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三

译即使没有造成事情败坏，也要受到贻误时机的责难。那些专门钻研邪僻医术的人，心思粗疏，见识低劣，喜欢用惊险的手段，断绝治病的根本。病人偶然落入他们的术法，就已经惨痛得如同被刀刃刺伤。病人苦于医生们聚在庭中争论不休，个个都说自己是圣手。浅薄的人能够获利，虚伪的人能够获利，圆滑的人也能够获利，却把病人的性命拿来试验。医生又苦于疾病往往因毫厘之差而造成千里之误，动不动就遭到失败和挫折。药方难以凭信，脉象难以凭信，师承传授也难以凭信，却把人的性命拿来试验。人之所以能够活着，受到水火、刀兵，以及禽兽和王法伤害残害的情况，都不如疾病造成的祸患广泛。人之所以死亡，受到天魔、外道，以及饿鬼、畜生等苦难境遇的影响，也不如地狱那样惨烈。医生因为心术不明，医术也不明白，便逐渐把固定套式当成习惯，用它来束缚病人，终于使全世界共同形成一个巨大的固定套式，遮蔽天地，造出了一座地狱，遍布铁围山所环绕的世界。其中的原因和结果，清清楚楚就是如此。佛经把无明视为形成地狱的种子。层层都是黑暗，没有办法逃脱超度。难道不可悲吗？我喻昌闭着眼睛，茫然无所见。只看见一片昏暗。然而，能够看见昏暗，也不能说不是一种光明。荒野岸边的渔火。荒僻村落中的萤火。一线微弱的光明。姑且用这些来点缀医门千年来的昏暗污浊。拟定出法则，使人都能沿着平坦正直的道路前行。姑且借此来履行我的佛事罢了。然而，这点微光一旦显现，便能洗涤并发扬黄帝、岐伯和仲景的伟大光明。有明察眼光的人得到这部书，即使闭门制造车子，出门后也自然能与车辙相合。自然能够做到没有过失。即使见识浅薄、听闻不广，只要懂得因果关系，不使它昧于心中，恭敬谨慎地存放心念，日积月累，以此来照亮自己的胆识，破除心中的昏暗，并逐渐充实自己的见识。就能领会本来具足的真实境界。就像参拜在前、倚着衡木在旁一样，时时不离。这样又怎么会愚昧而不能彻底明白呢？我喻昌如果本性光明，流露于笔墨之间，足以昭示后来的学医之人，为什么不能使自己连眉毛胡须都看得清楚，在脏腑之中，从容安适地处在几案座席之间，充满通天耀地、照耀古今的气量。直接与黄帝、岐伯的两种光明相互汇合。宣扬其中精妙的义理，顷刻之间便无所欠缺，也无所多余。却每天玩弄所谓的向导，在荆棘、栗刺和蓬草之中，在葛藤盘结的窝巢里，同古代贤者较量长短，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只是行走的道路不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准备付梓的稿本总共修改了十次。已经刻成的书版总共重刻了四次。只是担心把凡夫俗子的见解，同圣贤神明的见解混杂揉合在一起，如同用破旧的棉絮去修补精美的锦缎。然而最终还是不能避免这种情况。至于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以及种类繁多的杂病，即使耗尽一生的力量来补充，也不能全部补足。即使耗尽千生千世的力量来补充，也不能全部补足。由此便可以推知了。道路走到尽头，便想到回头。斩断一切意识，径直回归禅门。全身都汗出如流。危险了，危险了。还敢轻率地说不同道路最终能够殊途同归吗？这是一个重要的公案。等到有可以补充的地方，再补充它罢了。顺治十五年上元节的吉日。西昌喻昌，字嘉言，自号老人。当时七十四岁作此序。《四库全书提要》说：本朝喻昌撰写了此书。喻昌已经撰成《尚论篇》，阐发了伤寒的道理。又取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以及各种杂病，分门别类，编成了这部书。每一门先列出理论，其次讲治法，再次讲医律。所谓“法”，就是治疗的方法，以及临证运用的方法和关键。所谓“律”，就是明确说明医生为什么会犯错，并判定这种错误的罪责，如同审理案件一样。大概古代的医书，只记载病因和治疗方法，却大多没有涉及施治时的错误。即使有辨明错误的，也只是偶尔附带论述，不能逐条详尽地摘出其中的过失。喻昌这部书，正是专门为揭示庸医误人而写的。它辨别各种相似的病证，深刻说明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错误，使临证的医生不敢轻率尝试，它揭发和剖析各种瑕疵，也使那些拘守不寒不热，不补不泻方针的人，如果只是马虎地依据错误，拖延而导致病情变化，都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情状。也可以说，这是考虑祸患并预先防范，深得有利于病人的方法了。书后附有《寓意草》一卷，都是喻昌所治疗的医案。开头列有两篇总论，一篇题为《先议病后用药》，一篇题为《极闸人定议病证》。接下来是治疗验证的六十二个病证。全都反复推演论述，力求阐明审察病证、使用药物的所以然。与各家医案相比，那些只泛泛说某种病使用某种药的医案，本书也有很多独到的发明，足以帮助读者开启认识、获得领悟。〔潘氏（楫）《医灯续焰》二十卷》载：本文共计二千六百四十字。共六百六十句。原名为《四言脉诀》。是宋代南康紫虚隐君崔嘉彦、字希范所撰。明代蕲州月池子李言闻、字子郁删订补充了它。改名为《四言举要》。其中关于脉象、证候和病因的内容开始完备。只是没有注释。这样读者就不知道这些内容的依据和来由。反而增加了繁杂和疑惑。庚寅年春天。于是因门下弟子的请求，又振作志气为它作注释。不敢旁征其他书籍。只是首先遵循《灵枢》《素问》。其次参考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下至张氏、朱氏、李氏等诸位贤人的论述。凡是精确纯正、明确清楚的，就加以采录。也不敢拘泥文辞而损害原意。更不敢妄自加入个人臆测的说法。如果其中的意义和道理十分微妙，就设置譬喻来加以说明。反复错综地辨析。务必使它仿佛清楚地呈现在眼前。使人豁然开朗。至于文字拙朴、字句粗俗，就不在这里加以计较了。因此冒昧地改名为《医灯续焰》。还等待明达之人来鉴定指教。《杭州府志》记载说：潘楫，字硕甫，号邓林。年轻时就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闻名。他在城中卖药。人们把他比作韩伯休。向他学习的有数百人。看他们的气度仪表，就能认出是潘楫门下的弟子。起初，潘楫因为兄长多病，特意前往拜王绍隆为师。从早到晚观察脉象，调制药物。对深奥隐微的道理洞察极深。其医术通达神明。著有《医灯续焰》。对世人有很大的功劳。〔祝氏（登元）《心医集》〕六卷，现存自序说：人的药物有十种。人起初没有不生病的，但后来就能达到疾病不能侵害的境地。静坐以去除妄想，这是第一种。独处而减少色欲，这是第二种。无论遇到什么境遇，都甘愿过清淡简朴的生活，这是第三种。做事不使别人产生疑虑，这是第四种。行善而不求别人知道，这是第五种。与正直之士共同居处，彼此相处，不与邪恶之人来往，这是第六种。有了财物就想到施舍，处于安乐时更加知道危险。这是第七种。多读经书和史书，不作鄙陋而随俗的人。少采用污秽的谋略，少设置陷阱害人，这是第八种。只要不使自己生病，身体就必定不会有大的忧患。精气如果能够自行充足，所吃的饮食都能成为妙药。这是第九种。本来没有自己造下的罪孽，才可以谈论命数和天命。具有不朽的精神，哪里还必定要追问寿命是长是短？这是第十种。人的疾病也有十种。疾病起初可以不借助药物，但后来就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自作主张，不听从别人，这是第一种。听信巫师而不听从医生，这是第二种。相信命运而不相信药物，这是第三种。看重钱财而不看重性命，这是第四种。

译一天之内多次更换医生，这是第五种。小病时就漫不经心，重病时反而不放在心上，这是第六种。只和儿女商量苟且保全性命的办法，却不向君子说明自己患病的原因，这是第七种。疾病拖延了很长时间，仍不急于寻找针灸和砭石治疗。病情危急，转眼就可能发生危险，却还在为自身和家人的琐事操心，这是第八种。刚刚出现生机，就让人图谋满足口腹之欲，病情稍有好转，就立即辜负医生的治疗，这是第九种。喜欢谈论鬼神之事，却不加以敬重；例如使用《本草》一类的书籍，却又不深入了解其中内容，这是第十种。最高明的做法是依靠德行，其次才是服用药物。到了必须服药的地步，也实在是不得已了。高明的医生不是随时都能遇到的。但医理是可以研究探求的。我研究医理已有多年。常常遇到疑难病证，用药后立即见效。其中的道理，有些是各种医书都没有阐明的。他的医方也是众位医生都熟知的。只是诊察脉象尤其准确。所以取得的功效自然不同寻常。因此记录下他的病证及其疗效。并且记载了他的医方。用来公之于世。顺治庚寅年孟春。龙丘祝登元，字茹穹，写于旷旷居。《洪氏（正立）医衡》六卷，今存。周亮工说：歙县人洪参岐凭借医术闻名于我梁地。著有《医衡》。王雷臣为此书重新刻印。（赖古堂藏本。） 《刘氏（默）证治百问》（《苏州府志》作《证治石镜录》）四卷，今存。唐起哲序说：《百问》这部书，就是从前刘默生先生所著的《青瑶疑问》。先生家世居住在武林。曾向缪仲醇先生学习。明朝末年，他来到苏州府，寄居在吴趋坊。救活了很多人。名声震动当时。吴越一带的缙绅人士，没有不恭敬地对待先生的。晚年很厌烦应酬接待。在鼎兴、顺治丙申年间，于是闭门静养。地点就在他居住的青瑶轩。门人刘紫谷、叶其辉等诸位先生，因为先生掌握着独到的秘传，担心这些内容失传，以后便无法留给后人。于是遇到疑问便前去请教。有问便有答。阐明经典的旨意，剖析疑难的义理，并把这些内容笔录成书。三年后编成一部书。题名为《青瑶疑问》。这是因为先生长期积累、努力钻研，一生所获得的医学心得，都是出自自己的思考裁度，绝不拾取前人的一字一句。他考虑到古今时代气运的盛衰，以及人的禀赋有厚有薄，所以论述病证时能够变通经典的义理，使用药剂时也不拘泥于古方，一切都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方法，斟酌取舍而十分恰当。我和故友紫谷、其辉两位先生，凭着同为黄氏门人的情谊，得以见到这部书，并且知道了它成书的缘由。我本来已经诵读、研习它很久了。每每感叹先生的众多门生，不能替先生刊刻此书，使它流传后世，来扩大仁人施救众生的心愿和作用，反而只是把它藏起来，作为秘藏在身边而不传的秘本。真是可惜。后来我在浙江商人的书船上，忽然得到这部书。虽然它改名为《证治百问》，但书中的文字却一个字也没有不同。这才知道有海盐人临初石子，十分珍爱这部书，并借助督学刘公，将它刊刻发行于世。从此，先生的功业，就可以永远流传而不朽了。所可惜的是，其中关于实火咳嗽的一条证候，遗漏了，没有保存完整。作者的姓名，也隐去而没有注明。因此这部书不能说没有缺漏。然而看它的序文说：《百问》这部书，还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位亲手创作的。又说：书写成以后，有人要把功劳归给石子，石子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却说也只应当把功劳归给创作这部书的人。唉！与那些剽窃他人著作，冒充是自己所作来欺骗世人的人相比，石子难道不可以称为君子吗？我没有什么才智，对于默翁先生，虽然没有亲自接受过他的教诲，却私下仰慕、学习他已经很久了。现在将根据原本补足其中遗漏的内容，并且注明先生的姓氏，以及紫谷、其辉两位先生，说明他们促成先生此书完成的经过，把这些情况告知世人，使人们知道这部书的真正出处。康熙己巳年孟夏。茂苑唐起哲谨慎记述。《翟氏（良）医学启蒙汇编》六卷，今存；《古方讲意》，未见；《说统》，未见。按：以上见孙廷铨《亭文集·翟先生医书序》。《郑氏（三山）医家炯戒》，未见。徐枋序说：吴门郑氏曾向李垣学习。郑氏世代以治疗带下病为专长，已经很久了。传到三山先生这一代，他能够大大光大前人的事业，弘扬这一医道。他博览群书，没有什么不通晓的。病人无论老幼男女，哪怕患有久治不愈的顽疾，只要请先生诊治，病就好像消失了一样。所以先生所到之处，人们都像鸭子争相奔赴一样前来求医。正如秦越人施展医术，走遍并考验各个诸侯国，随着各地习俗而救助当时的病人，并不拘守某一家学说。像这样行医将近五十年，他救治保全的病人已经数不清了。可是先生仍然感慨地说：唉！这种病，是我的药物所能救治的，却不能救治我的药物所不能达到的病。这就是能够治病的人。却不能治疗疾病。那么我所能救济的人就太少了。而所能救治的人还远远不够。医生所担忧的，是治病的方法太少。有的人医术不精，却屡屡拿病人试验。有的人医术已经精湛。但用心却不仁厚。他们造成的危害，都足以害死人。于是辑录秦汉以来医家的事迹。凡是福祥和灾祸降临的事情。以及那些寄寓于因果影响之中的事例。编成一部书。书名叫《医家炯戒》。希望行善的人。能够把它作为借鉴和凭藉。做不善之事的人。能够对此深感戒惧，把它当作前车之鉴。这不也是一件伟大的事情吗？我听说，一位医术高明的医生。能够使千万人保全性命。先生这部书问世之后。又能劝勉和告诫学习医学的人。把这些道理明白地昭示给后人。这就会使天下后世的医生。都成为仁厚良医。难道不会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进入仁爱长寿的境域吗？唉！仁厚之人用心行事。其所带来的利益是多么广泛啊！从前严君平隐居，以占卜为业。有人做了邪恶不正的事情。他就借着龟卜来说明其中的利害。同人谈到做儿子的道理，就以孝顺为根本。同人谈到做弟弟的道理，就以顺从兄长为根本。同人谈到做臣子的道理，就以忠诚为根本。他都顺着对方的情势，引导他们向善。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得到他的福益。这就是把教化寄托在占卜之中。像先生这样的人。难道不正是借行医来施教。并且以善道待人、引人为善的人吗？（《居易堂集》） 〔华氏（自达）《尊经集》二卷〕未见。九江府志记载说：华自达。号乔石。是德化县的文学士。天性十分孝顺。他的父亲质宇公患有痔疮。他亲手调理父亲的饮食。侍奉父亲起居睡眠达六年之久。凡是父亲在厕所中使用的器具。都一定亲自洗涤。稍有空闲，他就专心致力于医学。医术是质宇公的心法。到了自达这里加以阐明，这些道理就更加显著。他所著的有《尊经集》上下二卷。大概岐伯、黄帝的医学理论。是比典谟更为根本的经典著作。内容古奥幽深。不是见识浅陋的人。所能够通晓的。当时王九达编有《素问灵枢合类》。他担心经典被割裂、颠倒。所以才有尊崇经典的宗旨。这也是孟子不得已而为之的心意。他曾经撰写过论述外感病的著作。如阴阳升降的规律。疾病传变顺逆的关键。经络上下分布的关系。论述内伤病，如标本关系及治法取舍的原则。虚实证候补泻治疗的作用。寒热温凉的道理。无不分门别类、条理清楚。乡里人争相诵读这部书。官府中掌权的人听到他的名声，便召请他。他坚决不答应，说：“我做了几十年的老秀才。靠在乡村人家中收取利息□。” 怎么能用方术来装饰门面，向人炫耀呢？” 然而对于贫苦无依、无处求告的人。即使没有人召请，他也立即前往为其诊治。病治好以后。还多次把官府发给的粮米和肉送给他们。东门有一位孤苦贫困的麻姆。

译患痈而疼痛难忍。连饮食也无法接续。自达听说后。前去诊察，说：年纪大了，正气虚弱。但邪气实盛。如果不攻除邪气，正气就无法自行保存。于是服用《败毒散》五剂。痈便消退。每天送给她饮食。同时服用补益药剂，病就痊愈了。业履岑乐休患病。症状是头痛、身体虚弱。病了很久，各种药都没有效果。自达为他诊察，说：脉象微弱而数。这是实火证。误以为体质虚弱。早早就投用了补益药。所以实火滞留不去。赶快服用《凉膈散》一剂，便痊愈了。有个乞丐患脚后跟肿胀。自达把他叫来。给他饮食。煎煮《茵陈五苓散》给他服下。过了半晌，小腹胀痛，难以忍受。他反而大声说起了怨言。自达又强令他喝下一壶温水和酒。尿液像泉水涌出一样。睡卧用具全都被尿湿了。肿胀立即消退。再用《启脾丸》调理。半个月后痊愈。他的医治事例大多如此。详细记载在《尊经集》后面的医案中。顺治初年。当时精通医学的人很少。萧国柱推举他来代替自己。周太守璜诚恳地邀请他。他没有接受任职。晚年患上了重病。仓促之间便到了临终更换寝席的时候。陪葬和殡殓所需的物品一件也没有准备。他勉强又留了几天。从容地问道：事情办完了吗？只是草草略备了一些。随即起身索要笔和砚。众人都以为他要留下遗言。于是展开纸，快速写道：我一生没有得到什么。只有这两三壶东西。一旦死去，也带不走它们。撒手人寰，随归太虚。扔下笔便去世了。〔俞氏（坚）《医学慎术》〕未见《嘉定县志》，其中说：俞坚，字心一，居住在北城。曾祖〔姓名缺〕。祖父名都。祖上世代都有隐逸而不求闻达的德行。父亲名琳。精通堪舆术。俞坚品行端正。年轻时向隐士金汝铉学习医学。常常使危重病人起死回生。他常担心药性大多有所偏颇。稍有不慎，就会伤害病人。于是撰写《医学慎术》。用来阐明其中的旨意。〔顾氏（姓名缺）《燕台医案》〕未见毛奇龄的序文，其中说：仓公从公乘阳庆那里接受了扁鹊的医书。等到他退居家中以后，汉帝曾把他治病有效的事例，记录在册子上。后世医案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顾氏治病十次有九次见效。世上即使有这样的人，假如日久以后，医治有成有败，成败大致相等，世人一定喜欢专门举出他失误的地方，却略去他治愈的地方。何况汤液治疗的效果时隐时显，往往因循旧法而取得疗效。其中的得失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形迹，哪里能够逐一考察他治愈的病例，并替他记录下来呢？云间的顾先生却不是这样。先生凭借经学义理教授四门学。后来成为选拔入仕的人才。在京师声名很盛。人们听说先生擅长医术。他居家时，每次给人治病取得成效，都称他为圣儒。他的声望还在崔长史、李庆嗣之上。姑且请旨召他来。先生也因为住在官舍寂寥无聊，便应召前往。但京师有许多官办和私人行医者，聚集了天下善于医治的人，并租住在其中。从在内廷供职的，直到〔文字疑误〕居住在幸舍的，到处都是。即使有诏令召见、询问并考察验证，身边也另有供职的医者侍奉。而先生并不是这类人。然而他每到一处，往往就能使病人康复，也有许多用药治愈疾病的情形，记录下来编成了书。上等的医生医治国家，次一等的医生医治人。只要是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我平生读书讲道，学习的是科举应试之学，本来不能深入探究阴阳的精微，也不能调和、补益和辅助阴阳。可是等到我出仕试任州县，突然承担起治理百姓和万物的责任，其中的宽严进退和振兴激励，又哪里能够完全施展我想做的事情呢？至于有的人竟能在呼吸之间，决定人的生死，在片刻之间扭转病势，从而同造物主，争衡掌握生杀权柄，这也是我们儒者施行救济的一件快事。至于那些有案可查、能够验证的病例，我家里的人，已经列举了其中一例。例如“薄忧女子”一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西河合集》） 〔余氏（元度）《用药心法》〕未见华希闵的序文，其中说：我在从事科举学业之余，喜欢阅读岐黄医书。也喜欢同研习岐黄之术的人谈论医理。他们各人的说法都不相同，但其中有学理依据，不靠夸张言辞欺骗世人的，没有谁比我的岳父余元度先生更好。先生说：治病的方法，在于望、闻、问、切四诊。切脉是为了探察身体内部的情况，望、闻、问是为了全面了解外在表现。内在病情隐微，而外在形态显露，所以望、闻、问比切脉更应先进行。如今人们喜欢谈论切脉，却忽略根据证候进行辨治，这是认识上的弊病。先生的医术，传自一位奇异之人镜机子。他治病几乎从来没有误诊误治。他曾对我说：同一种疾病，其证候的变化大概有多少种呢？同一种病证，其病候变化总共有多少种。要辨识它的证候。审察它的病候。然后才可以使用药物。我已经把关于各种证候变化的论说全部听取了。回来后把这些话分条整理，编成一部书。我私下认为，这样大概可以穷尽人们疾病的情形了。也可以穷尽我所讲的用药方法了。书名叫《用药心法》。抄写成两册。一册交给儿子嘉。一册交给堂弟。（《延绿阁集》） 《王氏（梦兰）秘方集验》二卷，现存自序大略说：近世秘传的方术很多。但如果秘传的方术没有不灵验的，既然都灵验，又何必取决于保密呢？而世上的人，起初因为秘传而寻求疗效，后来又因为确有疗效反而更加保密。即使拿出来公之于世的，也往往是最不保密的了。当时又担心有的有效、有的无效，而且不能把屡次验证有效的方子汇集起来，以便完全舍弃那些尚未验证有效的方子，于是秘传的更加秘传。有效的方子也不能立即发挥应有的疗效。这就是我因此承担这项工作的原因。所谓“秘方”，就是秘而不传、别人没有传承到的方子。所谓“集验”，就是汇集那些在人身上反复试用并验证有效的方子。既不秘传也未验证有效的方子，一概放在这里不予收录。凡收集的必定是秘方，秘方必定经过验证。既然秘传而又确实有效，才开始命人刻印，以便广泛流传。仁和醒庵主人王梦兰恭敬题写。《蒋氏（示吉）医宗说约》六卷，现存自序说：我十二岁时，先母周夫人去世。先父君辅公闭门读书，以道义自我期许，口中从不谈及钱财。因此家里非常贫困。我曾寄居在子佩舅父家中，靠那里供给食宿。舅父对我格外抚养教导。当时每逢清晨醒来便有所感怀，本来就想到亲人忧戚而患重病。我常常在诵读之余，间或阅读医方书籍。先父于是对我说：你有意学习这个吗？古人如果不能成为贤良的宰相，常常就希望成为高明的医生。因为贤相和良医，他们的功劳正好是相等的。如果你果真能精通这门学问，就可以治疗自己，也可以治疗别人。这也是佛教经典所说的自利利他之道。我拜受父亲的教诲，深深感激自己才疏学浅。长大以后遭逢世事变乱，寄居在穹窿山南面。有人患病，我便按照方剂随证加减给他用药。所用的药往往都能奏效。因此登门求方的人，几乎没有一刻间断。我私下思考古人留下的医案，虽然各自都达到了精妙境地，然而论述大多涉及多种方剂，内容繁杂，不容易窥见其中的要领。

译难免令人发出杨朱那样的叹息。所以我早晚研读《灵枢》《素问》，用心探究其中的道理，广泛涉猎各种书籍，反复斟酌，力求尽善尽美。写成《山居述》四卷。其中有医理论述，也有医方；有讲常法的，也有讲变法的。颇费了一番苦心。只是力量微薄，没能刻印成书。长久以来搁置在书架上。今年春天，偶然公逊叔到我的书斋来。他看见这部书，便翻阅起来。他说：你有这样的著作，却不拿出来与人共同分享，这不就和抱着宝物而使国家陷于困顿的人一样了吗？况且你先父的话还清清楚楚地留在那里，难道你反而忘了吗？我更加连声答应，并为自己才疏学浅而致谢。正值长夏无事，于是从《山居述》中，选取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主体，方剂随着证候加减，每种证候配一首方剂，用来说明常法。另附加减法的论述，用来说明病情的变化。编成通俗的韵语，命名为《说约》。希望学习岐黄之术的人，能够领会各种医理最终汇归的根源，避免烦琐艰苦而不得要领的弊病。如果说从此便能救活众人，功劳可以和调和元气的人相等，那我哪里敢这样说呢？康熙二年夏历四月。古吴自了汉蒋示吉仲芳氏记。《山居述》四卷，未见；《医意商》一卷，现存；《医宗小补》九卷，未见；《通医外治》一卷，现存。尤乘的序文大略说：先生是周忠介公的外孙辈。世代居住在娄江。后来因母亲的缘故迁居金阊。住在桐泾一带。有时接受患病人家的请求，往来于松江、浙江一带。暗中契合古代圣贤的精微旨意，又访求奇异之人的指点传授。临床诊治的经验已经很多了。救活的人数也无法计算。行囊中带有《医宗小补》九卷。书中首先重视治病的方法。其次论述方剂。一种治法可以治疗多种疾病。一种疾病也同时具备多种治法。这实在是学习《灵枢》《素问》的阶梯。也是后学者的指南。又撰写了《通医外治》一卷。头面、手足的疾病，以及九窍、皮毛的疾病，都能够不用药而治愈。我不禁感叹说：用心竟如此缜密，学问竟如此广博，世上竟有这样的人吗？治病就像治理国家一样。用药就像调动军队一样。汤剂、丸剂等内服药物，是从内部发起攻治。敷、熨等治法，是从外部发挥作用。用这些方法攻治疾病，什么疾病不能治愈呢？唉！人生短暂，时光容易流逝。许多人身居显贵、享有富贵，最终都只能同草木一起腐朽。先生却建立了这样不朽的事业，难道仅仅是为了江南一地的一个人吗？我本来就知道先生不是寻常之人。《朱氏（凤台）医学集要》九卷，现存；《张氏（介石）资蒙医径》三卷，现存。书中序言说：所谓医，就是凭借心意来诊察和治疗。医生的一呼一吸，掌握着生死的权柄。用药关系到患者的性命。医术论述尚未穷尽而内心又不谨慎，这样可以吗？我在长期验证中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如果临证时心意疏忽，那么对患者造成的贻误就非常严重。为什么呢？凡是面对患者观察证候，贵在把握病情的变化机理。必须有一段灵活通达的见识，如果不是灵活通达的医生，就不能使沉重难治的疾病起死回生。从事这种医术的人，为什么不自行反省呢？是否穷尽了医术理论？是否真正掌握了临证时应有的心意？是否掌握了疾病与脉象相符的规律？是否掌握了判断虚实的标准？是否掌握了衡量病情轻重的尺度？是否掌握了判断生死的要诀？面对患者，是否做到内心毫无疑惑？对神明和上天，是否做到内心毫无愧怍？请自己逐一反省这些问题。这样我才敢相信，你确实能够担当仁心仁术的重任。这就等于亲自经历多次失败，从而取得丰富经验了。有些神气虚弱的病证，不适合使用补益法。有些火邪炽盛的病证，不适合使用疏导、泄下法。有些痰邪旺盛的病证，不适合施行催吐法。有些咳嗽气喘的病证，不适合止咳。有些患处疼痛的病证，不适合止痛。有些麻木的病证，不适合使用疏散风邪法。有些呃逆、呕吐的病证，不适合止吐。有些失血的病证，不适合止血。有些感冒的病证，不适合用发汗解表法。有些腹胀的病证，不适合使用消食导滞法。有些病在上部的病证，不适合使用下行法。有些病在下部的病证，不适合使用升提法。有些病势缓慢，却采用急治。有些病势急迫，却采用缓治。有些患者的脉象与病情不相符合。有些有病却不予用药。有些服了药却不能痊愈。有些不服药却自行痊愈。这些情况和弊病，不可不加以察辨。神气虚弱，却不适合补益的病证，是因为邪气旺盛，虽然身体虚弱，贸然补益反而会造成祸患。火邪炽盛，却不适合疏导、泄下的病证，是因为这样会激发火势，使它更加炽盛。痰邪旺盛，却不适合催吐的病证，是因为会使气机上冲，反而产生更多痰。咳嗽气喘，却不适合止咳的病证，是因为咳嗽虽止，肺气反而会收敛闭塞。疼痛，却不适合止痛的病证，是因为会遏制气机，使其不能舒展。麻木，却不适合疏散风邪的病证，是因为会耗伤血液，反而形成痹证。呃逆、呕吐，却不适合止吐的病证，是因为病邪蕴积，反而会使脾气收敛。失血，却不适合止血的病证，是因为瘀血积聚，最终会形成瘵病。感冒，却不适合发汗解表的病证，是因为气弱，必须防止发生危险。腹胀，却不适合消食导滞的病证，是因为过于谨慎严厉地攻治，反而会损伤胃气。病在上部，却不适合使用下行法的病证，是为了防止毒邪下入脏腑。病在下部，却不适合使用升提法的病证，是因为担心毒邪随之上升。病势缓慢，却采用急治的病证，是因为要防止后来发生病证变化。病势急迫，却采用缓治的病证，是因为身体难以承受峻烈的药物。脉象与病情不相符合的病证，说明诊察病情还不够仔细。有病却不予用药的情况，是医生反过来耽误了自己的治疗。服了药却不能痊愈的情况，是患者的精神气力已经衰弱。不服药却自行痊愈的情况，是因为遇到了庸医，反而没有被其误治。归根究底，如今那些从事医术的人，不检点、不反省自己的内心疾患，却肆意诊治别人的身体疾病，这就叫在轩辕、岐伯的医术中滥竽充数。难怪他不能明白医籍了。《青囊》一书内容深奥而繁多。使今天的人难以述说和趋从。学习得少，等于没有学习；并不是像我们读书人那样，经过考试才能出类拔萃、超越众人。我不才，遭遇了灾难。在梦中得到了一番境界。便把平生所学到的医术。写成了一部书。承蒙神人过目。神人说，书名应叫《资蒙医径》。这是用来排遣困厄之中挥动笔墨的事情。借此消磨狴门中的漫长时日。门徒于是把它记录下来并付梓刊行。我敢说，这对岐黄之术多少有些补益。唉！与其不学习而没有医术。不如能够读这部《资蒙医径》。哪里还会有误伤他人性命的事呢？所谓医，就是心思和变通。如果能够领会其中的要旨。那么面对具体病证时能够随机应变。并且取得疗效的人，才称得上神妙。我不知道那些骂我、责怪我的人究竟有多少。（程氏（林）《即得方》）未见。尤侗作序说：我的朋友蒋虎臣太史曾经撰写《蒋说》。他所抄录的秘方。占了其中十分之五。都是世人从未见过的方剂。我既感到惊奇，便把它们记录下来。又追问他说：您的这些方剂。是从传闻中得到的吗？还是曾经亲自试用过呢？蒋先生笑着说：我并不是亲自试验过。从前我经常生病。常常向别人求取药方。每天都有人拿药方来告诉我。我喜欢这些说法，因为它们或许可以救人。所以就把它们写进书里。至于是否有效。那就还无法知道了。我说：如果这样。那么这只能算是自成一家的“蒋氏方”罢了。学习弹琴的人。一定要出自伯牙、师旷的门下。学习书法的人。一定要进入钟繇、王羲之的门庭。然而即使有人弹弦时忘了勾、剔等指法。执笔书写时误用了波、戈等笔法。也不过是引得溺水者发笑。并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如果学习医术的人也这样。难道可以请他来试一试吗？幸好您还没有学习医术。只是人们或许会因此不相信您。于是蒋先生笑着停止了争辩。新安的程云来先生。我听说过他的名声。但还没有见过他。等到他的门人周雨三带着所编的《即得方》给我看。准备刊印流传。并请我写几句话。我不是越地人。哪里懂得医术的精义呢？然而打开他的书读起来。大体上都是搜集古人已经验证过的方剂。并从中选择尤其简便易行的。程先生在这门学问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传述前人的经验而不另行创作。他的谨慎就像这样。而且还考虑到偏僻乡村和旅途中。无论寒冷、暑热，情况仓促紧急时。

译不能预先储存三年的艾草。也不能到千里之外去寻求缓解病情的方法。所以把这部书放在身边备用。把要点集中列在眼前。这样可以事半功倍。他的医术非常高明。他的用心也极其艰苦。医术是否能达到神妙而明察的境界。还在于使用它的人。我虽然不敢断定他的方剂一定有效还是无效。但像先生自己所说的，不必走出家门。立即就可以取得疗效。即使疗效有些差异。对疾病也没有损害。那确实是切实可靠的见解。我把这些话告诉了周先生。周先生请求我再多说一些。我便开玩笑对他说：从前范武子生病。向张湛求取药方。张湛给了他六项方法。第一，减少读书。第二，减少思虑。第三，专心进行内视。第四，减少向外观望。第五，早晨晚些起床。第六，夜间早些睡觉。范武子服用一次便痊愈了。这也算是我们家立即见效的方子。幸好可以用这话再答复程先生。书写成后，应当邮寄给蒋先生。蒋先生将会高兴地笑着说：尤先生是在欺骗我吗？像这样的方子。我又要把它写进《蒋说》了。（《西堂杂组》第二集） 〔《医暇卮言》〕未见。尤侗作序说：新安程云来先生曾经编纂《即得方》。我已经为它作序并刊行了。过了很久。他又拿出《医暇卮言》给我看。我读后笑着说：啊！医生哪里会有闲暇呢？世人所说的名医。我明白了。于是起身接待前来拜访的人。门口挤满了来人的鞋子。进入他们的房间。询问他们的病情。分别给他们开药，然后离去。士大夫中用短笺请他出诊的。就把姓名登记在册上。到了中午才吃饭。坐着轿子出门。看到人家的门就停下来。等候主人脸色的许可。还没有应酬完毕。就要来笔拟定医案。把它交给使者带去。回来后便和弟子商议。让弟子参与配药。直到傍晚才返回。这样一来，药囊果然就空了。那些以诊治小儿为业的医生。白天待在家里不出门。到了夜深，才敲响别人的门户。拿着蜡烛看一眼病情。便快步离去。速度就像驿站传递文书一样快。直到更漏滴尽才休息。有人在路上拦截他。有人在门口等候他。大家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却又嫌他来得太晚。那些医术低下的医生暗中羡慕他。至于病人的有无和多少。却是无法预先知道的。他们常常乘车带着仆从。招摇过市。耗尽一整天的精力才罢休。看见的人惊讶地说。这个人怎么忙成这样。一定是名医。做医生怎么能有闲暇呢？先生说。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不是。做医生却没有闲暇。凭什么才能成为良医呢？疾病的变化有万千种。药物也有万千种变化。因此要用心志使它们归于一贯。用气势辅助它。用医理把握它。用精神守持它。在寂静中使医理贯通。在气息舒缓中使心神自在游行。这难道是急急忙忙、慌慌张张的人所能治好的吗？治病就像治军一样。栾针称赞晋军时说。善于在从容自若中作战，即使金鼓之声正急。于是让人暂且饮酒。这就是鄢陵之战取胜的原因。诸葛亮手中的羽扇。谢艾所坐的胡床。蔡遵以投壶为乐。谢安以赌别墅来镇定军心。这些都是从容镇定的表现。我治病。也是这样。有人说，先生既然有闲暇。就应当撰写探讨疑难问题的著作。为什么要写这些随意之言呢？这是因为我曾听许先生说过。所谓医生，就是善于运用心意的人。心意所领悟的东西。不是语言能够传授的。所以先生即使得到了医方。也只是加以叙述，而不另行创作。至于那些随意之言。包罗天地。涵盖万物。内容广阔奔放，纵横恣肆。对于坚白同异等学说。表面上不谈医学。实际上其中贯通着医学道理。轮扁谈论砍削车轮的道理。可以贯通到读书之道。庖丁解牛所阐明的旨趣。可以进一步通向养生之道。读了这些随意之言。那么对于探讨疑难问题的理解，就已经过半了。《周礼》说。医官治病，十次全都正确为上等。十次中错一次，列为次等。十次中错两三次，列为再次等。十次中错四次，列为下等。从来没有一出手就完全正确的人。先生却能一出手就正确。这大概就是先生能从容有暇的缘故吧。（《西堂杂组》二集。） 《胡氏（其重）医约先规》一书未见，《医门博要》一书也未见；《急救危证简便验方》共二卷，现存；《急救危证简便验方续集》共二卷，也现存。其自序的大意说：我资质愚钝。从幼年读书之余。就爱好轩辕、岐伯一派的医学。我曾私下汇集其中的要旨。概括其中的治疗方法。编成《医约先规》。又广泛涉猎各类书籍。吸取其中的精华。题名为《医门博要》。这部书还有尚未完成的部分。将要依次付梓刊行。并请有道之人指正。姑且先刊刻《急救危证简便验方》。以便帮助贫困缺医少药的人。并救济仓促危急的病情。当时的仁人君子。已经承蒙他们鉴赏。只是还有遗漏的珍贵内容。又有新近获得的内容。以及从前得到的各种奇妙秘方。还有那些病势较轻、进展较缓的证候。只是因为不忍割舍，暂且搁置。来不及详细记载。恐怕到了需要查检使用时，还会出现遗漏的遗憾。以致留下遗漏的遗憾。这部汇集便是用来补足原书尚未完备之处的。并接续补全原书的不足。请大家共同使用，不要把它视为私藏。这就像进入宝山一样。任凭大家取用。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吗？只是因为力量不够。没能继续刊刻。邓仲贞老先生修养深厚，品行高尚。他乐于行善。而且从不懈怠。于是又同他商议此事。邓老先生坚定地说：《论语》中说：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施加给别人。如今您感到痛快的事，也正是我感到痛快的事，同样也是世人共同感到痛快的事。那么这种施惠行为怎么能停止呢？后来又同张令仪老先生一起，出资帮助刊刻。和前面那部书一同扩大流传。他们那种坦荡无私、大公无私的胸怀，以及把天下人视为一体的思想，我在两位老先生身上都亲眼见到了。我又是多么幸运啊！〔阵氏（谟）《神验单方》〕一卷，现存；〔罗氏（美）《古今名医方论》〕四卷，未见；〔《古今名医汇粹》〕八卷，现存。徐衣冠的《文物序略》说：本朝康熙乙卯年间，新安有一位罗东美先生，是当时著名的贤者。他的著作很多。可惜不能全部刊行于世。流传下来的只有《古今名医方论》四卷，以及《古今名医汇粹》八卷。其中《古今名医方论》四卷，早已刊刻成书，给后世学习者带来了很大帮助。至于《古今名医汇粹》八卷，抄本是我的祖先遗留下来的家传珍本秘藏。这部书以《灵枢》和《素问》两部经典为根本，并用各种病情加以验证，汇集编纂而成。这是罗先生苦心评议、审定的著作。又经慈溪柯韵伯先生参与校订，可以说是救济世人的桥梁木筏，也是医学的精华。想来学问，本来就是天下人共同的事业，怎么可以把它据为己有，只秘藏在自己家中呢？因此在嘉庆己未年仲春，同陶氏柏筠堂商议，雕刻书板，使它流传于世，以便与同好共同分享，希望学习这一行业的人，能够深入探究其中的精微之处，彼此期望在学问上更进一步，进入深奥境界。佚名跋文说：澹生先生姓罗，名美。他是新安人。后来迁居虞山。他以著名儒者的身份，同时学习岐黄之术。一生著述非常丰富。只有《名医方论》这部书，已经刊刻流传于世。这部书汇集了前代贤医的精深见解，内容纯正统一，不流于诡异偏怪。如果不是见识和技艺都很高明的人，怎么能够采集得这样完善呢？庚辰年春天，我从朋友的书斋中得到这部书，所以很高兴，想把它抄写下来。无奈我实在过于懒散怠惰，直到辛巳年秋七月才抄写完成。只是其中错乱讹误很多。虽然略加校正，终究免不了被讥为鲁鱼亥豕之类的文字错误。善于读书的人，只要领会其中的意味，再加以寻究推演，也就可以了。考察这部书的抄本，也同样是八卷。其中有一篇佚名跋文。宽政丁巳年，先父从长崎镇台平贺氏那里得到它。先父说：这应当是乾隆年间的人所抄录的。根据这篇文章，可知罗美，字澹生；刻本早已称他为东美先生，似乎是他的另一个字。

译〔高氏（鼓峰）《医家心法》〕一卷（己任编作《四明心法》，编为四卷；己任编作三卷），现存。胡〔氏姓名缺〕序说：浙江一带精通医学的人，有两位姓高的先生。居住在钱塘的，称为士宗先生；居住在四明的，称为鼓峰先生。我在立志求学的时候，仰慕士宗先生的名望，想拜入他的门下学习，却因贫困未能如愿。每当得到他的著作，我都不厌其烦地研读，把他当作私下学习的老师，从中获益。后来又听说鼓峰先生，所说的多是奇特的见解，治病时又常常取得奇效，于是心里又暗自希望能见到他。但一直没能同他见上一面，因而引以为憾。乙巳年春天，越溪的王谦中来访，向我谈起鼓峰先生的医术，说当时很少有医者能超过他。并且把他所著的《医家心法》给我看。我多年来仰慕他的愿望，得到极大的满足；一旦读到这部书，就如同见到了他本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畅快呢？等到把全书读完，看到了他的用心。似乎想要超出前人的见解。但在文辞和论述上，难免有违背轩辕黄帝、岐伯和张仲景之处。我心中私下对此感到奇怪。鼓峰的奇特之处。竟然就是这样吗？为什么他的见解同我所见所闻如此不同呢？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是以正道为根本的。哪里会以奇异为根本呢？如果思想专门追求奇异。就会钻研隐晦的道理，故意做出怪异的行为。于是蛊惑世人、欺骗众人的言论便会出现。没有不违背圣贤之道的。读鼓峰的著作。再设想他平日的言论和行为。其中有时表现出奇异之处。大致也可以看出来。与士宗为人处世严谨整饬相比。以及处理事务周密谨慎。而且他的著述典雅严谨、足以作为准则。两者难道不是截然不同吗？我不顾自己的浅陋。就从他的书中。凡是不符合轩辕黄帝、岐伯正统义理的地方。擅自加以纠正。实在是因为我救济世人的心情太迫切了。鼓峰如果确实存有救济世人的心愿。想来不会把我的话当成吹毛求疵吧。雍正三年乙巳年腊月既望。钱塘胡念庵题识。《四明医案》一卷，现存；《吕氏（东庄）医案》一卷，现存。按：潜村扬乘六云峰。把以上三部书合在一起。再加上《西塘感症》。一共四种。增补评语和批点。题名为《己任编》。第六十四卷。方剂论述（第四十二）。《郭氏（志邃）痧胀玉衡书》三卷，现存。王庭作序说：回想过去癸未年的秋天。我当时在燕都。那时疫病大规模流行。患者胸腹稍微胀满。身上长出像羊毛一样的白毛。每天死亡人数达几千人。竟然不知道这种病叫什么。有一位海昌的明经李先生。见到这种情况后说：这是痧病。用针挑刺患处。出血后，病随即就好了。于是城中被人抬来求医的患者。每天也有上千人。全都痊愈后离开。不久，症状转变成咳嗽。咳嗽症状很轻。不到半天就随即死亡。当时李先生已经离开京城。有知情的人说：这也同样是痧病。采用前面的方法挑刺。也随即痊愈了。我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件事。回来后把这件事告诉懂医的人。最终大家将信将疑，各占一半。没过多久，我们乡里挑痧的方法便盛行起来。在此以前，乡里有人因接触粪便污秽而感染痧病。通常用钱币或其他物品蘸油刮拭。到了这时，大多改用挑刺。然而实施这种方法的大多是妇女。因此自称名医的人都不提及此法。考察各种医书。古代没有论述这种病的记载。后世略有青筋之说。但仍然说得简略而不详细。因此相信这种疗法的人很少。怀疑的人反而越来越多。至于用药的方剂。于是也被置之不论。人一旦不幸患上这种病。就没有能够保全性命的。唉！这实在令人怜悯。我的朋友上陶郭君，通晓事理，喜爱读书。同时广泛搜求医学资料。看到近来患痧病的人越来越多。而治疗痧病的方法却没有听说。于是他精心钻研，苦苦思考。从小儿瘀疹的道理推求痧病的根源。同时从古代方剂中寻求治疗方法。其中有许多虽然没有说到“痧”。却显现出涉及痧病的意思。并且用这些方法加以验证。凡是救治的病例，没有一次不奏效。因此他对自己的方法有了信心。于是发愿把它推广给天下和后世。作为救助千千万万人的方法。于是著成《玉衡》一书。上陶的用心实在迫切。上陶的功劳实在很大。上陶曾说，痧病本来没有固定的脉象。凡是脉象与所患病证。彼此不相符合的。就是痧病的脉象。痧病也没有固定的证候。有的因感受风邪或饮食所伤。有的因劳累或痰邪所致。但按照相应病证治疗却没有效果的。都属于痧病的证候。他为此制定方剂，使人们知道应当遵循。又记载治疗有效的案例。使人们知道应当相信。最后以药性作为结尾。使人们知道药物使用有适宜和不适宜之处。不能同其他病证一样看待。上陶治疗痧病的方法。至此，这部书才算完整。后世的人将要阅读他的书来治疗痧病。并且还可以治疗上陶未能治疗的病症。上陶的心愿到这时就大大满足了。虽然不想把功劳归于自己。但功劳又能归到哪里去呢？我既然见到了痧病的情况。又相信陶氏的说法。所以斗胆为此作些说明。话虽如此。这些话不值得对愚昧的人说。康熙十四年乙卯年重阳日。《朱氏（鸿雪）方便书》十卷，未见。钱朝鼎作序说：天下的书籍。没有比圣人经典和贤人传记更尊贵的，其次是诸子百家的著述。其中对百姓日常生活最有切实帮助的。没有比医书更重要的了，所以秦代焚书之灾中。神农、岐伯、黄帝的著作。得以和孔壁中发现的经书一同保存下来。此后医书的数量不断增多。不下八百余家。即使有人终身从事这一行。尚且不能全部阅览。何况不是学医的人呢？我的同乡朱子若瑛。是个贫寒的读书人，但心中存有救人济世的志向。选取古今名医的经验方和单方。汇编成《方便书》十卷。又编成《救急须知》一卷；凡是患病的人。不必求助医生。也不必到市场买药。随手取用药物。马上就能见效，而且一看就明白。无论贤者还是愚人都能懂。家中收藏一册。那么人人都可以充当医生。书名所谓“方便”。确实不是虚妄之说。从前陆羽著《茶经》。王积著《酒经》。都足以流传不朽。然而都不如这部书对百姓生活有益。我很高兴为它作序。时在康熙十六年三月初一日。《方便书补遗》一卷，现存；《救急须知》一卷，未见；《张氏（勇）方以类聚》五十卷、《目录》一卷，现存。自序说：我一向容易生病。而且连年和各位将士一起。把旷野当作家。把营帐当作住所。在这种环境中，风、寒、暑、湿。再加上饥饱无常和劳役。哪一样不是致病的原因呢？因此药物是必不可少的。哪里敢因为自己学识未通就轻率试用呢？所以《本草纲目》也是必不可少的。便把其中附载的方剂。斟酌后加以使用。取得了相当好的疗效。我常常惋惜这些方剂散见各处。查找检阅很困难。恰逢在皋兰休息喂马时。病情突然加重。对方药的需要就更加迫切了。于是想到，人遇到疾病时。大体都是这种情形。不久病就痊愈了。于是命人按类别把它们汇集起来。再把各类分别归并。这才知道《本草纲目》收录的方剂。药味不多而药力集中。正是适宜收入书中的作用。其中有些是让病人安卧在床席上。由孝子顺孙侍奉照料的。又有些病人如零落的晨星。难道还能亲自尝药后进献给他们吗？因此以各类医书为准则。收录了许多调理护理的方剂。这是因为预先准备是不可破坏的原则。于是又加以补充。如果不能辨明病名。不能弄清病因。那么即使使用了方剂。所以删取各家论述。并按条目排列。同时删去原方中冗长泛滥的内容和赞誉之词。担心会使通达的人感到厌烦。如果能够在五十卷书中。融会贯通其中的内容并使之完备。专心运用。那么“亢盛之气受到承制”的道理。也包含在其中了。□即以《灵枢》《素问》及各家关于五运六气的理论为依据。有人把它改作“痴观”。未必不如说《周礼》无法实行。井田制度无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