惧？虽然居丧三年，而军旅之事都应当决断于圣裁，那么居丧的典制有不可举行的。这不是枕着土块没有声音的日子，这是枕着兵器有事的时候。所以鲁侯有周公的丧事，而徐夷并起，东郊不开，这就是穿着黑色丧服从军。孔子取其誓命后世。晋王李克用去世，梁兵压境，庄宗在夹寨决胜。周太祖去世，契丹入侵，世宗在高平接战。古今没有不认为这是孝的。如今六师戒严，正将北讨，万机之众，哪个不是军务？陛下听断平决，得到礼制的变通，卒哭之后，以黑色丧服临朝，符合孔子所取的，其可行无疑。如果符合圣意，就乞求直接降下诏令。说：‘恭敬地追念太上皇帝、宁德皇后诞育我这卑微之身，大恩难报，想要报答无穷之恩，百中未一申。銮舆远征，遂至大故。讣音所至，痛贯五情。想慕慈颜，杳不复见。怨仇有在，朕敢忘之？虽然军国多虞，难以居丧。然而衰麻枕戈，非异人任。以日易月，情所不安。兴自朕躬，致丧三年，即戎衣墨。况且有权制，布告中外，昭示至怀。其合行典礼，令有司集议来上。如果敢阻挠，是使朕为人子而忘孝之道，当以大不恭论其罪。’陛下亲自执笔，自中降出，一新四方耳目，以化天下。天地神明，也必定有以佑助。臣不胜大愿。

张浚论终行丧礼奏议说：“臣昨日蒙受圣恩，特遣中使宣谕，想要终行丧礼，并且延缓听政的日期。仰望圣情哀慕大孝，感动上天，凡在臣子，谁不感涕？臣私下认为天子的孝与士庶不同，必须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如果拘泥于

译以坚守孝节为事，但这样怎能符合托付重任的期望呢？今日之事，关乎利害，又有比这更重大的。皇帝的灵柩尚未返回，天下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深仇大耻，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陛下流泪起身，束发快步前行，一怒之下安定天下百姓，臣还认为太晚了。至于改短丧期的制度、听政的日期，臣曾考察旧例，衡量人情，都认为是恰当的。恳请陛下出于仁慈，极力克制悲痛，早日恩准采纳，臣不胜感激之至。”

浚又论述改短丧期的制度说：“臣私下认为，陛下至孝的本性，出于天然，思念奉养双亲却来不及，悲痛灵柩远在异地。即使亲身实行终身的丧礼，臣知道这仍然不足以称颂陛下孝思之深。只是改短丧期的制度，如果陛下坚决不允许，那么出宫劳军临阵，训练检阅士兵，都是不合礼制的。陛下本应不得已顺从群臣的请求，只是在平时上朝时的服饰，比照旧例更加素淡，仍然放宽制度，多用厚实的帛布作为帷帐和服用，并去除彩色装饰，全部遵循朴素，以向天下表示追慕痛念之意。太上皇帝在位二十六年，天下蒙受深厚的恩泽，如今不幸崩逝在沙漠之地，所以天下对陛下的期望很深。陛下勉力顺从群臣的请求，对上考虑到军务繁多，思考如何洗雪大耻、谋划恢复、安定宗庙、拯救百姓，而在宫中亲身实行的，丧礼按照制度，可以感动上天之心，可以安抚众人的期望。臣多次受到圣上的教诲，知道圣心自我处分的道理，在孝道上已经尽到了，还担心陛下怀疑改变为非礼的制度，所以不怕麻烦冒犯，上呈打扰圣听，恳请裁断阅览。”

译淳熙十四年十月八日，高宗驾崩。孝宗悲痛号哭，捶胸顿足，过了两天没有进食。不久告知宰相和执政大臣，王淮想要不采用以日易月的制度，像晋武帝、魏孝文帝那样实行三年的丧礼，自然不妨碍处理政务。王淮等人上奏说《资治通鉴》记载晋武帝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只是在宫中穿着深衣、戴着练冠。皇帝说：“当时群臣不能顺承他的美意，所以司马光讥讽他。后来武帝竟然想要实行。”王淮说：“记得最终还是没能实行。”皇帝说：“由我开创古制，有什么害处？”王淮说：“临朝御殿的时候，君主穿着丧服，群臣穿吉服可以吗？”皇帝说：“自有等级差别。”于是发出内批：“朕应当穿丧服守孝三年，群臣自行执行以日易月的命令，那些应当执行的礼仪制度，让有关部门讨论。”下诏百官在以日易月的期限内，穿着丧服处理政务二十天。丁亥日，举行小祥祭。皇帝没有更换丧服。王淮等人请求皇帝顺从礼制。皇帝流着泪说：“大恩难以报答，感情上不忍心。”二十一日，皇帝回宫。皇帝穿着丧服乘坐辇车，设置素色的仪仗。军民百姓看见的，往往感动哭泣。下诏从今以后每五天到灵柩前焚香一次。皇帝穿着丧服，在素色帷帐中，引导辅政大臣及按班次排列的官员。而礼官上奏说苴麻三年的丧服，难以在朝廷外使用。奏章呈入后没有批复。十一月戊戌初一，礼官颜师鲁、尤袤等人上奏请求礼毕后改穿小祥的丧服，去掉手杖和麻绖，禫祭礼毕，改穿素纱软脚折上巾，淡黄色袍子，黑银带。神位附祭太庙完毕后，改穿幞头，黑鞓犀带。遇到去宫中烧香，则在宫中穿着丧服行礼。二十五个月后才除服。皇帝批注：“淡黄袍改穿白袍。”二月己亥日，举行大祥祭。四日辛丑日，禫祭礼毕。五日壬寅日，百官请求皇帝听政，没有允许。八日，百官三次上表，引用《康诰》中“被冕服出应门”等话语来证明。九日，下诏同意。十五年正月十八日甲寅日，满百日。皇帝去宫中行焚香礼。二十一日丁巳日，告知辅政大臣说：“昨天在内引见洪迈时，朕已过百日，还穿着粗布丧服，因此奏事应当逐渐改变。现在适宜穿着符合古人墨衰之义的衣服，而头巾则用缯或罗。朕认为罗绢不合适，如果用细布则可以。”王淮等人说：“平常士大夫丁忧过百日，头巾和衣衫都用细布，出来见客则用黪布。”现在陛下推行旷古未行的礼制，足以成为万世的法则。皇帝又说：“晚间引见宿直官员之类如何？”王淮说：“布巾布背子就是常服。”皇帝不以为然。从此每次御延和殿，只穿白布折上巾，布衫。去宫中则穿丧服并持杖。三月壬子日，启棺。皇帝穿着初丧时的丧服，甲寅日引灵，丙寅日掩棺，甲戌日亲自举行第七次虞祭。大臣说虞祭是吉礼，应当用靴带，皇帝说：“只用布折上巾，黑带布袍也可以。”二十日丙戌日，神位附祭太庙。这天皇帝下诏说：“朕昨天下达指令，想要穿丧服守孝三年，因为群臣屡次请求御殿更换服装，所以在内殿穿着布素处理政务。虽然有等待附庙后勉强顺从所请的诏书。查考典礼，心里实在不安。实行终制的丧礼，才接近古制。应当体察朕的至意，不要再有请求。”于是大臣们不敢再说话。大概三年的丧制，决断于皇帝的心意。执政近臣都主张以日易月的说法，谏官谢锷，礼官尤袤，心里知道不可以却不敢尽言。只有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再次上书，希望坚持在內殿听政的防备，将来附庙完毕那天，预先降下御笔，坚决表示终丧的志向，杜绝辅臣即将到来的奏章，不让再有奏请，极力保全圣孝，以昭示百官，以刑四海。皇帝采纳了。周必大《思陵录》：“辛巳日早晚临丧如仪，听第二表不允许，批答就地拜谢。第三表上，让甘升传防，想要不采用以日易月的制度，像晋孝武、魏孝文那样实行三年服，自然不妨碍听政，可以商量所降诏防。只是丧服久了就坏，又难改造，可以商量后上报。”不久有防：“未时奏事，行自司去里面计防。皇上只用白衫吗？我依据绍兴十二年徽宗的丧事，太常寺捡防永昌陵故事，皇帝视事日去杖绖服，斜巾垂帽，小祥改服布四脚直领布襴腰绖布袴。现在参酌，等皇帝视事日，宰执奏事去杖，到小祥日去冠，其余官员依此。现在既然没有视事，难以立即改服，奏事于是没有改服。”未时入奏事，皇上穿着丧服，呜咽流涕。奏报早来的丧服指令，皇上说：“司马光《通鉴》所载很详细。”我奏：“《通鉴》记载晋武虽然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只是在宫中深衣练冠。”皇上说：“当时群臣不能顺承他的美意，光所以讥讽他，后来武帝竟然实行，大概所谓皇太后的丧事，皇上无不涉及太后字。”我奏：“记得也是不能实行。”皇上说：“自我作古，有什么害处？”我奏：“御殿之时，人主衰绖，群臣吉服可以吗？”皇上说：“自有等降。”我说：“臣从君者也，若或可行，则祖宗行之矣。今乞令有司讨论，庶使四方知陛下之圣孝，自不必降诏。”皇上说：“指挥可也。”丙申日朝，临丧完毕赴后殿素幄奏事。奏谢前日遣中使，

译况且说臣等已经上奏。昨天礼官说苴麻守丧三年，难以在朝廷外施行，如今祥禫之期很近，请求交付外廷执行。枢密使施师点再三说：百日之制，实在不可行，正好妨碍正月外国使节朝见。皇上说：朕自有见解。稍后批出我的奏章。陛下圣孝冠绝古今，知道汉文帝短丧的过失，而轻视晋朝群臣不能成就武帝的善举，所以锐意恢复古制，如果不是圣学高明，哪里容易达到这一步。皇上说：朕正想稍微挽救千余年的弊端。周密《癸辛杂志》：古代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都实行。自从汉文帝缩短丧期，后来的君主都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时间久了就没有人认为这是错误的。只有孝宗皇帝独自决断实行，一旦恢复古制，可以说是孝了。李氏《杂记》常常记载这件事很简略，现在采集当时的始末在这里，以补充国史的不完备。高宗丧期已经实行以日代月，孝宗常告诫大臣不采用以日代月的制度，像晋武帝、魏孝文帝那样实行三年的丧服，自然不妨碍听政。丞相周必大入奏，皇上穿着丧服，呜咽流泪，奏及丧服指挥。皇上说：司马光《通鉴》所载很详细。周必大奏：晋武帝虽然有这个意思，后来只是在宫中穿深衣戴练冠。皇上说：当时群臣不能将顺他的美意，司马光所以讥讽他，后来武帝竟实行【指皇太后的丧期】周必大奏记得也是不能实行。皇上说：我自己开创古制，有什么害处？于是下诏说：大行太上皇帝突然舍弃至养，朕应当穿丧服三年，群臣自遵以日代月的命令。到小祥祭奠，皇上不变换服装。周必大奏：圣孝过于哀伤，还穿着初祥的服装，臣等不胜忧惶，请求俯从礼制。皇上流泪说：大恩难报，情所不忍，等到大祥再商量。不久周必大又奏：礼官说苴麻三年，恐怕难以在朝廷外施行，如今祥禫在迩，请求交付外廷执行。枢密使施师点奏说：百日之制，实在不可行，正好妨碍正月外国使节朝见。皇上说：朕自有见解。周必大奏：陛下圣孝冠绝古今，知道汉文帝短丧的过失，而轻视晋朝群臣不能成就武帝的善举，所以锐意恢复古制，如果不是圣孝高明，哪里容易达到这一步。皇上说：朕正想稍微挽救千余年的弊端。防敕令所删定官沈清臣论述丧服六事共八千言，皇上展读很久，极合上意。知阁张嶷奏已经展开正引例隔下，沈清臣奏读如初。很久张嶷。又说“简径奏事，皇上看着他让他不要退下。不久很久，张嶷上前奏恐怕妨碍进膳。”沈清臣正色说：“言天下事，读完了才停止。”皇上慰劳他说：“卿二十年闲废，现在不枉了。”于是皇上心意更加坚定。一天奏事，皇上忽然指着衣袖说：“这已经改用布，不太细吗？”周必大奏说：“陛下独断实行三年丧期，都是布衣，有什么细的？况且光尧初上仙，陛下就有这个意思，而群臣不能将顺，致使烦扰圣虑。所谓其臣莫及，足以垂训万世了。”到卒哭祭，迎祔太庙，内批：“朕昨降指挥欲衰绖三年，因为群臣屡次请求御殿易服，所以以布素视事内殿。虽然有祔庙，勉强听从所请之诏，然而稽考经典，心里实在不安。实行终制，才接近古制，应该体察至意，不要再有请求。”于是直接实行三年丧服。

译建文帝书法模仿。建文帝即位后，下诏实行三年丧礼。当时皇上想要实行三年丧礼，有关部门援引旧例请求（缩短丧期）。皇上发出谕旨说：“三年的丧礼，从天子到平民都适用。先太子去世，我本想守完丧期却未能如愿，现在遭遇重大变故，怎敢不依礼制？”有关部门上奏说：“天子的孝道与平民不同，应当以国家社稷和百姓生命为重，怎么能顺从普通人的节操？况且遗诏还在。”皇上再次传谕说：“魏文帝尚且能遵守礼制，何况我读书知晓礼义，如果不能遵循古代先王的定制，你们不想让我实行古礼，是说我君无能啊。”有关部门再次上奏说：“陛下想要实行三年丧礼，我们不敢说您不能。只是郊社宗庙的祭祀不能长久空缺，朝贡诉讼的繁杂事务不能暂时废弃。所以汉文帝下诏以日代月，历代沿袭此制。遗诏反复叮咛，希望完全依照汉文帝行事，考虑得很深远。希望陛下稍微抑制极度的哀情，俯顺众人的意见。”皇上再次谕示说：“我并非敢效仿古人守丧期间不说话，郊社宗庙的祭祀我将越过丧期去主持，朝贡诉讼不敢不亲自处理。只是上朝时穿麻冕麻裳，退朝后穿齐衰持杖戴绖，吃饭只喝稀粥，有什么不可以？否则吃稻米穿锦缎，你们真的认为心安吗？”群臣上奏说：“陛下既不废弃政事又亲自表达哀情，我们怎敢不遵命。”于是确定仪注呈进。

《仁宗实录》记载：永乐二十二年九月癸未日，礼部尚书兼太常卿吕震上奏：“太宗皇帝遗命，丧服完全依照太祖高皇帝，仿照汉制以日代月。现在已过二十七天，请皇上脱下丧服，改穿乌纱冠、素服、黑角带，临朝听政。”皇上不听命。六部和都察院详细商议后上报。吕震与六部、都察院上奏：“皇上应穿素衣冠、黑角带，群臣跟随君主的服制。”皇上说：“灵柩还在殡宫，我怎么忍心立刻更换？”从此皇上临朝时戴素冠、穿麻衣、戴麻绖，退朝后仍穿丧服。

编纂《纪录汇编》时，皇上命令朝廷大臣商议。杨士奇认为不可，黄淮也与杨士奇意见一致。吕震言辞神色愤怒，蹇义在旁边调解，请求兼取两种意见一起上奏。皇上应穿素衣冠、黑角带，群臣都跟随君主的服制。皇帝批复同意。第二天早晨，皇上戴素冠、穿麻衣、戴麻绖出来视朝，文臣只有学士，武臣只有英国公像皇上那样穿着，其余文武群臣的服饰都按照蹇义等人所定的制度。朝会结束后，皇上召见蹇义、夏原吉、杨士奇等人谕示说：“吕震昨天上奏更换服饰，说都是与你们商议决定后才上奏的。当时我就怀疑不对，只是听任臣下更换。灵柩还在殡宫，我怎么忍心更换？后来听说杨士奇有言论，才知道他是狂妄。杨士奇坚持的是对的，因此我说：张辅懂礼，六卿反而有不及之处。又看着蹇义说：‘你所折中的意见也不恰当，不必再对别人说了。’群臣听从他们的便。”

【袁黄说：丧礼有服饰，不是形式上的文具，而是用来表达内心的哀痛，从而自然流露真情。所以有丧礼的形式，有丧礼的实质。比如建文帝服太祖的丧，想要实行三年之礼，而群臣固执认为不可。建文帝于是请求治理民事、祭祀神灵，种种事务不废弃，但不饮酒，不吃肉，不住内室，独自尽到居丧的实质。群臣不能改变他。洪熙初年即位，对辅臣说：‘丧礼完全依照建文帝，可以除去的是服饰，不能不尽的是心意。’这是圣人高出千古的举动啊】

《宣宗实录》记载：洪熙元年六月丙寅日，行在礼部尚书吕震上奏：“大行皇帝丧礼原定仪注，从六月初三日闻丧开始，百官穿素服乌纱帽，用白麻布腰绖，在西角门朝参，遵依遗诏二十七天除服。现在请求从七月初一开始，鸣钟鼓，皇上穿浅淡色衣服乌纱翼善冠，黑角带，在奉天门视事，百官都穿浅淡色衣服乌纱帽黑角带朝参如常仪。退朝后仍终太宗文皇帝服制。”皇上说：“虽然这是遗诏，但我心里怎么忍心？古人说‘即使增加一天，也胜过刚开始’。一天仍穿素服坐在西角门，不鸣钟鼓，等满百日再商议。”

《干学案》说：仁宗在位仅一年多，他所实行的丧礼昭然在人耳目。宣宗居丧，照此实行即可。吕震此前建议，已经受到仁宗责备，现在又以此礼进献新主，为什么？实录说仁宗视朝，戴素冠、穿麻衣、戴麻绖，而对于宣宗只说穿素服，也可见他不能遵循旧章了。

《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初年，张元祯任编修，上疏劝行三年丧。《孝宗实录》记载，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戊辰日，宪宗纯皇帝的丧事至此已满百日。皇上因为灵柩还在殡宫，仍然不脱丧服视事，百官穿素服朝参如旧。丙子日，监察御史曹璘上疏，请求在灵柩出殡之日，皇上穿丧服持杖穿鞋到大明门外，率领百官拜哭告别，仍然率领宫中实行三年之丧。

《绍兴府志·理学传》记载：潘府，字孔脩，上虞人。自从做诸生时，读濂洛之书，就慷慨有志。成化丁未年，考中进士。宪宗驾崩，敬宗即位，哭临二十七天。礼官请求按制度更换服饰，敬宗仍穿素服。朝臣穿吉服的都赶紧出去换素服，一百天后也是如此。礼官更加请求从吉，潘府于是毅然上疏，劝行通丧。其大略说：“仁没有比父子更大的，义没有比君臣更大的

译儿子为父亲、臣子为君主，都服斩衰之丧三年，这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穷尽。从尧舜以来，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都统一遵循这一准则。汉文帝行事不效法古人，在遗诏中缩短丧期，汉景帝苟且顺从，导致纲常伦理沦丧。晋武帝想实行却未能做到，魏孝文帝实行了却未能彻底，宋孝宗立志恢复古制，在改穿吉服之后，仍然坚持服丧，然而能在上层实行，却不能在民间推行，不足以称为圣王的大孝。宪宗皇帝突然离世，抛弃了四海臣民，臣子和百姓都怀着哀痛。陛下发自内心的至爱，悲痛深入肝肺。在灵柩前即位，三次请求才听从，穿着麻衣上朝，一百天没有改变丧服，这是天理良知的萌发。恳请陛下力排众议，由圣心决断，定为三年之丧。下诏让礼官博士参考典籍，使丧礼不违背礼制，朝政不荒废，符合古制，不违背今情，在上层实行能通达于下层，那么根本得以确立，常道得以端正。儿子被教化而尽孝，臣子被教化而尽忠，使天下后世敬仰您为三纲五常的共同君主，难道不伟大吗！」言辞恳切数千字，亲友怀疑恐惧，用《皇明祖训》来阻止，说劝行三年之丧者斩首，杨府君不听，最终穿上丧服等待治罪。下诏让辅政大臣审阅，大家都拘泥于成说，只有礼部侍郎倪岳独自赞同决断，制定仪制为三年不敲钟鼓，不接受朝贺，初一十五在宫中穿素服祭奠，灵柩出殡时，杨府君独自穿丧服哭送，众人都注视着他。因此，对敬皇帝的孝德感动了朝廷内外，而杨府君的声望也重于海内了。

译臣民为天子服丧

《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驾崩，留下遗诏说：“我听说，天下万物萌芽生长，没有不死亡的。死亡，是天地的常理，事物的自然规律，有什么可过分哀痛的？当今世人，都喜爱生而厌恶死，用厚葬来败坏家业，用沉重的丧服来伤害生命，我非常不赞同。况且我本来就没有德行，无法辅佐百姓，如今驾崩，又让百姓穿重丧服、长时间吊唁，遭受寒暑的折磨，使父子哀痛，损伤长老的心志，减少他们的饮食，断绝鬼神的祭祀，以此加重我的不德，这怎么向天下交代？我得以保全宗庙，以渺小的身躯，依托在天下君王之上，二十多年了。仰赖上天的灵佑，社稷的福分，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我本来不聪明，常害怕有过错行为，从而羞辱先帝留下的美德。只因为年岁长久，担心不能善终。如今幸好得以终享天年，能够再次在高庙接受供奉。我不明达，与嘉奖我的人相比，有什么值得哀痛思念的呢？现命令天下官吏百姓，诏书到达后，出宫吊唁三天，就脱去丧服，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自己应当供给丧事所需。穿丧服吊唁的人都不必赤脚，麻带不超过三寸，不用布车及兵器，不征发百姓在宫殿中哭吊，殿中应当吊唁的人，都在早晚各哭十五次，礼毕就停止。非早晚吊唁时，禁止擅自哭吊。下葬后穿大红丧服十五日，小红丧服十四日，细布丧服七日，脱去丧服。其他不在诏令中的事项，都参照此令类比办理。布告天下，使大家清楚我的意图。霸陵的山川，沿用旧制，不要有所更改。”

【刘攽说：文帝制定此丧服制度，是从下葬之后算起，在下葬之前，则穿斩衰丧服。汉朝各位皇帝从驾崩到下葬有一百多天的，未下葬则丧服不除。《翟方进传》记载：后母去世，下葬三十六天后起任官职，因为自己身为汉朝宰相，不敢超越国家的制度，这就是证据。解说者于是认为以日代月，又不通盘计算下葬的日子，都是大错特错。考察文帝下葬后除去重丧服，制定大红、小红丧服，是为了逐渐恢复吉礼罢了】

【徐积说：孔子说：“三年之丧，从天子到百姓都通行。”而汉文帝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非常不对。后世因循，无人议论，也很可惜。然而汉朝用三十六天，而后世用二十七天就脱去丧服，更加不对。应当称量时制，制作衣服，用软巾、墨衰来吊唁，便坐接见群臣，也可以】

【阎若璩说：刘攽认为汉文帝制定此丧服，是从下葬之后算起，在下葬之前，则仍穿斩衰丧服。汉朝各位皇帝从驾崩到下葬有一百多天的，未下葬则丧服不除。《翟方进传》：“后母去世，下葬三十六天脱去丧服，起任官职。”这就是证据。解说者于是认为以日代月，又不通盘计算下葬的日子，都是大错特错。我因此取汉文帝遗诏，反复阅读，更加赞叹刘攽的论述，真精确不可更改。《史记》《汉书》都说：“下葬后穿大红丧服十五日”，“下葬后”是一句，没有“棺”字。《索隐》说：“下葬后，是指灵柩已下葬于墓穴，才开始穿大红、小红等丧服，那么三十六天是在下葬之后，很明显。”到魏武帝才开始命令下葬完毕就脱去丧服，没有三十六天丧服的事，后来哪一代直接以三十六天为脱去丧服的期限，而不论是否下葬？到唐明皇、肃宗的丧事，又将三十六天降为二十七天，这既不符合礼制，又更加不符合礼制了。唉！汉朝诏书都在，难道竟然没有阅读吗？还是读了而不理解呢？为什么自己搞得纷纷扰扰呢】

《干学案》：夏商周三代时，天子与诸侯实际上各自治理自己的国家，所以只有诸侯为天子服丧。大夫朝见天子有丧服，而国都百姓则没有。自秦汉以后，分封制废除而天下一统，实行郡县制，事体已经不同。到汉文帝实行以日代月的制度，古今的礼制更加不能合拍了。古代的诸侯大致如同现在的封疆大吏，古代诸侯的臣子大致如同现在的郡县守令。然而古代有斩衰、繐衰的制度，而汉朝以后的地方官吏与百姓都三天就脱去丧服。古代的百姓只有京畿内有齐衰三月的丧服，京畿外则没有。汉朝以后百姓的丧服遍及天下，那时分封的诸侯王虽然参杂在郡县之间，天子的声威灵验遍及偏远荒凉之地了。官吏则由重而减轻，百姓则由近及远，这是一统与封建不同的原因。古代诸侯的夫人，为天子服齐衰不杖期；诸侯的儿子因嫌疑，不敢服丧；士的儿子因地位低贱，不服丧；大夫的儿子则与士一起服斩衰。大概古代的诸侯多为天子的内外亲属

译臣子属于天子，所以遵循丧服的道义也像家人一样为一体。后世的官员及其亲属，一概不在丧服制度的适用范围之内了。只有侍奉在殿中的官员，为天子服斩衰三十六天，大致如同古代王朝的卿士，但服丧的天数又有所不同。于是，从汉文帝的遗诏开始，确立臣民为天子服丧的一条规定，记载在这里；而诸侯为天子服丧的古代制度，则见于第三卷《仪礼》篇中，不敢混淆。

译《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驾崩，大赦天下。有关官员商议说：“按照礼制，臣子不为君主服殇服。皇帝年仅十四岁，应当依礼入殓，并加穿成年礼服。”奏请后获准。王莽征召通晓礼制的宗伯凤等人，共同确定天下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宋书·礼志》说：王莽想要迷惑天下，以此显示他的忠孝。

干学案：杜预预言汉朝继承秦朝，率领天下人为天子服丧三年。这说明三年的丧期，即使在暴虐的秦朝也没有废除。平帝驾崩，王莽命令俸禄六百石以上的官吏都服丧三年。这说明三年的丧期，即使在篡位的王莽那里也能恢复。从前面来看，汉文帝的过失就很严重了；从后面来看，晋武帝也每每不尽善尽美。

《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光武帝驾崩，遗诏说：“我对百姓没有益处，都要按照孝文皇帝的制度，务必从简节约。刺史、二千石、长史都不要离开城郭，不要派遣官吏或通过驿站上奏。”

《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魏武帝驾崩，遗令说：“天下尚未安定，不能遵循古制。安葬完毕后，都脱去丧服。那些带兵驻守边疆的，都不得离开驻地。有关部门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用当时的常服入殓，不要随葬金玉珠宝。”

【沈约说：武帝在正月庚子日驾崩，辛丑日就入殓；当月丁卯日安葬完毕，就恢复吉服，这是不满一个月】

干学案：《魏志》中，丁卯日是在二月，“是”字有误。

《蜀先主传》记载：章武三年，先主去世。丞相诸葛亮对后主说：“先帝遗诏，事情只效法太宗。根据情况增减，百官发丧满三天就脱去丧服，到安葬时再依礼行事。”各郡国的太守、相、都尉、县令、县长，三天后就脱去丧服。干学案：自从汉文帝创立三十六天的制度，后代都沿袭它。然而所谓三十六天脱去丧服，是从安葬以后算起的。到了魏朝则定为安葬完毕后脱去丧服，已经比汉文帝减少了。到了蜀汉则定为三天就脱去丧服，又比魏朝减少了。自晋朝以后，大体沿袭魏朝的旧制，安葬完毕后脱去丧服。他们对于汉文帝安葬后三十六天的制度尚且不能遵守，又何况实行三年的丧服呢！

《南齐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四年三月，太祖驾崩，皇上即位，大赦天下。征召镇守州郡的令长、军屯营部，各自服丧三天，不得擅自离任。诏书说：“丧礼虽然有定制，先帝常常注重简约。宫内官员可以每三天去灵前哭祭一次，宫外官员可以每隔一天去灵前哭祭一次。以后有大丧，都照此办理。”

《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天保十年冬十月，皇帝突然驾崩，遗诏说：“三年的丧期，虽然说是通行的礼制，但汉文帝改革创立，通行于往昔，其中自有道理，可以一同实行。丧期的断限，以三十六天为限。”继位的君主和百官，无论内外远近，奉诏割舍私情，全都依公事脱去丧服。

《周书·明帝纪》记载：武成二年夏四月，皇帝病重，口授诏书说：“小殓完毕后七天，哭祭文武百官，各自暂时避开衰麻丧服，暂且穿着素服办事。四方州镇的使者到达，各自命令哭祭三天。哭祭完毕，全都暂时避开凶服，还穿着素服办事。等到大例脱去丧服，安葬完毕，内外全都脱去丧服恢复吉服。三天之内，不要禁止婚娶饮食，一切令如平常。”

宣政元年六月，皇帝驾崩，遗诏说：“丧事的资用，必须节俭而合乎礼制，只建墓穴不堆坟丘，自古就是通行的典制。随吉即葬，安葬完毕后依公事脱去丧服。四方士庶，各自哭祭三天。”

《周书·颜之仪传》记载：当时京兆郡丞乐运也因为直言多次进谏。高祖驾崩，宣帝继位，安葬完毕后，诏令天下依公事脱去丧服。皇帝及后宫便商议恢复吉服。乐运上疏说：“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平民，先王制定的礼制，怎么可以欺骗呢？礼制规定，天子七月下葬，以等待天下人到来。现在安葬的期限既已缩短，事情完毕就脱去丧服。天下奔丧的人还没有到齐，边境远方的人听说后，使者还没有到达。如果穿着丧服接受吊唁，不可以；已经恢复吉服又变为凶服，如果以吉服面对使者，不知道这出自什么礼制？进退没有依据，愚臣私下认为不安。”

《旧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太宗驾崩，遗诏丧纪一律采用汉制。

《唐书》记载：太宗驾崩，高宗即位，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言：“伏奉遗诏，臣下的丧服以日代月，都遵循三十六天的期限。但是先帝在殡，皇帝主丧，山陵之事完毕，才脱去衰绖。依照礼制，近臣为君主服齐衰期服。敢凭借这个义理，请求延长到安葬完毕后脱去丧服。”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通典》记载：大唐元陵遗制，丧仪务必从简节约。天下节度、观察、团练、使、刺史等，都不需要赴哀。天下人吏，诏书到达后出临三天，都脱去丧服，不禁止婚娶祠祭酒肉。宫殿中应当哭祭的人，早晚各哭十五声。礼制本来应当从宜，丧事不可长久。皇帝适宜在第三天听政，第十三天小祥，第二十五天大祥，第二十七天脱去丧服。

干学案：《唐书》本纪及《凶礼志》都不记载遗诏中的服制，所以现在以《通典》为依据。又查遗制只说天下人吏，而没有分别朝中诸臣。下面所说的“皇帝适宜在第三天听政，第十三天小祥，第二十五天大祥，第二十七天禫”，又是专门为嗣君设立的，那么朝中诸臣的丧服，实际上统属于天下人吏之中了。难怪代宗丧事时，崔祐甫竟然想要三天就脱去丧服。唉！

译为君父服丧，起初定为三十六日，接着又改为二十七日，后来又将丧期缩短为三日。礼制的讨论到了这种地步，还能说符合先王的制度吗！

译《唐书》记载：唐代宗驾崩，群臣早晚都去哭祭。常衮哭泣得疲惫不堪，随从官吏有时扶着他。中书舍人崔祐甫说：“臣子在君主面前哭泣，有让人扶持的礼数吗？”常衮对此怀恨在心。在讨论群臣丧服制度时，常衮认为按照礼制，臣子为君主应穿斩衰服三年，汉文帝权宜制定的制度尚且是三十六天，自唐太宗以来才开始服丧二十七天。古代卿大夫跟随君主服丧，群臣应当跟随皇帝服丧二十七天才除服。天下的官吏百姓服丧三天后除服，各自遵行遗诏。崔祐甫认为遗诏中没有区分朝臣和庶民，都应当服丧三天后除服，两人极力争辩，声色严厉。常衮无法忍受，于是上奏说崔祐甫凭个人情感改变礼制，将他贬官。

【杜佑说：大唐元陵的遗诏规定，天下官吏百姓，诏书到达后三天除服。我认为公卿百官不同于普通官吏百姓，按照礼制，臣子为君主应服斩衰三年。查考高宗实录，昭陵臣下的丧服都依照汉文帝的旧例为三十六天。又查考高宗驾崩时丧服的轻重等级，也依照太宗的旧例。中宗、睿宗时臣下的丧服，也都遵守这一规定。根据礼制和旧例，如今百官都应当依照遗诏在二十七天除服。在小祥期间，百官没有闲暇日子，每天天亮时到延英门进名请安，不进入正衙，等到临时去西内哭祭完毕，各自回家。到了小祥那天，去掉弁冠和绖带，戴上布冠。那天早晨在西内哭祭。望日和大祥日，又去西内哭祭。大祥日除去衰服、冠、杖等丧服，改穿淡色的公服。到了山陵安葬时，再穿上原本的丧服，事情办完后除去。于慎行说：常衮的议论是对的。二十七天比照汉文帝的制度，已经有所减少，怎么还能听从三天的规定呢？况且公卿大臣把自己当作普通官吏看待，也不明大义了。常衮排挤崔祐甫是不对的。他关于丧礼的论述是对的】

《顺宗实录》记载：遗诏规定十三天小祥，二十五天大祥，二十七天除服。

《宋史·礼志》记载：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太祖驾崩，遗诏规定以日代月，皇帝三天后听政，十三天小祥，二十七天大祥。各道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知州等，不得擅自离开职位前往京城。各州军府，哭祭三天后除服。

《干学案》说：以日代月，是嗣君和群臣的制度。三天除服，是地方长官的制度。这就是京官与外官的区别。没有提到庶民，是因为庶民与外官相同。

臣子为君主服丧，宋朝制度分为三等：中书门下、枢密使副、尚书、翰林学士、节度使、金吾上将军，文武二品以上，戴布梁冠，穿直领大袖衫，布裙裤，腰系绖带，手持竹杖，或者戴布幞头穿襕衫，戴布斜巾，穿绢衬服；文武五品以上，以及职事官、监察御史以上，内客省、宣政、昭宣、知阁门事、殿前都知、押班，戴布梁冠，穿直领大袖衫，裙裤，腰系绖带，或者戴幞头穿襕衫，仅腰系绖带而已。进入局署办公，都不更换服装。宰相执政奏事时，去掉手杖；小祥时，去掉冠帽；其余官员奏事也是如此。大祥时，戴素纱软脚折上巾，穿淡色公服，白鞓锡带。禫祭结束，去掉淡色丧服，常服仍然用黑带，皂鞍鞯。祔庙仪式结束后，才开始穿纯吉服。宗室成员外出时穿常服，居家时穿丧服，直到丧期结束。

《干学案》说：唐人遭遇大丧，不说丧服的形制如何？大概还沿用古代衰冠的旧制。到了宋朝，就直接用当时的俗服代替，于是开始改变古制了。这是考究礼制的人不可不知的。

《二程全书》记载：仁宗驾崩，遗诏规定官吏成服三天后除服。第三天早晨，府尹率领群官将要除服，先生进言说：“三天除服，是遗诏所命，不敢违背。请求等到今天结束，如果早晨就除服，所服的丧期就只剩两天了。”府尹发怒，不听从。先生说：“您自己除服吧，我不敢不到晚上就除服。”一府官员互相看着，没有人除服。

《后山丛谈》记载：司马温公说：“仁宗驾崩，有关部门沿用乾兴年的旧例，群臣戴布四脚加冠。当时，没有人认识这种形制，用幅巾蒙头，把后面破开做成四脚。后来郑毅夫读《续事始》，说三代百姓，用黑绢裹发，周武帝裁成四脚，名叫幞头。马周请求重新系上前脚，大概布四脚，脚在背后下垂，如同周制；遇到暑热就系上前脚，如同唐制。英宗驾崩，宋次道误做成布幞头，有关部门于是采用民间蒙丧的服装，用漆纱幞头去掉铁脚而用布包裹，前系后垂，而不能加冠。毁坏它而加冠，幞头的失误，从宋次道开始了。”我认为四脚加冠，就是现在士大夫的丧冠。大布的冠，是古制；四脚，是今制。对于礼制来说太繁琐了。

元丰八年三月五日，神宗驾崩，大敛成服。秘书正字范祖禹说：“先王制定礼制，让为君主的丧服与为父亲的相同，都穿斩衰服三年，大概是担心做臣子的人不把君主当作父亲来侍奉，这就是用来约束人情的。自从汉朝以来，不仅臣子，连君主也不实行三年的丧礼。只有本朝自祖宗以来，外朝虽然采用以日代月的制度，而宫中实际实行三年的丧礼，所以十二天小祥，一年后又小祥，二十四天大祥，两年后又大祥。练祭和祥祭不可以有两个标准，既然用日作为标准，又用月作为标准，这是礼制上没有依据的。两年后大祥，中间一个月禫祭。禫，是祭祀的名称，不是丧服的颜色。如今却制作淡色丧服，三天后才禫祭，”

译这是不合常理的礼制。既然已经脱去丧服直到安葬，却又重新穿上丧服，大概是因为不能没有丧服吧。附祭于祖庙之后随即恢复吉礼，才过了八个月，就立刻完全恢复吉礼，各种饰物无所不佩，这又是礼制缺乏循序渐进的过程。以月数折算年数的制度，沿袭已久，既然无法追溯更改，应当命令群臣朝服只像今天这样，而未脱去粗麻丧服，等到周年时丧服逐渐脱去，其中重丧的再经过一个周年又穿上丧服，这才脱去粗麻丧服，其余的则君主穿什么臣下就穿什么就可以了。至于禫祭，不必为此穿丧服，只有从完全恢复吉礼直到祥祭，然后才无所不佩，那么三年的丧制就大致符合古制了。」皇帝下诏让礼官详细商议。礼部尚书韩忠彦等人议论说：「朝廷的典礼，时代不同适宜的做法也不同，不必遵循古制。如果先王的制度不能完全采用，就应当以祖宗的旧例为法则。现在进言的人想要让群臣服丧三年，民间禁止音乐也如此，即使经过陵墓也不脱去丧服，希望符合古制。因为先王关于丧事的典章制度节文很多，如果一定要遵循古制，又不只是像所说的这样而已。现在既然不能完全采用，就应当遵循祖宗旧例以及先帝的遗制。」皇帝下诏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译干学案范公的两篇《防议》，前后都有数千字，文字太多无法全部记录，所以只记录了右边的志文。

淳熙十四年，孝宗想要实行三年的丧礼。宰相王淮说：“皇帝临朝时，君主穿着丧服，群臣却穿吉服，可以吗？”皇帝说：“自有等级差别。”于是发出内批：“朕应当穿丧服三年，群臣自行执行以日代月的命令。”

朱子说：“高宗去世，寿皇（孝宗）守孝三年，戴着布制幞头，穿着布衫，遵循古礼，可以说纠正了千年的失误。当时的宰相不学无术，三天后就穿上朝服。虽然寿皇谦逊有德，不想以此责备群臣，但臣子自己不应该这样，可以说只有父子之情而没有君臣之礼。”又说：“汉文帝下葬后，三次更换丧服，三十六天除服，比后世二十七天除服稍微贤明一些。杨敬仲的说法，我没见过他的文字，只是章疏中抨击他。我私下认为敬仲的说法，固然不合礼制，但比起当今世上穿着朱紫官服参加君主丧礼的人，还是贤明一些。孝宗为高宗服丧，下葬后穿着白布衣冠临朝听政，这足以破除千年的谬误。前世的君主自己不为亲人服丧，所以不能恢复古礼。当时有这样的机会，而儒臣礼官不能有所建议阐明，于是导致君主在上面服丧，臣子在下面除服。”

《宋史》记载，宁宗为光宗守丧，又命令百官以日代月，禫祭结束后，穿着紫衫黑带处理政务。这是听从礼部侍郎陈宗召的请求。各路监司、州、军、县、镇的长官以下，穿着四脚直领布衫、布襴衫、麻腰绖，早晚哭临三天，然后除服。内外命妇应当入宫哭临的，穿着布裙衫帔、首绖、绢衬衫帕首。士庶在本家穿素服三天后除服。

朱子《君臣服议》说：太上皇升遐，礼部下发的符令说：“用布四脚直领布襴衫，麻绖系在四脚之下。”注解说：“把幞头系在直领布襴衫之下。”注解说：“上领不盘结。”官吏不明白四脚幞头的说法。我考察温公《书仪》和后山《谈丛》，幞头是周武帝所制，用一方布，前两角系两条大带，后两角系两条小带，覆盖头顶四角下垂，用前边抹额并在脑后系上大带，收拢后边并在发髻前系上小带，用来代替古冠，也叫折上巾。后来用漆纱制作，专门称为幞头。礼官把幞头解释为四脚是对的，但没有详细说明其形制，是像周武帝所制的那样呢？还是像现在的漆纱幞头呢？至于直领布襴衫“上领不盘结”的说法，尤其让人不明白。既然叫直领，就不是上领；既然叫上领，就不允许不盘结。我也不能识别。勉强解释说：“虽然是上领，但不连接斜帛，凑成盘曲的形状，以形成正圆，只是用长布直缝，使其足以绕颈。”我说礼官的意思，或许是这样，但在古书中没有考证，怎么敢相信呢？大概古今礼制不同，礼官不能分别取舍，模棱两可，所以造成这种困惑。直领，是古礼，其形制详载于《仪礼》，其形象见于《三礼图》，是上衣下裳分开的。上领有襴的，是今礼，现在的公服上衣下襴相连。我私下推测国恤旧文，一定有直领布衫，又有布襴衫。穿直领布衫，就兼穿布裙并在头上加冠；穿布襴衫，就在头上加四脚幞头。虽然合用古今之礼，但各有适用，也不算失误。礼官不察，看到公服的上领有襴，于是把直领解释为上领不盘结，并在衫字上面增加襴字。文字看似迁就今制以符合古礼，实际上是废弃古礼以顺从今制。又前礼部下发的，唯独不提手杖，那么在礼制上大致符合但还有未尽之处。礼制规定，君主丧礼，各达官之长要有手杖。达官指专达之官，在今天就是内部的省曹寺监长官，外部的监司郡守，凡是各司之长，以及常任侍从以上能专奏事的人。现在不持手杖的制度，施用于僚佐以下可以，如果长官也这样，那么即使是故相领帅也与居家之人无异，岂不浅薄吗？而朝廷冠服说：“皇帝刚丧，穿白罗袍，黑银带，丝鞋，白罗软脚折上巾。成服日，穿布斜巾，四脚裙袴冠。”帽竹杖，腰绖，首绖，直领大袖布襴衫，白绫衬衫。视事日，去掉手杖和首绖。小祥日，改穿布四脚直领布襴衫，腰绖，布袴。大祥日，穿素纱软脚折上巾，浅黄衫，黑银带。群臣的服饰，分为三等：上等，布头冠，布斜巾，布四脚大袖襴衫，裙袴，首绖，腰绖，竹杖，衬服；中等，布头冠，幞头，大袖襴衫，袴，腰绖；下等，布幞头，襴衫，腰绖。有冠有裙，而衫叫直领，那么这是古之丧服，应当自成一套。有四脚有襴衫，那么这是今世常服，应当另成一套。这是把它们混为一谈了。至于小祥的服饰，衫是直领而没有裙；宰臣的服饰，有裙而衫不是直领，又让人不明白。况且斜巾、四脚冠、帽是四种东西：四脚是古人常服，冠是古人礼服，帽是后世燕服，斜巾是民间初丧未成服时所用，是古人免冠的遗制。不知道四种东西为什么同时加在头上呢？况且既成服就必定要用丧冠

译然而使用尚未成服的斜巾，这是第一个过失。宇文氏废除古法而采用四脚幞头，如果两者并存且交替使用，尚不相妨碍；如今却同时叠加佩戴，这是第二个过失。便服与正服各有其适用场合，如今将帽子与古冠、四脚幞头一并使用，这是第三个过失。当今世天子之冠有衮冕、通天幞头、帽子，但未曾同时并用。古礼在小祥祭时改穿练冠，用熟布制作，其形制不变。如今的丧冠应当服至丧期结束，不应当在小祥时改换为布制四脚直领，上领古裙，如今的襕衫也是这四种物品，不应当一时并用。四脚幞头、折上巾、三名巾是同一物品，不应当错杂出现。而且在朝臣中将四脚幞头列为上等，幞头列为中下等，这与部文注语又相违背，至于所说的银带、丝鞋、白绫衬衫，则无需辩驳了。这类问题不能一一纠正，应当制止其根本，即说：斩衰三年，为父为君，必定依照《仪礼》的说法。其服饰则是布冠，直领大袖布衫，加上布衰，辟领，负版，掩袵，布衬衫，布裙，麻腰绖，麻首绖，麻带，菅屦，竹杖。从天子到庶人都是共同使用的。《仪礼》中的三梁冠，是士的礼制。如今天子通天冠有二十四梁，应当去掉一半。群臣则按照其品级对应进贤冠的梁数。根本既已确立，然后进一步考究礼经，以修定殡葬馈奠之礼，参酌人情，制定居处饮食的节度，凡是违背圣道、不合经典，如上领、朝服之类，全部革除，就不会有纷纷扰扰的疑惑了。如果说当今世吉凶之服，上领的形制沿袭已久，恐怕难以立即革除，这并不正确。古今的制度，祭祀用冕服，朝会防务用朝服，都用直领，垂下而不加绅带束缚，就像如今妇人的衣服；交掩于前而束带，就像如今男子的衣服。都未曾使用上领。如今的上领公服，乃是夷狄的服饰，在五胡时期流入中国。隋炀帝巡游无度，命令百官穿戎服跟随车驾，并以紫、绯、绿三色区分九品之别，唐代称之为便服，又名从省服，不是先王的法服，也不是当时朝祭的正服。如今的服饰也杂用这些，何不参照朝服、祭服的法度，参取唐代公服的制度作为便服而将其革除呢？【唐代公服见《通典·开元礼序例》下篇】民间丧事都依照此礼，只以亲疏分为五等，而衣服的制度没有区别。司马光《书仪》规定大功以下依从俗礼，礼法上是不对的。只有高氏《送终礼》，其论述非常详细，应当进一步讨论，以此作为公私通行的丧服制度，颁布给民间，令其遵守，使大义在臣民家中早有定论，以免临事时纷乱错杂，疑惑众听。又回复他人书信说：来信建议想要以襕衫幞头居丧，而在禫祭时改穿皂衫，固然足以作为复古的开端。然而襕衫幞头本非丧服，羔裘冠，孔子不以此吊唁，都不是臣子的服饰。私下认为应当像孝宗所制定的礼制，君臣同服，略作区别，以辨别上下。十三个月时穿练服，以行祥祭；二十五月时穿襕衫幞头，以行禫祭；二十七月时穿朝服，以除丧。朝廷州县都采用此制，闲居时允许穿白绢巾、白凉衫、白带。选人小使臣在祔庙除衰后，穿皂巾、白凉衫、青带以终丧。庶人吏卒不穿红紫，三年如此，似乎也很恰当。又问至尊之丧，小官及士庶等的服饰，与古制都有差异。《仪礼》规定，诸侯为天子，以及诸臣为国君，都服斩衰三年。传文说：“君是最尊贵的。”注解说：“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有封地者都称为君。”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三月。注解说：“不说民而说庶人，庶人中可能有在官任职者，天子畿内的百姓为天子服丧也与此相同。”由此看来，自古没有通天下为天子服丧三年的制度，前辈恐怕未曾考证。朱子说：“如今士庶人既没有国君的丧服，又没有至尊的丧服，那就是没有君主了。如今的凉衫尚存。有人问：‘士庶人不可久服。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三月。诸侯的大夫为天子服小功缌衰。’问：‘有官职的人嫁娶应当在祔庙之后。’回答说：‘也不可以戴花用乐，稍微表示其变化。’又说：‘至尊的丧服，开始三天用古冠服，上衣下裳。以后用今制四脚幞头等。自京官以上是一等服，京官以下是一等服，士人又是一等服，庶人又是一等服。如此等级分明才好。’问：‘寿皇行三年之丧，是谁建议的？’回答说：‘是他自己有意要行，可惜没有宰相顺承促成这一大事。若能因此举行盛典并推广至天下，那就成就数千百年的成宪了。’当时宰相用紫衫皂带入临，用白衫归，便不穿了。我在上面谈及三年之丧，也自感感动。次日即交付礼官集议，后来也没有人助成此事。《仪礼注疏》说：‘适孙承重论述得很详细。君之丧，士庶人也可以聚哭，但不可设位。在官署哭也可以。’又说：‘初丧便应当制作古丧服以入临，另外制作布幞头、布公服、布革带以朝见，这才符合古礼。’又说：‘议论者认为元祐盛世，天子群臣不能实行范祖禹三年丧的说法，在今日可知。自从汉代以来所以不……’

译能够实行这种做法，是因为君主不能尽力推行以在上方表率，又担心妨碍臣民婚丧祭祀和防聚的期限。国家自祖宗以来，三年的通丧之礼，在宫内确实实行，唯独对臣民的考虑没有折衷的办法，因此不敢轻易议论，这也太过分了。古代礼制，君主去世而服三年之丧，方丧的方是比的意思，是说服制如同父母但亲疏有别，那么义理到了但情感或许不尽相同，并非一定要让天下人睡草垫枕土块、喝水吃粥、泣血三年都如同居父母之丧一样。现在群臣的服制已有定论，唯独平民和军吏中的贫者难道就不应有所要求吗？他们全部只戴白帽去掉华丽的装饰，这也是可以的。至于防嫁之事，则分别贵贱亲疏来制定隆重或简略的节度。一个月后允许平民，三个月后允许士吏，复土之后允许选人，祔庙之后允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允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允许中大夫以下，各自借吉三日。那些大中大夫以上则禫祭之后才举行吉礼，官职低但差遣职事高的依从高者，升官的依新官，贬官的依旧官。这样也不违背古礼，不妨碍当今，大概可以实行了。又说：“天子的丧事，从宰相执政以下逐渐降低服制，至于四海之内，则从听到讣告开始，止于三个月。”又说：“古代，公卿大夫和列国的诸侯各自为天子服三年丧，列国的卿大夫各自为其君主服三年丧。只是，各自为其君主服丧，诸侯的大夫不为天子服丧，百姓则京畿之内的民众为天子服丧，本国的君主为其服丧。”

译干学案：《仪礼》规定，诸侯的大夫中曾接见过天子的，要为天子穿繐衰丧服。这说明诸侯的大夫也有服丧的义务。

《真西山集》记载：宋理宗初年，真德秀上疏论述小祥祭时不应当穿吉服，奏状说：“我伏见朝廷指令，群臣等到宁宗皇帝小祥祭过后，都穿纯吉的礼服。我查考礼经，儿子为父亲，臣子为君主，都应当服斩衰丧礼三年。自从汉文帝顺从私情改变古制，后世才开始不再见到夏商周三代的礼制。间或有天资笃厚孝顺、急切想要恢复古制的君主，如晋武帝，但他的臣下习惯卑劣、固守陋习，阻挠并制止了他。他们的说法是：‘君主在上面服丧，臣子在下面除服，这就只有父子关系，没有君臣关系了。’他们唯独不思考古礼不能实行的弊病，在于君主畏惧其艰难罢了，难道有君主能服丧，而臣子不能服丧的吗？本朝历代圣君相继，外朝虽然采用以月代年的制度，但宫中实际实行三年的丧服。等到宋孝宗（阜陵）时，独自出自皇上的决断，在以月代年的制度之外，丧服如常，朝衣朝冠都用大布。三代以下，大概未曾有过。可惜当时的臣子不能一并确定臣下执丧的仪制，于是造成君主在上面服三年丧，而群臣在下面以月代年、公除丧服，这是千年以来无穷的遗憾。等到绍熙甲寅年，宋孝宗驾崩，罗点等人建议，请求让群臣在以月代年之后不脱去丧服，上朝处理政务，暂且使用公服、黑带。每逢七日以及初一、十五时节，上朝哭临慰问，所有关于丧礼的事，都穿着丧服进行。陵墓安葬之后，周年祭和再周年祭又穿丧服。到大祥祭之后才除服，至于便服，也去掉红紫色的装饰。诏令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当时台谏官集会商议，认为罗点等人的请求虽然不完全符合古制，但略微保留了古礼的遗意，并且请求一并确定君主的丧服，最终没有成功。我私下认为，古制不行已经很久了，如果让君主居丧像宋孝宗那样，群臣执丧像甲寅年那样，虽然节文未尽符合古制，但心意已经差不多了。韩侂胄弄权，群奸党附，一切反庆元初年的政令。所以光宗的丧事，群臣又在小祥祭时穿纯吉的礼服。现在查考《防要》，群臣在禫祭时穿纯吉礼服的，是累朝的制度。后来改为升祔绍兴时，而小祥祭改为大祥祭；甲寅年改为大祥祭。二百多年之间，丧制四次变化，都是趋向于久远（即加重丧期）。韩侂胄改变甲寅年的制度，而沿用小祥祭的旧制，从久远趋向于近便，舍弃厚道而趋向薄情，这可以吗？况且嘉泰元年，礼官请求遵循绍兴已实行的典制、淳熙重申的命令，让百官在小祥祭后穿纯吉礼服。臣现在查考，淳熙年间居丧时，虽然有群臣以月代年的命令，但没有说小祥祭后穿吉服。大概高宗驾崩，光宗即位十有六个月，百官都使用吉礼，但因为新君受禅，并不是为了高宗的小祥祭。嘉泰年的礼官敢于如此舞弄礼法，后来有关部门失于讨论，只因为光宗的丧纪近而可以遵循，不知道那是权臣所更改的。自从嘉定以来，权臣的错误政令大多被革除了。丧纪是重大的事情，岂能反而陷入他们的过失呢？况且衡量礼意，参酌人情，有两点不安。皇帝亲自执行三年的丧礼，在宫中则用苴麻，上朝则穿浅黄色的衣服，系黑犀角的带子，而群臣却已经无所不佩，这难道是‘君主服什么，臣子就服什么’的道理吗？这是第一点不安。八月三日，正是小祥祭，过了七天就穿纯吉的礼服。追念去年，这时先皇帝还坐在朝堂上接受群臣朝拜，现在音容仿佛还在，但仙游已远。臣子虽然号恸泣血，不足以宣泄哀痛，却立刻穿上纯吉的礼服，忘记忧戚的容貌，衡量人情，必定不忍心。这是第二点不安。希望朝廷再命令有关部门，查考绍兴、甲寅年已确定的例制，斟酌实行。那八月十日百官穿纯吉礼服的指令，暂且赐予收回，庶几稍微符合礼意，足以留给后世。”

《宋史·张忠恕传》记载：宋理宗初年，张忠恕担任户部郎官，上言说：“人道没有比孝更优先的，送死尤其是大事。孝宗朝，朝衣朝冠都用大布。等到宁宗以适孙的身份承重，光宗虽然有病，未曾不在宫中服丧。等到光宗驾崩，权臣的焰势正盛，没有人敢说话。去年秋天礼部接受成命，胥吏未曾以义理折衷。庆元年间，再周年祭后行祥祭，百官才开始穿纯吉的礼服。现在如果刚经过练祭，虽然朝臣一条带子的细微之处，不再有凶吉的区别，那么三年的丧礼就降为一年，危害理义更加严重。况且君主在内执丧，而群臣的服饰没有异常，这就只有父子而没有君臣了。”

《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三十一年五月乙酉日，太祖驾崩，遗诏丧葬的仪制一如汉文帝。天下臣民接到命令后哭临三日，都脱去丧服。《仁宗实录》记载：仁宗驾崩，礼部上奏丧礼仪注：一、在京的文武官员听到丧讯，穿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从第二天开始到第三天早晨，都到思善门外哭，退后在本衙门住宿休息，不饮酒吃肉。第四天各穿斩衰丧服，到思善门外早晚哭临三天，又上朝哭临七天，各十五次举声停止。凡在朝及衙门办公，用布裹纱帽，垂带素服、腰系绖带、穿麻鞋，退居私宅即穿孝服，通前共二十七天除服。一、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的命妇，穿麻布大袖圆领长衫，布盖头，清晨由西华门进入思善门外哭临三天停止，全都去掉金银首饰，仍穿素服，通前共二十七天除服。一、在京以听到丧讯的那天为始，禁止屠宰十三天。一、军民穿素服，妇人穿素服不梳妆打扮，都以听到丧讯的那天为始，

译二十七日除去丧服。凡听选官、办事官、监生、人材、吏典、僧道、耆老，听到丧讯后立即换上素色衣服，从第二天到第三天，每天早晨前往顺天府面向皇宫设置香案哭祭。到了第四天，百官各自穿上斩衰丧服，监生等人穿素服，早晚哭祭三天，又早晨哭祭七天，各自哭十五次出声即止，随后都换上素服，连同前面的日子共计二十七日除去丧服。一、外国及四方蛮夷的朝见使者举行哭祭礼仪，工部为他们制作孝服。一、宫内文武官吏等人遵照遗诏，二十七日脱下丧服后，仍按太宗文皇帝的服制守孝终期。一、各位皇子、郡王以及王妃、郡王妃、郡主以下的人听到讣告，都痛哭尽哀，行五拜三叩头礼完毕后，都换上素服。第四天换上斩衰丧服，遵照遗诏二十七日除去丧服。一、遗诏到达之日，在外地的文武官吏等人，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行四拜礼，跪着听完宣读完毕后，举哀，再行四拜礼完毕，各自在衙门内放置斩衰丧服，面向皇宫设置香案，早晚哭祭三天，各自哭十五次出声即止，从此穿素服，累计二十七日除去丧服。一、在外官员听到丧讯，命妇穿素服举哀三天，各自哭十五次出声，穿素服累计二十七日除去丧服。军民男女只穿素服十三日。

译吕柟问：古代诸侯的世子不为天子服斩衰之丧，如今亲王世子、郡王及其妃子，以及公主、郡主为何要为天子服斩衰之丧呢？回答说：因为天子至尊，至尊意味着天下统一。如果说有继承世位的体制却不为天子服斩衰，那就是有两个正统了。问：处理政务时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降低对太上的尊崇程度。古代诸侯为天子服丧三年，诸王都相当于古代的诸侯，如今为何只服丧二十七天呢？这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然而皇帝在祔庙之后，穿着素服从西角门出来视朝，祭祀时穿黄袍，直到禫祭才脱下素服，这实际上还是服丧三年。内外文武百官在皇帝刚驾崩时，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听候诏令，第四天成服，在京城内的官员在思善门哭临，早晚各哭临三天，又朝拜三天；在外地的官员在城门哭临，次数相同。如果入朝或处理政务，则用布包裹纱帽、垂带、穿素服、系绖带、穿麻鞋，退朝后穿斩衰。过了二十七天，才改穿素服、戴乌纱帽、系黑角带。问：二十七天是什么意思？回答说：这也是服丧的意义。这样做是为了降低皇太子、诸王的丧礼规格，所以听选办事的官员穿衰服哭临顺天府十三天，又穿素服十四天不再哭临。生员、吏员、僧道等人穿素服哭临顺天府十三天，又穿素服十四天不再哭临。军民妇女都穿素服二十七天，天下军民男女都穿素服十三天。群臣和命妇穿麻布大袖圆领、麻布盖头、系绖带入宫哭临三天，又穿素服二十七天。外命妇服饰相同，但不哭临。这也是为了降低文武百官的丧礼规格。所以古代与诸侯是兄弟关系的卿大夫为天子服斩衰，大夫的嫡子与夫人及太子都服斩衰，如果不是兄弟的嫡子，就有不服斩衰的情况。所以说：天子驾崩三天后祝官先持杖，五天后官长持杖，七天后国中男女服丧三个月，天下服丧。又说：君主的丧事，各位达官之长持杖三天，太子和夫人持杖五天，大夫和世妇持杖。既然如此，如今为何都只服丧二十七天呢？回答说：这确实是从宣德年间开始的，是跟随诸王的规格。问：群臣用布做四脚幞头、直领布襴衫、系麻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宋代淳熙年间的礼制。问：贫穷的军吏用白纸做冠巾，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从宋代朱熹的建议开始的。

顾清关于制服的私议：这几天来听到各位公卿讨论礼制，我愚昧无知，私下有些疑惑，现在不敢远引盛世，直接以春秋时期礼教残缺的时候来说，也有不这样做的情况。查《檀弓》记载鲁庄公的丧事，下葬后绖带不入库门，士大夫卒哭后麻绖不入库门。传文说：庄公去世，庆父作乱，闵公当时八岁，下葬后就穿着吉服即位，所以说绖带不入库门，士大夫仍然系麻绖直到卒哭才不入库门。并且说：记载祸乱紧迫，礼制因此废弛。闵公因为年幼，迫于祸乱，下葬后就穿吉服，废除了先王的礼制，儒者记载这件事作为万世的警戒，曾不少加宽贷。如今天下一家，南北东西，没有丝毫警报，先帝安然驾崩，新君登基，四方万国，借此观察礼制。议论的人却想在即位之后，立刻穿吉服，临御正衙，这是不把尧舜三代的盛世期望寄托在我们的君主身上，而是让下面的人沿袭衰世乱邦的踪迹，这可以吗？况且闵公在下葬后穿吉服，群臣在卒哭后穿吉服，也是君主除服后臣子才敢除服。先儒尚且认为不能服丧三年是极大的失礼，如今遗诏虽然允许群臣在四月十二日脱去丧服，但此时车驾还在途中，大约计算践祚的日期还在易月之内。服丧宁可过于哀戚，礼制贵在适宜，这是古道的原则。议论的人不推究这个意思，只执着于遵奉遗命的说法，想在这一天就脱去丧服。如果听从他们的说法，让君主穿齐衰斩衰的衣服，臣子穿素缟的服饰，在礼制上不顺，在情理上不安，传到四方，如何作为训诫？这不仅得罪于古代制定礼制的圣王，也是鲁闵君臣迫于祸乱所不做的。又查《丧服小记》传文说：近臣跟随君主去他国，返回后君主的亲人丧服期限已过，君主追服，臣子也跟随追服。如果卿大夫后来返回，而君主的服限未满，也跟随服丧；如果在限外，就不跟随追服。明确君主服丧未除，则臣下都应当跟随服丧。如今新君从外来，与在他国返回的情况大致相似，即使成服而行，计算到达的日期还在服限之内，那么群臣不敢遵行易月之制而跟随服丧，正是这个礼制的含义。而议论的人执着于四月十二日，群臣都戴吉冠，又想新君即位三天就脱去丧服，都不知道依据什么。

补遗

臣民为天子服丧

《北史·节义传》王威，勃海北陉人。献文帝驾崩，王威在州城门外立草庐，穿衰裳、喝粥，哭踊无时。刺史苟颓将此事上表奏闻，诏令询问情况。王威说：“先帝恩泽遍及百姓，王威不胜悲慕，恋心如此，不知礼制。”诏令问王威是否有诉求，允许上表陈述。王威说：“听到讳名悲号，私下认为臣子同例，无所求谒。”等到百日，便竭尽家财，设四百人斋防。忌日，又设百僧供。到大除日，诏令送白绸袴褶一套给王威脱去丧服，下诏给州令表彰其特异。

《白虎通礼》庶人为国君服齐衰三月。王者驾崩，京师的百姓服丧三个月。为什么？因为百姓卑贱而王者尊贵，所以三个月而已。天子七月下葬，

译诸侯在五月内安葬的，百姓就开始哭泣并穿素色衣服，在安葬前三个月完成丧服，齐衰的丧期定为一年以完成礼仪，这是为君主安葬所定的礼制。礼仪不施用于平民，这是为百姓制定的制度。为什么呢？礼仪不施用于平民，是因为有尊卑等级的制度。丧服是思念之情由内而发的表现，所以要为它制定制度。君王去世，臣下服丧的先后次序是怎样的呢？因为恩情有深浅远近的区别，所以丧期的长短也就有日月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