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卷四下

译皇帝于是批准了他们的奏章。冬十二月，石显等人封缄诏书交给谒者，下令召萧望之；又亲手交付命令，让太常立即派人出发，执金吾驾车骑马包围萧望之的宅第。使者到来召萧望之，萧望之便拿这件事询问门下生、鲁国人朱云。朱云是崇尚气节的人，劝萧望之自杀。于是萧望之仰天叹息说：“我曾经充任将相，年过六十了。年老了还要进入牢狱，如果只求活命，不也太鄙陋了吗？”他写字告诉朱云：“赶快取和药来，不要久留。我死后就饮鸩自杀。”天子听说后，惊讶地拍着手说：“先前我本来怀疑他不肯入狱，果然杀了我的贤能师傅。”这时太官刚送上午饭，皇帝于是推开饭食，为此流泪哭泣，悲痛感染了身边的人。于是召见石显等人，责问他们谋划不周，众人都摘下帽子谢罪，过了很久皇帝才作罢。皇帝始终追念萧望之不能忘怀，每年时节都派使者到萧望之的墓前祭祀，直到皇帝去世。臣司马光说：“孝元帝作为君主，实在太过分了，容易受骗而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他们的邪说诡计确实有些难以辨别。可是，起初他们说萧望之一定不肯入狱，后来萧望之果然自杀，这就清楚地表明弘恭、石显是在欺骗皇帝。一个中等才智的君主，谁不会因此感动而奋发，追究邪臣的罪罚呢？” 孝元帝却不是这样，虽然因萧望之而流泪、不进食，表示悲伤，但最终不能诛杀弘恭、石显，只让他们摘帽谢罪罢了。这样一来，奸臣还将受到什么惩罚呢？这就使弘恭、石显能够放纵他们的邪心，再也没有顾忌了。这一年，弘恭病死，石显担任中书令。三年，皇帝又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给事中，对他们极为信任。永光元年，石显忌惮周堪、张猛等人，多次诬陷诋毁他们。刘更生害怕他们遭到倾覆危害，上书说：“臣听说舜任命九官，众臣济济一堂，彼此谦让，这是和谐的最高境界。群臣在朝廷和谐，万物在野外也会和谐。所以《箫韶》演奏九章，凤凰就来起舞。到了周幽王、周厉王时期，朝廷不和，彼此转相非难怨恨，于是日月发生薄食，水泉沸腾，山谷改变位置，霜降失去时节。由此看来，和气会带来祥瑞，乖戾之气会导致灾异。祥瑞多，国家就安定；灾异多，国家就危险。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也是古今共同的道理。如今陛下开启三代的事业，招来文学之士，宽容优游，使他们能够一同进用。但现在贤能与不肖混杂，是非黑白不能分辨，邪正混在一起，忠臣与谗臣一同进用。奏章交集于公车，告状的人挤满北军。朝臣彼此抵牾，固执乖戾，互相诬告，转相争论是非，用来迷惑耳目、感动改变皇帝的心意，数不胜数。他们分属各曹结成党派，往往结成群朋，将要同心陷害正直之臣。正直之臣得到进用，是国家治理的表征；正直之臣遭到陷害，是国家动乱的契机。正处在治乱的关头，却不知道谁应当任用，而灾异又多次出现，这正是臣寒心的原因。自初元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六年之中，灾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密集。追究它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因为谗邪之人一同进用。谗邪之人一同进用，是因为皇上多疑。既然已经任用贤人、施行善政，如果有人诬陷他们，贤人就会退去，善政也会随之消失。君主怀有狐疑之心，就会招来谗臣贼子的言论；抱着不加防备的态度，就会为群邪之人打开门户。谗邪进用，众贤就退；群邪势盛，正直之士就消亡。所以《易》有“否”卦，说明小人的道路增长、君子的道路消减，政事就会日益混乱；君子的道路增长、小人的道路消减，政事就会日益清明。过去鲧、共工、驩兜和舜、禹共同处在尧的朝廷，周公和管叔、蔡叔一同居于周朝职位。当时彼此轮流进言毁谤，流言相互诋毁，哪里说得尽呢？帝尧、周成王认为舜、禹、周公贤能，排斥共工、管叔、蔡叔，所以国家大治，荣华一直延续到今天。孔子和季氏、孟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和叔孙通一同在秦国做官。鲁定公、秦始皇认为季氏、孟氏、李斯贤能，而排斥孔子、叔孙通，所以导致大乱，污辱也延续到今天。因此，治乱荣辱的开端，在于信任和任用谁。既然信任的是贤人，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诗经》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可转动。’ 这句话说的是坚守善道要坚定。《易经》说：‘涣汗其大号。’意思是号令如同汗水，汗流出以后就不会倒流。如今发布善政的命令，还没有超过一个时辰就反悔，这就是汗水倒流；任用贤人还不到三十天就罢退，这就是转动石头。又如《论语》说：‘见到不善，就像用手探滚水一样。’如今两府奏请斥退谄媚之臣，却让他们多年留在职位上不去除，所以发布命令如同让汗水倒流，任用贤人如同转动石头，罢退谄臣如同拔山。像这样，想要调和阴阳，不也太困难了吗？因此，群小窥见了空隙，便借助修饰文字，使用巧言丑诋，散布流言飞文，在民间喧嚷。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受到群小的怨恨。’小人成群，确实值得忧愤。过去孔子和颜渊、子贡互相称誉，并不是结党；禹、稷和皋陶互相提携，也不是结党营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忠于国家，没有邪心。如今谄佞邪恶之人和贤臣一同交往，在宫禁之内结党共谋，违背善道、依附恶人，喋喋不休地议论，屡次设置危险的言论，想要动摇皇上。如果忽然任用他们，这正是天地先行警告、灾异屡屡降临的原因。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没有不诛罚奸邪而达到治理的。所以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也有诛杀两观之人的措施，然后圣人的教化才能施行。如今凭借陛下的明察，如果确实深思天地的心意，考察《否》卦，以周代、唐代所进用的人为法则，以秦、鲁所排斥的人为戒，考察祥瑞所应的福、灾异所带来的祸，以此衡量当代的变化，放逐远离谄佞邪党的党徒，拆散险恶奸邪的集团，堵塞群邪之人进出的门户，广开众多正直之士进用的道路，决断狐疑，区别犹豫，使是非清楚明白，那么各种灾异都会消灭，众多祥瑞一同到来；这就是太平的基础，也是万世的利益。”石显见到这篇奏书，更加和许氏、史氏亲近，并怨恨刘更生等人。这一年夏天寒冷，太阳呈青色而没有光。石显和许氏、史氏都说这是周堪、张猛掌权造成的过错。皇帝内心看重周堪，又担心众人的流言逐渐侵入，因而没有可以取信的人。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受到宠幸，常常称赞周堪。皇帝想让他帮助自己，于是召见并问杨兴：“朝臣纷纷争辩，说光禄勋有什么问题？”杨兴是个倾险机巧之人，以为皇帝怀疑周堪，便顺着皇帝的意思说：“周堪不只是在朝廷中不被认可，在乡里也不被认可。臣听众人说，周堪以前和刘更生等人谋划毁谤骨肉亲戚，都认为他应当诛杀，所以臣以前上书说周堪不应诛杀，是为了替国家保全恩德。”皇帝说：“既然这样，这算什么罪而要诛杀呢？现在应当怎么办？”

译杨兴说：“臣愚昧地认为，可以赐给周堪关内侯爵位，食邑三百户，不让他主管政事。明主不失去对师傅的恩德，这是最好的处置。”皇帝于是对周堪产生了怀疑。司隶校尉、琅邪人诸葛丰起初凭借特立独行、刚正不阿而在朝廷著名，多次触犯贵戚，在位者大多说他的坏话。后来他因春夏拘系审治百姓获罪，被调任城门校尉。诸葛丰于是上书揭发周堪、张猛的罪过。皇帝不认为诸葛丰正确，便下诏给御史说：“城门校尉诸葛丰先前和光禄勋周堪、光禄大夫张猛在朝廷任职时，多次称赞周堪、张猛的美德。诸葛丰以前任司隶校尉时，不能顺应四时、修明法度，专门制造苛刻暴虐，以取得虚假的威势。我不忍把他交给狱吏，于是任命他为城门校尉；他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怨恨周堪、张猛，想借报复来揭发告发，审查没有证据的言辞，公开宣扬难以验证的罪过，任意毁誉，不顾从前的话，这是极大的不诚信。我怜悯诸葛丰年老，不忍加刑，免去他的官职，降为庶人。”又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不能守贞守信，我怜悯他们而没有治罪，又可惜他们的才能还没有得到施展，因此把周堪降为河东太守，把张猛降为槐里令。” 臣司马光说：诸葛丰对于周堪、张猛，先前赞誉，后来又诋毁，他的志向不是为朝廷进荐善人、去除奸邪，只是想结党营私、求得进用罢了。这也就是郑朋、杨兴一类的人，哪里谈得上刚正不阿呢？君主应当察辨美恶、分清是非，用赏赐来勉励善行，用刑罚来惩治奸邪，这才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假如诸葛丰所说属实，那么诸葛丰不应被贬黜；如果他是在诬陷，那么周堪、张猛又有什么罪过呢？如今两方面都责罚并抛弃，那么美恶、是非究竟在哪里呢？贾捐之和杨兴交好。贾捐之多次说石显的坏话，因此不能做官，也很少再得到进见的机会。杨兴最近因才能受到宠幸。贾捐之对杨兴说：“京兆尹有空缺，如果让我得以进见，我说你适合担任京兆尹，马上就能办成。”杨兴说：“君房您下笔作文、言辞论说天下无双；如果让君房担任尚书令，那远远胜过五鹿充宗。”贾捐之说：“如果让我取代五鹿充宗、让君兰担任京兆尹，京兆郡是各郡国之首，尚书令是百官的根本；天下真正能治理国家的人才，这样就不受阻隔了。”贾捐之又说石显的坏话，杨兴说：“石显现在正受尊贵地位，皇上信任他。如今如果想要进身，就听从我的计策，暂且和他意见相合，就可以进入仕途。”贾捐之于是和杨兴共同写推荐石显的奏章，称赞他的美德，认为应当赐给他关内侯爵位，并任用他的兄弟为诸曹官。他们又共同推荐杨兴，奏请任命他试任京兆尹。石显听说后报告皇帝，于是把杨兴、贾捐之下狱，让石显审理。石显上奏说，杨兴、贾捐之心怀诈伪，互相推荐称誉，想取得高位，欺骗皇上，行为不道。贾捐之最终被判弃市，杨兴被剃去头发、戴上刑具，罚作城旦。臣司马光说：君子用正道攻击邪恶，尚且担心不能取胜，何况贾捐之用邪道攻击邪道，难道能够免罪吗？四年夏六月戊寅晦，发生日食。皇帝于是召见先前说日变是周堪、张猛造成的人，责问他们，众人都叩头谢罪。皇帝于是下诏称赞周堪的美德，征召他到行在，任命为光禄大夫，秩禄中二千石，主管尚书事务。张猛又任太中大夫、给事中。中书令石显掌管尚书事务，尚书五人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够进见皇帝，常常通过石显禀报事情，事情都由石显口头决定。后来周堪患病失语，不能说话而死。石显诬陷张猛，令他在公车署自杀。建昭二年六月，东郡人京房向梁地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道术而因此丧身的，是京生。”焦延寿的学说擅长解释灾异，把六十卦分配为轮流值日、各自主事，以风雨寒温作为候验，各有占验。京房运用它尤其精通，凭孝廉身份任郎官。皇上听说他多次说灾异而且应验，天子很喜欢他，多次召见。皇帝问他，他回答说：“古代帝王因为功绩而举用贤人，于是各种教化都能完成，祥瑞显现；末世却凭毁誉取用人材，所以功业废弛而招致灾异。应该让百官各自考核功绩，灾异就可以止息。”皇帝下诏让京房制定这件事。京房上奏考核功绩、考察官吏的法令。皇帝命公卿朝臣和京房共同讨论，温室殿中都认为京房的意见烦琐，使上下互相监察，不能实行。皇帝心里却赞同他的意见。当时各部刺史到京师奏事，皇帝召见各位刺史，让京房向他们说明考核之事。刺史又认为不可实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说不可行，后来认为可行。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石显的朋友五鹿充宗担任尚书令，两人共同掌权。京房曾在宴见时问皇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会陷于危亡？他们任用的是什么人？”皇帝说：“君主不明智，而任用的是机巧谄佞之人。” 京房说：“他们是知道那人机巧谄佞却仍然任用他吗？还是把他当作贤人？”皇帝说：“认为他贤能。”京房说：“既然这样，那么现在又凭什么知道他不贤能呢？”皇帝说：“因为当时天下混乱、君主危亡，所以知道他不贤能。”京房说：“如果任用贤人就一定能治理好，任用不肖之人就一定会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没有觉悟而另求贤人？为什么最终任用不肖之人，到了这种地步？”皇帝说：“处在乱世将亡之际的君主，各自都认为自己的臣子贤能。如果他们都能觉悟，天下怎么会有危亡的君主呢？”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听到这种说法，却讥笑它。然而他们任用竖刁、赵高，政治日益混乱，盗贼遍布山野，为什么不以周幽王、周厉王的事来推断而觉悟呢？”皇帝说：“只有有道的人才能由过去知道未来。”京房于是摘下帽子叩头说：“《春秋》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灾异，是用来警示万世的君主。如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去光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落，夏天下霜、冬天打雷，春天凋零、秋天开花，霜降却不能杀死草木，水灾旱灾、螟虫灾害，百姓饥荒瘟疫，盗贼不能禁绝，受刑之人充满市场。《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几乎全都具备了。陛下认为如今是治理得好，还是混乱呢？”皇帝说：“也已经极其混乱了，还能说什么道呢？” 京房说：“如今所任用的又是谁呢？”皇帝说：“是的，只是庆幸他比那些人好，又认为混乱不在这个人身上。”京房说：“前代的君主也都是这样。臣担心后人看待今天，就像今天的人看待前代一样。”皇帝沉默了很久才说：“现在造成混乱的是谁呢？”京房说：“明主应当自己知道。”皇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为什么还要任用他？”京房说：“皇上最信任、在帷幄之中参与谋划、进退天下士人的，就是那个人。”京房指的是石显，皇帝也知道他指的是石显，便对京房说：“我已经明白了。”京房告退出宫。后来皇帝也不能罢退石显。

译臣司马光说：君主的德行如果不明察，臣下即使想竭尽忠诚，又从哪里能够进言呢？看京房用来开导孝元帝的话，可以说明白而恳切到了极点，但皇帝最终还是不能醒悟。可悲啊！《诗经》说：‘不是当面教诫你，而是提着你的耳朵告诫你；不是亲手牵着你，而是把事情指给你看。’又说：‘我对你反复教诲，你却轻视地听着。’说的就是孝元帝。皇帝命令京房推荐懂得向弟子讲授考核官吏事务的人，想试用他们。京房推荐中郎任良、姚平，希望让他们担任刺史，试行考核功绩的法令。京房说自己应当取得出入宫禁的凭籍，在殿中为皇帝奏事，以防止信息壅塞。石显、五鹿充宗都嫉恨京房，想把他调远，于是建议让京房试任郡守。皇帝于是任命京房为魏郡太守，使他能够用考核功绩的法令治理郡政。京房自己请求每年年终乘驿传入朝奏事，天子答应了。京房自知屡次以言论议论政事而被大臣反对，又和石显等人有嫌隙，不愿远离皇帝左右，于是上密封奏书说：“臣离开以后，恐怕会被掌权者蒙蔽，自己死去而功业不能完成，所以希望年终乘驿传入朝奏事。”皇帝怜悯他，答应了。于是辛巳日，天象中复现坎气，太阳受到侵凌而失色，这是上大夫掩蔽阳气、皇上心中产生疑虑的征兆。己卯、庚辰之间，必定有人想隔绝臣，使臣不能乘驿传奏事。京房尚未出发，皇帝就命阳平侯王凤奉皇帝制诏，让京房停止乘驿传奏事。京房心中更加恐惧。秋天，京房离开京城到达新丰，便通过驿站上密封奏书说：“臣先前在六月中说遯卦没有应验，法令说：道人开始离去，寒气涌动、水灾发生。到了七月，涌水果然出现。臣的弟子姚平对臣说：‘京房可以说懂得道理，却不能说真正信奉道理。’ 京房所说的灾异从来没有不应验的，涌水已经出现，道人应当被驱逐而死，难道还要再说什么吗？臣说：‘陛下对臣极其仁厚，即使因进言而死，臣仍然要进言。’姚平又说：‘京房可以说是小忠，却不能说是大忠。从前秦朝赵高掌权，有个叫正先的人批评讥刺赵高而死，赵高的威势从此形成，所以秦朝的混乱，是正先促成的。如今臣能够出任郡守，自以为可以施展功业，恐怕功业尚未完成就死去。只希望陛下不要让我应验涌水的灾异，成为像正先那样的人，被姚平讥笑。’京房到达陕地，又上密封奏书说：‘臣以前禀告愿意派任良出任刺史、试行考核功绩的法令；臣能够留在朝廷参与议论，是因为知道这样对自身不利，不能被人蒙蔽，所以说不如让弟子试行而让老师留在朝中。臣任刺史，又应当奏事，所以又说任刺史；担心太守不能和臣同心，不如任命臣为太守。这正是他们想隔绝臣的原因。陛下没有违背他们的话，终于听从了他们，这正是坎气所以不能消解、太阳所以失去光色的原因。臣离陛下渐远，太阳受到侵凌而失色更加严重。希望陛下不要把召回臣看得困难，却把违背天意看得容易。邪说虽然能使人安定，天气却一定会变化；所以人可以欺骗，天却不能欺骗。希望陛下明察。’京房离开一个多月后，最终被征召下狱。起初，淮阳宪王的舅舅张博奸巧倾险、品行不端，经常向淮阳王索取金钱，想替淮阳王请求入朝。张博跟京房学习，把女儿嫁给京房。京房每次入朝见皇帝退下后，总把皇帝的话告诉张博；张博于是记录京房所说的秘密言语，让京房替淮阳王写请求入朝的奏章，每天晚上都拿着文书给淮阳王，作为事情确实如此的凭证。石显知道后，告发京房和张博共同谋划，诽谤政治，把罪恶归给天子，贻误诸侯王；二人都下狱弃市，妻子儿女迁徙到边地。郑弘因和京房交好获罪，免为庶人。御史中丞陈咸多次诋毁石显，过了很久，又因和槐里令朱云交好，泄露宫省中的言语，石显暗中侦察得知，于是和朱云一起下狱，被剃发戴刑具，罚作城旦。石显的威势权力日益强盛，公卿以下都害怕他，走路时两脚相挨，只敢走一条足迹。石显和中书仆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结为党友，凡是依附他们的人都得到受宠的职位。百姓唱歌讽刺说：‘牢家吗？石家吗？还是五鹿家的门客吗？印章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绶带为什么飘飘不断？’石显内心知道自己独揽权柄，担心天子有一天采纳身边的耳目来离间自己，于是有时归还权柄表示忠诚，取得皇帝一件信物作为凭证。石显曾经派人到各官署征发某些物资，事先先向皇帝禀报，担心后来泄露、宫门已经关闭，便请求皇帝下诏让官吏开门。皇帝答应了，石显故意在夜间回来，声称奉诏开门进入。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告发石显专擅命令、假传诏书打开宫门。天子听说后笑了，把奏书给石显看。石显于是哭泣说：“陛下过分偏爱小臣，把政事托付给我，群臣没有不嫉妒的；想陷害我的人，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件，只有圣明的主上知道这一点。愚臣微贱，实在不能凭一人之身承受天下人的怨恨、让万人称快。臣愿意归还掌管枢机的职位，接受后宫洒扫的差役，死也没有遗憾；只希望陛下哀怜我，姑且因此保全小臣的性命。”天子认为他说得有道理，又怜悯他，多次慰劳勉励石显，增加丰厚的赏赐，赏赐和馈赠总计达到一万万。起初，石显听到众人喧嚷说自己杀害了前将军萧望之，害怕天下的士人因为谏大夫贡禹通晓经学、著名有节操而讥讽自己，于是派人向贡禹表达心意，极力和他结交，并推荐贡禹。天子历任贡禹为九卿，礼遇侍奉得十分周备，于是议论此事的人有的称赞石显，认为他并没有嫉妒、诬陷萧望之。石显用设置变诈来为自己解脱、取得君主信任，都是这种做法。荀悦说：“谄佞之臣迷惑君主，实在厉害。所以孔子说：‘要远离谄佞之人，不只是不用他们，还要疏远并断绝他们，隔绝其根源，这是戒备谄佞的极致。’孔子说：‘政治就是端正。治理的关键，根本在于端正自己。平正、正直、真实，是端正的根本。’所以，德行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授予职位；才能一定要核实其实际情况，然后交给事务；功劳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给予赏赐；罪过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施加刑罚；品行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尊重他；言论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相信他；事物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使用它；事情一定要核实其真实情况，然后加以修治。因此，众多正直之士聚集于上，万事在下都能落实。先王的治道，不过如此罢了。”

译竟宁元年。起初，石显见冯奉世父子都担任公卿，声名显著，而冯奉世的女儿又在宫中任昭仪，心里想要依附他们，便推荐说昭仪的兄长谒者冯逡修养谨慎，适合侍奉帷幄。天子召见冯逡，想任命他为侍中；冯逡请求单独进言，皇帝听到他批评石显专权，大怒，将冯逡罢免，送回郎官，并罢免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职位空缺，在位者大多推荐冯逡的兄长、大鸿胪冯野王。皇帝让尚书按照官阶选取中二千石，冯野王的品行才能为第一。皇帝拿这件事询问石显，石显说：“九卿之中没有超过冯野王的；但是冯野王是昭仪的兄长，臣担心后世一定会认为陛下越过众多贤能之人，偏爱后宫亲属而任为三公。”皇帝说：“好。”皇帝没有察觉这是石显的谗言，于是对群臣说：“我如果任冯野王为三公，后世一定会说我偏爱后宫亲属，以冯野王为例。”三月丙寅，诏书说：“刚强坚固、确然无欲，大鸿胪冯野王就是这样的人；心思明辨、善于辞令、可以出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就是这样的人；廉洁节俭，太子少傅张谭就是这样的人。任命少傅张谭为御史大夫。”夏五月壬辰，皇帝在未央宫去世。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秩禄中二千石。石显既然失去了依靠、离开了权力，于是丞相、御史分条上奏他的旧日罪恶，以及他的党羽牢梁、陈顺的罪过，三人都被免官。石显和妻子儿女迁回故郡，忧闷不食，死在路上。所有因与石显交结而得到官职的人，也都被罢免。少府五鹿充宗降为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任雁门都尉。司隶校尉、涿郡人王尊弹劾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称他们知道石显等人专权擅势、大肆作威作福，成为天下的祸害，却不及时禀报并施行惩罚，反而阿谀曲从，依附下属、欺骗皇上，怀有邪心、迷乱国家，没有大臣辅政的道义，都是不道；又说在赦令发布以前，匡衡、张谭举奏石显不自行陈述不忠之罪，反而宣扬先帝任用倾覆之徒，妄言百官害怕石显超过害怕皇上，贬低君主、抬高臣下，这不是应有的言辞，失去了大臣的体统。于是匡衡惭愧恐惧，摘下帽子谢罪，交上丞相侯的印绶。天子因为刚即位，不愿过分伤害大臣，于是把王尊降为高陵令。然而群臣多认为王尊是对的，匡衡内心郁郁不安；每当发生水灾旱灾，他就接连请求退休让位，皇帝总是下诏慰抚，不答应。成帝荒淫昏乱 元帝竟宁元年六月乙未，成帝即皇帝位。秋七月，丞相匡衡上疏说：“臣听老师说：‘妃嫔配偶的关系，是百姓出生的开始，是万福的根源。婚姻的礼制端正，然后万物才能顺利成长，天命才能保全。’孔子论述《诗经》，以《关雎》作为开篇，这是纲纪的开端、王道教化的起点。自上古以来，三代的兴盛和衰亡，没有不是由此而来的。希望陛下详细考察盛衰得失的结果，以此确定国家的大根基；任用有德之人，戒绝声色的诱惑，亲近严肃恭敬之士，远离奇技淫巧。臣听说六经，是圣人用来统摄天地之心、彰明善恶归宿、分辨吉凶、沟通人道正理，使人不违背本性的典籍。至于《论语》《孝经》，是圣人言语行为的要旨，也应该深入研究它们的意义。” 成帝建始二年，皇上从做太子时就因好色闻名；即位后，皇太后下诏选取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大将军武库令杜钦劝说王凤：“按照礼制，娶一人而置九女，是为了广泛繁衍后代、尊重祖先。即使娣、侄有缺，也不再补充，是为了保养寿命、避免争斗。所以后妃具有贞正淑善的品行，子孙后代就会有贤圣之君；制度具有威严仪节，君主就会得到长寿的福分。若废弃这些制度而不遵行，女子的德行就不能使人满足；女子的德行不能使人满足，寿命就不能达到高龄。男子到了五十岁，爱好女色的欲望还没有衰减；女子到了四十岁，容貌已经不同于从前。用已经改变的容貌侍奉欲望未衰的男子，如果不以礼制加以限制，那么祸患的根源就无法挽救，后来还会出现各种异常情况。出现这些异常情况后，正妻自己就会疑虑，庶出的子女也会产生取代嫡子的想法。因此，晋献公遭受纳骊姬的诽谤，申生遭受无罪之祸。如今圣主正值盛年，还没有嫡出的继承人，正在向往术数、入学求学，还没有亲自参与后妃的议论。将军辅政，应当趁着开创之初的盛势，建立九女之制，详细选择有品行义理的家族，寻求淑女的资质，不必一定要求有声色才艺，为万世建立法则。男子年少时就应当戒备女色，《小弁》的创作，足以令人寒心。” 只是将军常常把这件事当作忧虑。”王凤把这话告诉太后，太后认为这不过是旧例，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王凤不能自行制定法度，只是遵循旧例罢了。王凤一向器重杜钦，所以把他安置在莫府，国家的政事谋划常常同杜钦一起商议；又多次称赞他是通达的名士，可以补正缺失，当时的许多善政都出自杜钦。三年十二月戊申朔，发生日食。当夜未央宫殿中发生地震。皇帝下诏举荐贤良方正、能够直言极谏的人士。杜钦和太常丞谷永上书应对，都认为后宫受宠的女子过多，嫉妒专横，可能会危害皇嗣延续，这是过失。河平元年夏四月己亥晦，发生日食。皇帝下诏令公卿百官陈述过失，不得有所忌讳，并大赦天下。光禄大夫刘向上书应对说：四月与五月相交，月亮与孝惠帝时相同，太阳与孝昭帝时相同。这种征兆恐怕会危害皇嗣延续。当时许皇后专宠，后宫很少有人能够进见，朝廷内外都担忧皇上没有继承人。因此杜钦、谷永和刘向的应对都涉及此事。皇上于是减少椒房、掖廷的用度，以及服饰、车驾所涉及的各官署开支和营造，遗赐外戚、群臣及妾的物品，都依照竟宁以前的旧例。皇后上疏自我陈述，认为时代不同，制度也应不同，各有长短、互相补益，不过是不超出汉代制度罢了。细微之处未必相同。竟宁以前和黄龙以前，难道能够相比吗？家吏不了解这些，如今一概接受诏令这样执行，甚至使妾连动手都不能设置物品。妾想制作一架屏风，张设在某处，他们说旧例没有，或者不能得到，便一定会拿诏书来防范妾了。

译这实在不可实行，只有请陛下明察。按照旧例，用特牛祭祀大父母戴侯、敬侯，都能够蒙受恩典，改用太牢祭祀。现在应当一概遵循旧例，只请陛下怜悯此事。如今官吏刚刚接受诏令、阅读记录，只是预先说给皇后知道，并不是可以再像私府那样任意取用。若从萌芽处就开始约束皇后，恐怕会失去人情事理，只请陛下深察。皇上于是采纳谷永、刘向所说的灾异和罪过征兆，把这些都归因于后宫，并且说：官吏拘泥于法令，又怎么值得责怪？矫正弯曲之物，往往会超过正直的程度，古今都是如此。况且节省财物和停止用特牛祭祀，对于皇后来说，是用来扶助德行、美化声誉的。罪过的根源不除，灾变就会接连发生，祖宗将要不能享受祭祀，哪里还谈得上戴侯呢？《传》不是说过吗：因为节俭而失去东西的人很少。假如皇后想要追随奢侈之风，那么服饰也应当效法孝武皇帝。这样一来，甘泉宫、建章宫就可以重新兴建了。孝文皇帝是我的老师，皇太后和皇后是应当效法的榜样。假如太后在那个时候不能尽职，如今却受到亲厚待遇，又怎么可以超过应有的规制呢？皇后应当刻记于心，秉持德行，以谦逊节俭为古人垂示的法则，使后宫妾侍也有法度可循。鸿嘉元年二月，皇上开始微服出行，带着期门郎或私人奴仆十多人，有的乘小车，有的全都骑马，出入市井、乡郊，远至邻近县邑。他到甘泉、长杨、五柞等地斗鸡赛马，常常自称富平侯。家中被称为“富平侯”的人，是张安世的第四代孙张放。张放的父亲张临娶敬武公主为妻，生下张放。张放任侍中中郎将，娶许皇后的妹妹，当时受宠无比，所以皇上借用他的名号。二年春三月，博士举行大射礼，有一只野鸡飞来停在庭院，经过台阶登上堂屋鸣叫。后来野鸡又聚集到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车骑将军的府第，还聚集在未央宫承明殿屋顶。车骑将军王音、待诏宠等上书说：“天地之气按照同类互相感应，用极其微妙而明显的方式谴责告诫君主。野鸡能够听察，先于人听到雷声，所以《月令》用它来记录节气。经书记载高宗时野鸡鸣叫的异象，以说明转祸为福的征验。如今野鸡在博士举行礼仪的日子，众人聚集观看时飞到庭院，经过台阶登上堂屋，万人惊视，连续多日惊异；它又径直经过三公府第、掌管宗庙和皇族亲属的太常、宗正等官府，然后进入宫中。它停留的地方所传达的警告，人人都已经深切明白了。即使以人道互相劝戒，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件事呢？”后来皇帝派中常侍鼂闳传诏给王音说：“听说捕获的野鸡，羽毛颇有摧折，像是被拘捕捉拿的，有没有人故意这样做？”王音再次回答说：“陛下怎么能说出亡国之语？不知道是谁主持这种谄媚的计策，竟这样诬陷扰乱圣德？左右阿谀奉承的人已经很多，不需要我王音再来谄媚就足够了。公卿以下都只求保住职位、自守其位，没有人敢说正直的话。假如要使陛下觉悟，恐怕大祸将要到来，应当亲自深切责问臣下，并以圣法防范他们。我王音应当首先被诛杀，哪里还能够为自己辩解呢？如今陛下即位十五年，继承人仍未确立，却日日驾车出游，失德的行为流传开来，在海内传播得比京师还广。外有防范出行不当的祸患，内有疾病的忧虑。皇天多次显现灾异，是想让人改变，但陛下始终不改。上天尚且不能感动陛下，臣子还能有什么希望？我只有把一切直说出来等待死亡，性命不过在早晚之间罢了。若事情不是这样，我年老的母亲哪里还能有容身之处？还谈得上什么皇太后呢？高祖创立的天下将要交给谁呢？应当同贤能明智的人谋划，克制自己、复归礼制，以求符合天意；这样继承人可以确立，灾变也还可以消除。” 三年初，许皇后和班婕妤都受到皇上宠爱。皇上曾游幸后庭，想与班婕妤同乘一车，班婕妤推辞说：“观看古代图画，贤明圣德的君主都有名臣在身边；三代末世的昏君才有受宠的妾。如今想让我同乘一车，恐怕接近这种情形吧？”皇上认为她说得好，便停止了。太后听说后高兴地说：“古代有樊姬，今天有班婕妤。”班婕妤推荐侍者李平，李平得到宠幸，也被封为婕妤，赐姓卫。后来皇上微服出行经过阳阿公主家，喜欢歌舞女子赵飞燕，便召入宫中，极受宠幸。赵飞燕有个妹妹，皇上又召她入宫；她的姿态和性情尤其丰美纯厚，左右侍从见到她都啧啧称叹。有一位宣帝时的披香博士淖方成，在皇帝身后啐唾沫说：“这是祸水，必定会灭火。”赵氏姐妹都被封为婕妤，尊贵宠爱压倒后宫。许皇后、班婕妤都因此失宠。于是赵飞燕诬告许皇后、班婕妤施行媚道，诅咒后宫，并辱骂皇上。冬十一月甲寅，皇后被废，安置在昭台宫；皇后的姐姐谒等人都被诛杀，亲属遣返回故乡。审问班婕妤时，她回答说：“我听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行正道尚且未必得到福，想凭邪欲又能有什么希望呢？假使鬼神有知，就不会接受不忠之人的诉告；如果鬼神无知，诉告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不这样做。”皇上认为她回答得好，赦免了她，赐黄金百镒。赵氏姐妹骄横嫉妒，班婕妤担心长久下去会遭到危害，于是请求到长信宫共同侍奉太后，皇上答应了。永始元年春正月，皇上想立赵婕妤为皇后，皇太后嫌她出身低微，非常为难。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任侍中，多次往来于宫中传达意见，过了一年多才取得太后的旨意，得到许可。夏四月乙亥，皇上先封婕妤的父亲赵临为成阳侯。谏大夫河间人刘辅上书说：从前武王、周公承顺天地，得到鱼鸟呈祥的征兆，尚且君臣恭敬畏惧，稍有举动便互相告诫。何况如今处在衰乱末世，不能得到继承人之福，又屡屡遭受显示威怒的灾异呢？即使早晚自我责备，改过改变行为，敬畏天命，顾念祖业，精心选择有德之家，考察占卜选取幽闲贞静的女子来承继祖庙、顺应神明、满足天下人的期望，以求得子孙昌盛，仍恐怕太晚。如今却触动私情、放纵欲望，倾心于卑贱女子，想让她成为天下之母，既不敬畏上天，也不惭愧于人，迷惑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俗语说：‘腐朽的木头不能做柱子，奴婢不能做主母。’上天和人心都不赞成的事情，一定有祸而没有福，这是市井之人都知道的。朝廷上下没有人肯说一句话，我私下痛心，不敢不竭尽死力进言。”奏书上报后，皇上派侍御史逮捕刘辅，押入掖庭秘密狱，群臣都不知道原因。于是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襃、光禄勋琅邪师丹、太中大夫谷永一起上书说：“我们私下见刘辅先前以县令身份求见，升任谏大夫；他的言论一定有卓异、诡奇而切中圣心之处，所以才能被提拔到这个职位。

译不到一个月便把他逮捕送入秘密狱，我们愚昧地认为，刘辅幸而凭借公族亲属的关系，位列谏臣，又刚从地方来，不了解朝廷体制，只是触犯了忌讳，不值得深究大罪，小过过失忍耐一下即可。如果有大恶，应当公开交给治理官署，与众人共同审理。如今上天的心意尚未安宁，灾异屡次降临，水灾旱灾交相发生，正应当扩大宽容、广泛询问，褒奖正直、使下情尽量上达；却对进谏争辩的臣子施以惨急的刑罚，使群臣震惊，丧失忠直之心。假使刘辅不是因为直言获罪，那么他究竟因何获罪就不明白，天下人也无法逐户知晓。同姓近臣本来就应当因进言而显达，按照亲亲养忠的道理，实在不应幽禁在掖庭狱中。公卿以下看见陛下迅速任用刘辅，却又迅速摧折他，便会使众人心生恐惧，精气锐意逐渐消磨，再没有人敢尽节直言；这不是用来彰明有虞氏听取谏言、扩展德美风气的做法。我们私下深感痛惜，只请陛下留意明察。”皇上于是把刘辅改押到共工狱，减轻死罪一等，定罪为鬼薪。夏六月丙寅，立赵氏为皇后，大赦天下。皇后立后，宠爱稍微衰减；她的妹妹却极受宠幸，被封为昭仪，居住在昭阳宫。宫中的庭院涂成朱色，殿上涂饰漆，地面全铺铜砖，涂以黄金；白玉砌成台阶和墙壁，处处用黄金制成的灯具、函匣、蓝田玉璧、明珠、翠羽装饰。后宫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奢华。赵皇后居住在别馆，常与侍郎、宫奴私通，生了许多孩子。昭仪常对皇帝说：“我的姐姐性情刚强，假如有人诬陷她，那么赵氏就要断绝后代了。”说着便凄惨地流泪。皇帝相信了她，有人告发皇后淫乱，皇帝就杀掉告发者。因此皇后的哥哥赵钦等人更加放纵淫乱，再没有人敢说。可是皇后最终没有生子。光禄大夫刘向认为，王道教化由内而外，应该从亲近之处开始。于是他采集《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贤妃贞妇、使国家兴盛、使家族显达的事迹，以及妖孽宠妾导致混乱灭亡的事迹，编次为《列女传》，共八篇。又采集传记中的事迹，撰写《新序》《说苑》，共十五篇。他上奏这些书，多次进谏，陈述得失，数十次上书申明法令和戒劝之言，以帮助皇上观览、补充遗漏。皇上虽然不能全部采用，但内心赞许他的言论，常常为之感叹。二年，谷永任凉州刺史，在京师奏事完毕，将要到任。皇上派尚书询问谷永，接受他想说的话。谷永回答：“我听说统治天下、拥有国家的君主，忧患在于上面有危亡的事情，而关于危亡的言论不能上达。假如危亡的言论总能上达，那么商、周就不会改朝换代而相继兴起，三正也不会反复变更而重新使用。夏、商将要灭亡时，走在道路上的人都知道了，但君主安然自得，认为天下如同有太阳照耀，没有人能够危害自己。所以邪恶一天天扩大而自己不知道，大命将要倾覆而自己不醒悟。《易经》说：‘处于危险的人能够获得安定，面临灭亡的人能够保全生存。’陛下如果确实能施行宽容明察的听政，不因忌讳而诛杀，使像砍柴人这样的臣子能够把所听到的一切在群臣面前尽数说出，就是社稷长久的福分。”元延元年九月，黑龙出现。月底发生日食。今年二月己未夜，有星陨落；乙酉发生日食。六个月之间，重大异变四次发生，而且两次发生在同一个月，这是三代末年和《春秋》乱世也从未有过的。我听说三代之所以陨落社稷、丧失宗庙，都是由于妇人和群邪沉溺于酒。秦朝之所以二世十六年便灭亡，是因为奉养生者过于奢侈，办理丧事又过于厚重。这两种情况陛下兼而有之。我请求略微陈述其后果。建始、河平年间，许氏、班氏的尊贵震动前朝，声势熏灼四方。女子的宠幸已经到了极点，没有更高的了。如今后来兴起的赵氏，比前者多十倍。废弃先帝的法度，听从她们的言论；官职品秩授予不当，放纵而不执行王法，骄纵她们的亲属，授予他们威权，任其横行而扰乱政事。负责刺举的官吏没有人敢奉行法令。又把掖庭狱变成大规模的陷阱，刑讯拷打比炮烙还残酷，断送人命。皇帝为了给赵氏、李氏报恩、复仇，反而除去告发罪行的人，逮捕审治正直官吏，许多无辜者被拘禁。拷掠、威逼、恐吓，甚至替人强行索债，分取利益、接受谢礼；活着被投入、死后才出来的人数不胜数。因此日食接连两次发生，以昭示他们的罪过。君王必先自我断绝德行，然后上天才断绝他。陛下抛弃万乘之尊贵，喜爱平民家庭的卑贱事务；厌恶高美的尊号，喜欢匹夫的卑称；聚集轻薄、无义的小人作为私人宾客；屡次离开深宫的防守，亲自早晚同群小来往，如乌群聚集般混杂，醉饱于官吏百姓之家，衣冠混乱而同席，沉溺酒色、轻薄亵慢，混杂无别，贪图逸乐，昼夜在道路上。掌管宫门、负责宿卫的臣子手持干戈，却守着空宫。公卿百官不知道陛下在哪里，已经多年了。君王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财物为根本；财物耗尽，下面就会反叛，下面反叛，上面就会灭亡。因此贤明的君王保养根本，不敢穷尽百姓的财力，使百姓如同承受大祭一样谨慎。如今陛下轻易夺取民财，不爱惜百姓；竭力听从邪臣的计策，废弃高敞的初陵，改建昌陵，役使百姓数十万人，费用可与骊山相比，使天下疲敝，五年尚未完工，后来又返回旧制。百姓忧愁怨恨，感动上天而造成饥荒，接连流散，冗余的粮食供给者和饥民在道路上饿死，数以百万计；国家没有一年储备的粮食，百姓没有十天的储粮，上下都困乏，无法互相救助。《诗经》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的时代。’希望陛下回顾夏、商、周、秦失去天下的原因，以此作为镜子考察自己；如果行为有不合之处，我愿承受因妄言而被诛杀的刑罚。汉朝兴起至今历经九世，已经一百九十多年，继承帝位的君主有七位，都承顺天意、遵守先祖法度，有的因此中兴，有的因此得到治理安定。到了陛下，却独自违背正道、放纵欲望，轻忽自身、任意行事，正当盛壮之年，却没有继承人的福分，反而有危亡的忧患。积累违背君道的过失，不合天意，也已经很多了。作为后世子孙，守护先人建立的功业却到了这种地步，难道不是辜负祖先吗？如今社稷宗庙祸福安危的关键，全在陛下。

译陛下如果确实肯明白地远远觉醒，专心反归正道，把旧日过错全部改正，使新的德行彰明，那么显赫的重大异象或许可以消除，天命的离去或许可以挽回，社稷宗庙或许可以保全。只请陛下留神，反复详尽地省察我的言论。皇帝性情宽厚，喜爱文辞，却沉溺于宴饮游乐；这些事情都是皇太后和诸位舅父日夜忧虑的。因为至亲之人难以多次进言，所以他们推举谷永等人借天变来切实劝谏，劝皇上采纳。谷永自己知道宫内有人相应，便把心中所想全部展开；他每次议论政事，皇上总以礼貌答复。等到上奏这篇应对，皇上大怒。卫将军王商秘密检举谷永，要求将他发遣；皇上派侍御史逮捕谷永，并命令已经越过交道的不要追赶。御史没有追上，谷永返回后，皇上的怒意也消解了，因而后悔。皇上曾与张放以及赵、李氏的诸位侍中在宫禁中共同宴饮，众人都斟满酒举杯，谈笑大笑。当时御驾坐在帷幕中，旁边有张画屏风，画着纣王醉后斜坐、妲己在旁作长夜之乐。侍中光禄大夫班伯久病初愈，皇上指着画问班伯：“纣王无道竟到了这种地步吗？”班伯回答：“《尚书》说：‘于是听用了妇人的话。’哪里说过他斜坐放肆于朝廷？所谓众恶都归到他身上，实际并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皇上说：“如果不是这样，这幅图又是用来警戒什么的呢？” 班伯回答：“沉溺于酒，是微子告别离去的原因；放声号哭，是《大雅》所说的流连之事。《诗经》《尚书》关于淫乱的告诫，根源都在酒上。”皇上于是叹息说：“我很久没有见到班生了，今天又听到了正直的言论。”张放等人不高兴，渐渐借口起身更衣，便离席出去。当时长信宫庭院的使者恰好进来，听见并看见了这些事。皇上到东宫朝见太后，太后哭着说：“皇帝近来面色消瘦黝黑，班侍中本来是大将军举荐的。应当特别宠异他，再寻求像他这样的人来辅佐圣德。应当派富平侯暂且到封国去。”皇上说：“好。”皇上的舅父们听说后，便暗中向丞相、御史请求查找张放的过失。于是丞相翟宣、御史大夫孔方进上奏说：“张放骄横放肆，奢侈淫乱没有节制，拒绝关闭使者，杀伤无辜；他的随从和亲属也倚仗权势作威作福，请免去张放的官职，让他到封国去。”皇上不得已，降张放为北地都尉。此后接连多年多次发生灾变，所以张放长久不能返回。皇帝赐玺书慰劳问候不断。敬武公主患病，皇帝下诏召张放回府，探视母亲的病情数月。公主病愈后，皇帝又起用张放为河东都尉。皇上虽然喜爱张放，但上迫于太后，下又要采用大臣的意见，所以常常流泪送他离去。元延元年秋七月，东井上方有彗星出现。皇上因灾变广泛征询群臣意见，北地太守谷永回答：“君王亲自实行道德，承顺天地，那么五种征象按时出现，百姓长寿，祥瑞一同降临；如果失道妄行，违逆天意、暴虐万物，那么罪咎的征兆显著出现，妖孽一同显现，饥荒接连到来；始终不改过觉悟，恶行积聚而变异发生，上天便不再谴责告诫，而改命于有德之人。这是天地恒常的法则，是历代君王共同面对的事。又因为功德有厚薄，天命期限有长短，时代有中期、末期，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受八世的功业，正处于阳数的末季，经历三七的节纪，遇上无妄卦所代表的运势，恰逢百六之灾。三种难题难以预料，杂乱的乌鸦聚集在一起。自建始元年以来二十年间，各种灾害和重大异变交错蜂起，比《春秋》所记载的还多。内则在深宫后庭，将有骄横的臣子、强悍的妾，醉酒狂悖，突然发生败乱；在北宫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静闲僻之处，将有征舒、崔杼那样的叛乱。外则在诸夏和地方，将有樊并、苏令、陈胜、项梁那样奋臂而起的祸患。这是安危的分界，也是宗庙最大的忧患。我谷永因此胆破心寒，已经预言多年了。下面先有了这种萌芽，然后上面才显现变异，难道可以不谨慎吗？祸患从细微处兴起，奸邪从异常之处产生。希望陛下端正君臣之义，不再同群小亲昵亵慢、宴饮作乐；勤勉遵守三纲的严肃原则，整治后宫的政务；抑制并疏远骄纵嫉妒的宠妾，尊崇并亲近婉顺的行为；朝见时遵循法驾，然后才出行；陈列兵卫、清理道路，然后才行走；不要再轻身独自出行，到臣妾之家饮食。三件事一旦除去，内乱的道路就堵塞了。诸夏起兵，萌芽在百姓遭受饥荒而官吏不加怜恤，兴起于百姓困苦而赋税沉重，发端于下面怨恨离散而上面却不知道。

译《传》说：‘百姓饥饿却不减免赋税，这叫作暴虐，其罪过就是灭亡。’ 近年来各郡国受到水灾，禾稼和麦子没有收成，正应当减免通常赋税的时候，有关官员却上奏请求增加赋税，严重违背经义，也逆反民心，这是招致怨恨、趋向祸患的道路。臣希望陛下不要批准增加赋税的奏议，进一步减少奢侈的费用，广施恩惠，赈济供养贫困者，命令并劝勉百姓耕田种桑，以慰藉安抚百姓的心，这样诸夏的叛乱或许可以平息。”中垒校尉刘向上书说：“我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圣明的帝王应当以败乱作为戒鉴，不忌讳谈论兴亡，所以臣敢于竭尽愚见陈述一切，只请陛下留神察看。”臣谨考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如今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已经发生八次，平均两年六个月发生一次，古今罕见。灾异有大小、稀疏和密集，占验有舒缓、急迫之别。考察秦、汉易代，观看孝惠帝、孝昭帝没有后嗣，察看昌邑王未能终其帝位，观察孝宣帝继承兴起，都有灾变异象，已明确记载在《汉纪》中。天命的离去和归来，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臣有幸凭借末属的关系，确实看见陛下宽厚明察的德行，希望消除重大异变，兴起高宗、成王那样的声名，以尊崇刘氏。因此恳切地多次进谏，即使冒着死亡之诛；天文灾异很难仅凭言语使人明白。臣虽然把图献上，仍须口头说明，然后才可以明白。希望陛下赐给我在清闲宴居之间进见的机会，让我指着图陈述情况，皇上常常把这些意见收纳进去。然而最终还是不能采用。十二月，北地都尉张放到任数月后，又被征召入朝任侍中。太后给皇上写信说：“先前说的办法还没有见效，富平侯反复回来，他难道能默不作声吗？”皇上谢罪说：“请允许我这次奉行诏令。”于是皇上调张放出任天水属国都尉，任命少府许商、光禄勋师丹为光禄大夫，班伯为水衡都尉，都兼任侍中，秩禄均为中二千石。皇上每次到东宫朝见太后，他们常常随从；遇到重大政事，就一同向公卿传达旨意。皇上也逐渐厌倦游宴，重新修习经书学业，太后非常高兴。绥和二年三月丙戌，皇帝在未央宫驾崩。皇帝平素强健，没有疾病。当时楚思王刘衍、梁王刘立来朝见，第二天早晨将要辞行，皇上前一夜在白虎殿安排供张；又准备任命左将军孔光为丞相，侯印和诏书都已经刻制完毕。夜里平安无事，临近早晨，皇帝穿好裤袜，想起身，却因失去衣物而不能说话。到白天漏刻上十刻时驾崩。民间喧哗，都把罪过归给赵昭仪。皇太后下诏令大司马王莽会同御史、丞相、廷尉审问皇帝平日的起居和发病情况。赵昭仪自杀。班彪赞说：我的姑母充任后宫，成为婕妤；父亲、儿子和兄弟都在帷幄中侍奉，曾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容仪，登车时端正站立，不回头向内看，不急促说话，不亲自指点。临朝时深沉静默，尊严如神，可以说具有肃穆天子的容貌。他博览古今，能够容纳接受直率的言辞，公卿的奏议也多能记述。正逢太平时代，上下和睦。然而他沉溺于酒色，赵氏作乱，内外戚家擅权，说起这些实在令人忧闷。建始以来，王氏开始掌握国家命令。哀帝、平帝在位年限短，王莽于是篡夺帝位。大概这种威势和福禄的来源，是逐渐形成的。黄河决口的祸患 汉元帝永光五年。起初，武帝堵塞宣房后，后来黄河又在馆陶向北决口，分流成为屯氏河，向东北流入大海，河道宽度和深度与黄河相等，所以顺应其自然形势，没有筑堤堵塞。这一年，黄河在清河灵鸣犊口决口，屯氏河也断流。【武帝元封二年，皇上派汲仁、郭昌征发数万人堵塞瓠子河决口，在决口上修筑宫殿，命名为宣房宫。】成帝建始四年夏四月，大雨下了十多天，黄河在东郡金堤决口。在这以前，清河都尉冯逡上奏说：“本郡承受黄河下游，土壤轻松脆弱，容易受损。近来所以还能宽缓而没有大害，是因为屯氏河沟通两条河道，分流了水势。如今屯氏河堵塞，灵鸣犊口又更加不利，只有一条河道同时承受数条河流的水量，即使加高堤防，最终也不能排泄。如果遇到连绵大雨，十天不放晴，一定会充满并溢出九河的旧河道。如今既然已经消灭，难以辨明；屯氏河新近断流不久，那里容易疏浚，而且河口所在处比能够分泄水势的地方高，地形和道路都便利，可以重新疏浚，以帮助黄河排泄暴水，预防非常灾害。如果不预先修治，北面决口会危害四五个郡，南面决口会危害十多个郡，到那时再忧虑就晚了。”此事交给丞相、御史处理，二人禀告后派博士许商前去巡视，认为国家日常经费不足，暂且可以不疏浚。三年后，黄河果然在馆陶和东郡金堤决口，泛滥于兖州、豫州，流入平原、千乘、济南，共淹没四郡三十二县；被水淹的土地有十五万多顷，深的地方达三丈，冲毁官府亭舍和民间房屋将近四万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因为提出的方案粗疏，上奏受到皇上严厉责备，说他没有尽职忧患，于是自杀。派大司农非调调配均衡钱粮，供给黄河决口所淹各郡。派两名谒者在河南以东征发船五百艘，迁移百姓避水，前往丘陵居住的有九万七千多人。河平元年春，杜钦向王凤推荐犍为人王延世，让他负责堵塞决口的黄河。王凤任命王延世为河堤使者。王延世用竹子编成竹笼，长四丈，粗九围，里面装小石头，用两道绳索夹着把它们放入水中。三十六天后，河堤修成。三月，诏令任命王延世为光禄大夫，秩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黄金一百斤。二年秋八月，黄河又在平原决口，水流入济南、千乘，被冲毁的地方减少了一半。建始年间，又派王延世和丞相史杨焉、将作大匠许商、谏大夫乘马延年一同修治。六月才完工，又赐王延世黄金一百斤。参加治河的士卒中没有领取平价粮食的，登记为外繇六个月。鸿嘉四年秋，渤海、清河、信都的河水泛滥，淹没三十一个县邑，冲毁官府亭舍和百姓房屋四万多所。平陵人李寻等上奏说：“议论治河的人常想寻找九河的旧河道并加以开挖，如今既然河水自行决口，可以暂且不要堵塞，观察水势。黄河若想在那里形成河道，应当让它逐渐自行成川，冲开沙土，然后顺应天意谋划，必定能够成功而且耗费财力较少。”于是最终停止堵塞。朝臣多次说百姓可怜，皇上派使者安置生产并赈济他们。

译绥和二年九月，骑都尉平当奉命主管河堤，上奏说九河如今都已经湮灭；按照经义，治水有开决河流、疏浚深川的记载，却没有筑堤防水、堵塞河道的文字。黄河从魏郡向东北流，常常泛滥决口，水流痕迹难以辨明。天下四方的百姓不能欺骗，应当广泛寻求能够疏浚河道、防治黄河的人。”皇上采纳了他的意见。待诏贾让上奏说：“治理黄河有上、中、下三种办法。古代建立国家、安置百姓、划分土地时，一定留下河川湖泽的分界，估量水势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大河不筑堤，小河可以流入堤岸和陂塘，低洼处作为污泽，使秋水多有停息的地方，左右的水波宽缓而不逼迫。土地有河川，就像人有口一样。治理土地却堵塞河川，就像制止小儿哭泣却堵住他的嘴，难道不是立刻就能停止吗？但是死亡也会立即到来。因此说：‘善于治理河川的人，疏导它使其有道路；善于治理百姓的人，宣泄他们的意见使其能够说话。’大概堤防的修筑，是近代从战国开始的；各自堵塞防护百川，各国只求自身利益。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边界，赵、魏靠近山地，齐地低洼，于是筑堤离河二十五里。河水向东抵达齐国堤防，就向西泛滥赵、魏；赵、魏也筑堤离河二十五里。虽然这些堤防不在河道正中，水势尚且有游荡的地方，到了时节水退去，就留下淤泥，土地肥美，百姓在那里耕种，有时长久没有灾害，渐渐修筑宫室住宅，便形成聚落。大水到来时漂流淹没土地，便再次筑起堤防自救，逐渐向外扩展城郭，排开水泽而居住其中；如果遭受深水淹溺，也是自取其害。如今堤防狭窄的地方距离河水只有几百步，远的地方有几里；在原有大堤以内又有数重堤防，百姓居住在它们之间，这些都是前代排水筑堤造成的。黄河从河内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有石堤，阻激水势使其回转；一百多里之间，河水两次向西、三次向东，逼迫阻塞到这种程度，不能安定停息。如今实行上策，应当迁移冀州处在水流冲击处的百姓，决开黎阳遮害亭，让黄河向北流入大海；河水西边靠近大山，东边靠近金堤，水势不能远处泛滥，满一年便会自行安定。反对的人会说：‘如果这样做，就会毁坏城郭、田地、房屋、坟墓，数以万计，百姓必然怨恨。从前大禹治水，挡在道路上的山陵也毁掉了，所以凿开龙门，疏通伊阙，分开底柱，破除碣石，毁坏了天地本来的形势；何况这些只是人力造成的事，有什么值得顾惜的呢？’如今沿河十郡修治堤防，每年耗费将近万万；等到大决口时，所毁坏的更是不可计数。如果拿出数年治理黄河的费用，来安置迁移的百姓，使他们有产业，遵循古代圣人的法则，安定山川的位置，使神、人各居其所而互不侵扰；况且大汉疆域方圆万里，难道要同水争夺咫尺之地吗？这项功业一旦建立，黄河安定，百姓安宁，千年没有祸患，所以称为上策。至于在冀州境内多开漕渠，使百姓能够灌溉田地，分散、削弱水势，即使不是圣人的法则，也是挽救败局的方法。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置水门。恐怕议论者会怀疑大河难以控制，荥阳漕渠足以作为验证。冀州各渠的渠首都应当向上依靠这些水门，各条渠道再分支引水。干旱时打开东方较低的水门，灌溉冀州；洪水时打开西方较高的水门，分泄河水，灌溉民田，同时治理河堤也能完成。这确实可以使国家富足、百姓安定，兴利除害，维持数百年，所以称为中策。至于修补完好旧堤，加高低处、培厚薄处，劳费没有止境，却屡次遭受水灾，这是最下策。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请征召能够治理黄河的人，人数达数百。其中意见差异较大的，长水校尉平陵人关并说：“黄河决口通常发生在平原、东郡一带，因为那里地势低、土质疏松。早就听说大禹治河时，本来就空出这片地方，认为水势过盛便让它泛滥，稍微自行疏泄；虽然河道有时改变位置，仍不能离开这里。上古之事难以辨识，近来考察秦、汉以来，黄河在曹、卫一带决口，其南北范围不过一百八十里，可以空出这片土地，不要在那里设置官府亭舍和民间房屋罢了。”御史临淮人韩牧认为，可以大略在《禹贡》所说的九河处开挖，即使不能恢复九条河，开成四五条也应当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说：“黄河流入勃海，地势比韩牧想开挖的地方高。过去上天曾连续下雨，又刮东北风，海水泛滥，向西南涌出，浸漫数百里。九河所在地已经逐渐被海水侵占了。大禹疏导黄河，本来是顺着西山脚下向东北流去。《周谱》说：‘定王五年，黄河改道。’那么如今黄河流经的地方就不是大禹开凿的河道了。后来秦国攻打魏国，决开黄河水淹魏都，决口于是扩大，不能再填补。应当退而迁移河道，修整平坦之地，另开河道，使河水沿西山山脚，顺着高地向东北流入大海，这样才没有水灾。” 司空掾沛国人柏谭主持讨论这些意见，向甄丰说：“这几种方案中一定有一种是正确的，应当详细考察验证，都可以预先看出结果；计划确定后再举事，费用不过数亿万，也可以用来安排那些游手好闲、没有产业的百姓，让他们空居或服役时都由官府供给衣食并为之做工。这样上下两方面都便利，既可以上承大禹治水的功业，又可以在下方解除百姓的疾苦。”当时王莽只崇尚空洞的言辞，没有一项得到施行。王莽始建国三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泛滥到清河以东的几个郡。此前，王莽担心黄河决口会损害元城的坟墓；等到河水决口向东离开元城后，便不再担心水患，于是没有筑堤堵塞。明帝水平十二年。起初，平帝时黄河与汴渠决口毁坏，长久没有修治。建武十年，光武帝想修治，浚仪令乐俊上书说：“百姓刚遭受战争，不宜兴起徭役。”于是停止。后来汴渠向东侵蚀，日久月深，范围越来越大，兖州、豫州百姓怨恨叹息，认为官府总是兴起其他徭役，却不先处理百姓的急难。有人推荐乐浪人王景，说他能够治水。夏四月，皇帝下诏征发数十万士卒，派王景和将作谒者王吴修筑汴渠堤防，从荥阳向东直到千乘海口，长一千多里，每十里设置一座水门，命令水流交替回注，不再有决堤渗漏的忧患。王景虽然节省了劳役和费用，但仍然耗费以百亿计算。十三年夏四月，汴渠修成，黄河和汴渠分流，恢复了原来的河道。《通鉴纪事本末》卷四下

译钦定《四库全书》《通鉴纪事本末》卷五上 宋代袁枢撰写 丁氏、傅氏掌权 汉成帝元延四年春正月，中山王刘兴、定陶王刘欣都来朝见。中山王只带傅相随从，定陶王则把傅相、中尉全都带来。皇上感到奇怪，便询问定陶王。定陶王回答：“诏令规定诸侯王入朝时可以带本国的二千石官员、傅相和中尉，他们都是本国的二千石官，所以我把他们都带来了。”皇上命令他诵读《诗经》，他通晓熟习并能解释。另一天皇上问中山王为何只带傅相，依据的是哪条法令，中山王不能回答。皇上又命令他诵读《尚书》，他又不能通晓。等到在皇帝面前赐食，中山王后来吃饱起身时，鞋带解开了。皇帝因此认为他没有才能，而认为定陶王贤能，多次称赞他的才干。当时诸侯王中只有这两人与皇帝是最亲近的。定陶王的祖母傅太后随王来朝，私下贿赂赵皇后、昭仪以及骠骑将军王根。皇后、昭仪和王根见皇上没有儿子，也想预先结交定陶王，为长久之计，于是都改口称赞定陶王，劝皇帝把他立为继承人。皇帝也认为他的才能很好，给他举行加元服礼后送他回去。当时定陶王十七岁。绥和元年春正月，皇上召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右将军廉襃、后将军朱博入禁中，商议中山王和定陶王谁适合做继承人。翟方进、王根、廉襃、朱博都认为应立定陶王，理由是他是皇帝弟弟的儿子；礼制说：‘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为他承继后嗣的人，就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定陶王适合做继承人。孔光独自认为，按照礼制立继承人应当选择亲近的，以《尚书》所说“盘庚，殷之及王”为依据；兄长死后由弟弟继承，中山王是先帝的儿子，是皇帝的亲弟弟，应当立为继承人。皇上认为中山王没有才能，又认为按照礼制兄弟不能互相进入宗庙，不采纳孔光的意见。二月癸丑，诏令立定陶王刘欣为皇太子，封中山王的舅父谏大夫冯参为宜乡侯，增加中山国三万户，以安慰中山王的心意。派执金吾任宏代理大鸿胪，持节征召定陶王。定陶王辞谢说：“臣的才质不足以冒充太子宫中的人选，臣希望暂且留在国邸，早晚奏报询问皇上的起居，等有圣明的继承人后，再回国守藩。”奏书上报，天子答复说知道了。戊午，孔光因为议论不合而获罪，左迁；廷尉何武升任御史大夫。秋八月，中山孝王刘兴去世。冬十月，皇上认为太子既然奉祀太宗，就不能顾念自己的亲生亲属。十一月，立楚孝王的孙子刘景为定陶王，以奉祀恭王的王后。当初太子还在防地时，王祖母傅太后亲自抚养照料他；等他成为太子，皇帝下诏让傅太后和太子与丁姬各自居住在定陶国邸，不得相见。不久，王太后想让傅太后、丁姬每十天到太子府一次。皇帝说：“太子承继正统，应当共同奉养陛下，不能再顾念私亲。”王太后说：“太子年幼时，是傅太后抱养他；如今让她到太子府，只是因为乳母的恩情，并不会妨碍什么。”于是下令傅太后可以到太子府，丁姬因为没有抚养太子，唯独不能前往。二年三月丙戌，皇帝在未央宫去世。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到未央宫一次。皇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的太后应当住在哪里？”丞相孔光一向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戾，长于权术，从皇帝还在襁褓时就抚养教导他直到成年，皇帝能够即位，她也出了力。孔光心里担心傅太后干预政事，不想让她与皇帝朝夕相近，于是议定应当另行修建宫殿给定陶太后居住。大司空何武说：“可以住在北宫。”皇帝听从了何武的话。北宫有紫房，并有复道通往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往来，早晚到皇帝那里，请求获得尊号，并使自己的亲属显贵受宠，使皇帝不能从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窥测傅太后的意旨，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是夏氏，但被华阳夫人收为女儿；庄襄王即位后，她们都称太后。如今也应当立定陶共王后为皇帝的太后。”此事交给有关官员处理。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兼领尚书事师丹弹劾说：“董宏明知皇太后的尊号至高无上、天下一统，却拿灭亡的秦朝来作比喻，贻误圣明的朝廷，这不是应当说的话，是大不敬。” 皇帝刚即位，谦逊地采纳王莽、师丹的意见，免去董宏的官职，降为庶人。傅太后大怒，逼迫皇帝一定要给她尊号。皇帝于是禀告太皇太后，命她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五月丙戌，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诏书说：“《春秋》讲母亲因儿子而尊贵，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丁姬为恭皇后，各设置左右詹事，食邑和长信宫中的官员一样。”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襃德侯，封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皇后父亲傅晏为孔乡侯，皇太后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好学有才，品行有志，众人都归附仰望他。当初皇帝给外戚授爵时，傅喜唯独坚持谦让，称病推辞。傅太后开始参与政事，傅喜多次劝谏她，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赐给傅喜黄金百斤，收回右将军印，授予光禄大夫之职，让他以养病为名退居。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品行仁义清白，忠诚忧国，是朝廷内辅之臣。如今只因卧病，突然遣送他回去，众人都会失望，都说：‘傅氏的贤者，因为议论与定陶太后不合，所以被斥退。’” 百官无不替国家感到惋惜，这是忠臣，是国家的屏障。鲁国凭季友治理乱局，楚国凭子玉，魏国凭无忌，项羽凭范增来挫败敌人、决定存亡；百万军队，也不如一个贤能的人。所以秦国用千金离间廉颇，汉朝散发万金来疏远亚父范增。傅喜立于朝廷，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傅氏兴废的关键；皇帝自己也很看重他，所以不久又起用他。九月庚申，发生地震，从京师到北方边境的郡国有三十多处，城郭被毁，共压死四百多人。有人以灾异询问待诏李寻，李寻回答说：“太阳是众阳之首，是君主的象征。君主不修明治道，太阳就会失常，昏暗而失去光明。近来太阳尤其不明，光明受到侵夺，失去正常颜色，邪气和日旁的珥、蜺屡次出现。小臣不了解宫廷内部的事情，私下以太阳来观察陛下，您的志向操守比最初衰退得多了。希望陛下坚持刚健的德行，坚强意志，遵守法度，不要听信女宠进谒者和奸邪之臣的姿态，也不要接受保姆、阿母、乳母用甜言悲辞提出的请求；应当果断拒绝，不要听从，努力实行大义，断绝小小的不忍。如果实在有不得已的情况，可以赐给她们财物，不能私下授予官位，这确实是皇天所禁止的。我听说月亮是众阴之首，象征妃后、大臣和诸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