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

译派遣使者送沛公离开，说：“我因为他是长者，所以不杀他。”沛公的帝王基业，大概就是从这时开始兴起的。等到他与各位将领约定时，说：“先入关的人称王。”沛公先入关，而项羽心中不平，派人向怀王报告实情，大概是认为怀王能够偏袒自己。然而怀王的答复，只是按照原来的约定罢了。凭借在草野间一时所说的话，却重于山河丹书那样的誓言。项羽虽然想违背这个约定，但怎么能承受背负天下人不公的指责呢？于是沛公的帝王基业，又在这里确定了。项氏的兴起，本来是借助于楚国灭亡后的残余势力，只是迫于亚父范增的话，才拥立民间牧羊的人称王，大概是认为他容易控制，没有别的想法，哪里料到他的贤能竟然像这样呢？起初作为项氏的私人，现在却成为天下的正义之主。起初认为他对楚国有大恩，现在却视项羽如草芥。那么项羽心中郁郁不乐、后悔退让，难道能长久居于人下吗？自己拥立他，又自己废黜他，或生或杀，项羽认为这是自家的事，却不知道天下的英雄可以拿着这个作为借口。所以自从三军为义帝穿丧服的正义明确后，沛公的军队才开始在天下显得堂堂正正，而项羽才开始像九泉之下的死人一样奄奄一息。怀王的拥立，曾经不足以加重楚国的分量，而怀王的死，又恰好足以资助汉朝。那么范增的谋略，本想为楚国，却只起到了为汉朝的作用。唉！这难道是沛公的智虑所能达到的吗？他所能够做到的，是天意。这难道是范增、项羽的智虑所达不到的吗？他们所不能做到的，也是天意。高帝为义帝发丧，三军穿丧服，天下的士人归心。虽然如此，高帝也是诡诈地利用这一点罢了。高帝对于怀王，君臣的名分并未确定。活着的时候，曾经以天下正义之主的身份侍奉他，死了之后，又以天下正义之主的身份为他发丧。这大概是项氏的短处，而高帝夸大其辞来抓住这一点。这是三老董公善于谋划，难道出于高帝的本意吗？问高帝约法三章怎么样？回答说：沛公刚入关时，与秦地的父老约定法律只有三条。这时沛公还没有称王关中，却擅自与百姓私下这样约定，大概类似于小孩子哭闹的行为。在雌雄未定之时，务必表现得宽大、像长者一样来取悦百姓，谁不能做到呢？等到项氏灭亡，天下一统，正是高帝创立法令的时候，而三条法律却像山一样不可动摇，难道是小孩子哭闹的恩惠，只是暂时用来取悦百姓的吗？如果他的仁心仁政出于至诚，怜恤之意，即使是草野间的私下约定，也把它作为汉朝不可磨灭的典章，真主的一句话，利益多么广大啊！问高祖大封同姓王，最终有尾大不掉的祸患，高祖明智通达，为什么不考虑这一点？回答说：为了惩戒秦朝孤立无援的弊端，所以大封同姓王。圣人说百世之间的增减变化可以预知，这类事情就是这样。周朝因为分封而灭亡，所以秦朝一定要削减它；秦朝因为不分封而灭亡，所以汉朝一定要增加它。事势相互因循，必然到达这一步。加上汉朝初年户口减少，分封诸王时计算土地，所以分封三个庶出的儿子，占据了天下的一半。后来户口日益繁衍，所以变得强大。问汉高祖被人称为宽仁长者，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却难免被诛杀，为什么呢？回答说：在事情紧急时，能够夺取各位将领的拼死效力，这是高祖善于将将的地方；等到事情平定，把各位将领置于死地，就是将将的余习未忘，宽仁是他的天性，残忍则是他没有学问。问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与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不知道怎么样？回答说：为义帝发丧，是抓住别人的短处来利用；挟天子以令天下，是凭借自己拥有的东西来挟制。虽然都是诡诈地借用名义，但一个是豪杰起事，举动光明；一个是奸雄不轨，踪迹暗昧。为义帝发丧，无君的罪责在项羽；挟天子以令诸侯，无君的罪责在曹操。

译鲁斋许氏说：“高祖自有夺取天下的才量，如同推车子，必须自己推六七分，别人扶持引领二三分，即使陡峭的地方也都能行得通。如果完全推不动，完全依赖别人，平地上也走不了，何况险峻之处呢？各位功臣只是辅佐他罢了，蹑足不悟，后来大大害了事情。”

文帝

程子说：“汉文帝杀薄昭，李德裕认为杀他不当，温公认为杀他得当，两种说法都不对。根据史书看不出他杀薄昭的原因，必须权衡事情形势的轻重来论断。不知道当时薄昭有罪，汉朝派人惩治他，因此杀了汉朝使者？还是薄昭与汉朝使者饮酒，因愤怒而杀了使者？汉文帝杀薄昭而太后不安，怎么办？既然杀了他，太后不吃饭而死，怎么办？如果汉朝惩治他的罪而杀了汉朝使者，太后虽然不吃饭，也不可避免。必须权衡哪个轻，哪个重，然后论断他杀得得当与不当。”

〇山杨氏说：文帝因为窦广国有贤良的品行，想让他做丞相，担心天下人认为是私心，没有任用，而任用了申屠嘉。这是文帝以私意自我嫌忌，而没有以最大的公正对待自己。广国如果真的贤良，即使是亲属也不可废弃；如果真的不贤良，即使是疏远的人也不可使用。我哪里容得下私心呢！当时，太平日子长久，英才间或出现，选择可用的人任用就可以了。一定要说是高帝旧臣，就错了。

朱子说：夏商周三代以后，汉朝的文帝，可以称为恭俭的君主。问：文帝喜好黄老之术，也不免有惨酷的地方，莫非是才性好清静便导致法度不立，一定要到惨酷的地步才可以使人信服？答：从清静到惨酷，中间大有曲折，不能这样说。只是自己喜好清静，便一切交给法律，有犯罪的人都不必审问，自己只看法律如何，只依法执行，自己这里不再为你思量，这就是流变为惨酷的原因。有人说：黄老的教义本不主张刑名，只要求修养自己，也不说要惨酷，只是使用者过度罢了。答：因为黄老之术，凡事都先退一步，做得让人防备不了他，等到逼近利害时也不让给别人，宁可我杀了你，一定不容你杀了我，他的术数多是如此，所以文景使用它如此。文帝还善于使用它，如南越反叛，就用卑辞厚礼来引诱他，吴王不朝见，赐给他几杖等事，这退一步都是术数。到他让太子晁错做家令，他认为太子也喜好学习，只是缺少识术数，所以用晁错辅佐他。到后来七国之变，弄成一场纷乱，看文景许多慈祥恺悌的地方，都只是术数。然而景帝使用得不好，如削藩也反，不削藩也反。问：文帝想短丧，或者有人要为文帝遮掩，说不是文帝短丧，而是景帝的过错？答：恐怕不是这样。文帝当时遗诏规定：大功十五日，小功七日，缌麻三日。有人认为当时应当服大功的只服十五日，应当服小功的只服七日，应当服缌麻的只服三日，恐怕也不懂这样。臣为君服丧，不服则已，服了一定是斩衰三年，哪有这种等级？有人又说：古代只是臣为君服三年，服丧如同诸侯为天子，大夫为诸侯以及畿内之民服之于天下，吏民没有三年之丧，道理必不可行。这个制度一定是秦人尊君卑臣却实行这三年，到文帝反而恢复它罢了。

南轩张氏说：文帝初政，确实有可观之处。大概制事周密，考虑深远，恳切诚挚的意旨，有以得人心。三代以下，也不容易多见。文帝以庶子身份居藩国，入继大统，知道自己被立，是为汉社稷，不是为自己，所以不敢认为是自己的私事。有司请求立太子，就先表示广求贤圣的道义，而又推举给吴王、淮南王。有司请求封诸子为王，就先推举给没有后代的兄长而立他们。他的辞气温润不迫切，他的道义确实足以感人。凡是施惠于百姓的，都不是虚文，都有诚意存在其中。千载之下，就事而察之，不可掩盖。史书在编年时说：“帝既施惠天下，诸侯四夷，远近欢洽，乃修代来功。”观此，又可见他明先后之宜，而不敢私己。记录史事的，也可以说是善于阐明了。他对待夷狄，大概也有道。以南越尉佗的强横自高，自高帝时，还难以使他臣服，而文帝特别施恩惠，派遣使者送给他一封信，而尉佗就自己去掉王号。文帝制下令国中称“汉皇帝”、“贤天子”，惶恐回信，不敢怠慢。我曾详细品味文帝所写的信，就知道忠信可以行于蛮貃。如此信的首辞说：“朕高皇帝侧室子也，弃外奉北藩于代。”大概后世对待夷狄，往往喜好夸饰之辞，于是这类话都在所掩盖矫饰以示之。而文帝一以实情告诉它，他也是豪杰，见我们推诚如此，则又怎么能不服？所以他的回信首说：“老夫故越吏也。”文帝不以高帝侧室之子为讳，则尉佗敢以越吏为歉吗？如果我们以骄辞掩盖它，则他也且慢待以应我，必然如此。推此一端，忠信可行于蛮貃，可信吗？以文帝天资之美，初政小心畏忌之时，得道

译辅佐他的臣子，治理国家的功业兴起，难道不能追慕夏、商、周三代的遗风吗？可惜他的大臣不过是周勃、灌婴、申屠嘉之类的人，唯独有一个贾谊是当时的杰出人才，而贾谊本人大概也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最终也没有被任用。所以凭借皇帝的贤明，仅仅能实现一时的安定繁荣，没有什么可以留给后世作为法则。像淮南王、薄昭那样的事件，未免接近于崇尚刑名法家的衰败世道。至于在位时间长久，懈怠放纵的念头也萌生了，新垣平的邪说，因此得以进献给他。然而终究因为他的天资高超，很快就醒悟了。他最后的诏书中有说：“因为年岁长久，担心不能善终”，大概可以看出皇帝能够察觉这一点。唉，这也是很贤明的啊！所以我仍然深深惋惜他的那些臣子不能辅佐他发扬这种风范。

译有人问：肉刑始于苗、尧，沿袭而不改革，虞、夏、商、周也不改革，汉文帝因为一个女子的话而废除了它，为什么唐虞三代不知道这样做呢？文帝废除了肉刑，刑罚也就搁置不用了，这是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先儒认为井田、学校、封建、肉刑这四项，废除一项都不行，不知道秦朝改变了古法，凡是古人教化百姓、养育百姓的地方，都扫除殆尽，只单独保留肉刑来助长其暴虐，即使没有文帝，也一定会有人改变它。这大概是损益盈虚的道理势所必然，能够通权达变以顺应民心，即使是成王、康王复活，也不能改变。问：汉文帝平生所做的事，大体上出于黄老之学，至于他得力之处，也是黄老之学，没听说有刻薄寡恩的毛病，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文帝天资纯粹美好，却能把黄老不好的地方转化为好的地方；景帝天资刻薄残忍，却把黄老好的地方转化为不好的地方。问：汉文帝杀薄昭、李德〇，有人认为杀得不当，司马光认为杀得恰当，不知道谁对？回答说：虽然未免有些刻薄寡恩，但凭借文帝仁厚的资质去做，这是借杀一人来推行法度，在仁厚中显出神武。问：汉文帝时吴王不朝见，赐给他几杖，这与唐朝衰落时藩镇索要节度使旌节有什么区别？不近乎姑息养奸的政治吗？回答说：文帝是纯粹任用德教，权柄掌握在上面，伸缩由自己决定；唐朝一向姑息，权柄倒持在下面，予夺由别人决定，两件事不可同日而语。问：朱熹认为三代以下都是人欲而非天理，况且像汉文帝资质禀赋纯粹，怎么断定他是人欲呢？回答说：朱熹这话只是说秦汉以下没有彻底明理防欲的学问人，其中好的只是天资纯粹美好，暗合圣贤，原本不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文帝是】如果像这样的君主再从学问中彻底明理防欲，就是商汤、周文王以上的人了。问：天下的祸患，没有比本小末大更大的了，周朝内轻外重，似乎难以长久，却最终绵延久远；汉朝内重外轻，似乎足以相互制约，却还有七国之祸，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周朝虽然诸侯强大，还能支撑几百年，先史比喻为百足虫，之所以难死，是因为扶持的人多；汉朝七国之祸，也是由于外重，从此以后日益减轻了。

景帝

五峰胡氏说：“汉景帝任用郅都、宁成为中尉，用严酷的手段治理宗室贵戚，人人恐惧。亲近亲人、尊重尊长的道理，必须选拔天下有节操德行贤德的人做他们的师傅，做他们的朋友，那么就会有大人君子可以为天下所用，哪里还有担心他们犯法的忧虑呢？治理百姓也是这样。修崇学校，是用来教化的。刑罚只是辅助教化罢了，不是治理的正道。”

武帝

朱熹说：“武帝的毛病固然很多，但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所作为。假如一开始就得到真正的儒者辅佐，难道不是大有可观吗？可惜没有真正的儒者辅佐，不能克制他多欲的私心，做向那方面去了。想要讨伐匈奴，就把吕后的侮辱信当作题目，想要掩盖他的过失。他如果知道这一点，难道没有修文德来招致的道理吗？又如讨伐西域，第一趟去不通，又再去，只是想要得一匹马，这是什么气力？如果移过来在这边做，难道不可以吗？末年海内空虚耗损，离秦始皇不远了，如果不是霍光收拾，能成什么样子？轮台之悔，也是天资高才能这样。曾经因为有人说太子仁柔不能用武，回答说正想要他守成。如果我做的是对的，就是沿袭亡秦的踪迹，可见他当时已经自知其罪。当初如果能用董仲舒为丞相，汲黯为御史大夫，难道不好吗？”

南轩张氏说：“武帝奢侈穷奢极欲的事，与秦始皇相差能有多少尺寸呢？然而不至于乱亡的，有四件事。高帝宽大，文景惠养，他们得民心很深，流泽渗透，未能立即泯灭，不像秦朝自从商鞅以来，根本已经动摇，百姓只是迫于威势而勉强服从罢了。这是第一点。武帝所做的事，每每与六经相悖，难道真的崇尚儒者吗？然而还表彰六经，聘请召见儒生，做稽古礼文的事，没有到像秦朝那样荡然无存地抛弃名教的地步。这是第二点。轮台之诏，虽然说已经晚了，但仔细品味它的言辞，大概是真正知道悔改的，诚意所感动，足以挽回天人的心。自诏书下达之后，不再萌发前日那样的行为，想着与百姓休养生息了。与最终死于行伍而不醒悟的人，有很大差别。秦穆公的誓言，圣人取他的悔过，列之于书，我对轮台之诏，常常反复诵读，大概认为这是存亡的关键所在。这是第三点。正因为能悔过，所以从此以后，奢侈欲望的机心息止，而清明之虑产生，因此能审慎于托付。昭帝初年，霍光当政，述说文景之事，来培植根本，于是兴利之源堵塞，而恩惠之泽再次流动，有祈求上天永命的意思。这是第四点。凭借这四者相互依存而维持，所以能保住他的国运。然而假如武帝老了不知道悔改，死于炽盛的私欲之中，那么就一定不能善处其后，即使依靠高文景的恩泽，以免除自身，随即也就危险了。所以我深深取法轮台之诏，认为这是存亡的关键所在。然而他最终能知道悔改的，是因为他平日还知道诵读六经之言，习听儒生之论，到了力气衰弱而意志懈怠，那么善端有时就会萌发。那么他之所以不至于乱亡的，难道也是偶然的吗？”

译潜室陈氏说：“汉武帝征伐匈奴，如果不跨越大漠，不突袭匈奴王庭，就不足以发泄他的愤怒；他开通西域，如果不穷尽黄河源头，不经历险峻的关隘，就不足以满足他的欲望；他大兴土木，如果不建成千门万户的宫室，就停不下他的搜刮聚敛；如果不实行算缗令，就停不下他的征敛；他施行严酷刑罚，如果不株连亲族，就停不下来；他推崇儒学，如果不建立辟雍，就不快乐；他致力于农业，如果不推行代田法，就不去做。等到他年老悔过，如果不颁布轮台诏，就不足以掩盖天地间的过失。凡是能够用强力做到的，汉武帝都能用强力做到；但有不能靠强力做到的，唯独是他终身致力于求仙问道，却未能如愿。他曾经在蓬莱凝神静思，在海上寻求蜕变成仙，灵魂与黄帝相交，梦境中接见安期生。也曾把李少君当作父亲侍奉，把李少君、五利将军、公孙卿当作老师侍奉，并礼遇齐鲁的方士。但最终都不能如愿。难道是他的力量还不足吗？唉！汉武帝穷奢极欲，以追求富贵之乐，认为神仙道家之事并非虚妄，这本来就不是皇帝所能期望的。何况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呢！现在只是拘泥于力量所能做到的，就认为神仙可以靠强力求得，却不考察其道理是否存在。如果天下真有这个道理，那么凭借皇帝的力量就可以求得；如果没有这个道理，那么即使有皇帝的力量，又有什么用呢？由此看来，世上谈论神仙的人，也可以停止了。”问：“汉代的法律，宰相必须出自列侯，汉武帝变革并通达此制，是对是错？”

译耶说：汉朝的法律规定，没有军功不能封侯，不是列侯不能拜相。儒生既然没有军功可以论列，就永远没有入朝为相的路径。这是高祖在马上建立的陋规，不是夏商周三代的宏大法度。到了汉武帝元朔年间，才下诏表彰先圣的道统，招揽四方的人才，于是用御史大夫公孙弘代替薛泽担任丞相，封为平津侯。丞相封侯，是从公孙弘开始的。此后便成为惯例。汉武帝是崇尚儒学的君子，厌恶文吏武将不学无识，认为建国初期的浅近规定太简陋，认为儒道不能光显，于是改变旧习，不吝惜高官厚禄，来激励儒生。那么汉武帝的美意，谁又能非议呢？然而公孙弘出身于平民之中，凭借精通《春秋》这一部经书，不到四年就跃升为丞相，尊贵到封侯，那么议论的人不能不对此感到遗憾。大概汉武帝是利用利益来任用儒生，儒生见到利益而谋求被任用。自从公孙弘因为通晓经术而成为丞相，后来的儒生，谁不想竞相钻研章句的末节，以侥幸得到一次机遇？利禄的大门一打开，士大夫的心术从此就败坏了。况且汉朝凭借军功立国，必定要由列侯担任丞相，这虽然是汉朝的陋规，但是“没有军功不封侯”，却是汉朝的好法令。假如儒生不能做丞相也就罢了，假如儒生可以做丞相，那么难道从平民直接登上相位吗？为什么还觉得不够，想要借封侯来增加分量？这又是汉武帝不善于变通的地方。所以自从公孙弘封为平津侯以来，由丞相而封侯的，汉朝史书上称为恩泽侯。从此以后，因恩泽封侯的人，前后相望。假如恩泽可以封侯，那么就没有军功值得争竞了。所以自从封侯的法令被破坏，到元帝、成帝年间，士大夫的风气，在富贵中豢养，不再有刚强的心志和锐气令人敬畏，而委靡懦弱的作风，就像生长在闺房中的妇人女子，想要像周昌、赵尧、申屠嘉、张苍那样的人，更加不可得了。丞相既然不是真正的儒生，封侯的人又没有军功，这是汉武帝改革的善意，不免一举而两失。大概自从任命丞相的法令改变，儒生的心术就败坏；自从封侯的法令改变，士大夫的风气就败坏。改革中好的方面尚且如此，改革中不好的方面，那该怎么办呢？这就是变法之所以困难的原因。

宣帝

豫章罗氏说：“汉宣帝诘责杜延年治理郡县没有进步，是善于识别治体的人。治理郡县没有进步，不是臣子的大罪，而宣帝一定要诘责他，为什么呢？大概在中兴之际，朝廷内部，郡县外部，法度没有完备，政事没有修明，百姓没有安居。如果治理郡县没有进步，那么百官的职守就废弛了，怎么能不责问呢？一个郡尚且如此，何况天下呢？”我认为汉宣帝识得治国的形势。

有人问宣帝说“汉朝杂用王道和霸道”，这个说法似乎是对的。朱子说：“这个必须先辨别清楚王道和霸道，才可以去议论他对与不对。”胡叔器说：“像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之类，做得也像好的。”朱子说：“这个是他有意还是无意。”叔器说：“有意。”朱子说：“既然是有意，就不是王道。”又说：“宣帝也不懂王道和霸道，只是把宽慈的叫做王道，严酷的叫做霸道。”

南轩张氏说：“宣帝说汉朝杂用霸道，固然有其趋向如此，但在汉朝来论，大概也是不易的论断。自从高祖取得天下，本来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像商汤、周武王那样吊民伐罪的心，所以即位之后，反叛的人屡次兴起而不能禁止，利益所在，固然是其趋向。至于立国的规模，大体都沿袭秦朝的旧制，而没有三代封建井田、天下为公的心了。其中符合王道的，像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也难免有假借的意思，其诚心不孚，那么其杂用霸道本来就有渊源。王道像精金美玉，哪里容得下杂质？杂了，那就是霸道而已。只有文帝天资接近王道，然而他的熏习操术，也杂有黄老刑名，考察他的施设，动不动都有权术，只是他资质美好而权术高明罢了，深入考察自然可见。至于宣帝，又是霸道的下乘，是齐桓公、晋文公的罪人。西汉的灭亡，从宣帝开始，大概文景养民的意思，到这里就完全消靡了。况且宣帝哪里真知道所谓德教呢？而认为不可用。像元帝喜好儒生，大概是窃取其近似的名字，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这算什么德教呢？只有王者的政治，其心本于天理，建立人伦纲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没有偏弊，没有不举之处，这是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无疆的原因。后世不曾真知王道，却说儒生的学说迂阔而难行，大概是没有思考罢了。”

有人问孝宣帝综核名实，而王成因为增加户口，受到褒奖，于是兴起天下俗吏的虚伪。然而综核在哪里？潜室陈氏说：“刑名术数之家，各自执持一个实来驾驭百个虚。老苏所谓人们佩服我识其一，而不知道我不识其九。”宣帝大概用这种术，偶尔有受人欺骗的地方，不妨害他的大体。

元帝

涑水司马氏说：“太厉害了，昏暗的君主不可与他说话！上天实在剥蚀汉室，而闭塞孝元的心，使他像木石一样，不可得入，到了这个地步吗？悲哀啊！京房的话如此深切着明，而不能使他明白，为什么呢？”《诗经》说：“匪

译当面命令他，提着耳朵告诫他；不是用手搀扶他，而是把道理展示给他看。」又说：「我谆谆教诲你，你听我时却漫不经心。」唉！后世的人能不把汉孝元帝当作鉴戒吗？

译项羽（附范增）

涑水司马氏说：“世人都认为项羽不能采纳韩生的建议，放弃关中的险要地势，所以失去了天下。我私下认为并非如此。秦国凭借函谷关，向东控制天下，然而孝惠帝、昭襄王因此兴盛，而秦二世、子婴却因此灭亡，关键在于使用它的方法如何罢了。地形本身不值得议论。项羽放逐并杀害了他的君主，不义的名声如日月般昭著。他宰制天下，分封诸侯，废弃公义而任凭私意，驱逐君主而安置臣子。那些受封的人争夺不服，他疏远排斥忠良，猜忌有功之臣，使得臣下都没有亲近依附的心意。按照这种道理行事，即使有重兵把守、汤池般的坚固防御，也不能守住一天，何况是关中的险要地势呢！”

〇山杨氏说：“我读《汉纪》，看到高祖说项王有一个范增而不能任用，所以被我擒获，常常认为确实如此。等到读《项羽传》，观察范增辅佐项羽的做法，才知道项羽即使任用范增，对败亡也没有益处。秦人残害百姓，天下背离而去，没有人肯回头。在这个时候，百姓趋向有道之君，正像饥饿的人渴望食物一样，不一定非要牛羊稻粱，只要可口就行。项籍以平民百姓的身份，率先天下豪杰，向西争夺，看到秦朝的车驾倾覆，竟然不知警戒，还踏着旧辙，想以武力征服天下，所过之处烧杀残灭，这实际上是用秦的方法来攻打秦朝。范增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一点，反而只想着拥立楚的后代，认为足以安抚民心，这是多么荒谬啊！后来项王最终有了杀害义帝的名声，成为了敌国的借口，范增实际上是肇始者。范增的计策，不过是多次想要害死沛公罢了。如果项王不改变他的做法，那么之前的亡秦就是他的下场。假使沛公死了，天下难道就没有沛公这样的人吗？”

有人问高祖说项羽有一个范增而不能任用所以灭亡。项羽的过失无数，起初并没有听说范增有什么建议让项羽最终任用，又会怎样呢？潜室陈氏说：“关系到兴亡的地方，只看有没有合适的人物，这是第一层。范增怎么能与萧何、张良、韩信三杰相比呢？只是就项羽的人物而言，有这个人罢了。”

董公

庸斋许氏说：“当楚汉争雄的时候，能让沛公激发天下大势的关键人物是谁呢？三老董公用三军穿素服，共同诛杀楚国杀害义帝的人来劝说沛公，顺从道德与违背道德的道理，清晰地与日月争光。人心稍微知道道义的，他们顺从正义、背离邪恶，已经在这里做出抉择了。董公的劝说，又怎么能与萧何的文墨议论相比呢？以张良号称帝师，在帷幄之中筹划，也没有见到这样的大计。当时仗义西进，天下为之响应的，是董公的力量。”

萧何

〇山杨氏说：“高帝在秦朝残害百姓之后收拢民心，而萧何执掌国政，完全革除秦朝的苛法，与之重新开始，天下适宜作‘画一’的歌颂。他的法令直到汉朝结束都遵守着，没有人能增减改变。”班固称他为一代的宗臣，难道是虚话吗？然而高帝平定天下后，对功臣仍然多有忌刻。萧何作为宰辅，甚至拿出私财来资助军费，购买田宅来玷污自己，以此来讨好皇上，仅仅能免于被囚禁，还不知道引退。难道他善于治理天下而拙于谋身吗？大概是因为不学无术，不明白功成身退的道理，贪恋冒犯荣宠，战战兢兢如同手持重宝，惟恐一跌，然而几乎跌倒的情况也屡次发生了。大概是因为高帝傲慢轻侮人，而轻易给人爵位封邑，所以得不到廉洁节操之士，而一时顽钝嗜利无耻的人多归附他。以萧何的贤能，尚且不免如此，可惜啊！

元城刘氏说：“萧何治理未央宫的用意很深。高帝、项王都是楚人，丰、沛、临淮，相距很近，二人的心，岂有一日忘记山东呢？项羽看到秦地都已经烧残，于是想东归，如果像昔日那样兴盛，未必不会定都关中。汉五年夏，虽然从洛阳驾车到关中，然而长安宫殿未成，暂住栎阳。又高帝在关中不久。五年秋，亲自征讨臧荼，又回到洛阳。六年十二月，擒获韩信，回到洛阳。七年冬十月，亲自征讨韩信，又从洛阳到长安，当时宫阙已成，于是从栎阳迁都长安，那么高帝定都长安的心才安定下来。然而萧何想顺从他的心意以成就大事，不想让他窥探秘密，所以假托言辞这样说。这是萧何的深意。而史官看到萧何的心意，又不想明说，又不想不说，于是写下‘上悦’两个字，以显示高帝在萧何的计谋中，而且乐于定都关中。”

南轩张氏说：“萧何辅佐高帝奠定一代的规模，也很宏远了。高帝征伐多在外，萧何守卫关中，经营根本，汉朝之所以能得到天下，是因为关中根本先壮大。这是萧何相业最大的地方。又萧何做丞相之初，首先推荐韩信为大将，而三秦的计策于是确定，这也是做丞相用人之道。曹参虽然不及萧何，然而以摧锋陷阵，勇敢果锐的气概施之于治民，却能收敛锋芒，以清净为道，遵守萧何的约束，不务变更，这个人也很宽裕有见识。这是曹参的相业。然而二人可惜都没有学习，以高帝的资质，萧何不能赞助远追三代的法度，创业垂统，留给后代，一时所定的，未免多沿袭秦朝的旧制，如井田、封建等事，都不能复古。在高帝之时，反叛的固然已经多次兴起，这在萧何来说是可遗憾的。”

译罢了。到了周昌，只知道以清净不扰为善，却不知道吕氏的祸患已经再次显现，应当预先采取措施，以挫败他们的阴谋。惠帝忧虑得不知如何是好，只沉溺于淫乐，不处理政事，而周昌竟然不能引经据义来坚定君主的心志，这是可以归罪的啊。」

译东莱吕氏说：“萧何建造未央宫，只是想让高祖安心住在这里，不想让他去别处罢了。总之，创业的君主自然应当以节俭为先，萧何的考虑难道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吗？”

潜室陈氏说：“沛公进入函谷关时，众将领争相奔向金帛财物的府库，唯独萧何抢先进入，收取丞相府的地图户籍，收藏起来，因此沛公得以知道天下的险要关塞、户口多少以及强弱分布的情况。世人常轻视刀笔吏，这不过是读书人的偏见罢了？萧何难道不是刀笔吏吗？他怎么知道丞相府有地图户籍呢？然而刀笔吏很多，唯独萧何知道丞相府有地图户籍，那么从他担任郡县小吏的时候起，就已经熟悉国家的大体要点了，他的才能本来就不在他人之下。何况在群雄逐鹿的时候，看到秦朝府库宫室的盛大，即使是沛公也不能不垂涎三尺，而萧何的器度超越常人如此，沛公感到惭愧的地方就多了。等到项羽封沛公为汉王，让他统治汉中时，沛公心中非常不满，从绛侯周勃、灌婴以下没有不劝他攻打项羽的，唯独萧何劝谏说：‘能屈居一人之下，而伸张于万乘君主之上的，商汤、周武王就是这样。希望大王称王汉中，养育百姓以招致贤人，收用巴蜀之地，回来平定三秦，天下就可以图谋了。’唉！萧何的器度像这样，他的地位自然不在他人之下。从前晋国重耳流亡时，跟随他流亡的三个人，都具有相国的才能。凭着寄居流亡的残余势力，而他的随从都可以做相国，君子说：‘任用臣子像这三个人，公子还担心什么流亡呢？’唉！这本来就是沛公能够兴起的原因。有人问：萧何营造未央宫，前殿建在北阙，周围有二十重，九十五步，街道环绕七十里，台殿四十三所，宫门总共九十五座，如此壮丽，难怪高祖发怒，司马光讥讽它不像元城宫，却认为这是萧何坚定汉高祖定都长安的深意，应当以哪种说法为正确？回答说：高祖定都关中的心意，犹豫不决，大概是嫌关中残破的缘故，萧何大建宫室来转变他的心意，至于他自己夸耀壮丽，现在的人都讥讽他没有见识，不知道萧何不想以占据形势、安定根本的正道来对高祖直言，恐怕会显得疏远，暂且借用世俗的话来顺适他的心意（这与买田宅自污的意思相同）。”

韩信

山杨氏说：“韩信凭借机变之才，依靠思归的军队，来到江东，而燕、代、赵、齐之间，没有坚城和强敌了。他的用兵奇谋无穷，所到之处如风扫落叶，自从汉朝兴起以来的名将，没有能与他相比的。等到他在修武驻军时，又辅以张耳，这两个人都勇略盖世。我私下奇怪汉王自称汉使，清晨驰入军营，就在卧室内夺取他的印符，指挥召集众将领，更换他们的职位，而张耳、韩信却不知道。这种禁防疏阔，与棘门、霸上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呢？如果敌人趁机偷袭，那么这两个人就可以被俘虏了。难道古所谓有法度的军队，韩信也有不足之处吗？”

有人问：“太史公记载项籍在垓下的失败，实在是被韩信布置了好的阵势，因此一败就彻底灭亡了。”朱熹说：“不只是这样。自从韩信在左边攻取燕、齐、赵、魏，在右边攻取九江、英布，收编大司马周殷，而项羽逐渐被困在中间，手脚日益被剪除，那么不等到垓下的失败，他的大势已经不能战胜汉了。”

张良

程颐说：“张良也是个儒者，进退之间极有道理。人们说汉高祖能任用张良，却不知道是张良能驾驭高祖。张良的计谋不轻率发出，发出必定中肯，像后来立太子的事，都是能让高祖必定听从。让他向左就向左，让他向右就向右，这难道不是张良驾驭高祖吗？”

有人转述正叔的话说：“人们说沛公任用张良，沛公哪里曾真正任用张良？是张良任用沛公罢了。”张良跟随沛公，是为了替韩国报复秦国。既然灭了秦，于是让沛公进入关中，自己辞别回去韩国。不久看到沛公有可以夺取天下的形势，所以又跟随他。已经夺取天下，就想抛弃人间事务，跟随赤松子游历。张良不做高祖的臣子，由此可见。这个论点很好，以前没有人达到这个见解。山杨氏说：“这个论点也没有完全说尽张良。始终为韩国着想的是，当沛公被封为汉王前往封国时，派遣张良回韩国，张良趁机劝说沛公烧毁栈道，这难道还有侍奉汉朝的意思吗？等到张良回到韩国，听说项羽因为张良跟随汉王，所以不派遣韩王成去封国，和他一起向东到彭城，杀了他。在此之前张良劝说项梁，认为韩国的公子横阳君成可以立为王，项梁于是派张良寻找韩成立为韩王。张良担任韩司徒，因为韩国被杀的缘故，于是又从小路逃回汉朝，他的意图大概是想替韩国报复项羽。等到汉高祖采用他的计谋，已经打败项羽，平定天下，跟随高祖西都关中，这时才开始修道辟谷，有跟随赤松子的话，大概是为韩国报仇的心意这时才停止的缘故。根据张良当时劝说高祖烧毁栈道，然后回韩国，这也似乎有意让韩王成如果在世，张良辅佐他，统一天下也未可知。张良认为可以与他争夺天下的只有高祖，高祖既然受阻于蜀地不出来，其他不足为虑了。不幸韩王成被项羽所杀，所以没有凭借，最终归附汉朝。如果高祖也自己任用张良，不竭尽张良的计术，也不止于这样，必须更有事情在他的臣子身上，高祖不是他的本心，是不得已罢了。”张良从平民出身，步行，凭三寸不烂之舌成为帝王的老师，他的奇谋秘计，转败为胜

译在困顿危急之中得以保全性命的人，有好几次了。所以高祖称赞他，将他与萧何、韩信并称为“三杰”。天下平定之后，功劳高的人往往因为才能而被猜忌，一旦疑心产生，即使韩信有解衣推食般的真诚，也不能善终，最终被剁成肉酱。萧何虽然能够凭借功名保全自己，但被猜忌的情况也屡次发生。这三个人中，只有张良功成身退、大智若愚，不接近权势，看待舍弃权力和利益如同脱掉破鞋一般轻松，虽然身处朝廷市井，却潇洒自在，仿佛与江湖万里之遥相隔，像鸿雁高飞、凤凰振翅，射鸟的箭和网都够不着，与范蠡相比，他更胜一筹啊。汉朝兴起时，将领和相国在去留的关键时刻，都能顺应时势机变而不违背理义的，我唯独在张良身上看到了这一点。

译有人问：“养虎自遗患，当时如果放过张良，恐怕大事就败坏了，这是怎么回事？”朱熹说：“如果只计算利害得失，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当时如果放过他，不出三年，刘邦也取不了天下。”又问：“当时形势危急，间不容发，况且沛公平时没有什么能维系豪杰人心的东西，如果放过张良，事情就难以预料了。”朱熹说：“如果要干这件大事，一开始就不该和项羽讲和。既然已经约定讲和，那就不能再有所作为了。”大致来说，张良有很多阴谋，比如进入关中初期贿赂那些做过商人的秦将，这类事情很多。有人问：“程颐却赞许张良有儒者的气象，难道是因为他在出处进退之间值得观察吗？”朱熹说：“为韩国报仇这件事也是对的，这是为君父报仇。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人品，都推崇张良和诸葛亮。张良今天说了大话，明天也不觉得羞愧，这终究只是黄老之学。等到后来怀疑要诛杀功臣时，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了。”又问：“张良和诸葛亮的人品如何？”朱熹说：“张良完全是黄老之学，都出自黄石公的那一卷书。”又问：“那一卷书不是现在的《三略》吗？”朱熹说：“还有黄石公的《素书》，但大体上都是这样说话。”辅广说：“看他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的事也很奇特伟大。”朱熹说：“这又太不像黄老了，为君主报仇，这是他资质好的地方。后来的事业则都是黄老了。凡事退让一步，如果不能靠那些清高的意趣来粉饰遮盖，那么他的纵横诡诈，几乎和陈平那一类人一样了。”有人问：“邵雍说‘智哉留侯，善藏其用’，是什么意思？”朱熹说：“只是烧毁栈道，他的心意只在韩国而不在汉朝。等到韩国灭亡无处可去，才归附汉朝，那么他的意图就可见了。”

南轩张氏说：“张良大概有儒者的气象，夏商周三代以后不容易得到。他五世做韩国的相，笃信春秋时期复仇的道义，始终以此为准。他狙击嬴政，不是轻举妄动。他的复仇之心，如果得以一击而成功，也就满足了。这是大义根植于心，树立于天地之间而不可磨灭的。张良的心，不是为了功利，始终为了韩国，而汉朝的爵位俸禄不足以束缚他。所以我认为他有儒者的气象，三代以后不容易多得，这是他出处进退的大致情况。至于他在高帝身边从容进言，他的计谋不急于实现，而所发动的举措符合法度，即使高帝听从他，也没有不释然的。因为张良对高帝没有所求，所以能屈伸自如，行动无不得当。这难道只是可以用计谋来衡量吗？”高帝英明威武，轻慢侮辱士大夫，他看待随何、郦食其、陆贾这些人，都是抚弄而轻视他们。至于萧相国的功劳，一旦把他下狱，也不顾惜。唯独对张良，恭敬而不敢轻慢，顺从而不可强迫。这是因为张良所坚守的是义而不是利。唉！秦汉以来，士人卑贱，君主放肆，正是因为下面的人急于追求爵位俸禄，而上面的人以此为真，足以骄纵天下的士人。像张良这样的人，难道可以骄纵他吗？虽然如此，以高帝的英明威武，却能虚己听信张良，大概也可以说是英明了，也可以说是远见了。

有人问高帝晚年猜忌功臣，张良不能开解帝意，等到看见诸将在沙中偶语，便指示说：“这些人聚集谋反，岂不是更加增加了他的猜忌之心？”而司马光反而说是因事纳忠，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张良言无虚发，平生的智谋都因事而用，所以拨转君主的心意，如同转动门枢。”问张良对于汉高祖，言无不尽，晚年废立太子却不敢直言，直到四皓来了才确定，难道天下既定，张良的话不足以打动高祖的耳朵吗？回答说：“这件事张良自己估计不能在口舌之间得到，所以在人主的心机中拨转。”程颐生平不喜欢人用智，唯独喜欢张良这一着，详见《易传》可玩味，这是转移君心的一种道理，不可以一笔勾断。沛公有三杰，所以虽然迁到汉中而最终平定三秦；项羽没有三杰，所以虽然封三降将为王而最终不能拥有三秦。唉！项羽不是失险，是失人。项羽把沛公迁到巴蜀而封三降将以抵御汉军，汉军形势好像已经屈服了。唉！他们哪里知道巴蜀果然不是死地呢？项羽以巴蜀为死地而谋划迁沛公，沛公也以死地看待巴蜀而忿嫉项羽。在这个时候，取舍屈伸的道理，只有萧何知道，所以萧何劝刘邦称王汉中，收用巴蜀，回师平定三秦。等到他既已就国，项羽肺腑的谋划，只有张良知道，所以张良劝刘邦烧毁栈道，以示项羽无东进之意，这是萧何之所以强迫沛公出行的原因，也是张良之所以安抚沛公之心的原因。假如巴蜀果真是死地，那么萧何张良的谋划就是把沛公置于死地，萧何张良可以说是见识高明，计谋熟虑了。至于韩信登坛之日，毕陈平生的谋划，略论楚之所以失及汉之所以得，汉朝一日举兵向东，秦民是归附沛公呢？还是归附三降将呢？这就是三秦平定之谋最终定于韩信之手的原因。唉！三杰真是人杰啊。先前萧何张良有卓越的见解而开始劝沛公进入汉中，现在韩信乘着罅漏之余而径直劝沛公出汉中，其进入是为了养育其出来，其出来是为了运用其进入。三子的见识智谋大致相同，所以

译楚地的情况也是如此。谁说关中不是沛公囊中之物呢？史官评论高祖的话说得好：“听从劝谏就像圆环转动一样顺畅。”天下的局势，成败是不容易预测的，只看眼前的人看不清局势，而深谋远虑的人则能审察局势。因为局势是成败所依赖的关键。一个举措如果不谨慎，那么在极短的时间内，大事就败坏了。当项羽称王，将三位降将分封在关中，而将高祖封在汉中时。高祖大概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恨，想要在一次出击中奋起，周勃等人又接着附和赞同。在这个时候，高祖是否已经死亡尚且不能确定，还谈什么成败呢？等到萧相国进谏，高祖立刻醒悟，停止进军回到封国，随后从容起兵平定关中，就像从寄放处取回东西一样容易。这难道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吗？只是知道成败的局势掌握在自己手中罢了。自己能够屈从，也就能够伸展。所以高祖平定三秦，不在于引兵出故道的时候，而在于不攻打项羽的那一天；不在于拜将之后，而在于听从劝谏之初。

译彭越

山杨氏说：天下的祸患，没有比名分不明更大的了。名分之所以不明，是因为比较才能、衡量力量的过错造成的。我看韩信、彭越的灭亡，大概都是因为这个吧？大概在西汉初年，高皇帝以平民身份从田间崛起，当时的名将，如果不是屠夫、商贩、亡命之徒和轻浮狡诈之人，就是邻里乡间自幼相交的布衣朋友。他们平时握手相交，本来就没有君臣之间等级威严的区别。论他们的才能力量，又哪里足以互相超越呢？天下尚未平定，而势力大的已经称王，势力小的也已经封侯，都接连拥有数郡的土地，一旦举足行动，秦、项之争就会重新构起。汉朝刚刚在百战之后凋敝衰弱的民众中收拾人心，而凌驾于这些诸侯王之上，战战兢兢如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常常担心冰层破裂。所以猜疑的缝隙一旦打开，剁成肉酱的灾祸就随之而来了。唉！这哪里懂得先王用来维持天下的道理呢？即使朝廷上穿着旧皮衣、种植遗腹子而天下不乱，也是有名义来端正名分的。所以君像君、臣像臣，天下就治理好了。如果将要比较才能、衡量力量，以强弱胜负来决定君臣关系，那么天下的祸患，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汉朝的君臣不知道出于此，最终导致互相残杀而不觉悟，可悲啊！

有人问：司马温公说汉朝之所以得到天下，大体都是韩信的功劳，那么知道彭越又次一等吗？现在考察事情的始末，这两个人各有长处，他们的功劳是一样的。所以支撑汉朝势力的是，韩信的功劳多于彭越：攻破魏国、取代赵国、击溃赵国、胁迫燕国、攻击齐国、消灭楚国就是这样。使项氏势力困顿的是，彭越的功劳多于韩信：焚烧楚国的积聚而项氏失败，扰乱梁地而项氏危急，就是这样。不知如何？潜室陈氏说：“彭越的人品、功勋都不如韩信，但他常常以防备的兵力出入梁楚之间，成为项氏的心腹之患，所以对汉朝有功。”

曹参

程颐说：“曹参离开齐国时，把监狱和市场托付给他人。后来执政的人，留意于监狱的有，没听说有治理市场的。”

山杨氏说：“曹参跟随高帝在丰沛之间起兵，与他并肩奔驰的，都是一时的熊罴勇士，而防备敌人、攻打坚城，必定以曹参为首，他应当勇猛强悍、果敢决断。天下已经安定，曹参担任齐国丞相，却退让而不自我炫耀，全部召集长老和各位先生，询问安抚百姓的方法。得到盖公后，避开正堂让他居住，尊重并采用他的言论，于是齐国大治。后来他担任汉朝丞相，也用治理齐国的方法治理天下，所以成效相同。看曹参的行为，起初以战功为功，最后却以清净无为自守，多么不相称啊？如果不是他致力于学习，乐于采纳别人的意见，并且勇于自我克制，他怎么能这样呢？像曹参这样的人，能不说是贤人吗？起初曹参与萧何有嫌隙，萧何将死时，所推荐的贤人只有曹参。曹参代替萧何担任相国，办事没有任何变更，完全遵循萧何的法度。这两个人，如果没有体恤国家的诚心，忘记个人的私怨，那么排斥防范、纷纷更改，将无所不至。推举他为贤人，坚守而不丢失，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最终成为一代宗臣，大概是有原因的。”后世像曹参这样的人，可以说是能克制自己的人。看曹参本是武人，攻打坚城、防备敌人，是他的长处，等到他治国为天下，却以清净无为为事，气质都变了。

娄敬

山杨氏说：“娄敬建议实行和亲政策，想要把长公主嫁给单于。认为冒顿在固然是女婿，女婿死后，外孙成为单于，难道听说孙子敢与祖父抗衡吗？可以不战而逐渐臣服。他的说法多么荒谬啊！况且女婿与外孙，哪个与父子更亲近呢？他们尚且杀父以取代地位，何况妻子的父亲呢？这哪里值得依赖呢！然而君主厌恶战争，所以因为一句话的荒谬，就造成了千年的祸患。可惜啊！”

周勃

程颐说：“周勃进入北军，问说：‘为刘氏的袒露左臂，为吕氏的袒露右臂？’既然知道是为刘氏，又何必问？如果不知道而问，假设有人袒露右臂，该怎么办？已经身为将领，却问士兵，难道不荒谬吗！诛灭诸吕时，如果不是陈平为他谋划，也不能成功。等到迎接文帝到霸桥，说：‘希望请求私下会见。’这难道是请求私下会见的时候吗？至于罢相回到封国，每当河东郡守巡视各县到绛县，必定让家人披甲持兵相见，这想干什么？可以说是极其无能的人了。”

有人问：周勃虽然厚重少文，可以托付大事。然而他害怕被杀，让家人持兵自卫，似乎没有得到人臣侍奉君主的道义。而班固认为他是汉朝的伊尹、周公，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周勃处理事情很有周章之处。比如已经进入军中，又问左右袒；迎接文帝到渭桥，却想入私谒，都不是召之不来、麾之不去。举动安刘，事情只是侥幸成功罢了。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一

历代三

西汉

陈平

有人问陈平在诸吕称王时为什么不进谏？程颐说：“王陵在朝廷争辩不被听从就辞去职位，陈平自己认为再次进谏未必不会激怒吕氏。汉朝初年的君臣，只凭智力和力量互相胜负，胜者为君，那些臣服他的人，并不是心里悦服而臣事他。在诸吕称王时，而责备陈平等人以死守节，难道肯苟且去死吗？”陈平只是侥幸成功，当时顺从诸吕，也只是害怕死。汉朝的君臣在那时，哪里有实心实意为社稷的人？使后来少主在事变那时，他也只是随波逐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