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上

译“我又观察隋朝末年的动乱离散，想争夺天下的人不过十几人，其余人都只是保全乡党、保全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人来归附罢了。由此可知，百姓喜欢作乱的也很少，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认为他说得好，提拔他为侍御史。原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进献《大宝箴》，大意说：“圣人接受天命，拯救溺水者，处理艰难局势，所以是用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天下供养一个人。又说：宫殿在内高大森严，所居之处不过容纳双膝；那些昏昧的人却不知道这个道理，把台筑得用瑶玉装饰，把屋筑得用美玉建成。把八珍美味陈列在面前，所吃的不过是适合口味；只有狂妄而不加思考的人，才把酒糟堆成山、把酒积成池。又说：不要昏昧而不明察，也不要烦琐而自以为明察；即使冠冕上的旒玉遮住眼睛，也要观察尚未显露的事；即使黄绵塞住耳朵，也要听见无声之言。”太宗称赞他，赐给他一束帛，任命为大理丞。太宗召见傅奕，赐他饮食，对他说：“你前次的奏议差点给我带来祸患；但是凡有天象变化，你都应当尽管直说，以后都这样做，不要因为前事而有所顾忌。”太宗曾对傅奕说：“佛教的教义玄妙，可以作为师法，你为什么唯独不能领悟其中的道理？”傅奕回答说：“不是我不能领悟，而是我鄙弃它，不愿学习。”太宗颇为赞同。太宗担心官吏多有受贿，暗中派身边人试探他们，司门令史中有人接受了一匹绢，太宗想杀他。民部尚书裴矩进谏说：“做官吏而接受贿赂，罪确实应当处死；但陛下派人送给他而使他接受，这是陷害人于法律之中，恐怕不是所谓用道德引导、用礼制整齐人的做法。”太宗很高兴，召集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面对职守据理力争，不当面顺从；如果每件事都能这样，还担忧不能治理好吗？”臣司马光说：古人有话说，君主明察，臣下就正直。裴矩在隋朝谄媚，而在唐朝忠诚，并不是他的本性发生了变化，而是君主发生了变化。君主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忠诚就会变成谄媚；君主喜欢听直言，谄媚的人也会变成忠臣。由此可知，君主就像测量表，臣下就像影子；表一移动，影子就跟着移动。太宗贞观元年春季正月丁亥日，太宗宴请群臣，演奏《秦王破阵乐》。太宗说：“朕过去接受专门领兵征讨的任命，民间于是有了这支乐曲。它虽然不如文德之乐那样文雅从容，但朕的功业由此而成，不敢忘记根本。”封德彝说：“陛下凭神武平定天下，哪里是文德之乐所能相比的？”太宗说：“用武力平定乱世，用文治守住成业，文武的作用各随时势而不同。你说文治不如武功，这话说过头了。”封德彝叩头谢罪。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廉、公正正直，提拔他为大理少卿。太宗因为选任人员中有很多人伪造冒充资历，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处死。不久，有人伪造冒充资历的事情被查觉，太宗想杀他。戴胄上奏说：“按照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发怒说：“你想守住法律，却使朕失去信用吗？”戴胄回答说：“诏令是由于一时的喜怒而发出的，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布施最大信用的。陛下因恼怒选任人员多有欺诈而想杀他们，既然已经知道这样做不可行，就应当再依据法律裁断；这正是忍住小的愤怒而保存大的信用。”太宗说：“你能够执法，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帝威严，坚持依法办事，说话如泉水涌出，太宗都听从了他，天下没有冤狱。〔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匹〕 太宗命封德彝荐举贤才，封德彝很久没有荐举任何人。太宗责问他，他回答说：“不是没有尽心，只是如今还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就像使用器物，各自取用他们的长处。古代那些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向别的时代借来人才的吗？只怕是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可以诬蔑一代人呢？”封德彝惭愧地退下。御史大夫杜淹上奏说：“各部门的文书案卷，恐怕会有积压和疏漏，请命令御史到各部门检查。”太宗把这件事询问封德彝，封德彝回答说：“设置官职、划分职掌，各有专司。如果确有过失，御史自然应当纠举。如果遍历各部门，搜寻挑剔细小毛病，就会十分烦琐。”杜淹默然不语。太宗问杜淹为什么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杜淹回答说：“天下的事务，应当完全出于公正，正确的就听从。封德彝所说的确实抓住了大体，我内心诚服，不敢继续坚持错误。”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各人都能这样，朕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赠送的绢，事情被发觉。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真能对国家有益，朕与他共同享用府库都可以，他怎么会贪婪到这个地步呢？朕还顾惜他有功，不加罪，只在殿庭上赐给他几十匹绢。”大理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违法接受财物，罪不可赦，为什么还要再赐给他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年、正月〕 太宗说：“他还有人的性情，得到绢的羞辱比受刑更难受；如果不知道惭愧，就只是禽兽罢了，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匹〕 闰三月壬申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瑀说：“朕年轻时喜欢弓箭，得到十几张良弓，自以为没有比它们更好的。近来拿给制弓工匠看，他却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工匠说：‘木心不直，纹理就都歪斜，弓即使强劲，射出的箭也不会直。’朕这才醒悟，过去辨别它们还不够精细。朕凭弓箭平定四方，对弓箭的道理尚且不能完全认识，何况天下的事务，难道能够全部知晓吗？”于是命令京官五品以上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宿，多次召见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和政事得失。夏季五月，有人上书请求除掉佞臣，太宗问：“佞臣是谁？”那人回答说：“臣住在民间，不能确实知道那个人是谁，希望陛下与群臣谈话时，或许可以故意发怒来试探他们。那些坚持道理而不屈服的，是直臣；害怕威势而顺从的，是佞臣。”太宗说：“君主是源头，臣下是水流。把源头弄浑，却希望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主自己采取欺诈手段，凭什么责备臣下不直率？朕正准备以至诚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欢用权谋诡计和小伎俩对待臣下，常常暗自以此为耻。你的方法虽然很好，朕却不采用。”六月戊申日，太宗与侍臣讨论周代和秦代的长处与短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行事无道，周武王征伐他；周朝和六国没有罪，秦始皇却灭掉了它们。取得天下虽然相同，但人心却不同。” 太宗说：“你只知道其中一点，却不知道另一点。周得到天下后，更加修治仁义；秦得到天下后，更加崇尚欺诈和武力。这就是长短不同的原因。取得天下有时可以用逆行之道得到，但守住天下却不能不顺应正道。”萧瑀谢罪，承认自己不如太宗。太宗询问公卿关于国家长久存在的办法，萧瑀说：“夏、商、周三代实行封建，所以长久；秦朝孤立无援，所以迅速灭亡。”太宗认为他说得对，于是开始有了封建的议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五月、六月〕 秋季九月辛酉日，中书令宇文士及被罢免，改任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其他官员参与政事也从此开始。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的品行和才能，杜淹回答说：“隋炀帝将要巡幸江都时，召集百官询问留守还是随行的计策。邸怀道当时任吏部主事，唯独说不可以去，臣亲眼见过。”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正确，为什么自己不直言进谏？”杜淹回答说：“臣那天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又知道进谏也不会被采纳，白白死去没有益处。”太宗说：“你既然知道隋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还在他的朝廷任职？既然在他的朝廷任职，为什么又不进谏？你在隋朝任职时，还可以说地位低微；后来在王世充那里任职，已经尊贵显要了，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回答说：“臣对王世充并不是没有进谏，只是他不听从。”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并能采纳谏言，就不应当亡国；如果他暴虐而拒绝谏言，你怎么能够免除祸患？”杜淹无法回答。太宗说：“现在可以说你已经受到尊重和任用了，可以进谏了。”杜淹尚未回答，太宗又说：“希望你竭尽死力。”太宗笑了。

译秋季九月辛酉日，中书令宇文士及被罢免，改任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与朝政。从此，其他官员参与政事开始了。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皇帝问他的品行和才能，杜淹回答说：“隋炀帝将要前往江都时，召集百官询问是应该随行还是留守的计策。怀道当时任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说不可以去，我亲眼见过这件事。”皇帝说：“你称赞怀道是正确的，为什么自己不直言进谏？”杜淹回答说：“那天臣没有担任重要职务，又知道进谏也不会被采纳，白白送死没有益处。”皇帝说：“你既然知道隋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还要在他的朝廷任职？既然在他的朝廷任职，为什么又不进谏？你在隋朝做官时，还可以说是职位低微；后来又在王世充那里做官，地位尊贵显赫了，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回答说：“臣在王世充那里并不是没有进谏，只是他不采纳罢了。”皇帝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并采纳进谏，就不应该亡国；如果他暴虐而拒绝进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祸患？”杜淹无法回答。皇帝说：“如今可以说你已经受到尊重和重用了，可以进谏了。”（原文作“未对曰”，此处文字疑有讹误）：“愿意竭尽死力。”皇帝笑了。冬季十二月，有人告发右丞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太宗派御史大夫温彦博查办，没有查出事实。温彦博对太宗说：“魏征不拘泥于外在形式，远远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没有私心，但也有可以责备的地方。”太宗命温彦博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应当注意避嫌。”后来一天，魏征入朝觐见，对太宗说：“臣听说君臣同为一体，应当彼此竭尽诚意。如果上下之间只顾保全外在形迹，那么国家能否兴盛还很难说。臣不敢奉行这道诏令。”太宗惊愕地说：“朕已经后悔了。”魏征拜了两拜，说：“臣有幸得以侍奉陛下，希望陛下使臣成为良臣，不要使臣成为忠臣。”太宗说：“忠臣和良臣有什么不同吗？”魏征回答说：“稷、契、皋陶与君主同心协力，君臣都享有尊荣，这叫良臣；龙逄、比干当面斥责、在朝廷上争辩，自己被诛杀、国家也灭亡，这叫忠臣。”太宗很高兴，赐给他绢五百匹。太宗神采英武刚毅，群臣进见时都手足无措。太宗知道这一点，每当有人进奏政事，必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劝和谏言。太宗曾对公卿说：“人想看见自己的形貌，一定要借助明镜；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错，一定要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固执拒绝谏言，自以为贤明，臣下阿谀奉承、顺从迎合，君主既然丢失了国家，臣下难道还能独自保全吗？” “像虞世基等人谄媚侍奉隋炀帝，以保全富贵；隋炀帝被杀以后，虞世基等人也被诛杀。你们应当把这件事作为警戒。事情有得有失，不要吝惜把意见全部说出来。”有人上奏说秦王府的旧兵应当全部授予武职，召回宫中担任宿卫。太宗对他说：“朕把天下看作一家，只任用贤能，难道除旧兵之外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吗？你的这种想法，不是用来把朕的德行推广到天下的办法。”太宗对公卿说：“过去大禹凿山治水，百姓没有诽谤怨言，是因为他与百姓共同获利；秦始皇营造宫室，百姓却怨恨反叛，是因为他损害百姓来使自己获利。华美珍奇固然是人所想要的东西，但如果无休止地放纵欲望，危亡很快就会到来。朕想营建一座殿宇，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但以秦朝为鉴而停止。三公以下，都应当体察朕的这个心意。”因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衣服没有锦绣，公私都富足充裕。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原本设置中书、门下两省，是为了相互检查监督。中书所下诏敕如果有差错，门下就应当驳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相互辩论往来，务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别人，又有什么妨碍呢？近来有人或许害怕暴露自己的短处，于是形成怨恨隔阂；“或者为了姑息私人怨恨，明知错误却不纠正，顺从一个人的情面，成为百姓的深重祸患，这就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时期，内外各级官员都一味相互顺从，当时人人都自以为聪明，以为祸患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等到天下大乱，国家和自己都灭亡，即使其中万分之一的人侥幸得以免死，也被当时舆论贬斥，永远不能洗脱。你们各人都应当奉行公义、忘掉私情，不要随声附和。”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商胡得到一颗美珠，剖开自己的身体把它藏进去，有这回事吗？”侍臣说：“有。”太宗说：“人人都知道嘲笑那个人爱珠子却不爱自己的身体。官吏接受贿赂、触犯法律，帝王放纵奢侈欲望而亡国，与那个可笑的商胡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过去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人健忘，搬家时竟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桀、纣竟然忘掉了自己，也和这相同。’”太宗说：“对。朕和你们应当共同努力互相辅佐，希望免得成为人们的笑柄。”鄃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太宗发怒，想杀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干祐进谏说：“法律是陛下与天下共同遵守的，不是陛下一人独有的。” “如今裴仁轨只因轻罪却被处以极刑，臣担心人们将无所措手足。”太宗很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干祐为侍御史。太宗曾谈到关中人与山东人在思想上似乎有相同和不同之处，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说：“天子应当把四海看作一家，不应当有东西地域的区别，恐怕这样会向人显示心胸狭隘。”太宗认为他说得好，厚加赏赐。从此每逢有重大政事，常常让他参与讨论。贞观二年春季正月，太宗问魏征：“君主怎样才会明察，怎样才会昏暗？”魏征回答说：“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察，偏信一方就昏暗。从前尧明白地询问民众，所以有苗的罪恶能够上达天听；舜使四方的眼睛都明亮、使四方的耳朵都通达，所以共工、鲧、驩兜等人不能蒙蔽他。秦二世偏信赵高，因此造成望夷宫的祸患；梁武帝偏信朱异，因此遭受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因此导致彭城阁之变。所以君主兼听并广泛采纳意见，贵臣就不能壅塞蒙蔽上情，下面的情况也能向上通达。”太宗说：“好。”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开皇十四年发生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却命令百姓到山东就食；到隋朝末年，天下的储积还足以供给五十年。隋炀帝倚仗富足丰饶，奢侈之心没有止境，最终却使天下灭亡。” “只要仓库中的积蓄足以防备荒年，其余的还要用来做什么呢？”二月，太宗对侍臣说：“人们说天子最尊贵，没有什么畏惧忌惮。朕却不是这样：上畏惧皇天的监临，下顾忌群臣的瞻望，勤谨戒惧，仍然担心不合天意、不能符合众望。”魏征说：“这确实是达到大治的关键，希望陛下始终如一地谨慎行事，这就好了。”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治理政事没有比极端公正更好的。从前诸葛亮把廖立、李严流放到南夷，诸葛亮死后，廖立、李严都悲伤哭泣，甚至有人因此而死；如果不是极其公正，怎么能这样呢？又有高频做隋朝宰相，公正而通晓治理国家的根本。隋朝的兴亡，取决于高频的在世或去世。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能不效法前代的贤相。”

译夏季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孙认为梁、陈的音乐多带有吴楚风格，周、齐的音乐多带有胡夷风格，于是斟酌南北乐调，依据古代声律考订，创作唐代雅乐，共有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下诏命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六月乙酉日，祖孝孙等进奏新乐。太宗说：“礼乐，大概是圣人顺应事物来设置教化的工具，国家治理的兴盛衰败，难道是由音乐造成的吗？”御史大夫杜淹说：“齐国将要灭亡时，创作《伴侣曲》；陈国将要灭亡时，创作《玉树后庭花》。它们的声调哀伤，行路的人听见了都悲伤哭泣，怎么能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是这样。音乐能够感动人，所以快乐的人听见音乐就高兴，忧愁的人听见音乐就悲伤。悲伤和喜悦在于人的内心，并不是由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政权，百姓必然忧愁困苦，所以听到音乐才悲伤。如今这两支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演奏它们，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征说：“古人说：‘礼啊礼啊，难道只是玉帛吗？乐啊乐啊，难道只是钟鼓吗？’音乐的实质确实在于使人和谐，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司马光说：“我听说垂能够用眼睛制定方圆，用心衡量曲直，却不能把这些教给别人。他用来教人的，必定只是规矩。圣人不用勉强就能合乎中正，不加思索就能有所获得，却不能把这种境界直接传授给别人。他用来传授给人的，必定只是礼乐。礼，是圣人所践履的；乐，是圣人所喜悦的。圣人践履中正之道，喜悦和平之境，又想到要与四海共同享有、传给百世，于是创制礼乐。所以工匠拿着垂的规矩把它施用于器物，这也是垂的功劳。君王掌握五帝三王的礼乐，把它施行于世间，这也是五帝三王治理的成果。五帝三王离开人世已经很久，后代的人看见他们的礼，就知道他们所践履的；听见他们的乐，就知道他们所喜悦的，光明显著得如同他们仍然存在于世间，这难道不是礼乐的功劳吗？礼乐有根本和末节，中和是根本，仪容和声音是末节。二者不能偏废。先王守住礼乐的根本，片刻也未曾离开心中；施行礼乐的形式，片刻也未曾离开自身。礼乐从闺门兴起，显著于朝廷，遍及乡、遂、比、邻，通达诸侯，流布四海。从祭祀、军旅直到饮食起居，没有一件事不在礼乐之中。” “这样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然后教化才能全面周遍，凤凰才会来仪。如果没有礼乐的根本而只有末节，一天实行、百天舍弃，却想用它移风易俗，实在也是困难的。”因此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咏天瑞，并不是不美好，却不能免除哀痛之诏；王莽建立羲和官、考订律吕，并不是不精密，却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定笛的尺度、调和金石乐器，并不是不吉祥，却不能消除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置四器、调和八音，并不是不明察，却不能避免台城之辱。既然如此，即使《韶》《夏》《濩》《武》的乐曲都保存于世，如果君主的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尚且不能感化一个人，何况四海呢？这就像拿着垂的规矩，却没有工匠和材料，只坐着等待器物制成，最终不可能得到器物。何况齐、陈的荒淫昏聩之主，亡国之音只是在朝廷上暂时演奏，哪里能够改变一代人的悲喜呢？而太宗突然说“国家治理的兴衰不由音乐”，说话如此轻率、如此果断地否定圣人，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礼并不等同于威仪，但没有威仪，礼就无法施行；乐并不等同于声音，但没有声音，乐就无法显现。譬如山，取出一块土、一块石头而说这就是山，当然不可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年〕 然而如果把土石全都去掉，山又在哪里呢？所以说：“没有根本就不能建立，没有文饰形式就不能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的音乐在当今没有得到验证，就否定音乐对于治乱的作用？这与看见拳头大小的一块石头就轻视崩塌的大山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定按太宗所说的那样，那么五帝三王的音乐就全是虚妄的了。君子对于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大概应当暂且存疑。可惜啊！六月戊子日，太宗对侍臣说：“朕观看隋炀帝的文集，文辞深奥博大，他也知道尧舜是正确的、桀纣是错误的，然而他的行为为什么反差如此之大呢？”魏征回答说：“君主即使圣明睿智，也应当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这样有智慧的人才能献出谋略，勇敢的人才能竭尽力量。隋炀帝倚仗自己的才华，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所以口中诵读尧舜的话，身体却实行桀纣的行为，自己都不知道，最终到了覆亡的地步。”太宗说：“前代的事情离我们并不遥远，正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老师。”京畿地区发生蝗灾，辛卯日，太宗进入苑中，看见蝗虫，捡起几只，祷告说：“百姓把粮食当作性命，而你们却吃它，宁可吃我的肺肠。”说着举手想把蝗虫吞下，身边的人进谏说：“这种恶物也许会使人患病。”太宗说：“朕替百姓承受灾害，还躲避什么疾病呢？”于是把蝗虫吞下。这一年蝗虫没有造成灾害。太宗说：“朕每次临朝，想要说一句话，都没有不再三思考的，担心给百姓带来祸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臣的职务是记录言语，陛下的话如果有错误，臣一定会记下来；这难道只是对当今有害，也恐怕会给后世留下讥刺。”太宗很高兴，赐给他绢二百段。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谈论苦空之理，侯景作乱时，百官竟不能骑马。” “梁元帝被周军围困时，还在讲说《老子》，百官穿着军服听讲，这实在是深刻的警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的道，朕认为它就像鸟有翅膀、鱼有水一样，失去它就会死亡，一刻也不能暂时离开。”秋季七月，太宗对侍臣说：“古语说：‘赦免，是小人的幸运，君子的祸患。’一年两次赦免，善人就会沉默。养育莠草，会危害好谷；赦免有罪的人，会伤害善良百姓。所以朕即位以来，不想频繁赦免，恐怕小人依仗赦免，轻易触犯法令，原因就在这里。” 九月，太宗说：“近来看见群臣屡次上表庆贺祥瑞。只要家家富足、人人充足，即使没有祥瑞，也不妨碍成为尧舜；百姓忧愁怨恨，即使祥瑞很多，也不妨碍成为桀纣。北魏时期，官吏焚烧连理木，煮白雉来吃，这难道足以称为极盛的治理吗？”丁未日，下诏说：“从今以后，重大的祥瑞听任上表报告，其他祥瑞只向有关部门申报即可。”曾有白鹊在寝殿槐树上筑巢，巢形合抱起来像腰鼓，左右侍从纷纷称贺。太宗说：“我常常笑隋炀帝喜好祥瑞，真正的祥瑞在于得到贤才，这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命令毁掉鸟巢，把白鹊放到野外。太宗问王珪：“近世治理国家的人越来越不如上古，为什么？”王珪回答说：“汉代崇尚儒术，宰相多任用通晓经术的人，所以风俗淳厚；近世重视文章而轻视儒术，又参用法律，这就是教化治理越来越衰败的原因。”太宗认为他说得对。

译冬季十二月壬午日，任命黄门侍郎王珪为代理侍中。太宗曾闲居时与王珪谈话，有位美人在身旁侍候，太宗指给王珪看说：“这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杀死她的丈夫后把她纳为己有。”王珪离开座位说：“陛下认为庐江王把她纳入后宫是对还是错呢？”太宗说：“杀人并夺取他的妻子，哪里还用问是非？”王珪回答说：“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国灭亡的原因，是因为喜爱善人却不能任用，却又抛弃了提出这个意见的人。管仲认为这与郭国没有不同。如今这位美人还在陛下身边，臣认为这表示圣心认可了这件事。”太宗很高兴，立即把美人送出宫，还给她的亲族。太宗让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宫人音乐，祖孝孙不称职，太宗责备他。温彦博、王珪进谏说：“祖孝孙是高雅之士，如今却让他教宫人，又因此责罚他，臣私下认为不可以。”太宗发怒说：“朕把你们置于心腹之列，你们应当竭尽忠直来侍奉我，竟然附和下属、欺瞒君上，为祖孝孙游说吗？”温彦博拜谢，王珪不拜，说：“陛下用忠直来责备臣，如今臣所说的难道是偏私曲意吗？这是陛下辜负臣，不是臣辜负陛下。”太宗默然不语，事情于是停止。第二天，太宗对房玄龄说：“自古帝王接受谏言确实很难，朕昨天责备温彦博、王珪，直到现在还后悔。” “你们不要因此就不把话全部说出来。”太宗说：“替朕养育百姓的人，主要在都督和刺史。朕常常把他们的姓名写在屏风上，坐着或躺着都观看，得知他们任官期间的善恶事迹，都记在姓名下面，以备将来升降奖惩。县令尤其直接接触百姓，不可不慎重选择。于是命令五品以上官员各自荐举适合担任县令的人，把姓名上报。”太宗说：“近来有人告发自己的主人谋反，这是坏事。谋反不可能一个人独自进行，必定与别人共同策划，哪里用担心不能发觉？何必要让奴仆来告发呢？从今以后有奴仆告发主人的，一律不接受，仍然把他斩首。” 三年春季二月戊寅日，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杜如晦为右仆射，任命尚书右丞魏征代理秘书监，参与朝政。三月丁巳日，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担任仆射，应当广泛寻求贤人，按照才能授予职任，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接受审理诉讼，每天忙得没有空闲，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于是下令把尚书省的细小事务交给左右丞，只有大事需要上奏的才交给仆射。房玄龄明察通达，熟悉吏事，又以文学才华辅佐，早晚尽心，唯恐有一件事处理不当；使用法律宽大平和，听到别人有优点，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不以要求完备来选取人才，不用自己的长处限制别人。他与杜如晦提拔士人，常常唯恐来不及。至于台阁的制度规模，都是两人制定的。太宗每次与房玄龄谋划政事，必定说：“没有杜如晦就不能决断。”等杜如晦到来，最终却常常采用房玄龄的谋划，大概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关系深厚，同心奉行国事，所以唐代称颂贤相，总是推重房玄龄、杜如晦。房玄龄虽然受到特别宠信，有时因事情受到责备，便连续几天到朝堂叩头请罪，恐惧得仿佛无处容身。房玄龄负责监修国史，太宗对他说：“近来看到《汉书》记载《子虚赋》《上林赋》，内容浮华而没有用处；至于那些上书论政、文辞和道理切实正直的，朕采纳或不采纳，都应当记载下来。” 夏季四月乙亥日，高祖迁居弘义宫，改名为大安宫。甲午日，太宗开始临御太极殿，对侍臣说：“中书、门下是掌管机要的部门，诏敕中有不合适的地方，都应当据理争辩。近来只看见顺从，没有听到违背和不同意见；如果只是办理文书，那么谁都可以做，何必选择人才呢？”房玄龄等都叩头谢罪。按照旧例，凡是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分别署名，称为‘五花判’。再由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察，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太宗开始重新明确这一旧制，从此很少有事情失败。冬季十二月乙酉日，太宗问给事中孔颖达：“《论语》说，能者向不能者请教，知识多的向知识少的请教；虽有如同没有，充实如同空虚，这是什么意思？”孔颖达详细解释其中的含义，回答说：“不只是普通人这样，帝王也是如此。帝王内心蕴藏着神明，外表应当深沉安静，所以《易经》说要以防备来培养正道，以明夷之道来治理众人。如果身居至尊，却炫耀聪明，凭才能凌驾于人；掩饰过错、拒绝进谏，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太宗深以为然。房玄龄、王珪掌管内外官员的考核，治书侍御史万年人权万纪上奏说他们考核不公，太宗命侯君集推究此事。魏征进谏说：“房玄龄、王珪都是朝廷旧臣，一向以忠诚正直受到陛下信任。考核的人很多，其中难道能没有一两个人不恰当吗？考察他们的实情，终究不是徇私。如果追究而查实，那么他们所做的一切就都不可信了，哪里还能再担任重要职务？况且万纪近来一直在考核堂中，却从未提出纠正意见，等到自己不能参加考核，才开始陈述，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不是竭尽忠诚、以国事为重。即使追究后查出确有其事，也不足以有益于朝廷；如果本来是虚假的，只会使陛下失去对大臣的信任。我所维护的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并不是苟且偏袒这两位大臣。” 太宗于是放下此事，不再追问。四年春季二月甲寅日，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代理侍中王珪为侍中，代理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参与朝政；任命太常少卿萧瑀为御史大夫，与宰相共同议论朝政。三月甲申日，蔡成公杜如晦去世。夏季六月乙卯日，征发士卒修缮洛阳宫，以准备皇帝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进谏，认为洛阳还没有巡幸的日期，却预先修建宫室，不是当前的急务。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从洛阳迁都长安，难道不是因为洛阳的地势比不上关中的险要吗？景帝采用晁错的建议，结果七国酿成祸乱。陛下如今把突厥安置在中原，突厥的亲近程度怎么能和七国相比？难道不应先为此忧虑，却可以仓促兴建宫室，轻易移动皇帝的车驾吗？我看隋氏当初营造宫室时，附近山中没有大木，都从远方运来，两千人拖一根柱子，用木头做车轮，木轮摩擦得火星四溅，于是铸造铁毂；走一两里，铁毂就破裂，只好另外派几百人带着铁毂跟随更换，整天不过走二三十里。这样计算，一根柱子的费用已经耗费几十万人的劳力，其余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陛下刚平定洛阳时，凡是隋氏宫室中宏伟奢侈的，都命令拆毁；还不到十年，又重新营缮，为什么从前厌恶它，今天却要仿效它呢？况且今天的财力，怎么能和隋朝相比？陛下役使创伤未愈的百姓，承袭亡隋的弊病，恐怕又要超过隋炀帝了。”太宗对玄素说：“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么比桀、纣怎么样？”

译玄素回答：“如果这项劳役不停，也会同样归于祸乱。”太宗叹息说：“我考虑得不够周全，竟到了这种地步。”回头对房玄龄说：“我认为洛阳地处天下中央，朝贡道路均衡，想使百姓便利，所以让人营建。现在玄素所说确实有道理，应立即为此停止劳役。以后如果因事情到了洛阳，即使露宿也没有关系。”仍然赏赐玄素绢二百匹。秋季七月乙丑日，太宗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是怎样的君主？”二人回答：“隋文帝勤于治理国家，每次临朝有时直到太阳西斜，五品以上官员都召来坐下议论政事，卫士传送饭食供他们进食。他虽然性情并不仁厚，也是一位振作精神、努力治国的君主。”太宗说：“你们只说对了一面，不知道另一面。隋文帝不明察却喜欢事事察看，不明察就会有照不到的地方，喜欢察看就会对人多疑，事情全由自己裁决，不任用群臣。天下如此广大，一天有万般政务，即使劳心劳力，哪里能件件处理得合乎道理？群臣既然知道君主的心意，只会等着决定、接受成命，即使有过失，也没有人敢进谏争辩，这就是隋朝传到二世便灭亡的原因。我则不是这样，选取天下贤能之才，安排在各个官职上，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情，先由宰相关白，经审慎周详、认为妥当后，再奏报给我。有功就奖赏，有罪就惩罚，谁敢不竭尽心力来履行职务？还忧虑天下不能治理好吗？”于是下令给各部门：“从今以后，诏令下达后如果有不便之处，都应当坚持上奏，不得阿谀顺从而不尽己意。”冬季十二月，诸位宰相陪侍宴饮，太宗对王珪说：“你的识见鉴别精通，又善于谈论。对玄龄以下诸人，你应当都加以品评，并且自己说说与你相比如何？”王珪回答：“勤勉为国，知道的事情没有不去做，我不如玄龄。文武兼备，出任将领、入朝为宰相，我不如李靖。陈述奏议详尽明白，出纳诏命恰当允当，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杂、治理艰难的事务，使各种事务都得到办理，我不如戴胄。以君主不能达到尧舜为耻，以进谏争辩为己任，我不如魏征。至于激浊扬清，憎恨坏人、喜爱善人，我相比这几位也有一点长处。”太宗深以为然，众人也都佩服他的确切评论。太宗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太宗说：“如今承接大乱之后，恐怕百姓不容易教化。”魏征回答：“不是这样。长久安定的百姓骄傲放纵，骄纵就难以教化；经历战乱的百姓忧愁困苦，忧苦就容易教化。这就好比饥饿的人容易接受食物，口渴的人容易接受饮水。” 太宗深以为然。封德彝非难说：“三代以来，人心逐渐浇薄奸诈，所以秦朝任用法律，汉朝兼用霸道；大概是想教化百姓却做不到，难道是能够做到却不想做吗？”魏征只是书生，不懂时务，如果相信他的空论，一定会败坏国家。魏征说：“五帝三王并没有更换百姓而实现教化。从前黄帝征讨蚩尤，颛顼诛灭九黎，商汤放逐桀，周武王取代纣，都能亲自实现太平，难道不是承接大乱之后吗？如果说古人淳朴，后来逐渐变得浇薄奸诈，那么到了今天，应当全都变成鬼怪了，君主还怎么治理他们呢？”太宗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贞观元年，关中发生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是一匹绢。二年，天下发生蝗灾。三年，发生大水。太宗勤勉地救济安抚百姓，百姓虽然向东西各方流动求食，却从未叹息怨恨。这一年天下大丰收，流散的人全都回到家乡，一斗米不过三四钱，全年被判死刑的才二十九人。东到大海，南到五岭，家家都不用关闭外门，行旅不用携带粮食，可以在道路上取得所需食物。太宗对长孙无忌说：“贞观初年，上书的人都说君主应当独自掌握威权，不可把权力交给臣下；又说应当显示威武，征讨四方夷族。只有魏征劝我停止武事、修明文教，中原安定后，四方夷族自然会服从。我采用了他的话，如今颉利已经被擒获，他的酋长们都带刀值宿宫禁，部落全都穿戴汉族衣冠，这是魏征的功劳。只是遗憾不能让封德彝看到这一切。”魏征拜谢说：“突厥灭亡，天下安宁，都是陛下的威势和德化所致，我有什么力量呢？”太宗说：“我能够任用你，你能够符合我所任用的职责，那么功劳难道只在我一人吗？”房玄龄奏报：“查阅府库中的铠甲兵器，远远超过隋朝。”太宗说：“铠甲兵器和军事装备，确实不能缺少。”停了一会儿，又说：“隋炀帝的铠甲兵器难道不足吗？最终还是亡了天下。如果你们尽力，使百姓长久安定，这才是我的铠甲兵器。” 五年秋季九月，太宗修缮仁寿宫，改名为九成宫。又准备修建洛阳宫，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进谏，认为战乱离散刚刚结束，百姓困敝，国库空虚；如果营造不停止，公家和私人所耗费的劳力财物，恐怕都承受不了。太宗称赞他说：“戴胄与我并非亲近，只是因为忠诚正直、以国家为重，知道的事情没有不说，所以用官爵来酬答他罢了。”过了很久，最终还是命将作大匠窦璡修建洛阳宫。窦璡开凿池塘、堆筑假山，雕饰得华丽奢靡。太宗发怒，立即命令拆毁，免去窦璡的官职。当初，太宗命群臣议论分封诸侯。魏征议论认为：“如果分封诸侯，那么卿大夫都要依靠俸禄，必然会导致重重征敛。京畿地区的赋税不多，所需财物依靠京畿以外；如果全部用来封给国邑，国家经费就会立即缺乏。况且燕、秦、赵、代都接近外族，如果有紧急警报，调兵要经过内地，难以及时奔赴。”礼部侍郎李百药认为：“国运长短，是天命决定的。尧舜非常圣明，守成却不能使国家长久；汉、魏出身微贱，想拒绝衰亡却不能避免。如今让功臣外戚的子孙都拥有百姓和社稷，换代以后，他们将骄横淫逸、任意妄为，彼此攻战残杀，对百姓的危害尤其深。不如让守令轮流任职。”中书侍郎颜师古认为：“不如分封宗室子弟为王，不让封地过大，并把州县交错安置在其间，使它们互相牵制，各自守卫疆界、协力同心，足以扶助京城。为他们设置属官，全部由尚书省各司选用；除法令规定外，不得擅自施加威势和刑罚。朝贡礼仪都制定成条文，确定这一制度，万代都不会有忧患。”十一月丙辰日，下诏：“皇室宗室以及有功贤能之臣，应当让他们镇守藩部，把这些安排留给他们的子孙；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不得任意贬黜免职。有关部门明确制定条例，确定等级后上报。”

译冬季十二月，太宗对侍臣说：“我认为死刑极其重大，所以命令三次复奏，大概是想让人充分反复考虑。但有关官署在很短时间内，三次复奏就已经完成了。古代处决犯人时，君主还要为此撤去音乐、减少膳食。我宫中没有常设的音乐，但常常因此不吃酒肉，只是还没有形成明文法令。再说各部门审断案件，只依据法律条文，即使案情有值得怜悯之处，也不敢违法，其中难道能完全没有冤屈吗？”丁亥日，制定制度：判决死囚，须在两天之内五次复奏；下达给各州的死刑案件，须三次复奏。行刑当天，尚食不得进献酒肉，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得奏乐，并都命门下省复核审视。凡依法应当处死而案情值得怜悯的，记录案情上报。由此保全生命的人很多。所谓五次复奏，是在行刑前一两天到行刑当天，再复奏三次；只有犯谋反、谋大逆等恶逆之罪的，只复奏一次。太宗对执政大臣说：“我常常担心因为喜怒而妄自施行赏罚，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进谏。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进谏，不可以因为是自己所想要的，就厌恶别人违背它。如果自己都不能接受进谏，怎么能够劝谏别人呢？” 康国请求归附，太宗说：“前代帝王喜欢招纳遥远地区，以求获得使远方归服的名声，对实际使用没有益处，反而使百姓疲困。如今康国归附，如果遇到急难，按道义不能不救；军队行进万里，难道不会疲劳吗？使百姓劳苦来取得虚名，我不这样做。”于是没有接受。太宗对侍臣说：“治理国家如同治病，病虽然痊愈，更应当继续防备。如果突然放纵自己，疾病再次发作，就无法挽救了。如今中原幸而安定，四方夷族都已服从，确实是自古少有的事。然而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只怕不能善始善终，所以想多听你们进谏争辩。魏征说：‘内外安定，臣并不因此高兴，只为陛下能够居安思危而高兴。’太宗曾和侍臣谈论审判案件，魏征说：‘隋炀帝时曾发生盗窃案，炀帝命令于士澄逮捕盗贼，只要稍有嫌疑，都拷打审讯，逼取口供，共有二千多人，炀帝全都命令处斩。大理丞张元济觉得人数太多，试着查寻案情，其中只有五人曾经做过盗贼，其余都是平民百姓；但他最终不敢坚持上奏，结果全部被杀。’太宗说：‘这难道只是因为隋炀帝无道吗？他的臣子也没有完全尽忠。君臣如此，怎么能不亡国？你们应当以此为戒。’ 六年春季正月，文武百官请求举行封禅。太宗说：“你们都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大事业，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如果天下太平，家家富足，即使不举行封禅，又有什么妨害呢？从前秦始皇举行封禅，而汉文帝不举行封禅，后世难道会因为文帝的贤能不如始皇吗？况且祭祀上天只要清扫地面举行祭祀，为什么一定要登上泰山山顶，封起几尺高的土，然后才可以表达诚敬呢？”群臣仍不停地请求，太宗也想答应。魏征独自认为不可以。太宗说：“你不想让我举行封禅，是因为功业还不高吗？”魏征说：“高了。”“德行还不厚吗？”“厚了。”“中原还没有安定吗？”“安定了。”“四方夷族还没有服从吗？”“服从了。”“年成和谷物还不丰收吗？”“丰收了。”“祥瑞还没有到来吗？”“到来了。”“那么为什么不能举行封禅？”魏征回答：“陛下虽然具备这六点，但承接隋末大乱之后，户口还没有恢复，仓廪仍然空虚，而车驾向东巡行，千乘万骑，沿途供给和停驻的劳费，不容易承受。况且陛下举行封禅，万国都会聚集，远方夷族的君长也都应当随从。如今从伊水、洛水以东直到大海、岱山一带，炊烟还很稀少，灌木荒草一望无际；这就是把戎族引入腹地，向他们显示虚弱。何况赏赐财物无法计算，也未必能满足远方人的愿望；连续多年免除赋役，也抵偿不了百姓的劳苦。崇尚虚名而承受实际祸害，陛下要它有什么用呢？”适逢黄河以南、以北数州发生大水，此事于是搁置。三月，长乐公主将要出嫁。太宗因为公主是皇后所生，特别宠爱她，命有关部门置办的嫁妆加倍于永嘉长公主。魏征进谏说：“从前汉明帝想给皇子封王，说：‘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相比？’于是都只封给楚王、淮阳王的一半。如今置办公主的嫁妆加倍于长公主，难道不是和明帝的意思相反吗？”太宗认为他说得对。魏征入内告诉皇后，皇后叹息说：“我多次听陛下称赞魏征，却不知道原因。如今看到他援引礼义来抑制君主的私情，才知道他真是国家的忠臣。我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承受陛下曲加的恩宠礼遇，每次说话都必先观察脸色，不敢轻易触犯威严。何况魏征作为疏远的臣下，竟能这样直言抗争，陛下不可不听从。”于是请求派中使带钱四百缗、绢四百匹赏赐魏征，并且对他说：“听说您正直，如今才亲眼见到，所以用这些赏赐您。您应当常常保持这颗心，不要改变。”太宗有一次退朝后，发怒说：“我一定要杀掉这个田舍翁。”皇后问说的是谁，太宗说：“魏征。他每次都在朝廷上羞辱我。”皇后退下，穿好朝服，站立在庭院中。太宗惊讶地问她为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下才会正直；如今魏征正直，正是因为陛下英明。我怎敢不向陛下道贺。”太宗于是高兴起来。秋季七月辛未日，在丹霄殿宴请三品以上官员。太宗从容地说：“朝廷内外安定，都是公卿们的力量。不过，隋炀帝的威势曾施加于夷狄华夏，颉利占有北方荒远地区，统叶护雄踞西域，如今却都覆灭了。这是我和各位亲眼见到的，不要以强盛自矜而自满。” 闰月乙卯日，太宗在丹霄殿宴请近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征从前是仇敌，没想到今天能够共同参加这场宴会。”太宗说：“魏征、王珪都尽心办事，所以我任用了他们。不过魏征每次进谏，我不采纳时，我同他说话，他总是不回答，为什么？”魏征回答：“臣认为事情不可行，所以进谏。如果陛下不采纳，而臣又回答您，那么事情就会施行，因此不敢回答。”太宗说：“先答应下来，然后再进谏，又有什么妨害？”魏征回答：“从前舜告诫群臣说：‘你们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又另有议论。’臣心里明知不对，口头上却答应陛下，就是当面顺从，难道是稷、契侍奉舜的本意吗？”太宗大笑说：“人们说魏征举止疏慢，我看他反而更加妩媚可爱，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魏征起身拜谢说：“陛下使臣能够直言，所以臣得以竭尽愚见。如果陛下拒绝而不接受，臣哪里敢多次触犯您的脸色呢？” 戊辰日，秘书少监虞世南上呈《圣德论》。太宗亲自下诏答复说：“你的论述评价太高了，我哪里敢比拟上古圣王？只是和近世帝王相比，稍微胜过一些罢了。然而你只看到了开头，不知道结局。如果我能始终像开始时那样谨慎，那么这篇文章可以流传；如果不是这样，恐怕只会使后世讥笑你。”

译冬季十二月癸丑日，太宗与侍臣讨论国家安危的根本。中书令温彦博说：“臣恭敬地希望陛下常常像贞观初年一样，那就好了。”太宗说：“我近来懈怠于处理政事吗？”魏征说：“贞观初年，陛下的志向在于节俭，不知疲倦地求取进谏；近来营建修缮稍微多了些，进谏的人也常常遭到触犯忌讳的对待，这就是不同之处。”太宗拍掌大笑说：“确实有这件事。”太宗对侍臣说：“我近来处理政事，有时不能完全依照法律制度，你们认为事情小，便不再坚持上奏。事情没有不是由小事发展成大事的，这正是危险灭亡的开端。从前关龙逢忠诚进谏而死，我常常为此痛惜。隋炀帝骄横暴虐而灭亡，这是你们亲眼见到的。你们应当常常替我思考隋炀帝灭亡的原因，我也常常替你们想到关龙逢死亡的教训，还担心君臣不能相互保全吗？”太宗对魏征说：“任用官员选择人才，不可仓促。任用一个君子，君子就会纷纷到来；任用一个小人，小人就会争相进用。”魏征回答：“是这样。天下还没有平定时，只选取人的才能，不考察他的品行；大乱平定以后，就必须才能和品行兼备才可以任用。”贞观七年冬季十二月，太宗问魏征：“群臣上书时有些内容很值得采纳，等召来面对面回答，却常常语无伦次，为什么？” 魏征回答：“臣观察各部门上奏日常事务，往往要思考几天；等到陛下面前，三分之一都说不出来。何况进谏会触犯陛下的心意和忌讳，如果不是陛下宽容他们的言辞和脸色，他们哪里敢把真实情况全说出来呢？”太宗因此对待群臣的言辞和脸色更加温和，曾说：“隋炀帝多疑猜忌，临朝面对群臣时常常不说话。我则不是这样，同群臣亲近得如同一体。” 贞观八年冬季十二月，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说：修建洛阳宫，使百姓劳苦；收取地租，征敛过重；民间流行高发髻，大概是受宫中风气影响。太宗发怒，对房玄龄等说：皇甫德参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税，宫人全都没有头发，这才符合他的心意吗？于是想治他诽谤讥刺的罪。魏征进谏说：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说，有一件事值得痛哭，有两件事值得流泪。自古以来，上书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所谓狂夫的话，圣人也会有所选择。请陛下裁察。太宗说：如果我治罪这个人，谁还敢说话？于是赏赐绢二十匹。后来魏征进奏说：陛下近来不喜欢直言，虽然勉强宽容，却不像从前那样豁达。太宗于是又加厚赏赐，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九年春季三月，太宗对魏征说：“齐后主、周天元都重重征敛百姓，优厚供养自己，力量耗尽而灭亡。这就像贪吃的人自己吞食自己的肉，肉吃光了也就死了，多么愚蠢啊！不过，这两个君主谁优谁劣？”魏征回答：“齐后主懦弱，政令出自多个方面；周天元骄横暴虐，威势和福祸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虽然同样是亡国之君，齐后主尤其恶劣。”十年秋季八月丙子日，太宗对群臣说：“我开辟直言的道路，是为了有利于国家；但近来上密封奏事的人大多揭发别人的琐碎事情。从今以后再有这样做的，我将按照诬陷他人的罪来惩处。” 冬季十二月，魏王受到太宗宠爱。有人说三品以上官员大多轻视魏王，太宗发怒，召来三品以上官员，变了脸色责备他们说：“隋文帝时，一品以下的官员都被诸王压制欺辱，他们难道不是天子的儿子吗？我只是没有听任诸王任意横行罢了。听说三品以上官员都轻视魏王，如果我放纵他，难道不能折辱你们吗？”房玄龄等人都惶恐流汗，拜谢认错。唯独魏征神色严肃地说：“臣私下推测，当今群臣一定没有敢轻视魏王的人。按照礼制，君臣和父子在身份上是同一类关系。春秋时，王室使者地位虽低，也排列在诸侯之上。三品以上都是公卿，是陛下所尊礼的人。如果纲纪大坏，当然另当别论；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魏王一定没有侮辱群臣的道理。隋文帝骄纵他的儿子们，使他们多行无礼，最终全都被诛灭，这又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呢？”太宗高兴地说：“这是道理说到极点的话，不得不服。我因为偏爱而忘了公义，刚才的愤怒自以为没有疑问，听到魏征的话，才知道自己理亏。君主说话，怎么能轻率呢？”太宗又说：“法令不可屡次改变，屡次改变就会烦琐，官长不能全部记住，而且前后相互差异，官吏便可以借此作奸。从今以后，改变法令都应当详细谨慎地施行。” 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书说：“宣州、饶州发现大量银矿，每年开采可以得到数百万缗。”太宗说：“我尊贵地位是天子，所缺少的并不是财物，只遗憾没有有益于百姓的好建议。与其多得到数百万缗，哪里比得上得到一个贤才？你从未推荐过一个贤才，也没有黜退一个不肖之人，却专门谈论征收银税的利益。从前尧舜把玉璧弃置在山中，把珍珠投入山谷；汉朝的桓帝、灵帝才聚敛钱财作为私藏。你是想把我当作桓帝、灵帝吗？”当天，贬黜权万纪，让他回家。十一年春季正月，太宗修建飞山宫。庚子日，特进魏征上疏，认为隋炀帝依仗富强，没有预料后患，穷奢极欲，使百姓困苦，最终死于别人之手，国家也变成废墟。陛下拨乱反正，应当惩戒隋朝失败的原因，思考我朝成功的原因，拆除隋朝高大的宫宇，安居于简陋宫室。如果利用旧有基础扩大规模，承袭旧制而增加装饰，那就是以一种祸乱替换另一种祸乱，灾祸一定会到来；祸患难以取得而容易失去，难道可以不加思考吗？太宗曾问大理卿刘德威：“近来刑法的罗网稍微严密了，为什么？”刘德威回答：“这在于君主，不在于群臣。君主喜欢宽大，刑法就宽；喜欢严急，刑法就严。法律规定，错判无罪的人，减三等处罚；错放有罪的人，减五等处罚。如今错判无罪的人没有责任，错放有罪的人反而会获更重的罪，所以官吏各自只求免罪，争相援引苛深的法律，并不是有人教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害怕获罪罢了。陛下如果一概依法律裁断，这种风气立即就会改变。”太宗很高兴，听从了他。由此审断案件公平允当。二月，太宗到显仁宫，官吏因为储备物资不足而受到谴责。魏征进谏说：“陛下因为储备物资而责罚官吏，臣恐怕他们互相迎合效仿，日后百姓将无法生活，这恐怕不是巡幸的本意。从前隋炀帝暗示郡县进献食物，按照食物丰盛或俭薄来决定赏罚，所以天下背叛了他；这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为什么还要效法呢？” 太宗惊讶地说：“如果不是你，我还听不到这些话。”于是对长孙无忌等说：“我从前经过这里，买饭吃，租房住；如今供给和停驻竟然这样，怎么还能嫌不足呢？”三月庚子日，太宗在洛阳宫宴饮，在西苑泛舟积翠池，回头对侍臣说：“隋炀帝修建这座宫苑，因而同百姓结怨，如今全都归我所有，正是因为宇文述、虞世基、裴蕴之流，对内阿谀奉承，对外蒙蔽君主的聪明，才造成这样的结果；难道不可以引以为戒吗？”

译夏季四月己卯日，魏征上疏，认为君主善于开创的多，能够善于守成的少，难道是取得天下容易而守住天下困难吗？大概是因为处在深重忧患中就会竭尽诚意、尽力听取臣下意见；处在安逸中就会骄纵放肆、轻视万物。尽力听取臣下意见，胡人与越人也会同心；轻视万物，连亲属也会离心失德。即使以威怒震慑他们，他们也只是表面顺从、内心不服。因此，君主如果见到可贪求的事物，就应想到知足；将要兴建修缮，就应想到适可而止；处于高位和危险之中，就应想到谦逊自处；面对满盈，就应想到收敛减损；遇到安逸享乐，就应想到节制；处在宴饮安乐中，就应想到后患；担心受到蒙蔽，就应想到广泛接纳意见；憎恶奸邪，就应想到端正自己；施行爵禄赏赐，就应想到不要因喜爱而赏赐越级；施行刑罚，就应想到不要因愤怒而滥用。兼备这十种思考，再选贤任能，完全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心劳身来代替各部门的职责呢？五月壬申日，魏征上疏，认为陛下想把事情做好的志向，不如从前；听到过错必定改正，也比过去稍有减退。谴责和处罚逐渐增多，威怒也稍微严厉，这才知道富贵并不必然导致骄傲，富有也不必然导致奢侈，这并不是空话。况且把隋朝府库、仓廪、户口、甲兵的盛况拿来同今天相比，哪里能够相提并论？然而隋朝凭借富强妄动而陷于危险，我朝凭借寡弱安静自守而获得安定。安危的道理，清清楚楚就在眼前。从前隋朝还没有发生动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还没有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所以赋税徭役没有穷尽，征伐没有停止，直到灾祸将要临身还没有醒悟。观察形体没有什么比得上止水，借鉴失败没有什么比得上亡国。臣恭敬地希望陛下以隋朝为镜鉴，去掉奢侈而遵从俭约，亲近忠臣而疏远奸佞；趁今天没有战事，实行从前的恭敬节俭，那么就尽善尽美，确实没有什么可以再称道的了。取得天下实际很难，守住天下却相对容易。陛下既然能够做到难做到的事，难道不能保住容易保住的事吗？秋季七月，魏征上疏，认为文子说过：‘说同样的话却得到信任，信任在言语之前；发布同样的命令却能实行，诚信在命令之外。’自从王道显明已有十多年，然而德化还没有普遍贯彻，是因为对待臣下的心意还没有完全做到诚信。如今建立政令、达到治理，一定把事情委托给君子；事情有得失，却有时去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恭敬却疏远；遇到小人，轻慢却亲狎。亲狎则小人的话没有不说的，疏远则君子的实情不能上达。具有中等智慧的人，难道没有一点小聪明？但才能不能治理国家，谋虑不能达到长远，即使竭尽力量和诚意，仍不免失败；何况内心怀有奸邪，其祸患难道不更深吗？即使是君子，也不能没有小过失，只要不损害正道，就可以略过不计。既然称他为君子，却又怀疑他不可信，这和竖立一根直木却怀疑它的影子是弯的有什么不同？陛下如果确实能够慎重选择君子，以礼相待并信任他们，还忧虑什么不能治理好呢？否则，危亡的期限就不能保证了。太宗赐手诏褒奖说：“从前晋武帝平定吴国以后，志意骄惰，何曾位居三公九卿，却不能直言进谏，只能私下对后代说，自夸自己的见识，这是最大的不忠。得到你的进谏，我知道自己的过错了，应当把它放在几案上，和弦、韦二物相提并用，作为警戒。”乙未日，车驾返回洛阳，下诏洛阳宫被水毁坏的地方只稍加修缮，刚好能够居住；宫外的其他木材，供给城中毁坏房屋的人。命令百官各自上密封奏事，极力陈述我的过错。壬寅日，废除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把物资供给遭受水灾的人。八月甲子日，太宗对侍臣说：“上密封奏事的人都说我游猎太频繁；如今天下没有战事，但武备不能忘。我有时和身边的人在后苑打猎，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又有什么妨害呢？”魏征说：“先王只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陛下既然让他们上密封奏事，正应当让他们尽情陈述。如果他们说得有可取之处，当然有益于国家；如果没有可取之处，也没有损失。” 太宗说：“你的话是对的。”于是慰劳他们后遣送离去。侍御史马周上疏，认为三代以及汉朝，国祚长的有八百年，短的也不少于四百年，实在是因为以恩德结交人心，百姓不能忘记，所以如此。此后以来，国祚长的不过六十年，短的才二十多年，都是因为对百姓没有恩德，根本不牢固，所以如此。陛下应当发扬禹、汤、文王、武王的功业，为子孙建立万代的根基，哪里能只维持当代而已？如今的户口不到隋朝的十分之一，而服役的人中，哥哥离去、弟弟回来，道路上接连不断。陛下虽然下恩诏让他们减少劳役，但营造修缮不停止，百姓怎么能得到休息？所以有关部门只是徒然发布文书，实际上没有效果。从前汉文帝、景帝恭敬节俭，休养百姓，汉武帝承受他们留下的富足基础，所以能够穷奢极欲而不至于立即乱亡。假如汉高祖以后就传位给汉武帝，汉朝怎么能长久存在呢？而且京师和四方所制造的皇帝车驾器物用品，以及诸王、妃嫔、公主的服饰，议论的人都不认为是节俭。天还未明就努力使国家显明，后世尚且会懈怠。陛下年轻时生活在民间，知道百姓疾苦，尚且还这样，何况皇太子生长在深宫，没有经历外间事务，陛下万年之后，这本来就是圣明之主应当忧虑的事。臣观察自古以来，百姓愁苦怨恨，聚集起来成为盗贼，他们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君主即使想追悔改正，也不能恢复完整，所以应当在还可以修正的时候修正，不能等到已经失去之后才后悔。幽王、厉王曾经讥笑桀、纣，隋炀帝也曾经讥笑周朝、齐朝，不能让后世讥笑今天，像今天讥笑隋炀帝一样。贞观初年，天下饥荒歉收，一斗米价格是一匹绢，但百姓不怨恨，因为知道陛下忧虑百姓、始终没有忘记。如今连续几年丰收，一匹绢可以买十多斛粮食，百姓却怨声不断，因为知道陛下不再挂念他们，多营造不急需的事务。自古以来，国家兴亡不在于积蓄多少，而在于百姓是困苦还是安乐。况且以近来的事情验证，隋朝把粮食储存在洛口仓，李密便凭借它起兵；东都积存布帛，王世充便凭借它取得资助；西京府库也曾被国家使用，到今天还没有用尽。积蓄固然不能没有，但应当等百姓有余力之后再征收，不可强行聚敛来资助盗贼和敌人。以节俭来使百姓得到休息，陛下已经在贞观初年亲自实行；如今实行它，本来并不困难。陛下如果一定要谋求长久之计，不必远求上古，只要像贞观初年那样，天下就非常幸运了。陛下宠爱优待诸王，其中颇有过分厚重的，万代以后不可不深思。况且魏武帝宠爱陈思王，到魏文帝即位后，却囚禁诸王，只是没有给他们戴上枷锁罢了。这样看来，魏武帝宠爱他们，恰恰成了使他们受苦的原因。”

译此外，百姓能否得到治理安定，只在于刺史、县令；如果选用得人，陛下就可以端坐而无为。如今朝廷只重视京官而轻视州县官的选任，刺史多任用武人，或者京官不称职才补任外官，边远地区用人更加轻率，所以百姓不能安定，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疏奏上报，太宗称赞良久。后来对侍臣说：“刺史我应当亲自选任，县令应当诏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自推荐一人。”冬季十月，太宗在洛阳苑打猎，有一群野猪从林中冲出，太宗拉弓四次，射死四头。有一头野猪冲到马镫前，民部尚书唐俭跳下马来搏斗，太宗拔剑斩杀野猪，回头笑着说：“天策长史，你没看见上将军击贼吗？为什么害怕得这样厉害？”唐俭回答：“汉高祖在马上取得天下，却不在马上治理天下。陛下凭神武平定四方，难道还要在一头野兽身上逞强吗？”太宗很高兴，因此停止打猎。不久，加授唐俭为光禄大夫。十二年春季三月辛亥日，著作佐郎邓世隆上表请求编集太宗的文章。太宗说：“我的辞令如果有益于百姓，史官都已经记录，足以流传不朽；如果没有益处，编集它有什么用？梁武帝父子、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流传于世，对挽救灭亡有什么帮助？君主所忧患的是没有德政，文章有什么用呢？”于是没有答应。丙子日，因为皇孙出生，在东宫宴请五品以上官员。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经营天下，是玄龄的功劳；贞观以来，纠正过失、整治错误，是魏征的功劳。”于是都赏赐他们佩刀。太宗对魏征说：“我的政事比往年如何？”魏征回答：“陛下的威势和德化所达到的地方，比贞观初年差远了；使人喜悦服从，也比不上那时。”太宗说：“远方畏惧威势、仰慕德化，所以前来归服；如果不如从前，凭什么能做到这样？”魏征回答：“陛下过去以天下没有治理好为忧虑，所以德义每天都有更新；如今以天下已经治理为安定，所以不如从前。”太宗说：“如今所做的仍然和往年一样，为什么会不同？”魏征回答：“陛下在贞观初年，担心别人不进谏，常常引导他们使其发言；后来即使高兴也采纳他们的意见；现在则不是这样，虽然勉强听从，仍然面有难色，这就是不同。” 太宗说：“这些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吗？”魏征回答：“陛下从前想杀元律师，孙伏伽认为依法不应处死，陛下便把兰陵公主的园林赐给他，价值一百万。有的人说赏赐太厚，陛下说：‘我即位以来还没有进谏的人，所以赏赐他。’这就是引导他们发言。司户柳雄妄称隋朝资产，陛下想杀他，接受戴胄的进谏后停止，这是高兴地听从进谏。近来皇甫德参上书劝谏修建洛阳宫，陛下对他发怒，虽然因臣进言而停止，也是勉强听从。”太宗说：“不是你，没有人能说到这个地步；只是这个人苦于自己不知道罢了。” 秋季九月甲寅日，太宗问侍臣：“帝王开创基业和守成，哪一件更难？”房玄龄说：“天下初创之时，与群雄一同起兵，较量力量后才使他们臣服，开创基业很难。”魏徵说：“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不是在艰难中取得天下，却在安逸中失去天下的，所以守成更难。”太宗说：“玄龄和我共同取得天下，经历百死才得一生，所以知道创业的艰难；魏徵和我共同安定天下，常常担心富贵会滋生骄奢，祸乱会因忽视小事而发生，所以知道守成的艰难。不过，创业的艰难已经过去了；守成的艰难，正应当和诸位慎重面对。”房玄龄等拜谢说：“陛下有这样的认识，是天下人的福分。”贞观十三年春二月，太宗已经下诏令宗室和群臣世袭封为刺史，左庶子于志宁认为古今情况不同，恐怕不是长久安定的办法，便上疏争论。侍御史马周也上疏，认为：“尧、舜这样的圣王，也有朱丹、商均这样的儿子；倘若让孩童继承官职，万一骄横愚昧，百姓就会遭受他的祸害，国家也会因此失败。若一定要断绝这种世袭，子文治理楚国的功业还在；若一定要保留它，栾黡的罪恶已经显现。与其让祸害施加于现存的百姓，不如割舍对已经死去的一个臣子的恩情，这一点是很明白的。这样说来，先前所谓爱护他们，恰恰成了伤害他们。臣认为，应当给他们封地，登记并酌定他们的户邑；如果其中确有才能和品行出众的，就根据才器授予官职，使本人能够承受皇帝的厚恩，而子孙也能终身享受福禄。”房司空、赵州刺史长孙无忌等人都不愿前往封国，上表坚决推辞，说：“自从承受恩命以来，形影相吊，仿佛行走在春冰之上；宗族亲戚忧惧不安，如同置身汤火之中。远想三代的封建制度，大概是因为当时力量不足以控制诸侯，于是便利用封建来巩固统治，礼乐制度和仪节规范，多数也不是天子亲自制定的。两汉废除侯国而设置郡守，革除从前的弊病，确实很符合时宜。如今如果因为臣等而再次改变制度，恐怕会扰乱圣朝的纲纪。况且后世愚昧而不肖的继承人，有的会触犯国法，自取诛灭；再因延续世袭爵禄的赏赐，反而造成灭绝的祸患，实在令人哀怜。愿陛下停止这项汗出如雨般的诏令，赐给他们保全性命的恩典。”长孙无忌又借着他的儿媳长乐公主向太宗坚决请求，并说：“臣披荆斩棘侍奉陛下，如今天下已经安宁统一，为什么还要把臣抛弃到外州，这和迁徙有什么区别？”太宗说：“割地封赏功臣，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我的意思是想让您的后代辅佐我的子孙，使这份事业世代长久相传。可是你们反而再次发言表示怨望，难道我会强迫你们接受封地吗？” 庚子日，下诏停止世袭刺史。夏季五月发生旱灾，甲寅日，下诏令五品以上官员上报密封奏事。魏徵上疏，认为：“陛下的志向功业与贞观初年相比，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的地方共有十条。其中一条是，近年来轻易使用民力，却说百姓没有事务就会骄傲放纵，劳役他们就容易驱使。自古以来从未有因为百姓安逸而失败、因为百姓劳苦而安定的道理。这恐怕不是振兴国家最正确的言论。”太宗深加赞叹，说：“我已经把它列在屏风上，早晚都要瞻仰，并且抄录交给史官。”于是赏赐魏徵黄金十斤、厩马二匹。

译冬季十一月戊辰日，尚书左丞刘洎任黄门侍郎，参知政事。贞观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认为朝廷群臣中承担枢机重任的人，虽然授予的责任很重，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并不深厚，因此有的人会自我怀疑，心里只求敷衍苟且。陛下对大事宽缓，却对小罪急切，临事时责怒臣下，难免受到个人爱憎的影响。把大体委托给大臣，把小事责成小臣，这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如今授予官职时，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一旦发生事情，却相信小臣而怀疑大臣。相信被轻视的人，怀疑被重视的人，还想求得天下大治，怎么可能呢？如果任命大臣担任高官，却专门追究他的细小过失，刀笔小吏就会顺应风向，舞弄文法，曲意构成他的罪过。他为自己申辩，便认为他心里不服罪；他不申辩，又认为他所犯的罪都是真的。进退两难，无法自我说明，于是人人只求免祸，矫饰虚伪便会成为风气。”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了天下，但守住它十分困难。”魏徵回答：“臣听说，战胜容易，守住胜利很难。陛下能说出这样的话，是宗庙社稷的福分。”右庶子张玄素年轻时曾任刑部令史，太宗曾当面对朝臣问他：“你在隋朝担任什么官？” 张玄素回答：“县尉。”太宗又问：“在担任县尉以前任什么官？”回答：“流外官。”太宗又问：“属于哪个曹司？”玄素以此为耻，走出阁门后几乎不能行走，脸色像死灰一样。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认为君主能够以礼对待臣下，臣下才能竭尽力量。玄素虽然出身寒微，陛下看重他的才能，提拔到三品官，让他辅佐皇太子，怎么可以又在群臣面前追问他的门第出身，抛弃过去的恩情，造成他一时的羞辱，使他郁结于心？这样以后凭什么要求他守持节义、以死尽忠呢？”太宗说：“我也后悔问了这件事。你的奏疏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褚遂良是褚亮的儿子。孙伏伽和玄素在隋朝都任令史，孙伏伽有时在众人聚集的场合自行讲述过去的经历，一点也不隐瞒。议论政事的人多请求太宗亲自阅览奏表，以防止下情不能上达。太宗拿这件事询问魏徵，魏徵回答：“这些人不懂大体，若一定要让陛下一件件亲自处理，难道不只是朝廷的事，州县的事也要亲自处理吗？” 贞观十五年秋七月丙子日，太宗指着殿屋对侍臣说：“治理天下，就像建造这座屋子，结构营造完成以后，不要屡次改动迁移。假如更换一根椽子，扶正一片瓦，踩踏摇动，必然会有所损坏。如果贪慕奇功，改变法度，不能恒久保持德行，劳民扰民就会很多。”冬十二月，太宗问魏徵：“近来朝臣为什么很少议论政事？”魏徵回答：“陛下虚心采纳意见，一定会有人进言。只是臣下中徇公忘私的人少，爱惜自身的人多，他们因为害怕获罪，所以不敢说话。”太宗说：“确实如此。臣下进言触犯君主威严，动不动就会遭到刑罚诛杀，这和赴汤蹈火、冒着刀刃有什么不同呢？所以禹拜受昌言，实在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房玄龄、高士廉在路上遇到少府少监窦德素，问北门附近最近在营造什么，窦德素把这件事奏告太宗。太宗发怒，责备房玄龄等说：“你们只知道南牙的政事，北门的小规模营造，关你们什么事？”房玄龄等拜谢。魏徵进言说：“臣不知道陛下为什么责备玄龄等，玄龄等又有什么可谢罪的。玄龄等是陛下的股肱和耳目，朝廷内外的事情没有不应该知道的。假如所营造的是对的，就应当帮助陛下完成；假如是不对的，就应当请求陛下停止。向有关官署询问，这在道理上本来就应该如此；臣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可责备，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罪可谢罪。”太宗听后十分惭愧。太宗曾临朝对侍臣说：“我作为君主，常常兼任将相的职务。”给事中张行成退朝后上书，认为：“禹不夸耀自己的功劳，天下人却没有谁能和他争功。陛下拨乱反正，群臣确实不足以仰望您的光辉，但也不必在临朝时说出来。以万乘之尊，竟然和群臣比较功劳、争论才能，臣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这样做。”太宗非常赞许他的意见。贞观十六年夏四月壬子日，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还知道起居注中记载的内容，可以让我看看吗？”回答：“史官记载君主的言语行动，详尽记录善恶，希望君主因此不敢做错事，从未听说君主亲自取来观看的。”太宗说：“如果我有不善之处，你也记下来吗？”回答：“臣的职务就是执笔记录，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说：“即使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住。”太宗说：“确实如此。”秋七月戊午日，任命长孙无忌为司徒，房玄龄为司空。特进魏徵生病，太宗亲自下诏询问，并说：“几天没有见到你，我的过失就多了。现在想亲自去看你，又怕反而增加你的劳累；如果你有什么听到或看到的事情，可以密封奏状送来。”魏徵上言：“近来弟子欺凌老师，奴婢轻慢主人，下面的人轻视上面的人，都是有所图谋才这样，逐渐发展下去就不能助长。”又说：“陛下临朝时常把大公无私挂在嘴边，退朝后实行起来，却不免偏私，有时害怕别人知道，便横加威怒，想掩盖反而更加显露，这样争强好胜又有什么好处？”魏徵的住宅没有正堂，太宗命令停止建造小殿，把材料拿来为他修建正堂，五天就建成了，又赐给他白色屏风、白色褥子、几案、手杖等物，以满足他的崇尚简朴。魏徵上表谢恩，太宗亲自下诏说：“我把你安置到今天这个地位，大概是为了百姓和国家，难道是为了我个人吗？有什么值得过分道谢的？”冬十一月壬申日，太宗说：“我是百姓的君主，想让他们都富贵。如果用礼义教导他们，使年少的敬重年长的，妇人敬重丈夫，那么他们就都尊贵了。减轻徭役，减少赋税，使他们都能经营自己的产业，那么他们就都富裕了。如果家家给足、人人丰足，我即使不听管弦乐器，内心也会感到快乐。”高祖进入关中时，隋朝武勇郎将冯翊人党仁弘率领二千余人，在蒲坂归附高祖，跟随高祖平定京城，不久被授任陕州总管。大军向东征讨时，党仁弘转运粮饷从未中断，历任南宁、戎州、广州都督。党仁弘有才干谋略，所到之处都留下声誉和功绩，太宗十分器重他。但他本性贪婪，离任广州都督后被人告发，贪赃一百多万，按罪应当处死。太宗对侍臣说：“我昨天看到大理寺五次奏请诛杀仁弘，怜惜他头发已经白了还要受刑。正吃午饭时，便命人撤去食案；可是替他寻求生路，最终还是找不到。现在我想曲法宽赦他，请你们替他求情。”十二月壬午朔日，太宗又召五品以上官员到太极殿前，对他们说：“法律，是君主从上天那里接受的，不可以因为私情而失去信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译如今我因为私下偏爱党仁弘而想赦免他，这是扰乱法律。上天在上，我有负于它，我想在南郊铺藁草席跪坐，每天进食一次蔬食，向上天谢罪三天。”房玄龄等都说：“生杀大权，是君主所专有的，何至于这样自我贬抑责罚？”太宗不答应，群臣在朝廷中叩头坚决请求，从早晨一直到太阳西斜，太宗才下亲笔诏书，自称：“我有三项罪过：知人不明，这是第一项；因私情扰乱法律，这是第二项；善人没有得到奖赏，恶人没有受到诛罚，这是第三项。”因为诸位坚持劝谏，也依从先前的请求，于是贬党仁弘为庶人，迁徙到钦州。太宗问侍臣：“自古以来，有时君主昏乱而臣下治理得好，有时君主治理得好而臣下作乱，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好？”魏徵回答：“君主治理得好，善恶、赏罚就会恰当，臣下怎么能作乱？假如君主治理不好，放纵暴虐、拒绝劝谏，即使有贤良的臣子，又能施展什么呢？”太宗说：“齐文宣帝得到杨遵彦，难道不是君主昏乱而臣下治理得好吗？”回答：“杨遵彦只是有才能挽救灭亡罢了，哪里称得上治理得好呢？” 贞观十七年春正月，郑文贞公魏徵去世。太宗不停地思念魏徵，对侍臣说：“人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古代作镜子，可以看见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知道得失。魏徵去世，我失去了一面镜子。”二月壬午日，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舜制作漆器时，进谏的人有十多个，这有什么值得进谏的？”回答：“奢侈是危亡的根源。漆器制作不停止，就会进一步用金玉制作。忠臣爱护君主，一定会防止祸患从细微处发展。如果祸乱已经形成，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进谏的了。”太宗说：“确实如此。我有过错，你也应当在它刚开始时进谏。我看前代帝王拒绝劝谏的很多，有的说‘事情已经做了’，有的说‘已经答应了’，最终都不肯改正；像这样，想要没有危亡，能办得到吗？”当时皇子中任都督、刺史的很多都还年幼，褚遂良上疏，认为：“汉宣帝说：‘和我共同治理天下的，大概只有贤良的二千石官吧。’如今皇子年幼，还不懂得处理政务，不如有的留在京师，教他们经学，等他们长大后再派遣出去。”太宗认为有道理。丁未日，太宗说：“君主只有一颗心，可是攻击它的人非常多。有的凭借勇力，有的凭借口才，有的凭借谄媚，有的凭借奸诈，有的凭借嗜好欲望，从四面八方聚集来攻击它，各自都想表现自己，以求取得宠爱和俸禄。君主稍一懈怠而接受其中任何一种诱惑，危亡就会随之而来，这就是做君主困难的原因。” 起初，太宗对监修国史房玄龄说：“前代史官所记载的史书，都不让君主看，为什么呢？”回答：“史官不虚夸美化，也不隐瞒恶行；如果君主看见，必然会发怒，所以不敢进献。”太宗说：“我的想法和前代帝王不同，想亲自看看国史，知道从前的过错，作为后来人的鉴戒。你可以编撰整理后呈给我。”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圣德在身，所作所为没有过失，史官记述的事情，按道理都应归于完美；陛下即使亲自阅览起居注，也不会有什么不当。如果把这种做法传给子孙，臣私下恐怕曾孙、玄孙以后，或许不是上等聪明的人，便会粉饰过错、掩盖短处，史官一定免不了受刑诛杀。这样一来，史官没有不迎合风气、顺从意旨，以保全自身、远离祸害的；经过悠长的千年之后，还有什么史书可以相信呢？前代不让君主观看史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太宗没有听从。玄龄于是和给事中许敬宗等删定《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癸巳日，史书写成，呈给太宗。太宗看到其中记载六月四日的事情，文字多有隐讳含蓄，便对玄龄说：“从前周公诛杀管叔、蔡叔来安定周朝，季友毒死叔牙来保存鲁国，我所做的事，也类似这样，史官为什么要隐讳呢？”随即命令删去浮泛的辞语，直截了当地记载事实。贞观十八年夏四月，太宗对侍臣说：“臣下顺从旨意的多，冒犯君主直言的少。如今我想亲自听到自己的过失，诸位应当直言，不要隐瞒。”长孙无忌等都说：“陛下没有过失。”刘洎说：“近来有人上书的意见不合陛下心意，陛下都当面追问到底，使他们无不惭愧害怕地退下，这恐怕不是广开言路的办法。”马周说：“陛下近来的赏罚，略微会因喜怒而有高下不同，除此以外，我看不出陛下还有什么过失。”太宗都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太宗喜爱文学，口才敏捷，群臣进言时，太宗常常引证古今事例来驳倒他们，多数人不能回答。刘洎上书劝谏说：“帝王和普通百姓，圣明睿哲的人和庸俗愚昧的人，地位相差悬殊，不能相提并论。因此，以极其愚昧的人来回答极其圣明的人，以极其卑下的人来面对极其尊贵的人，即使只想勉强自持，也做不到。陛下降下恩意，显出慈祥的脸色，垂下冕旒来听他们的话，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还担心臣下不敢直言，何况您发动机敏的思维，施展天生的辩才，用修饰的言辞来驳倒道理，引用古事来排斥他们的议论，想让普通臣民凭什么来回答呢？而且记忆过多会损伤心神，言语过多会损伤气力，心气在内受到损伤，形体精神在外受到劳累，起初虽然察觉不到，后来一定会成为负担。陛下应当为了社稷爱惜自己，难道要因为性情喜好而自我损伤吗？至于秦始皇政令强硬、口才雄辩，却因自我夸耀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才华宏博，却因空泛言论而损害众望。这就是才华口才造成的负担，明显可以看出来了。”太宗用飞白体书写回答：“没有思虑，就无法统御臣下；没有言语，就无法表达思虑。近来谈论政事，竟然到了烦琐过多的地步，轻视事物、骄傲待人，恐怕就是由这条道路造成的。形体、精神、心气并没有因此劳累。如今听到正确的言论，我将虚心改正。”秋八月壬子日，太宗对司徒长孙无忌等说：“人最可怕的是不能知道自己的过失，你们可以明确告诉我。”他们回答：“陛下的武功文德，我们顺从赞叹还来不及，又有什么过失可说呢？”太宗说：“我问你们的是我的过失，你们却曲意奉承取悦我。我想当面指出你们各人的得失，使你们互相警戒并加以改正，怎么样？”众人都拜谢。太宗说：“长孙无忌善于避嫌，应对事物敏捷迅速，处理事务能够决断，古人也不过如此；但统领军队、攻战作战，不是他的长处。高士廉博览古今，心术明达，临危难而不改变节操，任官时没有朋党；他所欠缺的，只是刚直地规劝进谏。唐俭言辞善辩，善于调解人事，我三十年来竟没有听到他对我提出过什么可行可止的建议。杨师道性情品行纯厚平和，自身没有过错，但性情确实怯懦，遇到紧急事情不能依靠他。岑文本性情质朴厚道，文章华美丰赡，但持论总是依据经术、放眼长远，自然不会辜负世人的期望。刘洎性情最为坚贞，对国家有益，但他的心意看重信守承诺，对朋友有私情。马周观察事情敏捷迅速，性情非常正直，评论衡量人物直截了当。朕近来任用他办事，多数都能符合朕意。褚遂良学问稍有长处，性情也坚贞正直，每次书写奏疏都表达忠诚，亲近依附于朕，就像飞鸟依靠人一样，令人自然怜爱他。”九月，任命谏议大夫褚遂良为黄门侍郎，参与朝政。

译贞观二十年秋九月，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宋公萧瑀性情狷介，和同僚大多合不来。他曾对太宗说：“房玄龄和中书门下的众臣结成朋党，不忠于陛下，把持权力而团结固守；陛下没有详细了解，只是他们还没有谋反罢了。”太宗说：“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君主选拔贤能的人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腹，应当推诚相任；人不可能样样完备，必须舍弃他的短处，取用他的长处。我虽然不能聪明到无所不知，但何至于糊涂到连善恶都分辨不了，竟到了这种地步？”萧瑀内心很不满意，后来又多次违背太宗的意旨，太宗也记恨他；但因为他忠言居多，始终不忍废弃他。太宗曾对张亮说：“你既然信奉佛教，为什么不出家？”萧瑀便借机请求出家。太宗说：“我也知道你向来喜爱佛门，如今不违背你的心意。”萧瑀过了一会儿又进来说：“臣刚才重新想过，不能出家。”太宗认为萧瑀在群臣面前说话反复无常，尤其不能平心静气，萧瑀便借口脚有病不上朝，有时到了朝堂也不入内朝见。太宗知道萧瑀的心意，始终闷闷不乐。冬十月，太宗亲自下诏列举他的罪过说：“我对于佛教，并不是心意所要遵循的；求取佛道的人没有验证来世能够得到福报，修行佛教的人反而在今生受到罪责。至于梁武帝把全部心力用在佛教上，简文帝锐意钻研佛法，倾尽府库供给僧人，耗尽民力来供养塔庙，等到三淮之地波涛沸腾、五岭之间烽烟升起时，只能像熊掌那样借取残余的气息，像雀雏那样拖延残存的魂魄，子孙覆亡都来不及挽救，社稷很快就成了废墟。所谓善恶报应的征验，为什么这样荒谬！萧瑀沿袭覆车之后的旧轨，承袭亡国留下的风气，舍弃公义而追求私利，不能明辨隐微和显著的是非，身处俗世而口谈佛道，无法分辨邪正之心。他在积累历代祸患的根源，却祈求自身一人的福本。对上违忤君主，对下助长浮华风气，自己请求出家，不久又反悔违异。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转眼之间自我肯定又自我否定，在帷幕屏障之内反复改变，违背栋梁大臣应有的体统，哪里有值得众人瞻仰的器量呢？朕容忍到今天，萧瑀却完全没有悔改。可以任命他为商州刺史，同时削除他的封爵。” 冬十二月，房玄龄曾因轻微责罚回到私第。褚遂良上疏，认为玄龄自从义旗初举之时起，就辅佐建立圣上功业；武德末年，冒死决断；贞观初年，选拔贤才、建立政事。作为臣子的勤勉，玄龄最为突出。如果不是犯了不可赦免的罪，士大夫共同认为他有过失，就不应当远远弃置他。陛下如果是因为他年老，也应当委婉劝告，让他以致仕的方式退休，按照礼制让他退下；不可以因为浅薄轻微的过错，就抛弃数十年建立功勋的旧臣。”太宗立即召玄龄出任。不久，玄龄又辞去职位回家，过了很久。太宗临幸芙蓉园时，玄龄命令子弟洒扫门庭，说：“皇上的车驾将要来了。”不久，太宗果然来到他的住宅，于是把玄龄载回宫中。贞观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日，太宗驾临翠微殿，问侍臣：“自古帝王虽然平定中原，却不能使戎狄臣服。我才干比不上古人，取得的成功却超过他们，自己实在不知道原因。诸位各自按真实想法说出来。”群臣都称赞陛下功德如同天地，万物无法用言语形容。太宗说：“不是这样。我能够达到今天这种成就，只是由于五件事。自古帝王大多嫉妒胜过自己的人，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就像自己拥有一样。人的品行和才能不可能兼备，我常常舍弃他的短处，取用他的长处。君主往往提拔贤人时就想把他留在身边，斥退不肖之人时就想把他推入深坑。我看见贤人就敬重他，看见不肖之人就怜悯他，使贤与不肖的人各得其所。君主大多厌恶正直之人，暗中诛杀、公开戮辱，各个朝代都有这种事。我即位以来，正直之士并肩立于朝廷，从未贬斥责罚过一个人。自古以来都尊贵中原、轻视夷狄，唯独我把他们一视同仁地爱护，所以他们各个部落都像依靠父母一样依附我。”这五件事，就是我取得今天功业的原因。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曾经做史官，我说的这些符合事实吗？”褚遂良回答：“陛下盛大的德行无法全部记载，却只把这五件事归于自己，大概是谦逊的心意。” 秋八月己丑日，齐州人段志冲上密封奏章，请求太宗把政权交给皇太子。太子听说后，忧虑显现在脸色上，发言时流下眼泪。长孙无忌等请求诛杀段志冲。太宗亲自下诏说：“五岳高耸冲入云霄，四海横贯大地，能够容纳污秽、包藏疾病，并不会损害它们的高大深广。段志冲想凭一个平民的身份使天子交出职位；如果我有罪，那就是他的正直；如果我没有罪，那就是他的狂妄。譬如一尺高的雾气遮挡天空，并不能损害天空的广大；一寸厚的云遮住太阳，又怎么会损害光明呢？” 贞观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日，太宗撰成《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说：“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修身治国的道理，都包括在其中。将来我一旦不在了，就没有什么可再说的了。”又说：“你应当另外寻找古代圣哲之王作为老师，不要把我当作足以效法的榜样。取法于上等目标，最多只能达到中等；取法于中等目标，就难免落到下等。我在位以来，不善之处很多。锦绣珠玉不断陈列在眼前，宫室台榭屡次兴建，犬马鹰隼无论多远都要弄来，巡游四方，使供给和接待十分烦劳。这些都是我的大过错，你不要把它们当作正确而加以效法。回顾我广泛救济苍生，益处很多；开始创建华夏基业，功劳很大。益处多而损害少，所以百姓不怨恨；功劳大而过错小，所以事业没有败坏。然而与尽善尽美相比，当然还差得很远，实在惭愧。你没有我的功劳勤劳，却继承了我的富贵；竭尽力量做好事，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定；骄惰奢侈放纵，连自身也不能保全。而且，成就缓慢、败亡迅速的，是国家；失去容易、取得困难的，是帝位。能不珍惜吗？能不谨慎吗！” 秋七月，司空、梁武昭公房玄龄留守京师，病情严重，太宗征召他到玉华宫。他乘肩舆进入殿中，到了御座旁才下轿，和太宗相对流泪，于是留在宫中。太宗听说他的病稍有好转，就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就忧愁憔悴。玄龄对几个儿子说：“我承受主上的深厚恩德，如今天下没有事情，只有东征还没有停止，群臣没有人敢进谏。我知道而不说，死后仍有多余的罪责。”于是上表进谏【言语见《唐平辽东》】。玄龄的儿子遗爱，字尚止；女儿是高阳公主。太宗对公主说：“他病得这样重，还能够忧虑我的国家。”太宗亲自前去探视，握着他的手与他诀别，悲痛得不能自制。癸卯日，房玄龄去世。柳芳说：“玄龄辅佐太宗平定天下，直到最终担任宰相，共三十二年，天下人称他为贤相，但他的功迹却难以寻见，他的德行也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所以太宗平定祸乱，房玄龄、杜如晦不谈自己的功劳；王珪、魏徵善于进谏，房玄龄、杜如晦便谦让他们的贤能；李靖、李世勣善于统领军队，房玄龄、杜如晦便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事；取得太平的功劳恰当地归于君主，房玄龄成为唐朝的宗臣，是应当的啊。” 《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上 《史部·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十九中 宋朝袁枢撰写 唐平定辽东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日，高句丽王建武派遣使者入朝进贡。建武是元的弟弟。武德五年，太宗认为隋朝末年的战士有很多被高句丽俘获，这一年赐给高句丽王建武诏书，让他把这些人全部遣送回来。太宗又命令州县搜寻在中原的高句丽人，遣送他们回本国。建武奉诏，把中原百姓遣送回来，前后以万人计。武德七年春二月丁未日，高丽王建武派遣使者前来，请求颁布历法；太宗派遣使者册封建武为辽东郡王，又册封百济王夫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武德九年，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有旧仇，轮流互相攻打。太宗派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前往晓谕，三国都上表谢罪。太宗贞观五年，新罗王真平去世，没有儿子，国人拥立他的女儿善德为王。贞观十五年秋七月，太宗派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丽。八月己亥日，陈大德从高丽回来。大德刚进入高丽境内，想了解山川、风俗和所到城邑的情况，便把绫绮送给当地守将，说：“我向来喜爱山水，这里有优美的地方，我想去看看。”守将很高兴，便带他游览，所到之处无不走遍。他常常见到中原人，这些人自己说家在某郡，隋朝末年随军出征而被留在高丽，高丽人把女儿嫁给他们，他们和高丽人杂居，几乎占了一半。陈大德于是询问他们亲戚的生死，他们欺骗他们说：“都平安无事。”这些人全都哭泣着互相告知。几天以后，隋朝人远远望见陈大德而哭泣的，遍布郊野。大德对太宗说：“高丽听说高昌灭亡，非常恐惧，接待迎候我的礼数，比平常增加了很多。”太宗说：“高丽本来只是四郡的土地罢了。我发兵数万攻打辽东，他们一定会倾尽全国来救援；另派水军从东莱出发，由海道直趋平壤，水陆两路合力，夺取它并不困难。只是山东州县凋敝疲病，还没有恢复，我不想使他们劳苦罢了。” 贞观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日，营州都督张俭上奏：“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杀死了他的国王武。”盖苏文凶暴，多有违法行为，他的国王和大臣商议要诛杀他。盖苏文秘密知道了这件事，便把部落军队全部召集起来，假装进行检阅，并在城南盛备酒食，召集各位大臣共同前来观看，指挥军队把他们全部杀死，死者一百多人。于是他驰入宫中，亲手杀死国王，把尸体砍成几段，扔进沟里。随后立国王的弟弟之子藏为王，自己任莫离支，这个官职相当于中原的吏部兼兵部尚书。从此他号令远近，专擅处理国事。盖苏文相貌雄伟，意气豪迈放纵，身上佩带五把刀，左右的人没有谁敢抬头看他。每次上下马，他常常命令贵人和武将伏在地上，踩着他们的身体走过去。他出行时一定整齐排列队伍，前导者长声呼喊，众人便全都奔逃躲避，哪怕不避开坑谷；道路因此断绝，行人无法通行，国人深受其苦。亳州刺史裴思庄上奏请求讨伐高丽，太宗说：“高丽王武不断进贡，却被叛臣杀害，我对此十分哀痛，当然不会忘记。只是趁人家内乱而夺取它，即使得到也不光彩；况且山东凋敝，我还不忍心谈用兵。” 贞观十七年夏六月丁亥日，太常丞邓素出使高丽回来，请求在怀远镇增加戍兵，以逼迫高丽。太宗说：“远方的人不服，就应当修养文德使他们前来归附，从没听说一二百名戍兵能够威慑遥远地区。”太宗又说：“盖苏文杀害国君、专擅国政，实在不能容忍。凭今天的兵力，夺取高丽并不困难，只是不想劳苦百姓。我想暂且让契丹、靺鞨去骚扰它，怎么样？”长孙无忌说：“盖苏文知道自己的罪很大，害怕大国讨伐，一定会严密设置防备。陛下姑且对他隐忍，他得到安定后，一定会更加骄惰，更加放纵他的恶行；到那时再讨伐他也不晚。”太宗说：“好。”戊辰日，下诏封高丽王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派遣使者持节接受册命。秋九月庚辰日，新罗派使者说：“百济攻取了我国四十多座城，又和高丽联合出兵，谋划断绝新罗入朝的道路，请求发兵救援。”太宗命令司农丞相里玄奖携带玺书赐给高丽说：“新罗归附国家，朝贡不缺，你和百济都应当停止用兵。如果再攻打它，明年我就发兵攻打你国。” 贞观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时，莫离支已经率兵攻打新罗，攻破了新罗两座城。高丽王派人召他回来，他才返回。玄奖晓谕他不要攻打新罗，莫离支说：“从前隋朝军队入侵新罗，乘机侵占我国土地五百里；如果不把被侵占的土地归还给我，恐怕战争不能停止。”玄奖说：“过去的事情，怎么可以再追究？至于辽东各城，本来都是中原的郡县，中原尚且不再索取，高丽怎么能一定要求故地？”莫离支最终不肯听从。二月乙巳朔日，玄奖回来，详细说明了情况。太宗说：“盖苏文杀害他的君主，杀害他的大臣，残暴虐待他的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命，侵扰残害邻国，不能不讨伐。”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指挥之下，中原清平安宁；稍一顾盼，四夷就恐惧服从，您的威望已经很大了。如今却要渡海远征小夷，如果能够按期取胜，还可以；万一失败，损伤威严、降低声望，再兴起愤怒之兵，安危就难以预料了。”李世勣说：“前些时候薛延陀入侵边境，陛下想发兵彻底讨伐，魏徵劝谏后才停止，以至于如今成为祸患。如果当初采用陛下的决断，北方边境已经安定了。”太宗说：“确实如此，这是魏徵的过失；我不久就后悔了，只是不愿说出来，怕因此堵塞好的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