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四

译那么，歪曲自己意志的人，是不可能使别人正直的。

译涑水司马氏说：忠臣不侍奉两个君主，贤女不嫁两个丈夫，确立名分、委身事主，宁死也不改变，这是天定的法则。那冯道，活着时怀着什么心去面对前朝百姓？死后又有什么脸面去见前朝君主？自古以来人臣不忠，没有像他这样的。然而他身居高位、享受厚禄，直到老死，为什么呢？治理国家的人，阐明理义，奖赏忠良，褒扬义烈，诛杀奸邪，以此激励群臣，尚且有人贪生怕死而忘记君主，何况用相印和符节来宠信叛臣，他们不能长久享有天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平庸愚昧的人，往往还称赞他的智慧，大概是因为五代时期战乱频仍，君主更迭频繁，群臣失节，在朝廷上接连不断，因此称赞他，想要以此为自己开脱。我担心后世认为冯道的行为合乎情理，君臣之道将要大大败坏了。身为臣子却不尽臣道，虽然说是智慧，又能用在何处呢？

宋太祖

元城刘氏说：太祖非常喜爱读书，每晚在寝殿中翻阅历代史书，有时直到半夜，只是别人不知道，而且他口中不说罢了。等到与大臣讨论政事时，说出一句话，往往能切中利害的实际。又说：太祖平定孟蜀之后，两浙的钱王入朝，群臣从赵普以下都争着想要留住他，圣上的心意不允。一天，赵相拉着晋王在后殿，奏事完毕，晋王从容地谈起钱王的事。太祖说：“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恶，不容易留住这个人。”捉住河东薛王，命令他向后主纳土称臣。过了几天，钱王上朝辞别，太祖封了一卷文书给钱王，说：“到了杭州再打开。”钱王到了杭州，让下属打开查看，原来是满朝臣僚请求留住钱王的奏章。君臣向北再次拜谢皇恩。到太平兴国四年，河东已经平定，才命令钱王纳土。太祖这是什么意思呢？马永卿回答说：“这就是所谓的不欺善。”说：“这固然不错。钱氏长期占据两浙，李氏不能侵犯。假使钱王纳土，派大将镇守那里，未必能役使那里的百姓。必须派本朝军队去镇服，又未必能守住。两浙必定不敢依附李氏。李氏既然平定，那么两浙又归属谁呢？”这是圣上谋略的宏大深远。

有人说太祖接受天命，完全废除五代的弊政，因而能使乱世变为治世。朱子说：“不是这样，只是去除了那些严重的弊政，其他法令条目大多沿袭旧制。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抓住大纲，其他细节可以沿袭的就沿袭，这才是英雄的手段。”问：“艺祖平定天下，如劈竹子一样顺利，唯独河东难以攻取，为什么呢？”认为兵力强大则一时政事所为，都有败亡的趋势，不知为何如此？说：“这原本是他们家的事。郭威趁着君主昏庸而夺取政权，刘氏于是占据并州。假使柴氏得到天下，那么刘氏必定不服，所以太祖用书信晓谕他们，说本来与他们没有仇隙。他们回答说：‘不忍心让刘氏断绝祭祀。’这其中的意思可见了。因为他们言辞正直、道理顺畅，所以难以攻取。”

太宗、真宗、仁宗

朱子说：“太宗、真宗在位时，可以有所作为却没有作为。太宗每天阅读《太平广记》几卷，如果能推展这种心志去讲习学问，哪里会这样，不过是写字、作诗，君臣之间以此打发日子罢了。真宗东封西祀，耗费数以万计，不曾做成一件事。仁宗有心治理天下，不肯安于小成，想要做到极致的治世，只是资质慈爱仁厚，却不甚通晓。用人时进用和罢退都很突然，最终不曾做成一件事。然而百姓拥戴他如同父母，契丹起初欺凌中国，后来却信服仁宗的德行，这也是慈爱仁厚的效果。因为他的至诚恻隐，所以能如此感动人。”

神宗

朱子说：“神宗锐意治理天下，用人便一向倾信。他起初任用富郑公，非常倾信。等到讨论军事时，郑公说：‘希望陛下二十年不要说用兵这两个字。’神宗只想做，郑公只想不做，意见不合。后来倾信王介甫，终究是犯了这种毛病，一直喜好用兵，用得又不恰当，耗费了无数财粮，杀了无数人，残害百姓、败坏事物的政令，都从此开始。”神宗极其聪明，对天下事无不通晓，真是世间少有的君主。只是每件事都做得不合节拍。如王介甫做宰相，也是世间少有的资质，只因为学术不正当，于是误了天下。假使神宗得到一个真正的儒者而任用他，哪里会这样？这也是气数使然，天地生出这个人，便有所偏颇了。

钦宗

朱子说：“钦宗勤俭慈爱仁厚，出于天资，当时亲自出诏回答所论事理，都是正确的。但对于臣下贤良与否、邪正如何，辨别不分明，又没有刚健勇决的操守，一说到用兵，便恐惧，于是导致流亡的祸患。说起来，使人痛心。”

孝宗

问有人说孝宗在内殿设置御屏，书写天下监司、帅臣、郡守的姓名，做成揭帖贴在上面，是否属实？朱子说：有这回事。孝宗是怎样的次序？英武。刘恭甫在便殿奏事，曾见一匹马在殿庭间不动，对此感到疑惑。一天问王公明，公明说：这是刻木做成的，皇上在万机之暇，就骑它来练习骑马射箭，所以如此。孝宗小时候极其迟钝，高宗一天对廷臣出对子说：夜里睡不着，有人问什么原因？说：看小儿读书念不下来，非常担忧。某人进言说：帝王之学只要知道兴亡治乱，起初不在记诵

译皇上，心中的疑虑刚刚稍微消解，后来竟然如此聪明。

译宁宗

宁宗即位一个多月，留正因为一两件事触犯了皇帝的忌讳，皇帝特意下旨将他驱逐。人们正佩服皇帝的英明果断。朱熹被召至上饶，听到这个消息后露出忧色，说：“人心容易骄傲，像这样，我现在才知道令人担忧。”有人问：“某人专横放肆，应当驱逐，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朱熹说：“大臣的进退，也应当保全他们的体面，怎么可以这样呢？”又有人问：“恐怕是朝中各位大臣难以让他离去，所以用这种方式劝皇上驱逐他。”朱熹说：“也不可以这样。为什么不派他的门徒用舆论不好的理由去劝说他？恐怕丞相长期操劳政务，或许想分享安逸，等他请求离去后再准许，那就好了。”新君刚即位，怎么可以用轻易驱逐大臣的方式来树立威权呢？

向敏中 王随

程颐说：“本朝向敏中号称有度量，等到做了宰相，却和张齐贤争夺一个妻子，因为那个女人有一万袋财物。”王随也有德行，仁宗曾经称赞王随的德行，李淑的文章，等到做了宰相，肃端公想要担任三路转运使，等到退朝时，王随对堂下的人说：“为什么不拿尿照照自己，做得三路转运使吗？这都是被欲望所驱动的。”现在的人何尝不被欲望驱动，只得到一卷绫绢就心动，这和他身份有什么关系？

杨亿

朱熹说：“杨亿擅长纤巧华丽浮夸的文章，已经不是懂得大道的人所做的事。然而他资质清高耿介，在朝廷上献计献策，略可观看。而佛教徒特别认为他懂得大道，只因为他有‘八角磨盘’的诗句罢了。然而既然说他知道佛家的道理，那么在生死关头，应该也有超过常人的表现。而正当丁谓驱逐莱公的时候，因为其他事情召杨亿到中书省，杨亿竟然恐惧，以至于大小便失禁，面无人色。在这个时候，那‘八角磨盘’的定力究竟在哪里呢！”

范仲淹

程颐说：“张横渠说范文正公才气老成。”

朱熹说：范文正公是杰出的人才。最近收到周益公的信，讨论吕夷简和范仲淹化解仇怨的事说：“起初，范公在朝廷，大臣多忌恨他。等到他担任开封府尹，又画百官图进献，指着其中升迁快慢的次序说：‘某人是超迁，某人是左迁，像这样就是公，像这样就是私。’意思颇在吕相身上。吕夷简不高兴，因此范公被罢免职务，出任饶州知州。不久吕夷简也被罢相。后来吕公再次入朝，元昊正侵犯边境，于是让范公经略西方事务。范公也乐意被他任用，曾经上奏章给吕公说：‘相公有汾阳王郭子仪的才能和德行，仲淹没有临淮王李光弼的才能和力量。’后来欧阳公为范公写神道碑，有‘欢然相得，戮力平贼’的话，正是说的这件事。范公的儿子范尧夫却认为不是这样，于是删去了这些话。前面的书信现在集中也不记载，怀疑也是范尧夫所删。其他如《丛谈》所记载，说得更离谱。我认为吕公内心隐秘细微之处，虽然不可测度，然而他补过的功劳，使天下人实际受到恩赐，有不可掩盖的。范文正公平时胸襟豁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然为了吕公而出仕，难道还会有隐藏怨恨的意思吗？况且范公曾经自称平生对一个人没有怨恨，这话尤其可以验证。范忠宣公固然是贤者，然而他的格局宽窄，和他父亲不能没有差别。他认为前日既然排挤申公，今日如果与他化解仇怨，前后似乎不相符合，所以忌讳谈论。却不知道他父亲的心事并不是这样。范文正公自从做秀才时，就以天下为己任，没有一件事不关心。一旦仁宗大用他，就做出了许多事业。现在那些所谓负有刚大之气的人，且先一笔勾断，称量到第四五等人，器宇狭隘，排列在台谏之位，怎么能成事？所以我向来认为‘姓名未出而内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问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的功劳很多，不知道如果让范公处在韩公接受顾命的时候，处事也能像韩公那样吗？回答说：看范公的才气，也应该做得。又说：祖宗以来，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等各位，只是那样善良也不行。到了范文正公的时候，就大力厉行名节，振作士气。所以振作士大夫的功劳很多。

韩琦

程颐曾经和韩公、范公在颍湖泛舟，有属吏请求见面。韩公已经接见了他，退下后不高兴，说：“以为他是因公事来的，原来是请求推荐罢了。”程颐说：“您是州太守，不能主动推荐他，反而让人来求您吗？”范公说：“您的固执，总是这样。如今做官的人，向他的上级请求推荐，大概是常事罢了。”程颐说：“这是什么话？不主动请求，就会遗漏而不知道，所以让他来请求吗？”韩公无言以对，惭愧后悔了很久。程颐看着范公说：“韩公可以说是服义了。”

朱熹说：“韩魏公做宰相，有人说他的德行功业无愧于古人，只是文章有所不及。韩公说：‘我做宰相，欧阳永叔做翰林学士，天下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大的了。’”韩魏公做宰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颇不认为魏公是对的，魏公很被他激怒。后来温公写魏公祠堂记，却说魏公的事很明白，看出魏公不可及的地方，温公才心服。他记中所载魏公的话说：“凡是做臣子的，尽力侍奉君主，生死置之度外，只看事情的是非如何罢了。至于成败，是天意，怎么可以预先担忧不成功，就停止不做呢？”魏公说这话时，乃是

译神宗末年，英宗初年，大概是朝廷多事之秋。

译南轩张氏说：“韩魏公考中进士时，唱名还未结束，太史就奏报出现了五色云。不久，云霞映照在宫殿庭院之中，这并非偶然。魏公后来果然对国家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司马光

程子说：“司马君实能够接受毫无保留的直言，所以对他说话必定毫无保留。”又说：“能够接受毫无保留的直言，即使别人违背逆耳，始终不发怒，这就是他的长处。”君实自己说，他的作用就像人参、甘草，在病情不严重时可以使用，病情严重时就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了。观察他的自我定位，必定是有挽救危局的方法。问司马公辞去副枢密使一事，他当时名望冠绝一时，天下无论贤与不贤，都浩然归附敬重。吕申公也因为议论新法不合皇帝心意，被罢免回家，熙宁末年，朝廷起用司马公担任河阳知府。先生写诗送行，又写诗给温公，大概是担心他以不出仕为高尚。等到申公从河阳请求在京师担任宫观闲职，神宗非常高兴，召他进入枢密院。人们根据两位公的出仕与隐退来评判优劣，说：“吕公是世袭大臣，不得不回去面见皇上；司马公是谏诤之臣，不得不退居闲职。”

朱子说：“温公可以说懂得仁、勇，他那些救国救世的举措是怎样的次第？他的格局稍大，又有学问，为人严肃而端正。”

南轩张氏说：“司马温公改革新法时，有人劝他防备后患，如果让其他人回答，一定会说：‘只要有利于国家，哪里顾得上其他。’只这样说，就已经很好了。如果让我回答，也不过如此。温公却说：‘上天如果保佑宋朝，必定不会有这种事，更不必论及个人的利害。’想想他平日所涵养的品德，所以临事发言能如此合乎道理，即使是圣人也不过如此。这接近于最终条理通达的境界了。”

吕公着

吕申公曾经推荐处士常秩，常秩被起用后，后来稍微改变了他的节操。申公说：“知人确实很难。”把这话告诉程子，并且表示后悔。程子说：“是的，但不能因此就懈怠喜好贤才的心。”申公惊讶地谢罪。

上蔡谢氏说：“申公话很少，在中书省议事时，众人议论完毕，然后他用一句话决定取舍，人们也不能轻易改变他的意见。至于用人，在他职权范围内能提拔多少人，一定要让他当初从洛阳进呈给君主的十篇论道文章，不仅适用于当时的为君之道，几乎没有超出这些内容的。”

王安石

程子说：“介甫的言论，只是用文章来阐述道罢了。说道如此，自己却不能做到，这是自己与道分离了。真正有道的人，不在文学方面自夸，开口说话、容止举止，都是至德的表现。”有人说：“没有大臣像介甫那样得到君主信任的。”程子说：“介甫自己知道。他请求离职，自己上表给皇上，说忠诚不足以取信，事事都要自己表白，如果君臣之间的契合果真深厚，会有这样的话吗？”王介甫当初只是想要推行自己的意志，恐怕天下人有异议，所以只在皇上的心里把持得牢固，别人不能动摇，因此拒绝言路，进用柔顺奸佞之人，让他们奉行新法。现在是他已经离职，不知道今天却留下了祸害。

洓水司马氏说：“介甫在文章节义方面超过常人的地方很多，只是本性不通晓事理，而且喜欢坚持错误，导致忠直的人被疏远，谗佞的人聚集，败坏了各项制度，以至于此。”

〇山杨氏说：“神宗曾经问伯淳‘王安石是怎样的人’？伯淳说：‘安石博学多文是有的，守约则没有。’又问：‘他是圣人吗？’伯淳说：‘《诗经》称周公‘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圣人大概就是这样。如果安石刚愎狭隘、自以为是，恐怕圣人不是这样。’荆公说：‘利属于阴，阴应当隐藏；义属于阳，阳应当彰显。’这个说法源流发自董仲舒，然而这正是王氏心术的蔽障。观察他的所作所为，虽然名义上是义，实际上是利。由此观察王氏的学问，他治理天下专门讲求法度，像他修身那样廉洁，应该足以教化百姓了。然而最终不及王文正、吕晦叔、司马君实等人，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没有诚意。明道曾经说：‘有《关雎》《麟趾》那样的意旨，然后才可以实行《周官》的法度。’大概深深通达于此。”

元城刘氏对马永卿说：“金陵有三不足的说法，你听说过吗？”永卿说：“没听说过。”刘氏说：“金陵当权时，同朝官员起来攻击他。金陵驳斥众人的议论，进言给皇上说：‘天变不足惧，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三句话，不仅为赵氏带来祸患，乃是为万世带来祸患。”司马温公曾经说：“君主的权势，天下没有能敌对的。如果有过举，臣子想要挽回，必定要思考有比这更大的理由，把握得当或许可以挽回。”天子是天之子。现在天变就是天怒，必定有灾祸，或许可以挽回。现在却教君主不畏惧天变，不效法祖宗，不防备人言，那么什么事不可以做呢？永卿说：“这话为万世带来祸患，或许有方法可以杜绝这话，使它不流传于后世吗？”刘氏说：“怎么可以杜绝！这话一出，天下人都听到了。不如著论明确辨明：‘说这是祸害天下后世的话，虽然听到了也不能听从。’譬如毒药，不能杜绝，而神农与历代名医说：‘这是毒药，什么样的形色，吃了必定杀人。’所以后人见到而认识它，必定不吃。现在如果杜绝它，不告诉别人，既然不能杜绝，而人误食了，就死了。”

乐庵李氏说：“荆

译王安石长处很多，也是不容易得到的。当他执政的时候，难道有意败坏扰乱天下吗？只是他看到的有不到位的地方，所以司马光说：“王安石没有别的毛病，只是固执罢了。”这话切中了王安石的弊病，可以说是公正的评论。

译有人议论王安石说：“他当时不该在法度上加以防范。”朱子说：“法度怎么不该防范？只是他所防范的不是三代的法度罢了。”问：“王安石节俭恬淡退让的平日品行也很好吗？”回答说：“他当时做这些事已经不合中道。比如孔子在饮食衣服方面，难道务求粗劣吗？他当初只是苟且简略，想要像个苦行者一样。”问：“王介甫的本心原本想要救民，后来搞坏的是因为过失错误导致的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就像医生治病，他的心难道不想救人吗？却把砒霜给人吃，等到病人死了，却说我的本心原本想救他的病，死不是我的罪过，可以吗？介甫的心固然想救人，然而他的方法足以杀人，怎么能说不是他的罪过呢？”

南轩张氏说：“王介甫固执，只是不懂事理。如果懂事理，言语有合乎自己心意的，应当幡然改过。”

范纯仁

程子说：“范公尧夫的宽宏大量啊。以前我经过成都，范公当时代理帅职，有人向朝廷说范公的坏话，朝廷派遣中使到峨眉降香，实际上是去察访。范公有一天来拜访我，亲切交谈。我问他说：‘听说中使在这里，您怎么有空呢？’范公说：‘如果不这样，就会被拘束。’不久中使果然发怒，用鞭子打伤了传话人的耳朵。下属官员高兴地对范公说：‘这件事足以堵住那些诽谤，请向朝廷报告。’范公既不驳斥说坏话人的错误，又不上奏中使的过错，他的气量就是这样。”

邹浩

有人说：“邹浩因为极力进谏而获罪，世人怀疑他是卖弄直率。”程子说：“君子对于别人，应当在有过错中寻求无过错，不应当在无过错中寻求有过错。”

曾肇

山杨氏说：“曾子开不凭借脸色言语来宽假别人，他的慎重符合大臣的体统，在当今能够接近前辈风流的，只有他一人罢了。”

宗泽 李纲

朱子说：“宗泽守卫京城，治理军队抵御外敌，谋划恢复的计划，无所不至。上表请求皇帝回銮，几十次上表请求不要南巡，请求修缮二圣的宫殿，议论不割让土地。他所建立的议论所谋划的，是非利害，明显可见。看他的形势，渐渐有了中兴的基础了。耿南仲在南京阻挠他，当时使者不返回京城；汪、黄在淮甸阻挠他，时常互相掣肘，使他不能有所作为。”

天下的义，没有比君臣更大的。之所以缠绵固结而不可解的，这都是生于人心的本然，而不是有所依赖外物的。然而世道衰微风俗浅薄，学问废弃不讲，那么即使心中固有的，也将一同沦陷沉溺而成为保全自身保护妻儿的计谋。后来那些背弃君主的人，往往在当世接连出现。有能够奋然兴起于其中的，像李公那样的人，知道有君父而不知道有自身，知道天下有安危而不知道自身有祸福。虽然因为谗言被放逐斥退，屡次濒临死亡，但他爱君忧国的志向，终究有不可被剥夺的。这也称得上是一世的伟人了。

汪伯彦 黄潜

朱子说：“舜举用十六相，诛杀四凶，这样才恰好，两边才平衡。后世都不这样，只有小人得志罢了。当天下无事的时候，端方正直、行为义理谨慎的人，被小人排挤，不能一天安于朝廷，被迁徙放逐贬谪；等到动荡多事的时候，所谓忠臣义士的人，冒着水火、踏着白刃，来献出他们的身体；而小人，在太平盛世本来是他们享受富贵，到了乱世也是他们独自宽裕，纵横颠倒，无非是他们得志的日子。君子常常不幸，而小人常常幸运。比如汪、黄在高宗初年做宰相，后来被放逐到广东，正是中原多事的时候，却是好好送他去广东躲避盗贼；等到事情稍微安定，依旧把他取出来做官。高宗初开中兴，而这类人做宰相，怎么会有恢复的希望？在维扬时，番人的箭簇在胸前了，他还不管，世间有这样的愚人。”

赵鼎

有人问：“中兴贤相，都推崇赵忠简公，怎么样？”朱子说：“看他做来做去，也只是王茂洪的规模。当时的朝堂议论，大体上也主张和议。假使他在位时间长，未必不出于和议。但就和议而言，却须有些计较，如岁币、称呼、疆土之类，不至于事事听命，像秦桧那样，草草地和了。后来秦桧死了，意智就以不合沮挠和议为词，贬谪他，却十分送个好题目给他。问赵鼎的长处怎么样？回答说：心意好。又孜孜不倦地引荐善类，但他的行事也有不强人意处。”赵丞相，是中兴名臣一人而已，然而当时不满人意处也很多。况且如喜好伊洛之学，又不大段防范，所以都被别人以此欺骗他。沈公雅说：“赵丞相镇静德量的美好，而谙练事机，恐怕比不上秦公。”张子恭认为不是这样，并且说：“焘在都司时，忠简做宰相，有建议的人，公必定计算说：‘这样则利在上而害在民，这样则害在上而利在民。现在必须这样行，则利泽均而公私便利。’到秦公则僚属凡有报告，沉默无一语，而交给吏员，事情出来都是吏员所为，而不是再像前日所拟定的。”

有人问赵忠简公南轩张氏说：“人品很高

译就像元祐党籍，直到忠简公才开始废除。」五峯说：「渡江以来，像赵丞相这样的人，能做到五分宰相的才能，如果再用学问来充实，就一定能做到十分。」

译洪皓

西山真氏说：“苏武从匈奴回来时，皇帝下诏任命他为典属国，赏赐钱百万，并附带赐予田地住宅。”洪忠宣公的气节，毫不逊色于苏武，而高宗皇帝对他的恩宠赏赐，超过了汉朝朝廷。他褒扬表彰忠义的行为，都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然而苏武不幸受到霍光的压制，洪公也不幸触怒了秦桧。苏武受压制，只不过没有担任公卿罢了；而洪公刚违背了阴山的壮举，又被贬谪到瘴气弥漫的南方。这是洪公的不幸，比苏武更严重，而秦桧的罪过，又超过了霍光。

张浚 张俊 韩世忠 刘光世 岳飞

朱子说：“张魏公虽然材力稍逊，但他的忠义之心，连妇孺都知道。所以当时天下的人，只担心他不能被任用。”张魏公不与人共事，有独断专行的意思。这是因为当时可以共事的人少，但也不能这样。天下没有不与人合作而能成功的事。问：“像张、韩、刘、岳这些人，富贵已经到了极点，怎么责备他们死了应该呢？”

他们不可任用。如果论几位将领的才能，则岳飞最胜。然而岳飞也蛮横，只是他还想向前厮杀，说：“就是这样。”有才能的人又有些毛病，然而上面的人不能驾驭他。如果碰上周世宗、赵太祖那里，恐怕能驾驭起来，都是名将。因为上面的举措，无法使他们心服，所谓得罪于权贵的人。有人问刘光世本来无能，然而军心却向他，他的副将也有很多可用的。张魏公在淮上安抚军队，督促刘光世进军。这时敌人正大举入侵，刘光世恐惧，于是背后恳求赵忠简。这时赵忠简为相，折彦质为枢密使，折彦质帮助他请求枢密院，于是命令刘光世退军。魏公听说后大怒，于是赶回。刘光世约束说：“如果有一个人一匹马渡江的，都斩首。”刘光世于是不敢渡江，便回到淮上。枢密府一方面令退军，而宣抚使令进军淮上，然而最终退怯。魏公既回朝，于是极力说刘光世懦弱不堪用，罢免他而命吕安老统领他的军队。等到吕安老被杨琼等人杀害，投降刘豫，魏公因此获罪，而赵忠简再次为相。赵忠简既为相，于是又举荐刘光世为将，都弄成了私意。魏公已经自己罢免，得到了刘光世好了。虽然吕安老败事，然而再次举荐能者而任用他，也足够了。何必一定要刘光世呢？这都是赵忠简的私意。以我看来，最终魏公去掉刘光世是对的，而赵忠简所为是错的。哪有敌人正入侵，你却想掉到一边，令进军，一边令退军，怎么做事？因此说诸将骄横，张浚与韩世忠与高宗亲近，所以二人得保全。岳飞较疏远，高宗又忌恨他，于是被秦桧所杀，而韩世忠吓破了胆。只有韩世忠在大仪镇算杀得敌人一阵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敌人中讲和，令韩世忠退师渡江。韩信听说魏良臣将至，知道他想讲和，于是留住他说：“我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挡得住敌人，大功垂成，而主上乃令退还，为什么？”魏良臣说：“主上正与大金讲和，以息两国之民，恐怕边将生事败盟，所以想召公还，慎勿违上意。”韩世忠再三叹息以为可惜，又说：“既然上意如此，只得抽军归耳。”于是命令士卒束装，即日作为归计。魏良臣于是渡淮。兀术问韩世忠已还否，魏良臣回答说：“我来时，韩世忠正治叠行，即日起离矣。”元术再三审之。知其然，于是稍弛备。韩世忠乘其懈，回军奋击之。兀术大败，魏良臣惶恐无地，再三求哀说：“实见韩将回，不知其欺已。”乃得免。

岳飞恃才不自晦，郭子仪晚节保身甚阘茸，然而当紧要处，又不然，单骑见虏，是也。岳飞作副枢，便直是要去做，张浚、韩世忠知其谋，便只依违，然而便不做，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桧

有人问胡文定公与秦丞相厚善的缘故？朱子说：秦桧曾经为密教，翟公巽时任密州知州，推荐他试宏词。游定夫路过密州，与他同饭于翟奇之后。康侯问人才于定夫，首先以秦桧为对，说其人类荀文若【又说无事不防】京城破虏，欲立张邦昌为执政，而下无敢有异议，只有秦桧抗言以为不可。康侯也义其所为，力言于张德远诸公之前。后来秦桧自海上归，与闻国政，康侯属望尤切，尝有书信往来讨论国政。康侯有词掖讲筵的召命，则是秦桧推荐的。然而他的雅意坚不欲就是，必已窥见其隐有难处者，故以老病辞。后来秦桧做出大错，则康侯已谢世矣。定夫之后及胡康侯诸子，秦桧皆擢用之。又说：此老当国，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们牢笼出去，多坠家声。只有胡明仲兄弟却有树立，终是不归附他。曾问和仲先世遗文，因说：先公议论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说：闻之先人所以谓之好议论政，以其可以措置行事，何故却行不得

译得到吗？回答说：您不知道，即便是六经也有说得通却行不通的地方。这是老子从内心发出的言论。圣贤说话，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好的事物安顿在那里。又说：这位老子千奇百怪，比如不喜欢这个人，就贬谪放逐他，却又与他不断殷勤往来。有一天忽然邀请和仲吃饭，情意极其恳切。等到和仲回家，弹劾的奏章已经下达，又赠送白银作为路费，就像对待即将被罢黜的人。奏章多半是自己写的，交给言官做得非常好。傅安道等公卿往往能像见弹知鸟一样预见后果。洪庆善的奏章说：这是秦桧的笔迹。秦桧倡导和议以误国，挟持敌势以要挟君主，最终使伦理败坏，遗弃亲人而违背君主，这是他最大的罪过。至于杀害元老，残害忠良，窃取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又不给予，更是如此。

译胡铨

南轩张氏对门人说：“胡澹庵的大节极好，你曾见过他的谏书吗？”门人回答说：“见过。”张氏说：“即使与日月争光也可以。”

张九成 李椿

朱子说：“张子韶这个人物的气度很伟大。高宗皇帝时任命他为讲官，他曾有所上奏陈述。皇上说：‘我是一个至诚的人。’张九成上奏说：‘陛下对群臣时是这样，退居宫中时不知怎么样？’皇上说：‘也只是个诚。’又问：‘对宫嫔时怎么样？’皇上正在构思回答的话，张九成便上奏说：‘只这就不是诚了。’大概因为高宗皇帝能容纳谏言，所以臣下得以尽情进言。”

直敷文阁李公，李椿庄重简淡，高峻而有操守，淡泊而无欲念，喜怒不表现在脸色上，所以人们无法与他亲近或疏远，而内心平易平直，廉洁不近名声，耿介不隔绝事物，处理事务存心，全都以宽厚为主，平生未曾对权贵幸臣失节，然而并非有意以矫饰作为高尚。

总论

程子说：“熙宁年间，洛阳以清高品德被朝廷尊礼的，大臣是富韩公，侍从是司马温公、吕申公；位居卿监以清高品德早退的十余人，好学乐善有行义的几乎二十人。邵先生隐居谢绝聘请，都跟随他们。忠厚的风气传遍天下，乡里的后生都知道畏惧廉洁和羞耻，想要做一件事必定说‘不要做不善的事’，恐怕司马端明、邵先生知道。”曾经观察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本朝有超越古今的五件事：如百年没有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场不改变规矩；百年未曾诛杀大臣，以至诚对待夷狄。这大致都是以忠厚廉洁羞耻作为纲纪，所以能如此。大概英明的君主开创基业规模自不相同。

武夷胡氏说：“自熙宁、元祐、靖国年间，事变屡次更迭。在那时，固然有名盖天下、身居庙堂、能实行所学的人。然而考察他们的事迹，还有遗憾。如张天祺、朱光掞等人，可谓奋不顾身，尽忠许国，但议论也多有过度之处。由此可知道理不容易穷尽，义理不容易精微，言语不容易知晓，心意不容易穷尽，圣贤的事业不容易达到。”

临川吴氏说：韩司徒、张文成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参知政事范仲淹四人的功业不尽相同，但他们作为百代殊绝的人物则是一样的。文成身事汉朝而心在报韩仇，文惠身事后周而心在恢复唐室，常人不能测知，最终能实现其志向，所以邵雍称他们既忠且智。忠武侯在汉朝末造扶持汉室，范文正公在宋朝盛世辅佐宋室，器局公平广大，设施精审详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遭遇时势虽然不同，换地方也一样，所以朱子称他们磊落坦荡，没有细微可疑之处。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四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五

君道

程子说：“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又说：“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又说：“人君应当防止未萌发的欲望。”君道以人心悦服为本。君道考察古代理正之学，明辨善恶的归属，分辨忠邪的界限，清楚地趋向大道的至正。君志确定而天下的大治就成就了。如果义理不先确定，就会多听而容易迷惑；志意不先确定，就会坚守善道而有时改变。必定要以圣人的训诫为先，应当遵循先王的治理为必定可效法的，不被后世驳杂的政治所牵制，不被流俗因循的言论所改变。信道极于谨慎，自知极于明察，去邪不要怀疑，任贤不要二心。必定期望达到治理如三代的隆盛而后停止。然而祸患常生于忽微之处，而志意也警戒于逐渐习染。所以古代的君主虽然从容闲适，必定有诵读训诫箴言，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辅成德业。诚能尊礼老成，访求儒学的士人，不必用官职劳累他们，使他们每天亲近便坐讲论道义，又广泛延请俊彦陪侍法从，朝夕延见讲磨治体，那么睿智更加明察，王道允塞了。人君想要使天下归附，应当显明其道，诚意对待万物，恕己以及人，发政施仁，使四海蒙受其恩泽就可以了。如果施以小惠，违背道义求取声誉，想要使天下亲近自己，那么其道就狭隘了。古代的圣王之所以能化奸宄为善良，安抚仇敌为臣子，是因为不与他们断绝。如果没有包容之道，而与己不同的全都弃绝，不近乎弃绝天下以仇视君子吗？所以圣人没有弃物，王者重视断绝人。

涑水司马氏说：道，万世没有弊病。夏、商、周的子孙，如果能常守禹、汤、文、武的法度，哪有衰乱呢？所以武王攻克商朝，说：“于是反商政，政由旧。”那么即使是周室，也用商的旧政。《尚书》说：“无作聪明，乱旧章。”《诗经》说：“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那么祖宗旧法，怎么可以废除呢？

元城刘氏说：“《尚书》称尧的德说：‘稽于众，舍己从人。’舜告诫他的臣下说：‘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后有言。’伊尹告诫太甲说：‘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