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四

译那样只足以损害人们对病证的判断罢了。康熙十六年重阳日。关中飞熊氏题写。余金说：靖逆侯张勇，字飞熊。清朝初年定都之后。他立即佩剑出关。请求拜见英王。英王非常惊异并赏识他。后来任甘肃提督。他得知吴三桂将要谋反。便命令儿子张云翼。从隐蔽的小路进入京城。首先揭发了吴三桂的奸谋。圣祖亲自解下御袍赐给他。功成之后，谥号为襄壮。相传他被封为公，是因为梦见夏侯而出生。夏侯去世以后。下葬掘墓时。发现了夏侯的碑碣。也是一件奇事。《熙朝新语》。按语：先父说。飞熊氏不详究竟是什么人。他的自序说连年和各位将士一起。把旷野当作家。把营帐当作住所。由此可知他是武职人员。而不是行医的人。近来读到黎士弘的《托素斋集》。其中有一首赠给将军张飞熊的诗。应当就是这个人。《王氏（作者姓名缺失）〈万全备急方〉》一卷，保存有自序说：庚申年夏秋交替之际，江南因连绵暴雨和水灾而遭受灾害，饥荒遍地，接着又发生了疫病。大师相、开府慕公既已向朝廷请求免除赋税并施行赈济，又大力施舍药方和药物，用来治疗百姓的疾病。被救活的人，以亿万计。上洋的曹君绿岩听说此事后，对我说：我听说疾病有万种不同的表现，药物也有千百种变化。如今开府用一个方子治疗各种疾病，这也是有道理的吗？我回答他说：朱丹溪曾经说过：对于多种病邪混合形成的疾病，应当用兼治多种病邪的方法来治疗。如今江南所患的，正是应当用治疗时行杂合病的方法来治疗的（原文语序疑有脱误）。如今江南所患的，正是时行杂合病。症状像疟疾却不是疟疾，像痢疾却不是痢疾。用治疗杂合病的方法治疗就能存活，若只按疟疾或痢疾治疗就会死亡。开府所传授的方子，确实是有根据的。绿岩又说：这个方子，难道就不能用来治疗各种疾病吗？我又回答他说：一个方子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是时行病。一个方子只治疗一种疾病的，是通常所说的正病。治疗时行病的方法，不能用来治疗正病，正如治疗正病的方法，也不能用来治疗时行病。如果不明白十剂各自适用的原则，以及八方的组方制度，却想拘泥于古方来治疗今天的疾病，未必每一方都能救活人。即使如此，我听说偏远困苦的乡村，贫穷的人家，以及那些翻山渡海的旅客，一旦患病，不能很快找到良医，也不能很快求得良药，不是把性命交给庸医，就是束手旁观，等着死亡。因此夭折枉死的人非常多。我曾经上考察《神农本草经》等农医经典，下至考查张仲景以来二百七十多家医书。我知道天地间生长一种事物，就有一种相应的性能。百姓患上一种疾病，就有一种相应的治疗方法。大体说来，住在山里的人熟悉树木，居住在潮湿地方的人熟悉草药，以捕鱼、耕种为业的人熟悉飞禽、走兽、虫、鱼等。例如用油煎某物，可以引出蛇（原文所指药物及“引发蛇”含义不明）。苏子可以使鸡雏吐出（异物）。鸬〔缺字〕可以杀蛊。獭髓可以避尸，也属于这类例子。凡是耳目所能接触到的地方，抬头可以取到，低头可以拾到，什么东西不是药？什么药物没有治疗作用？难道一定要天生神异，才有能力遇到事物便辨别其性能，亲身试验各种毒物，然后才能根据药物治疗疾病吗？所以古代贤人如孙思邈、张文仲、张鸡峰，各自都有随身携带的急救方，用来拯救世人。所谓“备急”，就是取法于实际经验，药品选择以简便易得为原则。我在编纂《伤寒杂证全书》之余，利用剩余时间，也亲手抄录了八百多首备急方，另编成一部书，名为《万全备急方》。其中记载方剂的功效时，一定同时说明它的过失；采用正确的内容，间或也收录其中奇特的方剂。方剂大多适合贫贱之人，适合富贵之人的较少。药物大多是在山野间取得的，从市场店铺买到的较少。因为富贵人家，以及市场店铺所在的地方，容易请到良医，也容易求得良药，对“备急”的宗旨来说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了。然而这部书，有时一种病证配有几个方子，有时一种药物可以治疗几种疾病。虽然称作小方，把它们合用就立即成为大方；虽然称作奇方，把两首合用就立即成为偶方，再加倍使用就立即成为复方。关键只在于用药的人能够灵活而透彻地理解运用。这样，长沙、河间、东垣、丹溪等各位名家，都可以在这八百首方剂的法度之中灵活变化。哪里只是区区用于应急而已呢？绿岩这才兴奋地站起来说：开府慕公身为师相，用仁政辅佐国家，使万民得以存活。如今您身为平民，也编出了著名的方书。救活的人数不计其数。贤良的宰相和贤良的医生。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罢了。可是他们的心意竟然有这样相同吗？至于这部书，请允许我替您刊刻出版它。我谦谢自己才疏，不能胜任。并说：“您的话说得过头了。您把爱护生命、救活众人看作美德。至于这部书，是我编纂的。由您来刊刻出版。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好生录》，那么您和我共同完成这件事，是可以的。除此之外，我哪里敢当呢？” 于是我记下了这番问答。把它放在书简的开头。康熙十九年九月中旬。吴地东皋王栩谨慎作序。《万全备急续方》一卷，现存跋文说：我的《备急》初编，完成于庚申年冬天。刻版期限将到，书也即将完成。用来回应绿岩先生救世救人的请求。但这仍然很不符合我的心意。第二年，我又从吴下前往白门。搜集坊间刊刻的旧本。其中有类似葛洪《肘后方》的，也有类似《澹寮百一选方》的，共有几家。我反复翻阅审查。删去其中重复和错误的内容。又得到四百多个有名的方剂。于是把它们汇集起来加以考察。希望能够详尽了解各种病情，彻底掌握药物的用法。于是抄录下来，呈给绿岩先生。先生能够用觉悟之言，通过这些书来医治众生的心病。又能够用这部书来医治众生的疾病。这不也应当算是当今的五地菩萨吗？癸亥年春季第二个月。平浣王谨慎作跋。《杂证圆机》一书未见，见于《嘉定县志》。《沈氏（ ）病机汇编》十八卷，《苏州府志》说：沈〔原文缺字，姓名不完整〕。字朗仲。是沈颢的弟弟。凭借医术享有声名。品德操行高尚文雅。士人们都很敬重他。《马氏（ ）印机草》一卷，现存；《马师津梁》八卷，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本朝马元仪撰写。元仪，是苏州人。这部书前面有雍正壬子年汪濂夫写的序。序中说，元仪曾向云间李士材、西昌喻嘉言学习。士材，是李仲梓的字。嘉言，是喻昌的字。这两人都是明末清初的人。那么元仪撰写这部书，应当是在康熙初年。至于名为《马师津梁》的这部书，大概是元仪的门人姜思吾传下来的抄本，汪濂夫后来追题了这个书名。并不是它原来的书名。书中论述的内容，多数取自原来的旧文。总的来说只是谨慎遵守旧有规范，不敢发表放纵而高深的议论。也没有能够提出什么新的见解。书中所载的各个方剂，有的与书中的论述并不十分相符。例如在中风这一门中，既然已经知道疾病是由于内在虚弱所致，并不属于外邪侵袭，可是所附的方剂仍然多用驱风、涤痰的方法。各种峻猛、攻利的药物，可见他仍然是见到寒证便用治寒的方法，见到热证便用治热的方法，只是随着具体情况临时补救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能够领会其中精微意义，并且运用得心应手的境界。《萧氏（埙）医学经纶全集》一百三十卷，未见。萧埙说：《医学经纶全集》，总共分为八种。《杂证》八十卷，《伤寒》八卷，《幼科杂证》八卷，《痘疹》十卷，《方论》八卷，《本草》八卷，《脉学》四卷，这些内容总汇为医学经典和医术论述，但各自分卷成帙。《女科》八卷，是其中的一种。全书合计共有一百三十四卷。” 《女科经纶》凡例。《汪氏（琥）医意不执方》未见。按：上述书名见于李逢春《伤寒论辨证广注》的跋文。

译《张氏（志聪）侣山堂类辩》二卷，现存。自序说：我家住在胥山的北面，峨眉山的山脚下。那里有许多石块层层堆积，参差散出。我便把其中高高耸立的石头，栽置成山峰。把那些大而空虚的石块，依其形势堆成山冈。把陡峭如削的石头，以及中空如谷的石头，连接布置成曲折的景致，使其显得幽深。就在上面修建了几间房屋。向南又建了一座轩，可以临望那座山。有客人来拜访我时，看到这里草木茂盛、浓荫清秀，都流连不去，挽留他们也不肯离开。他们把这里比作冷泉的风光。我每天坐在轩中，将近三十年。我所撰写的一切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去年冬天，《素问》一书完成了。逐渐相继问世。偶尔感慨叹息说。既然已经阐明圣人的学术传承。却仍然任由沿袭的错误继续存在。这就好比把波澜倒置。也等同于任凭海鸥漂浮。因此将各种错综复杂的内容及其蕴含全部整理出来。相互参照，反复考察详究。于是按照类别展开辨析。虽然如此。又有什么可辨析的呢？天下有道理相同的地方。相同之处本来无需辨析。天下也有道理不同的地方。不同之处同样无需辨析。即使天下道理中有相同的地方。也不能把它误认为是道理不同的地方。至于道理不同的地方。有时也会被认为是道理相同的地方。相同之中包含着不同。不同之中又包含着相同。这同样没有什么可辨析的。只是，道理明明是相同的。相同的地方却竟然像是不同的。道理明明是不同的。不同的地方却竟然不能与相同混同。相同的不能说成不同。不同的也不能说成相同。那又怎么能不加以辨析呢？辨析清楚，使后世知道它们相同之处。也就知道它们为什么不同了。知道它们的不同。也就知道它们为什么相同了。知道相同之处不能说成不同。不同之处也不能说成相同。也就知道它们相同的原因。以及不同的原因了。这样就没有必要再争辩了。如果说我是出于个人爱好。我哪里敢这样说呢？康熙庚戌年正阳月。西泠隐庵张志聪在岩池之花兰撰写。王琦作跋说。我听年长者说。从顺治年间到康熙初年。这四十年间。外地人称武林为医家的渊薮。大概在那时，卢君晋公把禅理与医理相互参证。治疗奇异难治的疾病往往都能见效。名声轰动一时。张君隐庵继而崭露头角，名声与他不相上下。他建造了侣山堂。招来同学和朋友。以及各位门下弟子。在其中讲习论述。参考经书和医论，考察其中的相同与不同。并辨明其中的是非。于是，谈论轩辕、岐伯医学的人。全都向往两位先生的门下。当时盛况可说达到了极点。两位先生所著的书。都值得流传后世。张氏所辑录的著作。都已经刊刻印行于世。刚刚不到一百年。流传却一天比一天少。其中《针灸秘传》。以及《侣山堂类辨》这两种书。已经很难买到了。我寻找它们已经多年。才得到《类辨》一种。读了这部书，看到它以上古医理衡量今天的医学。分析疑难，纠正谬误。足以成为后世学医者的规范和准则。应当赶快重新刊刻。以扩大它的流传范围。后来的学医者。如果把这部书作为指南。或许就能找到正道并沿着它前行。哪里还会迷失在岔路上。或被邪僻的道路误导呢？隐庵起初担任粮道衙门的书吏。粮道患了癃闭。各位医生用药都没有效果。有人推荐隐庵前去诊治。隐庵给他服用补中益气汤。服用一剂就痊愈了。有人问他说。别人用通利、下行的药来治疗却没有效果。您改用升提的药物反而见效。其中的道理在哪里呢？隐庵说。您难道没有见过盛水的容器吗？把它的上口封闭后倒悬起来。水一滴一滴也流不下来。除去上面的封闭处。水自然就能通畅流出。这不就是其中的道理吗？如今阅读这部书中的解释。想要使它向下运行。必定要先使它向上。并且以牵引辘轳绳索来作比喻。说的正是这个道理。人如果能够运用这个方法。由此类推并融会贯通。那么医治疾病的方法本来就没有穷尽了吧！这件事，我大概是听黄观石先生这样说的。最近又听张东扶先生说。卢晋公任粮道时。患了内闭，尿液不能排下。病势十分危急。各位医生都束手无策。晋公先生确定处方，用人参、麻黄各一两。各位医生支支吾吾。不敢说这个方子是对的。粮道却毫不怀疑。便服下了这剂药。没过多久，尿液就排出来了。粮道十分高兴。用千金赠送给晋公。这与我先前听到的说法不同。我认为卢、张二位先生所治疗的，各自对应一件事情。只是传述的人都把它归到粮道方面，所以才产生了说法不同的疑问。黄、张两位朋友，都不是信口胡说的人，因此我把这些说法一并记载下来，作为治疗癃闭的方法，也用来证明本书中 精辟的名言和深奥的道理，其中所蕴含的内容相当不少。读者应当竭尽思考，仔细参究，以便获得其中的益处。千万不要因为认为它浅显易懂就轻视、忽略它。乾隆己丑年三月五日戊子日。胥山老人王琦作跋。《高氏（世□）医学真传》一卷，保存有王嘉嗣的序文，说：医学之道是怎样产生的呢？造物主凭借正气创造人类，却不能使人避免夭折、札伤和疫疠等祸患。因此又借助各种事物相互辅助、相互制约的性质，用来补救这些不足，并把这种权力寄托给医生。夭折的人可以使其延年长寿，虚弱的人可以使其强健，患病的人可以使其痊愈，困顿不起的人可以使其重新振作。医生实际上是在代替上天养育人类，参与上天的功绩并弥补上天遗憾的人。追溯起来，自神农皇帝创始以来，辨识草木，从而阐明药物的性质；黄帝、岐伯相继出现，阐明阴阳，撰成《内经》。到了汉朝末年，上天特别降生了张仲景先师。他上承神农、黄帝和岐伯的理论，撰写了《卒病论》和《杂病论》两部著作，全都在倡导和阐明正统的学说，从而为医学传统树立了规范。仲景先生去世以后，经典和医论的道理，于是失去了传承。错误和谬误纷纷出现，没有止境。甚至每一家都各自撰写医书，每个人都各自形成一套学说。世人之所以还要依赖医生，反而还不如没有医生更好。我每次广泛阅览医书，私下里都曾为这种情况感到忧虑。我师宗夫子，天资和悟性独特非凡，学问和见识超出众人。他为经典和医论作注释，既已阐述大道并纠正其传承，又在闲暇时召集弟子，反复讨论、辨难。弟子们在老师提点教诲之下，亲自到门下记录下来。题名为《医学真传》。其中关于阴阳、血气，脏腑、经络，以及五运六气理论的内容，凡是前代圣贤所蕴含而尚未剖析阐明的，都阐发得毫无遗漏。至于各部医书已经表彰而仍不完备的内容，也没有留下未阐明的奥义。确实足以补救世人的疾病，并为造物主建立功绩。它所关系到的意义，难道还浅薄吗？我们把这些内容汇集编成一部书，摘取其中重要的部分，刊刻出来向世人公布。让人们都知道医学的传承有真实可靠的一脉，学习医学也不会走向虚妄。这实在就是我老师扶助、挽救医学之道的志愿吧。康熙己卯年春天，钱塘王嘉嗣，字子佳，恭敬题写。《陆氏（圻）医林口谱》：海宁续目著录二卷，未见。《医案》：海宁续目著录一卷，未见。《医林新论》：未见。按：以上书名见于《张氏医通》所引用的书目。《海宁续目》中，有十篇医论。难道是同一部书吗？《汪氏医方集解》三卷，保存有自序，序文说：孔子说：能够就近取譬，可以说就是实行仁德的方法了。仁是关于心性修养的学问，尚且不能没有方法，何况诸子百家和各种技艺，难道可以没有方法，

译却能把它们学好吗？在各种技艺之中，医学尤其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使人活命的职责，也是圣人必定谨慎对待的事情。我私下里曾这样思考：凡是疾病必定有相应的症状。所谓“症”，就是作为诊断依据的表现。既然有这种疾病，就必定会表现出相应的征候。症状必定有相应的脉象。所谓脉象，是用来分辨脏腑、经络，以及寒、热、虚、实，这些情况的依据。有的脉象与症状相符合，有的脉象与症状并不符合，必须把它们相互参照、验证，然后才可以施行治疗。审察脉象、辨别证候，然后才能确定处方。所谓方，就是名称确定、不可随意更改的处方。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就必定应以这张方中的药物为主，不能在彼此之间随意调换，把用药当作试验。方剂的创始始于张仲景。后人触类旁通，加以扩展和充实，数量多得无法计算。然而，这些都不能超出张仲景所规定的范围。这是因为前人创立了治法。后人便沿用它。创始的人制定方剂很难。后来的人取得成效就容易了。他们采用古人已经验证有效的成法。再加以斟酌使用。这样取得疗效，岂不是很容易吗？然而，如果拘泥于成方来治病。病情反而不能痊愈，甚至更加严重。有时反倒会因此杀人。这又该怎样解释呢？这是因为没有辨清脉象和证候。也没有弄明白药物的性质。被表面相似的现象所迷惑。反而失去了真实情况。只知道有方剂。却不知道方剂的配伍原理。对方剂进行解释。始于成无己。成无己感慨张仲景的著作。后人很少能够理解。于是取《伤寒论》加以训释。阐明证候，解释方剂。使读者有所遵循，能够逐步深入理解。他确实是张仲景的功臣。也是后来觉悟者的先导。此后，著名贤人相继出现。他们认为应当继承前人的事业并加以发扬。分析细微之处，阐明深奥的道理。使古代方剂和当时流行的方剂。都能在世上得到充分阐明。这样岂不是令人十分欣喜吗？可是，撰写方剂著作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解释方剂的人却不再出现。难道是传授要诀的金针失传了吗？还是因为精通医术的人。未必也精通文辞。无法把意思表达清楚。于是就搁置一旁，不再讲解了吗？直到明代，才开始有吴鹤皋的《医方考》。文章义理清楚而疏畅。同行们都乐于传诵。因此多次刊刻印行。难道只是因为它如同空旷山谷中偶然听到的足音。所以一见到它就格外欢喜吗？然而，吴氏的著作毕竟只是一家之言。至于探究深远、钩稽深奥的道理。有些地方或许还没有彻底阐明。现在特意广泛采集、搜求相关资料。把各类书籍系统地汇集起来。精心探究其中深藏的奥义。无论观点相同还是不同。都分别保留各家的见解。以备相互参照考核。使探寻宝藏的人不至于只发现一处宝藏。使品尝鼎中食物的人不至于只尝到一块肉。希望患病的人读到它。能够用书中的内容相互印证。使用方剂的人可以以此作为依据。不至于与实际情况相差太远。这难道不是有助于保养身体、维护健康吗？有人说。善于学习老师的人不应拘泥于老师现成的说法。捕到鱼以后就忘掉捕鱼的竹器。至于灵活运用的奥妙。全在于个人心中领会。那还要方剂做什么呢？我说。鲁班不能抛弃规矩。师旷不能废弃六律。《易经》这部书。讲的是变化运行而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但其中也有“变易”和“不易”两层含义。所以说。《易》的功用圆融而神妙。卦的功用则有确定的法则而又明智。卦确实具有确定的法则。难道在这种确定和明智之中。就完全没有圆融神妙的作用了吗？我希望阅读我这部书的人。能够取用这些方剂，并灵活变通地运用它们。这样才真正算是懂得了方剂解释的道理。康熙壬戌年农历正月。休宁县庵汪昂题写。《医方汤头歌括》一卷，现存；《李氏医鉴》十卷，未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清代李文来编纂。李文来字昌期，是婺源人。起初，休宁人汪桓撰写了《医方集解》。以及《本草备要》这两部书。内容浅显，容易理解。在世上流传得很广。康熙丙子年。李文来把这两部书合编起来。逐条分列，详细剖析。按类别编排纂辑。编成了这部书。书名叫《李氏医鉴》。实际上却是汪氏的著作。又因为杂病和伤寒方面有尚未完备的内容。便另外辑录成《续补》两卷。没有附上汪桓所作的《三焦命门辨》一篇。他说《医鉴》已经编成。便请汪桓加以校正。详细校对其中的错误。使它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著作。汪桓又把这篇文章授予他。附刻在书卷的末尾。这样看来，李文来编纂此书时。汪桓还健在。此书与汪桓亲手校定的本子没有区别了。考察《医方集解》和《本草备要》的作者。是汪桓的弟弟汪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什么会混淆到这种地步呢？《医鉴续补》二卷，未见；《尤氏寿世青编》二卷，现存；《徐氏医方指南》十卷，现存；《陈氏石室秘录》六卷，现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清代陈士铎撰写。陈士铎字远公。是山阴人。这部书托称为岐伯所传。并说其中的内容是张机、华佗等人所阐发的。雷公增补的内容。共分为一百二十八种方法。其中的议论诡异离奇。所列举的方剂。大多不曾见于通常的医籍。书中说，康熙丁卯年在京都遇到了岐伯等人。亲自接受了他们的医法。书前有岐伯所作的序。序自题为“中清殿下宏宣秘录无上天大帝真君”。又有张机所作的序。序自题为“广蕴真人”。方术之士本来就多有假托和附会。但还没有荒诞妄诞到这种地步的。这也说明作者很不善于作伪。《辨证录》十四卷，现存自序说：丁卯年秋天，我客居在燕京。黄菊刚刚开放。因思念亲友而感到他们远在天边。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打开门迎接来客。看见两位老人，衣冠服饰十分高贵威严。我觉得十分惊异。于是拜了两拜，问道：先生从什么地方来？莫非有什么奇闻要来教导我吗？两位老人说：听说您喜好医学。所以特地前来同您讨论疑难问题。我谦称自己才疏学浅，不能胜任。两位老人说：您擅长著述，才华出众。为什么不著书呢？您自己却只顾着堆砌、顾恋【原文疑有讹误】。时下的文章技艺【原文疑与上句相连且有脱误】。我私下里以此为耻。我认为他们的话很有气魄。于是谈论《灵枢》《素问》等医书。又辨析脉象和证候。其中许多内容都不是世俗医家所说的话。我更加感到惊奇。我们多次共同相处，从早到晚。于是把他们的全部论说都听到了。相处五个月后，他们告别离去。临别时教导我说：从今以后，您可以出面著书了。我退回来后，努力回忆他们所说的话。并结合自己试用过的方剂。每天写下几条内容。时间久了，终于编成了一部书。医学之道是很难的。不辨析脉象。就无法认识脉象的细微变化。不辨析证候。就无法认识证候的变化。如今世上学习诊脉的人。也已经很多了。但每个人的说法都不一样。究竟还是不能把握其中的要旨。看来似乎只应当辨析脉象。不必辨析证候了。虽然如此。辨析脉象很难掌握。不如辨析证候容易理解。古人虽然有“根据脉象而不拘泥于证候”的说法。但归根到底，依据脉象诊治的人少。依据证候诊治的人多。而且证候也并不容易辨别。如今人们共同知道的内容。一定不必再加以辨析。古人已经说过的内容。也不必再加以辨析。一定要选取今人不敢说的内容。以及古人还没有来得及说到的内容。然后充分地加以辨析。论述某种证候必然具有的表现。而不是故意把并不存在的道理说得诡异。乍一听会觉得奇异。慢慢思考后，其实并不奇怪。客人说：布帛和粮食。都可以使人活命。谈论医学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奇异呢？我向他解释说：布帛和粮食。看起来平淡无奇。但用它们养活人的道理实际上很奇妙。人们每天穿用布帛，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使身体温暖。人们每天吃粮食，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能使人饱腹。难道能因此不把其中的道理阐明吗？我陈士铎辨析证候。就如同谈论布帛和粮食的道理一样。客人又笑着说：您辨析医理已经很奇妙了。这已经足以显露您的著述才华。为什么一定要假托仙人来使它显得奇异呢？【原文“KT”疑为缺字或乱码】我陈士铎。是尼山孔门的弟子。难道敢轻率地谈论著作吗？我听到两位先生的教诲。也不过是把它们叙述出来罢了。又何必隐瞒这些话并非仙人所传呢？仙人的名义不必隐瞒。但也不应把自己亲见的书说成不是转述。难道可以借此欺骗世人，使它显得奇异吗？【原文“KT”疑为缺字或乱码】

译书本身并不奇异，却仍然以奇异闻名。【原文“KT”疑为缺字或乱码】我陈士铎听到两位先生的教诲，不过五个月。却有数十万字。我全都记在心里，没有遗忘。将它们叙述出来，编成一部书。这才是真正值得称奇的地方吗？难道是为了向世人夸耀而故意求奇吗？【原文“KT”疑为缺字或乱码】山阴人陈士铎，字敬之。别号远公。又号朱华子。题写于大雅堂。《李氏（用粹）证治汇补》八卷，现存自序大意说：古人创立学说。各自都有一方面的长处。取用他们各自的长处。合起来成为一块完整无缺的美玉。无论是前代圣人还是后代圣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如果广泛征集、阅读上万卷书。又恐怕因歧路太多而迷失方向。如果专门拘守一种说法。这又如同守着树桩等待兔子。不如对内遵循经典的宗旨。对外参考并取法各家学说，这样才较为妥当。于是我不顾自己见闻浅陋。取来古人的著作。将它们汇集起来。删去繁杂的内容而保留其中的要点。补充缺漏之处，纠正偏颇之处。每一种病证都编成一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其中开头先叙述《灵枢》和《素问》的内容。这是为了表示尊重经典。下面注明所引用的书目。这是为了传承医学的道统。篇首概括说明大意。这是为了提纲挈领。再附上我个人浅薄的见解。这是为了补充遗缺、简略之处。这部稿子一共修改了三次。编成了若干卷。在书的卷首题名为《证治汇补》。大概是想汇合古人精深的思想。并补充古人尚未完备的地方。大体说来，这部书的编排方法。就是临床面对病证时审察病情、确定治疗的方法。首先讲病因。这是为了详细说明疾病的本因和标表现象。其次讲外在表现。这是为了观察病情。其次分条列出有关项目。这是为了审察经络情况。其次辨别证候。这是为了判断疑似难分之处。其次说明脉象。这是作为综合判断的依据。其次说明治法。这是为了调治虚证和实证。其次说明攻治的方法。这是为了提出奇特而有效的方剂。其次说明用药。这是为了指示入门的方法。接着附列相关病证。这是为了扩大所学所闻。最后列出方剂。这是为了作为用药的准绳。每一种病证之中。从头到尾的编排。都列为十个方面。这样一来，纲要就大体完备了。条理清楚，安排井然有序。合并各章的文句。使前后内容相互贯通。分列各项节目。按次序编成篇章。希望读者能够顺畅地浏览和诵读。不会有过于繁杂或过于简略的弊病。使贤能聪慧的人也能俯身阅读并掌握它。即使是学习能力不足的人。也能〔据此达到这一点〕。这或许能成为承继过去、开创未来的一点帮助吧。只是疾病的病机变化。确实很难完全写尽在纸面上的陈说之中。证候与治疗的道理深奥而融会贯通。哪里容易穷尽心中精妙的道理呢？我的才能浅薄，学识浅陋。这部汇编的文字也很少。所以我知道，仅凭规矩还不足以穷尽工匠的技艺。仅凭拉弓的标准，也无法说明射手的智慧。那些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机应变的人。必定已经穷尽神妙、通达内心。他们所采取的措施都恰当合宜。这样才算把造化般的医术运用自如。这实在要仰望世上的贤德君子来实现。康熙丁卯年冬季十月上旬。申江李用粹，字修之，题写。〔刘氏（晓）《济人宝笈》〕二卷，现存；〔王氏（宏翰）《医学原始》〕九卷，现存。自序说：我听说，忧心于道的人精神清明。专心致力于学问的人没有闲暇。因此，学问的根本。必须从致知、格物做起。而探究学问的功夫。没有不包含其中机理的。我年轻时就苦心致力于儒学。因为仰慕古人有这样的说法。不能成为贤良的宰相。就成为贤良的医生。然而，贤良的医生哪里是容易做到的呢？上要懂得天文和气运的变化。下要通晓地理以及万物的性质。中间还要明白人情世故和情欲相互作用、彼此制约的规律。这样才差不多能够掌握医学的根本。医学的根本就在这里。我虽然愚钝，资质不敏。但常常想到人的性命禀受于上天。而其本来的根源。必须努力弄清楚。不能糊里糊涂地虚度光阴。于是跟随老师探讨研究。广泛访求异于常人的学者。对于轩辕、岐伯、叔和、仲景、东垣、河间等诸家。以及天文、坤舆、性学等方面的书籍。都广泛搜集、核对并详细考察。其中天地造化的道理。五运六气的变化迁移。人体气血的盛衰虚实。脏腑经络的发病机理。全都加以参照、讨论。至于人接受天命的根本和始末。这是最为重要、最值得关注的。前代儒者虽然有反复恳切的论述。如今的儒者却致力于枝节末流。把这方面搁置起来而不加讲论。即使有人加以论述。也大多是疏远儒学而亲近佛释。至于大医和大儒。道理没有两样。难道还会糊里糊涂吗？我愚昧而感慨，关于性命的学问没有得到阐明。如今有幸听闻，凡是经过确实探究并在心中有所体会的内容，我不敢私自藏匿。首先提出元神、元质的学说。阐明人的生命机能。以及上帝赋予人的根本来源。一经说明，便清楚明白。不使人误入修炼旁门的错误道路。其次论述人受形而生时男女的区别。使人知道禀受赋予、确立生命的根源。生命既已确立，元质的生机也随之产生。其根本是由四种元行结合而成。凭借饮食形成四液。又通过四液产生知觉。于是五官各有四方面的职司，才能接触外物、记忆并清楚明白地认识事物。至于醒、睡和做梦，前人虽然论述过，却不够确切。有人说，梦是魂离开身体后形成的。却不知道魂在身体存在时才称为魂，魂离开身体，人就会死亡。哪里有魂游历到万里之外，却一呼唤就回来、使人醒来的道理呢？道家又假托说元神可以出窍远游，这都是虚幻荒诞的说法。这些问题都已经逐一分析其道理。并阐明人的五脏六腑，其中各自都有胎生形成的根源。例如心脏，胸廓狭小、羸弱的人，心脏脆弱。心脏脆弱，就容易患消渴、内热等病。再如肺脏，腋下相合、胁部张开的人，肺的位置偏低。肺位偏低，就容易发生胁肋下疼痛。医生遇到这种证候，如果胸中没有《灵枢》《素问》的学问，凭什么能够知道它的根源呢？医生又不了解经络，就好比在黑夜里行走却没有蜡烛。所以在分别论述每一脏每一腑之后，详细说明经络、脉和穴位的起止。并分别列出病因。每条经脉都绘有正面、侧面的细致图示，使体内的情况明白得如同亲眼照见。对于奇经八脉的奥秘，也一并陈述，直到周身各处的俞穴。以及各穴所主治的疾病和针灸补泻方法，全都作了详细说明。至于根据经脉选择药物的道理，也没有不以此为依据的。凡是过去贤者和儒家学者的说法，虽不属于医学，但凡与性命宗旨有关的，也都加以辨析并记录下来。间或凭借我不自量力的浅见，附上管窥之见以补缀其中，但都出自性命学的实在道理。不敢凭主观臆测来衡量。使求学的人了解变化曲折的深奥之处，能够探究性命的根源。也未必不能因此而有所领悟。难道这仅仅适用于医学之道吗？把书刻印出来，公之于世。如果在我这一世，有才智高明的人，学问积累得很深，并且进一步探得其中的渊源，发现有我意想不到的地方，我还庆幸能够期待他来教导我，并借此教导天下人。康熙二十七年正月下旬。云间浩然子王宏翰亲自撰写。《病机洞垣》尚未见到；按语说，以上内容见于《吴县志》。

译《程氏（履新）易简方论》，六卷。存录引文说：我曾读《内经》的精妙义理，它就像牟尼宝珠一样灵动活泼，令人无法窥见其端绪。如果不是智慧极高的人，很少能够辨析其中的精微。到了汉朝末年，张长沙，感慨同族之人因伤寒而误死，十个人中常有八九个。于是撰写《伤寒论》，制定了三百九十七种治法，一百一十三首方剂。每一首方剂都有精妙的意义。若不是学问修养达到登堂入室境界的人，很少能够运用它们。从此以后，方剂医书日益增多，多得搬空牛车、堆满屋栋，数也数不清。学习医学的人也遍布天下，同样多得数不清。在这数不清的人中，寻求其中医术良好的，不过十分之一；平庸之辈却有十分之九。医术高明的人，自然能够阐明《内经》的精微，探究天下医理的奥秘，不断施行有利于人、救济病患的事业。平庸的人即使把《伤寒论》的治法教给他，他也茫然不知从何入手。即使是张长沙学问的门庭，尚且不容易登堂，何况还想进入《灵枢》《素问》的堂奥呢？于是那些浅陋平庸的人，害怕经书和医论深奥，无法窥探其中的道理，便一概只用方剂来传授，询问症状后查找方剂，并把这种做法习以为常。如果硬要把精微深奥的经论讲给他们听，反而会像冰和炭一样彼此不相投合。不如顺应当时社会的习惯风尚，再阐明这样做是否适当的道理。这就是我的不得已之心。至于那些长期沉积不愈的疾病。伤寒、痘疹等病。请高明的医生亲自诊视。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来诊察。还担心遇到疑难病症。怎么可以用固定不变的方剂，来应对无穷无尽的病情变化呢？所以不敢把这些都记载下来。这里只选取平常容易辨认的病症，以及药性平和、疗法稳妥的方剂。并参考前代贤医斟酌取舍的论述。使偏远山区和海边角落的人，在求访良医而一时找不到时，能够打开书卷查找方剂，综合判断各种说法，然后自行按方用药，不至于被庸医和妄人误导罢了。《易经》说：平易，就容易理解；简约，就容易遵循。因此依据容易理解、容易遵循的方剂来论述，编成六卷，在书的开头题名为《易简方论》。全书都是阐述前代贤人的遗意，不敢任意增添多余的内容。古人说：用古代的方剂治疗今天的疾病，就好比拆下旧材料来盖新房子。如果不经过高明工匠的加工，就不容易建成。能够灵活领会并阐明其中的道理，关键在于运用它的人。这也是对后世有识之士的期待。至于纵论千古，不推尊张仲景、孙思邈而以轩辕黄帝和岐伯为本，贬低各家方剂而推崇经典理论，那就正如孟子所说的在圣人门下游学的人，哪里还用得着把这部书当作多余之作呢？第六十五卷。方剂论（四十三）。〔冯氏（兆张）《锦囊秘录》〕二十卷，现存自序说：医道意义重大，不可不懂。医道关系谨慎，不可不深入了解。人如果不懂医理，那么养生之道凭什么弄明白呢？良相救济天下苍生的心愿又凭什么实现呢？然而只是懂得医理而不深入，造成的祸患反而更加严重。疾病有把虚证误作实证、把实证误作虚证的变化。治法有正治和从治，有针对标证或本证、采用攻法或补法，以及先后次序是否适宜的问题。如果辨识不清，把龙雷之火当作实火来治疗，把中焦空虚当作体内有余来治疗，把血虚引起的疼痛，误治成风邪束缚于外，把火邪上冲引起的头痛，误治成太阳经受寒，把肾虚引起的泄泻，误治成脾胃内伤。把燥涩、膈噎，误治成痰火郁结阻滞，或无根之气脱失而向上冲逆；把本属虚弱的病证误作有余，采用消食导滞之法；把肾虚所致的奔豚、游走性疼痛，误治成血块，使用峻猛攻伐之法；甚至把脾虚、困倦所致的疟疾，误认为肝气强盛，采用削弱、代偿之法；把劳伤体虚、外邪轻微侵袭，误认为伤寒而重用发散之法；把困倦、内伤所致的轻微停滞，误认为伤食而重用攻下之法；况且有些人只是外表微热，内里调和而想吃东西，稍微进食一点又有什么妨碍呢？却因为有微热便严禁进食，常常造成活活饿死的冤屈。表气虚弱而畏惧寒冷、害怕风，本应稍稍调养卫气，却偏偏怀疑是外感，立即发汗，最终还会有阳气亡失的叹息。完全不顾护根本，只顾眼前的标证，标证还没有消除，本根却先行受损。即使标证消除了，又有什么功效呢？不切脉，只是一味询问病情，询问所得可能有误，而脉象却显示并不虚，如果询问所得与脉象不同，又凭什么作为依据呢？固守千古以前形成的方剂，可是千古以后的人，病情并不一定相合。诵读流传万世的医证论述，可叹万世以后的人，体质的厚薄已经大不相同。根本强盛的人，暂且忘掉根本而攻邪又有什么妨碍？根本浅弱的人，按理应当顾护主体，驱除客邪。凡是这些情况，诊察和治疗稍有差错，安危就会立即不同。这难道不是很难吗？何况男子和女子的治疗方法不同，年少和年长者的脉候也有区别。前代贤哲说：宁可诊治十个男子，也不要诊治一个妇人；宁可诊治十个妇人，也不要诊治一个小儿。这是说给妇女和儿童诊治更加困难。为什么呢？凡是诊治疾病，都有望、闻、问、切四种方法。如果婴儿一见到陌生人，一定会声音啼哭、脸色改变。这样一来，哭声就不是平常的声音，脸色也不是正常的脸色，望诊和闻诊的方法也就无法施行了。不知道他是饥饿还是饱足，也不知道他哪里疼痛、哪里发痒。想询问他有什么痛苦，再询问病情是怎样造成的，却一点两点可靠的信息也得不到。而且婴儿的脉气还没有发育完全、稳定牢固，加上嬉戏玩耍之后，脉象还会因此发生变化。在安静休息的时候。脉象也因此平静下来。这样一来，问诊和切脉的方法也就废弃了。四种诊法既然都被废弃了。察看和治疗疾病实在困难。如果不是精通诊治的精微道理。并阐明其中最高深的道理。能够从有形的表现观察到无形的病机。又怎么能在临证时另有一种神妙的机窍。深入洞察人体内部。从而充分体会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乐趣。以及那种难以用言语说出的精妙呢？自从张氏从事医学以来。无论早晚都战战兢兢。常常想到人的生命最为重要。自己所承担的责任并不轻。何况像蜉蝣一样短暂的人生寄身于六合之间。既然蒙受了天地爱护生命的恩德。作为有生命的人，怎么敢不体察天地爱护生命的德意来救济世人呢？只是我的天资平庸，才能拙劣。不学习就会心智闭塞。却只怀有救济世人的最大诚意。对于自己像以管窥海那样浅薄的见识，深感惭愧。然而总的说来，我的见识虽然浅薄，心意却是真诚的。所想的只是竭尽自己的心力罢了。因此竭尽心力编纂，将各种杂证以及大小病证汇合参照。《痘疹全集》。《内经纂要》。《药性合参》。以及妇科、外科、脉诀和读书等著作。总计二十多篇。前后历经三十年才完成。如今圣明的天子道德天性已经成就。天下百姓都歌颂皇帝如尧舜一般慈爱。他对众多百姓的关怀十分迫切。使人不禁颂扬伏羲、黄帝。无奈张氏年老衰弱，生理机能又有残损障碍。既然不能稍稍效尽微薄之力。又怎敢不再次仰体上天的心意。阅读杼野人的管窥之见【原文“管”字前后疑有缺漏，语意不确定】。以稍稍帮助医界博大的学术见识。只希望高明之士能够爱惜我。摘出其中的瑕疵，明确地教正我。那就十分幸运了。时在康熙甲戌年夏六月十六日。后学冯兆张谨慎记述。《张氏（璐）医通》十六卷，现存自序说：齐国改变一次，便达到鲁国的程度。鲁国改变一次，便达到合乎大道的境界。大道的兴盛或衰败。)无不由风俗的变化和通达与否所决定。不是通达大道的人。就不能通权达变。从而挽救风俗中的弊病。如今医学之道的变化。已经发生过两次、三次。哪里只是一次变化而已呢？我生于万历丁巳年。那时社会风俗虽然已经浇薄。古代的道义还没有泯灭。从事这一道的人。各自专长于某一专科。从来不会混杂在一起行医。甲申年发生世变。百姓纷纷逃亡。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患病时也顾不得选择医生。医生只要有人请就前去应诊。医学之道的第一次变化。就是从这时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