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七

译在当今时代讨论这个问题，确立同宗继承人又不可过于宽泛。因为姓氏源自上古，是圣人所创设，正是为了区分血缘、分类族属。此后又有赐姓、改姓等情况，导致姓氏混杂，所以确立宗祧的人又不可仅凭同姓作为依据，必须选择血缘亲近且来历分明的人来继承，这样由同一气脉所感应，父祖的祭祀才不会断绝。当今世上很多人以女儿的儿子作为继承人，认为虽然姓氏不同，但血缘气息相近，胜过姓氏相同而关系疏远的人。然而贾充以外孙韩谧作为继承人，当时太常博士秦秀已经议论他昏乱纲纪法度，这说明即使血缘气息相近，但姓氏确实不同，这种说法也绝对不可实行。

译潜室陈氏说：宗法制度是为众位庶子设立的，担心后代流派逐渐增多，姓氏混杂错乱，容易达到混乱的地步，所以在源头设有大宗来统摄，人们就共同知道尊崇始祖；在分派之处设有小宗来统摄，人们就各自知道敬奉父祖。况且始封的君主，他的嫡长子继承封爵，那么庶子就担任大夫，大夫不能以诸侯为父祖，所以自己另立为大夫的祖先，这就是“别子为祖”的含义。别子的嫡长子就成为大宗，让他继承其祖先所从出的血脉，从此直下嫡子世代作为大宗，全族共同尊崇他，这就是“继别为宗”的含义。别子的庶子又不能以别子为父祖，却要等到他的儿子继承他，而自己另立为父祖，继承父祖的人就成为小宗。凡是小宗的嫡长子，服制关系尚未断绝，常作为小宗；凡是小宗的庶子，又另立为父祖，而他的嫡长子又各自作为小宗，兄弟共同尊崇他，这就是“继祢为小宗”的含义。大宗是始祖的正统派系，下面虽然后代支分派别，都共同尊崇这个始祖，那么全族都服齐衰九月之丧，不根据亲属远近来论断，这就是“百世不迁之宗”。小宗是父祖的正统派系，下面亲尽就断绝，如继承父祖的，亲兄弟尊崇他，为他服期年之丧；继承祖父的，从兄弟尊崇他，为他服大功之丧；继承曾祖父的，再从兄弟尊崇他，为他服小功之丧；继承高祖父的，三从兄弟尊崇他，为他服缌麻之丧。从此以后，世代常隔一代，这就是“五世则迁之宗”。宗法的确立，嫡长子的尊贵，含有君道的意义。大宗用来统摄宗族，凡是全族中有大事，应当禀告大宗然后施行；小宗用来统摄兄弟，如同父祖的兄弟中有大事，那么同父祖的兄弟应当禀告继承父祖的小宗然后施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有一人，小宗则很多。所以一个人的身份，从下数到始祖，大宗只有一个；数到高祖，小宗则有四个。这古代宗族人情相亲，人伦不乱，难道不是明确了嫡庶的区别，有君臣的道义，由大宗小宗的法度而这样的吗？

谥法

程子说：“古代的君子辅佐他们的君主而能使天下达到大治的，没有其他方法，只是善恶分明而劝善惩恶的道理达到了极致罢了。劝善得其道而天下乐于为善，惩恶得其道而天下畏惧为恶，这两者是政治的大权柄。然而施行它必定始于朝廷，而最重要的没有比谥法更优先的了。为什么呢？刑罚虽然严厉，只能警戒于一时；爵赏虽然厚重，不能惠及后世。只有美恶的谥号一定，那么荣辱的名声就不朽了。所以历代圣君贤相，没有不持守这个来激励世风的。”有人问：“臣子给君主父亲加谥，应当极尽美好。有这种事吗？”回答说：“评定终谥是大事。给君主父亲加上不恰当的谥号，懂得忠孝的人是不做的。”

涑水司马氏给程子回信说：“承蒙问及张子厚的谥号，仓促间回答，认为汉魏以来这类例子很多，没有不可以的。退下来思考，觉得有所未尽。私下认为子厚平生用心，是想率领今世的人恢复三代的礼制。汉魏以下，大概不值得效法。《郊特牲》说：‘古代活着没有爵位，死了没有谥号，爵位是指大夫以上。’《檀弓》记载礼制之所以丧失，认为士人有诔文，是从县贲父开始的。子厚的官职相当于诸侯的大夫，已经尊贵，应该有谥号了。然而《曾子问》说：‘卑贱者不为尊贵者作诔，年幼者不为年长者作诔，这是礼制。只有天子称天来为诸侯作诔，诸侯互相作诔尚且是不合礼的，何况弟子为老师作诔呢？’孔子去世，鲁哀公为他作诔，没听说弟子又为他定谥号。子路想让门人做臣子，孔子认为这是欺天。门人厚葬颜渊，孔子感叹不能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君子爱人以礼。现在关中各位君子想给子厚定谥号，却不符合古礼，这不是子厚的本意。与其把他和陈文范、陶靖节、王文中子、孟贞耀相比，尊崇他，何不把他和孔子相比呢？”

和靖尹氏说：谥法最公正。以成周时期为例，他们的子孙自己以幽、厉、赧作为谥号，这是孝子慈孙所不能改变的。文王只用一个“文”字，武王只用一个“武”字，大小都公正。

五峯胡氏说：“从前周公制定谥法，哪里是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呢？是集合天下的公论，用天道来奉侍君主父亲罢了。孝爱难道不深吗？所以用来训诫后世的君主父亲，以确立立身的根本。知道根本那么身立、家齐、国治、天下平；不知道根本那么纵欲恣暴，厌恶听到自己的过错，陷入灭亡。天下人知道而他不知道自己，只是因为他自私罢了。所以不合乎天下的公论，就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议论君主。作为臣子，君主父亲有不善之处，所应当做的是陈述善道、堵塞邪路，引导他们走上正道。如果生前不能匡正，死后又偏袒他，这是不用天道奉侍君主父亲，而不用人道事奉君主父亲。称之为忠孝可以吗？现在用笔描绘神灵的人，必定希望它像；不像我的父亲，就不是我的父亲；不像我的君主，就不是我的君主。为什么用谥号确立神灵却不像他呢？所以不恰当的谥号，忠孝的臣子是不忍心做的。”

封建

问封建制度可行吗？程子说：封建的法度，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论述，也窥测得其几分。秦朝的法度固然不好，也有不可改变的地方，废除诸侯设置郡守就是如此【柳子厚论述说：天地果真没有初始吗？我无法知道。人类果真有了初始吗

译我无从知道它。那么哪种制度更接近（治理天下的正道）呢？回答说：起初的封建制更接近。怎么证明它呢？从封建制的产生过程可以证明。那些实行封建制的时代，历经古代的圣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却没有谁能废除它。大概不是不想废除它，而是形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初生的时候吧？如果不是在人类初生时，就不会有封建制。封建制并非圣人的本意。在那最初的时候，人类与万物一同生长，草木丛生，鹿猪成群，人不能撕咬捕食，而且没有毛羽，无法自我供养和自卫。荀子说过：人一定要借助外物来使用。既然要借助外物，必然会产生争夺；争夺不止，必然要服从那些能判断是非曲直的人。那些智慧高明的人，被服从的人一定很多。告诉他正道而不改正，一定要惩罚他之后才会畏惧。由此君主、长官、刑罚、政令就产生了。所以亲近的人聚集成为群体，群体之间分开，他们的争夺一定很大，争夺扩大之后就有了战争。有德行，又有势力强大的人，众多群体的首领又去服从他，以安定他们的部属。于是有了诸侯的行列。那么他们的争夺又有更大的了，德行更伟大的人，诸侯的行列又去服从他，以安定他的封地。于是有了方伯、连帅之类。那么他们的争夺又有更大的了，德行更伟大的人，方伯、连帅又去服从他，以安定他的人民。然后天下统一于一。因此有了里胥，然后才有县大夫；有了县大夫，然后才有诸侯；有了诸侯，然后才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然后才有天子。从天子到里胥，那些德行惠及百姓的人，死后一定寻求他的继承人来奉祀他。所以封建制并非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所迫。尧、舜、禹、汤的事迹，已经很遥远了。到了周代就非常详细了。周拥有天下，划分土地并分封给诸侯，设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众诸侯分布如星罗棋布，环绕天下四周，像车轮运转而辐条汇聚一样，合起来朝见天子、会盟诸侯，分开则作为守卫的臣属和屏障。然而到了夷王时期，礼制受损，尊严降低，天子走下殿堂迎接朝见的人；历经宣王，凭借中兴复古的德行，拥有南征北伐的威势，最终却不能确定鲁国国君的继承人。国力衰微，直到幽王、厉王，王室东迁，而自降身份列为诸侯。此后有询问九鼎轻重的人，有射中天子肩膀的人，有讨伐凡伯、诛杀苌弘的人。天下混乱，没有尊奉君主的心。我认为周朝的衰亡已经很久了，只是在公侯之上建立空名罢了，难道不是诸侯强大，尾大不掉的过错吗？于是分裂为十二国，合并为七国，威权分散于陪臣的国家，国家灭亡于后封的秦国，那么周朝失败的端倪，大概就在这里了。秦拥有天下，分割都城和封地改为郡县，废除诸侯和卫官改为郡守和狱官，占据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天下的中心，控制四海，运筹于手掌之中，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不到几年天下就大乱，是有原因的。频繁役使万人，滥用严酷的刑罚，耗尽财物，背着锄头木棍被谪戍的流民，环顾四周而联合起来，大声呼喊而结成群体，当时有叛乱的人而没有叛乱的官吏，百姓在下面怨恨而官吏在上面畏惧，天下联合起来，杀害郡守、劫持县令而同时起事，过错在于百姓的怨恨，不是郡县制度的失误。汉拥有天下，纠正秦朝的偏差，遵循周朝的体制，分割海内而分封同姓宗室，封赏功臣，几年之间，奔波救急都来不及，被困于平城，忧虑于流矢，衰败不可挽救的有三代，后来谋臣献计，才分离削弱而各自防守。然而封建制开始时，郡和国各占一半，当时有叛乱的国家而没有叛乱的郡，秦朝制度的正确，也由此明白了。继承汉朝而称帝的，即使百代也可以推知。唐朝兴起，设置州县，任命刺史和太守，这是它适宜的地方。然而仍然有强暴狡猾的人时常兴起，残害地方，过失不在于州县，而在于兵权，当时有叛乱的将领而没有叛乱的州县，州县的设置，本来是不可改变的。有人说：封建制，一定私有其土地，把百姓当作子女，适应当地的风俗，修明那里的治理，施行教化容易。郡守县令，如果心思苟且，只是调动他们的官职罢了，怎么能治理呢？我又反驳这种说法，周朝的事迹，断然可以看清了。列侯骄横贪婪，贿赂侍奉戎狄，大凡乱国多，治国少，侯伯不能扰乱他们的政令，天子不能改变他们的君主，私有其土地、把百姓当作子女的人，百个中没有一个，过失在于制度，不在于政令，周朝的事情就是这样。秦朝的事迹，也断然可以看清了。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委任给郡县，这是对的。有治理百姓的臣子而不让郡守县令担任，这是对的。郡县不能纠正它们的制度，郡守县令不能施行他们的治理，严酷的刑罚和繁重的劳役使万人侧目，过失在于政令，不在于制度，秦朝的事情就是这样。汉朝兴起，天子的政令在郡中施行，不在国中施行，控制郡守县令，不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即使作乱也不能改变，国人即使受害也不能铲除，等到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然后才逮捕迁徙他们，调集军队消灭他们罢了。大逆未显露，奸邪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对百姓刻薄的人，无可奈何，等到郡县可以说是治理且安定了。怎么说呢？况且汉朝通过田叔知道孟舒，通过冯唐得到魏尚，听说黄霸的明察审慎，看到汲黯的简朴宁静，任命他们是可行的，恢复他们的职位是可行的，躺着而委托他们治理一方也是可行的。有罪得以罢免，有才能得以奖赏，早上任命而不道，晚上就斥退了；晚上接受任命而不法，早上就斥退了。假使汉朝把所有的城邑都分封给诸侯王，即使让他们作乱，人们也只是感到悲哀罢了。孟舒、魏尚的治国之术，无法施展；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施行。明确谴责并引导他们，他们拜受命令而退下，已经违背了。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他们缔结交好

译如果他们的计谋，在同僚中周遍流传，那么就会互相怒目而视，愤然起身反抗。幸好他们没有起身反抗，就削减他们一半的封地；削减了一半，百姓仍然困苦疲惫。何不干脆全部废除，从而保全百姓呢？汉朝的事情就是这样。如今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接连设置郡守县令，这种制度不可改变，是确定无疑的。善于治理军队，谨慎选择守令，那么天下就太平了。有人又说：夏、商、周实行分封制所以国运长久，秦实行郡县制所以国运短促，这尤其是不懂得治理的道理。魏继承汉朝，封爵制度仍然建立；晋继承魏，沿袭旧制不加改革，而这两代皇朝相继衰败，没听说国运长久。如今纠正并改变它，将近两百年，大业更加稳固，这哪里取决于诸侯呢？有人又认为殷、周是圣王，却不改变他们的制度，所以不应当再议论了。这是完全不对的。殷、周不改变制度，是不得已的。大概因为归附殷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凭借他们来推翻夏朝，商汤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有八百个，凭借他们来战胜殷朝，周武王不能替换他们。顺从他们以求安定，沿袭他们成为习俗，这是商汤、周武王不得已的做法。这种不得已，并不是大公无私，而是为了自己私用他们的力量，为了子孙私用他们的保卫。秦朝之所以改变它，是因为它的制度是大公无私的。但它的动机是自私的，是为了私享一己的威势，私享天下人都臣服于我。然而公天下的开端，是从秦朝开始的。天下的治理，安定才能得到人才。让贤能的人居上位，不贤的人居下位，然后才能治理安定。如今实行分封制，世代继承治理权，世代继承治理权，上位的人果真贤能吗？下位的人果真不贤吗？那么百姓的治乱，就不可预知了。如果想要利于国家，统一百姓的视听，那么又有世袭的大夫、世代享用禄邑的人，来占尽他们的封地。圣贤生在那个时候，也无法在天下立足，是分封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导致这样的结果吗？我本来就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时势造成的。

译张子说：“古代诸侯的封立，是世代继承以确立地位，这是效法贤人的表现。即使有不贤的人，也只是效法而已。天子派遣官吏治理他们的国家，他们就不能残暴地对待百姓。所以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礼》建立国家，大小必须相互协调。大概是因为如果建立大国，其势力不能相互制约；如果都是小国，就没有纲纪。以小国侍奉大国，没有不有法度的。”

五峯胡氏说：“封建的制度，始于黄帝，在尧舜时完善。夏禹沿袭它，到夏桀时混乱。成汤兴起而修明它，天下因此安定。到商纣时又混乱，文王、武王兴起而修明它，天下也因此安定。到周幽王时又混乱，齐桓公、晋文公不能修明它反而更加破坏它，所以天下纷纷扰扰不能安定。等到秦始皇扫灭它，所以天下大乱，争战兴起而灭亡。秦朝灭亡就像翻手一样在顷刻之间。黄帝、尧舜安定天下，并非只靠封建这一件事，然而封建是其中的大法。夏禹、成汤安定天下，也并非只靠封建这一件事，然而封建是其中的大法。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也并非只靠封建这一件事，然而封建是其中大法。齐桓公、晋文公不能称王，并非只这一件事，然而不能实行封建，是他们的重大失误。秦朝二世而亡，并非只这一件事，然而扫灭封建，是他们的重大错误。所以封建，是帝王顺应天理、秉承天心、以天下为公的重大原则和根本。圣人制定天下的政令，效法上天而不偏私，制度完备而不设曲折的防范，划分天下的土地为万国，而与英才共同治理。确实知道兴衰没有常态，不可以凭私心守持。所以农夫受田一百亩，诸侯封地百里，天子封地千里。农夫依靠自己的劳力吃饭，诸侯报答自己的功劳，天子享受自己的德行，这是上天的分别。郡县制可以维持太平，但不能支撑变故；封建诸侯既可以维持太平，也可以支撑变故。”

朱子说：“柳宗元认为封建不对，胡明仲等人驳斥他的说法，则专门认为封建是对的。总之，天下的制度没有完全有利而没有害的道理，只是防备利害的比例如何。封建则根本较为稳固，国家可以倚仗；郡县则截然容易控制，然而来来去去没有长久的意思，不可倚仗以为稳固。”封建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如果论三代的时代，那么封建的好处就是君民之情相亲，可以长久安定而没有祸患，不像后世郡县一两年就更换，即使有贤者善政，也做不成。封建只是历代沿袭，势不容已。柳宗元也说得很对。贾谊说“建立诸侯国必然有相互猜疑的形势”，很对。封建后来自然有尾大不掉的形势。成周兴盛时能得时宜，到春秋列国强盛，周朝的势力也逐渐衰微了。后来到战国，东西周分治，周赧王只是寄居在西周公那里。虽然是圣人的法度，难道没有弊端？问后世封建和郡县哪个更得当？回答说：“论治乱，毕竟不在于此。以道理来看，封建的意思是圣人不把天下当作自己的私产，分给亲贤共同治理，但其制度不过分大，这就是得当之处。”贾谊在汉朝说“多建诸侯而减少他们的力量”，后来主父偃窃取他的说法用于武帝。有人论郡县封建的弊端说：“大体上立法必有弊端，没有无弊端的法律。关键只在得人。如果是合适的人，那么法律即使不好，也占多数了；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那么有善法又有什么益处？且如说郡县不如封建，如果封建不是合适的人，而且是世世相继，不能让他离开；如果郡县不是合适的人，却只三两年任满便离开，忽然换得好的人来，也没有定数。”范太史、唐鉴议论大体都归于得人。我起初嫌他们这样说，后来思考，只得如此说。有人疏解胡五峰论封建井田数事以质疑说：“封建井田是圣王的制度，公天下的法度，岂敢认为不对？但在今天恐怕难以下手，即使勉强做成，也恐怕意外别生弊病，反不如前，那就难收拾了。”于是论封建说：“这也难行，恐怕膏粱子弟不学而居于士民之上，他们的危害岂有穷尽？且以汉朝诸王来看，他们荒淫纵欲如此，岂可以治理百姓？所以主父偃劝武帝分封王子弟而让官吏治理他们的国家，所以祸患不及百姓，所以后来。”诸王也都软弱，大概是逐渐染习使然，积累到魏朝的诸王，就让人监守，即使饮食也都禁止限制，更存活不得。等到晋朝惩戒其弊端，诸王各自让他们掌管大藩，统领强兵，相互屠杀，逐渐导致大乱。沈们说：“监防太密，就有魏朝伤害恩情的弊端；如果放宽约束，又有晋朝的祸乱。”恐怕都是因为没有古人教养的法度所以如此。说：“那个即使教，无人能奈他何？”有人说现在的守令也好，说：“却没有前代尾大不掉的祸患，只是州县的权力太轻，突然有变故，更支撑不住。”问：“封建《周礼》说公五百里，孟子说百里，为什么不同？”

说：孟子说的恐怕是夏商时的制度。孟子不详细考察，也只说曾经听说其大概。如果夏商时，各处广阔，人各自聚为一国，大的只有百里。所以禹会合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到周朝渐渐吞并，土地只管增加，国家数量只管减少。到周朝只有千八百国，与万国相比，五

译分封的诸侯已经灭掉了四分之三以上。此时各国已经自行壮大。等到分封各位公爵时，如果不是五百里的封地就不行，比如周公被封在鲁国七百里，大概是想要优于其他各位公爵。像《左传》所说：“大国往往兼有几个方圆的土地”，也是这个道理。后来只管兼并来兼并去，等到周朝衰微时就控制不了他们，这也是尾巴太大了。到了孟子时代只剩下七个国家，这是事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即使有伟大的圣人智慧，也不能遏制这种冲击。现在的人只说汉朝分封诸侯王的土地过多，如果不这样防范，后来就不会这样。起初高祖平定天下，不能得到韩信、彭越、英布、卢绾这些人来为自己效力，所得的土地又未确定，是我自己的。当时要杀项羽，如果有人说道中分天下给我，我便与你杀项羽也没办法，给他。等到后来分封自己的子弟，也自然要挟制小的不行，必须让他们能够抵挡得住许多异姓诸侯。

译学校

程子说：“古代八岁进入小学，十五岁进入大学，挑选那些可以教导的人聚集在一起，不贤良的人则让他们回到田间耕作。大抵士人和农夫不轻易改变职业，既然入学就不再从事农业，这样士人和农夫才区分开来。在学的人有供养，如果是士大夫的儿子，就不必担心没有供养；即使是平民的儿子，既然入学也一定有供养。古代的士人，从十五岁入学到四十岁才做官，中间有二十五年的学习时间，又没有利益可去追逐，那么他们的志向就可以知道了，必须去追求善行，便从此成就德行。后来的人从孩童时期就有急切追逐利益的心思，怎么能向善呢？所以古代一定要等到四十岁才做官，然后志向才能安定。只是谋求衣食，却没有什么妨害；只有利禄的诱惑最有害。人人都有供养，才能安心定志于学业。”古代家里设有塾，党设有庠，三老坐在里门，观察长幼出入作揖谦让的次序，吟咏歌唱讽诵，没有不是礼义的话语。现在上面没有学习的场所，而民风日益苟且轻薄，父子兄弟只知道用利益互相交往罢了。以古代所习染的那样，想要不善都难；以现在所习染的这样，想要他们善都难。治理百姓的方法，以教育为根本。所以古代从家、党、遂直到国家，都有教育的地方。百姓出生八年就进入小学，这是天下没有不受教育的百姓。既然天下的百姓没有不从教的，小人修养自身，君子阐明大道，所以贤能的人聚集在朝廷，良善的风气形成于民间，礼义大行，习俗纯粹美好，刑罚虽然设立却没有人触犯。这是夏商周三代盛世治理，由教育而达到的。后世不知道治理的根本，不使民心向善而用强力驱使他们，法令在上面严厉，而教育在下面不明，百姓放纵邪僻而陷入罪过，然后接着对他们施加刑罚。唉！这能美化风俗而成就善治吗？

朱子说：“从前圣王兴起，百姓有君主和师长，设置官员分配职事，来统领和治理。而他们教育百姓的项目，就说：‘父子之间有亲爱，君臣之间有义理，夫妇之间有分别，长幼之间有次序，朋友之间有诚信’，只有这五项罢了。大抵百姓有这身体，就一定有这五项关系，而不能有一天离开；有这心灵，就一定有这五项关系的道理，而不能有一天离开。因此圣王的教化，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反过来引导他们，使他们不忘记初心。但又担心他们顺着本性却不知道，无法长久而不毁坏，就为他们挑选百姓中的优秀者，聚集在学校，并联系老师儒生，用诗书开导他们，用礼乐成就他们。凡是使他们明白这道理而坚守不丧失，传承这教化而施行无穷尽的，大抵没有不是顺着他们固有的本性而阐发明白的，而没有一开始就追求外在的东西。像这样，所以他们的教化容易明白，他们的学业容易成就，而他们施行的广博，达到没有远方不到达，没有细微不感化的地步。这是先王教化的恩泽，所以盛大，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古代学校选举的方法，开始于乡党，而通达于国都，用德行、道义、学业来教育他们，而推举贤能的人。大抵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不同，他们做官的方法没有不同，他们被选取的路径没有不同。所以士人有坚定的志向而没有外在的羡慕，早晚勤勉，只担心德行学业不修养，而不担忧爵位俸禄没有到来。至于三代的教化，技艺是最次要的，但都由实用而不可缺。它们法制的严密，又足以作为治心养气的帮助，而进至于道德的归宿。这是古代制定法律，所以能成就人才而敦厚风俗，救济世务而兴盛太平的原因。道不远离人，理不在事外，所以古代教育的人，从他们能吃饭能说话开始。

而用来训导整齐他们的，没有不有法度的，何况在家塾、党庠、遂序之间呢？那些求学的人，所以在家孝顺、出外敬爱兄长、行为谨慎、言语诚信，整天群居，德行进步学业修养，而轻慢放肆的气习不显露在身体上，是由于这个缘故。上天生成这些人，而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的本性，而使他们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这就是所说的民彝。只是因为气质的禀受，不能一概达到纯粹美好的程度，所以欲望发动情感胜过了，就有的沉溺而不自知。古代先圣王因为这个缘故，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的百姓，而他们的教育，一定开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的场合，使他们早晚恭敬，修养孝悌忠信而没有违背。然后接着教育他们格物致知，以穷尽大道，使他们从自身到家庭，从家庭到国家，而通达天下的，大抵没有两种道理。他们匡正辅助，温和浸润，一定使天下的人都有不丧失本性，不扰乱伦理的方法，然后才停止。这是二帝三王的盛世，所以教化流行风俗美好，百姓淳厚，而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古代圣王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的百姓，从家到国，大小有次序，使他们的百姓没有不进入其中而受学的。而他们用来教育他们的器具，都顺着他们天赋的本性，而为之品节，来开导和劝勉他们，使他们心中明白，自身修养，施行在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广以达到君臣上下人民事物的场合，一定没有不尽的部分。等到他们的学业已经成就，就推举贤能的人，安置在官位上，所以在这个时候，理义休明，风俗淳厚，而公卿大夫列士的选拔，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这是先王学校的官员，所以是政事的根本，道德的归宿，而不能有一天废弃的原因。

译至于后世设立学校，虽然或许与先王时代没有不同，然而老师用来教导的内容，学生用来学习的东西，却都忘记了根本而追逐细枝末节，贪图利益而背离道义，不再具备先王的本意。因此，学校的名称虽然还在，但实际内容却没有实行，其后果导致风俗日益败坏，人才日益衰退。即使是唐、汉那样兴盛隆昌的时代，也无法勉强比附夏、商、周三代衰微时期的状况，然而却没有人考察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反而认为学校只是空洞的形式，与道德政治的实际无关。于是，读书人在老子、佛门的学说中寻求大道，官吏在簿籍文书和期限考核的细微之处追求治理。学校仅仅存在而没有最终被废除，也不过是侥幸罢了。

学校的管理，不担心法令制度没有建立，而担心道理正义不足以使人心悦诚服，却只在法令制度的细枝末节上用心来防范，这就像决开湍急的水流注入千仞深的沟壑，却慢慢地用稀疏的芦苇去抵挡它的冲击，也一定无法胜任了。

译南轩张氏说：百姓生存，其常道有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而其德行有四种，即仁、义、礼、智。人如果能扩充其德行中本有的部分，来遵循常道中应当如此的部分，就一定没有力量不足的忧患。只是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圣人让他们学习。自从唐尧虞舜以来，本来没有不以此教导人的。到了夏商周三代，设立教育机构，设置官员来监督管理，其方法更加详细。然而它们用来教育人的道理，则是一样的。所以说：学习是三代共同推崇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唉！人伦关系在天下，不可一天废弃，废弃了国家就会随之灭亡。那么，有国家的人对于教育，可以一天忽视吗？先王建立学校、造就人才的根本意图，大概是要让士人讲求仁义礼智的常道，以阐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的伦理，以此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件事大概非常重大。而实行它有次序，教育它有方法，所以必须先让他们从事小学，习练六艺的节度，讲求做弟弟、做儿子的职责，亲身实践洒扫、应对、进退的事情，周旋于礼器、舞具之间，从容于弦歌诵读之际，以此来巩固其肌肤的防护、筋骨的约束，整齐其耳目，统一其心志。所谓大学的道理，格物致知，由此就可以进而修习。到了格物致知，仁义礼智的常道内化于本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都不混乱，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不适宜的，这是先王教育的方法，也是三代治理的原因，后世无法企及。后世的学校，早晚所讲的不过是拼凑文辞，作为谋取利禄的打算，这也与古人的道理大相径庭。在上位者用来教养成就人才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这个吗？三代的教育到周代最为完备，从天子国都到乡里，没有不设立学校的，让他们早晚从容于弦歌诵读之中，而熟习进退揖让的节度，又用孝悌的道义来申述，制定冠礼、婚礼、丧礼、祭礼的法度，春秋时节举行释菜礼以及乡饮酒礼、养老礼，其耳目、手足、肌肤的防护、筋骨的约束，无不通过学校来实现。在上位则由司徒总管其事，乐正推崇其教化；在下位乡里也没有不有老师的，其教养很周密，所以造就人才很容易。士人生在这个时代，在其中藏修游息，诵读言语而知道滋味，学习文章而明白道理，德行事业的进步日新月异，自然应当如此。于是从乡里评定其品行而推荐给司徒，司徒又评定而推荐给国学。大乐正考察其成就，报告给君王，确定其评定并授予官职。授予官职，根据其才能的大小，大概有一任职务直到终身不更换的。士人只是修养自身罢了，不是向君主有所求。修养自身而君主举用他罢了。像这样，所以礼义兴盛，人才众多，风俗醇厚，以至于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在道路上背负头顶重物，王道就成就了。

东莱吕氏说：“设立学校，不是因为士人贫穷而供养他们，也不是想要聚集同类而习作文辞。不从事农业不从事商业，凭什么可以做士人？不是老人不是僧侣，凭什么可以做儒者？侍奉父母顺从兄长，应当以什么为法则？仰慕圣人向往贤人，应当从什么门径进入？道德性命的道理，应当如何才能明了？治乱兴衰的缘故，应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通达？考察古代，作为得失的借鉴；验证当今，作为因循变革的适宜。这是应当用心的事情。自从孔子门下的高徒，还勤勉地询问仁、询问孝、询问智、询问政，所以作为士人，向老师请教，向朋友辨析。后世的士人，远远不及了。倘若离群索居，而遮蔽其所习学的，那么就会固陋乖僻，没有途径进于道。圣人担忧这一点，著写成书，以诏告万世，教养渐染，以使他们讲习，设立师儒的官职，以监督管理。这是开设学校的根本意图。”

西山真氏说：“考察古代的教育方法，越接近百姓的，教育越频繁，所以二十五家为闾，闾有塾，百姓早晚都在那里。四闾为族，那么一年中诵读法度的有十四次。法度是什么？是大司徒所要求的三物。士人生在这个时代，不需要离开家乡，就有学校有老师，恭敬勤勉、承担责任、体恤他人，那么闾胥就记录下来；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里、深沉稳重，那么族师就记录下来。他们用来教育的方法，又都是顺应本性开导百姓，而纳入至善的境界，用礼来熔铸，用乐来陶冶，以成就其德行，发挥其才能。古代造就人才的功夫，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士人对于学习，难道只是在庠序中才这样吗？鸡鸣早起，天黑安歇，都是学习的时候；细微到暗室屋漏，显赫到乡党朝廷，都是学习的地点；动容周旋，洒扫应对，都是学习的事情。知道没有什么时候不是学习，那么白天有所作为，夜晚反省过错，怎么敢懈怠？知道没有哪里不是学习，那么在细微处警惕，在尚未成形时警惕，怎么敢忽视？知道没有哪件事不是学习，那么注重细微的行为，勤于细小的事物，怎么敢遗漏？”

鲁斋许氏说：“先王设立学校，养育人才，以济天下之用。等到其弊端出现，科举之法越严密，而士人进于此道的人越巧妙，以至于编排摩挲字句，期望必定考中。在上位者不把天下士人当作人才看待，在下位者应对此道的，又难道是仁人君子的用心吗？即使考中了，对实用有什么益处？上下相待，其弊端如此。想要使百姓蒙受福泽，怎么可能得到呢？”

译君王设立学校，后世也设立学校，但不知道先王为什么设立学校。上位者用来教导百姓，百姓用来从事学习，都根源于天理和民众的常道，没有其他的教导，也没有异端之学。学习是夏、商、周三代共同遵循的，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司徒的职责，只是教导人伦罢了。凡是不以人伦为根本的，都不是用来进行教育的。树立君主以建立政令，是谨慎地推行这种教化；设立老师以建立教化，是以此种人伦为内容。先王都根基于人心所固有的本性，不强行灌输人心所没有的东西，所以百姓容易顺从，风俗美好。这并非后世所称为的教化。《文公小学》中关于四书学习的次序、本末道理非常完备，如果有王者兴起，必须以此为法度。

译临川吴氏说：古代盛世，一万二千五百户的乡，设有乡学，由乡大夫主持，向州、党、族、闾颁布教法，让他们教化百姓。二千五百户的州，则由州长召集百姓诵读法令，按时在乡学练习乡射礼，崇尚功绩。五百户的党，则由党正召集百姓诵读法令，按时在乡学练习乡饮酒礼，崇尚年长。即使是二十五户的闾巷，也有塾，闾内退休的老者早晚坐在其中，百姓出入必定接受教诲。这就是教化成功、风俗善良，而人人都有士君子行为的原因。用人

程子说：“天下广阔，亿万民众，一个人不能独自治理，必须依靠辅佐的贤人，然后才能完成天下的事务。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不以寻求任用辅相为优先的。商王高宗初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就恭敬沉默不说话，大概是因为没有比这更优先的事。等到他得到傅说并任命他，就说：‘渡河需要舟楫，大旱需要甘霖，调和羹汤需要盐和梅。’他们相互依赖的程度就是这样，这是圣人任用辅相的道理。任用辅相的道理，以谨慎选择为根本。选择谨慎，所以了解清楚。了解清楚，所以信任坚定。信任坚定，所以任用专一。任用专一，所以礼遇厚重而责任重大。选择谨慎，就一定能得到贤人。了解清楚，就仰仗其成功而不怀疑。信任坚定，就使人竭尽忠诚。任用专一，就得以尽其才能。礼遇厚重，就使体态容貌尊贵而权势重大。责任重大，就使自我要求迫切而功业有成。因此，推诚任用，以师傅的礼遇对待，坐着讨论治国大道，责成他们使天下大治、阴阳调和。所以担任此职的人，自然知道礼遇尊贵而任用专一，责任深重而权势重大，就挺然以天下为己任，所以能胜任其职。即使有奸佞巧诈之人，知道君臣交情深厚而不可离间，权势重大而不可动摇，也会停止邪谋，归附正道。后来任用宰相的人，与此不同。开始时，不谨慎选择。选择不谨慎，所以了解不清楚。了解不清楚，所以信任不坚定。信任不坚定，所以任用不专一。任用不专一，所以礼遇不厚重而责任也不重大。选择不谨慎，就得不到合适的人。了解不清楚，就用人犹豫。信任不坚定，就使人怀有疑虑。任用不专一，就不能尽其所能。礼遇不厚重，就权势轻而易动摇。责任不重大，就不能胜任其职。因此，任用不尽其诚，对待不以礼，忙碌奔走像小吏一样，文案纷乱冗杂，做下属官吏的事。担任此职的人，自然知道交情不深而权势轻，动辄怀有顾虑，不肯尽力，上怕君主怀疑，下怕群议掣肘，所以收敛不敢作为，只求循常图安罢了。君子不愿处于此位。奸邪之人，也知道其易动摇，每日伺机而动。这样怎么能以天下重任为己任呢？如果说：不是任用难，而是了解难，那怎么知道其贤能而任用呢？如果选错人，关乎治乱，这是君主感到困难的原因。”天地生出一世人，自足以完成一世事，只是遗憾人不能尽用天下之才，这是不能大治的原因。

涑水司马氏说：用人者，没有亲疏故旧的区别，只考察贤与不贤。那人未必贤能，因亲故而选取，固然不公正。如果贤能，因亲故而舍弃，也不公正。天下的贤人，本来不是一个人能完全了解的。如果一定要等待素来认识、熟悉其品行才能才任用，遗漏的就太多了。古代做宰相的人不这样，依靠众人推举，根据公众意见选取。公众说贤能了，自己虽然不了解详情，暂且任用。等到他没有功劳，然后罢退他；有功劳就提拔他。推举得到合适的人，就奖赏推举者；不是合适的人，就惩罚推举者。进退赏罚，都是众人共同认可的。自己不夹杂丝毫私心。如果推行这种心态去做，又有什么遗漏贤才、荒废官职值得担忧的呢！

元城刘氏说：“朝廷的事务，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君子进用，是治国的根本；小人被用，是动乱的阶梯。君王深居九重宫阙，不能完全了解臣下的邪正，因此设置谏官、御史的职责，让他们担任耳目之任，采集朝廷内外的公议，是非可否，只听从众人的意见。所以遮蔽贤才的话不能害君子，结党营私的言论不能助小人。明君无所用心，而贤与不贤自然分辨，知人则哲，其道理不过如此。”天下的治乱，在于朝廷；朝廷的轻重，在于执政者。议论执政者才能与否并决定其进退的，是君主的职责。如果庙堂之上，都能得到当时的贤人，而彼此应和告诫，以图天下大治，那么善政日渐进步而君子之道兴盛，这就是《易经》中泰卦的原因。如果公卿辅相不是合适的人，而奸邪朋党相互勾结，以遮蔽君主的聪明，那么恶政日渐滋长而小人之道兴盛，这就是《易经》中否卦的原因。自古以来的圣君，也不能没有恶人在朝，尧时的四凶就是如此。即使衰败的世道，也未尝没有君子在位，商朝的三仁就是如此。圣人兴起，贤者众多，那么恶人不能胜过善人，所以虽然有四凶，或被流放或被诛杀，最终没有侥幸逃脱的。暴君在上，奸佞并进，那么善人不能胜过恶人，所以虽然有三仁，或离去或死亡，最终不能被任用。这是治乱盛衰的关键，不可不察。自古至今，没有任用君子而不治，任用小人而不乱的。大概甜言蜜语，足以感动改变人意；小节伪行，足以

译欺骗迷惑世俗之人。等到他们得势，便担心失去权位，暗中招引奸邪之人，广泛安插亲信，根基深厚牢固，牢不可破，那么他们给国家带来的祸害，将是说不尽的。所以陆贽的议论认为：“拿着兵器去杀人，天下人不把罪责归咎于兵器，而是归咎于持兵器的主人；蓄养蛊虫去害人，天下人不把罪责归咎于蛊虫，而是归咎于蓄养蛊虫的人家。”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却可以比喻大事。齐桓公到了郭国，询问那里的父老说：“郭国为什么灭亡？”父老说：“因为它喜欢好人而厌恶坏人。”桓公说：“按照你们所说，那是贤明的君主，怎么会灭亡呢？”父老说：“不是这样，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厌恶坏人却不能除掉，所以灭亡了。”每次读到此处，没有不掩卷长叹的，认为那些见识浅陋的人，明辨事理不清，别人认为不对的，反而认为是对的；众人所厌恶的，反而认为是美的。这是愚昧者片面昏暗的常态，本来不值得讨论。至于能够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天下善恶而没有疑惑之心，大概不是智者做不到的。然而郭君反而因此亡国，这是什么原因呢？郭君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不能说他不明智。只是因为他见到善人却不能任用，使得君子无法自立；知道恶人却不能除掉，使得小人得以结党营私。因循守旧，积少成多，祸害竟然到了亡国的地步。那么拥有天下的人，能不把这当作警戒吗？

译华阳范氏说：“才，有君子之才，也有小人之才。古代所说的才，是君子之才；后世所说的才，是小人之才。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认为他们有才，他们所谓的才，是说齐圣广渊、明允笃诚。高辛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人认为他们有才，他们之所以为才，是说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礼作乐，孔子认为他有才。那么古代所说的才，是兼德行而言的；后世所说的才，是辩给以驾驭人，诡诈以用兵，偏邪险恶，趋利就事，因此天下多乱。这都是因为这些人被任用于世啊。”《易经》师卦上六说：“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传说：“小人勿用，必乱邦也。”未济卦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创业垂统，广泛寻求哲人，以遗留给后嗣，所以能长久传世。难道因为天下未定就可以专用小人之才吗？人君在求贤时辛劳，在任人时安逸。古代咨询众人意见，大家都赞同，然后才任用他。如果得到了合适的人，就任用而不怀疑，才可以责求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所以恭己而成功；多疑的君主，自用而不用人，所以劳心而败事。自古征伐或胜或败，大多由于这两种情况。自古君子容易疏远，小人容易亲近。因为君子难于进用而果于退让，小人不以自售为耻而以不被知遇为忧。他们进用时无所不至，人君一旦被他们所迷惑，不能自我解脱，很少有不到祸败的。

五峰胡氏说：“唐文宗说：‘宰相荐人，应当不分疏戚。如果亲故确实有才，避嫌而弃之，也不公平。’确实如此啊，这话。”

豫章罗氏说：“名器的贵贱，取决于其人吗？那么授予君子则贵，授予小人则贱。名器所贵，则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所贱，则小人勇于浮竞，而君子耻于求进取。由此看来，人君的名器，可以轻易授予人吗？”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因为君子进用，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产生，所以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因为小人进用，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懈怠心产生，所以天下必乱。

朱熹说：“天下的治理固然必须出于一人，而天下的事务则有非一人所能独任的。因此人君既在堂阼之上、深奥之中正其心、诚其意，而必须深求天下敦厚诚实、刚明公正的贤人作为辅相，让他们广泛选拔士大夫中聪明达理、直谅敢言、忠信有节，足以有为有守的人，随其器能安置在列位，让他们共同修治众职，以上辅佐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宠使令之贱，无得以奸邪其间。有功则久其任，不称则更求贤人而更换他。因为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且充数；其人可废，而其任不可以轻夺。这是天理之当然而不可改变的。人君察于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见杂于其间，则其心郭然大公，俨然至正泰然行其所无事，而坐收百官众职的成功。一旦反是，则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私反侧，昏暗猜嫌，固然日扰扰乎方寸之间，而奸伪丛脞昏瞀，又将有不可胜言的。这也是理之必然的。”寻常之人将欲委托人以一至微至细之事，尚且必须先为规模，使其尽善，然后所委托的人有所持循，而不失我之所以委托他的意思。何况有天下者将以天下至大之事委托于人，而不先为尽善可守之规以授予他吗？“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不染而黑。”所以贾谊的话说：“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犹生长于楚国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因此古之圣贤欲修身以治人者，必远便嬖以近忠直。因为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莸之不相入。小人进则君子必退，小人亲则君子必疏，未有可以兼收并蓄而不相害的。能审乎此以定取舍，则其见闻之益处，薰陶之助，所以谨邪僻之防，安义习之习者，自不能已，而其举措刑赏所施于外者，必无偏陂之失。一旦不审，则不惟其妄行请托，窃弄权柄，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导谕薰染，使人不自知觉，而与之俱化，则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胜言的。然而此辈其类不同。大概其本出下流，不知礼义，而稍通文字者，也有服儒衣冠，叨窃科第，而实全无行检的，这都是国家之大贼，人主之大蜮。如果不是心正身修，有以灼见其情状，如臭恶之为可恶，那么又何以远之，而来忠直之士，望德业之成乎？伏节死义之士，当平时无事之时，诚若无所用者。然而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的，大概因为如此之人

译面临患难时能够超脱生死，那么在太平盛世必定能够轻视爵位俸禄；面临患难时能够尽忠守节，那么在太平盛世必定不会阿谀逢迎。在平日无事的时候，如果得到他们并加以任用，那么君主的心志在上方端正，风俗在下方美好，足以预先挫败奸邪的萌芽，暗中消除祸乱的根源，自然不至于发生祸患。真正有伏节死义的事情，并不是说一定要预知日后会有变故，而预先蓄养这些人来应对。只是因为在平日安宁时，便认为这类人才一定没有用处，而专门选取一种没有道义、没有学识、看重爵禄、轻视名节的人，认为他们不务虚名、不矫揉造作而尊崇宠爱他们，因此纲纪日益败坏，风俗日益苟且，非常之祸潜伏在细微之处，一旦爆发在意料之外，平日所任用的人纷纷投降叛变，没有一个人可以共同承担患难，然后先前被摈弃流落的人，才不幸地展现出忠义的节操。从天宝年间的叛乱来看，那些将相、贵戚、近幸之臣，都已经向贼寇叩头投降，而起兵讨伐贼寇，最终至于杀身灭族也不后悔的，如颜真卿、张巡、许远、颜杲卿等人，却是远方小邑、君主不认识其面貌的人。假使唐明皇早点得到颜真卿等人并加以任用，难道不能将祸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吗？颜真卿等人早点被唐明皇任用，又怎么会真正做出伏节死义的举动呢？自古以来君子和小人混杂居住并一起被任用，不是君子胜过小人，就是小人胜过君子，没有两相猜疑而始终不能决断的情况，这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即使满朝都是君子，但只要有一两个小人混杂在百官之中，寻找空隙、钻营漏洞，就已经足以造成祸患，何况是位居侍从之列呢？何况是位居宰相之职，而暗中培植私党，布满要害职位呢？因为两三个大臣，是君主用来辨别贤能与否、进退人才，以谋划天下大事的。如果不是同心同德，恭敬和睦，彼此坦荡，一心以国家为念，而没有丝毫私心夹杂其间，就无法成功。如果让小人参杂其中，那么我所认为贤能而想要进用的人，他认为是有害的，进而想要罢退；我所认为不贤而想要罢退的人，他认为是有益的，进而想要亲近。而且他们的意见异同，不需要勉强争辩就能决断，只是在相互进退之间，稍微表现出迎合或退缩的姿态而已，就足以败坏我的事情了。这难道可以不事先考虑，而轻易采取其他计策，从而触发他们害我的机关吗？

译象山陆氏说：“如果一铢一铢地称量，称到一石必定有误；一寸一寸地度量，量到一丈必定有差。用石来称量，用丈来度量，直接而少出错，这可以作为评价人的方法。况且对于一个人，大致地评价，如果在于为国家、为人民、为道义，这就是君子了；大致地评价，如果在于为私利、为权势，而不是忠于国家、合乎道义的，这就是小人了。如果像称铢量寸那样，计较其个别细节，而违背了根本原则，那么小人或许得以欺骗，君子反而遭受猜疑，邪正贤劣，难免颠倒错置了。”

东莱吕氏说：“用人的道理，难道可以相信其空话而不通过事情来考验他吗？因此君主想要把重任托付给这个人，一定要把他放在纷乱繁杂的地方，来观察他的才能；把他安置在清闲寂寞的地方，来观察他的气量；让他经历险阻艰难，来观察他的操守；让他面对盘根错节的情况，来观察他的决断；把他派到州县任职，用岁月来磨砺他，习练既久，培养既深。将来他束带立于朝廷，天下的事情，没有不迎刃而解的。”

西山真氏说：“《易经》中，君子在内，小人在外，就叫做泰。泰，是通达而治理。君子在外，小人在内，就叫做否。否，是闭塞而混乱。君子和小人，都生于天地间，不能使他们不存在。只应当安排得当，使有德行的人排列在朝廷，有才能的人在外部奔走办事，这样就治理好了。”

鹤山魏氏说：“曾经听朱熹说：‘天地之间有自然的道理，凡是阳必定刚，刚必定明，明就容易知晓；凡是阴必定柔，柔必定暗，暗就难以测度。所以光明正大，疏畅通达，没有细微可疑之处的，必定是君子；迂回隐藏，闪烁狡诈，无法辨认的，必定是小人。’我曾经把这作为察言观人的镜子，邪正的辨别，完全无法掩盖，那么取舍的准则，在心中就确定了。”

鲁斋许氏说：“贤者以公为心，以爱为心，不被利益所动摇，不被权势所屈服。把他安置在朝廷，那么各种事情都能得到公正，天下蒙受他的恩泽。贤者对于国家，其重要性本来就是这样。然而有时遭遇时运不济，务必自我隐藏，有整整一辈子而别人不知道他的。即使有人知道他，但当权的人中没有同类，不被提拔引荐。只有君主不知道他，君主即使有时知道他，召见任命他，却像对待仆役一样，而贤者有不屑于就任的。即使有时以礼貌接待，以礼节对待，但他所说的话不被信用，有超然离去的。即使有时被信用，又让小人参与其间，追求小利，期望近效，有用贤的名声，没有用贤的实质。贤者又怎肯空占职位白吃饭，徒然耗费俸禄，招致天下的讥笑呢？虽然如此，这只是论述难以进用的人是这样，还有难以契合的人。君主地位崇高，每天接受奉承取悦，大体上喜欢听别人的过错，而不喜欢听自己的过错，务必使自己的心痛快，而不务必使民心痛快。贤者一定要匡正它，扶持安定它，使它像尧舜那样公正，像尧舜那样安定，然后才停止，所以情势难以契合。何况奸邪佞幸，厌恶正直，肆意诋毁，多方防备，将看到免除罪责，又怎能期望各种事情得到公正，天下蒙受恩泽呢？从古至今，正直典雅的士人之所以重视进用而轻视退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大禹是圣人，听到善言就拜谢，益告诫他说：‘任用贤人不要有二心，去除邪人不要有疑虑。’‘二心’这一说，在大禹尚且应当警戒反省，后世君主应当如何呢？这就是任用贤人的困难。”

任用人才，兴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见，然而不可独用己意，独用己意那么排斥阻挠的人必定很多，我的事情就失败了。咨询众人，采纳众人的意见来行善，然后才可以。尧禅让给舜，以圣人见圣人，不需要三年之久才知道，当一见便知道。然而不敢以自己的见解就把天位托付给他，一定要让他接待四方宾客，进入山林，经历各种艰难，使天下人共同知道。四岳十二牧共同推举他，好像不是出于尧的意思，然后才居天位，理天职，人们没有闲话。后世称颂圣人，后世任用人才、建立事功的人，都独出己意。宪宗淮蔡之功已成，而裴中立不能在朝廷安身，何况比这更大的呢？奸邪之人，其用心险恶，其用术巧妙，因为险恶所以千态万状，而人不能知晓【如用甜言蜜语卑辞诱人陷入过失，然后揭发之类】，因为巧妙所以千蹊万径，而人不能抵御【如势力在近习，就谄媚近习；势力在宫闱，就谄媚宫闱之类】。君主不察，把谄媚当作恭敬，把揭短当作公正，把欺骗当作可信，把奸佞当作可亲近。喜怒爱恶，君主固然不能没有，然而有可做的，有不可做的。而奸邪之人，一味迎合，窃取其势以树立自己的威势，满足其欲以结取君主的爱。爱隆于上，威擅于下，大臣不敢议论，近亲不敢进言，毒害遍于天下，而上面不知道。这是前人所说的城狐，所说的社鼠。到这时而想去除他们，不也很难吗？虽然如此，这是由于君主不醒悟，误至于此，还有说法。如宇文化及谄媚太宗，灼见其情，而最终不能斥退；李林甫嫉妒贤能，明皇洞见其奸，而最终不能罢免。邪人迷惑人，有像这样的，能不畏惧吗？天下的事务，固不

译胜过烦琐的弊端。然而，其关键要点在于用人和立法罢了。古人说得到贤士的国家就会昌盛，刚愎自用的国家就会衰微。意思正是如此，贤能的人懂得治理的根本，知晓事务的关键，与平庸之人相比，相差何止十倍百倍乃至千万倍。将他们安排在各级官位上，百官的职事都能完备地推行。然而，人的贤良与否，如果不能确切地详细知晓，固然不敢任用；或者虽然已经知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却又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眼睁睁看着弊端发生，却不能提拔或罢免他们。空口说懂得识人，实际上却不能用人，又有什么益处呢？百姓的安乐与祸患，取决于用人是否得当。用对了人，百姓就依赖他们

译如果任用的人选不当，百姓就会遭受祸害。自古以来论述治国之道的人，一定把任用人才作为首要任务。既然已经任用了合适的人，那么他们所说的善政，才开始能够得以施行。用贤良的人施行善政，对于治理国家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呢？

临川吴氏说：治理天下的人，关键在于得到人才；辅佐天下的人，关键在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一定要从喜爱贤才开始。周公是伟大的圣人，却急于接见贤才，吃一顿饭要吐出食物三次，洗一次头要握住湿发三次。赵文子是贤良的大夫，所举荐的掌管仓库的小吏有七十多家。唉！当时周公所接见的，赵文子所举荐的，难道一定是他们的亲友旧交并且有所请求的人吗？喜爱贤才的臣子能够包容他人，天下就安定；嫉妒贤才的臣子不能包容他人，天下就混乱。这就是《大学》平天下章节引用《秦誓》的话，而深切地教导告诫的原因。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七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六十八

治道三

人才

程子说：“善于谈论治国的人，一定把培养成就人才作为紧急的任务。人才不足，即使有好的法令，也没有人来执行。想要培养成就人才，不担心他们天赋资质不够美好，担心的是师法学问不够明白。师法学问不明白，即使有美好的资质，也没有途径使他们成才。”造就新的人才很难，改变旧的人才容易。现在众人的才能，都是可以使用的，况且人难道肯甘心做小人吗？在于君主和宰相如何改变他们罢了。如果宰相任用他们成为君子，谁不做君子呢？“才能高的人往往多有过错，有过错的人有时出来做事，有时退隐；才能低的人往往多有达不到标准的情况，达不到标准的人几乎就要懈怠了。”

元城刘氏说：“所谓培养成就人才，不是像现在的学校那样。只是对人才爱惜保全罢了。譬如富人家养护山林，不天天砍伐它，才可以成为栋梁的材料。如果不合理地摧折它，等到建造房屋时就没有可用的材料了。”这是爱惜人才，乃是君主自己为国家社稷考虑罢了。

山杨氏说：在先王兴盛的时代，礼义的恩泽逐渐浸润天下，人们勤勉地向往风化，承受恩德，敦厚而成风俗。在这个时候，士人在学校中游学，汲取六艺的精华，而充实饱足于道德的实质。凡是耳目所习惯听到的，都足以引导自己而激励行为，悠闲自得，不见其他事物而改变志向。这就是三代士人之所以文雅而多有全德的原因。衰败到战国时期，暴君污吏各自逞私欲，磨牙摇毒，互相吞噬，天下环绕如此。机会的变化，间不容发，所以合纵的人联合他们来施展谋略，连横的人离间他们来攻击后方，摇动三寸舌头与天下的诸侯争斗，收敛功劳归于自己。由此靡靡之音日益陷入混乱。汉朝兴起，沿袭秦朝的遗俗，而高皇帝起于平民百姓之中，一呼百应而拥有天下，傲慢而轻侮他人，尤其不喜欢儒士。所以一时贪利愚钝无耻的人多归附他，即使执掌国家权柄作为一代宗臣的人，尚且被囚禁束缚而不知道离去，何况其余的人呢？光武帝中兴，尤其表彰节义之士，而依违附逆的臣子多见杀戮侮辱。所以宏大的儒者、深远的智者，积累德行、高举节操、激扬风流的，并驾齐驱而出。等到衰败时，怀抱济世之志的则触犯权贵而遭遇祸患，辞官隐居山林的则因党锢而陷入刑罚。即使车败轮脱，尚且不忍改变方向，一旦触犯清议则赴汤蹈火、伏斧受刑而不后悔。东汉的社稷，几乎像悬发一样不断绝，也是众多君子的力量。东晋兴起，士人惩于前例，都遗世绝俗，看待天下治乱漠然如同秦人看越人的肥瘦一样。而晋朝因此灭亡，这是风气习俗的不同，然而也是兴衰治乱所关联的。所以战国的士人追求奇谋而不遵循正道，西汉的士人喜欢功名而不追求奇节，东汉的士人看重节义而不通晓时变，东晋的士人乐于恬淡旷达而不符合实用。这都是被世变所移易，而蒙昧了中道的人。只有古代的圣贤则不然，不因世治而坚定其操守，世乱而改变其法度，即使变故日日更替，而我所坚守的依然如故。周朝的士人尊贵，秦朝的士人卑贱。周朝的士人并非只有上面的人尊贵他们，士人也知道自贵。秦朝的士人并非只有上面的人卑贱他们，士人也轻且贱。自秦朝以来直到今天，一千多年，士人知道自贵的何其少，而轻自贱的何其多呢？大概古代的士人即使是一介贱民，处于编户齐民之间，短衣不完，吃豆饮水，宽裕有余，而不知道王公的尊贵，以及膏粱文绣的美好。三公的职位，不符合他的道义，有不屑一顾的。万金的馈赠，不符合他的道义，有不接受的。像这样，上面的人即使想挟贵自尊，以轻慢天下的士人，怎么可能呢？后世的士人，颠沛于利欲，而不知道有比自身更尊贵的东西，所以守道循理的志向淡薄，而苟且迎合求得的行为多。伺候公卿的门庭，奔走于权势的道路，耸肩谄笑以取悦容身。他们自己这样处世，而想要别人尊贵他们，怎么可能呢？所以我私下认为，士人的贵贱，虽然看势盛衰，然而他们之所以贵贱，都是他们自己招致的。

朱子说：“世间有才能的人，如果能够减损那有余的，勉励那不足的，时候却能够做事，却出来担当得起事，与那小心谨慎拘谨的不同。”

东莱吕氏说：“不离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调；不在傅岩，而济川之舟已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