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五十

译不仅仅是追求财利之利，凡是有求利之心，便不可取。比如做一件事，必须寻找自己安稳便利的地方，这都是利心。圣人以义为利，义所安处便是利。坚守正道应当坚定不变，端正了，就能远离邪恶；如果顺从非义，就违背了正义，没有两全其美的道理。即使是处理天下公事，如果用私意去做，便是私心。人如果能将自身与天地万物同等看待，那有什么妨碍呢？即使有万个身体又怎会受损？公则相同，私则相异。相同，就是天心。公则统一，私则千差万别。至极的归向是统一，精微的义理没有二致。人心不同，如同面孔，这只是私心在作祟。值得喜爱的莫过于善，以自身具备善为可贵。如果似存似亡，而不被外物所诱惑，不被世俗所改变，我未曾见过这样的人。尧舜行善，与桀跖作恶，他们的自信是一样的。天下的善恶都是天理。所谓恶，本来不是恶，只是有时过度或不足才如此。像杨朱、墨翟之类，又说天理中的事物，必须有美丑之分。大概事物的不齐整，是事物的常情。但应当明察，不可自己陷入恶的流俗而局限于一物。凭什么称为君子？凭什么称为小人？君子所见宏大且深远，小人所见狭小且浅近。君子的志向，所考虑的岂止是一己之身，一直考虑到天下千万世。小人的考虑，一时的愤怒，尚且来不及顾惜自身。天地之间，都有对立。有阴就有阳，有善就有恶。君子与小人的气势，常常相互持平，但六分君子则治，六分小人则乱；七分君子则大治，七分小人则大乱。像这样，即使尧舜的时代也不能没有小人。大概尧舜的时代，只是用礼乐法度驱使他们向善，尽其道罢了。然而说“挨家挨户都可以封赏”的人，是因为有教化，即使想作恶，也不能成就其恶。君子喜欢成就事物，所以吉祥；小人喜欢败坏事物，所以凶险。义理与客气常常相互胜负，只看消长分数的多少来区分君子和小人。义理所得逐渐增多，自然知道客气消散得逐渐减少。消尽客气的人，是大贤。问：君子与小人相处，必定有侵凌困辱的祸患，该怎么办？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反省自己，谨慎小心，以远离祸患，那么德行就会更加进步了。”《诗经》不也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译张载说：“人们常说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策用尽、力量屈从，能力不足无法谋划罢了。如果稍微能动弹，恐怕就不会安于贫贱了。必须真正懂得义理的快乐，对于利欲才能安于贫贱。”天下的富贵，凭借外物得来的都有穷尽的时候。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满足的时候，而外物是有限的。只有道义，没有爵位却尊贵，取之不尽。利，有利于百姓才可以称为利；有利于自身，有利于国家，都不是真正的利。利字所说的利，就像美字所说的美一样。利确实难以言说，不能一概而论。

蓝田吕氏说：“辞让和接受有义理，得到和得不到有天命，都是理之所必然。有天命有义理，是有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道理，所以舜可以接受尧的天下。没有天命没有义理，是没有可以得到可以接受的道理，所以孔子不主张弥子瑕接受卫国卿位。这两者义理和天命有自然契合的道理，没有间隙。有义理没有天命，虽然有可以接受的义理，而没有可以得到的天命，探究其理，怎么能接受呢？这叫做义理契合于天命。所以益避启而不接受禹的天下。有天命没有义理，虽然有可以得到的天命，而没有可以接受的义理，又怎么能接受呢？这叫做天命契合于义理。所以中国接受妻室，供养弟子以万钟的俸禄，是孟子所辞让的。这两者义理和天命有正合的道理，只是时中罢了。”

上蔡谢氏说：“格物穷理，必须认识天理才行。所谓天理，是自然的道理。现在人乍见小孩将要掉进井里，都有惊惧怜悯的心。刚乍见时，心里惊惧，这就是所谓的天理。要在乡党朋友中求取名誉，在内与小孩的父母结交，厌恶他们的名声而这样做，就是人欲罢了。天理与人欲相对，有一分进入人欲，就灭掉一分天理；存有一分天理，就胜过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说：“君子的心，不系于利害，只是合乎正道罢了。”五峯胡氏说：“人欲旺盛，则天理昏暗；天理素来清明，就没有欲望了。处在富贵，与天地同其通达；处在贫贱，与天地同其闭塞；安于死亡顺从生存，与天地同其变化。又何必在意宫室、妻妾、衣服、饮食、存亡、得失呢？君子敬畏天命，顺从天时，所以不做惊众骇俗的事，而常中。小人不知天命，以利而动，放纵情欲妄作，所以做惊众骇俗的事，必定是无忌无惮而这样。了解人的方法，用事来验证，而观察他的言辞语气，从人反躬自省的，很少不是君子；任己盖非的，很少不是小人。”

朱熹说：“有一个天理，就有一个个人欲。因为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当，便有人欲出来。”天理、人欲分数有多少？天理本来多，人欲也就是从天理里面做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有人问：“莫非本来全是天理吗？”朱熹说：“人生都是天理，人欲却是后来没来由生出来的。”人的一颗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没有天理、人欲夹杂的。学者须要在这里体认省察。大抵人能在天理、人欲的界分上立得住脚，则尽长。

进在天理人欲的分界，只争些子，所以周先生只管说“几”字。然而辩之又不可不早，所以横渠每说“豫”字。天理人欲几微之间，问在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回答说：饮食，是天理；要求美味，是人欲。不被物欲所昏暗，则浑然天理了。天理人欲没有硬定的界限，在这两界上做工夫，这边工夫多，那边不到，占过来；如果这边工夫少，那边必侵过来。人只有一个天理人欲，此胜则彼退，彼胜则彼退，没有中立不进退的道理。凡人不进便退。譬如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间，彼进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进一步。初学者则要牢扎定脚，与他挨挨得一毫去，则逐旋挨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的时候，胜的时候甚气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不是，不是将不是的换了是的；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将好的换不好的。只此一心，但看天理人欲的消长如何罢了。以至千载之前，千载之后，与天地相始终，只此一心。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又说：人欲与天理，此长彼必短，彼短此必长。未知学问，此心浑为人欲；已知学问，天理自然发见，而人欲渐渐消退的，固然是好。然而克得一层，又有一层，大的固然不可有，而细微尤其要密察。凡一事便有两端，是的即天理之公，非的乃人欲之私，须事事与剖判到极处，即克治扩充的工夫，随事着见。然而人的气禀有偏，所见也往往不同，如气禀刚的人，则见刚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过刚；柔的人，则见柔处多，而处事必失之太少柔。须先就气禀偏处克治。

译对于身心没有丝毫益处，何况还未必能得到呢？至于义理，追求就能得到，能够不丧失自己本有的德性，可以成为圣人贤人，利害关系非常明白。人心的公正，常常被私欲所遮蔽，所以更加放不下，但只要常常用这两方面来体察，如果看明白了，自然必须猛然醒悟，急切地摆脱出来。就像面对水火，明明知道它们可怕，自然就会畏惧，不需要勉强。如果是人的私欲，只因为内心有爱好的意思，虽然知道它不好，却仍然不能不喜欢它，该怎么办呢？回答说：这也是没有真正知晓罢了。又问：所谓真正知晓，难道是真的知道人欲是不好的事物吗？回答说：像克制、攻击、怨恨、欲望这些，并不是要去刻意克制它们，而是要在上面真正知晓，只是从道理这一边看得透彻，那么那些私欲不需要去除就自然消失了。如果实在看得清大的道理，要去争胜，做什么呢？要去矜夸他人，做什么呢？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怨恨什么呢？耳目口鼻四肢的欲望，只要安分守己，还想欲望什么呢？看得大的地方分明，这些许多小小的弊病都如同冰消冻解，没有痕迹了。现在的人日常所为，都是苟且而已，其实只是把讲学当作一件好事，以求与众不同，然而他们的用心依旧是为了利益，他们看待不讲学的人，又怎么会有很大的不同呢？天下只是善恶两句话而已，在二者刚开始区分的时候，必须着意看得分明，等到它们流出去，那么善的就一直向善，只是有深浅罢了。就像水清冷，就有极清的地方，有稍清的地方；恶的就一向向恶，恶也有深浅，就像水浑浊，也有极浑的地方，有稍浑的地方。问：这善恶区分的地方，只是天理的公正，人欲的私心罢了？回答说：这是自己有了说法之后才有这个名称，只执着这个说法，没有用处，必须验证于这颗心，真正知晓什么是天理，什么是人欲，在细微之处极力推究事理，防止这颗心常常要清醒觉悟，不要让片刻间悠悠忽忽、昏沉糊涂。问：这只是以持守恭敬为关键吗？回答说：恭敬不是闭着眼睛静坐就是恭敬，必须随着事情来致恭敬，正当格物的时候，就用恭敬来格物，正当诚意的時候，就用恭敬来诚意，以至于正心修身以后，节节常常要清醒觉悟，执持让这颗心常在，这才是能够持守恭敬。现在谈论持守恭敬的人，只是说恭敬，并不是持守恭敬。如果这颗心常在躯壳中做主宰，就必须常常像烈火在身，有不可侵犯的神色，事物到来，就自然分成两派，又怎么会如此纠缠呢？气不从志的地方，就是天理人欲交战的地方。天理人欲并行，论其本然的奥妙，就只有天理而没有人的私欲，所以圣人的教化，一定要让人完全去除人的私欲，从而恢复保全天理。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许执守其中”的，是尧舜禹相传的秘密要旨。人自从出生就被形体的私欲所束缚，那么固然不能没有人心了。然而必定有获得天地正气的，那么又不能没有道心了。日常用度之间，二者并行，交替胜负，而一身的是非得失，天下的治乱安危，无不系于其中。所以要选择得精纯，不让人心掺杂于道心；要守持得专一，不让天理流于人的私欲。那么凡是他所行的，没有一件事不得其中道，而对于天下国家没有一处处理得不恰当。难道任由人心自己危险，而以有时消亡为理所当然；任由道心自己微弱，而侥幸它片刻不消亡吗？圣贤千言万语，只是彰明天理，消灭人的私欲。天理彰明，自然不需要讲学。人性本来光明，如同宝珠沉在浑浊的水中，光明不可见。去掉了浑浊的水，那么宝珠依旧自己光明。自己如果知道是人欲遮蔽了，就是明珠，只从这上面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就像游兵攻围拔守，人的私欲自然销熔将去。所以程子说“敬”字，只是说我身有一个光明的东西在这里，用一个“敬”字抵挡，常常存一个“敬”在这里，那么人的私欲自然来不得。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紧要处正在这里。问五峯说“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同体而异用”两句，颇怀疑“同体异用”的说法，然而还没有见到真正不安的地方。现在得到了，天理是自然的理，人欲是自欺的情。不顺自然就是私伪，不是天理就是人欲，二者面目自然不同，发于人心自然不同。常常验证于举动之间，如果出于天理所应当做的，胸中自然平正，没有愧疚，自然宽泰，没有不足。接人待物，自然没有违背。学者虽然不常常这样，要是这颗心存在时便这样，这颗心不存在就不这样。必须读书讲习义理，常常让这颗心不间断，那么天理就常存了。如果有放松的时候，任由人的私欲发作，那么胸中自然急迫粗率，自然不公不正，做不善的事，虽然不想让人知道，胸中自然有愧赧的样子，也自然不可掩盖。怎么要去天理中看见人欲，人欲中看见天理？二者截然不同，恐怕说同体不可以，也恐怕没有同行的道理。如果说心本来为了利益，却假借行义来与那真正为了义的人相比，其迹相似，这样说，同行还可以。

译如今在“天理”“人欲”这两个字上，似乎缺少区分，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回答说：“近来我和敬夫商量，这两句话是说‘同行异情’的，并不是说‘同体异用’的。”学问没有浅深之分，都要辨别义与利。看待道理，必须从大的方面去看，必须前面开阔，不要拘泥。

译就去那壁角里。如今必须把天理与人欲、义理与公私分辨得清清楚楚，拿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去与之对照检验，渐渐地就会有体悟。如果不在那大坛〇上行走，即便对一句道理理解得透彻，也只是道理显得浅小了。人贵在剖析心中的念头，使其清晰分明，善念要发扬光大，恶念要去除。无论是义理、善恶还是是非，都不要让它们在心中混淆不分。比如处理一家之事，要取善舍恶；又如处理一国之事，要取利舍害；至于天下之事，要进用贤人、斥退不肖之徒，如果心存疑虑而不决断，最终就成不了事。有人问义与利的区别，回答说：这只是为自己和为别人的分别。一旦为自己，这些便自然归为一边，义也是为自己，天理也是为自己；如果为别人，那些便自然归为一边。必须在日常生活中让所谓的“义”清晰明白。有人说心安的地方就是义，但也有人安于不该安的地方，难道可以把心安当作义吗？义与利的辨析，起初时二者相对存在，如果稍后在主张义方面功夫深厚了，那利怎么容得下呢？就像小小的偷盗，不用费力就能退却。事情无论大小都有义利，现在把好事做完了，其中还包含多少私利，所谓做了善事却不知道其中的道理，都是这种情况。只要有顺从私欲的意思，就是利。在“敬”和“义”这两个字上随处用功，久而久之自然会有成效。在义利之间只能着力分辨，不应当预先以难以分辨为忧，圣人门下的终身事业就在于此。利是从义里面生出来的，凡事处理得合宜，利就随之而来，所以说“利是义的和谐”，意思是义本身就兼有了利。如果只关注利，却是从中间半截着手，遗漏了上面一截义，小人只关注后面半截，君子则从头做起。问：程子说义安处便为利，只是理所当然地安然吗？回答说：是的。只要万物各得其分就是利，君做得像君，臣做得像臣，父做得像父，子做得像子，还有什么利比这更大呢。这个利字就是《易经》所说的“利者义之和”，利就是义的和谐之处。义起初是不和谐却变得和谐，截然不可侵犯，看似不和谐，分别之后万物各得其所便是和谐，不和谐产生于义，义则和谐而没有不利【另一种说法是：义则无不和谐，和谐则无不利】。学者做切身的功夫要不出差错，首先必须辨别义利所在，比如思考一件事，不仅仅是财利利欲。只要每件事都寻求自己安利的地方，就是利。推演这一点，就不能进入尧舜的大道。必须勤勉地提醒反省，在细微毫忽之间加以观察，不得放过。这样，就不会担心用错功夫。人只有一个公私，天下只有一个邪正。用天下正大光明的道理去处理事情，就是公；用自己的私意去处理，就是私。凡事只看个是非。假如今日做了一件事，自己心安而没有疑虑，就是对的；一事自己不信，就是错的。闲居无事时，姑且试着自我思考：行事中有应当是对的却认为是错的，应当是错的却认为是对的，应当喜欢的却厌恶，应当厌恶的却喜欢，自我察觉而知晓，这也是功夫。讲学固然不可没有，但必须更在自己本分上用功夫。如果只是一味地说，不过一两天都说尽了，只是功夫难。比如人虽然知道这事不对不可做，忽然没事时又自己起这个念头；又如临事时虽然知道不义不要做，却又不知不觉自己做了，这是怎么回事？又如好事初心本来要做，却又终究不能做，这是怎么回事？大概人心本善，正当见到善想要去做的时候，这是真心显现的端倪，然而刚显现就被气质和物欲随即遮蔽固结，不让它显现。这必须自己去体察存养，看清这〇是一件大功夫。学者的功夫只求一个“是”，天下的道理不过是与非两端而已。顺从“是”就是善，顺从“非”就是恶。侍奉父母必须是孝，不然就不是侍奉父母之道；侍奉君主必须是忠，不然就不是侍奉君主之道；凡事都要审察个是非，选择对的去做。圣人教导人谆谆不倦，只是阐发这个道理。事事物物上都有个道理，都有是与非。所以舜喜欢问而喜欢体察浅近的话，即使浅近闲谈中莫不有理，都要看得透彻。隐藏恶而宣扬善，自己这里善恶就分明了。然而以圣明的洞察，刚见到人不好就说出来也不行，只是宣扬善。那恶的自有无法掩盖的道理，刚说宣扬善，自己已经分明了，这也是圣人与人为善的意思。又说一件事从眼前经过，譬如闲事也有个道理，有个是非。因为天地之间上至苍穹下至地底都没有别的事，都只是这道理。天下事只有一个是一个非，对的便是，错的便非。问：是非自有公论，回答说：这样说就不对了。是非只是是非，怎么是非之外还有一个公论？刚说有个公论，就又有个私论了，这却不可不察。天下只有一理，这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并存。所以古之圣贤心存目见，只有义理，都看不见有利害可计较。日常之间应事接物，直是判断得直截了当，而推己及人，掏心掏肺也只。这样更没有迂回曲折。如果信得过，就一起进入圣贤的境界；如果

译如果信任达不到，那么在我这里，也没有替别人谋划而不竭尽全力的道理。而这个道理的是非非常显著明白。凡事都分为两个方面，对的放在一边，错的放在另一边。对的是天理，错的是人欲。对的就要坚守而不丢失，错的就要去除而不保留，这是修养自身的法则。治理一个家庭，就分辨这个家庭的是非；治理一个县邑，就分辨这个县邑的是非，推广到一个州、一个路，乃至天下，没有不是这样的。这是直上直下的正道。如果不分黑白，不辨是非，却轻率地说没有党派，这是导致大乱的途径。学习大体上只是分辨善恶并远离恶、亲近善罢了。谈论阴阳，有阴必然有阳；谈论善恶，则丝毫容不得混淆。凡事没有不是心所造作的，即使是放纵邪僻、邪恶奢侈，也是此心的善恶。但只要像翻手一样翻转一下就是恶，只是安顿得不妥当，也就成了不善。喜好和厌恶是情，喜好善、厌恶恶是性。性中应当喜好善，应当厌恶恶。泛泛地喜好和厌恶乃是私欲。天理有不够纯粹的时候，所以行善常常不能充分达到其限度；人欲有未尽除的时候，所以除恶常常不能去除其根本。行善而不能充分达到其限度，除恶而不能去除其根本，所以即使是在一念之间，公私、邪正、是非、得失的细微差别，也未曾不两相对立而在心中交战。

回答何叔京的信中说：“所谓人欲，正是天理的反面。如果说因为天理而产生了人欲，那么可以说人欲也是天理，这就不对了。因为天理中本来没有人欲，只是由于流变有了偏差，于是生出了人欲。程子说善恶都是天理【这句话如果很令人震惊】，说被称为恶的本来不是恶【这句话就全都转了】，只是过了头或不够罢了。所引用的‘恶也不可不说它是性’，意思也是如此。问程子说：‘天下善恶都是天理，为什么呢？’回答说：‘恻隐之心是善，在不该恻隐的地方恻隐，就是恶。刚断是善，在不该刚断的地方刚断，就是恶。虽然是恶，但源头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又怎么能做得出来？本来都是天理，只是被人欲翻转了，所以使用不善而成为恶。’问：‘天下善恶都是天理，杨朱、墨翟之类只是过与不及，都出于仁义，称之为天理是可以的。如世间的大恶，称之为天理可以吗？’回答说：‘本来是天理，只是翻转了便如此。如人的残忍，就是翻转了恻隐之心；如放火杀人，可谓是大恶，但如果把那个大火用来煮饭，杀掉该杀的人，岂不是天理？只是因为翻转了道理，有背有面，顺着它就是对，背着它就是错。因为有这个理，才有这个恶。如沟渠中的污水最为恶劣，当初如果没有清澈的水，哪里会有这个？问既然说是翻转了天理，为什么又说都是天理呢？莫非是残暴卑贱的恶最初从羞恶之心发出，淫溺贪欲的恶最初从恻隐之心发出，后来大多过错了。原本它们初发时都是天理。回答说：这样讲也好，但所谓翻转，也是四端中自有相反的地方，如羞恶自然与恻隐相反，是非自然与辞让相反。如你的说法也是好意思，因而看出旧有一句不通的地方。如‘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暴’，这两句意思分明。只有‘用人之仁去其贪’一句没有分明。如今你说贪是从爱上发出的，也是思考的结果，是纯善的人容易含混，所以苟且姑息贪恋。善只是应当这样的，恶只是不应当这样的。善恶都是理，但善是顺从的，恶是翻转过来的。然而因为它反过来不善，就知道那善的自在。所以善恶都是理。然而却不能说有恶的理。

了解人的困难，尧舜都以此为病，而孔子也有听其言观其行的告诫。然而以我看来，这特地是为小人设立的罢了。如果都是君子，那么有什么难知的呢？因为天地之间有自然的理，凡是阳必然刚，刚必然明，明就容易了解。凡是阴必然柔，柔必然暗，暗就难以推测。所以圣人创作《易经》，于是以阳为君子，以阴为小人。它之所以能通晓幽明之故，类比万物之情，即使百世也不能改变。我曾私下推究《易经》的说法，来观察天下的人，凡是光明正大，疏畅洞达，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像雷霆那样威严而像雨露那样润泽，像龙虎那样勇猛而像麟凤那样祥瑞，磊落大方，没有丝毫可疑的，一定是君子。而那些依阿谄媚、沉滞浑浊，回互隐藏，纠结如蛇蚓，琐细如虮虱，像鬼蜮狐蛊，像盗贼诅咒闪倏狡狯，不可方物的，一定是小人。君子和小人的极致，既然在内心确定，那么它们表现在外部的，即使是言谈举止的细微之处，没有不显露的，何况在事业文章方面，更是所谓鲜明显著的。那些小人，虽然说难以了解，但又能逃脱得了吗？

译南轩张氏说：“人的私欲泛滥，如果强行遏制它，没有不发生溃决奔涌的，这就是鲧治理水患的方法。水的本性，没有不向下流的，禹能够顺应它的本性来治理，顺着它本来的样子无所作为，自然就能平定治理。人的良心，难道在它显现的时候，不引导并延伸它，不培养并扩充它，天理就会彰明，人欲自然就会消减。”伊川所说的“明白一分天理，就灭去一分人欲”。问：“程子说视、听、思、虑、动、作都是天理，但其中要能分辨真与妄罢了。”胡伯逢疑惑地说：“既然是天理，怎么会有妄呢？”我认为：“这六者，人生来都具备，所以知道它们都禀受于天。顺从其理，就是真；违背其理，就是妄。妄就是人为的私欲罢了。这样说来，我的理解没有错吧？”回答说：“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这就是天理。如果不合乎法则，那就是人为扰乱产生的妄罢了。”道只有两种，就是义与利而已。义，是贯通古今、通行天下的正道；而利，是穿越荆棘、进入险阻的私路。人的本性，本来就有坦然的正道可以遵循，却不去走，反而去穿越荆棘，冒险阻，终身颠仆而不后悔，这是为什么呢？血气因欲望而发动，因声色而发动，因货财而发动，以至于因爵禄的可慕而发动，就进取以求显达；知道名声有利，就锐于求名，不得安宁。凡是早晚之间，起居饮食，遇事接物，只要是私自便利的事情，心意所向往的，没有不趋赴的，那么天理就灭绝了，而人道几乎就要断绝了。他的胸中营营役役，难道能有一刻安宁地处于这世间吗？也不过是侥幸苟且免祸罢了。只知道有这六尺血气之躯，却不知道它的本体原本与天地相周流，岂不可惜吗？虽然如此，义是内在的，本着良心不可自止的特性，反过来寻求它，难道会遥远吗？学者潜心于孔孟之学，必定能找到门径而入，我认为没有比辨别义理更优先的了。因为圣人的学问是无所为而然的，无所为而然，就是天命之所以不息，本性之所以不偏，教化之所以无穷的原因。凡是有所为而然的，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的地方，这就是义与利的分别。从未曾省察的人来说，整天之间，很少有不为了利的。不只是名位货殖才算是利，片刻之间，心意所向往，一旦涉及有所为，虽然有深浅的不同，但其徇己自私则是一样的。就像孟子所说的“内交要誉，恶其声”之类就是这样。这种心日益滋长，那么善端就被遏制堵塞，想要进入圣贤的门墙以求自得，岂不是倒退着行走去望见前人吗？如果谈论高深奇妙的道理，不过是渺茫的臆测，譬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有什么益处呢？学者应当以立志为先，以持敬为本，而在动静之间精细察识，毫厘之差，审察其为天壤之别，那么就有地方用我的力量了。学习然后才知道不足，平时没有觉察到我的利欲之多，一旦对义理的辨别有明确的见解，将会每天补救过错都来不及，由此而不放弃，那么趋向益深，天理益明，而不可停止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人者，没有一处不是利；为己者，没有一处不是义。”唉！义利的辨别，太重要了！岂只是学者修身所应当优先的，施之于天下国家也是一样的？王者之所以建立邦国的根本，垂裕无疆，是因为义；而霸者之所以陷溺人心，贻毒后世，是因为利。孟子在战国横流之时，发挥天理，遏止人欲深切着明，是拨乱反正的大纲。人之所以不正大的，究竟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有所偏私，就不正了；有所系恋吝惜，就不大了。这两者都是私心，丝毫萌发，那么正大的本体就亡失了。这时应当在义理之中涵泳，在动静之际恭敬，察识偏私系吝而克服去除它们，那么所谓正大的，大概可以保存其本体而得其作用了。

勉斋黄氏说：“人禀受阴阳五行的秀气而生，而太极之理已经具备其根本。在心中，未发时为仁义礼智之性；已发时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情。它施于身体，就是貌的恭敬、言的顺从、视的明亮、听的聪敏、思的睿智；它见于事务，就是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以及所有百行的当然之事。这是禀赋之初，内外的分别，固然没有不是天理所具备的。然而稍微有不谨慎，人欲就能乘虚而入。合乎天理，就顺直端方而没有邪曲偏颇的累赘；人欲乘虚而入，就相反了。所以在几微之间存养省察，大概只有敬义吧？专一叫做敬，合宜叫做义。专一那么思虑不杂，天理常存，而内在正直了；合宜那么品节不差，天理常行，而外在方正了。内直外方，那么所谓具备众理、主宰万事，就有以保全我心本然的妙用了。”

潜室陈氏说：“五峰说：‘天理人欲，同行异情’，这句话值得仔细玩味。如饮食男女之欲，尧舜与桀、纣相同，但中理中节就是天理，无理无节就是人欲。”

西山真氏说：义，是天理的公；利，是人欲的私。这两者像冰炭一样相反。专于义，那么利

译自在其中。大抵义，就是适宜；利，也是适宜。如果以义作为内心的准则，那么做事就没有不适宜的。不仅对自己适宜，而且对他人也适宜。人与己都得到适宜，还有什么利益能比得上呢？如果以追逐私利作为内心的准则，那么对自己有利必定会损害他人，争夺抢夺的祸乱于是兴起。自己又怎能享受那利益呢？《大学》所说的利，专门指财货之利而言。伊川先生说：利不仅仅指财货之利，凡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念头，就是利。这个论述对于心术细微之处的修养尤其有益。至于南轩先生又说：出于本心自然而然的作为，都是义；有所图谋而作为，就是利。他的言论更加精微，求学的人不可不知道。比如看见婴儿掉进井里，产生怜悯之心，这是天理自然显现，并非有所图谋才这样，这就是义。如果有一丝一毫结交他人、博取名声的念头，就是有所图谋而作为，就是利心。这两者相差仅在毫厘之间，但公私、邪正的分别，却如天渊之别。所以朱子说南轩这番话阐发了前贤未曾阐发的道理，对圣门有功，求学的人应当深深体味。求学的人存心行事，只应当以义理为主。凡是义所应当做的，即使有害也不回避；义所不应当做的，即使有利也不计较。这样才符合天理的正道。如果这颗心在义与利之间摇摆不定，最终会被利所战胜。正如黑白混合，黑必定掩盖白；香草与臭草同放一器，臭草必定掩盖香草。在立志之初，不可不仔细审察。

译程子说：“贤能的人身处下位，怎么可以自我推荐以求得君主的任用？如果自我求取，必然没有能被信任任用的道理。【以下论述出仕与隐退】选择人才而加以任用，虽然在于君主；但以身许国，则在于自己。道义相合然后出仕，合乎正道就吉祥了。急切地寻求被赏识的人，最终必定自我迷失，这不是君子自重之道。所以伊尹、诸葛武侯救世的心意，并非不迫切，但一定要等到礼数周到然后才出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贤圣在乱世中，虽然知道道义将要废弃，也不忍心坐视不救。一定要在尚未达到极点的时候，勉力致力于此，强行支撑衰败的局势，谋求暂时的安定，并希望它能延续长久。如果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那是孔孟不屑于做的。王允对于汉朝，谢安对于晋朝，也大致如此。有人问：‘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参加科举谋求官职，难免有得失的牵累，怎样修养才能免除这种牵累？’回答说：‘这只是志向不能战胜意气，如果志向能战胜意气，自然就没有这种牵累。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必须为了俸禄而出仕，但得到与否，是有命数的。说在于自己，固然可以为了父母，那又怎么办呢？说为了自己也为了父母，其实只是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又能对命数怎样呢？’孔子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人如果不了解天命，见到患难必定逃避，遇到得失必定心动，见到利益必定趋附，这怎么能成为君子呢？古代做官的人是为了别人，现在做官的人是为了自己。士人处在高位，就有拯救时局的职责而没有顺从苟且；处在下位，就有应当拯救的时候，也有应当顺从的时候。拯救不了，然后才顺从。有人问：‘圣人有因为贫穷而出仕的吗？’回答说：‘做委吏、乘田就是。’有人说：‘这是为了预示后来的大任吗？’回答说：‘不是。做鲁国的司寇，才是预示后来的大任。’有人因此以此勉励程子出仕，程子说：‘到了饥饿得不能出门的时候，再慢慢谋划也不迟。’

龟山杨氏说：当姜太公在渭水钓鱼时，没有遇到周文王，不过是一个老渔夫罢了。等到一朝被任用，就展现出鹰扬般的勇武。如果不是文王有独到的眼力，谁能知道呢？求学的人必须体会这个意思，然后进退隐显才能各得其宜。程正叔说：古代的学者四十岁才出仕，未出仕之前的二十多年，能全力致力于学问，没有其他营求。所以人能成为可用之才。现在的读书人十四五岁以上就开始学习写文章谋求官职，难道曾经有意为了自己而求学吗？用不学无术的人，一旦授予官职，让他侍奉君主、治理百姓、处理事务，难怪其成效不如古人。所以现在在仕途上的人，大多平庸低下，不值一提。因此，出仕之道与为了俸禄而出仕是不同的。常夷甫家里贫穷，被召入朝后，神宗想优待他，让他兼任几个部门的职务，如登闻鼓院、染院之类，希望俸禄能供养他的家庭。夷甫全部接受而不推辞。等到程正叔以平民身份被提拔为劝讲官，朝廷也让他兼任其他职务，他却坚决推辞。大概以前不出仕，是为了道义；那么现在出仕，必须官职足以推行道义才可接受，不然，就是苟且求禄。但后世道学不明，君子在辞受取舍上的原则，很少有人能理解。所以常公的不推辞，人们不认为不对；而程公的推辞，人们也不认为对。

和靖尹氏说：‘君子或出仕或隐退，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纯洁罢了。人的行为各自有志向，出仕隐退、去留虽然不同，要看所存的心志如何罢了。’

东平马氏说：‘人的聪明愚钝，自有其时运，但应当行正直之道，没有去干求别人的必要。’

致堂胡氏说：‘古代的君子不随便就职，不低头顺从。使去留顺逆的重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别人，在于道义而不在于利益。大概招来不来，挥去不去，足以取得上级的信任。’

朱子说：‘士大夫的辞受出处，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处事的得失，关系到风俗的盛衰，所以尤其不能不审慎。圣贤固然不能独自改变时运，但他们的出仕、停止、长久、迅速，都合乎恰当的标准。他们之所以能顺应时运，也不是别人所能剥夺的。难道因为时运不合，就改变自己的操守去迎合它吗？现在的人都不能修身，当他们还是士人时，就忙碌地谋求官职；已经做官，又担心俸禄不增加，奔走忙碌，没有一天空闲。哪里比得上山林中的布衣之士，道义足以充实自身？道义既已充实于身，还有什么能侵害他呢？诸葛武侯未遇到刘备之前，只能退隐藏身，一直休息，也没有办法。孔子的弟子不免侍奉季氏，也是时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除此之外无法养活自己。如今世上的科举也是这样，像颜回、闵子骞那样的人，自己把持得住，自然是好的，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待人的出处，这是最可畏的。比如汉魏末年，汉末所侍奉的只有曹氏，魏末所侍奉的只有司马氏罢了。名义不正，事情就不可行，没有可为的时候，只有离去罢了。但如果圣人处在这样的境地，又不知道会怎样，恐怕在道义上尚未精纯。现在的人只是因为不见天理的本源，而有急切追求功名的心，所以他们的议论见识，往往卑鄙浅陋，多方迁就，最终只是成就了一个私意，还有什么好事呢？当官不要回避事情，也不要侵夺职权。’

南轩张氏说：‘廷对最讲究直言。因为士人初次面见君父，这是第一步。这时候可以欺骗，那么无往而不是欺骗。必须立得住脚才是对的。’

勉斋黄氏说：‘古代的君子，没有仁德不存心，没有礼制不立身，没有道义不行动。所珍贵的是内在的良贵，所快乐的是真正的快乐。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世上的任用还是不任用，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贫富’

译尊贵与卑贱、生与死、祸与福，每天在眼前交错出现，人们忙得无暇顾及。后来的君子，心中本应固有的品德，事情上应当履行的准则，什么是礼？什么是义？什么是智？糊里糊涂，毫无察觉。他们只追求功名罢了，只贪图利禄罢了。凭借微不足道的私心和小聪明，急切地想向人卖弄，担心别人不任用自己。委曲求全，以求顺从他人，侥幸得志，就洋洋自得，认为没有人比得上自己。稍有不如意的地方，就忧愁不安，甚至一天都难以忍受了。

译鲁斋许氏说：“立志要像伊尹那样，学习要像颜回那样，出仕就要有所作为，隐居就要有所操守，大丈夫应当如此。如果出仕无所作为，隐居无所操守，那么所立的志向和所学的东西，又有什么用呢？”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一

学九

教人

程子说：“君子教导别人，有时引导他，有时拒绝他，都是根据他欠缺的地方来成就他罢了。”孟子不接受曹交的拜师，因为曹交不曾懂得道，道本来就在自己心中而不在于别人，所以让他回去自己探求。对求学的人讲那些他见识尚未达到的道理，不仅他所听到的不深刻透彻，人还会把道理给遮蔽了。人的知识不曾不齐全，那遮蔽就像睡眠一样，呼唤他使他觉醒，就不遮蔽了。射箭射中靶心，舞蹈合乎节拍，驾车符合法度，这都是真诚的表现。古人用射箭、驾车、揖让来教导人，所培养的心意就是如此。用书本传道与口头相传，完全不相关。见面交谈，因事阐明，那么连同意思就一起传给了。书本虽然言语很多，其实并不能穷尽。禁止别人的恶行，只惩治他的恶行而不切断他为恶的根源，那么最终也不能停止。《易经》说：“豕牙”，是说看到圣人在防备祸患的机微之处。圣人责备人宽缓而不逼迫，事情纠正过来就可以了。胡安定在湖州设立治道斋，学者中有想要明白治道的，就在其中讲授，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术之类。他曾说刘彛善于治理水利，后来多次担任官职，都在兴修水利方面有功。询问别人关于善的道理，一定是他诚心想要去做，然后才有所收获。如果他不想要，不可以勉强别人。有人说：“这不是这样，任由他自己去做，听任他不去做，那么中等资质以下的人自我放弃、自我暴弃的就多了。”圣人之所以重视设立教化，正是这个原因。贤人君子没有得到职位，无处施展他们平日蕴藏的才能，就推广他们的道以造福他人，讲明圣人的学问，开导后辈，使教化更加明白，传承更加广泛。所以身体虽然隐居但道义显扬，踪迹虽然处于低位但教化施行，出仕与隐居虽然不同，推己及人的心意则是一样的。

张子说：“圣人设立教化，就是人人都可以达到这个境界，人人都可以成为尧舜。如果说是还要设立教化是因为有人达不到，那么圣人的话就是虚设了。教导他而不接受，那么即使强行告知也没有益处。”庄子说：“内心没有接受的人，道理就进入不了；外面没有端正的人，道理就推行不了。”普通人教导小孩，也可以获得益处：约束自己不放纵，这是第一种益处；教别人多次，自己也明白了这文章的义理，这是第二种益处；面对他一定要端正衣冠、尊重注视，这是第三种益处；曾经因为担心因自己而毁坏别人的才能而忧虑，就不敢懈怠，这是第四种益处。

蓝田吕氏说：“从洒扫应对，上达天道性命，圣人未曾不竭尽全力来教导人，只是人所达到的境界自有深浅，所以所得也有大小不同。”仲尼说：“我对你们没有隐瞒什么。”又说：“有鄙陋的人问我，我叩问他的两端而竭尽我的所知。”然而子贡是高弟却未曾听闻性与天道，不是圣人有所隐瞒，而是人自己不能穷尽罢了。就像天降时雨，百果草木都破壳发芽，它们盛衰大小的不齐整，雨露难道偏私于某些事物吗？“横渠张子教导学者，多告诉他们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道理，学习一定要像圣人那样才停止，听到的人没有不心动，有自得的人。”

上蔡谢氏说：“横渠教导人以礼为先，大要想要得到端正容貌、谨慎礼节。他的意思是世人散漫没有操守，就应当以礼为根基，教导他在上面下功夫。然而他的门人最后沉溺于刑名度数之间，所以他的学问没有传承的人。明道先生则不然，先让学者有知识，然后从敬入。”有人问：“横渠教导人以礼为先，与明道让学者从敬入，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既然有了知识，穷尽了物理，然后从敬上面涵养出来，自然是不一样的。端正容貌、谨慎礼节，是外面的威仪，不是礼的根本。”又说：“横渠用礼教导人，明道以忠信为先。”

广平游氏说：张子厚学问有成、德行尊贵，然而还秘藏他的学问，不多为人讲解。他的意思好像是说：虽然多闻，不致力于蓄积德行，只是徒然善于口耳之学罢了，所以不屑于和他们说话。明道先生对他说：道在天下不明已经很久了，人们习惯于他们所习得的，自认为充足，一定要像孔门那样“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那么师生之间势必有隔阂，而先王的道或许几乎要熄灭了。顺应现在的时势，应当随着他们的资质来诱导他们，虽然见识有明暗，志向有深浅，也各自有所收获，而尧舜之道或许可以逐渐达到。子厚采纳了他的话，所以关中地区的学者亲身践行，大多与洛人并推究他们的本源。先生启发他们。

问：古人教导人，一定根据他的才能所能做到的来教导他，不根据他所不能做到的来勉强他，如陈图南教导钱若水就是这样。近世的老师，不论人才所能做到的，只一律用自己所见的来教导他们，所以有不能尽其才的。和靖尹氏说：“确实如此，初学的人，怎么可以就告诉他十分的话？然而也不可以预先料定他的才能做不到而不全部告诉他，只看他的志趣所向，气质如何，随着他的分量而获得。”如陈希夷对于钱若水，是根据他的气质志趣来教导他，不是说他的才能做不到。如公孙丑、万章这些人，不是不信孟子，难道不愿意成为圣人？难道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