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五

译事情发生，符合道理的地方，就果断去实行，不要顾虑。如果面对事情看见大义，反而迟疑，那就不对了。仍然要勤勉地持守做事，不可片刻放松，日日时时如此，就一定会见到成效。人的精神，习惯久了自然形成。大凡人心，如果勤于收拾，不让它宽纵追逐外物，哪有不能得其正的呢？如果真的能提得起来，即使半个月见到成效也是可能的。凡是阅读文字，不是要理会文字本身，正是要理会自家本性上的事。做学问的人必须专一，专一常要使心存在这里，才可以做功夫。就像人必须找个屋子住，至于从事农工商贾，才任凭所去。没有专一就像没有屋子，如同小人凑得百钱，也没有归宿。孟子说“求其放心”，已经是两截了。如果常知道心存在这里，那么心自然不放开。又说：无事时必须知道此心，不知道此心，恰似睡困，都不起作用。现在看文字，又理会不出理义，也只是因为专一的功夫欠缺。做学问的人如果不为自己看，做什么事？都只是为别人，虽然做得。

译好与不好都无关紧要，自己去拜师求学，也不是为了去推究防范自身。自己去结交朋友，也不是为了去推究防范自身。只是随意那样做，只是要别人说也曾经这样做过。要别人说好，自己又认识什么人，自己又有几个朋友，这都是徒然说教，看道理不曾落实到自己身上。自己如何防范，知道世上像这样求学的人很多，只看那些为了自身而学的人是怎样的。他们确实是刻苦真切，事事都是自家应当做的事，这样才可以不犯错，那样一定是不可以的。现在有人刻苦求学，他为什么那样刻苦，只因为看到这件事是自家应当做的。就像人吃饭是因为自家肚子饿，一定要吃。又像人做一家之主，要在外面用钱，千方百计谋划，哪怕一文钱也要带回家。这是为什么这样，只因为这是自家身上的事。如果这样求学，如何会没有收获？学问的功夫没有内外之分，身心之间没有粗细隐显的区别。开始时且要把握大纲持守，不让心志放逸，而经常切实提醒，逐渐加以严密。再读圣贤的书，逐句逐字一一推究，从头到尾不要拣择。这样久了，自然能看得分明，守得纯熟了。学道做工夫，必须是振奋激励警醒奋发，怅然好像有所失，不找到就不停止。就像自家有一个大光明宝藏被人偷走了，这颗心还肯放弃吗？一定是去追捕寻找抓住了才停止。做工夫也必须这样。有人问推究常理与应变的地方，回答说：现在且应当推究常理，还不要推究变通。常理中的许多道理还没有推究尽，怎么就要推究变通？圣贤说话许多道理平铺在那里，且要开阔心胸平正地看，通透后自然能应变。不是硬抓住一物就要讨常理，就要讨变通。现在也必须像僧人云游，接待四方贤士，考察四方事情，阅览山川形势，观察古今兴亡治乱得失的痕迹。这道理才能看得周全。士人如果安于居家，就不配称为士了。不是呆板地守定这事物，在一间屋子里关门独坐就完了，就可以成为圣贤。自古没有不通晓事情的圣贤，也没有不通变通的圣贤，也没有关门独坐的圣贤。圣贤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哪个事理推究不得。比如《中庸》说天下国家有九经，就要推究许多事物。比如武王访问箕子陈述洪范，从自身的视听言貌思极。至于天人之际，以人事则有八政，天时则有五纪。考察于卜筮，验证于各种征兆，无所不备。比如《周礼》一部书，记载周公许多治理国家的制度，那里便有国家应当自家做的事。只是古圣贤许多规模大体，也要认识。因为这道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在。且如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周旋升降，文章品节的繁多，哪里有妙道精义在里面？只是也要推究。推究得熟时，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历刑法，天文地理，军旅官职之类，都要推究。虽然未能深入探究其精微，但也要认识个规模大概，道理才能融洽通透。如果只守住一点点，捉定在这里，把许多事都当作闲事，便都无事可做了。这样只推究得门内的事，门外的事便处理不了。所以圣人教人要博学，必须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孔子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的人，是喜好古代文化勤勉以求得的人。”文武之道，分布在典籍中。在于人，贤者认识其大的方面，不贤者认识其小的方面。夫子哪里不学？而又有固定的老师吗？圣人虽然是生而知之，但也事事推究，没有一件事不讲求。这道理不是只在一件事上推究看见就完了。学习时无所不学，推究时却是逐件上去推究。凡事虽然推究得不详细严密，也有个大要处。纵然详细严密处没晓得，而大要处已被自己看见了。现在只从一线上窥见天理，就说天理只是这样了，便要去通晓那万事。不知如何能汇聚百物，然后观察造化的神奇，聚集众材然后知道建造房屋的作用。在一事一义上想要窥探圣人的用心，不是上智之人不能做到。必须开阔心胸去推究天理，大所包得的也大。且如五常之教，就自家而言只有父子夫妇兄弟，才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的事已经很多。等到自身有一个官职，君臣之分便确定，这里面又有很多事。事事都该讲过，他人没做工夫的也不敢向他讲。比如我的朋友于已分上已经自己看见了，如果不告诉公，又可惜了。他人于已分上不曾看见，泛泛地观察万事固然不行。而现在已有个本领，却只捉定这些就完了，也不行。如今只说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乎道理，没有差错，这固然是好。然而出而应对天下事，应对这事得当，应对那时又不得当。学问的大本，《中庸》《大学》已经说尽了。《大学》开头就说格物致知，为什么要求格物致知？就是要无所不格，无所不知。物格知至，才能意诚心正，身修推而至于家齐国治天下平，自然滔滔而去，都没有障碍。古人学问只是为了自身而已。圣贤教人

译伦理、学问，是人应当合理防范的事情。做学问的人必须切己体察，才能有所收获。现在知道做学问的人，听人讲了一席好话，也能领悟到切己用功的道理，却全然不曾去做，所以岁月虚度，没有道理可讲。如果能在切己处下功夫，圣贤的言语虽然散见于各种书籍中，自然有一个贯通的道理，必定有切实的见解，自然无法停歇。现在的人做事无论大小，都草草了事。就像读书这一件事，开头看了两段就翻到后面，或者看了一两段，或者看了三五行，全然不曾仔细理会，怎么能有益处？做学问的大端，在于寻求恢复性命之本。然而要追求圣贤的极致，必须立刻立下这样的志向，立刻去做才行。如果说我的志向只是要做个好人，懂得一些道理就罢了，适宜于功夫不进，早晚渐渐消磨。现在必须思量，上天赋予我的，必定是光明正大的，不应该只这样就停止。就在自己的本性分内尽力去做，不到圣贤的地位不停止。这样立志，自然停不下来，自然有很多功夫可做。就像颜回那样欲罢不能，就像小人那样孜孜不倦地求利，念念自不忘。如果不立志，终究不得力。因此引用程子的话说：“学者被气禀所胜，被习惯所夺，只可以责备其志向。”又引用说：“立志以确立根本，居敬以持守志向。”这是五峰议论的好处。又引用“士人崇尚志向，什么叫崇尚志向？回答说：只是仁义罢了。”又引用“舜成为天下的法则，可以传给后世，我还免不了是个乡野之人，这是可以忧虑的。忧虑怎么办？像舜那样罢了。”又引用“三军可以夺去主帅，普通人不可以夺去志向。”像孔门也有不能立志的人，像冉求不是不喜欢孔子的道，而是力量不足，也是这样的。所以后来他志向在于聚敛，不足为怪。问：下学与上达固然相对，是两件事，然而下学却应当大多着功夫。答：圣贤教导人，多说下学的事，少说上达的事。说下学的功夫要多，也好。但只是理会下学，又局促了。必须事事理会，过去也要知道一个贯通的地方。不去理会下学，只理会上达，那就都没有事可做，恐怕孤单枯燥。程先生说：“只要是自然，更没有玩索。既然是自然，就都没有可理会的了。譬如耕田，必须种下种子，就去耘锄灌溉，然后到那熟处。现在只想像那熟处，却不曾种下种子，怎么能熟？”像“一以贯之”，是圣人论到极处了。现在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会那“贯”。譬如讨一条钱索在这里，都没有钱可穿。又问：“做学问的功夫，大略在身上，就有一个心。心的本体是性，心的作用是情。外面就是目视耳听，手持足履。在事上就是侍奉父母、侍奉长辈，以至于待人接物，洒扫应对，饮食起居，件件都是合当做功夫的地方。圣贤千言万语，便只是其中的细碎条目。”答：“讲论时是这样，讲论做功夫时，必须着实去做道理。圣人都说尽了。《论语》中有许多，《诗》《书》中也有许多，必须一一与理会过，才行。”程先生说：“或者读书讲明道义，或者议论古今人物而辨别其是非，或者应对事物而处理其当否。如何才是孝，如何才是忠，以至于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会，不只是个‘一’就都完了。”又问：“下学莫不是只在切近处求吗？”答：“也不必这样。拣事到面前就与他理会。且如读书，读第一章就与他理会第一章，读第二章就与他理会第二章。今天撞着这事就与他理会这事，明天撞着那事就理会那事。万事只是一理，不能只拣大的、要的理会，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湾一曲，一沙洲一水中小洲，无非是海水，不能说道大的是海水，小的不是。程先生说：“穷理的人，不是说要穷尽天下的理，也不是说只穷得一个理就到了，但积累多厚，自然会有豁然领悟的地方。”又说：“从自身之中，以至于万物的理，理会得多，自然会有豁然觉悟的地方。现在的人务求广博的，却要穷尽天下的理；务求简约的，又说反身而诚，那么天下的事物没有不在我之中的。这都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会得五六十件了，这三四十件虽然未理会，大略也可以晓得了。问做学问的道理，日常间做功夫，之所以要步步缜密者，是因为天理流行于日常之间，千条万绪，无所不在，所以不容有所欠缺。如果功夫有所欠缺，就于天理凑合不上。答：也是这样。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功夫必须是密的，然而也必须把那疏的地方收敛到密，又从那密的地方展开来。如果只拘泥于那缜密的地方，又局促了。问展开的样子如何？答：也只是看见天理是这样，人欲是这样，便做将去。有人说：无时不戒慎恐惧，那么天理无时不流行；有时而不戒慎恐惧，那么

译天理有时不能顺畅流行，这话怎么讲？回答说：不这样说不对，但也不能完全这样说。也不须要把“戒慎恐惧”说得太重，并不是那样惊恐，只是常常提撕自己，认清这个事物，常常保持而不丧失。现在的人只看见他说这四个字很重，便当作临事惊恐来看，像面临深渊，像踩在薄冰上。曾子也只是顺着这个道理，常常这样把持住【一说：这样兢慎把持住，难道就是那样惊恐。学问只是要让此心常存】如果不用戒慎恐惧，而天理能常顺畅流行的，只有天地和圣人罢了。圣人不勉强而合乎中道，不思考而获得，从容合乎正道，也只是此心常存，天理常明，所以能这样。贤人之所以不同于圣人，众人之所以不同于贤人，也只争这些境界，在于存与不存罢了。我曾经说人没有极尽之处，即使是尧舜周孔，难道能说我是从容中道，就不去戒慎恐惧，那工夫也从未曾停息。子思说尊崇德性，又说问道问学，说致广大，又说尽精微，说极高明，又说道中庸，说温故，又说知新，说敦厚，又说崇礼。这五句话把为学用功的精粗全体都讲尽了。现在所说的却只偏在尊崇德性上，拣那便宜多的占了，没有道问学的许多工夫，只怕是占便宜自了的学问，出门动步便有阻碍，做不成一件事。现在人的弊病在于只追求末节而不探究根本，然而只去理会那根本而不理会那末节，也不行。时势变化日新月异而无穷无尽，怎么知道日后的事情不是我们的责任呢？若是稍后事势到来，应当应对也只能应对，如果只是自了，便等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最后不足以应对变化。到那时，却怕人说不能应对变化，也牵强去应对，应对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人误把人欲当作天理，如果应对变化不合义理，那么平日许多工夫依旧都是错的。一天之间，事变无穷，小到一个身体有许多事，一个家又有许多事，大到一个国家，大到天下，事业这么多，都要人去为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难道我只管得自家。如果用这样的学问去应对变化，怎么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学者必须立定此心，广泛观察天下的事情，精粗巨细，无不周遍，最后打成一块，也是一个事物，才能见于应用，不是拣那精的放在一边，粗的放在一边。所谓天理人欲，只是一个大纲，这样下面有很多条目，必须就事物上辩剖哪个是天理，哪个是人欲，不可这样空说大纲来笼罩，却笼统没有界限，恐怕一向暗昧更动不得。如做器具，固然教人要做好，难道要做得不好，好的是天理，不好的是人欲，然而必须较量，所以好处怎么样做才好，做得。

译南轩张氏说：人的本性是善的，然而如果不是上等的智慧、生来就知晓真理的天资，那么气质禀赋难免会有偏颇。学习，就是用来转化这种偏颇，使其回归于善。气质禀赋的偏颇，起初非常细微，只是因为习染而不加省察，日益滋长，如果不深入用力，就无法返回正道。古人之所以致力于学习，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而这样做呢？上天降生这些人，就赋予他们恒常的本性；人立于天地之间，就有恒常的事务。在自身有自身的事务，在家庭有家庭的事务，在国家有国家的事务。这些事务，不是人力所能随意作为的，而是本性中所固有的。不能胜任这些事务，就是没有保有本性；没有保有本性，就是不能顺应天道。能够保全本性而不违背事务，这就是顺应天道。既然如此，除了讲求学问，还能做到吗？天下所有的事务，都是人应当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人事中最重要的。以至于视听言动、周旋应酬、饮食起居，极其细微详尽，哪一件不是事务呢？有一件事不能贯通，天性就会因此陷溺。既然如此，讲求学问，难道可以不急切吗？学习是为了明晓万事而奉行天职。虽然如此，事务有其道理而显现在我们心中。心，是万事的根本。只是因为人放纵了自己的良心，所以事务失去了纲纪。学习，就是用来收回放纵的心而保存良知的。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皮衣，饿了吃饭，渴了喝水，这是道理中本来固有而事务中理所当然的，凡是我在万事中都能看到这样的道理，然后才算是恰当。可以学习的，追求这个罢了。我曾私下奇怪当今世上的学者，他们所从事的往往不同于此。打开书箱进入学校，难道没有思考过我所说的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吗？圣人设立教化究竟是为了什么吗？而朝廷建立学校，聚集众人进行教育和培养，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吗？唉，这仅仅是没有思考罢了。如果他们知道了所思考的，就一定会内心震动，而他们朝夕所接触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视听言动之间，一定会有无法逃避的地方，或许就可以知道进入德行的门径了。进入德行有门户，找到门进入，然后才有进步。孔子教导人，循序渐进善于引导，初学者听到后，就有用力的地方，而至于成就德行，也不超出这个范围。现在想要寻求所遵循的而施加我不停止的努力，难道可以不深入考察孔子的遗留经典吗？试举一个方面来论述，孔子的话说：“弟子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敬爱兄长，谨慎而守信，广泛地爱护众人而亲近有仁德的人，如果还有余力，就用来学习文献。”唉，这几句话，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验证它不远，而探究它却更深。圣人的言语，如同造化之功。学者如果有志气，何不在学习所谓在家孝顺、出外敬爱，所谓谨慎守信，所谓广泛爱护亲近仁德方面努力而不停止呢？学习然后才知道不足，其中精微曲折，不容易穷尽。难道不提问而不停止吗？思考没有达到，终究不是自己的东西，何不思考而不停止呢？思考而有疑惑，何分辨而不停止呢？思考而得到，分辨而明白，又何不实行而不停止呢？这五者，是同一本体而相互成就、相互依赖而相互阐发的。真诚积累力量持久，所见就越来越深，所行就越来越稳固，而之所以不停止，大概有不能停止的原因。高明博厚，确实可以逐渐认识。唉！学习不能超越等级。比如燕国人到越国去，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城郭所经过的地方，山川的险阻遥远，风雨的晦暗朦胧，必须一一实际经历，中途不中止，然后越国才可以接近。如果坐在狭小的屋子里而遥望越国的渺茫，车子不出发，而想要乘云驾风以到达越国，有这样的道理吗？而且做孝顺，必须从冬天温暖夏天清凉、晚上安顿早晨请安开始；做敬爱兄长，必须从慢行跟在长者后面开始。所以善于谈论学习的人，一定以洒水扫地、应对进退为先。只有不停止才是珍贵的。学习必须有次序，所以从洒水扫地、应对进退而往，都是次序。由近到远，从粗到精，是学习的方法。比如到千里之外的人，虽然步步踏实，也必须按次序前进。现在想要大步一蹴而就，有这样的道理吗？只是自欺自误罢了。讲究义理，必须看得像饿了吃饭渴了喝水一样，只是平常事；如果谈高说妙，就是悬空揣度，离道远了。近日学者谈论仁字，大多只是想要明白仁字的意思，即使逼真，也终究不是实得。看《论语》中圣人所言，只是想要人下工夫，升高从低处开始，登高从近处开始，按次序积累习惯，自然有所达到。存养省察，固然应当并进，存养是根本，工夫固然不超过敬，敬固在专一，这件事只有用力的人才知道其难。讲学不可以不精，毫厘之差，那么其弊端就有说不尽的。所以专于考索，就有遗失根本、沉溺心志的祸患；而追求高远，就有超越等级、凭空臆测的忧虑。两者都是弊端。考察圣人的教化，固然不超过致知力行的主要方面，祸患在于人不知道在哪里用力。没有不是致知的，日常之间，事务所遇到的，事物所触动的，思考所起的，以至于读书考古，如果知道在哪里用力，那么没有不是我格物的妙处。至于力行，难道只见于孝悌忠信的发挥，形成于事务然后才算是行吗？从呼吸存养、瞬间保持，以至于三千三百的礼仪，都是符合内外真实的。行的力量大那么知就进步，知的深入那么行就深远。如今一辈学者，往往希

译好高骛远，最终终究一无所获。总之，仁的实质，就是侍奉父母；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应当在侍奉父母、顺从兄长的过程中，通过亲身实践去体察，这是最亲切的。就像登高必定从低处开始，远行必定从近处起步，必须通过下层的学问而通达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洒水扫地、待人接物这样的小事，其中也自有精妙的道理。至于礼经三百条，威仪三千种，由我们儒家去践行，虽然看似迟缓，但只要坚持不懈地去做，即使达到圣人的境界也是可能的。还应当广泛亲近伊川、洛学的议论，沉浸其中细细品味，使之自然领悟。比如听别人讲述某地的市井如何、山川如何，与亲自前往相比，气象截然不同。责备自己必须全面，别人有一点善行都应当汲取。古人的学问只是为了完善自己，比如晏平仲侍奉君主、处理政务，未必全都正确，但他善于与人交往，圣人便取法这一点。子产有四种君子之道，他不符合道的地方想必很多，仅这四点就足以成为我的老师。责备自己而取法他人，不仅涵养自己的德行，也是与人为善。

译象山陆氏说：“求学者的最大弊病，在于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就不能克制私欲，不能听取他人的意见。即使让伏羲、唐尧、虞舜以来众位圣人的言论，全部听到耳朵里，全部熟记在口头上，全部牢记在心中，也只是增加了他的私欲，加重了他的弊病罢了。过错变得更大，离道越来越远，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做学问只应当勤勉地增进德行、修习学业，使这颗心在日常应用中，被伤害的情况日渐减少，光辉润泽日渐显著，那么圣贤留下的教诲，以前那些盘根错节、不能立刻理解的地方，将会像冰融化一样消散，心情愉悦地顺应事理，有不假思索就能领悟的了。求学的人暂且应当从大处思考反省，平时虽然号称是读书人，虽然读圣贤的书，其实何曾真心实意地致力于圣贤的事业？往往随波逐流，迎合时俗，放纵情欲，沉沦而不能自我振作。岁月流逝，而有与草木一同腐朽的耻辱。到了这时如果能感到羞愧恐惧，下定决心，才去寻求涵养磨砺的方法。如果有事务牵绊没能读书，没能亲近老师，也可以随时随地自己用力，检点防范，见到善行就效仿，有了过错就改正。所谓诚心诚意地探求，即使没有完全中肯，也不会相差太远。如果事务有空闲，就可以亲近书册，没有不有益处的。

东莱吕氏说：“静态多于动态，实践多于发挥运用，涵养多于讲解议论，读经多于读史，功夫做到这个地步，然后才能持久且宏大。”问：“人的格局低下的，不知道能够进步吗？”回答说：“中等资质以下的人，固然不可以谈论高深的道理，然而就像人坐在暗室里久了，一定会自己明白。如果人真的有志向，积累多年的功夫，自然会有所见解。”又问：“一定要有所见解，然后才能确立吗？”回答说：“人刚开始学习，怎么能一一自己有所见解？必须去下工夫，工夫既深，时间久了自然有所见解。”做学问，必须先认识大纲模样，使志趣常在这里，等到做功夫时，却随着节次逐步去做，渐渐完成一节，又问一节，才能见到众理汇聚的地方。现在求学者的弊病，大多在无关紧要的地方。问：“人连入门的路头还不知道，大抵上询问别人，必须是在实处做工夫的地方商量才是。”凡是勤学，必须出于本心，不等待父母老师的督促责备，仓促之间不忘，寝食之间不忘，然后才能见到功效。如果有人就在做，没人就停止，这叫做为了父母老师而勤学，不是为了自己修养，最终一无所得。持守涵养久了，那么气质逐渐平和，气质平和则温和宽裕、委婉顺从，看着的人怒气消散怨恨化解，而没有招致抵触、引起愤怒的祸患了。体察久了，那么道理逐渐明白，道理明白则劝导详细恳切，听着的人心里明白思虑改变，而没有引起争执、遭到拒绝的祸患了。更需要观察事物的道理，深入考察人情，用自身去体认，用时机去衡量，那么就没有偏颇遮蔽的过失了。持守涵养、体察认识的功夫，应当同时进行，更应当在事事物物上试验，学力如果有阻塞不顺的地方，就深入探求病源所在，而铲除它。士人生在三代之后，所见到的未必都是正人，所听到的未必都是正言，一天学习十天荒废，行善太难了。处于这种情况有办法，把善人作为效法的榜样，把不善的人作为警戒，把善人作为效法的榜样，是见到他的善而跟随他的善；把不善的人作为警戒，是因为他的不善而知道什么是善。在别人身上虽然有善与不善的区别，在我身上则一归于善罢了。这样那么所遇到的人没有不是良师，所听到的话没有不是法言，哪里进入而不自我满足呢。凡是见到别人有一行的善，就应当学习他，不要因为他同时同地就重耳轻目。○为人建立根基，必须是坚实的，既然坚实就必须扩充发扬，所谓士人不可以不刚毅。做学问必须从平日的禀赋资质上验证，比如滞涩固执的要疏通，顾虑重重的要坦荡，智巧机变的要平易正直，假如没有这样的转变，肯定是还没有得力。必须公平地观察道理，而破除门户之见的狭隘，严肃恭敬地持守自身，而警戒防范的逾越，周密而不是出于避就，精察而不安于小成，这些弊病都是向来共同防范检点的。义理无穷，才智有限，不全部放下终究难以契合，然而放下恰恰不是容易的事。培养克治，特别不可迟缓，私意的根源如果还有丝毫未去，日后遇事接物，助长滋养便张狂不可剪除，其害不仅仅是一身，必须切实省察，让毫发不留，才好。群居以和肃为上，如果为学的志向专一，那么自然没有空闲顾及他事。

勉斋黄氏说：在静处下工夫，确实是长久之法。然而居敬、集义、博文、约礼，都不可废弃。朋友切磋琢磨，固然希望互相观摩而向善，然而讲习这一件事，尤为切要。必须将圣贤言语逐一研究，不可以认为不是切身的。如果不从此用功，那么义理不明，生出无限病痛。人能在虚静处认得分明，又能在闲静时存得纯固，这才是万理的宅舍，万事的根源。看到清醒处，那么对于一两个疑义需要商量的地方，肯细心磨讲，就会洞然无疑了。致知、持敬两件事互相启发，人心如火，遇到木头就燃烧，遇到事情就反应。只有在世间利害得失以及一切好乐看得分明，那么这颗心也自然不为之动摇，而所谓持守才容易用力。如果利欲成为这颗心的主宰，那么即使是强行控制，这颗心随所动而发，恐怕也不容易遏制。即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同用石头压草，

译石头搬走后草又长出来了，这是不可不仔细考察的。做学问必须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尝试一番，真正能做到心志不动摇，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人生最难克服的是利欲，利欲中最大的是富贵与贫贱。我们的老师孔子只赞许颜渊和子路两个人，如果在这点上过不去，即便说得天花乱坠，也全是废话。进德修业的要点，固然有很多方面，姑且先剔除世间的利欲和外慕，认识到荣辱、是非、得失、利害都不值得在意，只有直接让内心无愧无惧，才能发现动静语默之间都合乎道理。否则就会随波逐流，混杂扰乱，对自己没有益处，被人窥视轻视，这是很可怕的。做学问要顺应人的气质，观察其偏差和不足之处，选择最迫切的地方下功夫。这好比用药，古人的医书也只说大体法则，而病症繁多，就必须对症下药，谨慎选择。古代圣贤谈论学问，无非是在身心上下功夫。人心、道心，内心正直而外表方正，都还没有说到接近讲学的地方。孔子担心人们的见识容易出错，于是将“博文”与“约礼”对举，先博文后约礼，博文容易而约礼困难。后来的学者专门从事容易的方面，却常常畏惧困难的方面，这就是道统之所以失传的原因。必须像《中庸》所警戒的那样，将戒慎恐惧、慎独作为终身的事业，片刻不可废弃，而讲学穷理是为了求得明白和端正。如果只致力于学习，而在身心上不加以注意，恐怕完全不能成为学问。人做学问，应当操持存养使心源纯粹宁静，探究深奥隐秘的道理使义理精熟，努力克制使私意不生，这三者并行且每日勉励，那么学问就会进步。做学问只要收拾身心，不让其放纵逸乐，要像面临深渊、踩在薄冰、会见贵宾、承接大祭那样谨慎。因为理义不是从外部灌输的，是我本来就有的。这颗心如果放纵逸乐，那么本有的理义先就昏惑纷扰而失去端正了，即便说得天花乱坠，也与我有什么相干呢？况且也没有见过心不纯粹宁静而能理明义精的人。理义无穷无尽，如同攀登嵩山华山，如同涉渡大海，首先要根基纯正厚实深厚，然后才能承载。刚开始接触文义就跳跃自喜，又怎么能任重道远呢？世间确实有完全不懂学问却能质朴厚重、小心谨慎畏惧的人，不妨碍成为君子；也有亲近师长结交朋友、讲明道义却轻浮浅薄的人，难免成为小人。这些地方都是后辈应当辨别认识的，先以戒慎厚重为心，然后才可以谈论学问。古人做学问，大抵先在身心上下功夫，如“危微精一”的警戒，“心制事”的话语，“敬胜怠，义胜欲”的告诫，无非是想让人检点防范身心，存养天理，去除人欲罢了。然而做学问的方法，难以靠人口头传授，所以必须记载在方册之中；而义理精微，也难以靠主观意见揣度，所以必须参酌圣贤之言。所以初学的方法，暂且让人格物穷理，考古验今，这是想要让人知道做学问的方法，求得义理的正道，使人知道如何居敬集义，而没有毫厘之差，最终也归结于检点防范身心罢了。近年来学者只看到古人有格物穷理的说法，只把心思驰骋在辨析讲论之间，而不致力于持养省察的实事，那些辨析讲论的人，又不推究切问近思的本意。上天赋予我的，以及我用来保全天性的大本大原，漫不经心不加省察，只是寻行数墨，入耳出口，认为这就是学问，退下来考察他胸中所存的，以及应对事物接待他人，没有不相违背的。圣人教导人，绝不会这样。留意讲习，如果实实在在地体之于心，看见自己一身之中确实具备此理，操持存养，确实有诸己，那么就不会流于口耳之学。当今世上懂得做学问的人少，都把学问看得太容易了，只要能够收敛身心就说掌握了持敬，只要知晓文义就说掌握了明理，俯视世上不学习的人已经有区别，仰观往昔圣贤谈论学问的条目也不过如此，就说做学问都完成了，不知道后面都不是。只有孔子完全不这样，每天只看见不足。比如他说：“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却说：“这些对我有什么呢？”比如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却说：“这是我的忧虑。”难道是圣人无情之语吗？这颗心确实是歉然不足。现在的学者必须体会此心，切实用功，每天在念虑心术的细微处察之，在出入起居之际验之，在应对他人接待事物之间体之，真正没有歉然，更应当加倍勉励，怎么能一说就完了呢？有人问：“孟子才高，做学问没有依据，学者应当学习颜渊入圣人的路径较近，用力的地方在哪里？”回答说：“如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不迁移怒气，不重复过错等，都是用力的地方，就务实切己下功夫，所以入圣人的路径较近。”问：“濂溪说：‘圣人希冀天道，圣人希冀圣人，士人希冀贤人’这一条。”回答说：“才说做学问，就把伊尹、颜渊并列而言，如果不是为了自己务实的言论。大概人的心量自然有很多事，不然就狭隘了，然而又不可不知道轻重先后。所以伊尹说‘志’，颜渊说‘学’，《大学》既然说了‘明德’，便说‘新民’，圣贤没有偏颇的学问。”

译北溪陈氏说：大道浩瀚无边，从哪里着手呢？圣人门下用功的条目，其大要也不过是“致知”和“力行”罢了。“致”，是推究到极致；“致知”，是用来使万物之理在心中明晰，从而使人没有疑惑。“力”，是勤勉不懈怠；“力行”，是用来使万物之善回归于自身，从而使人无所不备。如果致知不彻底，那么真正的对与错就无法辨别，行为将何去何从？必然会有错把人的私欲当作天理而不自知的人了。如果力行不勤勉，那么即使精义入神，也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而盛大的德行和至善的境界，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就是《大学》中“明明德”的功夫，必须以格物致知为先，而诚意、正心、修身随后；《中庸》中“择善固执”的条目，必须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进而笃行。而颜回称赞孔子善于循序渐进地诱导，也不过在于用文献来广博我的知识，用礼仪来约束我的行为，没有其他的说法。然而这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先后成为两件事，就像行走时眼睛看路、脚踩实地，一动就相互呼应，大概是相互促进、互相阐发的。所以，知识越明晰，行为就越深远；而行为越勤勉，所知的道理就越精微。那作为致知力行基础的，必须以“敬”为主。“敬”，是专一而不旁骛的意思，用来提撕警醒此心，使它保持清醒，这是心的生发之道，也是圣学贯通动静、彻始终的功夫。能做到敬，那么内心就有涵养而根本清明，由此去致知，心与理相融合，就没有愚钝闭塞的弊病；由此去力行，身与事相安适，就不再有不协调的毛病了。虽然如此，人性都是善的，都可以趋向大道，但很少人能从事于此，因为有两种弊病：一是弊病在于安于常规、习于旧俗，而不能奋然立志以求自我防范；二是弊病在于偏执私见，而不能豁然敞开心胸以求真实的见解。大概必须像孟子那样，以舜为天下效法的榜样，而自己还未能摆脱乡野常人的局限而担忧，必定期望像舜那样才肯罢休，然后才能算是立志；必须像颜回那样，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好像无，实好像虚，然后才能算是虚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暴自弃，又能虚心而不敢自以为是，然后圣人门下的用功条目，就能循序渐进，每天都有新的进步，升堂入室，随心所欲，而没有任何阻碍了。这又是求学的人应当深深自我警戒的。

西山真氏说：“求学的人观察圣人论述别人的得失，都应当反过来观察自己的得失，这样才有所补益。”程子说：“涵养必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大概穷究事理以心为主，必须用敬来约束自己，使心有主宰，没有私意邪念的纷扰，然后才有穷究事理的基础。心既然有了主宰，又必须对每件事物都穷究其理，然后才能尽到尽心之功。想要穷究事理却不知道持敬来涵养心，那么私虑纷纭，精神昏乱，对于义理一定一无所得。知道持敬来涵养心了，却不知道穷究事理，那么此心虽然清明虚静，又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东西，而没有许多义理作为主宰，它在应对事物、接触外物时，一定不能都恰当。佛教禅学，正是这样。所以必须用敬来涵养，而又通过讲学、审问、慎思、明辨来致知，那么在清明虚静之中，众理就都具备了。它静的时候，湛然寂然，是未发之中的状态；它动的时候，泛应曲当，是中节之和的状态。天下的义理，学者的功夫，没有比这更好的了。自从伊川先生提出，而朱文公又进一步阐明，《中庸》“尊德性”“道问学”一章，就是这个意思。学问之道有三：一是省察，二是克治，三是存养。这三者，缺一不可。求学的人治理内心，就像治理疾病一样。省察，是诊脉而知病；克治，是用药以去病；而存养，则是调养爱护，以杜绝尚未形成的疾病。圣贤的大道，是必须遵循的；异端的邪径，是不可踏足的。这是明确趋向的关键。不符合道义的富贵，像污垢一样远离它；不幸而贫贱，像饴蜜一样甘之如饴。志于道而轻视利，重视内在而轻视外在，这是审察取舍的关键。想要进德这两种境界，不学习是不行的。学习必须读书，然而书不可以泛泛地读。先读《大学》，其次读《论语》《孟子》，最后读《中庸》。经典明白了，然后可以看史书，这是顺序。沉潜于训诂义理，反复于句读，用身体去实践，用心意去验证，循序渐进地前进，熟读而精思，这是方法。然而维持此心作为读书基础的，难道没有关键吗？也不过是“敬”罢了。程子所谓“专一而不旁骛”，是敬存在于内心；“整齐严肃”，是敬表现于外在。平时庄重恭敬，如同面对神明，言谈举止应对不失分寸，那么心就有定主而理义就进入了。大概操持存养坚固，那么知识就明晰；知识明晰，那么操持存养就越坚固，朱子教导人，大略就是这样。

潜室陈氏说：“横渠说，不知道立心，担心思虑过多导致疑惑，大概立心持敬的意思，是先确立一个主人翁，然后才能做穷理格物的功夫。问伊川说：‘尽性至命，必须以孝悌为本；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不知道孝悌，怎么能尽性至命？不知道礼乐，怎么能穷神知化？回答说：尽性至命，穷神知化，都是圣人的事。想要学习圣人……”

译（学问）都应当从切实的地方做起。升高必定从低处开始，到达远方必定从近处起步。这是儒家切实的学问，积累久了，自然会有融会贯通的地方，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问：程颢认为记诵广博的知识是玩物丧志，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如果只是记诵广博，而义理之学不明，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这就是追逐细枝末节，忘记了根本大道，反而用无用的事物拖累自己空明的心性，这就是玩物丧志。问：程颢说学问不靠言语而自然获得的才是自得，有刻意安排布置的都不是自得。安排布置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施行上，把安排布置说成不是自得，这怎么理解呢？回答说：安排布置并不是指体现在具体的施行上。而是说这颗心和这个理还没有达到纯熟、两相忘却的境界，必定会有谋划计算的辛劳，以及违背常理、投机取巧的弊病。才达到自得的境界，心就是口，理就是心，心与理相忘，口与心相忘，处处安然行动、自在从容，默会于心、心领神会，不需要刻意安排布置了。记问之学虽然广博却有限制【因为内心滞塞的缘故】，义理之学虽然简约却无穷尽【因为内心明澈的缘故】。

译鹤山魏氏说：“人的气质禀赋，如果不是生来就知晓、上等的智慧，怎么能没有偏差呢？学习就是为了矫正偏差而回归正道。然而现在的学者有两种：由广博以达到精约，那么收敛浮华而趋向务实，所以意志作为主导。越收敛就越务实，越持久就越明白。有的人只追求广博，好像可以哗众取宠、获取荣耀，然而意气作为主导。意气衰退则意志消沉，于是有开始锐利而最终懒惰、开始明白而最终昏昧的人。”

双峯饶氏说：做学问的方法，大致有四种：一是立志，二是居敬，三是穷理，四是反身。如果趋向卑劣浅陋，那么这志向就不能确立；只是修养疏略，那么这心就不能存留；讲学的功夫不加深，那么所知道的就昏暗蒙蔽；反身的诚意不笃实，那么所行的就悖逆乖戾。将看到人欲越发炽盛，天理越发微弱，本心一旦丧失，也将有什么做不到的呢？人做学问，没有比立志更优先的。立志之初，应当先分别古今人品的高低，谁是可尊敬可仰慕而可效法的，谁是可鄙视可厌恶而可警戒的。这是进入道德的先务。这志向既已确立，然后讲学以明确志向，努力实行以充实它，那么道德的进步，浩大得不可阻挡了。君子的学问，不坚守精约，就会泛滥支离，固然没有作为体悟大道的根本；不知道广博，就会狭隘偏颇，也没有办法穷尽大道的全体。存养、省察、致知、力行，缺少一样都不行。诚作为大道，无所不体现。从学者的角度说，敬是用来存心的。敬确立了则内心正直，义是用来处理事务的。义显现则外表方正。这两者都是学者切身的事情。如果没有诚意作为基础，那么敬就不是真正的敬，而它的敬必定疏略；义就不是真实的义，而它的义必定驳杂。这就是所谓不诚无物。现在学者之所以不能学习成为圣贤，最大的祸患在于没有志向，其次在于没有坚守。大概人如果没有志向，那么趋向卑劣浅陋，不值得与他商议高明光大的事业。用道义勉励他，就说难以知晓难以实行；期望他成为圣贤，就说不可企及。不过是终身碌碌无为成为乡里的庸人罢了，哪里值得与他有所作为呢？人如果没有坚守，那么见到利益必定趋附，见到祸害必定躲避。平时不是不粗略知道义理，等到临事时就被利欲驱使，而有所顾不上，哪里值得与他有所建树呢？仁，是天地化生万物的心，而人获得它作为心。义、礼、智、信的理，都具备其中，而成为心的全德。这虽然是人心所固有的，然而学者如果没有存养体验的功夫，那么气质物欲有遮蔽它，而没有办法认识它确实存在于自己体内。幸而能够认识它确实存在于自己体内，然而如果不能博学于文献，讲求义理来栽培它，那么就像孤根独立而没有防护培育。不仅没有办法帮助它生长而使之进入盛大，也恐怕风霜雕摧，而它的根将不能自我保存。

鲁斋许氏说：“大凡做学问的道理，必须一言一句，自己寻求自己的事情。如六经语孟中，我还没有做到的，应当勉励而实行；或者我所做的不符合六经语孟中的，就必须改正。先务躬行，不只是诵读书籍写作文章而已。”

临川吴氏说：学者对于道，立志应当极其远大，而用功必须遵循近小。远大的，是什么？探究它的源头啊。近小的，是什么？有它的渐进啊。渐进的，是从下游追溯源头，而不急于以探求源头为务。道有源头，就像水有源头；人学习道，就像禹治水。禹治水，治理黄河必定从下游开始，兖州的功劳最多，而冀川次之。黄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没有不治理的。如果是田间水道，也疏通它们直到汇入河流，它不遗漏近小就是这样。圣人门下教导人，从平常言语行为的常规，到一事一物的细微，谆切平实，不曾轻易把道的大原展示给人。仁，是道的大，孔子很少谈论。圣人哪里有隐瞒呢？三百三千的礼仪，分流区别，几乎就像三千三百的河流，虽然细小繁杂，然而没有一样不是道的运用。子贡的聪颖悟性，曾子的诚笃，都等待他们每件事用力，知道的既普遍实行的既周全，然后引导他们归于一个贯通的地方。没有子贡、曾子平日积累的功夫，那么一贯的道理就不能听闻。近世程子向周子求学，太极一图，是道的大原。程子亲手传授而终身秘藏，一语不曾提及，难道不是有深远的考虑吗？朱子演绎推明之后，这幅图家家传诵。宋末的儒者，高谈性命的比比皆是，谁是真知实行的人呢？大概有不能承受其弊端的人了。小德的川流，是道的支流；大德的敦化，是道的源头。没有周遍小德，而想要窥探大德，是舍弃支流而寻找源头。学者所珍贵的，在于能够变化气质。学习而不足以变化气质，为什么要学习呢？世上固然有随意而建功立业的人，也有放纵情欲而败国害民的人。他们或刚或柔，或善或恶，任凭气质的如何，而没有再矫揉克治以成就。现在的学者则不是这样，昏暗可以变为明亮，柔弱可以变为刚强，贪婪可以变为廉洁，残忍可以变为慈爱。学习的用处，大了啊！凡是气质不美的，都可以变为美，何况生来就美的呢？

译为了求学却追逐欲望，奔忙利禄，沉溺于卑污苟贱之中，以此终其一生，与那些不学习的人相比，竟看不出有什么细微的差别，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所学习的，不是我所说的学问。如今求学的人所追求的，不过两个方面：读书和写文章罢了。读书本是为了探求成为圣人的途径，却有人仅仅把它作为口头谈论、耳朵听闻的谈资；写文章本是为了阐述流传后世的训诫言辞，却有人仅仅用来粉饰华丽的辞藻。像这样去学习，想要改变人的气质，不是很难吗？难怪他们越学习越没有益处，即使白头到老、终其一生，仍然和普通人一样。勤勉产生于不足，不勤勉产生于自足。感到不足就会勤勉，勤勉就会进步；自认为充足就不勤勉，不勤勉就会止步不前。古代的圣贤小心谨慎、勤勉不懈，是因为他们不自满的缘故。世上那些自认为才学有余的人，恰恰相反。聪敏还是不聪敏，是天生的；学习还是不学习，是人为的。天生的条件不可依赖，而人为的努力是可以勉励的。螃蟹不如蚯蚓，劣马可以追上良马，为什么呢？聪敏却不学习，就像不聪敏一样；不聪敏却努力学习，就像聪敏一样。孔子是上等的圣人，却喜好学习；颜回是伟大的贤人，却喜好学习。古人如此不依赖自己天生的聪敏，由此可见。既然聪敏又努力学习，就能事半功倍。

译《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五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六

学四

存养【附持敬】

程子说：学习了却不涵养，涵养了却不存守，这只是空谈罢了。学习在于知道自己所拥有的道理，又要涵养这些道理。见识既已明了，涵养既已纯熟，安然地践行它，它的进步哪里能阻挡呢？学习到了涵养所获得的境界，以至于感到快乐，那么心境就清明高远了。有人说：只有闭目静坐才可以涵养心性。回答说：难道真是这样吗？如果有心去平息思虑，那么思虑反而不能平息了。问：君子存守心性，是如何存守的呢？回答说：一定要有事做但不要刻意端正，心里不要忘记，也不要拔苗助长，这才是存守的方法。问：有人说在喜怒哀乐尚未发动之前寻求中正，可以吗？回答说：寻求就是有了思虑，有了思虑就是已经发动了，那么依据什么呢？用什么来用功呢？回答说：只是存养罢了。等到时间久了，喜怒哀乐发动时，不期望中正却自然中正了。现在立志于义理而内心不安乐，为什么呢？这正是多了一个拔苗助长的念头，虽然心操持就存在，舍弃就消亡，然而持守得太过分，就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了，也必须暂且这样去做，这样的人只是德行孤立，德行不孤立，必定有同伴，到了德行盛大之后，自然没有阻碍，左右都能找到本源。问：平时遇到事情就能知道操持存守的意图，没有事情时如何存养得纯熟呢？回答说：古人耳朵听音乐，眼睛看礼仪，左右起居，盘盂几杖，都有铭文和警戒，动静休息都有所涵养，现在都废弃了这些，只有义理的涵养心性罢了，只要存守这个涵养的意念，久了自然纯熟。以恭敬来端正内心，这是涵养的意思，如果不庄重不恭敬，鄙陋欺诈之心就会产生；容貌不庄重不恭敬，怠慢之心就会产生。要修持这天理，在于德行，必须有不言而信的人，言语难以形容。作为形状来涵养，就必须做到在隐蔽处也不愧悔和慎独，这是一种持守涵养的气象。有人对张绎说：“我到了闲静的地方，就感到清爽喜悦。”我怀疑这不好，张绎告诉程子。程子说：“是的，在社稷宗庙之中，不期望恭敬却自然恭敬，这是因为平时不曾恭敬。如果平时无不恭敬，那么在社稷宗庙之中，何必改变修持恭敬呢？那么认为静是喜悦的，必定认为动是厌恶的。当他静的时候，那能让他喜悦静的心，又在哪里呢？”德行盛大的人，外物不能扰乱他，形体不会生病。形体不生病，是因为外物不能扰乱他。所以善于学习的人，面临生死脸色不变，疾病痛苦悲伤内心不动，这是因为平时涵养有素，不是一朝一夕的力量。心性浮躁的人，不热却烦躁，不寒却战栗，没有厌恶却愤怒，没有喜悦却欢喜，没有获取却兴起。君子没有比端正气更重要的，想要端正气，没有比端正志向更好的。志向既已端正，那么即使热也不烦躁，即使寒也不战栗，没有愤怒，没有欢喜，没有获取，去留依然如此，生死依然如此。这就叫做不动心。圣人不刻意记事，所以常常记得。现在的人忘记事情，是因为刻意记事不能忘记事情，处理事情不精细，都出于涵养不完固。问：“独自处在一间屋子里，或者走在黑暗中，多有忧惧，为什么呢？”回答说：“只是明察事理不够明白。如果能明察事理，就知道所恐惧的是虚妄的，又何必恐惧呢？有人虽然知道这个道理，然而不免有恐惧之心，只是气不充足。必须涵养久了，气就充足，自然外物动摇不了他。然而有恐惧之心，也是恭敬不足。”

张载说：端正心性的开始，应当把自己的心当作严厉的老师，凡是有所动作，就知道有所畏惧，像这样一两年间，守得牢固，那么自然心性就端正了。求心的开始，好像有所得，久思却茫然又失去，为什么呢？求心不得要领，钻研太甚就会迷惑。心的要领，只是想要平旷，纯熟后无心像天一样，简易不已。现在有心去求虚，就是已经起了一个心，无从得到虚，千万不要让心烦躁。求得太急切，反而昏惑，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拔苗助长。孟子也只是说存养罢了，这不是靠聪明思虑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〇山杨氏说：“古代的学者，视、听、言、动，没有不符合礼的，这就是操持心性的方法。至于没有缘故不撤去琴瑟，行走时听到佩玉的声音，登上车听到和鸾的声音，大概都是想要收敛放逸的心，不让惰慢邪僻之气进入。”

延平李氏回复朱熹的信说：“常存守这个心，不要被其他事情所压倒，那么欲望思虑等非僻的念头自然不产生了。孟子有关于夜气的说法，更应仔细体味，应当能看到涵养的地方。在涵养的地方着力，正是学者的关键。如果不这样存养，终究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现在的学者，虽然能存养，知道有这个理，然而白天之间，一旦有松懈，遇到事情应对，举动不知不觉打发过去，机巧之心就离间而偏差了。只有存养纯熟，道理明了，习气逐渐消减，道理自然产生，然后可以进步，也不容易啊。

朱熹说：自古圣贤都以心地为本。圣贤千言万语，只是要人不失去本心。古人说：志是心的统帅，君主必须心有主张才行。心如果不存守，一身就没有主宰。才出门，就千歧万辙。如果不是自家有个主宰，怎么能行呢？心在众妄之中，自然退听。人只有一个心，如果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