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译《四库全书提要》说：《伤寒论》十卷。由汉代张机撰写。由晋代王叔和编纂。由金代成无己作注。《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则是成无己自己撰写的。用来阐发张机学说的著作。王叔和是高平人。官职为太医令。成无己是聊摄人。生于宋代“嘉□治平”年间。后来聊摄之地归入金朝。于是他成为金朝人。到海陵王正隆丙子年。他年过九十岁，仍然在世。这一点见于开禧元年历阳张孝忠的跋文中。明代吴勉学刻印这部书时。题作“宋人所著”。这是错误的。《伤寒论》。书前有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人校订的序文。序文称，开宝年间，节度使高继冲曾经编录此书并进呈朝廷。书中文理错乱。未能考订改正。朝廷于是下诏让儒臣。校订医书。现在先校订确定张仲景《伤寒论》十卷。全书共二十二篇。合计三百九十七种治法。除去重复内容，共有一百二十三首方剂。（按：十三。原本误写作十二。现已改正。） 现请求颁布施行。又称，从张仲景到现在已经八百多年。只有王叔和能够学习并继承他的学说。而明代方有执撰写《伤寒论条辨》。却诋毁王叔和的编纂。以及成无己的注释。对其中多有改动、移易和扰乱。并且把《序例》一篇。当作王叔和伪托之作而删去了。本朝喻昌撰写《尚论篇》。对于王叔和编排次序的错误。《序例》中的谬误。以及成无己的注释。林亿等人校订中的过失。对这些内容的考辨尤其详尽。都重新加以考订。自称恢复了长沙旧本的原貌。他的书在世上广泛流行。于是王氏、成氏的著作便逐渐衰微了。然而，叔和毕竟是一代名医。而且距离古代还不算久远。他的学问应当有所传承和依据。成无己对于这部书，终身加以研究，也必然有很深的心得。似乎不可以一概加以排斥，把它全部视为错误。朱子修改《大学》，把它编成一经十传，又把《中庸》分为三十三章，对于求学的人并非没有帮助。如果一定要说孔门流传下来的旧本原来就是这样，那么最终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凭信。现在《大学》《中庸》，把朱子的本子列入学校的教材，也把郑玄的本子列入学校的教材。原本就没有偏废任何一方。又怎么可以因为后人重新订定了这部书，就废弃王氏、成氏的本子呢？〔成氏（无己）《明理论》〕（《宋史·艺文志》中题作“严器之”三字。） 《宋史·艺文志》记载为四卷，现存。《药方论》自序说：制定方剂的体制，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湿，合称十剂。就是这样。制定方剂的运用，就是大方、小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七种方剂。就是这样。因此，制定方剂的体制，若要实现七种方剂的作用，就必须以药物气味的生成规律为根本，这样方剂才能制定完成。药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气，产生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种味，形成于地。气味生成之后，阴阳进退变化的机制也就存在其中了。因此，在一种物质之内，气和味兼备；在一味药之中，各种药性和道理也都具备了。药物主治和相互配对的关系，都由此产生。斟酌其中是否适宜，相互参合而发挥作用，分别安排君药、臣药、佐药和使药，各自按照相宜的原则配合，使药物的宣通、摄纳和变化作用，千变万化，无法计量。一千四百五十三种病的方剂，全都是由此开始的。所谓君、臣、佐、使，并不只是说上药一百二十种作为君药，中药一百二十种作为臣药，下药一百二十五种作为佐药和使药，也就是把三品药物分别看作君、臣、佐使。制定方剂的奥妙，确实要同疾病相对应。还要考虑药物有毒还是无毒。所要治疗的疾病，就是方剂所针对的主病。针对主病的药，称为君药；辅佐君药的，称为臣药；配合臣药发挥作用的，称为使药。选择药性相须、相使的药物，制约药性相畏、相恶的关系，排除药性相反、相杀的配伍，君臣之间各有次序，方剂的配伍原则也就完备了。通常的配方比例是，一味君药、二味臣药、三味佐药、五味使药。也可以是一味君药、二味臣药、九味佐药和使药。君药过多而臣药过少，臣药过多而佐药过少，药方的整体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一味君药、二味臣药，这是小方的配制。一味君药、三味臣药、五味佐药，这是中等方剂的配制。一味君药、三味臣药、九味佐药，这是大方的配制。一味君药、二味臣药，这是奇数配方的配制。二味君药、四味臣药，这是偶数配方的配制。二味君药、三味臣药，这是奇数配方的配制。二味君药、六味臣药，这是偶数配方的配制。病位在近处，用奇数配方；病位在远处，用偶数配方。所谓远近，指的是病位距离身体中心的远近。位于体外、在身体上半部以上的，同属天的阳，其气就属于近。位于体内、在身体下半部以下的，同属地的阴，其气就属于远。心、肺位于膈膜之上，所以这些脏属于近；肾、肝位于膈膜之下，所以这些脏属于远。病位近，无论采用奇方还是偶方，方剂的规模都应小，服用的剂量也应小；病位远，无论采用奇方还是偶方，方剂的规模都应大，服用的剂量也应大。肾、肝所在的位置较远，如果药味数量多，药气运行就缓慢，不能迅速到达下部。所以必须剂量大而药味数量少，借助药气迅猛急迫的作用，使它能够向下运行。心、肺所在的位置较近，如果药味数量少，药气运行就急促，不能向上充分发散。所以必须剂量小而药味数量多，借助药气容易发散的特点，使它能够向上补益。所谓的“数”，肾为一，肝为三，脾为五，心为七，肺为九。这是五脏常用的配数。药物的配制不能超过这个数。补益上部，就治疗上部。药物的配制要缓和。补益下部，就治疗下部。药物的配制要峻急。而且，峻急的方剂，药物气味浓厚。缓和的方剂，药物气味淡薄。应根据各自适宜的作用来施用。这样，无论病位远近，都能得到适当的治疗。奇方的配制，药味多而每味用量少，用来使药力迅速下行。所以说，攻下的药不采用奇数配伍。偶方的配制，药味少而每味用量多，用来使药力向上发散。所以说，发汗的药不采用奇数配伍。医经说：发汗的方剂不采用奇方，攻下的方剂不采用偶方。处方配制的原则，没有超出这些内容的。然而，自古以来的各种方剂，年代相隔久远，已经很难考察评定。只有张仲景的方书一部，最称得上是各种方剂的鼻祖。因此，仲景承袭伊尹的方法，伊尹又承袭《神农经》的医理。在医籍之中，这部书尤其是关键要籍。参考当今而取法古代，丝毫没有偏离。实在是大圣人所作的著述。在一百一十三个方剂之中，选出医家日常最常用的方剂二十首，并借此阐明方剂配制的方法，或许可以稍微阐发古人的用心。严器之在序言中说：我曾经思考，历代的名医，能够使枯骨复活、使死人起死回生，驱除邪气、治愈疾病，并不是说他们生来就懂得医术。必定是继承并阐述前代圣人的经典，才智高超，见识精妙，探究细微之处，寻求隐微的道理，研究其中的义理，从而领会它的主旨。所以施治时没有什么情况不能应对。况且各种疾病中病情最急迫的，没有比伤寒更急的。有的死亡，有的痊愈，病程短则在六七天之内，长则超过十天。因此，东汉的张长沙感念往昔因伤寒而死亡的人，痛惜那些无故夭折而无人救治的人，撰写了《伤寒论》十卷，共三百九十七条治法，一百一十三个方剂。它是医家的规范准绳，也是治病的根本依据。然而，从汉代直到今天，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只有王叔和领会了其中的主旨，后人都没有找到进入其门径的方法。因此，相关注释很少，讲解义理的内容也有所缺失。

译自宋代以来，名医中偶尔有人撰写著作，如庞安常撰写《卒病论》，朱肱撰写《活人书》，韩和撰写《微旨》，王实撰写《证治》，虽然各自都有相互阐发、说明的意义，但仍未能完全阐明张长沙的深意。聊摄人氏成公，世代以儒学和医学为业，天性聪明敏锐，记忆和学问都十分广博，撰写《伤寒义》，其中都是前人未曾阐述过的内容。着重在于确定证候的类别，辨析症状表现，分析证候，对于表面相同而实质不同的情况加以说明，对于似是而非的情况加以辨别。他解释战栗有内证、外证的诊别，论述烦躁有阴证、阳证的区别，对谵语和郑声，使虚证和实证能够清楚地辨识。对于四逆和厥，使病情浅深的类别得以明白。内容从发热开始，到劳复结束。共五十篇，题名为《明理论》。这可以说是真正领会了张长沙的主旨。使学习医术的人，读了他的论述便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认识各种证候，辨别各种疾病，胸中明白通达而没有疑惑。难道不是内容十分广博吗？我家行医已有五十年，探究医理，穷究经典，从幼年直到老年，凡是古今医书，没有不涉猎的。读到这部书，觉得其中的义理光明显著，实在不能默然无言，因此为它写下这篇序言，概述其内容。壬戌年，八月十五日，锦山严器之作序。张孝忠在跋中说：上面所说的《注解伤寒论》十卷，《明理论》三卷，《论方》一卷，都是聊摄成无己所作的。从北方到南方，大概流传着两部集本。我在绍熙庚戌年进入京城。传本的前十卷收藏在医者王光庭家中。后来我任荆门守时，又在襄阳，访求到了后四卷。望、闻、问、切四种诊察方法，以及治病、处方的要领，全都不超出这些范围。古今论述伤寒的人，都以张长沙为宗师，只是根据病证来运用他的理论，起初没有人阐明其中的意义。成公广泛深入地研究，精研而有独到的领悟，以《难经》《素问》《灵枢》等书为本，用来阐发其中深奥的道理；又依据仲景的方剂和论述，来辨别分析其中的医理，把表里、虚实、阴阳以及死生等理论阐述得极为透彻，对药物与病情的轻重，以及药物的取舍、加减之意，也都作了深入研究。细微之处都没有遗漏，毫无遗憾。他确实是仲景的忠实继承者，也是医家的重要法则。士大夫在各地做官，每当生病时却常常没有医生。我来到郴山后，对此尤其感到叹息。想把这部书的教诲传播给他们，却难以只靠空泛的言语做到，所以刊刻了这部书，把它作为学习和行医的规范，使每家都收藏一部，人人都诵读其中的论述，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因意外和伤害而早死。希望大概能够免除这种祸患。成公在乙亥、丙子年间，那时已经九十多岁，那么他一定出生在嘉祐、治平年间。国家长期培养人才，又命令医官建立医学，培养人才所取得的成效，竟然达到如此地步。那么对于天下后世，凡是所谓教育和培养人才的事情，难道可以不对此深加思考吗？开禧改元五月甲子日，历阳张孝忠。汪琥说：《伤寒明理论》，是金代聊摄人〔成无己〕撰写的。全书共四卷。其中第一卷至第三卷，共论述五十篇，从发热开始，到劳复结束。第四卷，阐明了桂枝等方剂二十首。这确实是深刻领会伤寒要旨的一部书。但其中第四十五篇说：“阳明病下血、谵语”，并说这是热入血室的证候。这大概是在说男子，并不只是指妇女。这与仲景的本意大相违背。然而也不能因为其中一处的缺点，就掩盖全书的长处。它取名为《明理》，确实名副其实，并非虚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成无己所作的《明理论》，共五十篇，另有论述方剂二十篇。对于方剂中君、臣、佐、使的配伍意义，阐发尤其清楚。严器之的序文，称赞成无己所撰定的伤寒义理，都是前人未曾论述过的内容，对他的推重到了极点。张孝忠也称赞成无己的这两部集子，从北方流传到南方，先是在绍兴庚戌年，从医士王光庭家得到《伤寒论注》十卷。后来任荆门守，又在襄阳，访求得到《明理论》四卷。于是就在郴山刊刻成书，可见在当时，人们本来就已经非常重视这部书了。〔陶华《伤寒明理续论》一卷〕现存自序说：从前朱肱奉议撰写《伤寒百问书》，把书进献给朝廷，因此被授予医博士。他的书交给国子监刊刻发行。在途中遇到豫章名医宋道方，于是就向他请教并请他评定。宋道方指出并驳正了几十处，朱肱茫然失措，深感惭愧。因此国子监没有刊刻这部书。这件事见于《续易简方》。双钟李知先又为它编作了八韵歌诀。这两部书在我们乡里的前辈中，一向都被视为救活人的书。考察《魏志·华佗传》说：华佗拿出一卷书，说这部书可以救活人。因此，“活人”这个名称的由来，应当就是指仲景的《伤寒论》。朱肱、李知先二位虽然知道有仲景的书，却不能深入达到其中的精微奥妙，还不足以配得上“活人”这个名称。正统改元时，我游历京师，遇到临江的刘志善先生，他把一卷书传给我。书中指摘《百问书》的问题，也有几十条。我带着它回到南方，把它呈给松江的赵景元先生。奉议朱肱的书，固然还不够完善，但刘先生所作的驳正，似乎确实观察得很深入。前人从未对此提出过议论。况且仲景的书，流传的时间已经很久，文字讹误实在很多。那些隐微的言辞和深奥的义理，彼此交错出现。在残缺的竹简和断散的篇章中，次序也前后错乱。朱公既不知道这些著作的文字内容。又不知道其中所说的证候。然而自汉魏以来。那些高人隐士所撰写的著作。没有流传到今天的。哪里数得清有多少呢？于是他拿出各种书籍给我看，说道：郭白云的《伤寒补亡》。庞安常的《卒病论》。韩和的《微旨》。杨仁斋的《伤寒类书》。王实的《证治》。常器之的《杨大授》。以上这些书。都对阐发张仲景的学说有所贡献。而且都是东南一带的医生们没有见过的。景元自己也编写了一部书。书名叫《伤寒类例》。这部书很久没有完成。所以没有拿给别人看。庚寅年冬天。我因患脚病，几个月不能走出家门。于是阅读成无己的《明理论》。书中只列举了五十种证候。但辨析考究得十分详细明白。可惜内容还不完备。于是我便汇集自己所见所闻的内容。按同类相互比较，并附列相关的例证。经过斟酌，对原有内容加以删减和增补。终于编成了一部书。命名为《明理续论》。姑且用来自己备忘。并不敢把它传播给别人。即使朱公的《百问》。也是积累了他一生的勤勉才写成的。尚且免不了被后人纷纷议论。我实际上又是什么人呢？竟然只用几个月时间。就有所成就。大概是依靠古人的成熟训诫。这些训诫对我有所启发。初学医学的人。或许能从中有所收获。应当会有人理解我的苦心。所以把这部书的由来记在卷首。《杭州府志》记载说：陶华，字尚文。是余杭人。他治病有奇特的疗效。有一个人患了病。因为吃了羊肉。又涉水行走。病邪结聚在胸中。他的门人请教说：这个病用泻下法不能治。用催吐法也吐不出来。应当采用什么方法呢？陶华说：适宜服食砒一钱。门人不相信这句话。于是先用其他药物试治。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效果。最后才按照陶华的话去做。服用一次便吐了出来。于是病就痊愈了。门人问他说：砒的药性会杀人。怎么能够用来治病呢？陶华说：羊血很能解除砒的毒性。羊肉遇到砒就会吐出。而砒遇到羊肉。就不能杀人。因此我知道这个病可以治愈。后来他到各省郡治疗伤寒。服药一次就痊愈。疗效神奇得无法测度。名声一时轰动。然而如果没有厚重的财礼。就不能请到他。评论他的人因此轻视他。他所著的六部书。一部叫《琐言》。一部叫《家秘》。一部叫《杀车槌法》。一部叫《截江网》。一部叫《一提金》。一部叫《明理续论》。在仲景之后，也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

译〔巴氏（应奎）的《应奎伤寒明理补论》四卷，现存；闵氏（芝庆）的《伤寒明理论删补》四卷，现存〕自序说：从前轩辕黄帝和岐伯完全通晓医经。谈到伤寒时。说明经脉传变的情况。分别制定发汗和攻下的方法。确定病情将要痊愈或不能痊愈的期限。这些都以天数来计算。是为了说明通常的规律。并概括其中的要点。至于各种变化，则多得无法计算。《内经》难以把这些变化一一论述。所以上天又降生了仲景。来阐明其中的奥秘。揭示疾病传变的〔缺字〕。辨别阴阳两类病的发病情况。撰写医论，推演并阐发医经的义理。创立方剂，□惠生灵。以一个道理贯通全篇。各种头绪都得到了充分阐明。只是，非同寻常的教诲必定深奥。文字简约而意义广博。世人很难窥测其中的深意。成无己奋发而起，深入研究，穷尽其理。创作训释之作。虽然不能完全契合其中的微妙之处。但阐发明白的地方特别多。又提出自己的见解。用来撰成《明理论》。实在担心其中的道理还有不明白之处。那就会执迷于荒谬的想法。残害生命，必然有罪。所以我只在书外谨慎地略作说明而已。向上继承前代贤哲的学说。同时也为后来的学习者提供启发。难道不是非常殷切吗？共列医理议论五十篇。阐明表里、实虚等情况。方剂论二十章，剖析辨正，以作匡正和辅佐。人的生死是有依据可考的。治疗也有可以凭借的准则。学习医理的人加以引申，并由此类推。自然可以阐明其中尚未说尽的〔缺字〕内容。但一定要深入研究《内经》和《伤寒论》。这样才有希望使学术有源有流。心中有主见。医理也可以自己明白。如果这样从根本追寻到枝节。却只是徒然翻阅这部集子。那么就辜负了重视成氏学说的本意。最终仍然会糊里糊涂，不能明白医理。至于陶尚文《家秘》一类的著作。不过是抄袭成氏著作而成的罢了。怎么可能超过成氏呢？阅读此书的人应当懂得取舍。话虽如此。美玉有时也会有瑕疵。书中的内容也难以全部相信。我略作删补。这便属于〔缺字〕。在这三卷书中。只有“烦证、虚烦、阳厥、阴厥”四项。删去了原文全文。并用我的见解加以补充。按照原来的次序编排。仍然放在四条的下面。明确说明这是全部删去、全部补写的内容。以此与其他条文区别开来。其余六十六条，有的删去字词。有的删去句子。有的是因为言辞繁冗而删节。有的是因为论述错误而删去，全部依照原文的意思处理。仍然使上下文彼此贯通。其中有些地方明确用我粗浅的意见。补足原文的缺漏简略之处。这些内容都用小字书写。使古今文字不致混乱。这是因为想帮助读者明白医理并使其胜过原说。于是便依据成氏的旧说加以增删损益。只是自己没有察觉其中的荒谬罢了。有志于医学的人，难道可以不思考、弄明白医理吗？西吴松筠馆主人闵芝庆题写。闵芝庆按语说。所谓“烦”。是指不能安静、心神不宁的状态。与“躁”相比，程度较轻。由热所致的固然较多。但也有因寒所致的。成氏错误地把“烦”和“热”合并为一条。他说：“烦就是热。” 其中关于虚烦的一条。也不够妥当。因此一并删去并加以改订。另外，“四逆”和“厥”。二者的含义没有不同。只是换了一种说法而已。成氏认为四逆比厥的程度轻。所以编成两个证候。现在仍然依据他的论述。采用其中可以取用的内容。舍弃其中应当去掉的内容。并补写“阳厥”和“阴厥”两条。他的论述精密而审慎。可以作为依据。这样就不再有偏袒同道、替缺失之处掩饰的弊病了。〔汪氏（琥）增补《成氏明理论》〕没有见到汪琥说。成氏为仲景的著作作注，已经完成。又亲自撰写了《明理论》。他解释仲景的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等方。尤其明白畅达。只是可惜他所解释的内容。不过只有二十多首方剂。至于他没有阐明的内容。我就根据原注中的意思。并参考《内台》等书。大半用我粗浅的意见加以补充。《伤寒论辨注·凡例》。〔宋氏（云公）《伤寒类证》〕二卷，现存自序说。我私下听说，天地以覆盖承载来体现师道。圣人创立医学，是为了救济众生。道德和医药。都同出于一个根源。学医而不通晓道理，就无法了解造化运行的机理。通晓道理而不通晓医学。就无法完全明白养生的道理。然而想要学习这门道理的人。必须先立定自己的志向。志向立定，就能穷究事物的道理。穷究事理，就能专心治学。学习即使已经专心。也必须得到老师和前辈的指导，才能进入这门学问的大门。如果还能聪敏仁惠、爱护万物。做到公正无私，才符合这门道理。至于掌握人命的职责。那是多么重大啊！况且圣人的智慧深奥而高远。其中自有关键要领。如果强行穿凿附会。只会白白劳碌到头发全白。我曾在常山一带的医生张道士那里。秘密学习到《通玄类证》。这是仲景传授医法的关键法门。张道人从一位奇异之人那里得到它。但世上还没有流传的刻本。我深切想到仲景的著作。其中内容隐微深奥，难以看懂。即使有高明的医士。见识广博通达。无奈仅凭一个人的心力。每天还要应对各种病证。万一出现差错，岂不是令人忧虑吗？如今这部书把其中精微隐晦的言论，概括整理成直白的说明，使那些难以理解的文字，清楚得如同呈现在掌上一样。所以说：提起一条纲领，所有细目就都清楚了；标明一句要旨，众多道理就都显现出来了。如果得到这部书，用它来补救失传的医志，它对，世人的救助作用，不也很深远吗？所以命令工匠雕版印刷，希望能够流传久远。时在大定癸未年九月十五日。河内宋云公撰述。汪琥说：明朝末年，虞山人校刊《类证》三卷。在《仲景全书》中，这部书把仲景的三百九十七条治法，分为五十门。又以太阳等六经，编排为辰、卯、寅、丑、子、亥字号。五十门大致都是如此，从“呕吐”门开始，看到辰字号中的某种呕吐证，就应当使用仲景的某个方剂。这与马宗素的钤法相似，也没有另外的创见。所以《准绳》的凡例说：编纂《伤寒》著作的人很多了，他们知道尊崇仲景的著作，却遗漏了后代贤者所续补的治法，这是过分好古造成的过失。《类证》一类的书，就是这样。〔《伤寒摘疑》〕（《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作《伤寒辨疑》，题作《伤寒辨疑》。宋濂《丹溪石表辞》，题作《伤寒论辨》。） 《读书敏求记》著录一卷，未见原书。钱曾说：朱彦修认为，仲景的著作，就像儒家所说的《论语》和《孟子》一样。那么，对摘录它的人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我私下担心摘录时删断了文字，篇章句读或许有错误，所以略微记下自己感到疑惑的地方，并附上自己的意见，并不是敢于对仲景提出质疑。汪琥说：《伤寒摘疑问目》，由元代丹溪朱震亨撰写。全书只有一卷。开头讨论脉象，结尾讨论证候和汤剂。这也是阐明和发挥仲景著作的文字，对后来的学习者大有益处。可惜其中的论述只有十九条而已。〔滑氏（寿）《伤寒例钞》〕（《医史·撄宁生传》题作《读伤寒论钞》。） 共三卷，未见原书。汪琥说：《伤寒例钞》，由元代许昌人滑寿，字伯仁，辑集而成。全书共三卷。其中上卷，首先摘录《伤寒例》，其次摘录六经的内容。例如太阳经，先摘录本经的总论，分为在经证，入腑证，以及传变证。接着摘录本经的杂论，凡是三阳经以及合病、并病，都依照上面的体例编排。所摘内容编成一卷。中卷，则摘录三阴经的论例，以及阴阳差后、劳复、食复的论例。下卷，则摘录脉象的论例。其中有亡血脉，阳衰脉，病脉，难治脉等。又如六经中风，以及伤风而见寒证，伤寒而见风证，温病、风温，痉病、湿病，霍乱，厥逆、下利、呕吐，以及可不可以发汗、攻下的条文，都摘录了相关脉象。最后摘录死证三十多条。至于仲景的论述，丝毫没有新的阐发，也不过是便于学习者记诵和熟习罢了。

译〔许氏（弘）《金镜内台方议》〕十二卷，现存。《建安县志》说：许宏，字宗道。幼年学习儒学，后来隐居行医。遇到奇特的证候和疑难的疾病，他诊治往往都能见效。他还擅长诗文，也善于绘画山水花卉，这些技艺都达到了精妙的境地。去世时，享年八十一岁。他所著的有《通元录》，流传于世。汪琥说：《金镜内台方议》，由建安许弘辑集。全书共十二卷。从第一卷到第十卷，讨论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等汤方。第十一卷，论述五苓散等方剂。第十二卷。论述理中丸等方剂。他的学说虽然以成无己的注解为主要依据。然而也有许多新的阐发。这对仲景学说也大有补益。汪琥按：许氏不知是哪个时代的人。他的字也无从考知。读他的文章义理。想来应当是金元时期的人。考察许宏把《伤寒论》称作《金镜内台方》。把《杂病论》称作《外台方》。考察“内台”“外台”这一名称。从未听说有人这样称呼仲景的著作。而且其中的含义。大概也并不相同。（详见《方论》第十九篇《外台秘要》下。） 许氏所说的名称。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内篇、外篇。许宏又著有《湖海奇方》八卷。自序题署为永乐二十年。这一年是壬寅年。七月二十四日己卯日。建安八十二岁老人许宏谨慎作序。那么县志称他八十一岁去世。就是错误的。说汪琥是金元时期的人。也同样是没有考证依据的说法。〔汪氏（机）《伤寒选录》八卷，现存自序说：〕 《伤寒论》。是仲景张先生所著的书。自汉代以来。推阐说明它的人。大概将近有一百家。要说其中能够完全领会它主旨的人。在成百上千人中也只有一两人。我年轻时。曾经汇集各家的学说。略加删改整理。分条作注。凡是宗法仲景学说的内容。就用墨笔书写。凡是附录各家学说的内容。就用朱笔加以区别。取舍未必完全正确。但与其他书相比。已经相当详尽。临证时翻阅一遍。各家的学说就都能一目了然。稿本已经大致完成，无奈我年过七十。双眼昏花模糊。无法再执笔写作。稿本几乎又要像废纸一样被丢弃。幸好同乡石墅的陈子桷、和溪的程子镐。与我的交情最为深厚。谈论到《伤寒论》时。于是查阅旧稿。拿出其中的条目给他们看。随后他们对我说。这部稿子完成得很不容易。如今却都把它当作废纸。那么以前的功夫就全白费了。实在太可惜了。我们应当竭尽自己才力虽笨拙。来完成您的志愿。您看怎么样？我说。这本来就是我所希望的。只是担心自己年老。来不及看到它完成。于是把所有书稿都拿出来交给他们。看到他们传授、接受时都十分谨慎。早晚都不懈怠。专心从事这件事。补充原来没有补充的内容。增补原来没有增补的内容。逐条补充编纂。反复校阅多遍，不怕辛劳。就这样。经过了三年。才终于能够宣告完成。我说。这部书原本已经被废弃了。如今依靠你们两位。才得以完成这部全书。果然没有辜负我的愿望。人们常说。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就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唉。我的年纪已经很大，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了。还能看到它成功完成。这是我的幸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于是把这部书命名为《伤寒选录》。这是因为广泛收录了各家的学说。并选择其中合乎道理的内容。没有不一一收录的。又哪里需要我再多说呢？孔子说。阐述而不创作。相信并且喜爱古代的学说。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所以为这部书作序。嘉靖丙申年。三月初一日早晨。新安祁门汪机作序。凡例说。各位先贤所论述的内容。凡是对仲景学说有所阐发的。都一并采集编入卷首。只是为了扩大读者的见闻。第一编。大多仿照王安道所确定的编排次序。把《伤寒例》。放在六经内容的最前面。病证篇其次。六经各类病证。都仿照成无己的体例。从各证候条文中摘取一条证候。另立条目。加以阐发说明。成无己的解释有时也有尚未阐明之处。便再附录各位贤者的论述。使学习者知道应当有所取舍。一是各条证候都采用成无己的解释。其中有不恰当的地方。便再选取各位贤者的说法。用来补充增益。使读者知道应当遵从哪一种说法。一是张仲景有论述而没有方剂的。便参考其他书中有方剂的内容来补充。另立条例，不敢把这些方剂同张仲景的方剂等同看待。因为担心其中的方剂或许有不恰当之处。一是所辑录的各位贤者的学说。只注明他们的姓氏，不敢直接写出他们的名字。如成无己就称为成氏。刘河间就称为刘氏。韩和就称为韩氏。庞安常就称为庞氏。钱闻礼就称为钱氏。许叔微就称为许氏。朱肱就称为朱氏。吴授就称为吴氏。陶尚文就称为陶氏。朱丹溪就称为丹溪。张兼善就称为张氏。《胡氏（朝臣）伤寒类编》，七卷，现存跋文说：前人怀疑《伤寒论》并不是一部完整的书。认为是王叔和掺杂自己的意见编成的。考察王安道的说法，他认为六经病篇。其立法严密，处方审慎。其中保存着张仲景精妙的义理。一定不是王叔和所能润色增饰的。其中有所增补附加的内容。只是厥阴病篇中下利、呕吐、呃逆等证候。以及脉法篇和可汗、不可汗等篇而已。我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编成分类编排的书。把《伤寒例》列在前面。其次是六经病。再其次是病愈之后的病。再其次是相类似的疾病。把脉法放在最后。只辑录与伤寒有关的各个方剂。把它们另编为一卷。都节录成无己的注释。是想让初学者容易查找和研究罢了。如果是专门研究并通晓经学的学者。自然应当寻找全书来阅读。本来不可以因为嫌它繁杂，就去选择这种简便的编本。嘉靖甲子年春正月吉日。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参议、会稽敬所胡朝臣撰写。汪琥说：《伤寒类编》。明代会稽进士胡朝臣撰写。全书共七卷。把《伤寒例》列在前面。其次是六经病。再其次是病愈之后的病。再其次是相类似的疾病。把脉法放在最后。方剂附在卷末。全书的主旨不过是删削王叔和繁琐的文字。采集张仲景的主要旨意。例如太阳病。分为有汗。无汗。水气。里寒。里热。里虚。汗后。吐后。下后。汗、吐、下之后。分别归类。其他经病也依此办理。每一条下面。都节录成无己的注释。完全没有增补。担心初学者厌烦全书的繁杂。所以编成这部书。使人容易诵读学习罢了。

译《方氏（有执）伤寒论条辨》，八卷，现存自序说：《伤寒论》这部书。是张仲景统摄医道、传下教诲的遗留经典，是治疗疾病、使用药物的宏大原则和方法的鼻祖。也是医学传承发展的重要典籍。人活着一天也不能没有它。这是仁人孝子不能不努力学习的事情。只是因为时代相隔久远。书中文字流传下来并被称述。文字简古深奥而典雅。何况其中的旨意大多隐微深奥。而且义理情趣幽深玄妙。可惜承受其流传的人不合适。以致无法窥见其学术门径。穿凿附会的人纷纷出现。作注的人个个唯唯诺诺。使原书被杂乱污秽的文字尘埃蒙蔽。以至于只能束之高阁。其传承危急得如同只剩一线。这种情况由来已久。胡氏《春秋传》说：圣人的重大教诲。在后世不能得到阐明。都是那些庸俗腐朽、学习经书的人。不懂得其中意义所造成的过错罢了。这话说得确实正确。唉！这篇文章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于是浮薄的风气争相兴起。正统学术沉沦。邪说到处流行。人们的心智日益迷惑。若从交际应酬方面来说。便全是浓妆打扮、阿谀逢迎。把根本的事情当作草芥，只知唯唯应承。只按照这种风气去行事。这种习惯形成已经很久了。怎么能不长期遭受疾病的困扰呢？夭折者一个接着一个。唉！世上的道路和医学之道，还能够说得上什么呢？我亲身经历了种种困顿和灾难，从死亡边缘幸而重新活了过来。因此偶然间略微观察了其中的情况，突然感到十分震惊，心中猛然警醒。于是叹息说：我今天能够幸存，哪一样不是上天的安排呢？上天让我留下来，一定有它的用意。它对我寄托了某种意图，难道就在这里吗？这样看来，灾难究竟是灾难，还是并非灾难？这是警醒，也是警戒。这是用来奉行侍奉天道和人道的方法。尽到天道和人道的责任，全都在于我自己罢了。我将要在这件事上竭尽全力，或许这样才差不多可以做到吧。于是我不顾自己的愚钝浅陋，革除旧弊而趋向新知，倾注心力，坚定志向，从近处游历，也涉足遥远之地，历经艰苦困顿和风霜磨炼，早晚不断磨砺自己，积累起来，终于耗费了将近一世的时间。经过忧虑勤苦，才勉强完成，辨析整理成了这部书。对于阐发经典义理的深奥之处，虽然不敢说已经能够仿佛达到其境界，但我探究根本，追溯源流，大概也有把自己所得的万分之一表达出来的地方。我也不敢欺骗自己。有客人前来观看，甚至不惜截断车马、阻断江流，自以为这样可以为子孙后代珍藏和谋划。这究竟怎么样呢？我回答说：并不是这样。把它当作奇货来囤积，固然可以视为珍贵的货物，也可以用来为子孙后代谋划，但这只是把我的道私自据为己有。如果认为可以任意按照自己的欲望去使用它，那么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直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为什么不乐意这样做呢？因为道本来就源于上天。上天把道授予贤人，就由贤人传承；上天把道授予自己的后代，就由后代传承。孔氏家族有子思，就如同夏后氏有启一样，这是上天的安排。所以，道若没有圣贤承载，就不能世代流传。自《本草》《素问》《灵枢》《难经》以来，情况都是如此。难道只是把它当作货物来经营，就可以必然保佑子孙，使这项事业世代相传吗？我也要顺应我所承受的天命，凭借天与人共同赋予的天命罢了。并不是这样。既然如此，所谓顺应天命，究竟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苏先生认为，上天既然把这件事交给了我，就一定要由我来运用它、发挥它的作用。明知其中的道理却不告诉别人，就是辜负上天；轻率地使用它，就是亵渎上天。因此他急切地把它用于千百种时势，以求真正发挥它的作用。我已经老了，不能做到笃实坚持，不能做到广泛推行，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可是我又不能对苏氏的事业完全无动于衷。您说，如果上天不希望这条道统仅存的一线传承断绝，就一定会有能够完全补助天心、承接天意的人出现。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这部书又将由谁来使用呢？我将把它刊刻出来，刊刻出来以等待这样的人。希望这条道统世代绵延不绝，它的作用也有所凭借。这本来就是我顺应天命的初衷。您将怎么说呢？客人说：“好。” 于是便把这些话写了下来。时在万历壬辰年上元节。歙县中山山中的七十岁老人方有执撰写自序。跋文说：从前有人评论医学，说仲景以前，只有治法而没有成方；仲景以后，有成方却没有完整的治法。治法和方剂都完备，只有仲景的这部书做到了。既然如此，这部书，已经完整具备了医学之道的体与用，得到了圣人的经典真传，并且还时常有所发挥。后世即使有著述者出现，最终也没有谁能够在德业上与它相比。因此，要承继前人的事业并开启后来的发展，没有比这部书更好的了。我自从接受并诵读它以来，一直深思涵泳，反复仔细地推究。私下里惊讶于书中的篇简、编次和条目，颠倒错乱得非常严重。大概这部书的编次虽然最初出于叔和，但其流传源流已经相距久远；其间时代不同、世事变迁，难免受到虫蛀残损和人为弊病的影响。认为今人胜过古人、今说正确而古说错误，本来就是事物常有的情况。可是那些作注的人却把这些问题置之不理。却只是根据文字表面顺着解释。好比儿童接受老师教导一样。只知道随着声音传诵。对于其中一点意义，都茫然不知，也毫不关心。至于遇到文辞艰涩、难以读通之处，便又搜集牵强的假借字词来勉强拼合。这就等于辜负前代贤者，并误导后来的学习者。那么这种做法在当时造成的祸害，以及它给后世带来的损害，自然不必再说了。这正是所谓同一条船。驾驭得好，就能发挥救济、渡人的功效。驾驭不好，不但恰好足以害人，反而还会连同自己一起陷入灾难。使自己沉溺其中。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君子对医术必须谨慎。这难道不是很值得畏惧的吗？因此，我不畏惧路途险远，多方寻访、广泛求教，来扩充自己的见闻。经过长久积累和深思，晚年忽然豁然明白。于是拿出自己日积月累所得的内容，重新考订、修正并编纂。在万历壬午年开始撰写草稿。到去年的己丑年完成。请人抄写誊录。正庆幸字迹写得还算不错，可是校对字形和笔画时，却又大多存在错误。自己感叹今年已经七十一岁了。只好勉强擦拭昏花的眼睛，竭力用楷书抄定，托付给刻板印刷。又因客居而留下后续工作。全书共有若干万字。调整编排了若干条文。考订改正了若干字。他说：《伤寒论》，是张仲景遗留下来的著作。所谓《条辨》，就是纠正王叔和原来的编排位置，并把各条重新归还到适当位置的意思。唉！仲景在当时是圣人，在后世则成为医学宗师。他的神奇功效和精妙作用，我们只能听闻，却无法亲眼见到。现在能够见到的，只有这部书保存下来了。沿着这部书追溯，以求得他的医道；再由他的医道来继承他的学术宗旨，也只取决于人的心志，看他是否真正运用、实践罢了。如今我们出生在距今一千五百年之后，却想追溯一千五百年前先贤留下的言论，发掘其中神妙的道理，并努力遵循、实行，难道可以轻易说得清楚吗？然而时代虽然不同，人的心志却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具体事物，始终相同的是道理。如果真能以仲景的心为自己的心，以仲景的志向作为自己的志向，这样去探求，那么道理就在这里；掌握了这个道理，也就能看清仲景的得失。如此一来，时代之间的差异，又哪里值得拿来分说呢？所以我把事情的始末都详细叙述出来，粗略陈述其中的大意，等待后来的贤哲和大家精心考察、详尽研究。希望他们确实能够发扬这条道理，共同登上更高明的境界。用它来修养自己、治理他人，并进一步辅佐盛世、顺应教化。时时把这些念头放在心上，将它施行于政治事务之中。这样或许将来即使遭遇时疫灾害，也能平稳地遵循共同的正道，保全正当的生命秩序。那么，仲景的精神就存在于我们身上，圣贤传承下来的宗旨和风范也不会失传。这难道不是我们应当顾念上天赋予我们的使命，并应当努力把它完整地体察、实践和发扬的一件事吗？至于其他事情，本来不是我这个愚钝之人所能预先知道的。哪里敢妄加议论呢？况且，想到自己所剩的年岁，身体衰老，肘臂衰弱，形貌丑陋消瘦，哪里还值得让别人看呢？却还这样辛勤不懈，难道是为了求取身后被人讥笑唾骂吗？当然不是这样。大概也不过是作长远考虑，希望有机会让任职于世、通达正道的人稍加阅览，这样或许还能稍微看出他们兢兢业业、专心自守的用心，我只是不敢对其中任何一笔文字苟且了事罢了。万历二十一年，岁在癸巳，仲冬闰月辛巳日初一，过了三天为癸未日。新安方有执作跋。

译闵芝庆说：方氏撰作《条辨》，把太阳一经分成三篇。把“卫中风”分列为上编。其中总论中风和伤寒的条文，例如“太阳病七日以上能够自行痊愈”这一类，不能全部列举。这些内容既然属于总论，就很难把它们分成两类。把它们列入上编，当然没有什么不可以。只是与把“卫中风”列为上编的说法稍有不合罢了。又根据分类，把“营伤寒”列为中篇。凡是带有“伤寒”二字，并且位于各条开头的，全都归入其中。却不知道其中本来有专指营伤寒的，也有兼指卫中风的。因为中风和伤寒，可以分为两个名称。也可以合起来统称为伤寒。因此，中风和伤寒都属于伤寒病的范畴。自古以来通常都把它们称为伤寒。例如说“伤寒一二日”。没有出现阳明、少阳证候。属于病邪尚未传变之类的情况。这些说法都是在字面之外兼论中风。只是因为“伤寒”二字排在前面。所以全都列在中篇。这样做也是有根据的。但是既然有把“营伤寒”作为中篇的说法。那么后人如果拘泥于此。认为它与中风毫无关系。那就危险了。又把“发汗后”“已经发汗而病仍不解”“再次发汗”等内容。全都列在中篇。其用意是认为凡是发汗的。必然都是麻黄汤证。却不知道麻黄汤固然是发汗的方剂。桂枝汤虽然说是解肌。也同样称为发汗。从篇中所说的话来看。病人经常自行出汗。这是因为营气调和，等等。最后总结说。再使其发汗。营卫调和就会痊愈。适宜用桂枝汤。由此可见，桂枝汤。也被称为发汗方。怎么能把凡是说到发汗的。都归入营伤寒篇呢？又根据“营卫都受到风寒侵袭的内容属于下编”这一说法。凡是脉象浮紧的。以及伤寒而脉浮的。全都归入其中。现在就根据他所作的注释来加以辨析。他第一卷的第一条证候说。太阳病的表现是。脉浮，头项强直疼痛，并且怕冷。注释说。如果寸脉、尺脉都浮。就知道病在太阳经。又说。这是揭示太阳病的总纲。是三篇内容的大纲，等等。这似乎说明，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伤寒。也可能是风寒同时侵袭。凡是属于太阳病的。都应当出现浮脉。又根据他第三卷的第十三条证候。伤寒，脉浮而滑。这是表证有热。注释说。伤寒的脉不应当浮。脉浮是受风。这怎么与三阳病总纲的注释。彼此自相矛盾呢？为什么偏偏把浮脉说成是风邪所致呢？于是把凡是脉浮紧的。以及伤寒而脉浮的。全都归入风寒同时侵袭的篇章。这是不对的。不只是这一点。他第三卷的第三十五条证候说。伤寒，胸中有热。注释说。这里的“热”是指风邪。第三十八条证候说。伤寒十三天仍未痊愈。病程已经过经而出现谵语。是因为体内有热。注释说。热。就是风邪。难道不知道，病起始于太阳经时。可能是中风。也可能是伤寒。二者都能发展成热证。所以《素问·热论》说。人受到寒邪侵袭。就会形成发热的病证。怎么能把“热”单独解释为风邪呢？于是把凡是伤寒而有热，以及发热，和像疟疾一样发热怕冷。还有发热多而恶寒少的。全都归入风寒同时侵袭的篇章。这种错误也实在太严重了。方氏的用心。无非是想标新立异，以此显示高明。因此，他编排篇次时。把旧本的次序全部改动了。原来在前面的移到后面。原来在后面的移到前面。各篇都有改动和调换。其中太阳病三篇改动得最厉害。难道是想在王叔和之上争胜吗？假如每个人都各执一见来抬高自己，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再有人提出仲景的原意并作出定论呢？这是怎样的人啊！竟敢任意妄加改动。汪琥说。《伤寒条辨》。是明代歙县人方有执所著。全书共八卷。先是图说。其次是凡例。再其次辨析太阳病。把风邪伤卫列为上编。编为第一卷。把寒邪伤营列为中篇。编为第二卷。把营卫同时受伤列为下编。编为第三卷。把阳明、少阳二经的病证。编为第四卷。把三阴经的病证。编为第五卷。把风温及杂病。以及霍乱、阴阳易、差后等病列在其中。分为第六卷。痉病、湿病。以及辨别脉象的方法。分为第七卷。关于发汗、催吐、攻下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分为第八卷。后来又附录了一卷《本草》的摘抄。其中逐条辨析张仲景六经篇的文字。可以说既详细又完备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伤寒论条辨》八卷。附《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痉书》一卷。明代方有执编撰。方有执，字中行。是歙县人。这部书刻于万历壬辰年。前面有一篇己丑年写的自序。又有一篇辛卯年写的后序。还有一篇癸巳年所作的引言。这是刻成时加进去的。全书的主旨，是认为后汉张机的《伤寒卒病论》，最初由王叔和编次整理。后来已经被改动移易，金代成无己作注时又多有窜改错乱。医家有的因此认为这是一部不完整的书。于是搁置不读，也不加研习。有的则沿袭王叔和、成无己两家的错误。因而更加失去了原书的真实面貌。于是方有执竭尽二十多年的力量，寻求其中的线索头绪，排列编纂成书，逐一推究作者的本意，并为此加以考证订正。所以书名叫《条辨》。原书中的《伤寒例》一篇，不知道是谁增添进去的，竟然把它删去了。又把《本草钞》一卷，《或问》一卷，附在全书末尾。又因为医家误把痉病当作惊风，导致许多患者夭折枉死，于是广泛引用《素问》《金匮要略》《伤寒卒病论》等书的论述，编成《痉书》一卷，一并附在书后。方有执去世以后，他的书版散失了。江西人喻昌于是采集方有执的学说，再参杂自己的见解，撰成《伤寒尚论篇》，在世间广泛流传。于是方有执的书便逐渐衰微。本朝康熙甲寅年，顺天人林起龙得到方有执的原书，厌恶喻昌剽窃旧说，却隐瞒学说的来源，于是重新加以评点并刻印，同时把《尚论篇》，附刻在书末，用来证明这件事。现在这部就是那一版本。林起龙的序文，对喻昌恶毒辱骂、丑化诋毁，很不符合文雅的道理。其中详细论述的内容，也全都是赞美之辞。至于疾病、证候、方剂和药物，没有任何新的阐发。现在一并删去，不予刊载。所附刻的《尚论篇》，原书完整保存，已经另行著录。其中的异同和得失，可以相互对照考察。不必等待这部书再次收载。现在也把它删去了，只把原来的目录附存于此。

译〔王肯堂《伤寒准绳》〕《医藏目录》八卷，保存有自序，其中说：凡是有生命的必然都会死亡，这是万物共同的常理。然而人不是都死于衰老，有些却死于疾病；万物都是如此，而人尤其严重。所以圣人怜悯他们，医术和药物便由此兴起。医术和药物兴起后，天下人又不死于疾病，反而死于医术和药物了。有见识的人对此感到愤慨，于是说：生了病却不服药，反而能够遇到高明的中医，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说：这只是针对伤寒而言。即使如此，也不只是伤寒如此，只不过伤寒的情况尤其严重罢了。大概医家没有不以黄帝、岐伯的学说为根本的，如今他们的著作都还保存着，但只有理论而没有具体方剂。至于医理和方剂都完备，则是从张仲景开始的。张仲景虽然专门以伤寒著书，然而两千年以来，其中以医术闻名于世、成为后世学习承继对象的人，没有不是从仲景的著作中得到启发入门，却能够直接窥见黄帝、岐伯深奥医理的。所以黄帝、岐伯就像伏羲、周文王一样，而仲景大概就像孔子吧。易水学派的师徒，就是濂洛学派的诸位贤者；金华学派的师徒，就是关中、闽地的诸位大儒。把这些医家拿来作这种比拟，也并不失当。王好古说：伤寒的治疗方法，可以用来治疗杂病，但治疗杂病的方法却不能用来治疗伤寒。难道真是这样吗？伤寒的治法源自张仲景。所以也可以用来治疗杂病。至于制定杂病治法的人，大多连张仲景都不曾梦见过。所以不能用来治疗伤寒。既然如此，《伤寒论》难道可以不读吗？可是世上的医生，竟有人一辈子都没有亲眼读过它。只是抱守陶氏六书，把它当作枕中秘藏的鸿宝（原文“鸿宾”疑有误）。仔细考察陶氏的著作，不过是抄取张仲景遗留下来的零言碎语，尚且还没有望见张仲景学术的门墙，却动辄诋毁《伤寒论》，说它不是一部完整的书。这简直是在使后来求学者耳聋眼瞎，实在是张仲景的罪人。可是世人反而正尊奉他们，这样造成的夭折和枉死，哪里说得完呢？我年轻时就读张仲景的著作，如今已经老了，还没有能够窥见其中的堂奥。这部书我一生都带在手边，用丹砂和铅粉批校得几乎遍布全书。纸张已经破败，墨迹也已漫漶。海虞人严道彻见到后很喜爱它，想把它刊刻印行，但我没有答应。并不是我吝惜这部书，而是因为对此十分慎重。丁酉、戊戌年间，因为嘉善一位高姓学生的请求，我才开始编纂《杂病准绳》，没有涉及伤寒，并不是轻视它，而是因为觉得它很难（“非后之”疑有讹误）。今年秋天，同年姜仲文知道我除了已经编纂的杂病部分，还要编写伤寒、妇科、婴儿科和疡科，合称四部《准绳》，便派使者来我这里抄录。却不知道我正被深重的忧患和严重的疾病所困扰，还没有动笔起草；因此受到他的感动，先编成了伤寒书八帙。从八月初一开始，到九月初九才告完成。有人说：用几十万字，在四十天内完成，未免太草率了吧？我说：我在典籍中长期酝酿，并在书海中广泛搜求，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不能说是草率完成的。伤寒不过是一种疾病，却写了几十万字，难道不是太繁琐了吗？我说：我还唯恐它写得过于简略。为什么呢？这部书的编排，是为那些根据证候查阅书籍，寻求治疗方法的人而设置的。所以，如果分列证候却不详细说明，就担心会使人误治。如果说明详细，又会有许多内容彼此参见、重复出现，这样又怎么能不显得繁琐呢？后世注释张仲景著作的人，以及承继张仲景治法的人，有的见识了他的全部体系，有的只窥见其中一斑，都可以作为后学的指南。我一一选择后把它们编载进来，这样又怎么能不显得繁琐呢？况且，一个人读一本书，理解其中的一句话，如果对其中的道理感到困惑，心里留下疑碍，便去向明白的人请教，只怕对方不肯告诉我，或者告诉得不够详细。我的才智本来就很低下，然而学习医术的资质，还不至于落在人后。把我到老仍未能彻底研究明白的内容，拿来与天下后世共同研究，将来读者只怕还会觉得它很快就读完了，我又怎么反而担心它太繁琐呢？丹阳人贺知忍，内心怀有救济世人的志愿，并且勇于施行义举，愿意替我刊行流传此书。书还没有完成，他已经召集工匠、备办器具了。我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它，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因此把这些话写在篇首。当时是万历三十二年，岁次甲辰九月初九日。念西居士王肯堂，字宇泰，撰写。《凡例》说：编纂伤寒著作的人很多了。只知道尊崇张仲景的著作，却遗漏后世贤者所续的治法，这是好古的过错。《类证诸书》就是这样。只顾方便一般人的眼光，把高雅与通俗的内容混杂罗列，好坏真伪混淆，无法辨别，使世人不知道哪些是张仲景的内容，这是庸俗医工的错误。《琐言蕴要诸书》就是这样。只有娄氏的《纲目》，把六经的主要病证列在前面，然后编列合病、并病，再把发汗、催吐、攻下之后出现的各种坏病列在后面。又接着列出四时感受不同邪气而发生变化的病证，最后列妇科和婴儿科。并且每一条之中，都完整列出张仲景的治法，然后附上后世贤者续补的治法。这样就概括收录了百家学说。又彼此不相混杂。在义例方面的完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这部书的篇章目录，大体上是沿袭了这种体例。在解释仲景著作的人中，只有成无己解释得最为详细明白。虽然他是逐字逐句地顺着原文解释，有时也会出现前后自相矛盾的地方，这种情况偶尔是有的。但这也只是白玉上微小的瑕疵，本来不会损害它价值连城的美玉本质。在此以后，赵嗣真、张兼善这一类人，都有所阐发创见，也都可以算是成无己的忠实继承者。张氏的远孙，所以多有采录，使学习的人一看便能彻底明白。至于我个人偶然得到的一点浅见，也常常附在其中。对于其中文辞意义浅显，不需要解释的地方，就一概删略不加说明。其中的一个字。“赵”是指，赵嗣真。“张”是指，张兼善。“黄”是指，黄仲理。“活”是指，朱肱的《活人书》；“庞”是指，庞安时。“许”是指，许叔微学士。“本”是指，许叔微的《本事方》。“韩”是指，韩和。“孙”是指，孙兆。“洁”是指，号称洁古的张元素。“云”是指，洁古的儿子云岐子。“垣”是指，李东垣。“丹”是指，朱丹溪。“海”是指，王海藏。“王”是指，王履。“罗”是指，罗天益。“戴”是指，戴元礼。“娄”是指，娄全善。“吴”是指。吴绶。“陶”是指，陶华。其中没有标明姓氏和名字的，除了篇首辨证的几句话以外，其余都是仲景的论述。一，《内经》说：风、雨、寒、暑等外邪，如果人体正气不虚，邪气就不能单独伤害人体。至于朱丹溪又说：伤寒病属于内伤的，十个病例中有八九个。治疗时应当以补益元气为主要原则。由此说来，后世治疗伤寒的人，既不能完全认识仲景的方法，又不知道这类疾病的根本在于内伤和虚劳，却还想着采用补养的方法。他们只使用发汗、攻下等法，以致病人死亡，这种杀人行为同用刀剑杀人有什么不同？

译谈到这里，真使人痛彻心骨。现在虽然把后世贤医关于补养的方法，附载在本篇之中，但书本上的文字终究不能把一切都说尽，文字所表达的意义也终究不能完全传达。尤其希望临床治病的医者，能够重视人的生命，并且畏惧因失误而受到冥冥中的惩罚。要认真研读这部书，做到心中没有疑惑，然后再着手用药。即使做不到完全如此，也宁可过分谨慎地护养元气，不要轻率地使用发汗、攻下之法。这样以后，或许可以少一些失误。《明史稿·王樵传》说：王樵的儿子王肯堂，字宇泰。万历十七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任检讨。他博览群书，在翰林馆阁中声名显著。倭寇侵扰朝鲜时，他上疏陈述十项建议，希望暂借御史的名义，到海上训练军队。奏疏被留在宫中，没有下发。于是便以疾病为由辞官回乡。在京察中被降职调任。在家闲居了很长时间。吏部侍郎杨时乔推荐他补任南京行人司副。最终官至福建参政。王肯堂喜爱读书，著述非常丰富，尤其擅长书法。因为他尤其精通医学理论，所以又把他的事迹附载在《方伎传》中。《方伎传》又说：王肯堂。字宇泰。是金坛人。万历年间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官为检讨。因京察被贬官。最终任福建参政。王肯堂博览群书。同时精通医学。他所著的《证治准绳》。成为医家所尊奉的著作。汪琥说：《伤寒证治准绳》。明代金坛王肯堂，字宇泰，辑录。全书共分八帖。开头列有序例、入门。辨析外感伤寒和内伤。以及类似伤寒的病证。其中第一帖。把伤寒总例放在前面。所谓总例。就是叙述四时伤寒的传变规律。以及发汗、催吐、攻下等治法。还论述病愈、病解以及死证。阴阳、表里。伤寒和杂病。各类证候的杂论。以及察色的要略。第二帖。把太阳病的条文放在前面。并附列发热、恶寒、恶风、头痛等证候。第三帖。把阳明病放在前面。并附列大便不通、不能安睡、自汗、潮热、谵语等证候。又把少阳病的口苦、咽干、往来寒热等证候。也一并附在其中。其中第四帖。先列三阴病的总论。太阴病。附列腹部胀满疼痛等证候。少阴病。附列只想睡觉、口燥、咽干等证候。厥阴病。附列气向上冲击心胸等证候。第五帖。论述合病、并病。以及经过发汗、催吐、攻下以后病情仍未解除。喘息、气短等证候。第六帖。接着论述小便通利或不利等证候。又附列狐惑、百合、两感等证。第七帖。论述劳复、食复、病愈之后等证候。又说明四时的伤寒各不相同。以及温病、暑病、疟疾、痉病等证候。最后附列妇女和小儿的伤寒。第八帖。辨析脉法和药性。这部书完全依据娄氏《纲目》的编排义例。并以张仲景的方剂和论述为主要依据。又附入后世贤者续补的治法。关于伤寒的著作。到这里可以说已经详尽完备了。只是可惜它编纂注释较为简略。以及各个方剂的意义。不能阐明得清楚畅达。又如它所说的发热、恶寒、头痛等证候。各条经脉病证中都有。怎么能限定把它们附在某一经之中呢？对于这一点，我不能没有遗憾。《赵氏（开美）集注伤寒论》十卷，现存凡例说：张仲景的著作。精微深奥，无与伦比。如果不是善于读书的人。就难免拘泥于字面。各家的论述。各自都有发挥和阐明。而聊摄人氏成无己援引经文、分析义理。尤其称得上详尽周密。虽然也有牵强附会之处。偶尔也会出现。然而各家都不能超过他。初学者不能舍弃这部书来寻找入门途径。我全部依照旧本。不敢任意删取。一、各家善于阐发张仲景医理的。没有超过南阳张仲景的。除此之外，如叔维、潜善、洁古、安常、东垣、丹溪、安道。近代则有三阳、宇泰等诸位君子。单词短语。虽然不完全拘守长沙一派的旧有轨迹。实际上却深深领会了长沙一派的精微义理。应当赶快采录进来。用来补充六经中尚未阐发的旨意。一、这部书。张仲景的自序说。原来共有十六卷。到王叔和编次时成为三十六卷。现在书坊刻本只有十卷。而且第七、八卷又各自合并为一卷，共成十卷。只编次了遗留下来的方剂。前后次序和详略。已经不再是张仲景、王叔和原来的样子了。现在依据《辨脉法》编为一卷。从《伤寒大例》。以及六经的次序。不再妄自重新编排。只按前后次序均衡安排为六卷。把遗留下来的方剂并入论集。这样便于简便查阅。大体上是依据三阳王氏的编例。考察这部书所采录的内容。除成无己的注解之外。总共有二十二家。辑录得颇为详尽广博。像沈亮宸、王文禄、唐不岩、张卿子等人的学说。世人从来没有见过另外将它们采录刊载的。考证沈亮宸名叫晋垣。张卿子名叫遂辰。都是钱塘人。王字世廉。号沂阳生。是海盐人。著有《医先》一卷。他的事迹履历都见于县志。只有唐不岩一人。不详知他的籍贯。想来也属于明代末年的人。大概是在开美编纂这部书的时候。分别作为参订者。所以把他们的说法附录在这里。〔史氏（暗然）《伤寒论注》〕十四卷，未见。汪琥说：《史氏伤寒论注》。由明代越地人史暗然百氏所著。全书共十四卷。第一卷。先讲平脉法。第二卷。讲辨脉法。第三卷。讲太阳病。第四卷。讲阳明病和少阳病。第五卷。讲太阴病和少阴病。第六卷。讲厥阴病。第七卷。讲痉病、湿病和霍乱。直到病愈之后所发生的各种病。又收录阴阳毒、百合病、狐惑病等证。名为《补遗》。第八卷。接着编列《伤寒例》。第九卷。辨析哪些情况可以发汗、催吐、攻下，哪些情况不可以。第十卷。辨别外感和内伤。以及食积、痰等。共十二证。这些与伤寒病不同。第十一卷。记载仲景原论中的。桂枝汤等。共九十一方。第十二卷。采录《金匮要略》中的升麻鳖甲汤等。共二十二方加以补充。第十三卷。采录《局方》中治疗四时感冒的方剂。如香苏饮等十一首。并附加补充方八首。第十四卷。采录刘河间治疗夏季感冒的方剂六首。其主要宗旨，是依据仲景、叔和的原论。例如在论述脉象的地方。就称为惊愧脉。称为相乘脉。称为残贼、灾怪等脉。例如在辨析证候的地方。就称为太阳本证。称为传经。称为春温。称为痊愈的时期。称为坏证。称为合病。称为并病。称为衄。称为冒。称为喘。称为呕吐等。都根据原文。分别标示出来。至于治疗春温发热。就采录《活人书》的方法。用知母干葛汤。用葳蕤汤作为主治方。这是其中值得取法的地方。又如他注释“病人身体大热”。却反而想靠近衣被取暖。便引用陶节庵的话说。体质虚弱、平素畏寒的人。感受邪气而发热。热邪浮在浅表。不能胜过体内的深寒。所以内里怯弱，想靠近衣被。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误。间或有顺着原文逐句解释的地方。却完全没有明白畅达的论述。所汇集的原有方剂。只是遵从成氏的旧注。所采集的新方。全都依据陶氏的槌法。这只是徒然尊崇仲景的虚名。实际上并不了解仲景的深奥义理。却轻率地谈论注释医书。白白留下被世人讥笑的结果。《卢氏（之颐）伤寒金疏钞》一书未曾见到。按语：上述内容见于《道古堂集》所载《名医卢之颐传》。第二十七卷。方剂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