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御制《宋版通鉴纪事本末》洓水先生编年，撰写《通鉴》的建安纪事，另成一书。它把兴亡的始末作为借鉴，条理清楚，因果相承，如同车辅相依。虽然增补了前代内容，这几部典籍便可称作续编于后。【袁枢编此书，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确定起讫；其前编则是明代沈朝阳所编，焦竑校订的。】这部书创始于此。【续编宋纪的是明代冯琦，元纪的是陈邦瞻，均经张溥订正；明纪则是本朝谷应泰所编。】淳熙年间的纸墨散发清香，天禄阁中值得玩味，我每天勤勉阅读，以此警醒自己。御制《通鉴纪事本末》题辞 司马光以《资治通鉴》开创体例，又传承分门纪事的方法；取法于《尚书》，沿用沈、袁的题要；列述自古以来冯、谷诸家精研所得，辑录续编，承接《通鉴》之后，仿佛夏、殷相继。唉，既严肃又文雅，确实文质彬彬，足为历代帝王之后继者。究竟是谁来承继呢？师保如同在旁，我内心切实警惕。密室中贴近膝前进言，又有谁知道？即使独处屋漏之下，也应分明谨慎，神明正在这里鉴察。盘古以前的文字记载还很简略，三皇以后的事迹却大为昭明流传。存心应当敬慎还是放纵，只在这一念之间吗？享有天下的时间长短，大都系于此。发给札记，置于西清宫中，供我阅览。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法则和戒鉴，勤勉自励。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第三 《通鉴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类 提要 臣等谨慎查考：《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宋代袁枢撰写。袁枢字机仲，建安人。孝宗初年在礼部试中以词赋第一名登第，历任官职至工部侍郎，以右文殿修撰出知江陵府，不久提举太平兴国宫，事迹详见《宋史》本传。考察唐代刘知几所作《史通》，叙述史书体例，首先列出六家，最终归为纪传、编年两体。自汉代以来，不过是纪传和编年两种方法，互相补充使用。然而纪传体的方法，有时一件事分见于数篇，主次难以辨明；编年体的方法，有时一件事隔在数卷之间，首尾难以考察。袁枢于是独出新意，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区别门类篇目，按类别编排；每件事都详细说明起因和结局，另立标题；每篇分别编列年月，自成首尾。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伐淮南，包含数千年的事迹，纵横脉络清楚，节目条目详备，前因后果一看便明。于是它在史书的两种体例之外，另成一体，确实是上古以来前所未有的。王应麟《玉海》称：淳熙三年十一月，参知政事龚茂良说，袁枢所编《纪事》有益于增长见闻，诏令在严州摹印十部，并先把誊清本上呈。《宋史·袁枢本传》又称：孝宗读后赞叹，把它赐给东宫，又分别赏赐给江上诸帅，说：“治国之道全都在这部书里了。”朱熹也称赞说，这部书的部类安排和门目设置，在始终、离合之间，都很有深意；借此错综编排司马光的书，属于《国语》一类。袁枢所辑录的内容，虽然没有超出《资治通鉴》原文，但其取舍剪裁，义例极为严密，不是那些把《通鉴》总类书籍割裂拼凑、强行搜取的作品所能相比的。后来如陈邦瞻、谷应泰等相继仿效，而论大旨的简明恰当，都比不上这部书。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纪事本末》卷第一上 宋代　袁枢　撰 三家分晋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开始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礼中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名分中没有比爵位名号更重要的。什么叫礼？就是纲纪。什么叫分？就是君臣关系。什么叫名？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名号。天下四海这样广阔，百姓这样众多，却都受制于一个人；即使有超绝的力量、超过世人的智慧，也没有人敢不奔走服役，难道不是因为礼作为纲纪吗？因此天子统辖三公，三公统率诸侯，诸侯管制卿大夫，卿大夫治理士和庶人；尊贵者统临卑贱者，卑贱者奉事尊贵者。上级役使下级，就像心腹支配手足、根本控制枝叶；下级奉事上级，就像手足守卫心腹、枝叶庇护根本。这样以后，上下才能相互保全，国家才能安定。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礼更大的。周文王排列《易经》，把乾、坤放在开头；孔子为它作《彖传》说：“天尊地卑，乾坤的位置就确定了；卑下和高上排列开来，贵贱的地位就确定了。”这是说君臣的地位，就像天地一样不可改变。《春秋》抑制诸侯，尊崇周王室；即使王室之人地位卑微，也排列在诸侯之上，由此可见，圣人在君臣关系上，从来没有不深切关怀的。除非有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德，民心归附、天命转移；在君臣名分上，本来就应当守节而死罢了。因此，如果让微子去讨伐纣王，那么成汤就可以配享上天；如果让季札做吴国君主，那么太伯就可以享受后世祭祀。然而这两个人宁可使国家灭亡也不肯这样做，实在是因为礼的大节不可扰乱。所以说，礼没有比名分更重要的。礼用来辨别贵贱、排列亲疏、裁制万物、规定各种事务；没有名号就无法彰显，没有器物就无法体现。用名号来命名，用器物来区别，然后上下秩序才会灿然分明，这就是礼的根本纲要。名号和器物一旦失去，礼又怎么能独自存在呢？从前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辞去封邑而请求赐给繁缨，孔子认为还不如多封给他一些土地，因为只有器物和名号不能随便赐给人，那是国君所掌管的。名分一亡，政治也随之灭亡。卫国国君等待孔子来执政，孔子想先正名，认为名分不正，百姓就无所适从。繁缨是小物件，孔子却珍惜它；正名是细小事务，孔子却把它放在首位，实在是因为名号和器物一旦混乱，上下就无法相互保全。事情没有不从细微处产生而发展到显著的，圣人的考虑长远，所以能谨慎处理细微之处；普通人的见识短浅，所以一定要等到事情显著后才去挽救。治理细微之处，用力少而功效大；等到事情显著后才去挽救，即使竭尽力量也来不及了。《易经》说：“脚下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尚书》说：“一日二日之间，万端事务纷至沓来。”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因此说，名分没有比名号更重要的。唉！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德行，周朝的治道日渐衰败，纲纪松弛败坏，下级凌辱上级，上级衰替，诸侯擅自出兵，大夫专擅政权，礼的大体已经丧失十之七八。然而文王、武王的祭祀仍绵延相继，大概是因为周的子孙还能够守住名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晋文公对周王室有大功，请求周襄王允许他使用隧葬，襄王不答应，说：“这是天子的礼制。还没有出现取代旧德而有两个天子的先例，这也是叔父所厌恶的。不然，叔父既然有土地可以使用隧葬，又何必来请求呢？”晋文公于是害怕，不敢违抗。因此，周王室的土地并不比曹、滕大，周王室的百姓也不比邾、莒多；可是经历数百年，仍作为天下宗主，即使晋、楚、齐、秦强盛，也不敢凌犯它，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名分还存在罢了。至于季氏对于鲁国、田常对于齐国、白公对于楚国、智伯对于晋国，他们的势力都足以驱逐国君、自己取而代之，然而最终不敢这样做，难道是力量不足或内心不忍吗？而是害怕窃取名号、冒犯名分，天下人会共同诛讨他们。如今晋国大夫暴虐地蔑视国君，瓜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伐，反而加以宠信、授予爵秩，使他们列为诸侯，这就是连这点名分也不能守住而一并抛弃了。先王的礼制到这里就完全丧失了。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微弱，韩、赵、魏三家强盛，即使想不答应，又能办得到吗？这完全不对。韩、赵、魏三家虽然强大，如果不顾天下的讨伐，冒犯义理、侵犯礼制，那么就不会请求天子，而会自行立为诸侯。不请求天子而自行立国，就是悖逆之臣；天下如果有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国君，一定会奉行礼义去讨伐他们。如今三家请求天子，而天子答应了，这就等于接受天子的命令成为诸侯，谁还能讨伐他们呢？所以韩、赵、魏三家列为诸侯，不是三家破坏礼制，而是天子自己破坏礼制。唉！君臣之礼既然毁坏，天下便以智谋和武力互相争强，终于使圣贤之后裔中那些成为诸侯的国家，社稷没有不灭绝的，百姓几乎被消灭殆尽，难道不可悲吗！起初，智宣子准备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果说：“不如立智宵。智瑶胜过别人的地方有五项，不如别人的地方有一项。他胡须漂亮、身材高大，这是优点；射箭、驾车和体力充足，这是优点；技艺全备，这是优点；文辞巧妙、聪明善辩，这是优点；刚强坚毅、果断勇敢，这是优点。这样的人却非常不仁。他凭借这五项长处凌驾于人，又用不仁的品行来施行它们，谁能与他相处长久？如果果真立智瑶为继承人，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不听。智果于是把自己的族籍从太史那里分出，改为辅氏。赵简子的长子叫伯鲁，次子叫无恤。赵简子准备立继承人，不知该立谁，便把训诫的话写在两片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说：“认真记住它。”三年后，他询问两人，伯鲁不能背诵那些话，寻找竹简，已经丢失了；询问无恤，无恤把那些话背诵得非常熟，寻找竹简，从袖中取出呈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立他为继承人。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是要把那里治理得像抽取蚕丝一样，还是要把它作为保障之地？”赵简子说：“作为保障之地。”尹铎于是减少了当地的户数。赵简子对无恤说：“晋国如果发生灾难，不要因为尹铎地位低微而轻视他，也不要因为晋阳偏远而轻视它，一定要把那里作为归宿。”智宣子死后，智襄子执掌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