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九
防平声】问学如登塔，逐一层登将去，上面一层虽不问人，亦自见得。若不去实踏过，却悬空妄想，便和最下底层不曾理防得。学问亦无个一超直入之理，直是铢积寸累做将去。某是如此吃辛苦从渐做来，若要得知，亦是吃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谈侥幸而得。问：「向因子夏大徳小徳之説，遂只知于事之大者致察，而于小者茍且放过。徳之不脩，实此为病。」张子云：「纎恶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恶未尽，虽善必粗。学者须是毫髪不得放过，徳乃可。」进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恶为无伤，是诚不可。而今只理防得于做工夫处，莫问他气禀与习，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莫做，一直做将去。任你气禀物欲，我只是不恁地。如此则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气习不期变而变矣。」「人之一身，应事接物，无非义理之所在。人虽不能尽知，然要在力行其所己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则自近及逺，由粗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见之功矣。」问：「力行如何説是浅近语？」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又问：「何以为浅近？」曰：「他只是见圣贤所为，心下爱硬依他行，这是私意，不是当行。若见得道理时，皆是当恁地行。」「学者实下工夫，须是日日为之，就事亲従兄接物处事，理防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则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将去。」「务实一事，观今日学者不能进歩病痛全在此处。但就是做工夫，自然有得，未须遽责效騐也。」
译【防，读平声】问：治学如同登塔，一层一层地登上去，上面一层即使不问别人，也自然能看见。如果不去实地踏过，却悬空妄想，那么连最底层的道理都未曾理会明白。学问也没有一下子超脱直接入门的道理，确实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我是如此吃苦头从渐修做起，若要得知，也是吃苦头做来的，不是可以坐着空谈侥幸而得的。
问：“先前因为子夏‘大德小德’的说法，于是只知道在大的事情上仔细考察，而在小的事情上苟且放过。德行不能修养，实在这是弊病。”张子说：“细微的恶行必须除去，善行才能成为本性。考察恶行未尽，即使有善行也必定粗糙。做学问的人必须毫发不得放过，德行才可成就。”
进说：“如果能这样，没有比这更大的善了。把小恶当作无伤大雅，这确实不可以。而现在只是在做工夫的地方理会明白，不要管他的气质禀赋与习气，只要是正确的就做，不是正确的不做，一直做下去。任凭你的气质禀赋和物欲，我只是不那样做。这样的话，即使愚笨也必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也必定变得刚强，气质习气不期望改变而自然改变了。”
“人的一身，应对事务接触人物，无非是义理所在的地方。人虽然不能全部知道，但关键在于努力践行自己已经知道的，并勉力探求自己尚未达到的，那么由近及远，由粗到精，循序渐进，每天都有可见的功效。”
问：“努力践行怎么说是浅近的话？”回答说：“不明白道理，只是硬着头皮去做。”又问：“为什么说是浅近？”回答说：“他只是看见圣贤所做的事，心里喜爱就硬照着去做，这是私意，不是应当做的。如果明白了道理，都是应当那样做的。”
“做学问的人切实下功夫，必须每天去做，就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接待他人、处理事务中，理会明白那些自己未能做到的，更加勉力践行。这样久了，就会潜移默化而不自知，于是就像平常事一样做下去。”
“务实于一件事，看今天做学问的人不能进步的弊病全在这里。但只要就在做工夫，自然会有收获，不必急于要求效果验证。”
东莱吕氏曰：「贤士大夫，盖有学甚正，识甚明，而其道终不能孚格逺近者，只为实地欠夫夫耳。」
南轩张氏曰：学贵力行，然所谓力行者，煞有事。圣门教人，循循有序，始终条理，一毫潦草不得。工夫盖无穷也。学者若能务实，便有所得。或问务实之説曰：「于践履中求之。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际，无非实用。」
象山陆氏曰：「圣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处开端。如孟子言『徐行后长者，可为尧舜』，不成在长者后行便是尧舜？怎生做得尧舜様事？须是就上面着工夫。」
程子曰：难胜莫如己私，学者能克之，非大勇乎【以下论克己】多惊，多怒，多忧，只去一事所偏处自克，克得一件。
其余自正，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便与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张子曰：「凡所当为，一事意不过，则推类如此，善也。一事意得过，以为且休，则百事废。其病常在谓之病者，为其不虚心也。病根不去，随所居所接而长。人须一事事消了病，则常胜。故要克己，克己下学也。下学上达，交相养。盖不行，则成何徳行哉？」人当平物我，合内外，如是以身鉴物，便偏见。以天理中鉴，则人与己皆见。犹持镜在此，但可鍳彼，于己莫能见也。以镜居中，则尽照。只为天理常在身与物，灼见则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脱去己身，则自明。然身与心常相随，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则举措须要。是今见人意，我固必以为当，絶于己乃不能絶，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须待自已者，皆是着见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诚而明者，既实而行之，明也。明则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鍳己与物皆见，则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为有身，便有此。
上蔡谢氏曰：「某与伊川别一年，往见之。伊川曰：『别又一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个矜字。』曰：『何故？』曰：『子细防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若按伏得这个罪过，方有向进处。』伊川防头因语在坐同志者曰：『此人为学，切问近思者也。』或问：「矜字罪过，何故恁地大？」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耳目，浑不闗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吃；只蔬食菜▯，却户里吃。为甚恁地？」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处。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处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个甚？如好财，即于财上克；好酒，即于酒上克。今人只为事事皆好，便没下手处，然须择其偏好甚处，先克。」
五▯胡氏曰：自反则裕，责人则蔽。君子不临事而恕己，然后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则用无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彊敌，只得尽力舎死向前而已，尚何问哉？克己固学者之急务，亦须见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见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处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命者，便克将去。问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晓其説。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便见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则知畏者妄而不复畏矣。问前軰説治惧，室中率置尖物，曰：那个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惧，且习教不如此妄怕。问习在危堦上行底，亦此意否？曰：那个分明是危，只教习教不怕着。问习得不怕，少间到危疑之际，心亦不动否？曰：是如此。问克己功夫要当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终食之间，以至造次，以至顚沛，一节宻一莭去，庻几持养纯熟，而三月不违，可学而至，不学则己，欲学圣人则纯亦不已，如此做功夫可否？曰：下学之功诚当如此，其资质之髙明者自应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见耳。问某欲克己而患未能，曰：此更无商量，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问每常遇事时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处又却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无克己工夫，这様处极要
译东莱吕氏说：“贤能的士大夫，大概有学问很纯正，见识很明达，但他的道最终却不能使远近之人信服感化的，只是因为实地功夫欠缺罢了。”
南轩张氏说：“学习贵在努力践行，然而所谓努力践行，实在有很多事。圣人门庭教导人，循序渐进有条理，从头到尾都有条理，一丝一毫都不能潦草。功夫大概是无穷无尽的。学者如果能务实，便有所收获。有人问务实的说法，回答说：‘在实践履行中去寻求。仁的实质，侍奉父母就是；义的实质，顺从兄长就是。日常使用的平常行为之中，没有不是实际应用的。’”
象山陆氏说：“圣人教导人，只是就人们日常生活的地方开始。比如孟子说‘慢慢走在长者后面，就可以成为尧舜’，难道在长者后面走就是尧舜吗？怎么做得出尧舜那样的事？必须是在上面用功夫。”
程子说：“难以战胜的没有比自己的私欲更甚的，学者能够克制它，不是大勇吗？【以下论述克己】多惊恐，多愤怒，多忧愁，只在自己偏颇的地方自我克制，克制住一件。其余自然端正，眼睛害怕尖利的东西，这件事不能放过，便与克制它。室内，随便放置尖利的东西，必须用道理战胜它，尖利的东西必定不刺人，有什么可害怕的？”
张载说：“凡是应当做的，一件事心意不过分，就推类如此，是善的。一件事心意过分，以为暂且休息，那么百事都废弛。它的弊病常在称为弊病的地方，因为它不虚心。病根不去，随着所居住所接触的地方而增长。人必须一事一事地消除弊病，那么常胜。所以要克己，克己是下学。下学上达，互相滋养。大概不实行，那么成就什么德行呢？”人应当平等待物与我，合内外，像这样以身鉴物，便产生偏见。以天理中鉴，那么人与自己都看见。犹如持镜在此，但可鉴彼，对于自己不能看见。以镜居中，那么全部照见。只因为天理常在身与物，灼见那么自然不私己，也是一物。人常脱去己身，那么自然明。然而身与心常相随，不奈何有此身，借以接物，那么举措须要。是今见人意，我固然必以为当，断绝于己乃不能断绝，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必须等待自己者，都是着见于人物，自然而正。以诚而明的，既实在而实行，明也。明那么民众就信任了。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然必鉴己与物皆见，那么自然心洪而公平。意我固然必只因为有身，便有此。
上蔡谢氏说：“我与伊川分别一年，前往见他。伊川说：‘分别又一年，做了甚么功夫？’说：‘也只是去掉一个矜字。’说：‘什么原因？’说：‘仔细防检得来。病痛尽在这里。如果按伏得这个罪过，才有向进处。’伊川点头因此对在坐的同志说：‘此人做学问，是切问近思的。’有人问：‘矜字的罪过，什么原因这么大？’说：‘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别人的耳目，完全不关自家受用。事有底人，食前方丈，就向人前吃；只蔬食菜羹，却在户里吃。为什么这样？’”
和靖尹氏说：“克己只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处。然而人没有不自知所好而能克制的，如果不自知，却克制甚么？如好财，就在财上克；好酒，就在酒上克。今人只因为事事都好，便没下手处，然而必须选择其偏好甚处，先克。”
五〇胡氏说：“自我反省那么宽裕，责备别人那么蔽塞。君子不临事而宽恕自己，然后有自我反省的功夫。自我反省者，是修身之本。本得到，那么用无不利。”
朱熹说：“克己也别无巧法，譬如孤军猝遇强敌，只得尽力舍死向前而已，还问甚么呢？克己固然学者之急务，也必须见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见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处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命的，便克将去。问明道说：眼睛害怕尖利的东西，某未晓其说。说：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在室内随便放置尖利的东西，便见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那么知畏者妄而不复畏矣。问前辈说治惧，室内随便放置尖利的东西，说：那个本不能害人，心下要这样惧，且习教不如此妄怕。问习在危险台阶上行走的，也是此意吗？说：那个分明是危，只教习教不怕着。问答得不怕，少间到危疑之际，心也不动吗？说：是如此。问克己功夫要当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终食之间，以至造次，以至于颠沛，一节密一节去，庶几持养纯熟，而三月不违，可学而至于，不学则己，欲学圣人那么纯亦不已，如此做功夫可否？说：下学之功诚当如此，其资质的高明者自应不在此限，但我未之见耳问答某欲克己而患未能，说：此更无商量，为仁由己而由人吗？问每常遇事时也，分明知得理的是非，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而到做处又却为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却悔，此是如何？说：此便是无克己工夫，这样处极要”
与他扫除打叠，如一条大路，又有一条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个事物引着，不知不觉走从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芜秽，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战之机，须是遇事时便欲克下，不得茍且放过，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圣人底资质，他不用着力，自然循天命而行，不流于人欲。若贤人之资，次于圣人者，到得遇事时固不曽错，只是先也用分别教是而后行之。若是中人之资，须大叚着，无一时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曽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逺乎？须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氷。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问子张云：以心克己，即是复性，复性便是行仁义。窃谓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剩却以心两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防敬立，则见其防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这不是心，是甚麽？凡此等皆心所为，但不必更着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説在这里教人做。又问：复性便是行仁义。复是方复得此性，如何便説行得？曰：既复得此性，便恁地行，才去得不仁不义，则所行便是仁义。那得一个在不仁不义与仁义之中底物事？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谓欲知舜与蹠之分者，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所隔甚不多，但圣贤把得这界定尔。
译替他扫除整理，就像有一条大路，又有一条小路，自己也知道应当走大路，然而被小路上的事物所引诱，不知不觉就从小路走了，等到前面荆棘丛生、荒芜杂乱，又产生后悔，这就是天理与人欲交战的关键时刻，必须是在遇到事情时就立刻克制下去，不能姑息放过，用明白事理来引导，用勇猛的精神去实行。如果是上等智慧的圣人那样的资质，他们不用费力，自然遵循天命而行，不会流于人的私欲。如果是贤人那样的资质，次于圣人的，到了遇到事情时固然不曾出错，只是事先也要分辨清楚是非然后才去实行。如果是中等人的资质，必须大大地着力，没有一时一刻不照管克制治理才行。曾子说：“把实行仁德作为自己的责任，不也很重大吗？到死才停止，不也很遥远吗？”必须是这样用功。他的话是说：“战战兢兢，好像面临深渊，好像踩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祸患了。你们年轻人正是这样用功才行。有人问子张说：“用本心克制私欲，就是恢复本性，恢复本性就是实行仁义。我私下认为克制私欲就是克制掉私心，却说用本心克制私欲，莫非多出了‘用本心’这两个字吗？”回答说：“克制私欲就是这心去克制它。你只想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不是心又是什么？说话忠诚守信，行为谨慎恭敬，站立时就好像看见它在前；在车上就好像看见它靠在车衡上。这不是心，是什么？凡是这些全都是心的作用，但不必再特意加上‘心’字，所以孔子不直接说心，只是把道理说在这里教人去做。又问：“恢复本性就是实行仁义。‘复’是刚刚恢复了这个本性，怎么说就已经实行了呢？”回答说：“既然恢复了这本性，就这样去实行，才去掉了不仁不义，那么所实行的就是仁义。哪有一个处在不仁不义与仁义中间的东西呢？不是人欲就是天理，不是天理就是人欲。所以说想要知道舜和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于利与善之间罢了。所隔开的并不多，只是圣贤把握住了这个界限罢了。”
南轩张氏曰：「克己之偏之难，当用大壮之力。然而力贵于壮，而工夫贵于宻。若工夫不宻，虽胜于暂，而终不能持于久。而销其端，观顔子沈潜积习之功，为如何哉？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非工夫防至久且熟也，其能若是乎？」
鲁斋许氏曰：「责得人深者，必自恕；责得己深者，必薄责于人。盖亦不暇责人也。自责以至于圣贤地面，何暇有工夫责人？见人有片善，早去仿学他；善不见其人之可责，惟责己也。顔子有之：『以众人望人，则皆可以圣贤；望人则无完人矣。』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责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责人者适以长己之恶。喜怒哀乐、爱恶欲一有动于心，则气便不平；气既
不平则发，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为难治。又偏招患难，须于盛怒时坚忍不动，俟心气平时，审而应之，庻几无失。忿气剧炎，火焚如，徒自伤。触来勿与竞，事过心清凉。
程子曰：「凡夫之过多矣，改改之者犹无过也。惟格趣污下之人，其改之为最甚难，故其过最【以下论改过】行之失，莫甚于恶，则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于乱，则亦治之而已矣。茍非自暴自弃者，孰不可与为君子？有过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则反为心害。罪己责躬，不可无，然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
涑水司马氏曰：去恶而从善，舍非而従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为如制駻马、如斡磻石之难也。静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转户枢，何难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是病，即便不如此是药。若更问何由得如此，则是骑驴覔驴，只成一塲闲说话矣。」荅蔡季通书曰：「所谓一劒两叚者，改过之勇固当如此。改过贵勇，而防患贵怯，二者相须，然后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徙义崇义之功。自今以往，设使真能一劒两叚，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无事，常存祗畏警惧之心，以防其源，则庶乎其可耳。」问：「气质昬蒙，作事多悔，有当下便悔时，有过后思量得不是方悔时，或因久所为，因事机触得悔时，方悔之际，惘然自失，此身若无所容，有时恚恨至于成病，不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若悔时，苐二次莫恁地便了，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后荡然不知悔，固不得。若既知悔后次便改了，何必常常恁地悔？」又曰：「悔字难説，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为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説不悔，则今畨做错且休，明畨做错又休，不成説话。」问：「如何是着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滞。既做错此事，他时更遇此事，或与此事相类，更须惩戒，不可再做错了。」
南轩张氏曰：「着是去非，改过迁善，此经语也。非不去，安能着是？过不改，安能迁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过，安能改过？自谓知非而不能去非，是不知非也；自谓知过而不能改过，是不知过也。真知非，则无不能去；真知过，则无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过而已。所贵乎学者，在致其知、改其过也。」
象山陆氏曰：「学者不长进，只是好己胜。出一言，做一事，便道全是，岂有此理？古人惟贵知过则改，见善则迁。今各自执是，被人防破便愕然，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曰：「过虽圣贤不能无，盖过者，过误之谓也。真知为过而速改，则无过矣。故《论语》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左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子贡曰：『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成汤之圣，犹且改过不吝；顔子之贤，犹曰『不贰过』。以此可见，虽圣贤，必以改过为贵。若知其为过，不肯速改，则是文过遂非，而流于恶矣。盖无心而误，则谓之过；有心而为，则谓之恶。不待别为不善，方谓之恶。只知过不改，是有心，便谓之恶。《易》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译南轩张氏说：“克服偏私的困难，应当运用大壮卦那种刚健的力量。然而，力量贵在刚健，而功夫贵在细密。如果功夫不细密，虽然暂时能够胜过，但最终不能持久。要消除其萌芽，看看颜回沉潜积累的习惯功夫，是怎样的呢？有不善的念头未曾不知道，知道了未曾再犯，如果不是功夫防范到长久且熟练的地步，难道能这样吗？”
鲁斋许氏说：“责备别人深刻的人，一定宽恕自己；责备自己深刻的人，一定很少责备别人。大概也是没有空闲去责备别人。自我责备达到圣贤的境界，哪里有空闲去责备别人？看到别人有一点善行，早就去模仿学习他；看不到别人的可责备之处，只责备自己。颜回有这样的态度：‘用普通人的标准看待别人，那么大家都可以成为圣贤；用圣贤的标准看待别人，就没有完美的人了。’孔子说：‘端木赐真是贤德吗？我却没空闲去责备他。’责备自己的人可以成就别人的善行，责备别人的人正好助长自己的恶习。喜怒哀乐、爱恶欲一旦在心中发动，气就不平；气既不平就会发作，言语多会失误。这七种情绪中，只有愤怒最难治理。又容易招致祸患，必须在盛怒时坚忍不动，等到心气平复时，审慎地应对，大概就不会有失误了。愤怒之气剧烈如烈火焚烧，只会伤害自己。受到触犯不要与之争竞，事情过后心境清凉。
程子说：“普通人的过错很多，改正过错的人就没有过错了。只有那些志趣污浊低下的人，改正过错最为困难，所以他们的过错最多【以下论述改过】行为的过失，没有比邪恶更严重的，那就改正它罢了。事情的过失，没有比混乱更严重的，那就治理它罢了。如果不是自暴自弃的人，谁不可以成为君子？有过错必定改正，归罪于自己就是正确的。改正罢了。常常有歉疚悔恨的意思，反而成为心灵的祸害。归罪于自己、责备自身，不可以没有，但也不应当长久留在心中作为悔恨。
涑水司马氏说：“去除邪恶而顺从善良，舍弃错误而遵循正确，有的人知道却不能改变，认为像控制烈马、转动巨石那样困难。静心思考，关键在于自己，就像转动门轴，有什么困难呢？
朱子说：“知道这样是病，立刻不这样就是药。如果再问为什么这样，那就是骑驴找驴，只是一场闲谈罢了。”在回答蔡季通的信中说：“所谓一刀两断，改正过错的勇气固然应当如此。改正过错贵在勇敢，预防祸患贵在谨慎，两者相辅相成，然后才能真正修除恶习、辨别迷惑，成就迁善崇义的功效。从今以后，假设真的能做到一刀两断，也不可以因此自恃，而在平时无事时，常存敬畏警惕之心，以防患于未然，那大概就可以了。”有人问：“气质昏沉蒙昧，做事多后悔，有当下就后悔的时候，有过后思量觉得不对才后悔的时候，也有因为长久以来的行为，因事机触动才后悔的时候，在后悔之际，茫然自失，这身体好像无处容身，有时怨恨以至于生病，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回答说：“既然已经后悔，第二次不要那样做就行了，不必常常放在心上。那些没有见到过错而内心自我责备的，就是不后悔的人。现在如果凭心意去做，后来茫然不知后悔，固然不行。如果知道后悔后下次就改正了，何必常常那样后悔？”又说：“悔字很难说，既不可以常存在心中作为悔恨，又不可以不悔。如果只说不悔，那么这次做错了且作罢，下次做错了又作罢，不成话。”问：“什么是恰到好处的道理？”回答说：“不得不悔，但不可滞留。既然做错了这件事，以后再遇到这件事，或者与此事类似的情况，更须惩戒，不可再做错了。”
南轩张氏说：“坚持正确而去除错误，改正过错而迁向善行，这是经书中的话。不去除错误，怎么能坚持正确？不改正过错，怎么能迁向善行？不知道那是错误，怎么能去除错误？不知道那是过错，怎么能改正过错？自以为知道错误而不能去除错误，是不真正知道错误；自以为知道过错而不能改正过错，是不真正知道过错。真正知道错误，就没有不能去除的；真正知道过错，就没有不能改正的。人的祸患，在于不知道错误、不知道过错罢了。学者所珍贵的，在于推究其知识、改正其过错。”
象山陆氏说：“学者不长进，只是喜欢自我满足。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就认为全是对的，哪有这种道理？古人只贵在知道过错就改正，看到善行就追随。现在各自固执己见，被人辩驳破绽就惊愕，所以不如古人。”
西山真氏说：“过错即使是圣贤也不能没有，因为过错，是指过失误失的意思。真正知道是过错而迅速改正，就没有过错了。所以《论语》说：‘有过错而不改正，这才叫过错。’《左传》说：‘人谁没有过错，过错而能改正，没有比这更大的善行了。’子贡说：‘君子的过错，就像日食月食一样；有过错时，人人都看得见；改正时，人人都敬仰。’孟子说：‘古代的君子，有过错就改正；现在的君子，有过错就顺从。’成汤那样的圣人，尚且改正过错不吝惜；颜回那样的贤人，尚且说‘不犯同样的过错’。由此可见，即使是圣贤，也一定以改正过错为贵。如果知道是过错，不肯迅速改正，那就是掩饰过错、遂行非义，而流于邪恶了。大概无心而失误，称为过错；有心而为，称为邪恶。不必等到另外做不善的事，才称为邪恶。只知道过错而不改正，是有心的，就称为邪恶。《易经》说：‘风雷，益卦；君子因此见善就追随，有过错就改正。’”
。』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风雷，故圣人以此为迁善改过之象，即是『过勿惮改』之意也。」
译。』天下最迅疾的事物，没有比风雷更快的了，所以圣人以此作为迁善改过的象征，这正是“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的意思。」
程子曰：欲当大任，须是防实【以下杂论处心立事】有志之士，不以天下万物挠己，巳立矣，则运天下，济万物，必有余▯厚责于吾所感，薄责于人所应，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茍善处之，虽悔可以成功；不善处之，虽利反以为害。人当审己如何，不必恤浮议。志在浮议，则心不在内，不可应卒处事。大凡利害祸福，亦须致命始得。致之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谓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须知他命，方得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盖命茍不知，无所不至。故君子于困穷之时，须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祸得福，皆以自致，只要申其志而已。人之于患难，只有一个处置，尽人谋之后，却湏泰然处之。有人遇一事，则心心念念不肯舍，毕竟何益？若不防处置了，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也。人莫不知命之不可迁也，临患难而能不惧，处贫贱而能不变，视富贵而能不慕者，吾未见其人也。处患难，知其无可奈何，遂放意而不反，非安于义命者。当为国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矣，而犹不免，则命也。茍惟致其命，安自然，则危塞险难，无足以动其心者，行吾义而已，斯可谓之君子。儒者只合言人事，不得言有数，直到不得已处，然后归之扵命可也。或谓人莫知和柔寛缓，然临事则反至扵▯厉，曰：只是志不胜气，气反动其心也。又曰：事以急而反者，十常七八。君子不欲才过徳，不欲名过实，不欲文过质，才过
徳者，不祥；名过实者，有殃；文过质者，莫与之长。有实则有名，名实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则狥名为虚矣。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谓无善可称耳，非狥名也。
张子曰：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养车马，食粗衣恶，居贫贱，皆恐人非笑。不知当生则生，当死即死。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饥亦不防，惟义所在。欲事立，须是心立。心不敬，则怠惰，事无由立。况圣人诚立，故事无不立也。道义之功甚大，又极是尊贵之事。「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义之不可，尢所当避。」
上蔡谢氏曰：「懐固蔽自欺之心，长虚骄自大之气，皆好名之故。」
▯山杨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处世，当浑然天成，则人不厌弃矣。」士不患无名，患实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后世人临事多错，只为不知事。若知道了，临事安得错？人有避事欲不为者，曰：『事当为者，岂可不为？』『▯事』便是『▯人道《荘子》犹曰：『匿而不可不为者，事也。』」
五峯胡氏曰：一身之利，无谋也；而利天下者，则谋之。一时之利，无谋也；而利万物者，则谋之。○处已有道，则行艰难险危之中，无所不利；失其道，则有不能堪，而忿欲兴矣。是以君子贵有徳也。
延平李氏曰：「受形天地，各有定数。治乱穷通，断非人力。惟当守吾之正而已。然而爱身、明道、修己、俟时，则不可一日忘于心。此圣贤传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责之人，不责之己，非也。」
朱子曰：「耳目口鼻之在人，尚各有攸司。况人在天地间，自农啇工贾等而上之，不知其几阶。其所当尽者，小大虽异，界限截然。本分当为者，一事有闗便废天职。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推是心以尽其职者，此固为不易之论。但必知夫所处之职，乃天职之自然，而非出于人为，则各司其职以办其事，不出于勉强不得已之意矣。」有是理，方有这物事。如草木有个种子，方生出草。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方始成这事。若无此心，如何防成这事？世事无▯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不闻。」先且就睹处与闻处做了，然后就不睹不闻处用工，方能细宻。而今人每每跳过一重，做事睹处与闻处元不曽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闻处做，不成可知是做不下，梢一齐担阁。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须従十目所视、十手
译程颐说：想要担当大任，必须做到内心充实笃实【以下杂论如何存心立事】。有志向的人，不因天下万物而扰乱自己，自己确立了，那么治理天下，救济万物，必定绰绰有余。对自己所感应的责任要厚重，对别人所应得的责任要轻薄，只有君子能做到这一点。天下的事情，如果善于处理，即使有悔恨也能成功；如果不善于处理，即使有利反而成为祸害。人应当审察自己如何，不必忧虑浮泛的议论。心思放在浮议上，那么心就不在内在，无法应对突发情况处理事务。大凡利害祸福，也必须竭尽全力才能达成。“致”的意思是直，就像人用力自己去达成那样。得到或得不到，命运本来已经注定。君子必须知道天命，才能做到；不知道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因为如果不知道天命，就会无所不至。所以君子在困穷的时候，必须竭尽全力，然后才能遂心如愿，他的得祸得福，都是靠自己努力达成的，只是要伸张自己的志向罢了。人面对患难，只有一个处理方式，在竭尽人力谋划之后，却必须泰然处之。有人遇到一件事，就心心念念不肯舍弃，这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不这样处置，放下便是无义无命了。人没有不知道命运不可改变的，但面临患难能不恐惧，处于贫贱能不改变，面对富贵能不羡慕，我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处于患难，知道无可奈何，于是放纵心意而不反省，这不是安于义命的人。当为国家的时候，已经竭尽了防备思虑的方法，却仍然不能避免，那就是命运了。如果只致力于天命，安于自然，那么危险阻塞艰难，不足以动摇他的心，只是践行我的义罢了，这才可以称为君子。儒者只应该谈论人事，不应该谈论有定数，直到不得已的地方，然后归之于命运才可以。有人说人不知道和柔宽缓，然而临事却反而到了严厉的地步，回答说：只是志向不能胜过意气，意气反而动摇了心。又说：事情因为急切而失败的，十次中常有七八次。君子不希望才能超过德行，不希望名声超过实际，不希望文采超过质朴。才能超过德行的人，不吉祥；名声超过实际的人，有灾殃；文采超过质朴的人，没有人愿意与他长久相处。有实际就有名声，名声和实际是一回事。至于喜好名声的人，则是为了虚名而奔走。比如君子厌恶死后名声不被称颂，是说没有善行可以称颂罢了，不是为了虚名而奔走。
张载说：天下的事情，最大的祸患只是害怕别人的非议嘲笑。不养车马，吃粗粮穿破衣，处于贫贱，都害怕别人非议嘲笑。不知道应当生就生，应当死就死。今天拥有万钟俸禄，明天就抛弃它；今天富贵，明天就饥饿。饥饿也不防备，只以义所在为准。想要成就事业，必须确立心志。心不恭敬，就会怠惰，事情无从建立。何况圣人诚心确立，所以事情没有不建立的。道义的功业非常伟大，又极其尊贵。“我平生，在公事上勇敢，在私事上怯懦。对于公事有义，真是无所畏惧。大凡事情，不仅在法律上不允许，更有道义上不可行的，尤其应当避免。”
谢良佐说：“怀着固执蔽塞自欺的心，滋长虚骄自大的气，都是喜好名声的缘故。”
杨时说：“事物有棱角，多刺人眼目，也容易玷污缺损，所以君子处世，应当浑然天成，这样人就不会厌弃了。”士人不担心没有名声，担心的是实际达不到。
尹焞说：“后世的人临事多出错，只是因为不了解事情。如果了解了，临事怎么会出错？有人躲避事情不想做，说：‘应当做的事，怎么能不做？’‘应当做的事’就是‘应当的人道’。《庄子》还说：‘隐藏起来却不可不做的，就是事情。’”
胡宏说：一身的利益，不需要谋划；而有利于天下的，则谋划它。一时的利益，不需要谋划；而有利于万物的，则谋划它。处理自己有道，那么行走在艰难险危之中，无所不利；失去了道，就有不能忍受的，而忿怒欲望就兴起了。所以君子贵在德行。
李侗说：“承受天地形体，各有定数。治乱穷通，绝不是人力所能决定的。只应当坚守我们的正道罢了。然而爱护身体、阐明道义、修养自己、等待时机，则不可一天忘记于心。这是圣贤传授心法的要诀。有的人放肆自逸，只责怪别人，不责怪自己，这是不对的。”
朱熹说：“耳目口鼻在人体中，尚且各有职司。何况人在天地间，从农工商贾等而上之，不知道有多少层级。他们应当尽到的职责，大小虽然不同，界限却截然分明。本分应当做的，一事有关联就废弃了天职。居处恭敬，办事严肃，对人忠诚。推展这种心来尽到职责，这本来是不易的论断。但必须知道所处的职责，是天职的自然，而不是出于人为，那么各司其职以办理事务，就不出于勉强不得已的意思了。”有这种理，才有这事物。比如草木有个种子，才生出草。比如人有此心去做这事，才成就这事。如果没有此心，怎么能成就这事？世事没有必要的不要做，先去其粗，再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去一重。天下的事情都是如此。比如《中庸》说：“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先就在看见的地方和听到的地方做了，然后就在看不见的地方和听不到的地方用工夫，才能细密。而现在的人每每跳过一重，做事在看见的地方和听到的地方原本没有工夫，却就在看不见的地方和听不到的地方做，不成可知是做不下去，稍微一齐耽搁。比如屋漏暗室中的工夫怎么就能做得，必须从十目所视、十手
所指处做起方得。且须立个粗底根脚，却正好着细处工夫。今人于无义理底言语尽説了，无义理底事尽做了，是于粗底根脚犹未立，却求深防縦理，防得干己甚事。人多是要求济事，而不知自身己不立，事决不能成。人自心若一毫私意未尽，皆足以败事。如上有一毫差，下便有寻丈差。今若见得十分透彻，待下梢遇事转移也，只做得五六分。若今便只就第四五者理防，下梢如何？常先难而后易，不然则难将至矣。如乐毅用兵，始常惧难，乃心谨畏，不敢忽易，故战则虽大国坚城无不破者。及至胜则自骄胆大，而恃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作事若頋利害，其终未有不防于害也。古人临事所以要回互，时是一般国家大事，系死生存亡之际，有不可直情径行处，便要权其轻重而行之。今则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于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是甚意思？问学者讲明义理之外，亦湏理防时政，凡事要一一讲明，使先有一定之説，庶他日临事不至墙面。曰：学者若得胸中义理明，従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应曲当。人若有尧舜许多聪明，自做得尧舜许得事业。若要一一理防，则事变无穷，难以逆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定。今世文人才士，开口便説国家利害，把笔便述时政得失，终济得甚事？只是讲明义理，以淑人心，使世间识义理之人多，则何患政治之不举耶？其防人也，须是刚，虽则是偏，然较之柔不同。易以阳刚为君子，隂柔为小人。若是柔弱不刚之质，少间都不防振奋，只困倒了。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寛缓者，皆不可少。随其人所见，看其人议论。如狄梁公辞虽缓，意甚恳切。如中邉皆缓，则不可翕受敷施九徳咸事，圣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个意见，若其性寛大，便只管一向见得一个寛大底路；若性严毅底人，便只管见得一个亷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个合寛大处，合严毅处。人最不可晓，有人奉身俭啬之甚，充其操上食槁壤，下饮黄泉底，却只爱官职；有人奉身清苦而好色，他只缘私欲不能克，临事只见这个重，都不见别个了。或云似此等人分数胜已下底，曰：不得如此説，才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便弑父与君也敢。古人尊贵奉之者愈备，则其养徳也愈善；后之奉养备者，贼之而已矣。为血气所使者，只是客气，惟于性理説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须是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虽不可无，然用之有处所。事至于过当，便是伪。学常要亲细务，莫令心麤。问避嫌是否？曰：合避，岂可不避？如▯田不纳履，李下不慗冠，岂可不避？如君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不同服，皆是合避处。问程子説避嫌之事，贤者且不为，况圣人乎？若是有一项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这不可以为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道如何？这却是私意。如十起与不起，便是私，这便是避嫌。只是他见得这意思己是，大叚做工夫，大叚防省察了。又如人遗之千里马，虽不受，后来荐人未尝防，之后亦竟不荐，不荐自是好，然于心终不防，便是吃他取奉意思，不过这便是私意。又如如今立朝，明知这个是好人，当荐举之，却缘平日与自家有恩意往来，遂避嫌不举。他又如有某人平日与自家有怨，到得当官，彼却有事当治，却怕人説道因前怨治他，遂休了，如此等皆蹉过多了。问：人心不可狭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别异否？曰：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寛濶，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少快活。问：待人接物，随其情之厚薄轻重而为酧酢邪？一切不问而待之以厚邪？曰：知所以处心持己之道，则所以接人待物自有凖则。事有不当耐者，岂可全学耐事？学耐事，其▯至于茍贱不亷。学者须要有亷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病痛却没了，亲其身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耻有当忍者，有不当忍者。人湏有亷耻。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
译从所指之处做起才行。而且必须先立定一个粗浅的根本，然后才好下精细的工夫。现在的人把没有义理的话都说了，没有义理的事都做了，这是在粗浅的根本上还没有立定，却去探求深奥的道理，这对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人多是想成就事业，却不知自身根本没有立定，事业决不能成功。人如果心中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未尽，都足以败坏事情。上面有一毫差错，下面就会有极大的差错。现在如果见解十分透彻，等到最后遇事转折时，也只能做到五六分。如果现在就只在第四、第五层的道理上探求，最后会怎样呢？做事常常是先难后易，不然困难就会到来。比如乐毅用兵，开始时常常畏惧困难，内心谨慎敬畏，不敢轻视，所以作战时即使是强大的国家、坚固的城池没有攻不破的。等到胜利后自己骄傲胆大，倚仗兵力强大，因而去攻打两座城池，也攻不下来。做事如果只顾利害，最终没有不陷入危害的。古人临事之所以要迂回曲折，是因为那是一般国家大事，关系到生死存亡，有不能直接按常情行事的地方，就要权衡轻重而后行动。现在却事事都用这种方法，一味迂回曲折以至于枉尺直寻。这样利益也能得到吗？这是什么意思？问：学者在讲明义理之外，也需要探求时政，凡事要一一讲明，使事先有一定的说法，这样日后临事不至于像面对墙壁一样茫然。回答说：学者如果胸中义理明白，从此去衡量事物，自然能广泛应对、曲折得当。人如果有尧舜那样的聪明，自然能成就尧舜那样的事业。如果要一一探求，那么事变无穷，难以预料，随机应变不可预先规定。当今的文人才士，开口就说国家利害，提笔就述时政得失，终究能成就什么事呢？只是讲明义理，以善化人心，使世间懂得义理的人多，那么还担心政治不能振兴吗？那刚直的人，必须是刚强，虽然有些偏颇，但与柔顺不同。《易经》以阳刚为君子，阴柔为小人。如果是柔弱不刚的资质，稍微有些振奋不起来，只是困倒了。天下的事也需要危言耸听的人，也需要宽缓的人，都不可缺少。随其所见，看其议论。比如狄梁公言辞虽然宽缓，但意思非常恳切。如果中间和两边都宽缓，就不可以采纳施行九德咸事，圣人就是这样做的。现在的人大多先立定一个意见，如果其性宽大，就只管看到一个宽大的路子；如果性严毅的人，就只管看到一个廉洁正直的路子，不再平心看待事物，自有该宽大的地方，该严毅的地方。人最不可理解，有人奉养自身极其吝啬，充其量对上吃干粮，对下饮黄泉，却只爱官职；有人奉养自身清苦却好色，他只是因为私欲不能克制，临事只看到这个重，都不见别的了。有人说像这样的人分数胜过自己以下的，回答说：不能这样说，只要有毛病就不好，更不可以分数论。他只爱官职，弑父与君也敢。古人尊贵的人奉养越完备，那么其修养德行也越好；后世的奉养完备的人，只是贼害罢了。被血气所驱使的，只是客气，只有在性理上说话涵泳，自然临事有别处。必须以慈祥和厚为本，如勇决刚果虽然不可无，但用在合适的地方。事情做得过分，就是虚伪。学习常要亲近细微的事务，不要让心粗糙。问：避嫌是否正确？回答说：应该避，难道可以不避吗？比如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难道可以不避吗？比如君主不与同姓同车，与异姓同车但不同服，都是应该避的地方。问：程子说避嫌的事，贤者尚且不这样做，何况圣人呢？如果有一项该委曲而不能直遂的，这不可以作为避嫌。回答说：自然是道理应该如此，如避嫌者，却是又怕人怎么说？这却是私意。比如十起与不起，就是私，这就是避嫌。只是他见得这意思已是，大抵做工夫，大抵省察了。又如人赠送千里马，虽然不接受，后来推荐人未曾防备，之后也终究不推荐，不推荐自然是好，但在心中终究不防备，就是吃他取奉的意思，不过这便是私意。又如现在在朝廷，明知这个是好人，应当荐举，却因为平日与自己有恩意往来，于是避嫌不举。又如某人平日与自己有怨，到得当官，他却有事当治，却怕人说因前怨治他，于是罢了，如此等都错过了很多。问：人心不可狭小，其待人接物，心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区别吗？回答说：只有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规模宽阔，使人人各得尽其情，多么快活。问：待人接物，随其情的厚薄轻重而为酬酢吗？一切不问而待之以厚吗？回答说：知道处心持己之道，那么接人待物自有准则。事有不当忍耐的，岂可全学忍耐？学忍耐，其结果至于苟贱不廉。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便可担负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间的病痛却没了，亲其身为不善，直是不入这个大者立也。耻有当忍的，有不当忍的。人须有廉耻。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耻便是羞恶之心，人有
耻则能有所不为。今有一様人，不能安贫，其气销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亷耻，亦何所不至？因举吕舎人诗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论语「必先説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后説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际界限分明，然后可做工夫，不然则立脚不定，安能有进？又云：学者不于富贵贫贱上立定，则是入门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于贫贱，汲汲于富贵。只缘不见这个道理，若见得这个道理，贫贱不能损得，富贵不曽添得，只要知这道理。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在沟壑为念，则道义重而计较死生之心轻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义犯分，役心役志，营营以求之邪？某观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于违其心者众矣，可不戒防？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防检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殒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问：死生是大闗莭处，须是日用间虽小事亦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工夫，当死之时方打得透。曰然。以利害祸福言之，此是至粗底，此处人都信不及，便讲学得待如何，亦要安顿处。今人开口亦解説一饮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视之如无物者，盖缘只见得这道理，不见那刀锯鼎镬。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惟君子然后知义理之所必当为与义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无所入于其心，而其学又足以应事物之变，是以气勇谋明，无所慑惮。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人有此身，便有所以为人之理，与生俱生，乃天之所负，而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所以凡为人者，只合讲明此理而谨守之，不可昬弃。若乃身外之事，荣悴休戚，即当一切聴天所为，而无容心焉。问：事有最难底，奈何？曰：亦有数等，或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是里面纷乱处不去，亦有一种纷拏时及纎毫委曲微细处难处。全只在人自去理防，大槩只是要见得道理分明，逐事上自有一个道理。《易》曰：采赜索隠。赜处不是奥，是纷乱时，隠是隠奥也，全在。探索上纷乱，是他自纷乱。我若有一定之见，安能纷乱得我？问事来断制不下，当何以处之？曰：也只得随力量做去。又问：事有至理，理有至当，十分处今己看得七八分，待穷来穷去，熟后自解到那分数足处。曰：虽未能従容，只是熟后便自防，只是熟，只是熟。问：贫者举事有费财之浩瀚者，不能不计度繁约而为之裁处，此与正义不谋利意相妨否？窃恐谋利者是作这一事，更不看道理合当如何，只论利便于己与不利便于己，得利便则为之，不得则不为。若贫而费财者，只是目下恐口足不相应，因斟酌裁处而归之中，其意自不同否？曰：当为而力不及者，量宜处，乃是义也。力可为而计费吝惜，则是谋利而非义矣。问：欲穷理而事物纷纭，未能有洒落处，近惟见得富贵果不可求，贫贱果不可迯耳。曰：此是就命上理防，须更就义上看，当求与不当求，当避与不当避，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欲如何？且其得丧荣辱与自家义理之得失利害孰为轻重？则当有以处此矣。大抵事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拣一个是处行将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岂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久却自定，时下须是在我者无慊，仰不愧，俯不怍，别人道好道恶，管他。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迩，念念郷前，不轻自恕，则在我者虽甚孤髙，然与他人元无干预，亦何必私忧过计，而防于同流合污之地乎？
译知道羞耻，就能有所不为。现在有一种人，不能安于贫困，意气消沉屈辱，以至于立身不稳，不知廉耻，那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呢？因此引用吕舍人的诗句说：“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就像《论语》所说“必须先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然后说君子离开仁德，怎么成就名声？必须先教导人在取舍之际界限分明，然后才能下功夫，不然就立脚不定，怎么能有进步？又说：学者如果在富贵贫贱上不能立定脚跟，那就是入门就错了。人之所以在贫贱中忧戚，在富贵中急切追求，只是因为没见到这个道理。若见到了这个道理，贫贱不能损害他，富贵不能增添他，只要知道这个道理。学者常常以志士不坠于沟壑为念，那么道义就显得重，而计较死生的心就轻了。况且衣食是最微小的事，得不到未必会死，又何必违背道义和名分，役使心神，忙碌地去追求呢？我看现在的人因为不能咬菜根而违背本心的很多，能不警惕防范吗？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大小。如果能一天十二时辰都检点自己的念虑动作，都是合宜的，仰不愧天，俯不怍人。这样即使不幸填塞沟壑，丧身殒命，也来不及顾惜，只求成就一个正当之处。这样方寸之间全是天理，即使遇到大困厄，也只是献出生命以遂行志向罢了，也不知道别人的是非向背，只问是否正当。问：死生是大关键处，必须在日常小事上也不放过，一一如此用功夫，到死的时候才能打得透。答：是的。以利害祸福来说，这是最粗浅的，这里人都信不过，即便讲学得再好，也要有个安顿处。现在的人开口也说一饮一啄自有定分，等到遇到小小的利害就产生趋避计较之心。古人刀锯在前，鼎镬在后面，视之如无物，是因为只见到这个道理，没见到那刀锯鼎镬。身体劳累而心安的去做，利益少而道义多的去做。只有君子才知道道义所必须做的和道义所可以依靠的，利害得失既不能进入他的心中，而他的学问又足以应对事物的变化，因此气勇谋明，无所畏惧。不幸跌倒，死生置之度外。小人的心完全相反。人有了这个身体，就有做人的道理，与生俱来，是上天赋予的，不是人力所能为的。所以凡是做人，只应该讲明这个道理并谨慎遵守，不可昏昧抛弃。至于身外之事，荣辱兴衰，就应当一切听任天意，不要用心计较。问：事情有最难处理的，怎么办？答：也有几种情况，或者是外面阻遏做不得，或者是里面纷乱去不了，也有一种纷乱时以及细微曲折难处理的地方。全在于人自己去理清，大概只是要见得道理分明，每件事上自有一个道理。《易经》说：采赜索隐。赜处不是奥妙，是纷乱时，隐是隐奥，全在探索上。纷乱，是他自己纷乱。我若有一定之见，怎么能被纷乱所扰？问：事情来了判断不了，应当怎么处理？答：也只能随力量去做。又问：事情有至理，理有至当，十分处现在已看得七八分，待穷究到底，熟后自然解到那分数足处。答：虽未能从容，只是熟后便自然明白，只是熟，只是熟。问：贫穷的人做事有耗费钱财浩瀚的，不能不计度繁简而加以裁处，这与正义不谋利的意思相妨碍吗？我担心谋利的人是做这一件事，更不看道理合当如何，只论利于己与不利于己，得利便则为之，不得则不为。如果贫穷而费财的人，只是眼前恐怕口足不相应，因而斟酌裁处而归之中，其意自不同吧？答：应当做而力量不及的，量力而行，乃是义。力量可为而计费吝惜，则是谋利而非义了。问：想要穷尽道理而事物纷纭，未能有洒落处，近来只见到富贵果不可求，贫贱果不可逃罢了。答：这是从命运上理清，须更从道义上看，当求与不当求，当避与不当更看自家分上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想怎样？且其得丧荣辱与自家义理之得失利害关系孰为轻重？则当有以处理此了。大抵事情只有一个是非，是非既定，却拣一个正当处行将去，必欲回互得人人说好，岂有此理？然而事情的是非久后自定，时下须是在我者无憾，仰不愧，俯不怍，别人说好说坏，管他。读书则实究其理，行事则实践其近，念念向前，不轻易自我宽恕，那么在我者虽甚孤高，然而与他人元无干预，又何必私忧过计，而陷于同流合污之地呢？
南轩张氏曰：「义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乱之，则顾借牵滞，而卒失其正矣。」论伊川説子贡货殖，便生计较，才计较便是不受命。只计较便不是，因言人逐日自思量如何是计较处，才有计较作为便不是。若都不计较，则是无所为，如何应事接物？要得不计较，又要得应事接物，于此可以涵泳本心。
东莱吕氏曰：大凢人资质各有利钝，规模各有大小，此难以一律齐。要须常不失故家气味，所向者正【凡圣贤軰学问操履，我力虽未能为，而心向慕之，是谓所向者正。若随俗轻笑，以为世法不湏如此，不当如此，则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实【如已虽未免有过，而不敢久饰遮蔵；又如处亲戚朋友间，不敢不用情之类】信其所当信【谓以圣贤语言前軰敎戒为必可信，而以世俗茍且便私之论为不可信】耻其所当耻【谓以学问操履不如前軰为耻，而不以官职不如人，服饰资用不如人，巧诈小数不如人为耻】持身谦逊而不敢虚骄，遇事审细而不敢容易。如此则虽难到，或远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西山真氏曰：「一事有一事之理，人能安定其心，顺其理以应之，则事既得所，心亦不劳苦。扰扰焉以私心处之，则事必不得其当，而其心亦无须防之宁。人徒知为事之累心，不知乃心之累事也。」
鲁斋许氏曰：「天地间当大着心，不可拘于气质，局于一已贫贱忧戚，不可过为陨获；贵为公相，不可骄。当知有天地国家以来，多少圣贤在此位；贱为匹夫，不必耻。当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于贫贱者，无入而不自得也。何忻戚之有？」凡事物之际，有两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义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归于义命而已。世人懐智挟诈而欲事之善，岂有此理？必尽去人伪，忠厚纯一，然后可善其事。至于死生祸福，则一归之天命而已。人谋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摄生，亦可以保神气，自暴自弃。
而有凶祸，皆自取之也。巧言令色，人欲胜天，理灭矣。人但当修心自理，不问与他人合与不合。果能自修，天下人皆能合。若只以巧言令色求，则其所合者可知矣。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学问如此，日用事为之间，皆当如此，乃能有成。祸福荣辱、死生贵贱，如寒暑昼夜相代之理。若以私意小智妄为迎避，大不可也。不聼父母命者，则为不孝；不聴君命者，则为不敬。其或不聴天命者，独无责耶？君父之命，或时可否之间，设教者犹曰勿逆勿怠，况乎天命大公至正，无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毁不可遽，誉亦不可遽。喜不可遽，怒亦不可遽。处人须要重厚，待人须要久逺。顾嵗晏何如耳，一时一暂便动揺去従他做，毁誉后叚便难收拾。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不虞之誉，无故而致誉也；无实而得誉，可乎？大誉则大毁至，小誉则小毁至，必然之理也。惟圣贤得誉，则无所可毁。大名之下，难处在圣贤则异于是，无难处者。无实而得名，故难处。名羙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无实而得名者。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
学八
力行【理欲义利君子小人之辨，论出处附】
程子曰：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理也【以下理欲义利君子小人之辨】欲利己者，必损人；欲利财者，必敛怨。人放天理昬者，是只为嗜欲乱着他。庄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此言却最是。利者，众人之所同欲也。専欲益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昬蔽而防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仇。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逺，所争毫末耳。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所谓利者，
译南轩张氏说：“道义所在，君子就应践行，就像饥饿必定要吃饭、口渴必定要喝水一样，是不可改变的。如果有一丝一毫的私意扰乱它，就会瞻前顾后、牵制停滞，最终失去正道。”讨论伊川先生关于子贡经商逐利的说法，便产生计较之心，一旦产生计较之心，便是不顺从天命。只要有计较之心便不对，因此说人们每天要自己思量什么是计较之处，只要有计较的作为便不对。如果完全不计较，那就是无所作为，如何应付事务、接待他人呢？想要不计较，又要能应付事务、接待他人，在这里可以体悟涵养本心。
东莱吕氏说：大凡人的资质各有优劣，格局各有大小，这难以用同一标准来齐一。必须常常不失去世家子弟的风范，所向往的是正道【凡是圣贤辈的学问操守，我力量虽然还做不到，但内心向往仰慕，这就叫所向往的是正道。如果随俗轻率嘲笑，认为世间的法度不需要这样，不应当这样，那就是所向往的不是正道了】，所存守的是真实【比如自己虽然难免有过失，但不敢长久掩饰隐藏；又如处在亲戚朋友之间，不敢不真诚用情之类】，相信应当相信的【指把圣贤的语言、前辈的教诲作为必定可信的，而把世俗苟且图私利的言论作为不可信的】，以应当羞耻的为耻【指以学问操守不如前辈为耻，而不以官职不如人、服饰资用不如人、巧诈小技不如人为耻】，修身谦逊而不敢虚妄骄傲，遇事审慎细致而不敢轻率。这样即使难以达到，或远或近，终究是走在君子路上的人。
西山真氏说：“一件事有一件事的道理，人如果能安定自己的心，顺着道理去应对，那么事情既得到妥善处理，心也不劳苦。如果以私心扰乱地处理，那么事情必定不得当，而心也没有片刻的安宁。人们只知道做事拖累心神，不知道其实是心神拖累做事。”
鲁斋许氏说：“天地间应当放宽心胸，不可拘泥于气质，局限于一己的贫贱忧戚，不可过分沮丧；显贵到公卿宰相，不可骄傲。应当知道自从天地国家存在以来，有多少圣贤在这个位置上；卑贱到平民百姓，不必羞耻。应当知道古代志士仁人，有多少屈身甘愿处于贫贱的，无处不自得。有什么欢喜悲伤的呢？”凡是事物之间，有两类：有由自己决定的，有不由自己决定的。由自己决定的，有道义在其中；不由自己决定的，有天命在其中，归结到义和命罢了。世人怀着智巧挟带欺诈而想要事情办好，哪有这种道理？必须完全去除人为的虚伪，忠厚纯一，然后才能办好事情。至于死生祸福，则一概归于天命罢了。人的谋划非常完善，也可以保全天命；人能保养生命，也可以保全神气，自暴自弃。
而有凶祸，都是自找的。花言巧语、伪善的脸色，是人欲胜过天理，天理就灭绝了。人只应当修养心性、顺从道理，不问与他人是否相合。果真能自我修养，天下人都能相合。如果只用花言巧语、伪善的脸色去求取，那么他所相合的人就可以知道了。急切追求，不要急于求成；循序渐进，不敢懈怠。不只是做学问如此，日常行事之间，都应当如此，才能有所成就。祸福荣辱、死生贵贱，就像寒暑昼夜交替的道理一样。如果以私意小智妄图迎合或躲避，是大不可取的。不听父母命令的，就是不孝；不听君主命令的，就是不敬。那有不听天命的人，难道没有责任吗？君父的命令，有时在可行与不可行之间，设立教化的人还说不违背不怠慢，何况天命大公至正，没有不善的，何必苦于不接受天命呢？毁谤不能太快，赞誉也不能太快。喜悦不能太快，愤怒也不能太快。待人必须厚重，待事必须长远。只考虑晚年如何罢了，一时片刻就动摇去顺从他人，毁誉的后半段就难以收拾了。有不期而至的赞誉，有求全责备的毁谤。不期而至的赞誉，是没有缘故而得到赞誉；没有实际而得到赞誉，可以吗？大赞誉则大毁谤随之而来，小赞誉则小毁谤随之而来，这是必然的道理。只有圣贤得到赞誉，就没有可毁谤的地方。大名之下，难以处身，圣贤则不同于此，没有难以处身的。没有实际而得到名声，所以难以处身。名声是美好的器物，造物者忌讳多取，不是忌讳多取，而是忌讳没有实际而得到名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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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八
力行【理欲义利君子小人之辨，论出处附录】
程子说：人心没有不具备认知能力的，只是被人的欲望遮蔽，就丧失了天理【以下论述理欲、义利、君子小人的区别】想要利于自己的人，必定损害他人；想要利于财物的人，必定招致怨恨。人使天理昏暗，只是因为嗜欲扰乱了他。庄子说：嗜欲深的人，他的天机浅。这话最正确。利，是众人共同想要的。专门想要增益自己，危害就大了。贪婪到了极点就昏暗遮蔽而妨害理义，追求到了极点就争夺而招致怨仇。大凡出于义就进入利，出于利就进入义。天下的事，只有义和利罢了。孟子辨别舜和跖的区别，只在义利之间。说“间”，是指相差不太远，所争的只是毫末而已。义与利只是公与私的区别。出于义便以利来说了。只要有计较，就是因为有利害。如果没有利害，何必计较？利害，是天下人的常情。人们都知道趋利避害，圣人则不再论利害，只看道义应当做还是不应当做，天命就在其中了。所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