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十三

译万物也就是我，哪里还有万物呢？我也就是万物，哪里还有我呢？有什么东西不是我？有什么我不属于万物？像这样就能主宰天地，就能掌管神明，何况是人呢？何况是万物呢？

译砍柴人问打鱼人说：“天依靠什么？”回答说：“依靠地。”砍柴人问：“地依附什么？”回答说：“依附天。”砍柴人问：“那么天地依靠什么、依附什么？”回答说：“天地自身相互依靠依附。天依靠形体，地依附气息。形体是有边界的，气息是没有边界的。有和无相互滋生，形体和气息相互感应。终结之后又有开始，在终结与开始之间，天地存在于何处呢？天以功用为根本，以形体为末节；地以形体为根本，以功用为末节。利用万物的出入变化称为神，命名事物的有无称为圣。只有神和圣，能够参悟天地之道。小人则每天使用却不知其理，所以有危害生命、损害实质的祸患。名是实的附属，利是害的主因。名产生于不足，利防范于有余。害产生于有余，实防范于不足。这是事物的常理。养生的人必定追求利，贪婪的人则为了利牺牲生命，所以有危害生命的祸患。立身的人必定追求名，众人则为了名牺牲生命，所以有损害实质的祸患。偷窃别人的财物称为盗，刚开始获取时，只怕不够多；等到败露时，只怕太多了。贿赂和赃物本是同一事物，却有两个名称，是因为利与害的缘故。窃取别人的美誉称为徼幸，刚开始获取时，只怕不够多；等到败露时只怕太多了。赞誉与诋毁本是同一件事，却有两个名称，是因为名与实的缘故。凡是说到朝廷，那是聚集名声的地方；说到市场，那是聚集利益的地方。能够不在其中争夺，即使一天升迁九次，货物价值增加十倍，又有什么危害生命、损害实质的祸患呢？由此可知，争夺是获取利益的开端；谦让是追求名声的根本。利益到来则祸害产生，名声兴起则实质受损。利益到来、名声兴起，却没有危害生命、损害实质的祸患，只有有德行的人才能做到。天依靠地，地依附天，难道相距很远吗？”

打鱼人对砍柴人说：“天下将要治理好，人们必定崇尚行为；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定崇尚言论。崇尚行为，笃实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言论，诡诈的风气就会流行。天下将要治理好，人们必定崇尚义；天下将要混乱，人们必定崇尚利。崇尚义，谦让的风气就会流行；崇尚利，掠夺的风气就会流行。三王是崇尚行为的人，五霸是崇尚言论的人。崇尚行为的人必定进入义的境界，崇尚言论的人必定进入利的境界。义和利相差的距离，为什么如此遥远呢？”由此可知，言语出于口，不如行为见于身；行为见于身，不如心意尽于内。言语出于口，人们能够听到；行为见于身，人们能够看到；心意尽于内，神明能够知晓。人的聪明尚且不可欺骗，何况神明的聪明呢？由此可知，无愧于口，不如无愧于身；无愧于身，不如无愧于心。没有口头的过错容易，没有行为的过错难；没有行为的过错容易，没有内心的过错难。既然没有内心的过错，还有什么难的呢？唉！哪里能找到没有内心过错的人，与他谈论内心呢？

打鱼人对砍柴人说：“你知道观察天地万物的道理吗？”砍柴人说：“不知道，希望听听它的方法。”打鱼人说：“所谓观察事物，不是用眼睛去观察；不是用眼睛观察，而是用心观察；不是用心观察，而是用理观察。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含有理的，没有不含有性的，没有不含有命的。所谓理，穷究它之后才能知道；所谓性，穷尽它之后才能知道；所谓命，达到它之后才能知道。这三种知识，是天下真正的知识，即使是圣人也不能超过。超过它们的，不能称为圣人。”镜子之所以能明亮，是因为它能不隐藏万物的形体。虽然如此，镜子能不隐藏万物的形体，不如水能统一万物的形体。虽然如此，水能统一万物的形体，又不如圣人能统一万物的实情。圣人之所以能统一万物的实情，是因为圣人能反观。所谓反观，不是以自我去观察事物。不以自我去观察事物，就是以事物本身去观察事物。既然能以事物本身去观察事物，又怎么会有自我夹杂其中呢？由此可知，我也是人，人也是我，我和人都是物。这就是能够用天下的眼睛作为自己的眼睛，眼睛没有看不见的；用天下的耳朵作为自己的耳朵，耳朵没有听不到的；用天下的嘴巴作为自己的嘴巴，嘴巴没有不说的；用天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心没有不谋划的。天下的观察，对于看见来说不也很广阔吗？天下的听闻，对于听到来说不也很遥远吗？天下的言论，对于议论来说不也很高深吗？天下的谋划，对于快乐来说不也很大吗？它的看见极其广阔，它的听闻极其遥远，它的议论极其高深，它的快乐极其宏大。能够做极其广阔、极其遥远、极其高深、极其宏大的事情，而内心没有一丝作为，难道不称为至神至圣吗？不只是我称他为至神至圣，天下人称他为至神至圣；不只是一时的天下人称他为至神至圣，千万世的天下人称他为至神至圣。超过这个境界的，没有人知道了。罢了。

砍柴人问打鱼人说：“你用什么方法得到鱼？”回答说：“我具备六样东西而得到鱼。”砍柴人说：“具备六样东西，难道是由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具备六样东西而得到鱼，是人；具备六样东西之所以能得鱼，不是人。”砍柴人不明白，请求询问方法。打鱼人说：“六样东西，是竿、纶、浮、沉、钩、饵。缺少一样，鱼就得不到。然而

译六样东西都具备却捕不到鱼的，不是人的过错。六样东西都具备却捕不到鱼的情况，是有的。但没有六样东西不具备却能捕到鱼的情况。由此可知，具备六样东西的是人的因素；捕到鱼还是捕不到鱼，是天意。六样东西不具备因而捕不到鱼的，不是天意，而是人的过错。

译砍柴的人说：“有人向神灵祈祷而求取福报，福报可以祈祷求得吗？求取就能得到吗？冒昧地请问其中的道理。”回答说：“谈论善恶的是人，降下祸福的是天。天道赐福给善人而降祸给淫邪之人，神灵怎能违背天道呢？自己招致的罪过，本来难以逃避。上天降下的灾祸，祈祷禳除有什么益处？修养德行、积累善行，是君子的本分，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做别的事呢？”砍柴的人说：“有行善却遭遇祸患的，有作恶却获得福报的，这是为什么呢？”打鱼的人说：“这是因为有幸与不幸。幸与不幸，是命运；应当与不应当，是本分。一种命运一种本分，人难道能逃脱吗？”砍柴的人说：“什么叫做本分？什么叫做命运？”回答说：“小人遇到福报，不是本分，而是命运；遭遇祸患，是本分，不是命运。君子遭遇祸患，不是本分，而是命运；获得福报，是本分，不是命运。”

打鱼的人对砍柴的人说：“人们所说的亲近，没有比父子更亲近的了；人们所说的疏远，没有比路人更疏远的了。如果利害之心在心中，那么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比路人还要疏远了。父子之间的伦理，是天然本性；利害尚且能够改变它，何况不是天然本性的人呢？利害改变人心，竟然如此深刻，能不谨慎吗？路人相逢，就擦肩而过，本来没有互相伤害的心。这是因为没有利害摆在面前。如果有利害摆在面前，那么路人和父子，又有什么区别呢？路人尚且能以义相交，何况父子之亲呢？义，是谦让的根本；利，是争夺的开端。谦让就有仁爱，争夺就有祸害。仁爱与祸害，相差多么遥远啊！尧舜也是人，桀纣也是人。人与人相同，而仁爱与祸害不同罢了。仁爱因义而产生，祸害因利而滋生。利如果不以义为准则，那么臣子杀害君主的情况就有了，儿子杀害父亲的情况也有了。这哪里像路人相逢，一天之内就能在内心通达那样呢？”

砍柴的人对打鱼的人说：“我曾经背柴，举起一百斤而没有受伤。我的身体增加十斤就受伤了。我的身体，冒昧地请问是什么原因？”打鱼的人说：“砍柴的事我不了解。以我的事情来看，换作其他情况也是这样。我曾经钓到一条大鱼，与我搏斗，想放弃它却舍不得，想抓住它却又不能制服。整天之后才得到，几乎有溺水的危险。这难道只是有身体受伤的危险吗？鱼和柴虽然不同，但因为贪婪而受伤是一样的。一百斤是在力量本分之内的，十斤是在力量本分之外的。在力量本分之外，即使一毫也会造成危害，何况十斤呢？我贪图大鱼，和你贪图柴薪有什么不同呢？”砍柴的人感叹说：“我从今以后才知道，量力而行才是智慧啊！”

砍柴的人对打鱼的人说：“你可以说是懂得《易经》的道理了。我冒昧地问，《易经》有太极，太极是什么东西？”回答说：“是无为的根本。太极生出两仪，两仪是指天地吗？”回答说：“两仪，是天地的祖先，不仅仅是天地而已。太极分为二，先得到一个为一，后得到一个为二，一和二叫做两仪。”砍柴的人说：“两仪生出四象，四象是什么东西？”回答说：“大象是指阴阳刚柔。有了阴阳然后可以生出天，有了刚柔然后可以生出地，建立功业的根本在这里达到了极致。”砍柴的人说：“四象生出八卦，八卦是指什么？”回答说：“是指乾、坤、离、坎、兑、艮、震、巨。它们交替盛衰，终始变化在其中。进而重叠它们，那么六十四卦就由此产生了。而《易经》的道理才开始完备。”

砍柴的人问打鱼的人：“复卦为什么能体现天地的心呢？”回答说：“先前的阳气已经耗尽，后来的阳气开始产生，那么天地开始生成的时候，正是日月开始循环的时候，最后正是星辰终始的时候。万物的生死，寒暑的更替，昼夜的变化，没有这个就无法体现。当天地穷极的时候必然变化，变化就能通达，通达就能长久。所以《象传》说先王在冬至日关闭城门，商旅不行，君主不巡视四方，这是顺应天道的缘故。”砍柴的人对打鱼的人说：“无妄卦有灾祸，冒昧地请问原因？”回答说：“妄就是欺骗，得到它必然有祸患。欺骗中有妄念，顺应天道而动却有祸患降临的，不是祸患，是灾祸。就像农民有希望丰收却不勤于耕种的人，他的荒废，不也是祸患吗？农民有勤于耕种却因水旱灾害而失败的人，他的荒废，不也是灾祸吗？所以《象传》说先王以茂盛的态度应对时节，养育万物，贵在不要妄为。”

砍柴的人问：“姤卦，是什么意思？”回答说：“姤，是相遇的意思。柔遇刚。与夬卦相反。夬卦开始逼迫壮盛，姤卦开始遇到壮盛。阴开始遇到阳，所以称为姤。观察姤卦，天地的心，也可以看到了。圣人以德化及于此，没有不昌盛的。所以《象传》说：‘发布命令告诫四方’，履霜的谨慎，就在这里。”

打鱼的人对砍柴的人说：“春天是阳气的开始，夏天是阳气的极致，秋天是阴气的开始，冬天是阴气的极致。阳气开始就温暖，阳气极致就炎热，阴气开始就凉爽，阴气极致就寒冷。温暖就生物，炎热就长物，凉爽就收物，寒冷就杀物。都是一股气，分别成为四季。它生成万物，也是这样。”

砍柴的人问打鱼的人：“人之所以比万物灵秀，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打鱼的人回答说：“说的是眼睛能接收万物的颜色，耳朵能接收万物的声音，鼻子能接收万物的气味，嘴巴能接收万物的味道。声色气味，是万物的本体；目耳鼻口，是万物的功用。本体没有固定的功用，只有变化才是功用；功用没有固定的本体，只有化育才是本体。”

译本体与功用相互交融，人与物的道理于是便完备了。既然如此，人也是物，圣人也是人。有一物的物，有十物的物，有百物的物，有千物的物，有万物的物，有亿物的物，有兆物的物。在兆物之中产生出单一之物，并代表兆物的，难道不是人吗？有一人的人，有十人的人，有百人的人，有千人的人，有万人的人，有亿人的人，有兆人的人。在兆人之中产生出单一之人，并代表兆人的，难道不是圣人吗？由此可知，人，是物中最为极致的；圣人，是人中最为极致的。物中最为极致的，才配称为物中之物；人中最为极致的，才配称为人中之人。所谓物中最为极致的，就是至物；而人中最为极致的，就是至人。用至物来对应至人，那不就是圣人吗？人们如果不称他为圣人，我就不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称他能够以一颗心观察万千人心，以一个身体观察万千身体，以一种事物观察万千事物，以一个时代观察万千时代；又说他能够以心代替天意，以口代替天言，以手代替天工，以身代替天事；又说他能够向上通晓天时，向下穷尽地理，居中穷尽物情，透彻洞察人事；又说他能够包罗天地，出入于造化之间，贯通古今，表里于人物。唉！圣人，并非世世代代都能效法圣人，我无法亲眼见到他。虽然如此，我虽然无法亲眼见到他，但考察他的内心，观察他的事迹，探究他的本体，潜察他的功用，即使经过亿万年，也可以依理而知晓他。如果有人告诉我：“天地之外，另有天地，万物不同于此天地万物，那我就无法知道了。”不仅我无法知道，圣人也无法知道。凡是说“知道”的，是指内心能够知晓；说“言说”的，是指口能够言说。既然内心尚且无法知晓，口又怎么能言说呢？用内心无法知晓却硬要说知晓，这叫妄知；用口无法言说却硬要言说，这叫妄言。我又怎么能追随妄人而实行妄知、妄言呢？

译打鱼的人对打柴的人说：“孔子曾说：‘商朝沿袭夏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商朝的礼制，所增减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即使经过一百代也是可以预知的。’既然这样，那么何止千百代而已呢？亿千万代都是可以预知的。人们都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却不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想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那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知道孔子之所以成为孔子的根本原因，那么除了天地之外还能去哪里寻找呢？人们都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却不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想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根本原因，那就算了；如果一定要知道天地之所以成为天地的根本原因，那么除了动静之外还能去哪里寻找呢？那一动一静，是天地最精妙的所在；在那一动一静之间，是天地人最精妙再精妙的所在。由此可知，孔子之所以穷尽天、地、人三才的道理，是因为他的行为没有痕迹可寻。所以有话说：‘我想不说话’，又说：‘天说了什么话呢？四季运行，百物生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打鱼的人对打柴的人说：“权变真是伟大啊！不是圣人无法穷尽其理。通过变，才能知道天地的消长；通过权，才能知道天地的轻重。消长，是时势；轻重，是事务。时势有通塞，事务有增减。圣人如果不了解顺应时势通塞的道理，怎么知道变的作用呢？圣人如果不了解顺应事务增减的道理，怎么知道权的作用呢？推动消长的是变；处理轻重的是权。由此可知，权与变，是圣人的一条根本之道。”

打柴的人对打鱼的人说：“人们说人死后还有知觉，有这回事吗？”打鱼的人说：“有这回事。”打柴的人说：“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打鱼的人说：“从人身上可以知道。”打柴的人说：“什么叫做人呢？”打鱼的人说：“目、耳、鼻、口、心、胆、脾脤之气完备，叫做人。心的灵气叫做神，胆的灵气叫做魄，脾的灵气叫做魂，脤的灵气叫做精。心的神发于目，就叫做视；脤的精发于耳，就叫做听；脾的魂发于鼻，就叫做嗅；胆的魄发于口，就叫做言。这八者具备，然后才叫做人。人，是天地万物的秀气所钟。然而也有不中规矩的，各自寻求其同类。如果完全具备人类的特征，就叫做全人之人。那完全具备类性的人，是天地万物的中正之气，叫做全德之人。全德之人，就是真正的人。所谓真正的人，就是仁人。只有全人才能当得起这个称呼。人的生存，叫做气运行；人的死亡，叫做形体回归。气运行则神魂交合，形体回归则精魄留存。神魂运行于天，精魄回归于地。运行于天就叫做阳，回归于地就叫做阴。返回阳则白天显现而夜晚潜伏，返回阴则夜晚显现而白天潜伏。因此知道：太阳，是月亮的形体；月亮，是太阳的影子；阳，是阴的形体；阴，是阳的影子；人，是〇的形体；〇，是人的影子。人们说〇无形而没有知觉，我不相信。”

打鱼的人问打柴的人说：“小人可以断绝吗？”打柴的人说：“不可以。君子禀受阳正气而生，小人禀受阴邪气而生。没有阴则阳不能形成，没有小人则君子也不能形成，只是在其中盛衰交替罢了。阳占六分则阴占四分，阴占六分则阳占四分，阴阳各占一半则各占五分。由此可知君子和小人的时运有盛衰。治世则君子占六分，君子占六分则小人占四分，小人固然不能胜过君子。乱世则相反。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兄像兄，弟像弟，夫像夫，妇像妇，叫做各自安守本分。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兄不像兄，弟不像弟，夫不像夫，妇不像妇，叫做各自失去本分。这就是由世道治乱造成的。君子常常行为胜过言语，小人常常言语胜过行为。所以世道治则笃实之士多，世道乱则虚饰之士众。笃实的人很少不成事，虚饰的人很少不败事。成功多则国家兴盛，失败多则国家灭亡，家庭也由此而兴亡。那使家庭国家兴盛的人与使家庭国家灭亡的人，相差多么遥远啊！”

打柴的人问打鱼的人说：“人们所说的才能，有有利的，有害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打鱼的人说：“才能是一样的，利害是两种。有正的才能，有不正的才能。正的才能，有利于人并且惠及自身；不正的才能，有利于自身却害于人。”打柴的人说：“不正怎么能叫做才能呢？”打鱼的人说：“别人不能而他却能，怎么能不叫做才能呢？圣人之所以感叹才能难得，是说那些能成就天下大事并归于正道的人很少。如果不能归于正道，才能确实是才能，但很难说他有仁德。这就好比药物治病，毒药有时也可以使用，但只能用一次而不能用第二次。病好了就赶快停止，不停止就会杀人。平药则可以每天使用。重病不是平药所能治疗的。能驱除重病而没有害人之毒的，是古今人所说的良药。《易经》说：‘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这样看来，小人有时也可以使用，时世太平治理安定，使用他们就不行。《诗经》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小人的才能吧？”打柴的人对打鱼的人说：“国家的兴亡与才能的邪正，本来已经听您教诲了。然而

译不挑选合适的人就加以任用吗？」渔夫说：「选择臣子的是君主，选择君主的是臣子。贤明与愚昧的人各自跟随同类的君主行事，有什么办法呢？有尧舜那样的君主，就一定有尧舜那样的臣子；有桀纣那样的君主，就一定有桀纣那样的臣子。尧舜的臣子出生在桀纣的时代，就像桀纣的臣子出生在尧舜的时代，必定不会被君主所任用。即使他们想要制造祸患或带来福泽，又能行得通吗？君主所喜好的，臣下必定也会喜好，这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哪里需要驱赶率领才这样呢？君主喜好道义，那么臣下必定喜好道义，而不讲道义的人就会远离；君主喜好私利，那么臣下必定喜好私利，而不谋私利的人就会远离。喜好私利的人多了，那么天下就会日渐衰败；喜好道义的人多了，那么天下就会日渐兴盛。日渐兴盛就会昌盛，日渐衰败就会灭亡。兴盛与衰败，昌盛与灭亡，难道相距很远吗？关键在于君主所喜好的罢了。太平盛世何尝没有小人？混乱的世道何尝没有君子？不被任用，那么善与恶又凭借什么来施行呢？」樵夫说：「善良的人常常很少，而不善良的人常常很多；太平盛世常常很少，而混乱的世道常常很多。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回答说：「观察万物，有什么事物不是这样的呢？比如五谷，除草了却不长苗的也有；蓬草莠草不除草也还生长，除草了却要求它们全部除尽，也是无可奈何的。由此可知君子与小人的道理由来已久。君子看到善行就欢喜，看到不善就远离；小人看到善行就嫉妒，看到不善就欢喜。善与恶各自跟随同类的群体。君子看到善行就靠近，看到不善就背离；小人看到善行就背离，看到不善就靠近。君子看到道义就趋近，看到私利就止步；小人看到道义就止步，看到私利就趋近。趋近道义就利于他人，趋近私利就害于他人。利于他人与害于他人，相差多么遥远啊！家庭与国家是一样的，国家兴盛时，君子常常多而小人常常少；国家灭亡时，小人常常多而君子常常少。君子多而被排斥的，是小人；小人多而被排斥的，是君子。君子喜好生养，小人喜好杀戮；喜好生养则世道太平，喜好杀戮则世道混乱。君子喜好道义，小人喜好私利；太平盛世就喜好道义，混乱的世道就喜好私利。其中的道理是一样的。渔夫谈完话，樵夫说：「我听说古代有伏羲，今天就像看到了他的面容一样。」于是拜谢渔夫，等到天亮才离开。

译无名公传

无名公出生在冀州，在豫州度过晚年，最终在豫州去世。十岁时，向同乡的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了同乡人的性情，自己内心的杂念去除了十分之一二。二十岁时，向本乡的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了本乡人的性情，自己内心的杂念去除了十分之三四。三十岁时，向全国的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了全国人的性情，自己内心的杂念去除了十分之五六。四十岁时，向古人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了古人的性情，自己内心的杂念去除了十分之七八。五十岁时，向天地求学，于是完全了解了天地的性情，想要去除自己内心的杂念却找不到可以去除的了。起初，同乡人怀疑他孤僻，询问本乡人，本乡人说：“这个人善于与人相处，怎么能说他孤僻呢？”不久，本乡人怀疑他泛泛之交，询问全国人，全国人说：“这个人不随便与人交往，怎么能说他泛泛呢？”不久，全国人怀疑他浅陋，询问四方的人，四方的人说：“这个人不是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说他浅陋呢？”不久，四方的人又怀疑他，向古今的人求证，古今的人始终没有能与他相同的人。又向天地询问，天地没有回答。在这个时候，四方的人迷惑混乱不再能了解他，因此称他为无名公。所谓无名，就是无法给他命名。大凡事物有形体就可以被容纳，可以被容纳就可以被命名。那么这个人没有形体吗？回答说：“有形体。”是有形体但没有踪迹的人。这个人没有用处吗？回答说：“有用处。”是有用处但没有私心的人。有踪迹有私心的人，是可以被了解的。没有私心没有踪迹的人，即使是神明也无法了解，无法命名，何况是人呢？所以他的诗说：“思虑尚未产生，神明无法知晓，不源于我，还源于谁？”能创造万物的是天地。能创造天地的是太极。太极，是可以被命名的吗？可以被了解的吗？所以勉强称它为太极。太极，大概就是无名的意思吧？所以他曾经为自己写赞语说：“借你的面貌，假借你的形体，在把玩太极之余，闲适地往来自如。”有人告诉他修福，他回答说：“我从未做过不善的事。”有人告诉他禳灾，他回答说：“我从未胡乱祭祀。”所以他的诗说：“如果灾祸可以这样免除，人就必须谄媚。如果福气需要祈求，天就可以衡量。”又说：“心中诚信自然产生信任，哪里需要祈祷。没有妄为却生出灾祸，不容易禳除。”他生性喜欢饮酒，曾称之为“太和汤”。喝得不多，微醺就停止，不喜欢喝醉。所以他的诗说：“生性喜欢饮酒，喜欢喝到微红。还没喝到微红，嘴里先吟诗。吟诗不够，于是放声高歌。高歌不够，无可奈何。”他睡觉的房间叫做“安乐窝”，不追求过于华美，只求冬天温暖夏天凉爽。遇到想睡觉的时候，就躺下。所以他的诗说：“墙高过肩膀，房间大过斗室，布被温暖之后，藜羹吃饱之后，气息吐出胸中，充满宇宙。”他与人交往，即使地位低下也一定融洽，终身没有甜言蜜语或破坏关系的事，从未做过让人皱眉的事。所以人们都得到他的欢心。见到权贵，从未曲意奉承；见到不好的人，从未急忙离去；见到好人，不了解他，从未急忙亲近。所以他的诗说：“风月的情怀，江湖的性情，看到颜色就飞起，飞翔而后到达，不分贫贱，不分富贵，不迎接不送别，不拘束不忌讳。”听到别人的诽谤，从未发怒；听到别人的赞誉，从未高兴；听到别人说别人的坏话，从未附和；听到别人说别人的好话，就附和，并且跟着高兴。所以他的诗说：“喜欢见到好人，喜欢听到好事，喜欢说好话，喜欢做好事。”听到别人的坏话，如同背负芒刺；听到别人的好话，如同佩戴兰蕙。家里贫穷从未向人求助，别人馈赠即使很少也一定接受。所以他的诗说：“困窘时不忧愁，喝酒不喝醉，将天下的春意收进肝肺。”朝廷授予他官职，虽然不勉强推辞，也不勉强出仕。晚年有两个儿子，用仁义教导他们，传授他们六经。世人崇尚空谈，他从未说一句话；世人崇尚奇特的事，他从未做出怪异的行为。所以他的诗说：“不依附禅师，不谄媚方士，不出家门，直接游历天地。”家里一向从事儒业，嘴里从未不说儒家的话，身上从未不行儒家的行为。所以他的诗说：“心中没有妄念，脚下没有妄行，人不妄交，物不妄受。”激烈的言论，甘愿处于浅陋；宽缓的言论，没有超过他的。羲皇、轩辕的书，从未离开手；尧舜的谈话，从未离开口。处于中和，与天同乐；朋友吟唱自在，诗歌饮酒欢喜。酒百年升平，不算不幸；七十岁健康强壮，不算不长寿。这就是无名公的品行吗？

附录

程子说：“从前七十位弟子向孔子学习，他们的传承可见的只有曾子，所以告诉子思，而子思传授给孟子的罢了。其余的门人，各自根据才能适宜的方向学习，虽然都尊崇圣人，但入门的途径却很多。何况此后一千多年，师道不立，学者不知道追随谁。只有康节先生的学问有传承。先生从李挺之那里得到，挺之从穆伯长那里得到，推究其源流久远有头绪。现在穆、李的话以及他们的行事大致可见了，而先生纯粹专一不杂乱，汪洋浩大，是他自己得到的很多。然而称他的学者，难道就是所说的门户众多，各自有原因而进入的吗？谈论成就德行的人，过去难以居住，如果先生的道，就其极致来说，可以说是安稳且成就了。先生有书六十卷，命名为《皇

译极尽经世致用之学。」

译上蔡谢氏说：邵尧夫对《易》数的研究非常精微，自古以来推算长历法的人，时间久了必定会出现误差，只有尧夫不是这样。他指出一些近来的事情，当面就可以验证。明道说：‘尧夫想把这些传授给我们兄弟，我们兄弟哪有那么多的功夫？如果要学，必须花二十年的功夫。’明道听他说得很熟了，有一天因为监考没事，用他的说法推算，全都吻合。出来对尧夫说：‘尧夫的这个数只是加倍法，由此知道《太玄》都不起作用。’尧夫惊讶地拍着他的背说：‘大哥，你竟然这么聪明！’伊川对尧夫说：‘知道《易》数是知道天，知道《易》理也是知道天。’尧夫说：‘还是知道《易》理才是知道天。’于是问今年雷从什么地方起？伊川说：‘尧夫怎么知道？我就知道。’又问：‘从什么地方起？’伊川说：‘从起的地方起。’尧夫愕然。另一天伊川问明道：‘加倍的数怎么样？’明道说：‘全都忘了。’于是感叹他心中没有偏执如此。

张氏【防】说：康节先生研究《易》、《书》、《春秋》的学问，穷究意、言、象、数的内涵，皇帝王霸的道理，著书十余万字，精心研究思考三十年，观察天地的消长，推算日月的盈缩，考察阴阳的度数，观察刚柔的形体，所以用元来贯穿，用防来记录，用运来开始，用世来终结。又用防从唐虞直到五代，以天道为本，以人事为质，兴废治乱，没有不记载的，它的言辞简约，它的意义广博，它的书显著，它的防〇。唉！美好啊，至极啊，天下的能事都完成了。

龟山杨氏说：‘《皇极》这本书，都是孔子没有说过的。然而它论述古今治乱成败的变化，如同符节相合，所以不敢忽略它。遗憾的是没有找到入门的方法罢了。’康节先天之学，不流传于世，不是妙悟天地之心的人，不足以知道这个。我曾经玩味它，但浅陋的见识和浅薄的听闻，不足以叩问它的关键。八卦有固定的位置，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离兑居东方，坎艮居西方，又用十个数分配给八卦，只有艮坎同为三数，这一定有说法。以爻对应节气，其本源出自《系辞》，而用星日气候分布到各爻，这是《易》中没有的。它的流变详于纬书，世传的《稽览图》就是这样。〇子草元，大概是用这个。卦气起于中孚，是冬至卦。《太玄》以中为准，其次是复卦，《太玄》以周为准，升是大寒卦。大历以干为准，现在的历书也是这样，那么从汉朝到现在，都采用这个说法。而先生以复为冬至，噬嗑为大寒又说八卦与文王不同，像这类都让人不明白。康节的学问，穷极天人的内涵，玩味久了，还未能窥见其端倪，何况敢议论它的是非呢？

朱熹说：‘《皇极经世》这本书，是一元统十二防，一防统三十运，一运统十三世，一世统三十年，一年统十二月，一月统三十天，一天统十二辰。这是十二与三十交替使用。所以季通用十二万九千六百这个数作为日分。’○问：‘《易》与《经世书》有什么不同？’回答说：‘《易》是占卜，《经世书》是推算。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又从里面细细推算。’○问：‘《经世书》中的水火土石，石是金吗？’回答说：‘它把天地间的物事，都分为四类。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〇风露雷雨，都是相配的。’又问：‘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这样吗？’回答说：‘金是坚凝之物，到了这〇坚实之后，自然能拶出水来。’又问：‘伯温解释《经世书》怎么样？’回答说：‘他只是说下去，里面的曲折精微未必知道。康节当时只说给王某听，不曾说给伯温听的样子。’《皇极经世》纪年很有法度，史家多言秦废太后逐穰侯，《经世书》只说秦夺宣太后权，伯恭极力采纳，因为实际上不曾废。康节的书固然好，而季通推算得又非常缜密，如果用于实际，不知结果如何，恐怕会远远胜过各家。问：‘康节的数学？’回答说：‘暂且不必理会数，自然有这个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就像一朵花，含蕊时是将开，略放时是正盛，烂漫时是衰谢。又如看人，从其气的盛衰，就可以知道他的生死。因为他的学问本于明理，所以明道说他观察天地的运化，然后颓然顺从，浩然归去。如果说他能知道未来的事，那么与世间的占卜之术有什么区别？那就离道远了。这样理解康节的人是最末流的。因为他玩味这个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看见，更不需要思量。’康节以四起数层层推算，自《易》以后，没有人能做出如此整齐、包括得尽的东西。想他每见一物，便成四片了。但只要刚到二分以上，就怕乾卦方终，便知道有个垢卦来。因为他在起处推算，至交接处看得分晓。辅广说：‘先生前日说康节的学与周子程子稍有不同，莫不是正在这里吗？如果是圣人，那么处在乾时自有个处乾的道理，处在垢时自有个处垢的道理吗？’回答说：是的。又问：先生说邵尧夫

译看天下万物都分成四片，那么圣人看天下万物就只分成两片吗？回答说：也是这样，只是阴阳罢了。问：邵雍说“道是太极”，又说“心是太极”，道是指天地万物自然的理而言，心是指人获得这个理作为一身的主宰而言？回答说：固然如此，但太极只是一个没有对立面的“一”。邵雍说：“一动一静是天地的奥妙，一动一静之间是天地人的奥妙。”因为天只是动，地只是静，到了人便兼有动静，这是人比天地更妙的地方，所以说“人是天地的心”。论人的形体虽然只是器物，但说到其运用的地方却是道理。邵雍说：“无极之前阴中含阳，有象之后阳中分阴，阳占据了阴的份额。”邵雍说：“思虑未起时，精神无人知晓，不取决于我，还取决于谁？”这里有个术士，有人来问事，心里默念，他就说中；有人故意想别的事，不念及此事，他的话就不应验。问姓氏几画，口中默数，他的话就中；不数的话就不中。问：邵雍学到了不感应（不依赖外物）的境界吗？回答说：邵雍又是另一种情况，圣人以理知晓天命，他只是以术，然而到了术的精妙之处，也不是术所能完全涵盖的，但其起初只是术罢了。邵雍的数学源流来自陈抟，邵雍天资极高，他的学问只是术数学。后人如果有聪明能算的，也可以推演。建阳过去有个村僧叫宗元，一天走上径山，住了七八十天，悟了禅就回来了，这人聪明能算，法看《经世书》都大致领会了。邵雍看这人必须极谨慎地处置事情，被他神闲气定，不动声色，必须处置得清楚明白。他气质本来清明，又修养得纯厚，又没有枉用心机，他用心的时候都在紧要处，被他静到了极点，看得天下事理精明。曾经在百原深山中开辟书斋独自居住其中，王胜之常常乘月拜访他，一定见他灯下正襟危坐，即使夜深也是这样。如果不是修养到至静的极点，怎么能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出来的，必须有所不同。季通曾说：邵雍如果做事，一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的法子。想来是这样，想见他看见天下之事，才上手就分成四截了，其先后缓急，没有不确定的，动中机巧，事到面前，承接处置得下了。邵雍很欣赏，认为张良善于隐藏其用，认为老子得《易》之体，认为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见他善于处事。问：不知道真正运用时如何？回答说：先前说了，必须有所不同，必须有些机权术数。邵雍的学问，好像扬子云的《太玄》模拟《周易》，方州部家，都从三数推演，元为首，一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部，九九相乘，这是八十一家，以八十一为首，所以对应六十四卦，以七百二十九为赞，所以对应三百八十四爻，无非是从三数推演。邵雍的数，则是加倍的法子。邵雍起初想，只是看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心思只管在上面转，久了理通透了，想着一举眼就分成四片。他的法之外，又有四。凡是事物才过到一半时，就烦恼了，因为已经逐渐趋向衰败。比如看见花刚含苞，就知道它将盛放，已经开了就知道它将衰败，其理不过如此。比如今天戌时，从此推上去到天地未始之前，从此推下去到人消物尽之时，因为理在数内，数又在理内。邵雍是他看到了一个盛衰消长的理，所以能知晓。如果只说他知道什么事，像欧阳叔弼定谥之类，这是浅陋地看待邵雍了。程先生有一封信说先天图，很有道理，可以试着去听他说看，看他的意思很不把这事当回事，然而自有《易》以来，只有邵雍说一件事如此整齐。比如扬子云《太玄》，便令星补凑得可笑，如果不补，又缺四分之一，补上了，又多四分之三。比如《潜虚》的数，用五只像如今算位一般，直一画就是五，下横一画就是六，横二画就是七，大概也是补凑的书。

译鹤山魏氏说：“邵雍一生所著的书，其心术的精微防范体现在《皇极经世》中，其抒发寄托情意的体现在《击壤集》中。凡是经历在我面前的，帝王霸主的兴衰更替，春夏秋冬的交替变化，阴阳五行的运化流转，风云月露的晴明昏暗，山川草木的繁荣枯萎，都只随心意驱使，周流贯通，融会贯通而洒脱不拘，大概左右逢源，完全没有丝毫凝滞依附的意思。唉，这真是所谓的风流人豪啊！”有人问：“用圣人的中正之道来衡量，似乎不相符合？”上天何曾说过话呢？四季运行，万物生长。圣人的动静语默，无非都是最高的教化，虽然常常用来示人，但平易坦明，不像这样多言。老者安享，朋友信任，少者怀念。圣人的心胸，直接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虽然无时无刻不快乐，但宽舒和平，不像这样多言。回答说：“这是对的。”宇宙之间，飞禽走兽、植物矿物，昏暗明亮、流动静止，哪一样不是我的事呢？如果有方法去观察它，参酌前事、倚靠权衡，在仓促困顿之时，处处显露，都是精义妙道的体现。如果须臾不在其中，那么芸芸众生并驱，日夜杂揉更替在眼前，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像邵雍这样的人，假如他还在舞雩台下从容游历，在沂水沐浴、咏歌而归，难道不如让曾皙独自被圣人称赞吗？洙泗之学已经结束了，秦汉以来的诸儒没有这种气象，读者应当自己领会。

黄氏瑞节说：“邵雍对于陈抟的《太玄》，曾说他能见到天地之心，而他的书远远超过《太玄》之上。所说的都源于《易经》，书中引而不发。邵伯温说：‘古今的数都始于一，而皇极的数实际上本于伏羲的先天图而得到的。’西山先生始终用《易经》来阐发他的学说，于是阐显幽深，他的学说大为显扬。学者由蔡氏而知道《皇极经世》，由《皇极经世》而知道《易经》，默然贯通就可以了。”

性理大全书卷十三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十四

易学启蒙一

圣人观察物象来画卦，揲蓍来定爻，使天下后世的人都有办法决断嫌疑，确定犹豫，而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他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啊。然而他画卦，从根本到主干再到枝节，其气势好像有所逼迫，而自己不能停止。他使用蓍草，分合进退，纵横逆顺，也没有不相互契合的。这难道是圣人的心思智虑所能做到的吗？只是气数的自然，形成于法象，见于图书，有东西启发他的心，而借他的手罢了。近世的学者大多喜欢谈论《易经》，却不考察这一点。那些专于文义的，已经支离散漫，而没有根基；那些涉及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传说，而有的认为出于圣人的心思智虑。像这样的，我私下感到忧虑。因此与志同道合的人颇辑录旧闻，写成四篇书，来示初学者，使他们不要怀疑这些说法。淳熙丙午年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

【朱熹说：《易经》这一本书，最不容易读。我作《启蒙》，正是为了看见人们说得支离。私下认为《易经》中所说的象数，圣人已经说过的，不过如此。现在的学者只要懂得这几条，那么对于《易经》略通大体，而象数也都适用，此外纷纷杂杂的都不需要理会了。他的第二篇论述太极、两仪、四象之类，尤其精诚，得到他的说法，就知道圣人画卦不假借丝毫思虑计度，而所谓画卦前有《易》的话，确实不是虚语。我一生只看得《大学》《启蒙》两件文字透彻，看见前贤所未达到的地方。《启蒙》初间只是因为欧阳公集内或问《易大衍》，遂将来考算得出。看《启蒙》方见得圣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虚设之辞。盖天下之理，若正说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则当卜筮之时，看是甚事，都来应得。鹤山魏氏说：朱文公《易》得于邵子为多，盖不读邵易，则茫不知《启蒙》本义之所以作。】

《易·大传》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取法于它。”

孔安国说：“河图，是伏羲氏王天下时，龙马从河中出来，于是取法它的纹路来画八卦；洛书，是禹治水时，神龟背负纹路列于背上，有数至九，禹于是依次排列而成九类。”

【程颐说：孔子因感麟而作《春秋》，如果秋麟不出，《春秋》难道不作吗？大抵须有发端处。如画八卦，因为看见河图洛书，果真没有图书，八卦也须作。因为看见卖卜者说：‘圣人见河图洛书而画八卦。’然而何必图书？只看这兔子，也可作八卦。数便在其中，可起。古圣人只取神物之至罢了。朱熹说：认为河图洛书不足信，自欧阳修以来已有此说。然而终究无奈《顾命》《系辞》《论语》都有此言，而诸儒所定的二图之数，虽有交互而无乖戾，顺数推逆，纵横曲直，皆有明法，不可破除。河图与《易经》的‘天一地十’相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那么固然是《易经》之所自出。洛书与《洪范》的初一至次九相合，而具九畴之数，那么固然是《洪范》之所自出。《系辞》虽然不说伏羲受河图以作《易》，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