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五

译傅说回复高宗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才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圣明。”那么古代那些聪明睿智的君主，之所以能够远远超过常人，没有不以寻求劝谏作为首要任务的。以前的圣人深居宫禁之中，认为即使穷尽自己的聪明才智，仍然不足以穷尽天下的见闻，于是将耳目的职责托付给台谏官员。而台谏官员，总是以天下的公议为主，公议认为对的，台谏一定认为对；公议认为错的，台谏一定认为错。君主之所以不出家门，却能知晓四海九州遥远地方的情况，使万物没有隐瞒真情，就是运用这种方法。

译〇山杨氏说：君主驾驭臣下，只有一个名分，不可改变名分。名分一旦端正，上下关系自然安定。即使有年幼的君主在位，臣下也不会作乱。如果用智谋来笼络臣下，智谋有时也会陷入困境，那么臣下就不会被使用了。问：〇说君主的权力，应当由自己主持，是否意味着不让臣下夺取其权威？这固然正确。《尚书》称“汤说：用人只靠自己”，而孟子也说：“见到贤人，然后任用他”。那么君主的权力，难道可以被人分割吗？然而孟子关于用人、罢免人、杀人的论述，虽然不听从左右近臣的毁谤与赞誉，也不盲从国人的公众舆论。国人的公众是非，我跟随并考察它，必定会有所发现，然后才行动。这样权力就常在我手中了。如果起初没有见解，暂且相信自己的意思去做，也最终会被别人迷惑，不能坚持己见了。

上蔡谢氏说：“帝王的功业，是圣人的余事。有内在的圣德，必定有外在的王业。他存心的宗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公罢了。”

华阳范氏说：君主以一人之身驾驭四海之广，应对万务之众，如果不以极致的真诚和贤人来役使，而独自运用智谋以领先于天下，那么耳目心志所能达到的，能防范什么呢？所以君主必须清心来治理，虚己来对待，像镜子那样明亮，像水那样静止，那么事物到来就不能蒙蔽他了。权衡设立而不能被轻重欺骗，只因为它是平的；绳墨设立而不能被曲直欺骗，只因为它是正的。我用正，他用邪；我用真，他用伪。何必担心邪不能察觉，佞不能分辨呢？一旦不真诚，心就蒙蔽了，邪正怎么能分辨呢？所以镜子有污垢则事物不能察觉，水波动则形象不能显现，是因为自己不明亮的缘故。而且以真诚对待事物，还担心它不感动呢，何况不真诚而能感动事物呢？《易经》说：“天下之动，贞夫一。”朝廷是四方的准则，不是极致的公正无法断绝天下的私心，不是极致的端正无法制止天下的邪气。君主一旦不正其心，就无法端正万事。如果用权术驾驭臣下，这是自己施行欺诈，怎么能禁止臣下的欺骗呢？所以权术施行而欺骗更多，智谋使用而心更劳累，大概用欺诈战胜欺诈，没有能统一的。《礼记》说：“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只有正不能被欺骗，欺骗就不容于诛杀了，难道不简约而容易遵守吗？晁错有言：“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所以亲自处理事务。”这本是刑名的言论，难道足以知道帝王之道吗？然而后世有人引用他的说法来谄媚君主，致使在上位者做有司的事，宰相失职，天下不治，这是由于臣下不学习的过错。君主任用一位宰相，宰相举荐贤才，贤者各自引荐同类，难道不轻易而成功吗？所以上位者不能代替下位者，下位者不能劳烦上位者。如果在上位者亲自做有司的事，难道只是治理天下不可为吗？一个县也不可治理，何况只是一个县呢？一家也不可治理。

武夷胡氏说：“君主对待臣下，恩礼虽然一致，但崇高严格，常施行于介胄〇牙之夫，以折断其骄悍难使之气，柔逊谦屈，必定施行于林壑退藏之士，以磨砺其廉靖无求之节，这样才能驾驭人才，表正风俗，威有所当加，势有所下降。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降于所可降，以忘势则昌。”

致堂胡氏说：“以违拂对应顺从，就有恭与不恭的相似；以恣肆对应儆戒，就有乐与不乐的差异。只有聪明睿智的君主，才知道违拂是恭，而顺从是大不恭；知道儆戒可乐，而恣肆有大不乐。”

五峰胡氏说：“人都生于父，父道本乎天。说人都是天的儿子，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天道至大至正，王者至大至正，奉行天道，才可以称为天的儿子。”养育天下而享受天下的称为君，先天下而后天下的称为臣，反过来的有国危国，有天下危天下。君主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就是不知君道。君道如何？回答说：“天行健，君主不可顷刻忘记其君天下之心。像天的运行，一息不继，那么天道就坏了。”天下有三大：大本，大几，大法。大本，一心也。大几万变也，大法三纲也。有大本然后可以拥有天下，见大几然后可以取得天下，行大法然后可以治理天下。所以君主能以天下自任，那么皇天上帝就赋予他天下了。君主以遵从上古列圣的盛德大业自期，那么天下仁人争相辅佐他。君主以保养天下为事而不自我奉养，那么天下黎民趋向拥戴他。上得天心，中得圣贤心，下得百姓心，这就叫一心，心一天下就统一了。天下的变化无穷，其大几有四：一曰救弊之几，一曰用人之几，三曰应敌之几，四曰行师之几。几的到来，变动不测，不可预先图谋，必须〇然不动，然后能应对。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一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妇之法。夫妇有法然后家庭正道，父子有法然后人

译大道长久，君臣之间有了法度，然后天地才能安泰。天地安泰，是礼乐兴起的原因。礼乐兴起，然后赏罚才能适中，百姓才能安定。君主能全面了解下属，就能耳目聪明，使万里之外的人亲近得如同在床席之间；如果偏听偏信，就会昏乱，使得父子夫妇之间疏远得如同在万里之外。君主想要挽救偏听偏信的祸患，没有比穷究事理更优先的，没有比减少私欲更重要的，穷究事理与减少私欲是相互促进的。天下有两件难事：用道义使人信服很难，难处在于我自己；用权势力量使人信服很难，难处在于他人。坚持道义而不放弃，禁止权势力量而不施行，那么人心就会信服，天下就会安定。《易经》《诗经》《春秋》，是圣人的道理。圣人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回答说：圣人，是用一个人的智慧来治理亿万百姓的德性，止息他们的争夺，成全他们的生活养育。天下的臣子有三种：有喜好功名而轻视爵位俸禄的臣子，这种人，名声得到、功业成就就停止了；有贪图爵位俸禄而蒙蔽功名的臣子，这种人，必定会忘记自己的性命；很少能避免灾祸的，有遵循道义而行动的臣子，这种人，得到爵位俸禄功名不认为厚重，失去也不认为轻微，只考虑我的道义如何罢了。统治天下，统御百官，这三种臣子混杂着一起进用，做君主的怎么知道并决定他们的进退呢？孟子说：“君主仁爱，就没有人不仁爱。”义理是众生的本性，义理施行而道理明了，那么众生就会归附敬仰了。敬爱亿万百姓的心意，恭敬确立而仁爱施行，那么人心就会真诚恭敬了。感应神灵的情性，真诚就能感动而神灵就会降临了。

译豫章罗氏说：“祖宗的法度不可废弃，恩德不可依赖。废弃法度，就会发生变乱之事；依赖恩德，就会产生骄奢淫逸之心。自古以来，恩德最深厚的莫过于周朝，最为明显。假使周朝子孙世代遵守法度，那么历经至今仍然存在也是可能的。君主采纳谏言的根本在于虚心，大禹拜受善言，所以能够纳谏；唐德宗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所以能够拒谏。”

朱熹说：“天下的纪纲不能自行确立，必须君主的心术公平正大，没有偏私邪曲的私心，然后纪纲才有依托而得以确立。君主的心不能自行端正，必须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讲明义理的归宿，堵塞私邪的路径，然后才可以得到端正。”

天子至尊无上，他的居处，内部有六寝六宫，外部有三朝五门，那些负责嫔妃、侍卫、饮食、衣服、财货的官员，都由冢宰统领；那些负责冕冠、车旗、宗庙祭祀、巫史、卜筮、乐工的官员，都由宗伯统领。有太师以正道教导他，有太傅以德行道义传授他，有太保以保护他的身体，有师氏以美好之道告诫他，有保氏以规谏他的过失。前面有疑官，后面有丞官，左边有辅官，右边有弼官，那些侍从仆役没有不是正直的人，早晚辅佐君主，出入起居没有不恭敬的，发布号令没有不善美的。在车上有旅贲勇士的防护【旅贲，勇士，掌管拿着戈盾，夹着车奔跑】，在门屏之间有官师的典章【门屏之间称为宁】，倚靠几案有训诵的规谏【工师所诵的谏言，书写在几案上】，在寝宫有亲近侍御的箴言【〇，近也】，面临事务有瞽史的道义，宴居时有工师的诵唱。史官记录【太史君主举动就记录】，瞽官作诗，工官诵读箴谏，大夫规劝教诲，士人传达言语，庶人批评议论，商人在市集陈列货物【旅，陈列，陈列货物以显示当时所贵尚的】，百工献艺【献出技艺以辅助政事】，行动时左史记录，言语时右史记录【其书《春秋》《尚书》有存世的】，御用乐工察听音乐的高低【几，犹察，察其乐】。不幸至于有过失，又有七位争臣，当面折谏、在朝廷争辩以匡正救助他。大概用来培养君主的措施，达到如此完备，所以能够恭己南面，内心无为，以守住至正，而容貌的恭敬足以产生肃穆，言语的顺从而足以产生宽厚，视线的明亮足以产生智慧，听力的聪敏足以产生谋略，思维的睿智足以产生圣明，然后能够用八柄驾驭群臣，用八统驾驭万民，而奖赏无不令人喜庆，刑罚无不令人畏惧，远方无不抵达，近处无不臣服。

傅说所说的“奉行天道，建立邦国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不只是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武王所说的“确实聪明的人成为元首，元首成为百姓的父母”。所说的“上天降下百姓，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师长，只有他们能够辅佐上帝，宠幸安抚四方”。箕子所说的“皇天建立其至极，收敛这五福，用来广施赐予他的百姓，只有这时他的百姓对于你至极，赐你保持至极”。董仲舒所说的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天无私地覆盖，地无私地承载，日月无私地照耀。所以王者奉行三无私以辛劳于天下，那么就能兼临博爱，廓然大公，而天下的人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倘若在其中又以新旧来区分亲疏，那么那种偏私的情结，褊狭的度量，固然已经使人愤然产生不服之心，而他喜好取舍，又必定不能合乎义理，而严重到甚至阻碍谋划败坏国家，妨害道德扰乱政事，而他的危害则不可胜言。天下的根本在国家，国家的根本在家。所以君主的家齐则天下无不治，君主的家不齐则没有能治理其天下的。因此三代之盛，圣贤之君能修其政的，莫不本于齐家。大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男女之别严的，是家的齐。妻齐体于上，妾承接于下，而正庶之分定的，是家的齐。采有德，戒声色，近严敬，远技能的，是家的齐。内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达，请谒不行的，是家的齐。然而闺门之内，恩常掩义，所以虽以英雄之才，尚有困于酒色，溺于情感而不能自克的。如果不是正心修身，动由礼义，使之有以信服我的德行而威严我的威严，那么又何以正其宫闱，杜绝其请托，检束其姻戚而防范祸乱的萌芽？《尚书》说：“母鸡司晨，惟家之索。”传曰：“福之兴，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阃内。”一念之萌，则必谨而察之，这是天理呢？是人欲呢？果真是天理，那么恭敬地扩大它，而不使其稍有壅塞；果真是人欲，那么恭敬地克制它，而不使其稍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知道它是正确的而行之，那么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当忧其力之过度。知道它是错误的而去之，那么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当忧其果断之甚。知道他是贤能而用之，那么任之惟恐其不专，聚之惟恐其不众，而不当忧其结党。知道他不肖而退之，那么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净，而不当忧其有偏。如此则圣心洞

译然而，如果内心与外界融通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的私欲夹杂其中，那么天下的事情就能随心所欲地去做，没有不称心如意的了。古代先圣先王之所以设立师傅的官职，设置宾客朋友的职位，安置敢于直言规劝的人。

译至于那些职官，凡是凭借先后次序交替更迭，左右辅佐维持，只是担心这颗心在片刻之间或许失去端正罢了。推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实在是因为天下的根本在于此。一旦有不端正，那么天下万事将没有一样事物能得其正，所以不能不谨慎。天下的事情，千变万化，其头绪无穷无尽，但没有一样不根本于人主的心，这是自然的道理。所以人主的心端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样不出于正；人主的心不端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一样能由于正。大概不仅是因为奖赏所劝勉的，刑罚所威慑的，各自随着所向，形势有不能停止的，而且在观察感化的方面，风气发动神速，又有超过于此的。因此人主以渺小的身躯，居住在深宫之中，其心的邪正，而在外面显著验证的，常常好像十只眼睛所注视，十只手所指向，而不可掩盖。这就是大舜之所以有“惟精惟一”的告诫，孔子之所以有“克己复礼”的说法，都是为了端正我们这颗心，而作为天下万事的根本。这颗心既然端正，那么视力明亮听力聪慧，应酬周旋合乎礼仪，而身体没有不端正的。因此所做的事情没有过分或不及，而能执守中道。虽然以天下之大，却没有一个人不归服于我的仁德的。然而邪正的验证，显著于外部的，没有比家人更早的，其次才波及到左右近臣，然后才有途径通达于朝廷而遍及天下。如果宫闱之内，端庄齐整严肃，后妃有关雎之德，后宫没有盛色之讥，像鱼贯一样顺序，而没有一个人敢依仗恩私来扰乱典章常规，收纳贿赂而行请托，这就是家的端正。退朝之后，从容休息，贵戚近臣，宦官太监，侍奉陪从在左右，各自恭敬地履行其职，上面畏惧不测的威严，下面谨慎覆盆之戒，没有一个人敢勾结内外，窃取威福，招揽权势以市恩宠，从而扰乱朝政，这就是左右的端正。内自禁省，外达朝廷，二者之间，洞然没有毫发私邪的夹杂，然后发号施令，众人听闻不怀疑，进用贤人退斥奸佞，众心都信服，纲纪得以振作，而没有侵扰的祸患，政事得以修明，而没有阿私的过失，这就是朝廷百官六军万民，没有敢不出于正，而治道完备的原因。心一不端正，那么这几样固然无从得其正。这几样一旦有不端正，而说心是正的，那么哪有这种道理呢？因此古代圣王兢兢业业，持守这颗心，即使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以放纵之地，而所以精一它、克复它，如同面对神明，如同临近深渊峡谷，未曾敢有须臾的懈怠。然而还担心在隐微之间，或许有差失而自己不知道，因此建立师保的官职，以自我开导明晓，设置谏诤的职位，以自我防范纠正，而凡是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货，以及宦官宫妾的管理，没有一样不由冢宰之官统领，使得他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以有司的法度来制约，而没有丝毫的缝隙，瞬息的时间，得以隐藏毫发的私心。大概虽然以一人之尊贵，深居九重之深邃，而凛然常常好像站立在宗庙之中，朝廷之上，这就是先王的治理之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纯白，没有少许瑕疵，而其遗风余烈，还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度程式。人主应当务求聪明的实质，而不应当追求聪明的名声，信任大臣，每天与他们谋划事情，反复辩论，以求达到最恰当的结果，这是聪明的实质。偏听左右，轻信人言，这是聪明的名声。务求其实质的人，现在虽然不明，久了必定通晓领悟；务求其名声的人，或许一时可以惊动视听，然而中间实质不明，越久就越昏暗了。二者之间，所差毫厘，而其得失则有大大相远的。讲学是为了明理而预先引导，定计是为了养气而事后督促，任贤是为了修政而在其中经纬。天下的事情，没有超出此范围的。问：圣人兼三才而两之，说上至天，下至地，中间是人，充满两间之间的，无非是这个理。虽然是圣人出来，左提右挈，原始要终，无不是想要人有所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的性。天保佑下民，为他们设立君主，设立老师，只是为此道理，所以设立君主和老师，以辅助相成左右民众，使各自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的善而已。所以圣人以其先得诸身的与民共享，只是为这一个道理。南轩张氏说：“人主尤其不可孤立。尧舜明四目，达四聪，通达天下为一身。如果纣王就是独夫了。”汉武帝说：“多欲不宜君国子民。”这话极是。既然是多欲，岂可让他君国子民？武帝虽然能说这话，他却也是多欲。然而这话不可以因人废言，人主不可以苍苍者便为天，应当求诸视听言动之间一念才是，便是上帝览观。上帝临汝，简在大心。一念才不是，便是上帝震怒。西山真氏说：“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可以知天道。大概父母对于子女，鞠育而遂字之，是仁；鞭扑而教戒之，也是仁。君主对于臣下，爵赏以褒劝之，是仁；刑罚以耸砺之，也是仁。天保佑民而为他们设立君主，其爱之深，望之切”

译没有不同于父母对子女、君主对臣下的感情。所以君主的德行没有亏欠，上天就会为他高兴，从而产生祥瑞；君主的德行有缺失，上天就会显示谴责，从而出现灾异。灾异和祥瑞虽然不同，但用来勉励君主行善的目的，是一样的。上天爱护君主到了这种地步，做君主的，难道可以不把上天的心意当作自己的心意吗？

译鹤山魏氏说：古代的君主，把天子的位置看作极其艰难、极其危险，如同踩在老虎尾巴上，如同走在春天的薄冰上，如同病痛缠身。因此，师氏在朝廷任职，仆臣端正位次，太史奉行避讳，工师诵读诗歌，御用乐师奏响乐章，巫史前后侍奉，卜筮官左右辅佐，君主没有一时可以放纵懈怠的。虞代的宾客在朝位，三恪协助祭祀，夏代的遗民在庭院，殷代的遗民在宗庙，仇敌之民在郊甸，夷狄之隶在宫门，君主没有一件事不保持警戒畏惧的。虫鸟飞翔就防备满溢，太阳出来就临朝听政，太阳偏西就在路寝处理政务，日中时考核政事，傍晚时纠察防备，天刑官日入时洁净供奉祭品，然后才得安歇，君主没有一刻可以空闲安逸的。后妃入宫觐见有法度，应门敲击梆子，鼓人登上厅堂，女史授予玉环，彤管记录过失，君主没有一息可以纵欲的。凭着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的财富，却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在宫内的日子常少，在宫外的日子常多，这大概是为了涵养寿命的根源，保全自身并保全百姓。这难道只是用来保全百姓吗？即使是子孙千亿，也从此开始。自从秦人荡除了古代的制度，身为上位者的人，深居在清静幽微之处，却听命于妇女和宦官，在卧室中发出命令，四方的文书，不是亲近侍奉的臣子就不能上达听闻，千百年以来，沿袭着同一条道路。于是宦官、外戚、女宠、嬖幸，代代掌握政权，君主仅仅拥有空虚的权位，寄托在百姓之上。他接见士大夫，不敢超过临朝片刻的时间，凡是伤害生命、戕害性情的东西都陈列在面前，这难道只是湮灭了政事的源头，更是伤害了寿命的根本。身体不得健康，子嗣不得繁衍，都是因为这个缘故。

鲁斋许氏说：“百姓生来就有欲望，没有君主就会混乱。上天眷顾天命，设立君主和师长，必定赋予他们聪明刚健的资质，厚重包容的气量，使他们超出万物之首，表率并匡正万邦。这大概是上天用极其艰难的职位来委任他们，而不是给他们安逸的地方来娱乐他们。从尧舜以来，圣明的帝王，没有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的，日中尚且没有闲暇，天未亮就穿衣起身。确实知道上天所赋予的极其艰难的职位，起初不可以用轻忽的心态来对待。知道它艰难而用艰难的心态去对待，那么艰难或许可以变得容易；不知道它艰难而用容易的心态去对待，那么日后的艰难就有无法处理的了。”孔子说：“人们说：‘做君主很难，做臣子也不容易’，那么这种说法由来已久了。”君主不担心说出话语的困难，而担心践行话语的困难。知道践行话语的困难，那么他说话就不容不谨慎了。从前刘安世拜见司马温公，询问尽心修身的要领，可以终身实行的道理，温公说：“大概是‘诚’吧！”刘公问实行它从哪里开始，温公说：“从不说谎话开始。”刘公起初很轻视它，等到退下后自己检点平时的行为以及所有的言语，发现自相矛盾、互相牵制的地方很多。努力实行七年之后才成功，从此言行一致，表里相应，遇事坦然，常常有余力。刘安世只是一个士人，所交往的是一家之亲、一乡之众、同列之臣，不过数十百人罢了。然而用言语和行为相比，还有自相矛盾、互相牵制的地方，何况天下如此之大，百姓如此众多，事情有万变，每天有万种细微事务，而君主用一身一心去应酬应对，想要言语没有失误，难道容易做到吗？所以有过去所说的话今天记不起来的，今天所命令的而后天自己感到危险的，可否异同，纷纷更改，纲纪不能颁布，法度不能确立，臣下虽然想要勤勉，却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白白沉溺于琐碎事务之中，最终毫无补益。何况因此造成的弊端，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制，在下的人疑惑惊恐，并且议论君主无法无信，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处在极其艰难的位置上不用艰难的心态去对待，而用容易的心态去对待的缘故。如果遵循古人的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根本，凡是有一件事来临，有一句话发出，必定探求它之所以然，以及它应当如何，不被喜爱所牵制，不被憎恶所蒙蔽，不因喜悦而行动，不因愤怒而激动，虚心端正意念，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即使有不恰当的地方，也很少了。为什么身为上位者的人大多喜欢舒展放纵，身为臣子的人大多从事逢迎取悦呢？逢迎取悦本来就是出于私心，私心旺盛就不畏惧人了；舒展放纵本来就是出于欲望，欲望炽盛就不畏惧天了。用不畏惧天的心，与不畏惧人的心，感应契合没有间隙，那么所追求的都是称心快意的事了。称心快意就口欲言而言，身欲动而动，又哪里肯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根本，对一言一事深思熟虑后审慎处理呢？这就是君主践行话语的困难，之所以比天下其他人更难的原因。君主处在亿万百姓之上，所掌握的是给予剥夺、升降进退、赏罚生杀的大权，不幸被欺骗，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它的危害难道可以穷尽吗？君主如果没有喜怒，那么迎合他的喜悦来谋取恩惠，鼓动他的愤怒来张扬权势。君主如果没有爱憎，那么假借他的喜爱来成全私利，借他的憎恶来报复怨恨。甚至本来没有喜悦，欺骗他使他喜悦；本来没有愤怒，激怒他使他愤怒；本来不值得喜爱，极力赞美使他喜爱；本来无可憎恶，极力诋毁使他憎恶。像这样，那么被提拔的不一定是君子，被罢黜的不一定是小人；被给予的可能没有功劳，而被剥夺的可能有功劳；以至于赏赐惩罚、生杀予夺，很少有得其正道的。君主不醒悟，日日处在欺骗之中，反而依靠这些人揭发细微隐秘，来防备天下的欺骗。欺骗到了这种地步，欺骗还可以防备吗？大抵君主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人得当，就不需要防备了。既然不这样做，那么所亲近的

译这些人不过是争着进身的人罢了，贪图利益的人罢了，不知羞耻的人罢了。他们倚仗欺诈、使用权术，通过千条小路万种途径，来迷惑君主的心。在这种情况下想要防备他们的欺骗，即使是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能做到。作为君主，应当以仁德为归宿，天地的本心也就是仁罢了。

译君德

程子说：“为了宗庙社稷和百姓的长远打算，只有辅助培养君主的德行；而辅助培养的方法，不仅仅是阅读史书、阅览古今而已。必须使君主每一步都不离开正直的人，才可以熏陶培养，成就圣人的德行。”

河东氏说：“君主的德行，就是天的德行。拥有这样盛大的德行，所以能够上顺天理，下达人情，没有一件事出错，没有一物违背常理。像天的德行那样广大，像深渊那样深不可测。显现出来，百姓没有不尊敬的；言语表达，百姓没有不相信的；行为举止，百姓没有不喜悦的。他的声名洋溢，无论远近，无论内外，极尽天地所覆盖承载的范围，日月所照耀的地方，霜露所降落的所在，凡是有血气的生命，没有不尊崇亲近的。所以说：与天相配。圣人的事业，都尽在于此了。”

华阳范氏说：“《尚书》说：‘从成汤到帝乙，成王敬畏辅相。’称颂中宗说：‘严肃恭敬，敬畏谨慎。’称颂大王、王季说：‘能够自我抑制敬畏。’《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作为君主，行动必定有所敬畏，这是盛大的德行。否则，凭着一人肆意妄为于百姓之上，什么事做不出来呢？”

豫章罗氏说：“仁义，是君主统治的方法。只施行仁，天下人爱戴他却不畏惧；只施行义，天下人畏惧他却不爱戴。夏商周三代的君主，仁义并重，所以享有国家长久。自从汉代以来，往往偏执一端，比如汉文帝过于仁，宣帝过于义。仁可以过度，义不可以过度。”

朱子说：“修养德行的实质在于去除人欲、保存天理。人欲不一定只是声色货利的娱乐、宫室观游的奢侈。只要心中存留的念头稍微偏离正道，就是人欲。必须保持敬畏之心以敬畏上天，扩展宽宏的度量以对待下属，不敢自以为是而要求别人必须与自己相同，不遵循偏见而认为众人没有可取之处，不甘愿接受谄媚之人而在表面上尊敬正直之士，不拘泥于近利而忽视远大的谋略。出入起居，发布号令，念念不忘，不敢懈怠。又要选择端正正直、刚强明察、忠诚直率、能直言极谏的人，早晚在身边侍奉，不让亲近宠幸、善于逢迎的人得以窥探间隙，迎合旨意，污染风气，迷惑扰乱视听。务必使这颗心虚静明澈、广大包容，平正中和，表里透彻，没有一丝一毫私意的牵累，这才算是德行的修养。这样上可以感通天下，可以感动人心。凡是想要做的事，没有不如愿的。”

西山真氏说：“三代圣王以恭敬作为修身立政的根本。所以伊尹告诫太甲说：‘继位的君王要敬畏自身，念及……’又说：‘恭敬地端正自己，遵循祖先所行的道路。’周公告诫成王，一是说：‘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检点。’二是说：‘治理百姓要敬畏谨慎，不敢荒废安宁。’三是说：‘能够自我抑制敬畏。’四是说：‘君王要恭敬德行。’而召公的告诫，一是说：‘唉，怎么不恭敬呢？’二是说：‘君王要赶快恭敬德行。’三是说：‘君王恭敬行事，不可不恭敬德行。’四是说：‘只有不恭敬德行，才会早早丧失天命。’伊尹、周公、召公都是古代的圣贤，他们启发教导君主的话，如同出自同一人之口。再考察《尚书》：‘昏乱不恭敬，傲慢自以为是，这是禹征伐有苗的原因。’‘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这是启讨伐有扈的原因。’‘轻慢五常，荒怠不敬，自认为有天命，认为恭敬不足，这是武王诛杀独夫纣的原因。’大概恭敬就是尧、舜、禹、汤、文、武；不恭敬就是有苗、有扈、独夫纣。圣人与狂人的区别，治与乱的判断，没有不出于此的。先圣赞《易经》，在《乾卦》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说效法天的刚健；在《坤卦》说：‘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效法地的博厚。不效法《乾》，无法主宰万物；不效法《坤》，无法包容万物。泛观古代，凡是过于刚强的，表现为亢奋、暴虐、强横、自以为是；偏于柔弱的，表现为昏暗、懦弱、优柔寡断。虽然过失不同，但危害治道是一样的。诚这个道，可以参赞天地、辅助化育，它的功用很大。然而寻求用力的地方，不过是说没有虚妄，不欺骗，悠久不息。尽到这三点，诚的体就具备了。什么叫无妄？就是真实而不夹杂虚伪。什么叫不欺？就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戒慎，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恐惧。什么叫不息？就是始终如一，时时日日更新。这三者有一点没做到，那就离圣人很远了。暂且概括地说：实质奢侈而用节俭来文饰，实质暴虐而用仁义来掩盖；所喜欢的是谄媚，表面上却做出纳谏的名声；所爱的是奸邪，表面上却做出敬贤的样子。这是虚妄，不是诚。在大庭广众之中修饰，在深宫闲居之地放肆；在亲近君子时矫揉造作，在亲近小人时显露本性。这是欺骗，不是诚。敬畏不久，怠慢随之而来；节俭不久，奢侈随之而来；勤劳与懈怠没有常态，温和与暴戾不一致。凡此种种，都不是诚。《易经》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是说感应之迅速。《诗经》说：‘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是说实质容易彰显。如果意念稍有偏差，那么观察感应的结果立刻不同，岂不是很可畏吗？”

圣学

程

译孔子说：人的心广大无边，各种善德都具备，盛大的德行和伟大的事业由此而成。所以想要传承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理，不过是扩充这颗心罢了。帝王的学问与儒生崇尚的不同，儒生从事章句文义的考据，帝王则致力于把握要领，将其施行于事业。大概圣人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都完备地记载在典籍中，如果掌握了要领，举而行之，就没有什么困难了。君主的学问，只应当以务实为急，辞章命意不是首要的。古代的君主，守成业而达到盛世治理的，没有比得上周成王的。他之所以德行盛大，是因为有周公。周公辅佐成王时，从小让他学习，所见必是正道，所闻必是正言，左右前后必是正人。所以习惯随着智慧增长，教化与内心相融合。如今辅佐养育的道理，不可不周到。所谓辅佐养育的道理，不是说用言语告诫，有过错后再进谏，尤其在于养育熏陶罢了。现在如果在一天之中，接见贤士大夫的时间多，亲近宦官的时间少，那么气质自然变化，德行器量自然成就。谨慎地选拔贤德之士来等待劝讲，讲读结束后，常留下来以备咨询，从容闲谈，不仅逐渐切磋，至于人情物态、农耕艰难，日积月累久了，自然通达，比起常处在深宫之中，益处多多了。传授道德义理，在于防止听闻见闻的邪僻，节制嗜欲的过度。保养身体，在于适应起居的适宜，保持敬畏谨慎之心。所以左右近侍，应当选拔老成厚重小心的人，服饰器物，都必须是质朴之物，使华丽巧饰靡丽之物不到眼前，浅俗之言不入耳中。凡是动作言语，必定让劝讲者知道，或许能随时规劝，应时纠正，调护圣上身体，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君主居于崇高之位，掌握威福之柄，百官畏惧而不敢仰视，四方崇奉而所欲必得。如果不是懂得道义、敬畏义理，像这样养育，那么中等资质的君主无不骄横放肆，英明的君主自然自满自足。这是古今共同的祸患，治乱由此产生。所以周公告诫成王，称颂前王的德行，以恭敬谨慎为首。纵观前代，成就幼主，没有比周公更完备的，成为万世的法则。考察《立政》一书，其言常伯常任的尊贵，与缀衣虎贲的卑贱同以为戒。关键在于得人，因为懂得体恤的人很少。整篇反复，只有这一件事罢了。仆臣正直，君主才能正直，左右侍御仆从没有不是正人，早晚承奉辅弼，然后起居出入不违背礼制，发号施令没有不善的。后世不再这样，认为君主就学，只是为了涉猎书史，阅览古今。这只是其中一端罢了，如果说这样就够了，那么能文的宫人可以担任劝讲，知书的内侍可以充任辅佐。又何必设置官职，寻求贤德之士呢？自古帝王，才质很少不超过常人，具备完美德行有道之君极少。这是什么原因呢？都是辅佐养育不得其道，而权势地位使之如此。

译华阳范氏说：“君主学习与不学习，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如果好学，那么天下的君子就会欣羡仰慕，立于朝廷以正直之道侍奉君主，辅助道德功业而达到太平盛世。如果不爱好学习，那么天下的小人都会动起心思，想要立于朝廷以邪曲谄媚侍奉君主，窃取富贵而专擅权柄利益。”

山杨氏说：“古代的圣人，固然没有比舜更优秀的了。舜处在卑微的地位时，与木石居住，与鹿猪游玩，本来与深山中的野人没有什么不同。这难道是凭借文采超过别人吗？伏羲画八卦，文字记载从《尧典》开始，当时六经大概还没有出现。而舜之所以成为圣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么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他的学习一定有所在之处。”

武夷胡氏说：“英明的君主以致力于学习为急务，圣人的学问以端正内心为关键。心是事物的根本，端正内心是衡量事物、主宰万物的权柄。六经所载的古训，不可不考察。至于分章析句，牵强附会地制定义理，对心术没有益处的，不是帝王应从事的事业。心是身的根本。端正内心的方法，先要推极知识并使意念真诚，所以君主不可不学习。大概平定祸乱，虽然军务紧急，但必定根本在于内心。不通过学习来推极知识，那么内心就会混乱，怎么能成就帝王的功业呢？”

致堂胡氏说：“古代的君主，既然得到了贤才，安排他们担任官职。于是早晨听取政事，那么公卿在面前，史官在左右，七位谏诤之臣，训导告诫教诲而没有懈怠早晨的政务。白天访问咨询，那么参照成法，学习古训，多了解前人的言行和万民的疾苦，以及事物情理的幽深隐秘，而没有懈怠白天的政务。晚上修定法令，那么思考应对与违背，考虑荣耀与耻辱，谨慎而后颁布，安定而后施行，不敢苟且，而没有懈怠晚上的政务。又不沉溺于观赏、安逸、游玩、打猎、饮酒、音乐，而且盘上有铭文，几案上有警戒，手杖上有诏令，器物上有箴言，图画上有规劝，技艺上有谏言。凭借恭敬谨慎、敬畏恐惧，不让放纵的心和邪气沉溺其中，像这样夜晚休息，那么又有鸡鸣时贤德的妃子，卷耳中谨慎的女子，警戒互相成就，不贪恋宴乐安逸，天刚亮就显著起身，坐着等待天亮。这才是忧虑勤勉的事情。忧虑勤勉像这样，才可以端坐拱手无为而治。所以勤劳，不是用秤称量文书、卫士催促进餐的意思。无为，不是抛弃万事、沉默呆坐的意思。考察《无逸》中周公的话，那么君主的方法就完备了。”

豫章罗氏说：“君主读经，就效法其中的意旨；读史，就效法其中的事迹。然而读经以《尚书》为先，读史以《唐史》为首。因为《尚书》论述君主善政的很多，《唐史》论述朝廷变故的最多。”

朱熹说：“天下的事情，其根本在于自身；而一个人的自身，其主宰在于一心。所以君主的心一端正，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不端正的；君主的心一邪恶，那么天下的事情没有不邪恶的。就像标杆端正影子就直，源头浑浊水流就污，其道理是必然的。因此古代先哲的君王想要使德行显明于天下，没有一个不以端正内心为根本的。然而本心的善，其本体极其精微，而利欲的攻击不胜其多。曾经试验在一天之间，声色臭味，驰骋游乐，土木的华丽，货利的增殖，杂乱地出现在面前，日新月异。其间心体清澈，善端显露的时候，几乎没有。如果不是讲学的功夫有以开明内心而不迷失于邪正所在，又必定相信道理在我，不可以片刻离开，那么怎么能得到此心的端正，战胜利欲的私心，而应对事物无穷的变故呢？然而所谓学习，又有邪正的区别。体味圣贤的话，追求义理的恰当；考察古今的变化，以验证得失的关键；而必定反求自身以实践其实，这是学习的正道。泛览记诵而以杂乱博学相高，割裂拼凑而以华丽靡费相胜，反求自身则无实质，付诸行动则不恰当，这是学习的邪道。学习正道而心不端正的，很少；学习邪道而心不邪恶的，也很少。所以讲学虽然是端正内心的关键，而学习的邪正，其影响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审察的，又如此重要。《易经》说：‘端正其根本，万事就条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舜告诫禹说：‘人心危险，道心精微，惟精惟一，真诚执守其中。’而必定接着说：‘无根据的话不要听，未经咨询的谋划不要用，谨慎你的职位，恭敬修持你的职责。’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孔子告诉颜渊，既说：‘克制自己，回归礼就是仁。’一天克制自己回归礼，天下就归向仁。实行仁由自己，难道由别人吗？又说：‘不合礼的不看，不合礼的不听，不合礼的不说，不合礼的不做。’既告诉损益四代的礼乐，而又接着说：‘放逐郑国的音乐，远离奸佞的人。’郑国的音乐淫荡，奸佞的人危险。唉！这是千圣相传心法的关键，其所以极尽天理的全部，而察知人欲的尽头，可以说兼括本末巨细而列举了。两汉以来，不是没有治理的君主，而没有能有志于此的，所以虽然有时随世就功名，但最终不能与帝王的盛世相比。其或耻于做平庸的君主，而想在此道上用力，那么又不免被老子、佛家的学说所蒙蔽。静则徒以虚无”

译以消灭为快乐，却不知道有所谓实理的根源；行动时只把顺应因缘、没有阻碍当作通达，却不知道有所谓善的萌芽。因此，在日常应用之中，内心与外物背离，不能相互为用，反而妨害了政事。大概所谓千圣相传的心法要旨，于是就不再讲求了。帝王的学问，虽然与平民不同；治理国家的事业，固然与章句之学有

译我对其本末次序感到惊异，私下认为这并没有第二条道理。圣贤的言论，平铺直叙地摆在那里，自有无穷无尽的意味。在这里从容地玩味，默默领会而内心通达，那么治学的根本就在此确立了，而其应用也可以由此推演了。弊病在于立论崇尚新奇，推演类比追求广博，因此反而丧失了圣言平淡的真味，而徒然成为学者口耳相传的末流习气。至于君主能够这样做，又恰好成为他自作聪明、自认为贤圣的工具，不仅没有益处，而且危害更甚。君主用来治理天下事务的根本，在于一心，而心所主宰的，又有天理和人欲的区别。两者一分，公私邪正的道路就判然分明了。大概天理是此心的本来面目，遵循它，心就公正而且端正；人欲是此心的疾病，遵循它，心就偏私而且邪恶。公正端正的，安逸而且日益进步；偏私邪恶的，辛劳而且日益拙劣。其效果达到治乱安危，有着极大的差别，而其开端仅仅在于一念之间罢了。舜禹相传，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一，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君主的学问，应当以明理为先。这个理既然明白了，那么凡是应当做的就一定去做，不应当做的就一定停止，没有不是遵循天理的，而不是有意志、必成、固执、自私的私心了。周武王说：“只有天地是万物的父母，只有人是万物的灵长，真正聪明的人做元首，元首做百姓的父母。”而孟子又说：“尧舜是出于本性，商汤周武是返归本性。”我曾经根据这两种说法而深入思考，天地广大，无不生育，确实是万物的父母了。人在其中，又独自得其正气，而能保全其性之完整，所以是万物的灵长。至于元首，则在人类之中，又独自得其正气的旺盛，而能保全其完整之性的尤甚者，所以能穷尽天下的聪明，而出于人类之上，以覆盖养育他们，这就是所谓“做百姓的父母”了。然而以自古圣贤来看，只有帝尧、大舜，生来就知道，安然地实行，能够履行这个职位，担当这个责任，而没有愧疚。至于成汤、武王，则其聪明的资质，本来就不能像尧舜那样完备了。只是他们能够通过学习而知道，通过努力而实行，能够选择善道而固执坚守，能够克制自己而恢复礼制，所以有办法恢复其德性聪明的全体，而最终也达到了尧舜的境界，成为亿万百姓的父母。大概他们天生的资质虽然似乎不及，但他们返归本性的极致，则未曾不同。孔子所谓“及其成功则一”，正是说的这个意思。如果真能在日常用度之间，言语沉默、动静举止，一定以收放心作为根本，而在玩味经典、观看史书，亲近儒学，已经用力的地方，更加用力。多次召见大臣，切磋治道，让他们陈述紧要急迫的事务。至于群臣进言应对，也赐予温和的脸色，反复询问探访，以求政事的得失，民情的休戚，而又借此考察人材的邪正短长。希望对于天下的事务，各自得其理。经历详尽，融会贯通，聪明日益开启，志气日益强盛，德声日益闻名，治效日益显著。四海之内，瞻仰敬畏爱戴，如同亲近父母，这就是返归本性的极致，而尧舜汤武的盛世，也不过如此。

勉斋黄氏说：“帝王的学问，必须先格物致知，以穷尽事物的变化，使义理所在，细微之处都完全照见，那么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对天下的事务。”

西山真氏说：“只有学习可以涵养此心，只有恭敬可以存养此心，只有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心。大概义理与物欲是相互消长的。笃志于学习，则每天与圣贤为徒，而有自得之乐；持身恭敬，则凛然如神明在上，而没有非僻之气的侵扰；亲近贤人君子的时间多，则警戒的话每天都能听到，谄媚邪恶之人不能迷惑。三者共同致力，则圣心清澈，如日之明，如水之清，以义理为主，而物欲不能夺去。”君主的学问，其关键在于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作为治理天下的根本，不是仅仅雕琢词艺、剖析章句，作为书生的末技而已。

鲁斋许氏说：“大凡人的情态，在忧危时敬慎，在闲暇安乐时惰慢。只有圣人不这样。尧舜只是兢兢业业，没有停止的时候，忧危和闲暇安乐处之如一。一天两天，万几事务怎么能惰慢？程子说：‘只有慎独可以行王道。’起初不以为然，慢慢思考，不这样不能行王道。大概功夫有间断的缘故。以太宗的英明，尚且在此不能进步。两汉的文帝、光武帝，敬慎终身，然而圣学不足以成就他们，可惜啊！”

储嗣

涑水司马氏说：“古代明王教养太子，为他选择方正敦厚善良的人，作为保傅师友，早晚与他游处，左右前后没有不是正人，出入居处没有不是正道。”

五峰胡氏说：“教养太子不可以不谨慎，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爱。大本端正，然后可以保国安天下。”

朱子说：“贾谊作《保傅传》，他的话中有说：‘天下的命运，系于太子；太子的美好，在于早教。’教导与选择左右，教导得当而左右端正，那么太子端正；太子端正而天下安定。这是天下的至言，万世不可改变的定论。至于论述所以教导的方法，则一定以

译以孝、仁、礼、义为根本，而其条目的详细规定，则至于容貌辞气的细微之处，衣服器用的细小曲折，都有法度。一旦有过失，史官就会记录以防备，宰官就会撤去膳食，而且必定设有进善的旌旗、诽谤的木牌、敢谏的鼓，盲人吟诵诗歌、史官记录过失，工匠诵读箴言规劝，士人传达百姓的话语，必定要使教化与内心相合，合乎正道如同天性，却仍然不敢懈怠。选拔左右侍从的法则是：有三公那样的尊贵，有三少那样的亲近，有道德、充实、辅弼、承顺之人，向上必定要得到周公、太公、召公、史佚这类人，才能胜任其职责；向下也必定要选取孝顺悌爱、博学多闻、有道德术业的人。不幸一旦有奸邪之人夹杂其中，就必定驱逐并罢免他。因此太子早晚所与之居处出入、左右前后的人，没有不是正直之人的，而没有见过一个品行不端的人。这就是三代君主之所以有道而长久，以至于历经数百年而不丧失天下的原因。」在贾谊的时代，固然已经忧虑于这种法度的不完备，然而考察孝昭帝的诏书，则还知道诵读学习贾谊所说的话，从而不忘先王的心意。降及近世，帝王用来教育儿子的方法，更加疏略了。大概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不过是记诵书写工整，而没有开启仁孝礼义的习养；至于容貌辞气、衣服器用，即使极端邪僻奢侈，也没有用来裁制规范它们的办法。僚属只是凑数，而没有保傅那样的严格；讲读只是备礼，而没有箴言规劝的益处。至于早晚与之出入居处而亲密无间的人，不过是宦官近侍、扫除奔走之流罢了。凭着帝王之世，应当托付天下大统，上有宗庙社稷的重任，下有四海百姓的生计，前有祖宗开创的艰难，后有子孙长久的计谋，而用来辅助养育的器具却如此疏略，这就像家中生出明月珠、夜光璧，却把它们委弃在道路旁边、盗贼必经之处，难道不危险吗！

译鲁斋许氏说：“有家庭有国家，之所以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没有争夺，是因为出于无为而名分已经确定。就像野兔在野外，人们竞相追逐；堆放的兔子在市场上，人们经过却不回头看。这就叫名分确定。”

君臣

程子说：“君主贵在英明，不贵在明察；臣子贵在正直，不贵在权谋。”

华阳范氏说：“《尚书》说：‘元首英明，股肱良善，那么万事安康。’又说：‘元首琐碎，股肱懈怠，那么万事败坏。’这是舜和皋陶之所以相和而歌、互相警戒的原因。君主以知人为英明，臣子以尽职为良善。君主知人，那么贤者就能施行他们的所学；臣子尽职，那么不贤的人就不能苟且容身于朝廷。这就是万事安康的原因。如果君主行使臣子的职责，那就琐碎不堪了；臣子不担任臣子的事务，那就懈怠了。这就是万事败坏的原因。在舜的时代，禹治理水土，稷播种百谷，土地谷物方面的事务，舜不亲自处理。契推行五教，皋陶明确五刑，教化刑罚方面的事务，舜不治理。伯夷掌管礼仪，夔掌管音乐，礼乐方面的事务，舜不参与。益担任虞官，垂担任共工，山泽工匠方面的事务，舜不过问。禹作为一相，统领百官，从稷以下各自分职听命。做君主的，就像天运行于上，而四季寒暑各自遵循其顺序，那么不劳累而万物生长。君主不可以不安逸，因为他治理的范围大，所执掌的是纲要。臣子不可以不勤劳，因为他治理的范围小，所担任的是细节。不明察的君主不能知人，所以致力于明察而多疑，想以一人之身代替百官的工作，那么即使是圣人也说力量不足。所以他的臣下无论事情大小都归之于君主，政事有得失也不承担责任，贤者不能施行他们的志向，而持禄保位的人得以保住他们的地位，这就是天下不能治理的原因。”

五峰胡氏说：“君主刚健中正纯粹，是超出于万物之上的；臣子柔顺利于贞正，是顺承天命而适时行动的。”只有寡欲的君主，才可以和他谈论王道；只有无欲的臣子，才可以和他谈论辅佐王道的道理。自从三代的王道不再施行，君臣的大义不再明确，君主用富贵引诱臣子，臣子用文行干求君主。君臣相处的关系，是万物变化的根源。既然已经沉溺于利益之中，末流难道还能禁止吗？这就是三代的治世之所以不能恢复的原因。

朱子说：“君臣之间，权柄不可略微加重，权柄重了就没有君主。比如汉末，天下只有曹氏而已；魏末，只知道有司马氏而已。鲁庄公、鲁僖公时期，也靠季友整顿了一番，后来季氏就掌握了权柄，历经三四代，鲁君的气势全无了，只存在一个季氏而已。”叶贺孙问：“这也是起初君臣之间，见识思虑不深远吗？”朱子说：“是的，所以圣人垂示警戒，说‘臣杀君、子杀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它由来已久，是因为辨别不早。这件事起初，只是争些小处，到后来全然只有一边。圣人之所以一天又一天，面对万种事务常常戒慎恐惧。《诗经》称颂文王的兴盛，后面就说‘殷朝未丧失民众时，能够配享上帝，应当鉴于殷商，天命不易’，这里有很多含义。”问：“忠只是实心，人伦日用都应当使用，为什么唯独在侍奉君主上说忠字？”朱子说：“父子兄弟夫妇都是天理自然，人们没有不自知爱敬的。君臣虽然也是天理，但是义合的人便容易苟且，所以必须在这里说忠，却是就不足之处说的。比如庄子说‘命也，义也’，天下的大戒，这说君臣自有不得已的意思。”问：“君臣父子同是天伦，爱君的心终究不如爱父，为什么？”朱子说：“离开背叛，也只是庶民。贤人君子，就不这样。韩退之说：‘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这话为什么？程子说：‘是好。’文公岂不知纣的无道，却这样说，是欺骗众人吗？直是有说法，须是有转语，才说得文王的心意出来。臣子没有说君父的道理，这就见得是君臣之义的地方。庄子说：‘天下的大戒有二：命也，义也。子对于父，无处不是命；臣对于君，无处不是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

东莱吕氏说：“毕公辅佐光耀，四代担任周王的父师，而康王的册命上还有‘不要说不能，不要说民少’的警戒。康王不是敢轻视毕公，大概是警戒勉励，这是君臣间的常法，起初不因为年老而改变。”

臣道

程子说：“臣子对于君主，竭尽忠诚，贡献才力，用不用在于君主而已，不可阿谀逢迎以求君主厚待自己。侍奉君主的人，知道人主不应当自认为圣明，就不说谄媚的话；知道人臣义无私交，就不做结党营私的计谋。”君子侍奉君主，不能得到君主的心，就竭尽诚心以感发君主的志向而已。诚心积累而行动，那么即使是昏庸的君主也可以开导，即使是柔弱的君主也可以辅佐，即使是不正的君主也可以纠正。古时候的人侍奉庸君常主而能施行其道，是因为自己的诚心上达，而君主相信得很坚定。人臣身居大位，功劳盖过天下，而百姓怀念他，那就是危险可疑的地方。必须诚积于中，行动不违背道理，威福不自己发出，人们只知道君主而已。然后位极而无逼上之嫌，势重无专权之过。

译这就可以称为明智贤达的君子了。周公、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人。郭子仪有再造国家的功劳，威势震慑君主而君主却不怀疑他，也是仅次于他们的人了。如果臣子比君主贤能，就辅佐君主做他不能做的事，伊尹对待太甲、周公对待成王、诸葛亮对待刘禅就是这样的。如果臣子不如君主贤能，就只是协助帮助罢了。刚强勇健的臣子侍奉柔弱无能的君主而不做矫揉造作的行为，这样的人很少啊。君臣之间的交往，如果不真诚而只是出于人为的做作，他们能够长久地相互依存吗？做臣子的道义，地位越高，思考如何报效国家，应当越勤勉。饿了就为人所用，饱了就飞走，这是以鹰犬来自我期许啊。这难道可以说是爱惜自身吗？世人传说成王年幼，周公摄政，荀子也说：“行使天下的职权，听取天下的政令。”周公真的践履天子的位置，行使天子的职权了吗？回答说：“不是的。”周公担任冢宰，百官各自总领自己的职责听从他就罢了，他怎么能践履天子的位置呢？又问：“君主去世，百官听从冢宰只有三年而已，周公却长达七年，为什么呢？”回答说：“三年是指嗣位君王居丧守孝的时候，七年是因为成王年幼的缘故。”又问：“赐给周公天子的礼乐，恰当吗？”回答说：“最初扰乱周公法度的，就是这个赐礼。做臣子的怎么能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赐予，伯禽接受，都不能没有过错。《礼记》说：“鲁国郊祭不符合礼制，大概是周公的衰败吧？”圣人曾经讥讽过这件事。解说的人却说：“周公拥有做臣子所不能完成的功业，因此赐给他做臣子所不能使用的礼乐，这就是荒谬的。”做臣子的难道有不能完成的功业吗？假使功业比周公还大，也是做臣子所应当做的罢了。做臣子而不应当做的，谁来做呢？难道没看见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曾子的孝道，也已经很大了。孟子才说“可以”。意思是说：儿子侍奉父亲，他的孝道即使超过曾子，终究是用父母的身份做出来的，难道这是分外的事吗？至于曾子，仅仅可以免除责备罢了。臣子对于君主，就像儿子对于父亲一样。臣子能够建立功业，是凭借君主的百姓，凭借君主的权势地位。假使功业比周公还大，也是凭借君主的百姓和权势地位做出来的，却说这是做臣子所不能做的，可以吗？让做臣子的依仗功劳而怀有怨愤之心的人，一定是这种说法导致的。

译张子说：“近臣保持和谐，就是和平。调和内心以准备应对，不可顺从君主的喜好。”

山杨氏说：“人臣侍奉君主，怎么能用刑名学说去辅佐呢？如果这样，就是使君主失去民心。君主失去民心，就不能得到人心。所以人臣能使君主视民如伤，王道就能实行了。问：以平民身份一天之内见到天子，天子询问他，全部说出心中的想法，事情一定有窒碍不通的地方；如果不全部说出就是不忠，怎么办？回答说：事情也需要衡量深浅。孔子说：‘取得信任后再进谏，没有取得信任就被认为是诽谤。’《易经》恒卦说：‘深求恒道，凶。’这是恒卦的初爻，所以应当循序渐进，不能深求。深求就凶险了。比如问人臣的忠邪，亲近信任的是谁？立刻辨别是非，就有失身的悔恨。君子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不可以把忠当作邪，把邪当作忠，言语之间，无不委婉曲折。至于论理则不然，如惠王问孟子‘怎样使我国获利’，就应当说‘何必说利’；宣王问孟子‘卿不同’，就应当以正道回答。因为不直率道义就不能显现，所以如此。”

和靖尹氏每次赴经筵的前夕，必定沐浴更衣【衣服都熏香】，设置香案，把第二天应当讲解的书放在案上，穿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在燕室斋戒，初夜才睡觉。第二天入侍讲筵。学者问他，说：“必定想要用所说的话感悟君父，怎么能不尽敬？人君尊贵如天，必须尽自己的诚意。”又说：“如果我所说的话能被采纳，那么天下就蒙受其利；不能被采纳，就相反。怎么敢不尽诚敬呢？”

致堂胡氏说：“忠爱君主的，必定思考使君主处于无过的境地，而不计较自身的安危；不忠不爱的，只经营自身，使君主荒怠昏乱而不顾惜。”没有比怠心更难强化的，没有比欲心更难制约的，没有比骄心更难降服的，没有比怒心更难平息的，没有比忌心更难抑制的，没有比惑心更难开导的，没有比疑心更难化解的，没有比偏心更难端正的。然而这些都是放逸的心。大人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就是纠正这些放逸的心。没有达到大人的境界而承担大人的责任，也应当勤勉地思考看齐以侍奉君主。君主心怠就强化他，有欲就制约他，骄横就降服他，发怒就平息他，嫉妒就抑制他，迷惑就开导他，怀疑就化解他，偏私就端正他。要使君主的心常常收敛而不放逸，那么善日兴起，恶日消减，治世可以建立，安定可以保持了。水源浑浊则水流污浊，水源清澈则水流洁净。古人之所以厌恶逢迎君主的人，是因为他们使源头生病。事功出自臣下，效忠智谋，贡献才力，等到有了成就，必定说“这是君主的德行，不是臣子所能做到的”。君主也安然接受，不虚伪吗？因为道本来就是这样，不是虚伪。在《易经》坤卦六三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意思是有了功德就隐晦美德而归之于君主，不敢居功，然后下面得到恭顺之道，上面没有忌妒之心。在《师》卦九二说：“在师中吉，承天宠也。”作为众人的主帅，专断其事，之所以能吉祥，是因为受君主委托，不是自己无故得到的。所以智谋如张良、陈平，如果不作为谋主在帷幄之中，那么灭秦破项羽的事功怎么显现？谋略如英布、卫青，如果不授予斧钺节制关外，那么征伐四方胜利的业绩怎么显著？所以自古有成功而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必定谦虚退让，冲淡得好像没有一样。这既不是用来蓄积德行，也不是用来保全自身。因为矜夸生于气盈，贪恋生于气缺。之所以这样，是为了利禄。在天下有大功勋的人，谁比得上周公？如果周公以功勋自居，既因剪商受赏，又因东征受赏，又因践奄受赏，又因灭国五十受赏，又因制礼乐颁度量受赏，必定见于诗书。现在可以考证的，只是太师位冢宰，开国曲阜以封伯禽而已，没听说赏而又赏。太师冢宰，是他应当做的。让他做东方的诸侯，众建亲贤，不是偏私周公。那么周公有大功勋而没有索取赏赐，是明显的。所以说：“以周公的才美，如果骄吝，其余就不值得观看了。”骄吝，就是气盈而气缺的意思吧？忠贤对于事情，有所不可，也只是陈述正理，开悟君心罢了。听不听，即使是仲尼、孟子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学说被实行。如果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学说被实行，就会用智任术，与小人没有区别了。所以说：“至于成功，那是天意。”

五峰胡氏说：“以仁守身，以守身之道，端正君主的，是大臣。汉唐的盛世，忠臣烈士，攻击君主的过错，禁止君主的欲望，纠正君主的谬误，弹劾奸佞的人罢了，寻求大正君心，引导君主志于道的人，我没有见过。只有董生差不多吧？”

豫章罗氏说：“士人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没有过失，忠厚则天下没有嗟怨。这两者不可偏废。只正直而不忠厚，就逐渐陷入刻薄；只忠厚而不正直，就流入懦弱。汲黯正直，所以避开公孙弘的阿谀；忠厚，所以避开张汤的残刻。武帝在位五十五年，他的臣子中贤能的，只有这一人而已。”立朝的士人，应当爱君主如爱父亲，爱国如爱家，爱民如爱子女。

译然而这三者从未不相互依存。大凡人们爱戴君主，就必定会爱护国家；爱护国家，就必定会爱护百姓。没有以君主为念却不以百姓为念的人。所以范仲淹说：“在朝廷做官，就为百姓担忧；身处江湖偏远之地，就为君主担忧。”确实，士人确立自身品格，要以名节忠义为根本。有名节，就不会歪曲正道以求取进身；有忠义，就不会固守恩宠来欺骗君主。

译朱熹说：“古代的君子身居大臣之位，对于天下的事务，如果了解透彻而不迷惑，承担起来也绰绰有余，就会抓紧时间并勇敢地去做；如果有所不明，力量有所不足，就会咨询访问、讲求探讨以增进自己的见识，举荐提拔人才以寻求帮助，就像救火追赶逃亡的人一样，尤其不敢稍有迟缓。对上不敢愚弄君主，认为君主不值得与他谈论仁义；对下不敢轻视百姓，认为百姓不足以兴起教化；对中间不敢轻慢士大夫，认为他们不足以共同成就功业。一天站在职位上，就一天从事官职的事务；一天不能胜任官职，就不敢一天站在职位上。有所偏爱而不肯做的，是私心；有所畏惧而不敢做的，也是私心。巍然中立，没有一丝私情的牵累，只知道职责所应当做的，像这样，所以志向足以推行大道，大道足以济世救时，对于大臣的责任就可以问心无愧了。”臣子没有爱惜自身、贪图安逸的道理。如今做官不能尽心尽职的人，是没有那种先做事而后取俸禄的心。如果真以天下事务为己任，就应当从纠正君主的错误开始。刚开始想要纠正君主的错误，就应当从自身开始。宰相以得到贤士为功劳，以谦恭下士为困难，而士人所坚守的，是以不丧失自我为珍贵。对于天下的事务有可行与否，就用公道来防范，不要被内部的顾念和偏听所牵制；对于天下的议论有顺从或违背，就用诚心来开导，不要被表面开放、内心封闭的计谋所误导，那么大概德行功业就会盛大，表里光明，无论内外远近，人们都会心悦诚服。

南轩张氏说：“伊尹说：‘我不能使君主成为尧舜，我的心感到羞愧耻辱，就像在集市上被人鞭打一样。’一个人没有得到安顿，就是我的罪过；君主不是尧舜，心里就感到羞愧耻辱。百姓有不得安顿的，就认为是自己的罪过。这才是真正所谓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存有伊尹那样的心，才行。”毕公作为四朝元老，尚且能勤勉于细微的事物；如果是我们这些人，就应当如此。古人并非不谦虚，直到周公才特别强调谦虚。大概周公作为天子的叔父，又担任宰相，尚且以谦虚自处；如果是我们这些人，也就应当这样做了。谦卦的九三爻，伊川专门用来指代周公。德行说盛大，礼仪说恭敬；德行只要盛大，礼仪只要恭敬。又说：“我在世间没有什么爱慕的，也没有什么享用的，只有报答君主、爱护百姓的事，是应当做的。”

象山陆氏说：“古人之所以不屑于琐碎地干预政事、迎合他人，而一定要致力于纠正君主的内心，是因为君主的内心没有被纠正，那么一个奸邪被罢黜，一个奸邪就登上高位；一个弊端被去除，一个弊端就兴起，像循环一样，怎么会有尽头呢？等到君主的内心被纠正了，那么防范的趋势方向，就像燕地和越地那样分明；邪正、是非，就像青色和白色那样清晰。太阳已经升起，群阴全部潜伏，那些琐碎的事情，又哪里值得玷污人的口舌呢？”

勉斋黄氏说：“臣子对于君主父亲，与生命一同产生，而心中不可松懈。吃别人俸禄的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事务。这也不等待智者才知道。”

西山真氏说：“古今的事业，从来没有没有根本的。诸葛武侯平生所建立的功业奇特伟大，然而探求其原因，不过是敞开诚心，公布公道，汇集众人的思虑，广纳忠言益处罢了。大概这四点，是武侯功业的根本，而诚与公，又是根本中的根本。”忠臣的心，常常希望君主身体强健稳固，君主的德行清明，所以动不动就用声色游猎作为药石般的警戒。古代有人这样做的，周公就是。奸臣的心则不是这样，君主身体强健稳固就必然不会厌倦政务机要，而威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君主德行清明就必然不会混淆邪正，而用人取舍合乎适宜。这正是正人君子所深深忧虑的，而奸佞小人所非常不便利的。所以一定要用安逸欲望来迷惑君主，用奢侈淫逸来引导君主，然后君主放纵昏乱，只听自己的话。后世有人这样做的，赵高、仇士良就是。这两个人不过是刀锯之下的余孽，何至于深罪？而春秋时期的名卿如管仲、赵武等人，也安于看着君主有六嬖四姬的迷惑，而不能挽救。他们这些人并非奸恶，他们的志向并非蛊惑谄媚，却到了这种地步，是因为不遵循古人保傅的职责，而以强兵制敌为功劳的缘故。有志爱戴君主的人，怎么能不以周公为法则，以管仲、赵武为警戒呢？

鲁斋许氏说：“君子掌握威权，没有不招致祸患的，这不仅是人事，也是天道。”月亮，是阴魄，借太阳的光，与太阳相距远则光亮盛大，就像臣子远离君主则声名大，威权重；与太阳相近则光亮微弱，越近越微弱，臣道属阴，道理应当如此。大臣在君主身边而擅权，这是危险的道路。古人举荐善人贤士，不敢自居其名，想要恩泽出自君主。惩罚人也是这样，恩威怎么能出自自己？让人知道恩威出自自己，就会产生多少怨恨敌人，其危亡可以立刻等待。所以月亮星星都借太阳作为光亮，等到接近太阳却失去光亮，这个道理很值得玩味。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五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六

治道一

总论

程颐说：“谈论治国的人贵在认识本体。修养自身、管理家庭以至于平定天下，是治国的道。建立纲纪，分正百官的职责，顺应天道衡量事务，创制建立法度，以尽天下的事务，是治国的法。法是道的运用。”圣王治理天下，修明刑罚以整齐民众，彰明教化以改善风俗。刑罚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