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一
。如令周勃先入北军，陈平亦不是推功让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试难也。其谋甚拙，其后成功亦幸。如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陈平虽不知道，亦知学，如对文帝以宰相之职，非知学安能此？
译假如让周勃率先进入北军，陈平也不是那种推让功劳、谦让才能的人，只是贪图便宜，让周勃先去承担风险罢了。他的计谋非常笨拙，后来能够成功也是侥幸。按照臣子的道义，应当以王陵的做法为正确。陈平虽然不懂道，但也懂得学习，比如他回答文帝关于宰相职责的问题，如果不曾学习，怎么能做到这样？
▯山杨氏曰：「吕后问宰相髙祖曰：『陈平智有余，难以独任；王陵少戆，可以佐之。』则髙祖固有疑平之心矣。然终其世不见其隙，盖天下初定，国家多故，诸▯内叛，夷狄外陵。平为防军，常从征代，不据重兵，不亲国柄，故能免也。然髙祖谓平难独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终以戆见踈，无益于国。其后平专为丞相，天下无间言，卒以功名终。不其反欤？知人惟帝难之，信矣夫。」
或问：「文帝问陈平钱谷刑狱之数，而平不对，乃述所谓宰相之职。」或以为：「钱谷刑狱，一得其理，则隂阳和，万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职，莫大于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体；此之所论，亦是一説。但欲执此以废彼，则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则百官各得其职；择一戸部尚书，则钱谷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则狱事亦清平矣。」
或问：「良、平，汉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与？髙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欤？」潜室陈氏曰：「汉封功臣，其誓盟之辞曰：『非军功不侯。』于军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从起丰沛，二曰从入闗中破秦，三曰从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论此三事。良、平皆后附【良虽从沛公，但其时自有故君韩氏】所以不在此数。又良、平皆帷幄谋议，不履行阵，所以诸军功者率在先。」
王陵
或问王陵、周勃、陈平处吕后之事如何？南轩张氏曰：夫以吕氏之凶▯，欲王诸吕，其谁扼之？独问此三人者，盖亦有所惮也。非特惮此三人，盖实惮髙帝之余威流泽之在天下也。陵引髙帝白马之盟以对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奸心，如砥柱之遏横流也。使二子者对复如陵，吾知吕氏将悚焉，若髙帝临之在上，且惧天下之变，或缩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从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谋。既分王诸吕，而吕氏羽翼成就，气焰增长。然则吕氏之欲簒汉，二子实助之。予谓二子方对吕氏时，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汉之谋也。退而闻王陵之责，顾髙帝之眷思天下后世之议，于是而不遑，则有卒安社稷之言耳。虽然，使二子未及施计，先吕氏而死，则是乃畔汉辅吕，不忠之臣，尚何道哉？抑二子安刘氏之计亦踈矣，不遏之于爪牙未就之初，而捄之于搏击磔裂之后。观其间居深念与刼丽寄入北军等事，亦可谓窘迫侥幸之甚，夫岂全谋哉？丽寄不可刼，北军不可入，吕▯之谋行，则亦殆矣。忠于人国者固如是哉？人臣之立朝，徇义而已，利害所不当顾也。功业之成，不必蕲出于吾身也。义理茍存，则国家可存矣。借使王陵以正对，平勃又以正对吕氏，一日而尸三子于朝，三子虽死，而大义固已皎然如白日，轰然如震霆，天下之义士将不旋踵四面并起而亡吕氏矣。安刘氏者，岂独三子为能哉？使人臣当变故之际，畏死贪生，不知徇义，而曰吾欲用权以济事于后，此则国家何所頼焉？乱臣贼子所以接踵于后世也，其弊至于如荀彧、冯道之徒，而论者犹或贤之，岂不哀哉？夫所贵乎权者，谓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杰是已。其始终之论，皆以母子天性为言，拳拳然日以复庐陵王为事。然其所以纡余曲折而卒成其志者，则用功深矣。潜授五龙夹日以飞，仁杰岂必功业于其身者哉？人臣之义，当以王陵为正；济大事者，当以狄仁杰为法。
叔孙通
朱子曰：「叔孙通为绵蕝之仪，其效至于群臣震恐，无敢喧哗失礼者。比之三代燕享群臣，气象更大不同。盖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鲁二生之不至，亦是见得如此。未必能传孔孟之道，只是他深知叔孙通之为人，不肯从他耳。」
或问：“叔孙通定礼乐，召两生不至，曰：‘礼乐积徳百年而后可兴。’汉初朝廷无礼，群臣防劒击柱。若从两生，无救于目前；从叔孙，则又因陋就简。”扬子云独以大臣许两生，如何？潜室陈氏曰：“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叔孙通盗儒，稍有节操人便不因之而进。两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孙通非兴礼乐之
译〇山杨氏说：“吕后向高祖询问宰相人选时，高祖说：‘陈平智谋有余，难以单独任用；王陵稍显刚直，可以辅佐他。’那么高祖本来就有怀疑陈平的心思了。然而直到高祖去世，也没有出现裂痕，大概是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国家多事，内部有叛乱，外部有夷狄侵凌。陈平担任防备军队的职务，常跟随征讨代地，不掌握重兵，不亲近国家权柄，所以能够免于祸患。然而高祖说陈平难以单独任用，王陵可以辅佐他，而王陵最终因为刚直被疏远，对国家没有益处。后来陈平单独担任丞相，天下没有非议，最终以功名善终。这不是相反了吗？了解人只有皇帝觉得困难，确实啊。”
有人问：“文帝询问陈平钱粮、刑罚狱讼的数量，陈平不回答，而是陈述所谓宰相的职责。”有人认为：“钱粮、刑罚狱讼，只要得其道理，那么阴阳调和，万物顺利，百姓就能得到安身之所了。宰相的职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可惜陈平不知道这一点。”朱熹说：“陈平所说的，是宰相的体制；这种议论，也是一种说法。但想要执守这种说法来废除那种说法，就不对了。总之，宰相选对了人，那么百官各自能胜任其职；选一位户部尚书，那么钱粮何愁治理不好；而刑部选对了人，那么狱事也就清明平定了。”
有人问：“张良、陈平，是汉朝的功臣。在十八侯的排序中，张良、陈平为什么不在其中？高后四年评定功臣次序，他们的位次更加低下，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汉朝封赏功臣，其誓盟的辞令说：‘没有军功不封侯。’在军功中，又有三件事最为重要：一是跟随起兵于丰沛，二是跟随进入关中攻破秦朝，三是跟随平定三秦。十八侯的位次，完全依据这三件事来评定。张良、陈平都是后来归附的【张良虽然跟随沛公，但那时他自有旧主韩氏】，所以不在这个数目中。又张良、陈平都是帷幄中的谋议，不亲临战阵，所以那些有军功的人大多排在前面。”
王陵
有人问王陵、周勃、陈平对待吕后之事如何？南轩张氏说：凭着吕氏的凶狠，想要让吕氏诸王称王，谁能遏制他们？唯独询问这三个人，大概也是有所忌惮的。不只是忌惮这三个人，实在是忌惮高帝遗留的威望恩泽还在天下。王陵引用高帝白马之盟来回答吕后的话，明确深切足以折服她的奸诈之心，如同砥柱山遏制横流的河水一样。假使另外两个人回答也像王陵一样，我知道吕氏将会恐惧，好像高帝在上监临，并且惧怕天下的变乱，或许退缩而不敢行动，也未可知。那两个人却顺从地答应，反而用来安定她的邪志而成就她的凶谋。既然分封了吕氏诸王，而吕氏的羽翼成就，气焰增长。那么吕氏想要篡夺汉朝，那两个人实际上帮助了她。我认为那两个人正面对吕后时，内心只是畏惧死亡罢了，没有安定汉朝的谋略。退朝后听到王陵的责备，顾念高帝的眷顾和天下后世的议论，于是才来不及，才有最终安定社稷的话。虽然如此，假使那两个人还没来得及施展计谋，先于吕氏而死，那么这就是背叛汉朝辅佐吕氏，不忠的臣子，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那两个人安定刘氏的计谋也疏漏了，不在吕氏爪牙未成之初遏制她，而在搏击磔裂之后去救助。看他们中间隐居深思和劫持郦寄进入北军等事，也可以说是窘迫侥幸到了极点，这难道是周全的谋略吗？郦寄不可劫持，北军不可进入，吕氏的计谋得逞，那么也就危险了。忠于国家的人本来是这样吗？人臣在朝廷立足，遵循道义罢了，利害是不应当顾及的。功业的成就，不一定非要出于自己。义理如果存在，那么国家就可以保存了。假使王陵以正道回答，陈平、周勃又以正道回答吕氏，一天之内三个人死在朝廷，三个人虽然死了，但大义已经像白日一样皎洁，像震雷一样轰响，天下的义士将不待转身四面并起而消灭吕氏了。安定刘氏的，难道只有三个人能做到吗？假使人臣在变故之际，畏惧死亡贪恋生存，不知道遵循道义，却说我想用权变来在后世成就大事，那么国家依靠什么呢？乱臣贼子之所以在后世接踵而至，其弊端到了像荀彧、冯道这类人，而议论者还认为他们贤德，岂不可悲吗？所珍贵的权变，是说它委曲求全以施行正道，像狄仁杰就是这样。他始终的议论，都以母子天性为言，恳切地每天以恢复庐陵王为事。然而他之所以迂回曲折而最终成就志向的，是用功深了。暗中授予五龙夹日以飞升，狄仁杰难道一定要功业归于自身吗？人臣的道义，应当以王陵为正道；成就大事的人，应当以狄仁杰为法则。
叔孙通
朱熹说：“叔孙通制定绵蕝之仪，其效果达到群臣震惊恐惧，没有敢喧哗失礼的。比起三代燕享群臣，气象大大不同。大概只是秦人尊君卑臣的法度，鲁地两位儒生不来，也是看出了这一点。未必能传承孔孟之道，只是他们深知叔孙通的为人，不肯跟随他罢了。”
有人问：“叔孙通制定礼乐，召请两位儒生不来，说：‘礼乐积累德行百年而后才可以兴起。’汉初朝廷没有礼法，群臣拔剑击柱。如果听从两位儒生，无法挽救眼前的局面；听从叔孙通，却又因陋就简。”扬子云唯独以大臣许给两位儒生，如何？潜室陈氏说：“人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叔孙通是盗儒，稍有节操的人就不因他而进身。两位儒生不是想要等待百年，只是认为叔孙通不是兴起礼乐的……”
人，故设辞以拒之耳。子云以其自重难进，有所不为，故以大臣许之。盖因其出处之间，可卜其事业也。”
译人们，不过是设置言辞来拒绝他罢了。子云认为他自重身份、难以进取，有所不为，因此以大臣的标准来期许他。大概是因为从他出仕与隐居的选择之间，可以推测他的事业成就吧。”
四皓
朱子曰：「汉之四皓，元稹尝有诗讥之。意谓楚汉分争，却不出只为吕氏以币招之，便出来，只定得一个惠帝，结裹小了。然观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谋之士。」问：「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时人材都没理防，学术权谋混为一区，如安期生、蒯通、盖公之徒，皆合做一处。四皓想只是个权谋之士。观其对髙祖言语重，如愿为太子死，亦胁之。」之意，又问：「髙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负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盖题目不正，诸将大臣不心服。到后来吕氏横做了八年，人心方愤闷不平，故大臣诛诸吕之际，因得以诛少帝。少帝但非张后子，或是后宫所出，亦不可知。史谓大臣隂谋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见少帝毕竟是吕氏党，不容不诛耳。」杜牧之诗：「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
赵尧 季布 刘章 张苍 郦寄
▯山杨氏曰：「予读汉史至吕戚之事，未尝不为之废卷太息也。以髙帝之明，惓惓于赵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赵尧之防，可谓以金注也。且吕后以坚忍之资，济之以深怨积怒，其于赵王也，欲得而甘心焉，乆矣。虽韩彭之强，有弗利于己，去之犹发▯耳。一贵强相，何足以重赵哉？善为髙皇计者，盍亦反诸己而已？不以衽席燕好之私，乱嫡妾之分，使贵者不陵，贱者不逼，夫夫妇妇，而家道正矣。是将化天下以妇道，如闗雎之诗，岂特无母祸而已哉！」
桓公杀公子紏，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孔子称其仁，管仲之不死，绳以春秋之法则，其义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窥之者。方季布髠钳，奴辱于朱家，非有深计远虑也，期以免死而已。班固谓贤者诚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贤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舎生而取义者，固之为此説，岂非以管仲之事与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扬子曰：「明哲不终事，项其义得之矣。」
予读《髙五王传》，至刘章言田事及诛诸吕，一人亡酒者，未尝不为之寒心也。方髙后欲强诸吕，虽大臣平、勃等皆俛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汉也。观王陵之事，则可鉴矣。使章以才见忌，不得宿卫禁中，则后虽欲有为也，尚何及哉？
张苍吹律调乐，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其有意乎？推本之也。当是时，汉廷公卿皆武夫军吏，无能知书者。惟苍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尤邃于律歴，有所建明，宜无不从也。然其术学踈陋，犹以汉当水徳之盛，正朔宜因秦弗革，卒以此绌。惜夫！
诸吕之王，非汉约天下莫与也。产、禄擅兵，欲危刘氏，忠臣所共切齿。而郦寄固与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谋吕禄也，刼之而后从，则商、寄之罪均矣。虽绛侯頼之以入北军，功不足以赎其罪也。使商不就刼，而吕氏得志，则寄之父子得无非望乎？其卖友，非其本心也。
张释之
▯山杨氏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利口防给，古人贱之。若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任，至十余问不能对，是谓不任职，非讷于言者也。张释之以绛侯张相如方之，过矣。文帝问绛侯：“天下一歳决狱几何？”绛▯不能对。又问：“天下钱谷一歳出入几何？”又不能对。帝以问陈平，平条析甚辨，文帝善之。绛▯愧汗洽背，自以其能不及平远甚。若是，以绛▯为贤，平为喋喋，可乎？予谓上林尉真亡頼，而虎圏啬夫虽口对响应亡穷，然上所问乃其职事，非利口防给也，岂足深过之欤？
或问：“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寃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寃。二者何以异？”东莱吕氏曰：“以史氏之辞论之，则‘民自以为不寃’者，胜于‘天下无寃民’。盖‘天下无寃民’者，所断皆当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实攷之，则定国实不胜释之。”
或问：“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寃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寃。若赵、盖、韩、杨之死，谓之不寃可乎？”或者説：“宣帝时廷尉不独一于定国，虽不独在定国，而定国坐视四子之死，亦不能效张释之之守法。如何？”潜室陈氏
译四皓
朱子说：“汉朝的四位隐士，元稹曾经写诗讥讽他们。意思是说，楚汉相争时，他们不出来，等到吕后用金钱招揽他们，他们才出来，仅仅帮助确定了惠帝的地位，格局太小了。然而看这四人的行为，恐怕不是儒者，只是有智谋的人罢了。”有人问：“四皓是什么样的人品？”朱子回答说：“当时的人才都没有道理原则，学术和权谋混为一谈，像安期生、蒯通、盖公这些人，都混在一起。四皓想必只是权谋之士。看他们对高祖说话语气很重，像‘愿意为太子去死’这样的话，也有胁迫的意思。”又问：“高祖想换太子，想必也是知道惠帝的人才不能承担重任吧？”朱子回答说：“固然如此，但即使立如意为太子也成不了大事，因为名分不正，各位将领大臣心里不服。到了后来吕后专权八年，人心才愤闷不平，所以大臣诛杀吕氏的时候，趁机杀了少帝。少帝如果不是张后的儿子，或者是后宫所生，也不可得知。史书说大臣阴谋认为少帝不是惠帝的儿子，这也可见少帝毕竟是吕氏的党羽，不能不杀。”杜牧的诗说：“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
赵尧 季布 刘章 张苍 郦寄
〇山杨氏说：“我读汉史读到吕后和戚夫人的事，没有不放下书卷长叹的。凭着高帝的英明，对赵王念念不忘，他的思念很深啊。然而最终采用了赵尧的防备措施，可以说是用金子去赌注啊。况且吕后以坚忍的资质，加上深怨积怒，对于赵王，想要得到他并甘心于他，已经很久了。即使韩王信、彭越那样强大，只要对自己不利，除掉他们就像拔头发一样容易。一个显贵强横的相国，哪里足以重视赵王呢？善于为高皇谋划的人，何不反求诸己呢？不因为床第之间的私爱，扰乱嫡妾的名分，使尊贵者不欺凌，卑贱者不逼迫，夫妻各守其道，家庭正道就端正了。这将用妇道教化天下，像《关雎》这首诗一样，难道只是没有母后的祸患而已吗！”
桓公杀公子纠，召忽为他而死，管仲不死。孔子称赞管仲的仁德，管仲不死，用春秋的法则来衡量，他的道义本来就在其中了。世人没有谁能看透这一点。当季布被剃去头发、颈戴铁圈，在朱家那里遭受奴役侮辱时，并没有深远的计谋，只是希望免于死亡罢了。班固说贤者确实重视死亡，死得不合时宜，固然是贤者所重视的。然而君子本来就有舍生取义的，班固这样说，难道不是用管仲的事来类比吗？这都是没有明白春秋的法则。扬子说：“明哲的人不把事情做绝，项背之义就得到了。”
我读《高五王传》，读到刘章谈论田事以及诛杀吕氏，有一个没酒的人，没有不为之寒心的。当吕后想强行让吕氏掌权时，虽然大臣陈平、周勃等都低头顺从罢了，他们的志向并非忘记汉朝。看王陵的事，就可以鉴戒了。假使刘章因为才能被忌恨，不能在宫中宿卫，那么吕后即使想有所作为，又怎么能来得及呢？
张苍吹律调乐，制定法律政令，如果百工、作程、品级都有意吗？推究其本源是这样的。当时，汉朝朝廷的公卿都是武夫军吏，没有能读书的人。只有张苍从秦朝时就担任柱下史，熟悉天下的图书，尤其精通律历，有所建议阐明，适宜没有不听从的。然而他的术学疏陋，还认为汉朝应当是水德的兴盛，正朔应该沿袭秦朝不改变，最终因此被贬斥。可惜啊！
吕氏称王，违背了汉朝的盟约，天下没有人赞同。吕产、吕禄掌握兵权，想要危害刘氏，忠臣都切齿痛恨。而郦寄本来和他们友善，而审商也不禁止，为什么呢？他们谋划吕禄，胁迫他然后才听从，那么审商、郦寄的罪过是一样的。虽然绛侯依靠他们进入北军，功劳不足以赎他们的罪。假使审商不听从胁迫，而吕氏得志，那么郦寄的父子难道没有希望吗？他出卖朋友，不是他的本心。
张释之
〇山杨氏说：君子想要言语迟钝而行动敏捷，伶牙俐齿、应对敏捷，古人轻视它。像上林尉，居其位不知其责任，直到问了十多次都不能回答，这是说不称职，不是言语迟钝。张释之用绛侯张相如相比，过分了。文帝问绛侯：“天下一年判决多少案件？”绛侯不能回答。又问：“天下钱粮一年出入多少？”又不能回答。帝拿这个问题问陈平，陈平条理分析得很清楚，文帝认为他好。绛侯羞愧得汗流浃背，自认为才能远远不及陈平。像这样，认为绛侯贤能，陈平喋喋不休，可以吗？我认为上林尉真是无赖，而虎圈啬夫虽然口答响应无穷，然而皇上问的是他的职事，不是伶牙俐齿、应对敏捷，哪里值得深深责备呢？
有人问：“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担任廷尉，百姓自认为没有冤屈。两者有什么不同？”东莱吕氏说：“用史书的言辞来论，那么‘百姓自认为没有冤屈’胜过‘天下没有冤民’。因为‘天下没有冤民’，所断的案件都符合罪行，罪人未必都心服。然而用实际来考察，那么于定国确实不如张释之。”
有人问：“张释之担任廷尉，天下没有冤民，于定国担任廷尉，百姓自认为没有冤民。像赵、盖、韩、杨的死，说他们不冤可以吗？”有人解释说：“宣帝时廷尉不只有于定国，虽然不只在定国，而定国坐视四人的死，也不能效法张释之的守法。如何？”潜室陈氏
曰：“汉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诏狱，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千石杂议。廷尉所谓平者，非必皆寛縦之谓，刚不吐，柔不茹者，平也。赵、盖、韩、杨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説耳。”
译说：“汉卿有罪，未必全都交给廷尉审理，自有诏狱，多由丞相、御史大夫处理，有时交给中二千石官员共同商议。廷尉所说的‘平’，并非一定都是宽纵的意思，刚强时不吐露冤屈，柔弱时不欺压他人，这才是‘平’。赵、盖、韩、杨的死，如今的文人只是随意说说罢了。”
周亚夫
五峰胡氏曰：「周亚夫、霍光不学不知道，能进不能退，杀身亡宗，是功名富贵误之也。知道者，屈伸通变，与天地相似，功名富贵何足以病之？张子房进于是矣。」
或问周亚夫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不知是否？朱子曰：此军法。又问：大凡为将之道，首当使军中尊君亲上。若徒知有将而不知有君，则将皆亚夫，固无害也。设有奸将一萌非意，则军中之人岂容不知有君？曰：若説到反时，更无説。凡天子命将，既付以一军，只当守法。
贾谊
或问贾谊程子曰：「谊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贤，孔与墨一言之，其识末矣，其亦不善学矣。』」
▯山杨氏曰：贾谊以少年英鋭之资，抱负其器，颇见识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绛灌之徒，出于织薄贩缯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乌足与议哉？髙帝所与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其身亲见之也。谊以踈逖晚进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岂能恝然耶？此才衅之所由起也。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后进，非固要君也。盖天下重器不可易，为之王业之大，必迟乆而后成。故人君非有至诚不惓之心，则不足以有为也。其尊徳乐义一有不至，则引而去之，万钟于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谊之草具仪法，与夫三表吾铒其术，固踈矣。当是时，人君方且谦让未遑也。谊身非宰辅，及汲汲然自进其説，盖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听之也轻。及夫以才见忌，不容于朝，出为王傅，其论国事犹曰：「陛下曾不与如臣者议之？」则是欲婴抚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岂不召祸欤？孔子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于谊有之。汉之儒者若贾谊，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后儒能造其域。然稽其道学渊源，论笃者终莫之与也。
朱子曰：「贾谊之学杂，他本是战国縦横之学，只是较近道理，不至如仪、秦、蔡、范之甚尔。他于这邉道理见得分数稍多，所以説得较好。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縁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只是困苦无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义』『明道』两句下。此诸子皆无足道，如张良、诸葛亮固正，只是太麄。」
南轩张氏曰：「贾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则知学者也。治安之防，可谓通逹当世之务，然未免乎有激发暴露之气，其才则然也。天人之对，虽若缓而不切，然反复诵味，渊源纯粹，盖有余意，以其自学问涵养中来也。读其奏篇，则二子气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处语黙，亦可验于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听仲舒之言，则天下蒙其福矣。孰谓缓而不防也耶？」
或问贾谊《陈冶安防论民俗奢侈，盗贼乗时而发。夫文帝躬修▯黙，移风易俗，以谊言观之，所谓移风易俗者，安在潜室？陈氏曰：「谊煞有踈密太过处，惟文帝能受尽言。」史臣谓谊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风俗好处，谊不为无助。
袁盎 贾山 冯唐 邹阳 枚乗
▯山杨氏曰：「淮南王之骄恣，其荏祸乆矣。然徴之即至，则反形未具，以槛车迁之，是将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养成其祸，卒至乎败国亡身，文帝不无罪也。郑共叔不义得众，诗人以刺庄公，而春秋交讥之，正谓此也。然则人君不幸有弟如淮南者，冝奈何？若舜之于象，放之有庳可也。袁盎不能明义以正其君，乃以无稽之言谓之，不亦过乎？若七国之反，闻晁错之欲治已也，反以竒祸中之，此战国防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贼，其志一也，特系其发之先后耳。不念国家之大计，乃欲因祸以释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诛哉？而班固谓盎仁心为质，误矣。」
孝文之恭俭仁慈，而贾山乃借秦为喻，盛言其侈靡贪狠，▯虐冝若过矣。然君臣儆戒，正在无虞之时。故舜之臣犹以丹朱戒其君，则山之借秦不为过也。后世骄君谀臣，恃天下无虞，而不知儆戒，有闻斯言，必以为讪矣。其取祸败，不亦冝乎？
冯唐谓文帝不能用颇牧，其言虽有激，然亦深中其病也。夫李牧之为赵
译周亚夫
五峰胡氏说：“周亚夫、霍光不学习不懂得道理，能进不能退，导致杀身亡族，这是功名富贵害了他们。懂得道理的人，能屈能伸，通达变化，与天地相似，功名富贵哪里足以使他们受害呢？张子房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
有人问周亚夫在军中只听将军命令不听天子诏书，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朱熹说：这是军法。又问：大凡为将的道理，首先应当使军中尊重君主亲近上级。如果只知道有将而不知道有君，那么将领都像亚夫，固然没有害处。假设有奸诈的将领一旦萌生非分之想，那么军中的人难道能不知道有君主吗？回答说：如果说到造反的时候，那就更不用说了。凡是天子任命将领，既然把一支军队托付给他，就应当遵守法度。
贾谊
有人问贾谊，程子说：“贾谊的话说：‘如果没有孔子、墨翟那样的贤能，孔子和墨子一开口，他们的见识就浅陋了，他们也不善于学习。’”
〇山杨氏说：贾谊凭借少年英锐的资质，怀抱他的器量，颇有见识超拔之处，慷慨激昂地以身承担天下重任。而绛侯周勃、灌婴这类人，出身于织薄贩缯的武夫，先王的典章文物，他们哪里值得与之商议呢？高帝与他们一起平定天下、制定法令，又都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贾谊作为疏远后进的人，想要一天之内全部更改奏报，他们心里怎么能安然处之呢？这就是才气引发祸端的缘由。古代的君子自重其身，常常好像不得已而后才进用，并不是故意要挟君主。因为天下是重器不可轻易改变，建立王业宏大，必须经过长久时间才能成功。所以君主如果没有至诚不倦的心，就不足以有所作为。如果尊重道德、乐于道义有一点不到位，就引身退去，万钟的俸禄对我有什么增益呢？并非忘记天下，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贾谊起草仪制法令，以及三表五饵的策略，固然疏远了。当时，君主正谦虚退让来不及呢。贾谊身份不是宰辅，却急切地自我进用他的学说，大概也是不自重了。在自己方面不庄重，所以别人听他的话就轻视。等到因为才能被忌恨，不被朝廷容纳，出任梁王太傅，他议论国事还说：“陛下曾经不跟像我这样的人商议吗？”这就是想要触犯安抚在朝的大臣，而凌驾于他们之上，难道不招致祸患吗？孔子说：“治理国家靠礼，说话谦让”，在贾谊身上就没有体现。汉代的儒者像贾谊，用力也很勤了，他的文章宏大精妙，大概不是后来的儒者能达到的境界。然而考察他的道学渊源，论说笃实的人终究没有人与他并列。
朱熹说：“贾谊的学问驳杂，他本来是战国纵横家的学问，只是比较接近道理，不至于像陈轸、苏秦、蔡泽、范雎那样严重罢了。他在这方面的道理看得稍微多些，所以说得比较好。但终究有纵横家的习气，因为他的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的，所以如此。汉儒只有董仲舒纯粹，他的学问很正，不是其他人能比的。只是困苦没有精彩，极好处也只有‘正义’‘明道’两句下。这些人都没什么可说的，像张良、诸葛亮固然正，只是太粗疏。”
南轩张氏说：“贾生是英俊之才，像董相则是懂得学问的人。《治安策》可以说通晓当世的事务，但未免有激发暴露之气，他的才能就是这样。天人三策，虽然好像迟缓而不切中要害，但反复诵读品味，渊源纯粹，大概有余意，因为这是从学问涵养中来的。读他们的奏篇，那么两人的气象好像在眼前，而他们平生的出处语默，也可以从这里验证了。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的心，假使他听从董仲舒的话，那么天下就蒙受福泽了。谁说迟缓而不切中要害呢？”
有人问贾谊《陈治安策》中论民俗奢侈，盗贼乘时而发。文帝亲身修习恭默，移风易俗，从贾谊的话来看，所谓移风易俗，安在潜室？陈氏说：“贾谊确实有疏密太过之处，只有文帝能接受尽言。”史臣说贾谊的话，也略微施行。文帝风俗好的地方，贾谊不是没有帮助。
袁盎 贾山 冯唐 邹阳 枚乘
〇山杨氏说：“淮南王的骄横恣肆，酿成祸患已经很久了。然而征召他就到，那么反叛的形势还没有具备，用槛车迁移他，是将他置于必死之地。不早加辨明，养成他的祸患，最终导致败国亡身，文帝不是没有罪过。郑共叔不义却得到民众，诗人用他来讽刺庄公，而《春秋》同时讥讽他们，正是说的这个。那么君主不幸有像淮南王这样的弟弟，应该怎么办？像舜对待象，放逐到有庳是可以的。袁盎不能明辨大义以匡正他的君主，反而用无稽之谈来称呼他，不也过分了吗？至于七国之反，听说晁错想要惩治自己，反而用奇祸中伤他，这是战国策士的常态。然而两人互相残害，他们的志向是一样的，只是看谁先发制人罢了。不念国家的大计，却想借祸患来解除一己的私怨，像这两个人又哪里值得诛杀呢？而班固说袁盎仁心为质，错了。”
孝文帝恭俭仁慈，而贾山却借秦朝作比喻，极力说它的奢侈贪婪狠毒，〇虐好像过分了。然而君臣警戒，正在无虞之时。所以舜的臣子还用丹朱警戒他的君主，那么贾山借秦朝就不过分了。后世的骄君谀臣，倚仗天下无虞，而不知道警戒，听到这样的话，一定认为是讥讽了。他们招致祸败，不也应当吗？
冯唐说文帝不能用廉颇、李牧，他的话虽然有激愤，但也深深击中了他的弊病。李牧作为赵
将也，军市之租皆自用，赏赐皆决于外，不从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尚守云中，上功首虏差六级，文吏即以法绳之。以是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扬雄谓文帝亲诎帝尊，以信亚夫之军，▯为不能用颇牧。夫孙武斩吴王之宠姫，穰苴斩齐君之宠臣与其使者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皆在军不受君令也。古之为将者皆然，岂独亚夫乎？然则文帝未尝诎，而亚夫之军未尝信也。谓之有激云尔，则得矣。
译李牧作为将领，军营市场的租税都供自己使用，奖赏赐赠都在军营外自行决定，不经过朝廷复核，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战果。魏尚镇守云中郡，上报斩首和俘虏的数目仅相差六级，文职官吏就立即依法惩处他。拿这两件事来比较，汉文帝不能任用李牧，确实是可信的。扬雄说汉文帝亲自降低帝王的尊严，来取信于周亚夫的军队，认为这是不能任用廉颇、李牧的原因。然而孙武斩杀吴王的宠姬，穰苴斩杀齐君的宠臣以及使者车驾左边的骖马，都是在军中不接受君主的命令。古代担任将领的人都是这样，难道只有周亚夫一人如此吗？那么汉文帝并没有真正降低尊严，而周亚夫的军队也没有真正获得信任。说这是出于激愤之辞，这样理解就对了。
呉王怨望，隂有邪谋，邹阳枚乗之徒不能明义以导其君，而区区以利説之，宜乎其无益也。及呉兵西向，而枚乗犹以民之轻重、国之大小为言，则是使吴重大而汉轻小，则呉兵可得而进也。吴亡，乗不及祸而卒以取重于世，幸矣夫。
田叔
▯山杨氏曰：班固谓田叔随张敖赴死如归，彼诚知所处。予谓田叔之随王，虽以身死之，何益于赵？此与婢妾贱人感慨自杀者何以异哉？乌在其为知所处？孟舒为云中守，而士争临城死敌，此诚长者。而田叔乃以随张王事首称之，斯言岂特为舒而发？抑亦自贤耳。夫誉人以自贤，是岂长者之言乎？
五峯胡氏曰：「田叔悉烧梁狱词，空手来见，可谓善处人子母兄弟之间者也。」汉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贤田叔，有过人之聪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欤？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间耳。孔子作《春秋》，必记灾异，警乎人君，万世不死也。
晁错
▯山杨氏曰：晁错云「人君必知术数」，又云「五帝神圣，其臣莫能及而自亲事操」，是説盖未尝知治体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胜也。舜之惇五典，庸五礼，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尝自为也。虽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术数而自亲事乎？使后世懐謟者误其君，挟术以自用，必资是言也，其为祸岂浅哉？若吴楚之反，不在错，天下戸知之矣。景帝用防邪之谋以诛错，其失计不已甚乎？当是时，兵之胜负，国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诛其谋首，岂不殆哉？而在廷之臣无一人为错言者，盖变起仓卒，各欲侥幸于无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错亦有以取之矣。夫汉之有七国，未若鲁之三家也。孔子堕三都之城，而三家无敢不受命者，则其处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志，固将损之也。错无硕徳重望以镇服其心，而强为之谋，其召乱而取祸，盖无足怪者。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视公孙▯軰如发防耳，则天下果非智力可为也。以一汲黯，犹足以寝淮南之谋，况不为黯者乎？
南轩张氏曰：「晁错在当时，只合使居论思献纳之职。观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为御史大夫，则过其才矣。至如马谡，不是孔明错看他，亦是用过其才。谡平生防军事，煞有筹画，一但使之自将兵，所以败耳。使防谋为都綂，如何做得？」
窦婴 灌夫 田蚡
▯山杨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传梁王，窦婴以汉约直之，忤大后防，可谓不阿矣。及为丞相，推毂士类，尊用儒术，虽籍福之辨不能迁惑其所守，直己以徃，不挠权贵，其节义有足称者。至晩节末路，失位不得志，而与灌夫相为引重，二人者并位公侯，显名当世，其平生意气何其壮哉！田蚡以外戚进，显滛奢无度，尊己以下人，壮夫义士宜耻出其门，而二人者乃幸其临况以为名，髙其志慕，又何其污也？盖骛势荣者，势穷则辱，而气随以夺，其理然矣。若灌夫者，勇悍不逊，有死之道焉，终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欤？窦婴区区复鋭于为救，果何益哉？故卒与俱灭，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规利卖国，其不族幸矣。
卜式
潜室陈氏曰：「汉方事匈奴，而卜式愿输助邉方；事南越，而式愿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财，而式犹欲就助公家之费。凡式之所乐为者，皆众人之所难为，而武帝之所欲为者，式辄揣其意而逆为之。故天下因式获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宠眷遇，自以为有用于天下。及武帝当封禅，而式独以不习文章见弃。式乎，式乎！何不先众人而为之乎？」
公孙▯
程子曰：「观武帝问贤良，禹、汤水旱，厥咎何由？公孙▯曰：『尧遭洪水，不闻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对所由，奸人也。」
元城刘氏曰：「公孙▯奸诈人也，亦有长处，谏罢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谏而止之，而式身为庶人，乃愿以家财助邉，以迎合人主。其后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
译吴王心怀怨恨，暗中图谋叛乱，邹阳、枚乘等人不能阐明大义来引导他们的君主，却只局限于用利益去游说，这当然没有益处。等到吴国军队向西进发，枚乘仍然以百姓的轻重、国家的大小作为说辞，这实际上是让吴国显得重大而汉朝显得轻小，这样吴国的军队就可以前进了。吴国灭亡后，枚乘没有遭受祸患，反而因此受到世人的敬重，真是幸运啊。
田叔
山杨氏说：班固认为田叔跟随张敖赴死如同回家，他确实知道该如何处世。我认为田叔跟随赵王，即使以身殉死，对赵国有什么好处呢？这与婢妾贱人因感慨而自杀有什么不同呢？哪里能称得上是知道如何处世呢？孟舒担任云中郡守，士兵争相登城死战抗敌，这才是真正的长者。而田叔却把跟随张王赴死的事作为首要的称颂之处，这话难道仅仅是为了孟舒而说的吗？恐怕也是自我标榜贤能罢了。用赞誉别人来标榜自己的贤能，这难道是长者的言论吗？
五峯胡氏说：“田叔全部烧毁梁狱的供词，空手来见，可以说是善于处理人子、母亲、兄弟之间关系的人了。”汉景帝是猜忌刻薄的君主，却能认为田叔贤能，有超越常人的聪明和度量，为什么呢？是因为太后在上，不敢放肆的缘故。天理的存亡，就在恭敬与放肆之间罢了。孔子作《春秋》，必定记载灾异，以警示君主，使万世不灭。
晁错
山杨氏说：晁错说“君主必须懂得权术”，又说“五帝神圣，他们的臣子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所以亲自处理事务”，这种说法大概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根本。天下是巨大的器物，不是智力和勇力所能胜任的。舜敦厚五常，任用五礼，使用五刑，都是顺应天意罢了，不曾自己妄为。即使把辅佐和视听的大权交给臣子而不自己滥用，何况用权术亲自处理事务呢？如果后世怀有谄媚之心的人误导君主，凭借权术自己专断，一定会借助这种言论，造成的祸患难道轻微吗？至于吴楚七国之乱，责任不在晁错，天下人都知道。景帝采用防备奸邪的计谋诛杀晁错，他的失策难道不严重吗？当时，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还不可知，却诛杀了谋划的首脑，难道不危险吗？而在朝廷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替晁错说话的，大概是因为变故发生得突然，大家都想在无事中侥幸保全，没有人敢以身承担罢了。然而晁错也有招致祸患的原因。汉朝有七国，不像鲁国的三家那样。孔子拆毁三座城池，三家没有敢不接受命令的，那么他处理事情一定有办法。孟子说：“你认为如果有王者兴起，鲁国是在被削弱的一方呢？还是在被增强的一方呢？”如果孟子得志，本来就会削弱他们。晁错没有深厚的德行和崇高的威望来镇服他们的心，却强行为他们谋划，他招来动乱和祸患，大概不值得奇怪。汉武帝时，淮南王想要叛乱，只畏惧汲黯的节义，看待公孙弘等人如同头发和草芥一样，那么天下果然不是智力和勇力所能做到的。凭一个汲黯，还足以使淮南王的阴谋平息，何况不是汲黯那样的人呢？
南轩张氏说：“晁错在当时，只适合担任议论思考、进献纳谏的职务。观察他言论正确的，就实行；不正确的，就搁置。却让他担任御史大夫，就超过他的才能了。至于马谡，不是诸葛亮看错了他，也是用超过了他的才能。马谡平生谈论军事，很有筹划，一旦让他亲自带兵，所以失败。让参谋做都统，怎么能做得好？”
窦婴、灌夫、田蚡
山杨氏说：景帝在宴会上想将皇位传给梁王，窦婴用汉朝的盟约直言规劝，触犯了太后的忌讳，可以说是不阿谀奉承了。等到他担任丞相，推荐士人，尊崇使用儒术，即使是籍福的辩才也不能改变他的操守，坚持自己的正直，不屈从权贵，他的节义值得称道。到了晚年，失去职位不得志，而与灌夫互相援引自重，这两个人都位列公侯，在当世享有显赫的名声，他们平生的意气何其壮烈啊！田蚡凭借外戚的身份进用，显赫淫奢没有节制，抬高自己而轻视别人，壮士义人应当以出入他的门庭为耻，而这两个人却庆幸他的光临以此作为名声，抬高他们的志向和仰慕，又多么污浊啊？大概追求权势荣耀的人，权势穷尽就会受辱，而意气也随之丧失，这是必然的道理。至于灌夫，勇猛强悍而不谦逊，有赴死的道理，最终因为一时的愤怒而丧命，不是自取的吗？窦婴区区地再次锐利地想要救援，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最终一起灭亡，这也是不知自量啊。田蚡图谋私利出卖国家，不被灭族算是幸运了。
卜式
潜室陈氏说：“汉朝正与匈奴作战，卜式愿意捐献财物帮助边防；与南越作战，卜式愿意父子一起战死。天下人正隐藏财物，而卜式却想要帮助公家的费用。凡是卜式乐意做的，都是众人难以做到的，而汉武帝想要做的，卜式就揣测他的心意而预先去做。所以天下因为卜式获罪的，十户中有九户；而卜式受到的褒奖宠爱，自认为对天下有用。等到汉武帝要封禅时，卜式却独自因为不熟悉文章而被抛弃。卜式啊，卜式啊！为什么不先众人而去做呢？”
公孙弘
程子说：“看汉武帝问贤良方正，禹、汤遭遇水旱灾害，罪过从何而来？公孙弘说：‘尧遭遇洪水，没听说禹的时代有洪水。’而不回答罪过从何而来，是奸邪之人。”
元城刘氏说：“公孙弘是奸诈之人，也有长处，劝谏停止征伐西南夷，不任用卜式、郭解就是这样。况且汉武帝喜好征伐，天下人都想劝谏阻止他，而卜式身为平民，却愿意用家财帮助边防，以迎合君主的心意。后来又想父子战死南越，武帝因此将怒气转移到列
侯，不肯从军，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实式激其怒也。故▯以式为非人情、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夺人主死生之权，且圣人之作五刑，固有轻重，今一言不中意而立杀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乱之风，解实为之魁。故▯之言：『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不知此罪甚于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体。」
译侯，不肯从军，因酎金案被削爵的有百六人，这实际上是郭解激怒皇帝所致。因此〇认为郭解是不合人情、行为不轨的臣子，不能用他来教化百姓，否则会扰乱法度。况且郭解以平民身份却夺取了君主生杀的大权，况且圣人制定五刑，本来就有轻重的区别，现在因为一句话不合心意就立即处死，这是什么道理呢？考察这种悖乱风气的兴起，郭解确实是罪魁祸首。所以〇说：“郭解身为布衣却仗义行权，因小怨杀人，郭解不知道这罪过比他知道这罪过更严重”这两件事符合大臣的体统。”
张汤
涑水司马氏曰：「或称张汤矫伪刻薄，而后嗣显荣，七叶不絶。意者积善余庆，积恶余殃，近虚语耶？」应之曰：「不然。所谓积者，继世相因之谓也。故传称八元、八凯，世济其美；饕餮三族，世济其凶。此非积善、积恶之谓耶？栾书有惠于晋，晋人思之。黡虽刚愎，犹得保其宗庙；至盈无徳，卿族遂亡。然则黡之所以存，书之余庆也；盈之所以亡，黡之余殃也。祖父有徳，子孙为不善，未免祸败，庆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孙有徳，福禄将集，殃何有焉？祖父为不善，而子孙又无徳，以盖前人之愆，则余殃被之。是以尧舜虽至徳，朱均不能免其灾；瞽鲧虽大恶，舜禹无所亏其圣。若张汤者，虽险诐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辅汉室，寔有大功。子孙嗣之，率皆忠格信厚恭俭周密，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是光显于后，弥歴永世，固其宜矣。又何异焉？」
霍光
朱子曰：「霍光临大节，亦有大亏欠处。」问：「君臣之变，不可不讲。且如霍光废昌邑，正与伊尹同然。尹能使太甲自怨自艾，而卒复辟；光当时被昌邑説天子，有争臣七人。」两句后，他更无转侧，万一被他更咆勃时，也恶模様。「曰：到这里也不解恤得恶模様了。」又问：「光毕竟是做得未宛转？」曰：「做到这里也不解得宛转了。」良乆，又曰：「人臣也莫愿有此，万一有此时，也十分使那宛转不得。」问：「霍光小心谨厚，而许后之事，不可以为不知。马援戒诸子以口过，而裹尸之祸乃口过之所致。二人之编在小学，无亦取其一节耶？」曰：「采葑采菲，无遗下体，取人之善为己师法，正不当如此论也。」
南轩张氏曰：霍光天资重厚，如朝谒进止，常不差尺寸，似乎知学者。后人徃徃轻加诋毁，使之当大事，必不能。然立君岂易事？吕氏之难，或言齐王可立，大臣以为王舅驷钧，虎而冠，即立齐王，复为吕氏矣。遂定议立文帝，须谨择于其初。至如昌邑王在国素狂纵，光不能察知而轻立之，岂得无罪？其后幸而能立宣帝，刘元城谓取其无党，此则未然。霍光天资重厚，故可以当大事，而其所以失，则由于不学之故也。人臣之功，至于周公无以加矣，而诗人形容其盛徳，则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夫何其温恭谦厚也？是则虽以天子叔父之尊，处人臣之极位，有盖世之功业，而玩其气象，岂有一毫权势之居，而人之视之也？但见其道徳之可尊，而亦岂觉权势之可惮哉？孟子曰：“事亲若曾子可也。”而后之君子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亲，适为人子之能尽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之事君，亦然。盖在其身所当为者，而何一毫有于己也？周公惟无一毫有于己也，是故徳盛而愈恭，事业为无穷也。光之所建立，想负于其身，横于其心，而不能以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气焰不可掩，威势日以盛，权利之途，人争趋之。非惟家人子弟、门生故吏，驯习骄纵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国，败于乃家之原也，可不畏哉？故其一时用舎进退，例出于私意。以苏武之忠节，进不由己，仅得典属国，而大司马长史虽如杨敞之庸谬，亦得为宰相。至于如魏相、萧望之之才，皆摈不用。田千秋小不当意，则其壻即论死。作威作福，盖如此。隂妻之邪谋，未论其不能白发于后，使其妻邪谋至此，而人敢为之助，而无复言其奸，则履霜坚氷，驯致其道。夫岂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无全理矣。原其始，皆由于其心以宠利居成功，不知为人臣之分故曰，不学之过也。虽然后之儒生，如班固軰，盖知以不学病光矣。然使其当小利害，仅如毫髪，鲜不防其所守。望其如光，凛然当大事，屹如山岳，其可得哉？然则光虽有不学之病，而其自得于天资者，盖有不可及。后之儒生，虽自号为学者，讥议前人，而反无以自立，则亦何贵乎学哉？子谓人才如光軰，学者要当观其大节，先取其所长，而后议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则庶几为蓄徳之要
译涑水司马氏说：“有人说张汤矫饰虚伪、刻薄寡恩，但他的后代却显赫荣耀，历经七代不曾断绝。难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殃’这样的话，是近于虚妄的吗？”我回答说：“不是这样。所谓‘积’，是指世代相继、沿袭不变的意思。所以《左传》称颂八元、八凯，世代继承他们的美德；饕餮三族，世代继承他们的凶恶。这难道不是所说的积善、积恶吗？栾书对晋国有恩德，晋国人怀念他。栾黡虽然刚愎自用，还能保全他的宗庙；到了栾盈没有德行，卿大夫的家族就灭亡了。那么，栾黡之所以能保全，是栾书留下的余庆；栾盈之所以灭亡，是栾黡留下的余殃。祖父有德行，子孙做不善的事，难免遭受祸败，哪里还有什么余庆呢？祖父不善，而子孙有德行，福禄将会聚集，哪里还有什么余殃呢？祖父不善，而子孙又没有德行，用来掩盖前人的过错，那么余殃就会降临在他身上。因此，尧舜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德行，丹朱和商均也不能免除灾祸；瞽叟和鲧虽然是大恶之人，舜和禹却没有丝毫减损他们的圣德。像张汤这样的人，虽然是阴险邪僻的人，但他有儿子张安世，保护辅佐汉朝皇室，确实有大功劳。子孙继承他，大都忠诚正直、信实厚道、恭敬节俭、严谨周密，国家政治清明时不被废弃，国家政治昏暗时免于刑罚杀戮，因此在后世光显荣耀，绵延长久，这本来就是适宜的。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朱熹说：“霍光在重大节操上，也有很大的亏欠之处。”有人问：“君臣之间的变故，不可不加以讲论。比如霍光废黜昌邑王，正与伊尹相同。伊尹能使太甲自我悔恨、自我改正，最终恢复君位；霍光当时被昌邑王欺骗天子，有七位争谏之臣。”这两句话之后，他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万一昌邑王更加咆哮狂怒时，那情景也很糟糕。“回答说：‘到了这个地步，也不懂得忧虑那糟糕的情景了。’”又问：“霍光毕竟是做得不够委婉曲折吗？”回答说：“做到这个地步，也不懂得委婉曲折了。”过了很久，又说：“人臣也不愿意遇到这种情况，万一遇到这种时候，也十分难以施展委婉曲折的手段。”问：“霍光小心谨慎厚道，但对于许皇后之事，不能说不知道。马援告诫诸子不要因言语过失惹祸，而马援最终裹尸而还的祸患，正是由言语过失导致的。这两个人被编入《小学》中，难道只是选取他们某一个方面的优点吗？”回答说：“《诗经》说‘采葑采菲，无遗下体’，选取别人的善行作为自己的师法，正不应该这样论断。”
南轩张氏说：霍光天资厚重，比如朝见进退，常常不差分毫，似乎懂得学问。后人往往轻易诋毁他，认为让他担当大事，必定不能胜任。然而拥立君主难道是容易的事吗？吕氏之乱时，有人说可以拥立齐王，大臣认为齐王的舅舅驷钧，像戴着帽子的老虎，如果拥立齐王，又会成为吕氏那样的局面。于是决定拥立文帝，必须在最初就谨慎选择。至于昌邑王在封国时向来狂妄放纵，霍光不能察知而轻易拥立他，怎么能没有罪过呢？后来幸好能拥立宣帝，刘元城说选取他是因为他没有党羽，这就不对了。霍光天资厚重，所以可以担当大事，而他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学习的原因。人臣的功绩，到了周公也没有可以超越的了，而诗人形容他的盛德，就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他是多么温和恭敬、谦逊厚道啊！这就是说，虽然以天子叔父的尊贵，处于人臣的最高职位，有盖世的功业，但玩味他的气象，难道有一丝一毫权势的居心，而人们看待他吗？只看到他的道德值得尊敬，难道觉得他的权势值得畏惧吗？孟子说：“侍奉父母像曾子那样就可以了。”后来的君子也说：“侍奉君主像周公那样就可以了。”像曾子侍奉父母，恰好是人子能够尽到本分罢了，并没有超出本分。像周公侍奉君主，也是这样。大概是在他身上应当做的事，而哪里有一丝一毫据为己有的意思呢？周公正因为没有一丝一毫据为己有的意思，所以德行盛大而更加恭敬，事业因此无穷无尽。霍光所建立的功业，想是背负在身上，横亘在心头，而不能消除遗忘。正因为不能消除遗忘，所以他的气焰不可掩盖，威势日益盛大，追求权利的道路，人们争相趋附。不仅是家人子弟、门生故吏，驯服习以为常而骄纵不可遏制，霍光自身也不自知地安逸放肆了。这是国家凶险、家庭败坏的根本原因，能不畏惧吗？所以他一时任用、舍弃、进升、贬退，都出于私意。以苏武的忠节，进升不由自己，仅仅担任典属国，而大司马长史虽然像杨敞那样庸碌荒谬，也能成为宰相。至于像魏相、萧望之那样的人才，都被排斥不用。田千秋稍微不合心意，他的女婿就被判死刑。作威作福，大概就是这样。阴妻的邪谋，不论她不能在后宫揭露，假使她妻邪谋到这种地步，而有人敢为她助纣为虐，而不再指责她的奸邪，那么履霜坚冰，逐渐导致这种局面。这难道是一天的缘故吗？霍光到这里也没有完全的道理了。推究其开始，都是由于他的心以宠幸利益居功，不知道作为人臣的本分，所以说，这是不学习的过错。虽然后来的儒生，如班固等人，大概知道以不学习来指责霍光了。然而假使他面对小的利害，仅仅像毫发那样细微，很少不防备他的操守。期望他像霍光那样，凛然担当大事，屹立如山岳，这怎么可能呢？那么霍光虽然有不学习的毛病，而他从天资中自得的地方，大概有不可及之处。后来的儒生，虽然自称为学者，讥议前人，反而无法自立，那么又何必看重学问呢？孔子说人才像霍光这样的人，学者应当观察他的大节，先选取他的长处，然后议论他的短处。反躬自察，那么差不多是蓄积德行的关键了。
或问周勃、霍光在汉均有拥立之功，优劣如何？潜室陈氏曰：「霍光仗忠义，举动光明；平勃任智术，踪迹踈昧。」
汲黯
▯山杨氏曰：周勃起布衣，盖椎朴鄙人，以其重厚，故可属大事。则天下重任，固非狷忿褊迫者所能胜也。武帝时，淮南王欲反，独畏汲黯之节义。至论公孙▯軰，若发防尔。夫汲黯之直，为天下敬惮如此。予独疑其狷忿▯迫，临大事不能无轻重。轻重则失事机，难与成功。故武帝谓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于此乎？
防广 受
或论二防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荐引刚直之士代已辅导太子。朱子曰：「防广父子亦不必苛责之，虽未尽出处之正，然在当时亲见元帝懦弱不可辅导，他只得去，亦是避祸而已。观渠自云『不去，惧贻后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间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见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萧望之便是様子。望之即刚直之士。」
魏相 赵充国
南轩张氏曰：魏相所存，不得为正，观其有许史之累，则可见矣。夫欲其説之行，而假许史以为重，此诡遇获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为相，亦有可取者，四方有异闻，或有逆贼灾变，輙奏言之，此诚宰相事也。其谏伐匈奴书有曰：「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风俗犹薄，水旱不时。按今年子弟杀父兄，妻杀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此非小变也。」凡此，在他人不知为忧者，而相独知忧之，亦槩乎有闻矣。故予甚惜其进之不能以正也。进不以正，则牵制徇从之事必多，而感格正捄之风或鲜矣。
汉将诚当以赵充国为最。凡将之病，患于勇而不详也。充国盖更军事多矣。及闻西羗之事，则不敢以遽，而曰：“兵难遥度，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其不敢忽如此，盖思虑之深，经歴之多，孔子所谓“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将之病，在于急近功也。充国则图其万全，陈屯田十二利，持乆而为不可动之计，其规模与孔明渭上之师何以异哉？将之病，在果于杀而不恤百姓也。充国任阃外之寄，而为国家根本之虑，要使百姓安，边圉彊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将，非战国以来摧锋折敌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规模，味其风防，逺大周密，拔出伦軰。予谓充国在宣帝时，且不独为贤将，殆可相也。使其为相，必能为国家图回制度，为后世虑安养百姓，为邦本计，如魏相軰，皆当在其下风耳。
丙吉
涑水司马氏曰：丙吉为丞相，出逢群盗格鬬，死伤横道，过之不问；见牛喘而问之，以为诘禁盗贼，守令之事，隂阳不调，此乃宰相职耳。谈者羙之，愚窃以为不然。夫宰相所以治隂阳者，岂拱手端冕，无所施设，而隂阳自调？盖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气洋洋薄于宇宙，旁畅周逹，浸润渗漉，明则百姓洽，幽则▯神谐，然后寒暑时至，万物阜安。虽古昔圣人之治天下，至于隂阳和，寒暑时而至，治极矣，岂庸人所能致哉？当丙吉为政之时，政治之不得，刑罚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贤之未进，可胜纪哉？释此不虑，而虑于牛喘，以求隂阳，不亦踈乎？且京邑之内，盗贼纵横，政之不行，孰甚于此？《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近不能正如远人，何若？曰：守令之职，守令不贤，当责何人？非执政者之过，而又谁欤？昔士防为政，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子产为政，桃李垂于街者，莫援。若盗贼不禁，而曰长安令之职；风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职；刑罚不当，而曰廷尉之职；衣食不足，而曰司农之职。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则宰相居于其间，悉无所与，而曰主调隂阳，隂阳固可坐而调耶？愚以为丙吉自知居其位，而无益于世，饰智谲问，以揜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南轩张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无所难者，其徳厚可称也。其为相，若寛缓者，虽天资则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矫之之意欤？然抑亦太甚矣。至于韩延寿、杨恽之死，则亦莫能救也。吉见谓不亲小事，知大体，二卿之死，夫岂事
译有人问周勃、霍光在汉朝都有拥立皇帝的功劳，他们的优劣如何？潜室陈氏说：“霍光凭借忠义行事，举动光明磊落；周勃、陈平依靠智谋权术，行迹疏漏晦暗。”
汲黯
山杨氏说：周勃从平民出身，大概是个质朴粗鄙的人，因为他为人厚重，所以可以托付大事。那么天下的重任，本来就不是那些急躁狭隘、气量狭小的人所能胜任的。汉武帝时，淮南王想要谋反，唯独畏惧汲黯的节操道义。至于评论公孙弘等人，就像揭发防备他们一样。汲黯的刚直，被天下人敬重畏惧到了这种地步。我唯独怀疑他急躁狭隘，面临大事时不能没有轻重失当。轻重失当就会错失事机，难以取得成功。所以汉武帝说古代有社稷之臣，汲黯接近这种人。他大概在这方面有所得吧？
冯广 受
有人议论冯广父子不适合白白享受爵位就离去，又不适合不推荐刚直的人士来代替自己辅导太子。朱子说：“冯广父子也不必过分苛责，虽然他们的出处行为不完全正当，但在当时亲眼见到元帝懦弱无法辅导，他们只能离去，这也是为了避祸罢了。看他们自己说‘不离去，害怕留下后悔’，也确实是省事恬淡退让的人。世间自有这种人，他们本性恬淡退让，又看到这种情况，只能离去。如果不离去，萧望之就是榜样。望之就是刚直的人士。”
魏相 赵充国
南轩张氏说：魏相的存心，不能算作正当，看他有许、史两家外戚的牵累，就可以知道了。想要让自己的主张得以实行，而借助许、史两家来增加分量，这是诡诈猎取猎物的心理，君子是不这样做的。然而他担任丞相，也有可取之处，四方有异常见闻，或者有逆贼灾变，就立即上奏说明，这确实是丞相的职责。他劝谏讨伐匈奴的奏疏中说：“现在郡国的守相大多不是真正选拔的，风俗仍然浅薄，水旱灾害不时发生。查考今年子弟杀害父兄、妻子杀害丈夫的，共二百二十二人。臣愚昧，认为这不是小变故。”所有这些，在别人不知道忧虑的，而魏相独自知道忧虑，也大概是有听闻的了。所以我非常惋惜他进身不能以正道。进身不以正道，那么牵制顺从的事情必然很多，而感动契合、匡正救弊的风气或许就少了。
汉朝将领确实应当以赵充国为最。将领的通病，在于勇猛而不详审。赵充国大概经历军事很多了。等到听说西羌的事情，就不敢轻率，而说：“战争难以远程揣度，希望我赶到金城，谋划上呈方略。”他不敢忽视到这种地步，大概是思虑深远，经历众多，孔子所说的“面临事情而畏惧，善于谋划而成功”的人。将领的通病，在于急于求取近功。赵充国则图谋万全，陈述屯田的十二个好处，持久而制定不可动摇的计策，他的规模与诸葛亮在渭水上的军队有什么不同呢？将领的通病，在于果断杀戮而不体恤百姓。赵充国承担边疆的重托，而为国家根本考虑，要使百姓安定，边疆强大而西戎自然消解。这大概是夏商周三代的将领，不是战国以来摧锋折敌的人所能比肩的。反复探究他的规模，体味他的风范，远大周密，超出同辈。我说赵充国在宣帝时，且不独是贤将，大概可以担任丞相。让他担任丞相，一定能为国家规划制度，为后世考虑安抚百姓，为国家根本打算，像魏相这类人，都应当在他的下风。
丙吉
涑水司马氏说：丙吉担任丞相，外出遇到群盗格斗，死伤横陈在道路上，经过而不问；看见牛喘气就问，认为查禁盗贼，是守令的职责，阴阳不调，这才是丞相的职责。谈论的人赞美他，我私下认为不是这样。丞相用来治理阴阳的，难道只是拱手端坐、戴着礼帽，无所施设，而阴阳自然调和吗？大概也是辅佐君主治理庶政，安定四海，使和气洋溢遍布宇宙，广泛通畅周遍到达，浸润渗透，显明则百姓融洽，幽暗则鬼神和谐，然后寒暑按时而至，万物富足安宁。即使是古代圣人治理天下，达到阴阳调和，寒暑按时而至，治理达到了极致，难道是平庸之人所能达到的吗？在丙吉执政的时候，政治不得当，刑罚失中，不贤之人没有被去除，忠贤之人没有被进用，哪里能数得尽呢？放弃这些不忧虑，而忧虑牛喘气，来寻求阴阳调和，不是太疏漏了吗？况且京城之内，盗贼纵横，政令不能施行，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诗经》说：“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准则。”近处不能正当，远方的人如何呢？说：这是守令的职责，守令不贤，应当责问谁？不是执政者的过错，又是谁呢？从前士匄执政，晋国的盗贼逃奔到秦国；子产执政，街边桃李垂挂，没有人攀折。如果盗贼不禁，而说是长安令的职责；风俗不和，而说是三老的职责；刑罚不当，而说是廷尉的职责；衣食不足，而说是司农的职责。推而广之，天下的事情，各有其官员，那么丞相居于其中，全都无所参与，而说主持调和阴阳，阴阳本来可以坐着就调和吗？我认为丙吉自知居于其位，而对世道无益，修饰智巧、诡诈询问，来掩盖他的行迹，也不过是自欺罢了。
南轩张氏说：“丙吉深厚不自我夸耀，在别人那里也不难做到，他的德行深厚可以称道。他担任丞相，好像宽缓，虽然天性如此，意思也是因为宣帝的政令崇尚严厉，而有矫正的意思吗？然而也太过分了。至于韩延寿、杨恽的死，也不能救。丙吉被认为不亲小事，知道大体，两位卿的死，难道不是事
黄覇
象山陆氏曰：黄覇为頴川守，鳏寡孤独，死无以葬者，覇为区处，曰：“某所木可为棺，某亭猪可以祭。”吏徃，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还，而劳其食于道傍，为乌所攫肉。事毎得实，人无敢欺，皆以为神。史家载其得之之由，以为语次寻绎，问他隂伏以相防考。后世儒者乃以为钩距而鄙之。此在黄覇虽未尽善，而后儒非之者犹为无知。盖不论其本而论其末，不观其心而遽议其行事，则皆不足以论人。原覇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实而已。
匡衡
朱子曰：「尝见一人云，匡衡做得相业，全然不是，只是所上防议论甚好，恐是收得好，懐挟。又云，如答淮阳王求史迁书，其词甚好。又曰，如宣元间诏令及戒诸侯王诏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汉初时却无此议论，汉初却未曾讲贯得恁地。又曰，匡衡説诗，闗雎等处甚好，亦是有所师授，讲究得到。」
刘向 萧望之
▯山杨氏曰：汉武元鼎、元封之间，燕齐之士争言神仙祭祀致福之术者，以万数，故滛祠于汉世为多。虽当时名儒硕徳继登宰辅，莫有能是正之者。元成之际，衡谭用事，始奋然欲尽去滛祠，正以古义，又幸世主从之，其志行矣。未防以刘向一言而废祠复兴，岂不惜哉？盖人情狃于祸福而易动，▯神隠于无形而难知，以易动之情稽难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谬，宜乎其难矣。以刘向之贤，犹溺于习见，况余人乎？自孟子没，王道不传，故世无王佐之才。既无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终不如古。若要行道，才説做计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负一个不诚了，安得事成？刘向多少忠于汉，只为做计较大甚，才被见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様？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刘更生以通逹善属文，与选中，可谓遇主矣。其后上复兴神仙方术之士，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鸿寳秘书，献之，言黄金可成，其所为未免长君之过也。岂其逢世希合而为之欤？抑年少学犹未能无惑于异端欤？其后与望之、堪、猛軰并立于朝，为羣小侧目，更生乃令外亲上变事，其义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为盛衰，盖天地之大义也。消息盈虚，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渐，况于人乎？且许史恭显之于汉也，凭藉私昵宠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逺，非所以朝升而暮罢。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谋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义而已。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为数以败吾之义，而吾且欲决而去之，而自为不信，其见乗也不亦宜乎？子读更生传，见其惓惓于其君，未尝不为之叹息也。惜其不知义命之归，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南轩张氏曰：「萧望之、刘更生辅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资之弱，而外有史髙总朝廷之事，内有恭显制枢机之权，二子居其间，可谓孤弱之势，危疑之时矣。所以处之之道，要当艰深其虑，正固其守，诚意恳恻以广上心，人才兼收以彊国势，谨其为勿使有差，密其机勿使或露，积之以乆，上心开明，人才众多，群心归而理势顺，庶几有可为者。此在《易》屯膏小贞之义也。而二子处之盖甚踈矣，其绸缪经理未尝有一日之功也。遽白罢中书宦官，其机盖已尽露而无余防，既不防信用，而中外小人并起而乗之，身之死逐不足道，而当时之事遂不可复救，甚矣二子之踈也。况其所为自多不正，用人要当公天下之选，而二子者不惟其贤，惟其附己，不知小人迎合于外者，讵可保耶？故以郑朋之倾邪而使之待诏，至于华龙之污秽，亦欲入其党，彼盖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逺小人，不恶而严。』所谓严者，严其在我者也。二子处群小之间而不严，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当梁冀强横之时，非惟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处之严故也。故史称『安、隗素行髙，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诚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于使外亲上变事，与子上书，则又其甚矣。子观二子所执虽正，然恳诚之心不笃，势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义而行之以一己之私，盖不知学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
译黄霸
象山陆氏说：黄霸担任颍川太守时，对于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以及死后没有安葬的人，黄霸都为他们安排处置，说：“某处的树木可以制作棺材，某亭的猪可以用来祭祀。”官吏前往办理，都符合他的说法。他派遣官吏去暗中查访事情，官吏回来后，他在路边慰劳他们，让他们吃饭，结果肉被乌鸦抢走了。事情每次都能查得真实，没有人敢欺骗，大家都认为他像神明一样。史家记载他获取情报的方法，认为是通过言语间的推究，询问其他暗中潜伏的人来互相防备考察。后世的儒者却认为这是使用钩距之术而轻视他。这在黄霸虽然不算完美，但后世儒者非议他仍然是无知的。大概是不论究他的根本而只论究他的末节，不观察他的本心就急忙议论他的行为，这样都不足以评价一个人。推究黄霸的本心，原本是想避免被人欺骗，探求事情的真相罢了。
匡衡
朱熹说：“曾经见到一个人说，匡衡所做的宰相业绩，完全不对，只是他所上的奏章议论很好，恐怕是收集得好，怀藏挟带。又说，比如回答淮阳王请求司马迁著作的奏疏，言辞很好。又说，比如宣帝、元帝期间的诏令以及告诫诸侯王的诏令都很好，不知道是谁写的。汉朝初期却没有这样的议论，汉朝初期还没有讲贯得这样透彻。又说，匡衡解说《诗经》，《关雎》等篇目解说得很好，也是有老师传授，讲究得到的。”
刘向、萧望之
山杨氏说：汉武帝元鼎、元封年间，燕、齐一带的士人争相谈论神仙祭祀、招致福运的方法，数以万计，所以淫祀在汉代特别多。虽然当时著名的儒者和德高望重的人相继登上宰辅之位，却没有谁能纠正它。元帝、成帝时期，衡谭当权，开始奋起想要全部去除淫祀，用古代的道义来匡正，又幸而君主听从，他的志向得以施行。不久因为刘向的一句话而废除的淫祀又重新兴起，难道不可惜吗？大概人情习惯于祸福而容易动摇，神灵隐藏在无形之中而难以知晓，用容易动摇的人情去考察难以知晓的道理，而想要纠正百年的谬误，适宜于困难了。以刘向的贤能，尚且沉溺于习见，何况其他人呢？自从孟子去世，王道不再传布，所以世间没有辅佐帝王的杰出人才。既然没有辅佐帝王的杰出人才，所以他们的治理成效终究不如古代。如果想要推行道义，才说做计较，要实行便不是了。为什么自己先背负了一个不诚呢，怎能事情成功？刘向对汉朝多么忠诚，只是因为做计较大甚，才被看破，手脚都露出来，是什么模样？起初，汉宣帝沿袭武帝的旧例，招纳安置名儒，刘更生因为通达事理、善于写文章，被选中，可以说是遇到明主了。后来皇上又复兴神仙方术之士，而刘更生得到了《淮南枕中鸿宝秘书》，献上去，说黄金可以炼成，他所做的未免有长君那样的过错。难道是逢迎世俗、迎合君主而做的吗？还是年少时学问还未能不被异端迷惑呢？后来他与萧望之、周堪、张猛等人一起立于朝廷，被群小侧目，刘更生就让外戚上变事，他的道义在哪里呢？君子和小人互相盛衰，大概是天地的大义。消长盈虚，天地尚且不能不逐渐进行，何况人呢？况且许、史、恭、显对于汉朝，凭借私下的亲昵宠幸之恩，不是一天了。他们的根基深，他们的蔓延远，不是早上提拔晚上就能罢免的。而君子去除小人，又不是智谋足以依赖的，也有我们的仁义罢了。他们正想要肆意欺骗来蒙蔽我们的信任，设下圈套来败坏我们的道义，而我们却想要决断去除他们，而自己变得不诚信，被他们乘虚而入不也是应该的吗？我读刘更生的传记，见他对他君主如此恳切，没有不为之叹息的。可惜他不知道道义和命运的归宿，所以一蹶不振，可悲啊。
南轩张氏说：“萧望之、刘更生辅佐元帝初期的政事，因为元帝天资柔弱，外面有史高总揽朝廷事务，里面有石显、恭显控制枢机大权，这两人处在中间，可以说是孤立无援的形势，危险猜疑的时局了。所以处治的方法，应当使思虑艰深，使操守正固，用诚恳恳切的心意来开阔君主的心胸，兼收人才来增强国家势力，谨慎行事不要使有差错，严密机谋不要使泄露，积累久了，君主的心胸开明，人才众多，群心归附而理势顺遂，差不多有可为之处。这在《易经》中是屯卦、膏卦、小贞的含义。而这两人处治的方法大概很疏漏了，他们绸缪经理没有一天的功夫。急忙表白罢免中书宦官，他们的机谋大概已经全部暴露而没有余防，既然不能信用，而内外小人一起兴起而乘虚而入，自身的死逐不足道，而当时的事遂不可复救，这两人的疏漏太严重了。况且他们所做的事自己多不正，用人应当公正地选择天下的人，而这两人不只看重贤能，只看重依附自己的人，不知道小人在外面迎合的，难道可以保证吗？所以用郑朋的倾邪而让他待诏，至于华龙的污秽，也想进入他的党羽，他们大概有招致他们的地方。在《易经》中有：‘君子远离小人，不厌恶而严厉。’所谓严厉，是严厉在我自己身上的。这两人处在群小之间而不严厉，像这样怎么可以呢？袁安、任隗在梁冀强横的时候，不仅不能加害，而最终能去除他，因为安、隗所处的严厉缘故。所以史称‘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这话确实有意味。这两人曾经不知道这个吗？至于让外戚上变事，与子上书，那就更严重了。我看这两人所坚持的虽然正，但恳诚的心意不笃实，势利的念头相交，用天下的公义而用一己的私心去实行，大概是不知学问的弊端啊。唉！可惜啊！然而”
昔人未可以一失断其平生，若更生经歴忧患，晩歳气象殊胜于前，处王氏之际，庶几为忧国敦笃者矣。」
译古人不能因为一次过失就否定他的一生，如果他能经历忧患，晚年的气度远远胜过从前，身处王氏执政的时期，大概可以算是忧国忠厚的人了。
龚胜
涑水司马氏曰：「王莽慕龚君賔之名，訹以尊爵厚禄，刼以滛威重势，而必致之。君賔不胜逼迫，絶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语讥焉，未闻有为辨之者也，可不大哀欤？昔者纣为不道，毒痡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穷而征之，斯则有道天子诛一乱正之匹夫尔，于何不可？而伯夷叔齐深非之，义不食周粟而饿死，狷隘如此，仲尼犹称之曰仁，以为不殒其节而已。况于王莽凭汉累世之恩，因其继嗣衰絶，饰诈伪而盗之，又欲诬洿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禄，甘言谀礼，期于必致，不可以智免，不可以义攘，则志行之士舎死何以全其道哉？或者谓其不能黜芳弃明，保其天年，然则虎豹之鞹，何以异于犬羊之鞹？庸人之行，孰不如此？又责其不诡辞曲对，若薛方然，然则将未免于謟，岂曰能贤？故君賔遭遇无道，及此穷矣，失节之徒排毁忠正，以遂已非，不察者又从而和之。太史公称伯夷叔齐，不有孔子，则西山之饿夫，谁识知之？信矣哉！」
王莽
潜室陈氏曰：「莽拔于族属，继四父而辅政，时人未之信也。于是刻心厉行以着其节，礼贤下士以钓其名，分布党与以承其意，謟事母后以市其权，延见吏民以致其恩意。上下之势既成，而人皆知有莽矣。于是力为险异之行以焜耀当时，封邑不受，位号不居，视天下爵禄若将凂焉。天下之人见其苦心如此，遂以其无他，而谓伊周复出。故其避丁、傅也，莫不称其贤；其罢归也，天下莫不讼其寃。一辞采女而诣阙上书者千数，辞益封而吏民上书者八千人，辞新野田而前后上书者至四十八万。盖当时惟恐莽之一日去汉，举国以授之；惟恐其不受。夫莽，斗筲之才，贾孺之智，儿曹之恩，妾妇之行，徒以驱委庸人，笼络小孺，媚事妇人女子可也；而乃掩窃大物，岂非厄会然欤？」
总论
朱子曰：「汉兴之初，人未甚繁，气象刬地较好。到武宣极盛时，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尽扫了，所以贾谊谓「秦专用茍简自恣之行」，秦又太茍简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论汉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汉初承秦扫去许多繁文，已是质了。董仲舒才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过之。张子房近黄老而隠晦不露。
南轩张氏曰：「西汉末世，风节不竞，居位大臣，号为有正论者，不过王嘉、何武、师丹耳。在波荡风靡之中，诚亦可取。比之光禹，则甚有间矣。然西汉末年，正如病者，元气先败，几疾皆得以入之，而皆得以亡之。为当时大臣者，要当力陈国势根本之已蹶，劝人主以自强于徳，多求贤才以自辅，庶可以扶助元气，消靡沉痼。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谬、一人之进而指陈之，纵使一事之正、一人之去，亦将有继其后者，终无益也。故哀帝之末，董贤虽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汉矣。自成帝以来，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傅、董贤之徒，又特一时乗间之疾耳。在位者当深以王氏为虑，以王氏为虑，当如予所言，先劝人主以自强于徳。自强于徳，则不冝少有差失，顾反尊傅氏、宠董贤，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势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乗其后，惜当时论者皆不知及此也，可胜叹哉！」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一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二
厯代四
东汉
光武
南轩张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为三公，盖鉴髙帝之▯，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为美谈。以予观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禄终身，是固美矣。然于用人之道，则有未尽也。盖用人之道，先以一説横于胷中，则为私意，非立贤无方之义矣。髙帝之待功臣诚非也，如韩、彭、黥布之徒，虽有大功，要皆天资小人。《在易》之《师》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盖于用师既终成功之后，但当宠之以富贵，而不可使之有国家而为政也。髙帝正犯此义，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终。为光武者，要当察吾大臣有如韩、彭之徒者乎？则当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
译龚胜
涑水司马氏说：“王莽仰慕龚君宾的名声，用高官厚禄引诱他，用淫威重势胁迫他，一定要让他出仕。龚君宾不堪逼迫，绝食而死。班固用‘薰膏’的话讥讽他，没听说有人为他辩白的，这难道不是大可悲哀的吗？从前商纣王无道，使天下百姓痛苦，周武王不忍心天下人困穷而征伐他，这是有道天子诛杀一个扰乱正道的普通人罢了，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伯夷、叔齐却深深非议他，以不吃周朝的粮食为义而饿死，如此狭隘偏激，孔子还称赞他们为仁，认为他们只是没有丧失自己的节操罢了。何况王莽凭借汉朝累世的恩德，趁着继嗣衰微断绝，装饰诈伪而窃取政权，又想污蔑清高的士人，用那些臭腐的爵位俸禄，用甜言蜜语和谄媚的礼节，期望一定要招致他们，不能靠智慧逃避，不能靠道义排斥，那么有志行的人士，除了死还有什么办法来保全自己的道义呢？或许有人说他不能抛弃名声、隐藏明智，以保全自己的天年，那么虎豹的皮，和犬羊的皮有什么区别呢？平庸人的行为，谁不是这样呢？又指责他不肯用诡辩的言辞、委曲的回答，像薛方那样，那么就将难免于谄媚，怎么能说是贤能呢？所以龚君宾遭遇无道之世，到了这种穷困的地步，失节的人排挤诋毁忠正之士，以遂行自己的非义之举，不明察的人又跟着附和。太史公称赞伯夷、叔齐，如果没有孔子，那么西山的饿夫，谁会认识了解他们呢？确实是这样啊！”
王莽
潜室陈氏说：“王莽从宗族中被提拔，继承四位父亲的职位辅佐朝政，当时的人并不信任他。于是他刻苦磨炼品行以彰显自己的节操，礼贤下士以钓取名声，分派党羽以迎合他的心意，谄媚侍奉太后以谋取权力，接见官吏百姓以施恩意。上下的权势既已形成，人们都知道有王莽了。于是他极力做出险怪奇特的行为以炫耀当时，不接受封邑，不居位号，看待天下的爵位俸禄好像将要玷污自己一样。天下的人见他如此苦心，就认为他没有其他企图，说伊尹、周公又出现了。所以他回避丁氏、傅氏时，没有不称赞他贤能的；他罢官归家时，天下没有不为他鸣冤的。一次辞让选妃而到宫阙上书的人成千上万，辞让增加封地而官吏百姓上书的人有八千，辞让新野田地而前后上书的人多达四十八万。大概当时的人只怕王莽有一天离开汉朝，把全国交给他；只怕他不接受。王莽，不过是斗筲之才，贾孺之智，孩童般的恩惠，妾妇般的品行，只是驱使庸人，笼络小辈，媚事妇人女子罢了；却去掩窃大权，难道不是时势使然吗？”
总论
朱子说：“汉朝兴起之初，人口还不很繁盛，气象原本较好。到了武帝、宣帝极盛时，就有了衰败的意思。”周朝礼制繁密，秦朝全部扫除，所以贾谊说“秦专用苟且简略、放纵自己的行为”，秦朝又太苟且简略放纵，不曾竭尽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论述汉朝事务，都想用夏朝的忠厚，不知道汉朝初年承接秦朝扫除许多繁文缛节，已经质朴了。董仲舒的才能不及陆宣公，而学问超过他。张良接近黄老之学而隐晦不露。
南轩张氏说：“西汉末世，风气节操不兴盛，身居高位的大臣，号称有正论的，不过王嘉、何武、师丹罢了。在动荡风靡之中，确实也可取。比起光武帝，则相差甚远了。然而西汉末年，正像病人，元气先败坏，各种疾病都能侵入，都能导致死亡。作为当时的大臣，应当极力陈述国家根本已经动摇，劝勉君主在道德上自强，多求贤才来辅助自己，或许可以扶助元气，消除沉疴痼疾。如果不遵循根本，只是针对一件事的谬误、一个人的进用来指陈，即使一件事纠正了、一个人去职了，也将有继承他们的人，终究没有益处。所以哀帝末年，董贤虽然去职，而王氏随即兴起，于是汉朝就灭亡了。自从成帝以来，受病的痼疾且大的，在于王氏，像丁氏、傅氏、董贤之徒，又只是一时乘虚而入的疾病罢了。在位的人应当深深以王氏为忧虑，以王氏为忧虑，应当像我所说的，先劝勉君主在道德上自强。在道德上自强，就不应该稍有差失，反而尊崇傅氏、宠幸董贤，以严重失去天下人的心，这是更加削弱自己而增加王氏的势力罢了。所以王莽得以拱手乘其后，可惜当时的议论者都不知道这一点，可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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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二
历代四
东汉
光武
南轩张氏说：“光武帝不任用功臣为三公，大概是鉴戒高祖的过失，而想要保全他们。前代史书没有不把这当作美谈的。依我看来，光武帝保全功臣，使他们都能以福禄终老，这固然很好。然而在用人之道上，则有未尽善之处。大概用人之道，先有一个成见横在胸中，就是私意，不符合立贤无方的义理了。高祖对待功臣确实不对，像韩信、彭越、黥布之徒，虽然有大功，终究都是天性小人。《易经》的《师》卦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大概在用兵既已成功后，只应当用富贵宠幸他们，而不可以让他们掌握国家大政。高祖正犯了这条义理，所以不能保全功臣到最后。作为光武帝，应当考察我们的大臣中有像韩信、彭越之徒的人吗？就应当用这种方法对待他们。如果光武帝的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