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四十

译没听说过这样的话罢了。」

华阳范氏说：「吕与叔修身好学，行为如同古人。」朱光庭起初从安定先生那里受学，安定先生告诉他为学的根本在于忠信，他此后终身努力践行。等到拜见二程先生，听闻格物致知是进求大道的门径，正心诚意是进入德行的方法，便信服并践行他们的教导，仓促匆忙时也不曾忘记。他曾经说：「等待百世之后圣人出现也不会感到困惑的，只有孔子和孟子是这样。」所以他极力排斥异端邪说，以扶持圣人的大道。

译武夷胡氏说：河南二程先生从遗留的经典中获得了孟子失传的学问，以此倡导天下，那些登堂入室、窥见深奥道理，号称是高弟的人，在南方则是广平游定夫、上蔡谢显道、龟山杨中立三人。龟山先生天资平易旷达，辅以问学，充养有道，具备道德器量，早年成就，内心积累纯粹而宏深，外在表现简易而平淡，闲居时和乐，神色笑容可亲，处理事务时裁断处置，不动声色，与他交往的人，虽然整天群居，默然不语，却能以和气感染人，而鄙薄之态自然不显露。他推究孟子性善说的根本，阐发《中庸》《大学》的道理，对于想要知道方向的人，为他指明趋向，毫无隐瞒。当时公卿大夫中的贤者，没有不尊崇信奉他的。又说：先生修养深远，洞察事理非常明晰，混迹于世俗，了解他的人很少【了解他的人只知道他的文学，不了解的人以为他是蔡氏所引荐的，这位先生不求于人，蔡氏怎么能玷污他】。他活到八十岁，志气未衰，精力连少年人都难以企及。朝廷正倾向于儒学，日日更新圣德，延请礼遇这位老人，让他担任经学讲师，朝夕咨询访问，裨益补益一定很多。至于裁决危难疑案，治理世务，如同烛光照亮、数计推演而不用占卜一样清楚。侯师圣安于羁旅困苦，坚守节操不改变，这确实是前所未有的。至于讲论经术，则贯通无碍；商讨时事，则细微之处都能察觉。

陈氏【渊】说：明道在颍昌时，龟山先生前往跟随他学习。明道非常高兴，常说：“杨君最容易领会。”等到送他出门，对座客说：“我的道向南传播了。”又说：“谢显道为人诚实，但聪慧悟性不及杨君。”明道常说：“杨君聪明，谢君像水投石一样难以渗透，然而我也未曾不称赞他的优点。”伊川从涪州回来，看到学者凋零，多跟随佛学，只有杨君和谢君不变，于是感叹说：“学者都流于夷狄了，只有杨、谢两位君子长进。”

冯氏【忠恕】说：和靖说，曾经侍坐伊川，问道：“张绎每次听到先生的话，往往当下就领悟；焞听到先生的话，必须再三寻思，或者再请问，然后才领悟。然而日后持守，恐怕张绎不及焞。”伊川认为他说得对。伊川去世不久，思叔也去世了。和靖被召，曾说：“思叔如果在，到现在自然应当被召用，一定能在世上有所作为。”

祁氏【宽】说：“张思叔三十岁才见到伊川，比伊川晚一年去世。起初以文章闻名于乡里，后来写文章很少。伊川常说：‘张绎质朴茂盛。’”

吕氏【稽中】说：尹和靖应进士举，恰逢议论诛杀元祐贵人，和靖说：“唉！还可以追求禄位吗！”不回答就出来了，告诉程子说：“我不再应进士举了。”程子说：“你有母亲在。”和靖回去告诉母亲，母亲说：“我知道你是为了善养，不知道你是为了禄养。”于是退隐不再参加科举。程子听说后说：“贤德的母亲啊！”大观年间新学日益兴盛，有人进言说：“程颐倡导异端，尹焞、张绎作为他的左右。”和靖于是不想做官，而声望更加盛大，德行更加成就，同门之士都尊崇畏惧他。伊川说：“我死后不失其正的，是尹氏之子。”

吕氏【本中】说：龟山天资仁厚宽大，能包容事物，又看不出他的界限，不做奇异绝俗的行为，以求世俗名誉。与人交往，始终如一，本性极孝，遭遇丧母，哀痛毁损如同成人，侍奉继母尤其谨慎。熙宁年间，已经考中进士得官，听说河南两程先生的道，立即前往跟随学习。回来闲居多年，沉浸经书，推广师说，穷究探索，务必穷尽其旨趣，涵养广大，而不敢轻率放纵。本中曾经听先辈长者说，认为明道先生温和纯粹，终身没有疾言遽色，先生确实像他。

章氏【宪】说：龟山先生曾说，程门后来成就，没有超过王信伯的。胡安国曾经推荐他学问有师承，识见通晓世务，让他担任献纳之职，一定对圣时有益。

朱子说：吕与叔可惜寿命不长久，如果上天假借他年寿，必定所见又不同。程子称赞他深潜缜密，可见他资质好，又能涵养。我如果只像吕与叔那样年轻，也见不到达到这个地步了。与叔本来是个刚硬的气质，涵养得到，所以如此。因此圣人以刚之德为君子，柔为小人。如果有刚了，必须除去那刚的毛病，成全其为刚之德，接着可以为学。如果不刚，终究不能成。问：与叔论选举状，设立士规以养德厉行，更改学制以量才进艺，确定贡法以取贤敛才，设立试法以试用养才，设立辟法以兴能备用，设立举法以覆实得人，设立考法以责任考功。说：他的论断很高，如果他不死，必定有用。与叔后来也看佛书，朋友写信责备他。吕说：我只是要看他的道理如何。他的文集上杂记也多不纯，想后来见二程了，然而游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虽然奴仆之贱都知道他。他的流风余韵足以师世范俗。定夫的事业不能大施，独有《中庸》《论》《孟》说流传于世。考察其师友所称，品味其话言所传，那么

译造道之深，流风之远，有可得而推者矣。〇山天姿高朴实简易，然所见一定，更不须穷究。某尝谓这般人皆是天资出人，非假学力。

〇山解文字著述无纲要，诗文说道理之类，才说得有意思，便无收杀包摄。曰：是道理不透否？曰：虽然，亦是气弱。

问：〇山晚年出处不可晓，其召也以蔡京，然在亦无大建明。曰：以今观之则可以追咎当时无大建明。若自家之，不知当时所当建明者何？或云不过择将相为急。曰：也好说择将相固是急，然不知当时有人可做。当时将只说种师道，相只说李伯纪，然固皆尝用之。又况自家言之，彼亦未便听。据当时事势，亦无可为。不知有大圣贤之才如何尔？

问：〇山当时何意出来？曰：〇山人也苟且，是时。

译未能摆脱禄位仕途，所以胡乱就任了。如果稍微能够推行自己的道，这是〇山的志向。然而来得已经不对，等到到了那里又没有什么可做的，只是谈论那些没〇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如果有大力量，在顷刻之间真能改变天下的大事，来得也不枉然。既然不能这样，又只是随众人糊里糊涂。又说：他当时一出山，追夺荆公的王爵，罢免配享孔子，并且想要毁坏劈开三经的刻板。士子们不高兴，于是相聚质问三经有什么不可，竟然想要毁坏它。当时〇山也谨慎地回避罢了。问：有人怀疑〇山这次出山对事情没有补益，只是徒然纷纷扰扰？或者认为大贤人的出仕与隐居，不可以用这个来议论，如何？答：〇山这次出山固然有毛病，但是后人又何曾梦想到他的地位呢？只有胡文定用柳下惠的典故来劝阻他，而阻止他比之极好。〇山的出山，很多人议论他。只有胡文定的话说：当时如果能听任任用，决须能救得一半。这话最公正。上蔡为人英明果决，强力不倦，克己复礼，每天有课程。所著的《论语说》以及门人所记录的遗言，都流传于世。如用生意论仁，用实理论诚，用常惺惺论敬，用求是论穷理，其立意都精当。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的门径，则又最得明道教人的纲领。曾经担任德安府应城县的县令，胡文定以典学使者的身份巡视经过那里，不敢询问职事，反而通过介绍请求以弟子礼节拜见。进门看见吏卒站立在庭院中，像土木偶像一样，肃然起敬，于是禀受学问。他同时及门的学生，也都称赞他的言论宏大放肆，善于启发人。现在读他的书，尚可想见。我从小妄意做学问，就依靠先生的话来启发我的兴趣，而平生所听到的先生行事，又都高迈卓绝，使人兴起，凛然常怕他一旦泯灭而没有传承。上蔡的话虽然不能没有过错，然而都是确实下功夫。来问人的病痛不一，各随所偏的地方去。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全在“矜”字上。说：这说法是对的。明道认为上蔡记诵是玩物丧志，大概因为他的意思不是理防，道理只是夸多斗靡为能。如果明道防史不蹉一字，那么意思自然不同。这正是为己与为人的分别。问：上蔡说横渠以礼教人，他的门人下稍头低，只溺于刑名度数之中，行得来困无所见处，如何？答：看上蔡说得，又自偏了，这都防不住礼的大体，所以都容易偏。如上蔡说横渠的不对，认为想要正容谨节，这自然是好的，如何废这个得？如果专去理防刑名度数，固然不得；又全废了这个，也不得。尹彦明确见伊川后半年，方才得到《大学》《西铭》的防，这意思也好，也有病。大概且养他的气质，淘洗去了那许多不好的意思，如《学记》所谓“未卜禘，不视学，游其志也”的意思。这意思固然好，然而也有病的，大概天下有多少书，如果半年间都不教他看一字，几时读得天下那么多书？所以彦明终究后来工夫少了。有人说：想当时《大学》也未成伦绪，难防在。说：然彦明确防得好，想见煞着日月防临了，连同格物也防错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天格一件，明天格一件”的说法，是防个甚？和靖持守有余，然而格物未至，所以所见不精明，无活法。和靖在程门下，直是十分迟钝的，被他只在一个“敬”字上下功夫，终被他做得成。从上者来说，有明未尽处；从下者来说，有明得一半，便谓只是如此。尹氏也只是明得一半，便谓二程的教化止于此，孔孟之道也只是如此。只有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这颗心，要常在，须是穷得透彻方是。和靖只是一个笃实守得住，如涪州被召祭伊川文说：“不背其师，则有之；有益于世，则未有。”因言学者只守得某言语，已自不容易，少间又自转移了。和靖主一的工夫多，而穷理的工夫少，所以说经虽然简约，有益学者，但推说不去，不能大发明。在经筵进讲少开悟启发之功。绍兴初入朝，满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无大开发处。这时高宗好防山谷诗，尹说：“不知此人诗有什么好处，陛下防他作什么？”只说得此一言，然而只如此说，亦何能开悟人主？大概解经固然要简约，如果告人主，须有反复开导推说处，使人主自警省。大概人主不必是学者，可以令他去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问、颜子好学之问与答季康子详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在经筵，都说不出。张魏公曾问：“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是孟子的至论。和靖说：“未是。”张说：“何者为至？”和靖说：“好善优于天下为至。”张起初不喜欢伊洛之学，此语极中其病，然而正好发明，可惜但此

译罢了。尹焞的学问有偏颇之处，他初次拜见程颐时，拿着朱公掞所抄录的语录去呈献，想必是因为他有些疑惑之处未能透彻理解，所以程颐说：“我在，何必看这本书？”意思是说不如当面给他讲解。尹焞后来于是说：“语录之类不必研读。”不知道程颐原本是说：“我在，不必看。”如今程颐已经不在了，怎么反而不看呢？又如他说：“《易传》是程颐亲自撰写的，其他语录是学者记录的，所以说只应当研读《易传》，不应当研读语录。”然而孔子亲自撰写的，只有《春秋》罢了。《论语》也是门人弟子记录的，如果说学习孔子的人只应当研读《春秋》，不应当研读《论语》，可以吗？朱公掞的文章有法度，是因为他见识明达。张栻说：“朱公掞的奏状没有把程颐说透彻，他说不知道怎样才算说中了大意，只要说得切实就好。”比如程颐说到事物便追溯到四凶，以及吕大临的《中庸解》都是说切实的话。范淳夫精神短浅，虽然知道尊敬程子，但在讲学方面有所欠缺。比如唐鉴很喜好读他的书，也不无遗憾。又说：“范淳夫资质极其平正，研读体悟得是什么次第。”李朴的大概特点是能够尊崇道学，但恐怕他气质刚强，也不能在学问上谦逊虚心。问郭冲晦是怎样的人？回答说：“西北人气质重厚淳固，但见识不及。比如兼山的《易》和《中庸义》大多不可理解，不知道程颐晚年接待人是如何的？”问游酢、杨时等公早先拜见程子，后来对《语》《孟》《中庸》的解说仍然疏略，为什么呢？回答说：“游酢、杨时等公都才华高超，又学识广博，略去二程处参较所怀疑及败坏的地方，各自能够自己去探求。虽然他们的解说有疏略之处，然而都通达明晓，不像兼山等人立论那样令人惊骇。”问程颐门人如此众多，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竟然没有一人见得亲切？有人说：“游酢、杨时也不久亲近受教。”回答说：“这也是众人有始无终，不曾在上面尽心。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研读体悟得透彻。比如邵雍从头到尾，竭尽毕生之力而后得到，虽然他有偏颇之处，然而就他这道理来说，所谓成就而安定了。比如周敦颐先生，资质禀赋便较高，他也去仕宦，只是他这所学自始至终，直到后来，所以有成就。我研读这道理，如果不是拼死尽力，去研读体悟终究不会理解。”又说：吕大临高于众人，大体上有筋骨，可惜他早死，如果不早死，却必须能研读体悟得到。吕大临文集很有好处，他的文字极是切实说得好，如同千兵万马，饱满刚健。谢良佐虽然有过当之处，也自是说得透彻。李侗的文字却怯弱，似乎是起初研读得容易，游酢、杨时、谢良佐等公，当时已与其师不相似，却像别立一

译谢氏的阐发较为精彩，但大多不够稳妥贴切。和靖的话确实实在，但意蕴简短，不如谢氏那样发扬光大。〇山的语录与他自己的文章又不相似，他的文章大体上照顾不到前后一致。前面这样说，后面又全都反过来了，因为他只是依傍语句去说，都是没有透彻理解。〇山年纪大，与叔年纪四十七，他的文字大纲立得稳固，很多地方说得好，又切中要害。如果有长寿，必定会大有进步。游定夫的学问无人传承，没有语录。学者在气质上的毛病最难救治，如程门谢氏就像“师也过”，游氏与杨氏就像“商也不及”，都是气质上的毛病。上蔡的学问初看似乎没有障碍，令人很喜欢，但仔细观看，终究离不开禅宗的路子。见解如洒扫应对之处，这只是小孩子的初学。程先生因此阐发，虽然是初学，但其中最大的道理也离不开这些。上蔡在这类地方就说得大了。道理自然有小有大，有初有终。如果这样说，就是不安于那些小的、初级的，必定知道其中有所谓大的，才安心去做。如曾子三省之处，都只是实在的道理。上蔡在小处也说得大了，如游氏、杨氏解释经书之类，多引用圣人的话来，反而像解释“不亦乐乎”就说“学之不讲为忧，有朋友讲习，岂不亦乐乎”之类，也不自在。大抵各位先生虽然亲自见过伊川，但都没有得到老师的学说。上蔡多说过了，〇山巧，又是另一种情况，巧得也不好。范谏议说得不够巧，但也好。和靖又太不巧，但意思好。伊川的门人中，上蔡从禅门而来，他的学说也有偏差。张思叔最后入门，但深深惋惜他早逝，如果上天给予他长寿，他的成就几乎不可限量。其他门人多出仕宦四方，切磋琢磨也少。〇山最老，他的所得也深。思叔的持守不及和靖，这是伊川的话，不只是评价二人，盖有深意。和靖拿这话告诉别人，也不是自以为是，而是想让人明白先生的心意。如果因为怕有自以为是之嫌而不说，那就大错了，将无处不遇到阻碍。问上蔡的议论是否太过，回答说：“上蔡喜欢在事理上推究，所以有过处。”又问和靖专于主敬，集义的功夫少，回答说：“和靖主敬把持得定，也多接近理。”〇山说话颇浅狭。范淳夫虽然平正，但也浅。又问：“曾见《震泽记善录》，他亲自见过伊川，为何如此偏差？”回答说：“他只是见过伊川的面而已。”问和靖在朝廷的议论，回答说：和靖不看其他书，只是持守得好。他的语录中说：涵养持守方面分外亲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吕稽中等人代作。问〇山在朝廷却有很多议论，回答说：〇山杂博，是读了多少文字？〇山少年时未见伊川，先去推究庄周、列御寇等文字，后来虽然见了伊川，但此念头熟了，不知不觉时发出来。游定夫尤其严重，罗仲素有时也有此意。一日论伊川门人说：多流入释氏。陈文蔚说：只是游定夫如此，恐怕〇山等人不如此。回答说：只看《论语序》便可见。推究道理不可不仔细，程门高弟如谢上蔡、游定夫杨〇山等人，最后都流入禅学去。必定是程先生当初说得太高了，他们只看见上面一截，缺少下面着实的功夫，所以流弊至此。问程门谁真正得到传承？回答说：也不完全见得，如刘质夫、朱公掞、刘叔辈，又不见他们的文字。推究程门各位先生的力量见识，比起康节、横渠都赶不上。韩退之说：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所以学习后都得到自己本性所近的。此说甚好。推究来资质定了，其为学也，只在他资质所崇尚处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学贵在公听并观，求一个是当处，不贵在徒执己自用。今观孔子诸弟子，只除了曾子、颜回之外，其他说话便都有毛病。程子诸门人，上蔡有上蔡的毛病，〇山有〇山的毛病，和靖有和靖的毛病，没有无毛病的。问：也是后来做工夫不到故如此？回答说：也是起初见得不周遍错了。又说：而今假令亲见圣人，说话尽传得圣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圣人之心得，依旧错了。何况还不得其言？若能得圣人之心得，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如曾说话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传曾子的学比之曾子其言语亦自不同，孟子比起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后得孔子之心得，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后来并非无能言之士，如杨子云《法言》模仿论语，王仲淹《中说》也模仿论语，言愈似而去道亦远。及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为得圣人之心得，然一传之门人，则已皆失其真矣。其终卒归于择善固执，明善诚，博文约礼而已。只是要人自去推究。

南轩张氏说：“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须还孔子。吾人只当学子路。如〇山之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职，当时意思也是要去，其

译中间曾有过补救纠正，直到后来被围困在城中，不知补救纠正得怎么样。磨不磷，湼不缁，这是圣人的事。〇山所处的地位太高罢了。」吴晦叔说：「上蔡先生自己看到两位先生以克己为学问，有一研。」

译平生极其爱惜，于是舍弃了它，但心中仍然念念不忘。他天赋极高，尚且如此，由此可见克制自己的艰难。程裿因此说：“上蔡先生自认为后来对于器物之类的事物置之不理，只是因为合乎实用需要，却没有贪恋之心，这是功夫达到极致的表现，可以说是勇敢了。”先生说：“上蔡先生偏颇之处虽然很多，但正因为他的勇敢，所以功夫也能达到极致。”〇谢良佐（上蔡）天赋纯粹美好，矫饰勉强的功夫少，而涵养的功夫多。问游酢先生怎么样？回答说：“仅次于这二位先生。”

觉轩蔡氏《近思后录》说：杨时（应之）刚劲挺拔不屈服，从平民百姓到在朝廷做官，从未向人有所求取，也从未对人显露过言语神色上的虚伪，笃信好学，至死不变。刘绚（质夫）气质温和而体态端庄，发表议论不随意附和，每一步都不忘记学习。李常（端伯）胸中宏大开阔，与人交往能洞察对方的真情，温和而不随波逐流，当时没有争执，处理事情如同驾驭马匹随着曲调舞蹈，曲折变化都随心所欲。吕大临（和叔）明辨善道，立志学习，本性所获得的都尽数存于心中，心中所知道的都践行于自身，妻子儿女效法他，朋友信任他，乡里宗族尊崇他，可以说是至诚敏捷有德了。和叔与人交谈，必定根据对方能理解的程度来阐明义理，研究经书从亲身实践中获得心得并理解，他的文章不写无用的东西。杨遵道孝顺友爱温和平易，内外没有闲话，平时没有喜怒的神色，与人辩论条理清晰，发掘细微之处指明极致，像冰消融一样透彻明白，听的人钦佩耸动，退下来观察他的私下言论，好像不能从口中说出，大概是因为不亲身实践就不轻易说话。刘安节容貌温和，望之可知他包容超过常人，无论贵贱大小，一律以诚相待，即使触犯自己的人，也从未见他发怒或说怨恨的话，他与人交往常引导对方的长处而暗中弥补对方的不足。张载（思叔）因读《孟子》“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才开始有所领悟，后来更加穷究事理达到精微境界，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马时中天资厚重，虽然勇于行义但耻于钓取名声，在朝廷凡是所提出的建议都删去草稿，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西山真氏《读书纪》说：吕希哲在太学跟随安定胡先生学习，与程先生同住。他考察程先生学问的渊源，不是其他人能比的，首先以师礼侍奉他。因此见识日益广大，但从未专门主张一种学说，不偏私于一门，务求略去枝叶，一心涵养，直截了当，以造就圣人为说。上书两年，早晚劝谏君主以修身为根本，修身以正心诚意为主要。心正意诚，天下自然感化，不借助其他权术。自身不能修养，身边的人尚且不能明白，何况天下呢？他的行为务必自我省察，衡量比较以自我增进。晚年曾说：“十余年前在楚州桥坏掉坠入水中，当时觉得心动。数年前大病，已经稍微胜过从前。这次生病，完全不动了。”他自我努力就是这样。曾说：“攻自己的恶，不要攻别人的恶。因为攻击自己的恶，日夜自我防范检点，丝毫未尽，心中就会愧疚。哪有功夫去防范检点他人呢？”范淳夫曾与伊川先生讨论唐事，等到编写《唐鉴》，完全采用先生的意思。先生对门人说：“淳夫竟然能如此相信。”元祐年间，有客人见到伊川先生，几案上没有其他书，只有《唐鉴》一部。先生对客人说：“三代以来没有这样的议论。”刘质夫从小侍奉明道先生，向程氏兄弟受学。所传授的有本有末，所知道的达到渊深精微，知道适可而止了。孜孜不倦不知道其他。天性孝顺友爱，乐善而不被异端迷惑，所以他的步履安稳，内心日益加重而没有交战之病，所以他的行为果断。刘安节天赋接近道，而敏于学问，曾与当世贤而有道的人交往。开始以致知格物，开发他的才能，沉潜涵泳反复思考，存心养性。久而久之，于是有所得。常说：“尧舜之道不过孝悌，天下的道理有一无二。至于异端，则有间隔了。”尹和靖庄重正直仁实不欺暗室，对于圣人六经的言论。耳顺心得如同出自自己。吕和叔为人质朴厚重刚正，以圣门事业为己任，所知道相信且力量能达到的，就亲身实行，不再怀疑畏惧，所以识者将他比作子路。潜心玩味事理，期望达到圣贤的境界，限定时期可以达到，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乡人，旁及亲戚朋友，都记载他的行为并叙述他的事迹。游定夫曾问谢显道先生对于外物一切能放得下吗？回答说：“实在在上面下功夫，来人要富贵，要他做什么？必须有用处，寻找用处，病根将来斩断便没事。”平生未曾求人，在书局也不拜见政府。有人劝他说：“他怎么能陶铸我？自有命运在。”马伸时中，崇宁年间禁止元祐学术，奸人当权，派他们的党羽为各路学使，专门纠察此事。伊川先生的门人学者无几，即使是向来跟随游学的，也间或因为趋利而叛离。时中刚从吏部请求做西京司法曹事，毅然为亲近依附先生打算。到了之后通过张绎请求见先生，先生推辞。时中说：“如果让我听到道，即使死有什么遗憾？何况不至于死呢？”先生听说后叹息说：“这才是真正有志气的人！”于是引进他。从此出入共三年，公事闲暇即使风雨，必定一次拜访。靖康初年做御史，因为议论汪黄误国，贬为濮州监酒，死。曾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头。今天是什么时候？沟壑才是我死的地方！”

译所以他在面对事情时奋不顾身，就像这样。他又曾说：“我的志向在于践行道义，如果让我把富贵放在心上，就会被富贵所拖累；如果让我把妻儿挂在念中，就会被妻儿所拖累。这样道义就无法实行了。”

译罗从彦，字仲素，号豫章。

延平李氏说：“罗先生年轻时跟随审律先生吴国华学习，后来拜见伊川先生，才知道自己旧学的偏差。三天内惊吓得汗水湿透后背，说：‘几乎枉过了一生。’于是谨慎地坚守伊川先生的学问，几年之后才达到心胸开阔、身体安适的境界。”先生天性明达，修养完备，以广大充实自己，以仁恕体察万物，精深微妙，大多达到了极致。汉唐的儒者们没有能接近他的。至于他不说话却使人感到和谐，与人并肩站立却使人受到感化，如同春风吹拂万物，大概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凡是阅读圣贤之书，稍有见识的人，谁不愿意在门下受教，来质疑心中的疑惑呢？

朱子说：“伊川先生在东南倡导道学，游学于他门下的士人很多，但说到深思力行、任重道远、造诣极高，像罗公这样的人，大概只有他一人罢了。”罗先生严肃刚毅、清贫刻苦，非常令人敬畏。李先生说：“罗仲素对《春秋》的解说比不上文定先生，大概是因为文定先生才气宏大，设置的罗网更大。”杨道夫说：“罗先生教导学者在静坐中防范喜怒哀乐尚未发动时的状态，称之为‘中’，尚未发动时是什么景象？李先生认为这个意思不仅对增进学问有力，同时也是修养心性的关键。而《遗书》中说：‘既然思考了，那就是已经发动了。’过去曾经怀疑这与前面所举的有抵触，仔细防范也非常重要，不可以不考证。”黄直卿说：“这个问题也很切中要害，但程先生剖析毫厘，体用分明；罗先生探索本源，洞见道体，两者都对世间有大功。善于观察的人，会发现它们并行而不相违背。况且罗先生在静坐中观察，是思虑尚未萌发，虚灵不昧，自然能看到那种景象，起初对‘未发’并无妨害。”苏季明以“求”字提问，那么“求”非思虑不可，这就是伊川先生极力辨析其差异的原因。他说：“您虽然这样分解，但罗先生的说法终究恐怕会流于弊病。如同明道也说静坐可以作为学问，谢上蔡也说多静坐不妨事，这种说法终究有些偏颇，一旦偏颇就会流于弊病。道理自有发动的时候，自有静止的时候，学者只是用敬来端正内心，用义来规范外在，认识到世间无处不是道理，即使最细微最微小的地方，也有道理，就用道理去处理，不可以专门去静处寻求。所以伊川说只用敬，不用静，就说得平稳，也是他经历多，所以看得如此正确而不偏颇。如果用世间纷繁扰人的情况来看，如果防范静得固然好，但如果讲学则不能有丝毫偏颇。如同天雄附子，体质寒凉的人吃了也好，如果要让天下人都吃，就不可以了。”

陈氏（恊）说：先生可以说是有德行、有言论的隐君子了。在徽宗时期，居住在乡间教授学生，坚守道义尤其坚定。同郡的李公侗传承了他的学问，后来朱子又得到了李公的传授，他的道学于是彰明于世。学者仰慕他如同仰望泰山北斗，其开端都源自先生。先生去世后，既没有子孙，他的遗言也不多见诸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刘允济开始搜访，得到先生所著的《遵尧录》八卷，进献给朝廷。这本书有四万字，大意是说太祖开创基业，列圣继承统绪，如同舜禹遵循尧而不改变。到了元丰改制，都是从王安石开始，创立功利之谋，逐渐招致外族的侮辱。这是先生念念不忘君恩的心意，哪里像沮溺那样隐居行怪的人可比呢？

周氏（坦）说：先生不求在世上显达，胸中的抱负很少显露，唯独把握了大道。所谓道德学问的渊源，上承伊洛的正统，下开中兴以后诸儒的传授，昭然不可磨灭。先生受学于伊川门下，他的深思力行，任重道远、造诣极高，同门都推崇敬重他。义理之学在当时正被压抑，一线的头绪，依赖先生才得以勉强保存。看他在罗浮山静坐三年，用来穷究天地万物的道理，切实到如此程度。著《遵尧录》一篇，叙述皇朝相传的宏大规制和美好典范，以及名臣重臣的论建谋画，下至元丰功利之人纷纷更改法度给国家留下祸患，撮要提纲，无非是治乱安危的大事。先生的学问，其明体适用，大致可以推知了。

李侗，字愿中，号延平。

朱子说：“先生年轻时游学于乡校，有名声。后来听说郡人罗仲素从伊川门下得到了河洛之学，于是前往学习。罗公清高耿介，绝俗脱俗，即使乡里人也很少能了解他。见先生跟随他学习，有的人颇加非议嘲笑。先生好像没听见，跟随他多年，接受《春秋》《中庸》《论语》《孟子》的学说，从容潜玩，心中有所领悟，完全得到了他所传承的奥妙。罗公很少对人赞许，却对先生极力称许。于是退隐而屏居山里，在水竹之间结茅屋，谢绝世俗事务，四十多年，箪瓢常常空着，却怡然自适。中间郡将、学官听到他的名声而招致他，或者派遣子弟跟随他学习，州郡士人把他当作榜样。”又说：“先生跟随罗仲素学习，在讲诵之余，端坐终日，用来验证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景象是怎样的，而寻求所谓的‘中’。像这样，大概时间久了就知道天下的根本，真正存在于这里。天下的道理，没有不是从这里产生的。既然得到了根本，那么凡是出于此的，虽然品节万殊，曲折万变，没有不包容贯通，依次融释，而各有条理，如同川流脉络之不可乱。大而天地”

译天地之所以高厚，细微品类之所以化育，以至于经典训诫的防范之言，日常使用的小物件，以此衡量，没有一样不能得到其〇的。因此操守存养更加坚固，涵养更加纯熟，精神清明纯粹专一，接触事物处处洞明，广泛应对曲折酬答，发动必定符合节度。」又说：「他接待后学回答问难，穷尽昼夜不知疲倦，根据人的浅深不同，诱导他们各不相同，而关键是要反求自身有所自得，从而可以进入圣贤的境界。」先生喜欢黄太史称赞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认为这善于形容有道者的气象，曾经讽诵它，并且对学者说：「将此存于胸中，大概遇事就能开阔而义理稍有进益了。」先生资质刚劲，气节豪迈，但充养完满精粹，不再有棱角，精纯之气通达于面目，神色温和言语严厉，神定气和，言语沉默动静，端庄安详闲适泰然，在自然之中，似乎有成法。平时恭谨从事，好像没有什么可不可，等到应对事变，以义理防范，就有截然不可侵犯的。先生的道德纯备，学术通明，在当世寻求，几乎绝无伦比。然而他不求世人了解，也未曾轻易对人谈论。所以上面的人既不了解他，学者也不认识他，因此进不能施行于时世，退未能传承于后世，而先生正玩味其所安，乐于田间，悠然不知衰老将至，大概所谓依循中庸，隐居世间不被了解而不后悔的，先生差不多是这样。先父吏部府君也从罗公问学，与先生是同门好友，非常敬重他。曾经与沙县邓迪天启谈到先生，邓说：「愿中如冰壶秋月，晶莹透彻没有瑕疵，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达到的。」先父深以为这是知言，极力称道他。先生终日端坐而神采精明，完全没有颓废之气。问先生的言行说：「他却不曾著书，充养得极好。凡是做学问也不过是这样涵养下去，起初没有别的意义。只是先生面色和悦背部丰满，自然不可及。」先生起初也是豪迈的人，到后来也是磨琢之功。先生少年时豪勇，夜里醉酒骑马数里而归，后来养成徐缓，即使走二三里路，也总是委蛇缓步，如同在室内从容一样。问先生如何修养说：「先生只是潜养思索，他涵养得自然真切，所谓不被事物所胜。古人说‘终日没有疾言遽色’，他真的是这样。普通人去近处必定徐行，去远处必定稍急，先生去近处也这样，去远处也只这样。普通人叫一个人叫之一二声不到则声音必定严厉，先生叫之不到，声音不比以前加重。又如坐处壁间有字，我每次也必须起身一看，若先生则不然，当他坐着时固然不看，若是想看则必定起身到壁下看。他不被事物所胜，大体如此。」先生居处有常，不做费力事，所居狭隘，屋宇卑小，等到弟子渐渐长大，逐间接起，又接起几间屋，也有小书室，然而很整齐潇洒，安放物品都有固定处所。他的行为不异于人，也曾被任希纯教授延入学作职事，平时没有甚么异同颓废的样子，真得〇山法门。先生说一步是一步，如说‘仁者其言也讱’，我当时为之语云：‘圣人如天覆盖万物，说不要这样广说，须穷究其言也讱。前头如何要得一个进步处。’先生不要人强行，须有见得处方行，所谓洒然处然，还有偏在洒落而行固然好，未到洒落处不是不行，也须按本行之，待其着察。先生当时说学已有许多意思，只因为说敬字不分明，所以许多时无捉摸处。先生喜欢读《论语》，自明而已。谓孟子早是说得好，使人爱读了他。他居在山间，也几乎没有文字辩正，更爱读《春秋左氏》。初学于仲素，只是读经。后侯师圣来沙县，罗邀请他到，问伊川如何读？说也读左氏，要见曲折，故始读左氏。先生有为，只用蛊卦，但有决裂处。先生尝云：人的念虑，若是于显然过恶萌动，这却易见易除。却怕于匹似闲事，爆起来缠绕思念将去，不能除，这尤其害事。熹向来也是如此。问先生所作《李先生行状》说：终日危坐，以验夫喜怒哀乐之前气象，为何而求所谓中者？与伊川之说若不相似。说：这处是旧日下得语太重，现在以伊川之语格之，则其下功夫处也是有几分偏。只是被李先生静得极了，便自己见得是有个觉处，不似别人。现在终日危坐，只是且收敛在此，胜过奔驰。若一向如此，又似坐禅入定。延平先生何故验于喜怒哀乐未发之前而求所以中？说：只是要见气象。陈后之说：持守良久，亦可见未发气象。说：延平即是此意。又问：这与杨氏体验于未发之前者异同如何？说：这个也有些病。那体验字是有个思量了，便是已发

译刻意去防范，这本身就已经是念头发动了。问：这种体验是刻意去观察，还是只是保持平常状态呢？回答说：这也是以不刻意观察的方式去观察。谈到李先生的学问常在于眼前，回答说：只是君子在没人看见时保持警惕谨慎，在没人听见时保持敬畏恐惧，这样道心自然常存。颜回非礼不视、不听、不言、不动，正是如此。问起延平先生关于静坐的说法，听说先生颇为不以为然，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也难以说清，静坐时体认防范道理自然不妨碍，只是刻意追求静坐就不可以了。如果体认得道理明澈通透，自然就是静。常听先生说，以前听罗先生讲《春秋》，颇觉得不太好在理。不知道到了罗浮山极静之后，又体认得如何？我心里常对此有疑问。以现在的观点来看，确实如此。因为心里热闹纷扰，怎么能体认出道理来。人如果沾染了些利害之心，就不免开口向人诉苦，这和不学习的人有什么区别？以前听李先生说：如果大段的烦恼排遣不去，就只思考古人所遭受的患难。有极大难以忍受的，拿来与自己相比，那么也可以稍微安心了。起初我很轻视这种说法，认为何至于如此？后来遇到事情，却觉得有得力之处，不可轻视。以前听先生说，年轻时跟随师友，有幸有所听闻，中间没有讲习之

译胡助几乎陷入荒废堕落的境地，然而仰赖上天的护佑，这个道理时常存于心目之间，未曾敢忘记，由此可以看出他持守的功夫了。既然这样，那么他的见识怎能不精审，他的修养怎能不纯熟呢？我从前拜见先生时，先生讲过许多道理，我也曾去学禅，先生说：“你这样凭空去理会那么多眼前的事情，却又理会不透，道也没有那么玄妙，只在日常用度之间切实下功夫，去处理事情便自然能明白。”后来我才懂得先生的话，所以今天不至于没有道理可理会。祭祀先生的文章说：“道统衰微千载，二程兴起，接续其脉络，胡安国继承，胡安国以南，道统与之共存。有觉悟的弟子，望见家门便趋赴。当时豫章胡氏，传得其宗旨，一箪食一瓢饮，凛然高风。啊先生，果然自得师承，忘却身世，只以道为资养。精研义理归于简约，穷究深奥细微，如冰解冻释，发于天机。天地万物的端倪，幽秘神妙彰显，如风雷之变化，日月之光辉。以及山川草木昆虫人伦之正道，王道之中正，一以贯之。其外没有多余，剖析毫厘，其分则殊，体用浑圆，隐显昭融，万变并酬，如浮云于太空。仁孝友悌，洒落诚明，清通和乐，成就大业，逍遥于山林。世人不知我，优哉游哉，终岁嬉戏。到了晚年，德盛道尊，有人来执弟子礼，启发其蔽暗。侯伯闻风，扫路迎接。大本大经，以此为度为程，在云初停驾，讲议有开端。疾病随之，医穷技尽，呜呼先生止于此！命运不融，谁主其事？合散屈伸，消息满虚，廓然大公与造化同游。古今一息，何计短长，物我一身，孰为穷通！叹圣学不绝如线，先生得之既厚且全，进未能施展，退未能传授，殉身已殁，谁说不是天意！熹年幼，趋拜恭惟先君，实共源流，言辞恳切，敛衽推崇，如冰壶秋月，谓公则然。施及后人，岂敢改变此志？从游十年，诱导教诲谆切，春山朝荣，秋堂夜空，即事见理，无幽不穷。相期日深，勉励弥切，步履方休，鞭策牵引。安车署行，过我衡门，返旆相遭，凉秋已分。熹此时，适有命召，问所宜言，反复教诏，最后有言：‘吾子勉之，凡兹众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勿失坠。’归装朝严，讣音夕至，失声痛哭，泪落如泉。何意斯言，而决终夭！病不能扶，没不饭含，奔走后人，死有余恨。仪刑永隔，卒业无期。坠绪茫然，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献奠礼，不忘者存，鉴此诚意。

胡安国【字康侯，谥文定。子胡寅，字明仲，号致堂；胡宏，字仁仲，号五峰，附】

上蔡谢氏曾对朱震说：“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百草枯萎死亡，而松柏挺然独秀。使他如此困厄，乃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河东侯氏说：“视不义富贵如浮云者，当今天下，只有胡康侯一人罢了。”

朱子说：“胡公传伊洛之道，志在春秋，著书立言，规劝君主垂范后世，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纲，序九法者，深切着明，体用该贯。而其正色危言，据经论事，刚大正气，亦无所愧于古人。”问：“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谓非文王而兴者？”曰：“固是资质好，然在太学多闻先生及师友之训，所以能然，其学问多得益于颍昌靳裁之的启发。”又说：“后来得之上蔡者多。”文定公《传家录》议论极有力，可以律贪起懦，但以上工夫不到。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诚故能养气”，此语好。又云：“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此语亦好。问：“文定之学与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于己者可以施于人，学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谓得于已者不可施于人，学古者不可行于今，所以浅陋。然而文定比之仲舒较浅，仲舒比之古人又浅。”文定大纲说得正，微细处五峰尤精，大纲却有病。致堂议论英发，人物的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读史管见乃岭表所作，当时并无一书随行，只是记忆，所以其间有抵牾之处。致堂说道理无人及得，他以他才气，什么事做不得，只是不通检点，如何做得事？成我欲做事，事未起而已检点我矣。五峰善思，然思过处亦有之。《知言疑义》大端有八：性无善恶，心为己发，仁以用言，心以用尽，不为涵养，先务知识，气象迫狭，语论过高。问：“《知言》论中诚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发也；诚者

译道，是说真实的理；仁，是心的道，是说发动的端倪。」问“道”字疑可改为“德”字，回答说：“也可以【另一种说法是：但说其自然则称为道，说其实体则称为德】德字较恰当，然而他是特意用这个宽泛的字。伊川在回复吕与叔的信中也说：‘中是性的德，接近了。’吕伯恭说：‘《知言》胜过正防。’像这些地方确实如此，但不能纯粹像这些地方一样。又问：中、诚、仁只是一个，何必另外说叫作理？固然未曾不同，但圣贤说一个‘物’字时，且随处说他那一个意思，自是他一个字中便有一个正意义，如此不可混说。圣贤的书起初便不用这么多，学者也应当各自随着他说处去体会，方能看见他所讲字的本来面目【如诚、如中、如仁】如果便只混同体会，则到最后都体会不出来。问：‘诚者，性之德’，回答说：何者不是性之德？如仁、义、礼、智都是，这样说较不贴切，不如胡氏‘诚者命之道乎’说得较接近。问：‘诚者，物之终始而命之道’，回答说：诚是实理，彻上彻下，只是这一个。生物都从那上面生发出来，万物流行成形，天地之间都是那东西在做。‘诚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这几句说得很严密，为何在根本处却含糊了？以性为无善恶，天理人欲都混同了，故把做同体、同行的话。如何？回答说：这却是只就事而言。黄直卿说：他既然以性无善恶，何故说‘中者，性之道’？回答说：他也把中当作无善恶。‘人有不仁，心无不仁’，这话有病。且如颜回其心三月不违仁，如果才违仁，其心便不仁了，岂能说心无不仁？伊川起初曾说：‘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后又说：‘此说未当。’五峰却守其前说以心为已发，性为末发，将心、性二字对举，知言中如此处甚多。知言固然有好处，然亦大有差失。如论性却说：‘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既无善恶，又无是非，则是告子湍水的说法罢了。如说：‘好恶性也，君子好恶以道，小人好以己’，则是以好恶说性，而道在性外了，不知此理却从何而出。问：所谓‘探视听言动无息之际可以体会情’，此犹告子‘生之谓性’之意否？回答说：此语也有病。下文谓‘道义明着，孰知其为此心；物欲引，孰知其为人欲’，便以道义对物欲，却是性中本来无道义，逐旋在此处搀入两端，则是性亦可以不善言了。如说：‘性也者，天地阴阳神之奥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恶乎？’孟子说‘性善’云者，是叹美之辞，不与恶对。其所谓天地阴阳神之奥，言语也太故，夸逞。我曾经说圣贤言语自是平易，如孟子尚有些险处，孔则直是平实。不与恶对之说，本是胡安国与总老相遇，因论孟子说性，曾有此言。文定往往得之于胡安国，故有是言。然总考当时之语犹曰浑然至善，不与恶对，犹未失性善之意。今去其浑然至善语，而独以不与恶对为叹美辞，则其失远矣。如论齐王之爱牛，此良心苗裔，因私欲而见者，以答求放问。然鸡犬之放，则固有去不可收之理。人之放心，只知求则良心在此矣，何必等待天理发见于物欲之间然后求之。如此则中间空缺多少去处，正如屋下失物，直待去外求也。爱牛之事，孟子只就齐身上说，若施之他人则不可。况操存养皆是平日工夫，岂有等待发见然后操存理。今胡氏子弟议论，每每好高要不在人下，才说心便不说用心，以为心不可用。至如易中有连使用心字处，皆涂去用字某以为孟子所谓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其心哉？何独不可以用言也？黄卿言五峰说性云：‘好恶性也’，本是要说得高，不知却反说得低了。回答说：依旧是气质上说。我常要与他改云：‘所以好恶者性也。’好恶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即具恶。若只云有好恶而善恶不于其中，则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便有天命，天讨，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全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非分，无过也，无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无善无不善’之论也。唯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问五峰言‘天命不囿于善，不可以人欲对’：回答说‘天理固无对，然有人欲则天便不得不与人欲对为消长

译善本来没有对立面，但既然有恶，善就不得不与恶相对，呈现出盛衰的变化。说天命不局限于具体事物是可以的，说天命不局限于善，那就不知道天之所以为天的道理了。说恶不足以说明本性是可以的，说善不足以说明本性，那就不知道善是从哪里来的了。喜好善而厌恶恶，是人的本性；因为有善恶，所以有好恶。“善恶”二字分量重，“好恶”二字分量轻。君子顺应本性，小人违背本性。五峰说好恶是本性，君子依据道义来好恶，小人依据欲望来好恶。喜好别人所厌恶的，厌恶别人所喜好的，这也是本性吗？难道可以吗？问：天理与人欲同体而异用的说法如何？回答说：当然的道理，人应当如此的就是本体，所以仁义礼智是本体。像五峰的说法，那么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礼与不礼、智与不智，都是本性。这样的话，本性就成了一个大的人欲巢穴，他的说法与苏东坡、苏辙相似，是大大的错误，不是小过失。“同行异情”这一句却说得通。又说：胡氏的毛病在于说本性没有善恶，本体中只有天理没有人欲，说它们同体是不对的。同行异情确实存在，比如口对于味道，眼对于颜色，耳对于声音，鼻对于气味，四肢对于安逸，圣人与常人都这样，这是同行。但是圣人的情感不沉溺于此，所以与常人不同。问：圣贤不看恶色，不听恶声，这难道不是不同行吗？回答说：那也是就他们同行的地方来说罢了。我认为圣贤立言处处都通达，一定不像胡氏那样偏颇。龟山说：天命叫做本性，人欲不是本性。胡氏不采纳他的说法，因此把人欲当作本性，这是非常错误的。又说：天理与人欲怎么能同体到这种地步？却是本性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却成了一团人欲巢穴，拿什么做本体？却是韩愈说本性自好，说人的本性有五种，仁义礼智信就是，指出这五种为本性，却说本性只是一个至善的道理，万善的总称，才有一毫不善，自然是情感的放荡之处，怎么能与人欲同体？现在的人完全不去看。人学习应当努力，不可凭已有的见解就定论。因为道理无穷，人的思虑有限，如果只守着所得作为主宰，那么他陷入偏颇的地方就不能自我明白了。像五峰只在上层成就所学，也只是疏忽而不详细反复推敲。明仲曾经畏惧五峰议论精确，五峰也曾经不看重他的哥哥，曾经想烧毁他的《论语解》和《读史管见》，以现在来看，完全不是这样。像《论语管见》中虽然有粗糙的地方，也有很多明白之处。至于五峰的议论，反而因为好高骛远的过错，一说就说得与实际事物都不相干，便说得没有着落。五峰辨析《孟子》的疑惑，遮遮掩掩完全不清楚。如果这样防备，孟子就会彻底沉沦，不能出世。明仲很畏惧仁仲的议论，明仲也自信不及，大概人不可不遇到与自己相当的人。仁仲当时没有能抵挡他的人，所以放纵他的言论说出来。然而现在看明仲的说法，比较平正。

译南轩张氏说：文定公虽然没有亲承河南程氏的门墙，然而他与张载、杨时、谢良佐、游酢等人研讨他们的学说，他独自领悟的深奥义理在于《春秋》。他蒙受清明时代的知遇，手持经书入朝侍奉，正大光明的议论，惊动震撼了当世，因此扶持三纲、彰明大义，抑制邪说、端正人心，也可以说对儒学有功劳了。五峰先生优游于南山之下，二十多年，涵养心神，通达神明，不分昼夜地坚持，努力践行所知道的道理，亲切真切，透彻无遗，剖析太极精微奥妙的旨意，穷究帝王制度建立的根源，综合万事万物于一个本源，贯通古今于一瞬之间，指出人欲的偏颇以显现天理的周全，就在形而下的事物中阐发无声无臭的妙理，使学者验证端倪并不遥远，从而造入高深无极的境界，体用兼备，可以举而行之。先生对于此道，可以说是看得明白而扩充得极至了。《知言》一书，是他平日自己著作的，其言辞简约，其义理精微，确实是道学的关键，治理国家的准则。他在《五峰文集》序中说：先生并非有意于写文章，他一时歌咏的抒发，大概是为了抒写他的性情，而其他论述著作以及问答往来的书信，又都是为了阐明道义而参酌异同，不像世俗写文章的人仅仅从事于言语技巧而已。自从早年信服并牢记文定公的教诲，直到年老，因为他的道德修养日日更新，所以表现在辞气议论之间的，也每月不同，每年不同。虽然如此，以先生的学问而不能在当世大加施展，又不幸只活到中年，他表现在文字间的又只到此为止，岂不是很可叹息？至于他志向的远大，造诣的精深，纲领的宏大，义理的精微，后人也可以推究而得知。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一

诸儒三

朱子【名熹字仲晦号晦庵】

屏山刘氏作《元晦字辞》说：树木在根部晦暗，春天容貌舒展；人在身上晦暗，神明内在丰盈。从前曾子称赞他的朋友说：“有好像无，实好像虚”，不斥责他的名字而传于书中。虽然百世之后，揣度他的气象，知道颜回像愚人。自从诸子言志，颜回想要不夸耀，一旦在言语中宣示，终身不再超越。陋巷中光芒晦暗，热烈地从事于此，只有曾参无愧于贯通大道。虽然只是一次反省自身，就三次夹辅孔门，像两旁的骖马一样翱翔。学问想要端正，我知道这就是指南。只有先吏部文儒的纯粹，光辉灿烂培育珍宝，又使他的后继者光华。来到这里讲习磨砺，融洽喜悦，真聪明开阔，像源泉刚刚奔流。望洋兴叹，渺茫广阔，我收敛气息。古人不是说：“纯粹而且不停止”。你的德行如果不日日更新，就是时候让我感到羞耻。不要认为这罢了，充实它更加充实。假如说合道了，适宜在细微处涵养。说话要思虑谨慎，行动要思虑跌倒，凛然恐惧，只畏惧颜回和曾参【后来因为元是四德之首，不敢当，于是改叫仲】

延平李氏与他的朋友罗从彦写信说：“元晦进学很努力，乐善畏义，我们同党中少有。晚年得到这个人，商量所疑惑的，很欣慰。又说：这个人极聪明，努力践行令人敬畏，讲学极能造入精微之处，论辩我因此追求有所省悟。他所论难的，都是操戈入室，须从源头体认而来，所以好说话。我以前从罗先生那里得到入门处，后来没有朋友，几乎放倒了。得到他这样，极有益。他起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所以都在里面体认。现在既然论难，看见儒者的路脉，极能指出其差误之处。自从看见罗先生以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人。又说：这个孩子别无他事，一味潜心于此。起初讲学时，颇为道理所束缚，现在渐渐能在日用处融释，一意下工夫。如果于此渐渐熟习，那么体用就合了。这道理全在日用处熟习，如果静处有而动处无，就不对了。”

朱子自题画像说：“从容于礼法之场，沉潜于仁义之府。这是我大概将有意于此，而力量不能与之相配。佩带先师的格言，奉行前烈的遗矩。只有晦暗而日日修养，或许差不多符合这话。”

勉斋黄氏说：“先生从小立志于圣贤之学，从韦斋得到中原文献的渊源，听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每日诵读《大学》《中庸》，在致知诚意之地用力。先生早年已知其说而心里喜好。韦斋病重且危急，嘱托说：‘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劉彦冲，三人是我的朋友，学问有渊源，我所敬畏。我如果死了，你去侍奉他们，而只听从他们的言语，那么我死就没有遗憾了。’先生既丧父，就奉此告知三位君子而禀受学问，当时年龄十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广泛求之于经书，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然释老之学，也必究其归趣，订正其是非。延平与韦斋为同门友，先生从同安回来，不远数百里，徒步前往跟随他。延平称赞他说：‘乐善好义，鲜与伦比。’又说：‘聪明绝人，努力践行令人敬畏。’他所论难的，体认切至。从此跟随游历多年，精思实体，而学问所造入的益深了。他的为学，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持敬，是用来成始成终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