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二

译〔黄氏（承昊）《折肱漫录》〕七卷（《明史·艺文志》记作六卷），现存本书自序说：古人说：不能做贤良的宰相，就做贤良的医生。这句话的意思在于救济世人。我年轻时身体瘦弱多病。〔缺字〕一二十年。各种苦楚都尝遍了。年少时不懂医术，又误服了许多药。痛苦因此更加严重。正当我吃苦药的时候，痛苦到了极点，便感到后悔。屡遭侮辱到了极点，又感到怨恨。精神恍惚，〔原文缺字或乱码〕。几乎濒临死亡。我私下发誓说：如果我的病能够痊愈，如果我能够活到老年，一定要把这些经历揭示出来，告诉患有同样疾病的人。让他们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凡是有所苦恼，就随手把它记下来。时间久了便写成一册。后来病情逐渐好转。又有机会进入仕途。被世俗事务忙得团团转。没有空闲顾及这件事。并且想到自己年纪还不老。阅历也还不深。担心自己的见识仍有错误，反而误导别人。姑且把它装在箱笼里收藏起来。如今辞官归田，没有什么事情。年纪已经六十岁了。阅历已经深厚。见识也已经确定成熟。或许可以拿来救助灾民，并告诉患有同样疾病的人吧。于是搜出旧箱子里保存的稿本。又补充近来所记的内容。题名为《折肱漫录》。大概是取“折断三次胳膊后就能成为良医”这句话的意思。一是养神。一是养形。一是医药。不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不是亲口尝试过的，不是亲眼亲自见过的，都不敢混杂记载，以此欺骗别人。因为我一生中，凡是方书所记载的病症，大约有十分之四五曾经遇到过。《本草》所记载的药物，也有十分之四五曾经亲自尝试过。难道是抄袭陈旧的说法，拾取道听途说，用来夸耀自己的见闻吗？我的官职虽然并不显赫，但每到任一地，必定勤勉不懈地把救济百姓作为自己的职责。如今刊刻这部书，也是出于一片慈悲济人的苦心。上不能做良相，却很有一颗做良相的心；下不能做良医，却略微明白一些良医的道理，仅此而已。崇祯乙亥年菊月。乐白道人黄承昊题写于乐白轩。程永培作跋说：黄履素是前明万历丙辰科进士。他从小天生体质虚弱。活到七十多岁。他自己说，药物中有十分之四五曾亲自尝过，那么他一生中就没有一天不处在疾病之中了。有的是因为医生妄自投用峻烈药剂，被医生误治的；有的是因为调养处理不当，自己误了自己。他历经亲身验证，感受十分真切，于是写成《折肱漫录》一书。其中一篇叫《养神篇》，一篇叫《养形篇》，一篇叫《医药篇》。他的用意，是给患病者提供警戒和借鉴。原本并不是要为医生立论的。这部书曾收入《杏林法海》书目中。大概是希望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粗心轻忽。沈存中曾提出“医家五难”的说法。这难道不就是其中的两难吗？像阴精亏损、体质虚弱的人，如果只是浏览一遍，那么病情不至于固结难解，医药也不至于被轻率试用。那么这部书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小了。只是《养神篇》，虽然所采用的内容都出自诸子百家和史书，旁涉佛教和道教，但其说法颇为驳杂，不如把《鹤林玉露》等书放在案头阅读更好。所以没有刊刻成木版书。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古吴瘦樵程永培题跋于紫藤花下读书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折肱漫录》六卷。明代黄承昊撰写。承昊字履素，号暗斋，是秀水人，黄洪宪的儿子。万历丙辰科进士。官职做到福建按察使。承昊体质瘦弱，容易生病，因此探究医理，整理出自己的心得，写成了这部书。全书分为养神、养气、医药三门。他的论述专门主张补益，未免失于偏颇。〔聂氏《奇效医述》〕一卷，现存自序说：医术起源于圣人和神农。它的功效能够使危急者转安，使濒死者复生。这是百姓维持生命、延长寿命的迫切需要，也是天地造化的作用，对于有所不及之处，还要依靠医术来辅助完成。古人有句话说，得志时就做良相，不得志时就做良医。大概是说，医术与辅佐治理天下具有同样的功效。然而古今有才智见识的人，大多把医术看作小技，完全不肯用心研究。一旦自己生病，或是亲近的人生病，就把一切交给庸医愚医处理，使那些庸医愚医浅陋的见识，反而能够掌握贤能聪智之人的生死，这难道不是荒谬吗？又听说有些人涉猎过这种医术，便自恃聪明，不肯把它研究到精深的程度，只懂得一些粗浅的内容，却马上自以为是、凭一己之意行事，反而导致误害自己和别人，这种危害尤其严重。这两种情况，是古今共同存在的弊病。我曾以此为鉴，并考虑为自己的身体作打算，又考虑为亲近我的人作打算，因此用心研究这门医术，几十年来广泛求取资料并精心研习，深入思考，直到透彻领悟，自觉已经有所领会，达到神妙的境界。根据病情制定药方，不拘泥于古代成方，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不受现成说法的束缚。起初只是姑且用来自己治疗，时间久了便有了些名声，信任我的人带着性命前来托付，不论是亲近还是疏远、尊贵还是卑微，我都尽心为他们调治。因此常常能够取得疗效。而且所取得的疗效又多半很奇特。为什么说疗效奇特呢？凡是容易医治的疾病，患者都去请当时的医生治疗，不会来求我诊治。那些病情危重、难以医治的，是当时的医生束手无策的，然后才来向我求救。我不计较病情危重，仍然为他们治疗。十个病人中常常能治好八九个，这与平常的疗效不同。这就是疗效奇特的原因。有时也有一两个治不好的，那是因为病已经深入膏肓，并且侵入骨髓，就连扁鹊见了也只能望之而逃罢了。然而我还要为这种病人曲折周全地设法求生，直到确实没有生还希望才停止。难道忍心像扁鹊那样逃走吗？我回乡休息后，颇有一些空闲时间。于是取出从前医治而见效的病例，尤其是疗效奇特的，详细叙述并记录下来。病情和治疗方法都完整具备，使人可以相互对照考校。让阅读的人都知道，某种疾病已经危重，采用某种药物恰当后便获得安定；某种疾病已经濒临死亡，采用某种药物[原文“中 ”疑有缺字]后便起死回生。希望后来遇到的病证，有与这些相类似的，便可以由此类推，融会贯通，合乎病情地选用。这样对于天下后世深重的疾苦[原文“沉”后疑有缺字或残缺]，或许未必没有帮助。这就是我刊刻《医述》的用意。这次刊刻只记录过去的病例，将来的病例还可以续刊。因此把这些话写在书的前面。万历丙辰年仲秋吉日。原任福建汀州府宁化县知县、清江久吾聂尚恒识。《医学汇函》十三卷，存；《邹氏（元标）仁文书院集验方》七卷，存。序言说：这部书共分为四种。第一种是剑江李司马亲自验证的方剂。一种是麻城刘司马《彰赐堂集方》。一种是焦翰编撰的《墨宝斋集方》。一种是我得到的贺大学所辑《海上奇方》。由侍御孙公刊刻流传。大概各位公卿家中有许多奇人和奇书，所以值得加以记述。这部书内容宏富，就像琼林和武库，没有什么不收载的。其中简要的，又像手持短兵器交战，能否取胜，只在人自己选择得当与否。我常常观察世上的疾病，发现治病的方法很多，但真正能治疗疾病的方剂却很少。方剂既少，庸医又很多，连虚实、阴阳都不能辨别，反而把人置于死地，实在令人怜悯。我的力量既不能挽救人的生命，又不忍心眼看着人死去。所以请仁厚的朱君侯将这些方剂广泛传播。因而想起古人闭门搜集方剂，确实是有道理的。泰昌元年菊月吉日。吉水邹元标。冯嘉会作序说：听说“医”就是根据心意来诊治。既然如此，那么自轩辕黄帝、岐伯以来，广泛取法于大大小小、各方面的经验，又详细研究人体[原文“于 腑”疑有缺字]，难道都可以说是穷尽了医者的心意吗？天下万事，心意与方法，

译本来就是相互依持的。心意借助方法才能施行，这样驾驭它才会精妙。方法借助心意才能流传出去，这样才能流传久远。凡事都是如此，不只是医学如此。如果不体会方法内部所包含的心意，只是一味施展脱离方法的主观做法，用来应对事情，没有不接连失败的；用这种方式来使用药物，没有不使人白白耗费的。如今庸医之所以误治疾病，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常说天地有好生之德，但百姓谋求生存实在艰难。世上没有善于体察医理的医生，医生又没有可以遵守的医法，于是张目便走向死亡[原文“张就毙”疑有讹误]，这样的情况接连不断。我想要搜集各家的方剂，传播到天下，把它作为调和天地、救治民生的大原则，这是不能废弃的事情，只是苦于没有好的版本。适逢我出任大梁巡抚，大中丞南皋邹公把他汇编的仁文书院方剂拿给我看。我欣然接受并将它刊刻出来，以扩大邹公的志愿。当时毗陵的段生凭借儒学造诣而精通医术，跟随我在巡抚衙门任事。他又取出《肘后》中的一册附在书后。唉！这次刊刻的书，邹公编纂的共有四种，我所作的一种医法[原文“余一种法”疑有脱误]，大体上也都具备在这里了。也等待那些善于体察医理的人取用这条渡筏。不要只说医术不过是凭心意行事。天启二年桂月吉日。瀛海冯嘉会书。《卢氏（复）芷园覆余》一卷，存。题词说：《覆余》原来的书名叫《病呓》。辛亥年患病期间，六月一个风雨之夜，偶然摘录而成。都是平日里的见闻。以及一两句自己体会出来的话。希望拿出来请有道德学问的人指正。但最终还没有做到。癸丑年刻印的《金〔释文〕》。有空时准备校订后交给刻工付梓。没想到却被门人拿去覆盖酱缸了。只从酱缸上取回几页。姑且交付刊刻，以完成我请人指正的心愿。因此取名为《覆余》。癸丑年仲夏自记。《钱塘县志》记载说：卢复，字不远。学习岐黄之术，同时通晓大乘佛法。他和儿子卢之颐都擅长治疗疑难病症。凡是尸厥、风病等病症，服用他们的药剂，无不很快痊愈。《芷园臆草勘方》一卷，现存题词说：甲午年开始学习医学。阅读各家医方概要时，头昏脑胀，心中堵塞，想求得解释却办不到。等到读到《医方考》，就像小孩子初次尝到甘草一样，高兴得不能自已。时间久了，却转而更加烦闷。听到素社谈论张仲景的方剂，才有所领悟。于是随手选取一两则加以研习。兴致尽了便停下来。虽然把自己的肺腑之言全部倾诉出来，却多半惭愧于见识浅陋、难登大雅之堂。把这些呈给博学多识的人，略微帮助您消遣解闷。壬戌年冬至日自记。《芷园臆草存案》一卷，现存题词说：辛酉年病情稍有好转时，我把它拿出来寄放在紫芝禅室。回想自己患病时所作的医案，后来反复展开阅读，似乎觉得其中有所启发。于是想到自己从事医学已经二十年，其中能够使人看得清楚、引起注意的内容，真正得心应手、颇有心得的地方，其实很有限。因此随手记录了几则。希望其中有一处能够赶得上古人，而不是虚妄之谈。难道不会感到万分惭愧吗？普遍请博学多识的名医，洞察我一生中的过失和不足。癸亥年初夏自记。《曹氏（秉铉）杏园医案》，未见；《武进县志》记载说：曹秉铉，字公辅。他喜欢读书，有救济世人的志向。后来因父亲患病，便学习医学。他说：我姑且凭这一方医术，使这里的百姓长寿，也借此延长亲人的寿命。庚申、辛酉两年发生大规模疫病。曹秉铉不顾危险，为患者治疗而不收取报酬。他所到之处，患者都依靠他得以保全性命。著有《杏园医案》，流传于世。《沈氏（应〔〕）明医选要济世奇方》十卷，现存；《张氏（鹤腾）伤暑全书》二卷，现存。自序说：医学属于九流中的一种技艺，却能挽回夭折和疫病造成的死亡，使人获得安宁快乐，进入长寿之境，并弥补造物主未能做到的事情。它的功劳实在很大。只要能够掌握五行变化，就可以使夭折之人延长寿命；如果阴阳尚未分辨清楚，那么本来可以延长的寿命也会被缩短。已经明白，关键只在咫尺之间，但若处理失当，即使相隔如燕地与越地，也会造成可怕的差别。寒、暑都是天地间的邪厉之气。伤寒和伤暑这两种疾病，都是能够使人死亡的厉气所造成的。《素问》中关于因寒、因暑致病的论述，阐明得十分清楚，足以成为万世不变的准则。不过，伤寒一类的医书，始创于张长沙，到朱南阳那里论述得更加详尽。陶节庵又对它反复进行了精细分析。他的全书条理分明，像眉毛排列一样清楚。学医的人大多能够依据书籍、按照方剂施治，所以往往能够取得疗效。至于伤暑这一病证，医书只把它编列在简略的小节中，世人都忽视了它。一旦遇到这种病证，往往一概当作伤寒，投用发散等药剂，有时还加盖衣被来取汗，甚至用艾灸，以致损伤生命。这种错误屡屡发生，却始终没有人醒悟。难道不可悲吗？我还是学生时，万历戊子年夏天患了这种病。病势极其严重，气力衰竭，昏沉不清，自己也神志昏乱。庸医认为是脾胃内伤，有人又认为是劳作过度导致的中气受损。我几乎连自己都支撑不住了。徽州名医汪韫石恰好在旁边，他皱着眉说：心中烦躁，面色污垢，这是伤暑证。何必作过多的猜测？众人听到这话，都因这个病名而惊诧。我在昏沉之中稍稍清醒了一些，依照他的诊断服用益元散两剂，便苏醒过来。后来又用加味香薷饮调治，服了几剂便痊愈。于是写成《伤寒伤暑辨》一篇，在暑月刊印发行。同时施药救治患者。疗效迅速，就像山谷中的回声一样立即应验。于是发愿搜集各种书籍。撰成一部完整的书，用来济世救人。只是担心自己阅历尚浅。不能按期完成。五十岁以后。才开始动笔撰写。戊申年，他以眼病为由，从户部请求告假。闭门静养。得以专心研究性命之学以及黄帝、老子的学说。从早到晚。没有一刻闲暇。即使焚香，也是端坐不动。间或进入内观状态。一百天后，我的眼病痊愈了。后来到了天启壬戌年。感念仙师的教诲，于是开始动笔撰写。参照古代各位名家的著作。加以考订、编纂，汇成一部书。辛苦经营了十多年。全书约有二万余字。分为上、下两卷。书中的议论都使用平常易懂的语言。不敢故意探究深奥隐晦之处。以便医家阅读和理解。所用方剂大多遵循古方，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只要与证候相合，即使是菽粟这样的普通食物也能见效。难道还要因为珍贵而舍不得食用吗？那时全身各部的气血经脉自然就会调理通畅。关键在于对燕、越这样的歧路之处着力辨析。平息高下之争，消除嫉妒。使内心清静，考察事理。审察证候后再行用药。这难道不是医道的上策吗？难道仅仅是医治人的一颗心吗？虚与实彼此相反。执拗与圆通彼此相斥。这是古今成败的重大关节点。掌管国家政务的人。以及参与谋划国家大计的人。自身关系着国家社稷的安危。掌握着百姓的生死命脉。应当虚怀若谷，思虑圆融。难道可以忽视吗？我于是借论医道来推广这个道理。天启三年。岁次癸亥。初夏朔日早晨。赐进士出身、奉政大夫、户部陕西司郎中、颖郡张鹤腾撰写。吴伟业说。颖州发生战乱时。副使张鹤腾公辱骂贼寇，至死不屈。《绥寇细略补遗》。《李氏（盛春）病机要旨》一卷，现存；《治杂证验方研悦》一卷，现存；《张氏（介宾）景岳全书》六十四卷，现存。林日蔚《纪略》说：我的外祖父张景岳公，名叫介宾。字会卿。祖先世代居住在四川绵竹县。明朝初年凭军功。世代被授予绍兴卫指挥之职。后来在郡城会稽以东选择居所。他生性聪颖奇异。读书时不满足于逐章逐句地解释。军事学和轩岐医学。尤其对这些学问广泛而深入地掌握。壮年时游历燕、冀一带。在军府中任职。出关到达榆关。登临碣石。经过凤城。渡过鸭绿江。在那里住了几年，却没有取得什么成就。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家境也越来越贫困。于是突然返回家乡。建功立名的壮志几乎消磨殆尽。把原来所学的东西全部放弃。转而竭力钻研轩岐医术。

译探索隐微之理，研究精深奥妙。医术日益进步。声名也日益显著。当时人们把他比作张仲景和李东垣。他专心致志地编纂《内经》。穷尽多年时间，逐条分析。汇编成《类经》若干卷，刊行于世。世人奉之为医学经典，已经很久了。所谓《全书》。广泛采集前人的精深见解。通过考证验证而获得其中的玄妙微旨。从而自成一家之言，编成此书。首篇为《传忠录》。总论阴阳和六气。评议前代贤人的得失。共三卷。其次为《脉神草》。择取各家最珍贵、最重要的精髓。用来推察病情。共二卷。撰写伤寒部分，题为《典》。杂证部分，题为《谟》。妇科部分，题为《规》。小儿科部分，题为《则》。痘疹部分，题为《诠》。外科部分，题为《钤》。共四十卷。收载药物三百种。其中人参、附子、熟地、大黄。被称为药物中的四大支柱。又把人参、熟地推为良相。把大黄、附子推为良将。共二卷。创立药方分类法，分为八阵。一是补。二是和。三是寒。四是热。五是固。六是因。七是攻。八是散。命名为《新方八阵》。共四十卷。汇集古代医方，分为八阵。书名为《古方八阵》。全书共八卷。另行辑录妇科、儿科、痘疹和外科医方。总的来说，都在古今医方八阵之间参酌取舍。借此使药方的功用更加神妙。全书共四卷。合计六十四卷，书名为《景岳全书》。这部书，承继前人的事业而为后世开创道路，它的功劳难道只是小小的补益吗？有人认为，他用兵法来部署和谋划方药。古人使用药物，就像使用军队一样。有人说：张公一生善于谋略和用兵，只是不能实现自己幼年学习、壮年施行的志向，于是把自己的志趣寄托在医学上，借此发挥他多方面、变化无穷的奇才。我说：这其中大概也有上天的安排。只是让他的才能晚年才得到发挥，以拯救世人，并接续医学传承中的精要。这正是造物者的用意，难道还会是微不足道的吗？这部编著完成于晚年，但他无力刊刻印行，便把它传给先父。先父又传给了我日蔚。我是什么人，竟能继承先人的遗志呢？这一年是庚辰年，我携书来到粤东，把此事告诉方伯鲁公。鲁公说：这是一条救济世人的慈悲渡船，是天下的宝贵之物，应当同天下人共同分享。于是捐出俸禄，交给刻工刊刻。经过几个月，刻印工作完成。我这个不肖后辈得以借此告慰先人，也用来慰藉九泉之下的先外祖。先外祖可以因此流传不朽了。外孙林日蔚，字汝辉，恭敬作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景岳全书》共六十四卷。明代张介宾撰写。此书开头是《传忠录》三卷，总论阴阳和六气，以及前代医家的得失。其次是《脉神草》三卷，辑录诊脉医家的重要言论。其次是《伤寒典》，《杂证谟》，《妇人规》，《小儿则》，《痘疹诠》，《外科钤》，共四十一卷。又有《本草正》二卷，考察药物三百种，把人参、附子、熟地、大黄列为药物中的四根支柱。作为药物中的四根支柱。又把人参、熟地比作贤良的宰相，把大黄、附子比作贤良的将领。其次是《新方》二卷，《古方》九卷。都分为八阵，即补，即和，即寒，即热，即固，即因，即攻，即散。最后又另行辑录妇科、儿科、痘疹和外科医方四卷。这些书名都沿袭了明朝末年纤巧浮薄的风气。至于把伤寒称作“典”，把杂证称作“谟”，既僭越了经典的名称，又不符合字面意义，尤其荒谬。至于它的学术主张，则认为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提出了各种疾病都属于火的理论，丹溪朱震亨提出了阳气有余、阴气不足，以及阴虚火动的理论。后世医家拘泥于固有成方，不能审慎辨求虚实，动不动就使用寒凉药物攻伐，往往造成危害。因此张介宾竭力纠正这种偏颇，认为人的生机，以阳气为根本。难以获得而容易失去的，只有阳气；既已失去而难以恢复的，也只有阳气。因此专门把温补作为基本宗旨，相当足以纠正粗疏草率、轻率妄为的弊端。对于医学来说，不能说没有功劳。至于那些赞颂这种学说的人，不考察证候的标本，也不探究气血的盛衰，一概使用补法和温法，还称之为中正平稳的治法，却不知道误用人参、肉桂，同样足以伤害人，这就属于矫枉过正，所造成的过失也就和寒凉攻伐一样了。总的来说，病情变化万端，不能拘泥于一种方法。用药的人应当顺从病情的需要，也很难拘定于一种格式。如果一定要先确立一种宗旨，用它来统摄各种治疗方法，没有不走向偏颇的。元代许衡的《鲁斋集》中，有一篇论述梁宽甫病证的书信，说：近代的各位医家，有以易州张氏学说为主的，有以河间刘氏学说为主的。张氏用药，依据并遵循四时阴阳的规律。并且随着病情有所增减调整。这正合乎《内经》所说的四时调养精神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胡乱施治。刘氏用药，务必在于推陈出新，不让体内稍有郁结不畅。这正合乎天地万物不断更新、没有止息的道理。行医却不知道这一点。这就是没有医术。然而，推崇张氏学说的人，有的还没有完全领会张氏的精妙之处，对于峻烈、服后会出现明显反应的药剂，始终不敢使用，以至于错失时机、延误病情，因此不能挽救的情况很多。推崇刘氏学说的人，有的还没有完全了解刘氏学说的深意，便只贪求眼前迅速见效，暗中损伤了正气，给日后留下祸患的情况也很多。如果能够取用两家的长处，又避免两家的弊端，那么治病就差不多可以得当了。这些话说得极其明白而切中要害。扶助阳气、抑制阴气，是天地运行的规律。但是阴气发展到极点，就会出现阴阳交战的局面。阳气发展到极点，也会成为亢盛而无所依归的阳龙。假使六阴爻在坤卦中盛极，而在复卦中连一阳也不产生，那么天地化生万物的作用就停止了。假使六阳爻在乾卦中盛极，而在〔缺字〕中连一阴也不产生，那么天地化生万物的作用也会停止。《素问》说：某一方面发展到极盛就会造成危害，相承接的另一方面就会对它加以制约。圣人确立的训诫，其中的道理极其精微。懂得阴阳不能偏重任何一方，攻邪和补益也不能偏废任何一方，大概就不至于除掉一种弊病，却又产生另一种弊病了。〔刘氏（奎）《景岳全书》节文〕未见；上文见于刘嗣宗《温疫论类编》序。〔张氏（介宾）《质疑录》〕一卷，现存；题词说：医道起源于轩辕、岐伯。后来著书立说，用来阐明医道的人，没有谁比张、刘、李、朱四家更为突出。至于陶、王、陈、薛诸家，也各自有所阐发。然而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弊端。比如一句话说得错误悖谬，往往会给后人留下祸害。因此不得不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辨析，以纠正其中的错误。并不是胆敢妄自诋毁前代贤人。只是想把它作为研究和质疑时的一点帮助罢了。〔程氏（仑）《医按》〕五卷，现存；自序说：我家祖先崇尚文学技艺，广泛购买珍奇的书籍。等到祖父光禄公时，修筑园林以寄托求学立志之意，又增设了收藏书籍的地方。当时，黄五岳、沈石田、文衡山、方寒溪以及海内各位名士，相继为这座园林题诗作赋，丰考功南隅还为它写了记。我的从祖父方伯萝山公也留心于古代典籍，他出仕游历东浙、西滇，南闽、北代，所到之处都竭力搜求书籍，获得了许多珍奇版本。祖父有时替他分藏书籍，有时抄录副本收藏在阁中，书签层层垂挂，藏书几乎可以与二酉山的藏书相匹敌，至于邺架藏书，就更不必说了。我出生得不是时候，既没有机会侍奉祖父，又不幸在刚满四岁时失去了父亲；母亲慈爱，不让我和同伴们、一般孩子们混在一起。等到入外塾读书，母亲也不让我接触和应酬宾客。见到人就〔缺字〕，说话木讷。只是专心诵读和完成课业。长大懂事以后，渐渐把诸子百家和历代史书大致读遍，以及舆地图籍和域外诸书。放下帷幕，在灯笼下读书，夜以继日地学习。即使愚笨迟钝、没有收获，我向来努力的劲头反而更加勤奋。二十岁左右便因病吐血，然而仍没有停止读书。后来每天呕吐数升，严重时连口和鼻子都一起出血。身体几乎到了垂危的地步。于是遵从母亲的命令，放弃了读书应试的学业，

译并且把一切典籍都束之高阁。每天坐在空屋里，只是查看药物包裹而已。身体于是逐渐恢复。不过在饮食起居之余，也无所事事。偶尔读到岐伯、黄帝以及养生家的言论，常常觉得其中有合乎自己心意的地方。又想到自己身体虚弱，不能够阅读父亲留下的书，假如就这样腐朽得和草木一样，那么活着又有什么可贵呢？古人关于良相、良医的言论，仿佛正是要用来勉励我的，于是打开书箱，找到了《素问》《难经》，以及越人、仲景、元化、叔和、巢氏、滑氏、东垣、河间、丹溪等名家所著的论述。连同历代本草著作一起阅读，全都致力于探究它们的根本源流，并融会贯通其中的枝节内容。其中有不能理解的地方，就思考到忘记睡觉和吃饭。因此逐渐懂得了自我保养的方法，过了七年，疾病才稍有好转。家门外求医的人常常挤满了门庭。等到母亲去世以后，我才背着书箱外出游学。起初游历三吴，后来游历三楚，又到过梁、宋，再后来到了燕、赵、齐、鲁，以及云中、上谷、乐浪、玄菟等地。我的足迹遍及天下的一半。前后将近二十年。其中在燕地居留的时间最长。每到一处，都承蒙公卿屈尊相待，朋友们也愿意同我交往。虽然我固陋无闻，但在行医治病方面，如果侥幸没有过失，其中有时阐发古人的秘传，有时剖析近代医家的疑难，有时汇集众人的见解，有时也依据自己的意见。并不一定要标新立异，重要的是能够针对病证。并不一定要拘泥于固定的途径，重要的是能够取得疗效。凡是自己有所领会而医术得到验证的，因事务繁忙而没有整理，只能收藏在箱笥之中。然而在仓促忙乱中遗忘的，不下十之六七。丁巳年冬天，武选司的夷庚方君来到京城，带着他的长兄天衢君的书信，索要我过去所辑录的《伤寒杂证》等书，交付刻工刊刻，以扩大它们的流传。唉！仁厚之人用心行事，本来就应当为此急切奔忙。只是我如同井底之蛙、夏天的虫子，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浅陋，也恐怕自己正像宋人没有遇到周客那样，把燕国的石头当成珍宝，层层包藏，以至于终身如此。因此姑且拿出过去所记录、收藏的一百多条，仿照前人的做法，题名为《医按》。请求大方之家的指正。倘若有幸得到神灵的恩赐，使这些文字能够经受弹劾批评和斧削删改而不被弃置，或许就能射中正确的目标、合乎规矩，这全是长公的大力成全啊！至于所辑录的《伤寒杂证》，虽然只能窥见其中一斑，如今正忙于四处奔走，还没有得到完整的书稿。请等到将来再说。如果说我不能读祖父留下的书，却借这点微薄的技艺，来为自己开脱，那我真会惭愧得汗流浃背，恨不得死去。哪里还敢谈论疾病，又哪里还敢谈论医术呢？时在天启元年春正月。〔卢氏（明铨）《一万社草》十二卷，现存。堵颜作序说：〕 医术与政事是相通的。政事是除去祸害，使天下达到治理；医术是攻除邪气，保全正气。它们扶持危急、救助倾覆，使众人进入生养、安定和安全的境地，所取得的功效是相等的。甲子年，我奉命来到湖地任职，正遇上妖乱的变故，民众的情绪惊恐不安，而且水涝灾害接连发生。受饥饿之苦的人又遭受疟疾和疫病，几乎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看到这些情形，触景伤心，便把救济无力、政务荒废的情况交给各县长吏处理。采取各种办法调节救济，又重新创办药局，命卢生明铨、金生德生、陆生士龙主持这件事。原来这三位都精通医术，百姓可以依靠他们来保全性命。不久，我也步行到郊外祈祷，因而患了疟疾。中州人一染上这种病就疲惫不堪。我处理政务，岂不是要陷于无能了吗？然而自己身体疲惫而百姓得到安定，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最终还要借助这三位，才能获得没有疾病的平安。于是我更加认为他们的医术神奇，并想进一步探问其中的奥秘。卢生便拿《一万社草》进呈。原来卢生和金生、陆生等志同道合的人结社编集，大家虚心交流、共同质证，阐明医理，用来教示后来的医者。这次我在公务之余阅读此书，其中关于治病取效的内容，展示了已经试验有效的规范；其中关于劝诫世人的内容，严正地提出了在疾病尚未发生前加以戒备的告诫；其中关于疑难问答的内容，详尽地作了辨析；其中关于运气学说的内容，阐发了司天运气的奥秘。书中的俗语浅近而容易明白，关于饮食的内容切合实际，并特别说明应当谨慎；丹方简要而见效迅速。归根究底，它是守住一个根本而能够贯通万事，这就是全书的主旨。承继学业的人可以使它的流传得到发展，后学者可以接续它的生命。它的功德在于救活百姓，哪里能说只是略有补益呢？即使卢生已经达到神、圣、工、巧的最高境界，医术在当时独步一时，如果没有这部书来教示后人，后人又凭什么加以继述呢？我对此深深感到合乎自己的心意。不过，我尤其对此有所感触。如今正值天时与岁运会合，各自都偏离了正常的法度，民间贫困空乏。隐伏的奸邪刚刚滋生。比如人的面色和皮肤。看起来与平时没有不同。但精气已经消耗殆尽。仓公、扁鹊一望便知道，施用针砭就可以了。对于正在处理的事情。要审察病情的变化。斟酌治疗的缓急。辨明补法、泻法以及标病和本病。渐渐由呻吟转为【缺字】泽。使邪恶转变为善良。就像将要断气的人。一旦遇到医生。经过诊察、调养和护理。于是使元气逐渐恢复。每天都处在平和安乐之中。这样也足以令人欣慰。但后来的人能够永远保持这样吗？我因为百姓而想到疾病。又因为疾病而想到百姓。所以特意在这里【缺字】。深切希望召集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编成一部治病的谱录。和这篇文字一起流传。并按照奏报和筹划来实行。于是把自己的意思写在篇首。由此可见，医道与政治是相通的。而高明的医生也能医治国家。希望彼此共同勉励。

译《钱氏（国宾）备急良方》一卷，现存；《舒氏（元贵）医方启蒙》十五卷，现存；《孙氏（志宏）简明医彀》八卷，现存。自序说：听说我们儒者把百姓和万物都视为同胞，也把自身【原文残缺】。即使把医学看作一种技艺，它也是仁人必然要涉猎、以之为根本的学问。借此弘扬圣贤的德行和事业。彻底探究性命之理的深奥微妙。然而，行医的人。以及医家的书籍。同样重要，不可以偏废任何一方。世人只把性命托付给医生。却不查看医书。这种过失并不少见。古代精通医术的人。认为人的身体所能达到的范围是有限的。而书籍所能记载的内容却没有穷尽。所以各自把自己的所得写成医书。正是希望让天下后世。人人都能得到并阅读这些书。共同摆脱严重疾病带来的凶险。享有长寿健康的福分。难道只是给从事医学的人作训诫吗？只是医书的头绪纷乱【缺字】。仓促之间很难领会。偶尔有编纂成书的。往往又有很多遗漏。有的门类不完备。有的只列方剂，却不疏理病因。也不分析各种致病原因的异同。有的未经可靠验证。有的方剂论述又没有完全符合古法。这些情况对于救济世人来说，都不能不令人遗憾。先父桂岩老人曾经打算精心编纂一部医书流传于世。不只是希望医生把广博的医理归纳为简约的纲要。还考虑到那些外出做官、经商的人。以及居住在偏僻地方、贫困窘迫的人。他们突然患病。一时请不到医生。因病困顿、无计可施。使他们能够按照书中的方法进行治疗和救治。坐享良医施治的功效。他的这个愿望十分恳切，却没有完成。我孙宏年轻时学习科举应试的学业。成年后才专门学习医学。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了。我一直谨记先父的庭训。以及自己临证验证、心得体会所得的内容。诊视他人的疾病时总是十分谨慎。不敢凭主观臆测。也不敢迎合世俗。一心仿效古人的既成法则。于是产生了继承先人事业的念头。同时也完成自己长久以来的愿望。广泛搜集古今各种医书。反复推演、互相参校。历经了好几个年头。才编成这部书。全书卷首先列有十六篇总论。其中讲述修养德行、【OCR疑误】行为。以及珍重生命、谨慎对待疾病的要点。还有医药方面的得失。以及其中最为紧要的纲领。其次按门类分列各类方剂。一定追溯疾病发生的原因。以及各种病因之间的相同与不同。确实有证据、可信可靠。遵循古法而不擅自创立。广泛采纳各家而不偏执于一端。务求阐明前人救治世人的恳切心意。使这种心意更加显明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长期阅读这些医书。而在已有典籍之外。另有自己的验证和领悟。能够补充前代贤哲尚未阐发的内容。也一定公之于世。不敢私自秘藏。这部书内容完备却不繁杂。简约却不遗漏。义理和分类浅近明白。人人都能理解。就像射箭一定要有箭靶。所以把它命名为《简明医彀》。人人都应该亲手备有一册。早晚都翻阅诵习。把它作为疾病尚未发生时的预防。偶尔遇到疾病。有医生时，可以依据它与医生相互参照。没有医生时，也可以依靠它来消除祸患。这样既可免受【缺字】的误导。又能在心里与名医的见解相契合。获得取其简要而守其法度的益处。逐渐成为博览广闻的阶梯。可以使自己受益。可以使别人受益。难道不是行走天涯、游历四方时的珍贵书函吗？实际上也是居家养生的神妙准则。怎么能厚着脸皮说：“我的疾病自有医生在。” 却把医书束之高阁而不去阅读呢？那么，古人所说的为人子女者，就不能不知道这些道理。这话说的是什么呢？打开书本阅读总会有所收益。不从事医学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从事医学的人，更应当明白这一点。唉！不自我欺骗，才能取信于世人。只有谨慎自守，才能使别人受益。我幼年诵读孔子的著作，已经知道众生与我同类同体。等到后来归依佛教。更加觉得众生与自己同体相亲，关系十分切近。众人的苦乐和痛痒。我怎么忍心让父母承受这些呢？即使对于这门医道。我也不敢自称已经深入精微。至于有人不谨慎而欺骗世人。实际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把医理阐发得神妙而明白。还要看后来的人。希望后来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增益润饰。等待后世的君子来完成它。崇祯己巳年阳生日。武林孙志宏作序。钟祖保的序文大意说：孙先生名叫孙志宏。字克容。台石是他的别号。家族世代是钱塘人。他的父亲桂岩公凭借医术在嘉靖、隆庆年间著名。孙先生继承了这一事业。并加以阐释发挥。他曾到三山采药。遇到一位异人，得到龙宫秘传的医术秘诀。所到之处总能救活病人。他寄居在我盐地很久。盐地人把他倚为掌管生死的医者。大家依依不舍地挽留他，不能让他离开。而且他还同我的朋友松日玄海二位沈君、仲修则梁二位先生以及两位陈先生相友善。于是我借此得以结识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简明医设》八卷。明代孙志宏撰写。孙志宏字台石。是杭州人。这部书的卷首。列有十六条重要论说。其中的议论也平实公允。其余各病案门类分别列出方剂。内容浅近明白，容易理解。但还不能完全阐明医道的变化。《陈氏（澈）雪潭居医约》八卷，现存；《王氏（象晋）简便验方》六卷，现存。自序说：我的性情最为懒散。却喜欢沉迷于翻阅书籍。我平生一向很少生病。却喜欢收藏药物和药剂。并不懂得医术。却喜欢搜集成方。自二十岁以来。凡是各种稗官野史。以及残缺的古书断简。只要见到一个方剂，没有不记录下来的。无论是高明贤者的后续论述。还是鄙陋之人的民间闲谈。只要听到一个方剂，没有不记住的。偶尔把它们传授给别人，大多都能应验。有人来求取方剂。我总是抄录下来给他。熟悉我的人。怜惜我这样奔波劳碌。他们说：为什么不把这些内容刻印出来呢？我以所学还不广博为由推辞。他们说：把你所知道的都列举出来。至于从前不知道的内容。难道世人会舍弃它们吗？我顿时觉得这话正合心意。恰逢春季在曹署公务简少。春日有许多空闲时间。于是稍加删削整理。便交给刻字印书的人刊刻。按照搜集到的先后次序。只分列为甲、乙等次序。不拘泥于次序，随后还会继续增补。方剂大多药味单一而简便。所用药物也多是寻常之品。即使在偏僻的乡村也能找到。自己曾经验证有效的。以及众人共同称道有效的。就赶紧收录下来。不是这类的，就暂时放置不录。目的在于便于实际应用。至于其他会伤害生灵性命的方剂。即使有效，也不予收录。假如这部书能够流传。而且能根据疾病选用方剂。疾病也随着方剂而痊愈。大家共同享受上天赋予的和顺生命。没有受到疾病忧患的束缚和痛苦。这样或许就不辜负各位的心意了。至于分门别类。整理编成一部完整的书。这是我早年的志愿。但如今还没有做到。请等待以后再说。《樊氏（如柏）简易验方》十卷，现存。自序大意说：《易传》说：乾道以平易使人明白。坤道以简约发挥作用。平易就容易理解。简约就容易遵循。直到最后说：做到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能得到。又说。以《易经》的简易来认识险难，以简要来认识阻碍。其中的旨意彼此阐发[缺字]。从今天看来。天下的道理。还有什么能比医学更重大呢？医学以救活人为主。而天地最大的德行，就在于使万物生存。这正是乾坤所体现的简易之理。《验方》合刊完成了。因此取这个意思来命名。把旧刻本的书名翻新。用“易”字代替“便”字。与其沾沾自喜地局限于偏僻乡里。不如从便于实际应用的角度来考虑。何不让一个人看到，千万人也能看到。一个人得到，千万人也都能得到。何况深入考察这些方剂，以验证取效，原本也是同一回事。这就是我稍微改动书名的原因。并没有改动其中所载的方剂。虽然间或参入了自己验证有效的方剂。算是续接在宗子子的《袖珍》之后。而原本是新城王康公所辑录的。尤其表明了它的真实和正确。无奈他已经携书东归了。后来为什么又要合刻呢？《保产保婴痘疹三要诀》。一方面便于产妇使用。另一方面便于婴儿受益。确实是因为其中的方言简洁而意思完整。使人能够按照它清楚掌握和施行。取得如同神明相助般的效果。现在才知道，生产是孕育生命的门户。痘疹又多有夭折和死亡的祸患。世间最危险、最艰难的事情。没有什么能超过这两种情况了。有了乾卦的简易之理，便能认识险难。有了坤卦的简要之理，便能认识阻碍。这难道还不能称为要诀吗？而且验证有效的方剂难道只有两种吗？把它同天地以生养万物为最大德行的道理合在一起。那么把这部刻本称作《生生篇》，也未尝不可。甲戌年中秋日。寄庵居士樊如柏撰写。

译《李氏（维麟）医宗要略》未见。按：上书见于《苏州府志》。《芮氏（养仁）医经原始》未见。《太平府志》记载说。芮养仁。字六吉。精通医学，并有独到的见解。为人诚朴，见闻广博[原文“悃 广闻见”疑有缺误]。士大夫大多同他交往。著有《医经原始》。以及《五方宜范》等书十多卷。流传于世。《五方宜范》未见。《刘氏（邦永）惠济方》四卷，未见。《广东通志》记载说。刘邦永。是从化水东人。是宋代翰林权直刘褒然的后代。天生资质非凡。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在山中砍柴。遇到一位奇异之人，那人叫他一同离去。传授给他岐黄之术。以及上池刀圭的医术。过了很久，他完全学到了其中的秘传，才回来。于是凭借医术行医于世。一时被称为国手。诊察病人时，多半通过观察形体和察看面色。有时只用一根手指按脉。就能知道病情的吉凶。认为可以医治的，便立即感到高兴。用药时不问病人家中贫富。认为不能医治的，就不给药。病人哭着问他原因。他便用手指示意说。某一天就要死了。没有一次不应验他所说的话。他用药不拘泥于古代成方。最终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灵活变通。别人多半无法揣测。他尤其精通《太素》脉法。用来判断人的寿命长短。没有一次不应验的。人们都认为他如神一般。请他前去诊治，几乎没有一天中断。然而他为人狂放不羁。常常穿着肮脏的衣服，脚穿破鞋。喜欢说笑，自得其乐。有时帽子歪戴着，头发蓬乱。袒露上身，伸手捉虱子。见到尊贵的人也不放在心上。尤其喜欢谈论仙家飞升之事。人们认为他疯癫而颓废。因此他自号“废翁”。后来去世。他撰写的药方非常丰富。人们得到他的方子后，往往都能见效。如今流传的《惠济方》共有四卷。《霍氏（应兆）杂证全书》未见。按：上书见于《武进县志》。《余氏（绍宁）元宗司命》二十卷，未见。《新城县志》记载说。余绍宁。字义同。祖籍南城。后来迁居到新城南机拗。幼年读书。二十岁时学习医术。遍访名师，得到奇异的传授。精通唐、宋以及朱氏、刘氏等各家学说。以及《素问》《针经》等书。能够预先判断人的生死。往往都奇异地应验。他用药不遵循旧有的成方。只是针对病证开具药方。本地的绅士都感佩并信服他的谨慎、精细和笃实。而且他天性慈爱。尤其愿意救济贫民。经常制作“万病无忧丸”施舍给人。依靠它得以保全性命的人很多。各级官员都赞许他的精细笃实。并发给他官带。巡道莫可期服药后很快见效。还赐给他旌表以示表彰。著有医书二十卷。书名为《元宗司命》。其中论述伤寒以及男子、妇女的病症。还论述内科、外科和针灸。以及小儿的各种治疗方剂。内容都精详完备，没有遗漏。《岳氏（甫嘉）男科全编》未见；《家居慎疾良方》未见；《旅邸便易良方》未见；《读书辛苦良方》未见；《仕宦勤劳良方》未见；《行军济变良方》未见；《急救危〔缺字〕良方》未见。按：以上七部书，见于《医学正印种子编》的附记中。《传氏（懋光）医宗正脉》未见；《医学集要经验良方》八卷，尚存；《吴氏（鼎铨）医案》二卷，尚存。《淳安县志》说：吴鼎铨，字六长。号逸樵。是云峰的生员。年轻时仰慕朱家、郭解那样的为人。喜爱《六韬》等书籍以及武器装备。尤其擅长治疗各种疮疡。能够预先约定痊愈的日期。使用膏剂治疗，药效没有丝毫延误。患者拿财物来致谢，他却拒绝而不接受。他说：我凭借医术来救活人。起初就没有打算图谋那些钱财。当时人们称他为国手。中丞宋又希也把先生看作奇才。他所著的医案有二卷。如今即使只得到他的方书，也仍然足以用来救活人。《邓氏（景仪）医经会解》八卷，尚存；《孙氏（光裕）血证全集》一卷，尚存。书前小序说：血证难以论述和治疗，已经很久了。患这种病而死亡的人，十人中有六七人。治疗这种病而得以活下来的人，十人中不到两三人。这岂不是确实很难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大体上，有的是受到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的侵袭。有的是由于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变化。再加上饮食、劳倦以及七情造成的内伤。而且这种病又常发生在苦读用功的人身上。也常发生在纵欲贪色的人身上。为什么呢？气和血，是人体的阴阳二气，是性命的根本，也是形体与精神赖以相互依附的基础。所以血随着气运行，气随着血流转。它们昼夜循环，生生不息。正如经典所说：气息一旦停止运行，生命活动的枢机就会困窘；血气哪怕有一丝不能接续，差别也会立即如天地之隔。况且这些病又都由火引起。火与元气不能并存。一方占优势，另一方就会衰败。请允许我试着说明这一点。心是君主之官。全身各部分都听从它的号令。君主之心一有动摇，五志所生的火就会…… 受到怒气触动，就成为肝火。因气机激动，就成为肺火。因思虑耗损，就成为脾火。因惊恐冲击，就成为胆火。因饮食过量，就成为胃火。因精气耗竭，就成为阴火。即使有肾水，也抵挡不住燎原之火的势头。所谓一水不能胜过五火，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肾中的天一之水，相火寄藏在其中，五脏六腑都依赖它来滋养。所以肾水充足，肝得到它，就有子母相生的益处。肺得到它，就没有子旺而母虚的忧患。心得到它，就有水火相济的功效。脾得到它，就有滋养荣润的作用。水源一旦亏损，肾间就只剩下这一点向上炎烧的火。它上冲于心，就成为吐血。它侵入肺，就成为嗽血。它扰动肝，就成为喷血。它从脾而出，就成为呕血。至于咯血、唾血、咳血，都来自肾，属于虚损所致的血证。病情日渐煎熬，拖延不愈，距离生存也就越来越远了。到了这个时候，患者应当安心静坐，排除忧虑，凝聚精神，使药物和饮食得到适当调理。医生要考察病情的虚实，辨别血的颜色和所涉及的脏腑，使用温补调养的方法，使肾水充足、火势平和，阳气得以产生，阴气得以滋长，各自恢复到应在的位置。这样又有什么病不能痊愈，又有什么医治会不见效呢？无奈患者起初，就不善于调养。一遇到这种病证，看到病势凶猛奔涌，便想请医生来寻求迅速止住出血。医生又顺着患者急于求成的愿望，把能够止血当成功劳，把它当作快捷的方法。却不知道这种病证的发生，由来已经很久了。瘀血积聚在胸中，必须全部吐出来，即使暂时停止，拖过三五天，仍然还会再次吐血。这种逆行的势头 也不能一下子止住。不但不能止住 反而用寒凉之物把它堵住 这样就正好伤及了它的根本。所以病势必然会拖延数年。不要胡思乱想。不要轻举妄动。不要多说话。不要暴怒。不要嗜酒，也不要房事过度。不要吃得过饱而损伤胃。静坐以调养精神。保持缄默，自我约束。饮食要有节制。调养治理不能间断。所服药物应当平和。使心情闲适，保养身体。这样五种火气就会平复 也就不能造成危害。阴血自然会生成 体内的火气也不会炽盛。自然可以得到万全之策。如果只是把沸水舀出来降温来止沸 那么一杯水 很难扑灭用整车柴薪烧成的大火。那么又何必奇怪血证难以治好呢？所以我编纂了《失血病机方脉本草》一部。虽然不能每次都准确奏效 也姑且寄托救生济世的心意。希望在万分之一的机会中能够有所收获罢了。写成此书，请同道予以指正。禹航浮碧主人孙光裕写于醉古居。

译《匏庵延道人淮南昭阳李氏家藏奇验秘方》七卷，现存；《亡名氏医宗三法》二卷，现存；《谢氏（以闻）医学要义》，未见。潜县县志记载：谢以闻 字克庵。是本县县学的生员。安于贫困，专心求学。坚守志节，不向权势屈服。尤其精通医术。崇祯乙亥年 年纪已经八十多岁 仍然手不释卷。他所著的《医学要义》尚未流传于世。《孙氏（文胤）丹台玉案》六卷，现存；《欧氏（士海）山谷便方》一卷，现存。自序说：从前我在山野间行走时，见到许多患病的人。我问他们为什么不接受治疗。他们回答说，集市离得很远，没有医生。而且求取药物也不容易。所以只能束手等待。我心中怜悯他们 却一直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后来适逢选择地方定居 便翻阅医方书籍。看到姜、蒜、葱、韭菜之类的东西 前辈常常只用单味药就能取得疗效。但在危急仓促的时候 丸剂、散剂往往不能奏效。疾病的标与本也容易混淆。也常常凭借单方取得奇效。疗效快捷得如同回声回应、影子随形。由此可知，平常的蔬菜、水果、草木花卉等微小之物 都能对疾病和人的生死起到重要作用。只是人们特别没有察觉罢了。我凭着这片热心肠 便常常不自量力。选取各种经过验证的良方 所用药物并不繁多 却往往有奇效。适合山野乡间使用的方子 汇编成一册。刊刻出来，附在旧刻本《保婴录》的后面。将它命名为《山谷便方》。以完成我从前的心愿。丹溪说：我既然贫穷而处于社会下层 就希望找到能够帮助他人的事情。除了医术，还有什么值得致力的呢？我欧士海不敢说这些方子能够帮助世人。然而世人或许不会因为它们简易就轻视，反而会试用。它们显然不至于像乌喙、鸩毒那样毒死人。何况这些方子还记载在书册之中 都是前辈医家出于仁心、享有仁德声誉 经过反复试用而常常有效 并不是可以凭空诬蔑的呢？普通人所忧虑的，是疾病种类太多 医生所忧虑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既然如此，这部书或许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治疗方法吧？崇祯己卯年正月人日，士海书。《施氏（沛）说疗》一卷，现存。题词说：听说医生所凭借的是心意和思考。药物的作用在于调养。如果必须借助心意和思考 就不如达到无需借助心意便能痊愈的境界。如果必须依赖调养 就不如达到无需依赖调养便能痊愈的境界。所以枚叔说：太子的病 可以不用药物、砭石、针刺和艾灸等治疗手段 只要用精微玄妙的道理加以劝说，就能使病消除。编成《说疗》十二章。《医医》一卷，现存。题词说：太史公说：普通人所忧虑的，是疾病种类太多 医生所忧虑的，是治疗疾病的方法太少。如果想要取得治愈疾病的功效 就必须阐明医生治疗方法太少这一弊病。编成《医医》十章。《祖剂》四卷，现存。自序说：玄晏先生说：张仲景广泛采用并发展了伊尹的汤液方 使用后多有疗效。成无己说，自古以来的各种医方 年代相隔越来越久 已经难以考察详究。只有张仲景的著作 最可称为各类方剂的祖本。总的说来，张仲景的医法本于伊尹的方法 而伊尹的方法又本于《神农经》。《轩岐灵枢》《素问》都是至圣先贤所著。至于制定方剂的方法，就说君药一份、臣药两份，这是小方剂的配制法。君药两份、臣药四份，这是大方剂的配制法。经书中如麋衔术泽泻汤，乌鱼散，半夏汤，鸡屎醴等方剂，药味大多不超过三四味。所以后来许胤宗也说，古人用药简明扼要而精当专一。因此仲景的方剂，所用药味很少。后来到了洁古、东垣，他们制定的方剂有的多到三十多味。评论者说，东垣用兵如同韩信带兵，兵力越多越好。别人仿效他，就难免受到把药物铺陈得过于繁杂的讥讽了。这次所辑录的内容，首先列出《素问》《灵枢》的两首方剂，其次收录伊尹《汤液》中的一首方剂，以此作为宗旨，此后全部以仲景的方剂为宗祖。至于《局方》中的二陈汤、四物汤、四君子汤等方，也按类别附列在后。像东垣的补中益气汤，丹溪的越鞠丸等方剂，确实阐发了前人尚未阐明的道理。即使说这是自立一套法则，也是可以的。近代的医书，例如戴元礼的《证治要诀》，薛新甫的《明医杂著》，方剂都很简略，与仲景的旨意，大体上没有大的差错。所以我多加以探究。总而言之，“方”就是仿效的意思，“医”就是心意和思考的意思。再向上追溯轩辕、神农的医道，对于方剂的道理，大概就可以接近它了。崇祯庚辰年重阳日。元元子施沛题记。《云起堂诊籍》一卷，尚存；《朱氏（天璧）医准》一书，未曾见到。《海宁县志》记载道：朱天璧，字蘧庵，是仁和人，明崇祯壬午年的孝廉。他辞谢了进京应试，家境贫寒，也没有祖传产业。因为一向精通医术，便到海边一带卖药。当时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疫病接连流行，朱天璧便行医施药救济他们，救活了上万人，而且不计较药费。人们直到今天还称颂他。他寄居在乌鹊桥，酆氏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所著的《医准》有几十卷。此书由新安的程氏、吴氏传承。

译《萧氏（京）轩岐救正论》六卷，现存。其自序说：医术作为一种学问，总括了君主、父亲、老师和宰相所承担的权力与职责，而它所研究的内容，是探究天地与人的性命之理。所以君子取其精要来修养自身，再把有余的部分推广出去以救济世人。这就是仁慈的医术。可是后世却只把它看作方术技艺，缙绅名士们，大多不去研习它。司马公不是说过吗：仕途通达时就做一个好宰相，仕途不得志时就做一个好医生。医术怎么可以被轻视、鄙薄呢？我幼年时禀赋虚弱，资质迟钝而志向困顿，却竭力搜求医书，苦心诵读、著述。后来患了梦遗之病，各种治疗都不能痊愈。后来因为出仕做官，游历到楚地慈阳，便在官署中请学官黄州胡慎庵先生为我诊治。治疗了三个月，我便痊愈了。胡先生原来是名医李濒湖先生的外甥孙。于是他传授给我《轩岐》医典中的秘要，包括脉理要旨和疾病机制，药物性质与治疗方法，一一讲解得精细详尽。胡先生又是私下师法薛立斋的人。后来我又进入蜀地，再次参访、请教各位贤者，颇能掌握其中的关键。我沉浸钻研这门学问，已经二十多年了。回到故乡以后，有人请我诊病，我亲眼看到当时的医生治病时，不明白根本，却只从表面症状入手，致使无辜的生命枉然死亡，悲痛实在难以承受。这没有别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学习医术的人，有一半属于不正派之人，而他们所学习的方法，完全不是正统的医法。他们连经典医书都不懂，却乐于走旁门捷径。因此，专门研究伤寒的人，往往忽视杂病；以脾胃为主治方向的人，又害怕使用攻下等治疗；明白湿热病理的人，却不懂温补之法；有的人则拘泥于现成的□。却昧于医道的灵活变化。有的任凭主观臆测发表议论。还罗织言辞，故意标新立异。有的只凭口才逞能。借阿谀奉承来推销奸邪之术。全然不顾惜人的性命。颠倒是非，胡乱行医。这不几乎成了轩辕、岐伯门下的乱臣贼子吗？唉！医家的弊病实在太多了。怎么能够先救治医家的弊病呢？如果医家的弊病得以治愈，那么人的疾病，就没有不能治愈的了。我因此竭尽自己一点浅薄的见识，把《灵枢》《素问》的深奥内容，辨析阐发其中的真伪，阐明脉学的要旨，说明药性的适宜与禁忌，清楚揭示疾病的发生机理，使虚证和实证明白显现。把医者和疾病两方面都作为鉴戒。掌握五气的要领，归结到一元这一根本。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运笔写作，才编成这部书稿。全书共六卷，只有九万字。我反复思量了很久，仍然惊疑其中各种治法还不完备。恰逢两三位志同道合的人，偶然看到这部书，读后说道：能够掌握其中的一个根本，就可以由此贯通万般道理。怎么能说还不完备呢？于是催促我赶快刊刻，用来挽救天下医者和患者这两方面的弊病。又拿出钱来召集工匠刻印，想把它公开给天下人，惠及学习医术的人，而不至于把它倒扣在坛子上弃置不用。我想到这部书的写作，是为了阐发神农、黄帝医道的深奥义理，抒发自己苦心钻研的思虑，纠正当时医师的荒谬妄说，也是出于自己热切的心肠。即使只有“万一寸”（原文如此）的笔管，也会招来责难。导致正道难以阐明，诽谤和狂吠日益传扬，那又能把它怎么样呢？韩退之先生说过：有的人闲居在家修撰史书，如果没有人为的灾祸，也必定会遭受上天的惩罚。从前越人被世人称为神医，却免不了被同僚李醯嫉妒，杀害了东垣先生。即使让人不停地著书立说，精力也会逐渐衰竭耗尽，书写成了，人也死去，这难道不胜过活着却毫无益处吗？所以自古以来，豪杰之士有所作为，往往以自己的生命来殉道。假如这些议论能够流传并被采用，这个世道就可以进入长寿安乐的境域。而我愚钝鄙拙，没有什么才能，又何必吝惜承认自己一点见识上的过错呢？后世的君子，或许也能体谅我这样做是为了救治弊病、匡正医道吧？崇祯甲申年春季二月上旬的吉日。闽中通隐子萧京万舆甫撰写。《庄氏（应蕙）医案》二卷，现存；据按语，附刻在《轩岐救正论》之后。庄应蕙，字汝元。是温陵人。林应楷撰有《庄隐几先生传》。又附在这部书的末尾。《王氏（元标）医药正言》，未见；按语说，此书见于《江宁府志》。《王氏（姓名缺）医学狐解》六卷，未见；《虞氏（洪春）医学须知》，未见；《何氏（继高）轩岐新意》一卷，未见；按语说，以上三部书，见于《浙江通志》。《卢氏（之颐）疟论疏》一卷，现存。自序说：关于疟疾的病因和证候，《素问·疟论》，以及针刺治疗疟疾的方法，记载得最为详尽。后世医家拘守其中一端并加以承袭，以致经典义理变得 obscured——经义受到蒙蔽，讹误谬说非常多。只审察病因的人，往往忽略证候；只拘泥局部证候的人，又不明白病因。知道常法，却不能通达变化；顺应变化，却反而舍弃常法。他们完全不知道，只有具备这样的病因，才会出现这样的证候。病因和证候既已辨明，常规治法也就具备了，然后才可以进一步通晓病情的变化。可是有时连常规治法都已经迷失，病因和证候也无法辨别，把寒证当成热证，把热证当成寒证，把虚证当成实证，把实证当成虚证，以致轻微的病变转为严重，严重的病情转为危急，病情反复转变、相互承接，连年累月没有止息。至于患者的死、生、存、亡，就没有人能够预料了。偶然方孺先生提问谈到这件事，我姑且记下几句话，来请他指正。（方孺先生姓潘，名镖，是嘉定人。） 王琦跋文说：伤寒这种疾病，根源在于风寒，而疟疾的根源在于风暑。寒与暑性质相反，就像风马牛一样，彼此毫不相干。如今的医者，却有伤寒转变为疟疾，以及疟疾转变为伤寒的说法。不知道这种说法究竟出自哪部书。却只是众口一词地重复相同的话。对此习以为常，却没有察觉其中的问题。读到晋公的《疟论疏》。其中论述风邪之气特别盛。完全没有提到暑邪的症象。深刻驳斥了世人所谓伤寒转变而成为疟疾的错误说法。论述深切而明白。确实足以使那些蒙昧无知之人醒悟。友人娄荆川深深领会了这部书的奥妙。有一位患久疟而长期不愈的人。按照他的病情所属的六经、脏腑来治疗。药物一用上手便见效。由此可见，这部书确实值得珍视。有人或许会批评它只是抄录《灵枢》《素问》中的陈旧说法。以及《金匮要略》中的旧方。没有一条新奇独创、令人称快的高论和妙方。这种说法不过是一个睡梦之人的梦呓罢了。哪里值得同他深入讨论呢？乾隆甲申年七月初一辛亥日。钱江王琦撰写。《四库全书提要》说：《疟论疏》一卷。明代卢之颐撰写。卢之颐。字子繇。是钱塘人。这部书论述疟疾的证候和治疗。对于虚、实、寒、热四种情况。论述得最为详尽。足以阐发《素问·疟论》《刺疟论》等篇章的深层含义。全书大意认为，疟疾属于阳。属于阴。每日发作的属于阳。间隔数日发作的属于阴。又称为温疟。又称为寒疟。又称为瘅疟。又称为牝疟。这些都可以概括在“疟”这一病名之下。书中主要采用的方剂，多取自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余列举的各种方剂。也大多简明而恰当。这部书虽然不过一卷。然而治疗疟疾的方法。大致已经在这里讲尽了。杭世骏《道古堂集》。其中有卢之颐的小传。称他早年著有《金匮要略摸象》。后来被他的父亲烧掉了。接着又著有《本草乘偈》。如今仍流传于世。晚年又著有九卷本《摩索金匮》。又有《伤寒金HT钞》。以及《医难析疑》两部书。现在已经没有见到流传的版本。唯独没有提到这部《疟论疏》的名称。或许杭世骏作传的时候。还没有见到这部书的原本。所以也有所遗漏吧。《医难析疑》未见；《李氏（德孝）医学正蒙》未见。《浙江通志》说：李德孝。字时慕。《陈氏（樵）群书纂集》未见。《浙江通志》说：陈樵。字时彩。《董氏（一麟）医学问世编》未见。《浙江通志》说：董一麟。字时野。《金氏（忠）广忠集方》一卷，未见。《浙江通志》说：金忠。字尚义。是丽水人。《张氏（琳）医说妙方》十卷，未见。《浙江通志》说：明代巡抚、保定副都御史、勾余人张琳删订。

译《伍氏（翕）医书会要》未见；《沈氏（宏）医筌》未见；《陆氏（长庚）体仁汇编》未见；《昊氏（延龄）医学质疑》未见；《金氏（孔贤）丹山心术》未见；《赵氏（金）医学经略》未见；《邵氏（继稷）经验良方》未见。按：以上七部书。见于《浙江通志》。《陈氏（时荣）三难一览》未见；《病机提要》未见。接着两部书。见于《松江府志》。《钱氏（宝）医案》未见。《镇江府志》说：钱宝。字文善。是钱原浚的曾孙。号复斋。他的诗作多有文采和构思。擅长小楷和行书。精通医术。经常救治危重病人、帮助困苦之人。始终勤勉不懈。著有《医案》。以及《运气说》。《王氏（章祖）橘井元珠》未见。《兰溪县志》说：他是王子英的孙子。章祖，字叔贞。编纂有《橘井元珠》。《释氏（住想）慎柔五书》五卷，现存。石震的小传说：法师是毗陵人。姓胡。本来是儒家子弟。天生聪敏慧悟。幼年寄居并被养育在僧舍。长大后寻求剃发出家。法名住想。字慎柔。生性喜欢读书。凡是佛教的一切宗派教义。以及儒家的经、史、子等各类著作。没有不深入阅读研究的。因而心力和精血消耗疲惫。患上痨病，几乎无法起床。当时查了吾先生寄居在荆溪行医。法师前去求他治疗。一年多后痊愈。了吾先生是泾县人。是太平周慎斋先生的高足。法师聪颖明悟而沉静。了吾先生非常器重他。想把自己的学问传授给他。法师从此带着拜师的礼物前去受业。侍奉先生十多年。先生担心他的学识超过自己。于是让他前去跟随慎斋先生学习。与薛理还一同前往。薛理还也是毗陵人。我在己卯年春天，曾在嘉水结识荆先生。当时他的年纪已经超过七十岁。于是拿出我一生中验证有效的医案和秘方赠给他。从此我更加充分地窥见了我的学术。慎斋先生的名声传遍天下。跟随他游学的弟子一天比一天多。师先生随侍在他身边。每当得到他的口头传授，就立即记录下来。先生起初没有著述。如今有几种语录流传于世。大多是师先生编排整理的。师先生从此回到故乡。给人治病总能见效。每天门外都摆满了鞋子。然而他天性喜欢施舍。虽然每天收入不少于几锭金子，却仍然像从前一样贫穷。庚午年，吴江县令熊鱼山先生的夫人，患奇特的疾病已经六七年了。于是请师先生前来。服用六剂药便取得了疗效。一时间，荐绅、士大夫们，全都佩服他的医术神妙。因此他往来于吴地和会稽一带。居住在故乡的日子很少。壬申年，我当时学习岐黄医术已经十多年。一向仰慕师先生。每次互相来往交谈，总是谈到天亮也忘了疲倦。师先生常常感叹自己一生所学，能够继承的人寥寥无几。说起这些话来，显得十分惋惜。然而我私下认为师先生相貌古朴，精神深沉，应当能够长寿。没过多久，丙子年仲夏，他忽然患病。便写信召我前去。把自己一生所著的书交给我。其中有《虚损》一部，《痨瘵》一部，记录师先生教诲的一部，《治病历例》一部，医案一部。又过了几天，他竟安然离世。享年六十五岁。距今又已经十年了。我将把他的著作，刊刻流传下去。因此为他写下这篇传记。张氏（延登）《悬袖便方》四卷，存；徐氏（韫奇）《医略》，未见。按：上书见于《兰台轨范》，并附有洄溪府君的自序。卷六十三。方剂论（四十一）。喻氏（昌）《寓意草》六卷（《四库全书提要》作一卷），存。自序说：听说“医”就是心意、思考。面对一个疾病，首先要运用心意加以推求衡量，然后用医理和法则加以贯通，再用方剂加以配合。《内经》所说“微妙之处在于心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哪个医生没有心意和思考？但医术的深浅由此而定，是否切合病情也由此而定，医理与病情相距悬殊还是相合，也由此而定。至于病机的安危和潜在变化，也没有不由此决定的。心意凝滞或通达，能否剖析判断纷乱模糊的病情，难道不是关系到危险吗？《大学》所说诚意的功夫，关键在于穷究事物、推明知识。而且它对于欺伪和真实这两条道路的辨别尤其严格。这是因为导致死亡的因素常常随着幽暗隐蔽之处而来，而生存的契机总是蕴含在纯粹清白之中。庄周说：天地运行的道理，近在人的胸中和心里。假如肺腑能够说话，升降变化就可悲可怜了。前代儒者关于人鬼关头的辨析已经很精妙了。我认为，医事中的欺伪与真实，就是众人所面临的人鬼关头。为什么世上从事医学的人，总是喜欢自夸并称自己为儒者？而那些读书却没有实际领悟的儒者，又往往只凭空谈论医学？结果内心没有主见，把两三种说法杂糅在一起，医学与儒学两方面，都没有真正学到要领。要说其中出类拔萃的人，只有长沙的张仲景一人而已。历代也有不少有智慧的人，但与仙道、佛教相比，却寥寥无几，屈指可数。难道不是因为把医学看作小道而自我局限，没有追溯三家的渊源吗？人生在世奔逐着光阴和景物，偶然与自己的影子相伴同游，喜悦和感慨交织在心中。何况面对生死和安危，怎么能心存侥幸呢？纷繁万物都是具体的事物，为什么不去穷究它们？明白昭著的是人的认识，为什么不去推求它呢？唯有虚静无为，在太初本真状态中萌发的，才是心意。为什么不诚心地穷究一件事物，从而获得一种认识呢？尚且担心有人只是追逐外物来求取知识，于是整天考察疾病，却不知道疾病究竟是什么，还想让自己的心意每次一发挥就恰好正确。这不是太难了吗？我在这门学问上没有别的长处。只是从年少到老年，凡是我耳闻目睹的疾病，没有一种不是静下心来、专心体察的。使自己的呼吸与病情相会合，起初仿佛把自己的身体化作病人的身体。孤单地站立，如同只有自己的影子相伴，并且因病痛而呻吟、忧愁、苦恼。病情恍恍惚惚地袭来。既而又把自己的心化作病人的心。只要看见病人还有生机，就确实希望他能够康复。即使是头骨、脑髓，也愿意毫不吝惜地舍弃。倘若病情屡经曲折，而我的治疗还不够精密详尽，病情早已在内心反复映照，病人的疾病还没有痊愈，我自身却先已憔悴不堪。正如陶渊明所说，这种感情并不是虚假的。因此不能广泛施及众人。然而，求取真诚专一的这一念头，在生死轮回之中更加深重。我默默地翻阅、反复研求。不了解的人说，张昌是从书本上获得这些知识的。至于使人活命的灵活方法，关键在于人，难道是书本所能完全传授的吗？这就好比兵法和军机，即使在战马上也尚且不能完全掌握，何况只在书本上呢？却妄自谈论孙武、吴起。只要使这颗心勤勉而缜密，处在先天幽微光明的作用之下，精神自然挺拔，才智自然颖悟。近些年来，我总是先分析病情，后决定用药。这就像射箭的人拉开弓，预先确定箭靶中点的高低。后来便不会失误。这也已经很值得称道了。何必一定要剖剜肠子、洗涤肺脏，才称得上奇特呢？我不自量力，想要遍访名山胜地，大力彰显自己的志向。没想到自己一天天老去，世间的情势却日益纷乱。长达三年，竟未能在一个地方有所声名。幸而遇到谏议大夫，卣臣胡老先生上书建议告老还乡。把各项事情一一列举出来，全都从朝廷的意见出发。连我张昌偶然得到的一点微小长处，也承蒙他格外引为知己。参与订定其中那些接近合理的民间医案，并题名为《寓意草》。还捐出资财交付刊刻。他希望四方那些博览群书的人，能够彻底打破旧有的格局，怀着同样的心情体恤病痛，使百姓进入长寿安乐的境地。并作为圣明天子中兴国政、调和治理的一点助力。既然如此，想要小小地实践这种寓意，难道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吗？《医门法律》六卷，现存自序说：医学这门学问意义重大。医生所承担的责任也很重。医术处于中等以上水平的医生，即使相隔千里、历经百年，也很难亲眼见到。至于医术最高明的医生，纵观天下古今，屈指可数。世上谈论医学的人为什么这样多呢？那些倚仗聪明的人，只相信自己的见解而傲视他人，选择和取舍却不精审。即使说他们有时能够治中，但失误也同样很多。那些固守家传门户的人，把自己局限在旧规矩中而不肯深入，亲手堵死了病情变化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