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七

译这便是一种刻意作为的作为。圣人创作《易经》，未曾说过“无为”，只说“无思”、“无为”，这是用来警戒那些刻意作为的人。然而紧接着就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这说明动静之理从未被偏颇地看待。老子说虚空能产生气，这是不对的。阴阳的开合相互依存，没有先后的区别。如果说今天有阳，明天才有阴，那也可以说今天有形，明天才有影。给予与剥夺、收敛与扩张，都是理之所固有，而老子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所说的“给予”，其本意在于“索取”；所说的“扩张”，其本意在于“收敛”，这不过是权谋欺诈的手段罢了。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这样就把道、德、仁、义、礼分成了五样东西。君子做学问，是让先知者启发后知者，让先觉者启发后觉者，而老子却认为不对，主张使民众明白事理是为了让他们变得愚昧，这难道不是自己残害自己的本性吗？有人问：老子说“天地不仁，圣人不仁”，该如何理解？回答说：说天地不仁，把万物当作草扎的狗，这是对的。说圣人不仁，把百姓当作草扎的狗，这是不对的。圣人难道有不仁的吗？所忧虑的正是“不仁”。天地哪里有意于仁呢？它鼓舞万物生长，却不与圣人同忧患。圣人则是仁的，这才是能够体现道的表现。老子的书中，其言论自相矛盾之处如同冰炭不相容，他起初的本意是想谈论道的极致微妙之处，后来却落入了权诈者的思路【比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然而老子之后有申不害、韩非，看申韩与老子的道虽然相差甚远，但其根源却来自老子。苏秦、张仪则更是离道远了。

译朱子说：“老子的方法，谦虚退让、节俭吝惜，完全不肯耗费精神，必须自己占到十分安稳便利，才肯去做。才有一点点对自己不便，就不肯做。老子的学问，只要退步柔顺伏低，不与你争，才有一点点主宰计较思虑的心，这气就粗了。所以说：达到虚静的极致，坚守清静的笃实。又说：凝聚精气达到柔顺，能像婴儿一样吗？又说：知道雄强，却安守雌柔，做天下的溪涧；知道洁白，却安守黑浊，做天下的山谷。所谓的溪涧，所谓的山谷，只是低下的地方，让你在高处，他只要在卑下的地方，完全不与你争。他的功夫极难，常见画本上的老子就是这般气象。笑嘻嘻的，就是个退步占便宜的人，虽未必像他，但也是他的气象，也只是他放出无状来便不可抵挡。比如他说：用正道治国，用奇谋用兵，用无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的学问，大抵以虚静无为、冲退自守为宗旨，所以他的学说常以懦弱谦下为外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质。他的治理，虽然说‘我无为而民自化’，但不化的人也不去管他。他的道理每每如此，不只有载营魄一章的意思是这样。如果说：伴随日月，挟持宇宙，挥斥八极，神气不变，这是庄子的荒唐。说：光明寂照，无所不通，不动道场，遍周沙界，这又是佛陀的幻语。老子哪里曾经有过这些呢？现在世人谈论老子，一定要把这两家的相似之处合而为一，认为神奇，载魄而无所不到，这是庄子和佛家所谈的，而不是老子的本意。问老子与乡原如何？回答说：老子是超出人理之外，不好声，不好色，又不做官，但害伦理；乡原还在人伦之中，只是个无见识的好人。人都说孟子不排斥老子，老子就是杨氏。问：杨氏爱身，他的学问也浅近，而举世崇尚他，为什么呢？回答说：他的学问不浅近，自有好处，便是老子的学问。现在看老子的书，自有许多说话，人怎么不爱他的学问？也要出来治天下，清虚无为。所谓的因，是君之纲，事事只是因而为之，如汉文帝、萧参便是用老氏之效。但又只用得老子皮肤，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将去。老子之学最忍他，闲时似个虚无卑弱小的人，若教紧要处发出来，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张良是也。张良都是老氏之学。问：杨朱像老子，前见先生如此说，看来杨朱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国，取天下？回答说：大概气象相似，如说‘致虚极，守静笃’之类。老子起初也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无状来。等到反一反方才说，以无事取天下，如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之类。问程子说：‘老子的话，窃弄阖辟者何也？’回答说：‘如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之类，是他也窥得些道理将来，窃弄如所谓‘代大匠斲则伤手’者，谓如人之恶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别人与他理防，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作。程子论老子《阴符经》，可谓言约而理尽，括尽两书曲折。康节曾说：‘老氏得易之体，孟子得易之用’，不对。老子自有老子的体用，孟子自有孟子的体用。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是老子的体用；存心养性，充广其四端，这是孟子的体用。问横渠说：‘言有无，诸子之陋也。’回答说：‘无者无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则有。老子却说‘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连理也没有，就错了。’老子的方法，自有退后一着事，也不抢前去做，说也不曾说将出，但任你做得狼狈了，自己徐出以应之。如人当纷争之际，自己出僻静处坐，任其如何，他的利害长短，一一都冷看破了，从旁下一子，定是的当。这固然是不好的术数，但较之现在浮躁胡说乱道的人，他又较胜。因举老子语：‘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浑若冰将释。’张良深于老子之学，萧参学之，有体而无用。问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无常有’为句读，而‘欲’字属下句者如何？回答说：‘先儒也有如此做句的，不妥贴，不如只作‘常有欲’，无欲。问‘道可道’如何解？回答说：道而可道则非常道，名而可名则非常名。又问‘玄’之义，回答说：玄只是深远而至于黑玄玄地处，那便是众妙所在。又问‘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回答说：从前理防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观其徼。徼之义是那边徼，如边界相似，说那应接处。谷神，谷只是虚而能容，神谓无所不应。他又说：‘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则虚”

译就会屈服。如果有一件事物不能顺应，那就是行动而不能退出了。〇牝，有人说，〇是众妙之门，牝是万物的祖先，不是普通的牝，只是像木孔承接竹笋那样，能够容纳的事物。如今门上的金属环叫做牡，门环上的孔叫做牝，锁管便是牝，锁舌便是牡。雌雄称为牝牡。可见，〇指的是至妙的牝，不是那种普通的牝。问：谷神不死，回答说：谷的虚空，声音传到那里，就产生回响，这是神妙变化的自然现象，这叫做〇牝，〇妙。牝是能够接受并产生万物的，至妙的道理，有生生不息的意思。程子因此采纳了老子的说法。又说，〇牝大概说的是万物感应而回应无穷【又说接受而不先动】，就像说圣人拿着左契而不向人索取，契约有左右之分，左契用来容纳右契，说的是左契接受的含义。问：三十根辐条共同连接一个车毂，在它空虚的地方，才有车的作用，无是车子的座位吗？回答说：恐怕不是这样。如果把座位当作无，那么上文自然是就辐条和车毂而言，与下文门窗和陶土是一类话。我曾经思考过，无是车毂中间的空处，正因为其中空，所以能容纳车轴而运转无穷。就像伞柄上的木管，众伞骨所依靠的不知名部件，为什么管子中空，又能容纳伞柄而开合上下。车的车毂也是如此。庄子所说的“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也是这个意思。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一是魄，抱是载，大概是用火来涵养水。魄是水，用火来承载它。营字恐怕是荧字，光的意思，古字有时通用，不确定。苏颍滨解释说，神承载魄而行，说魄是沉滞的东西，必须用神去承载它，让它升举。他的说法是，圣人就让魄随神而动，众人则神被魄役使，他完全不明白老子的本意。他解释神载魄而行，就是一个刚强升举的意思。老子的意思正不是这样，只是要柔顺退让罢了。看这一章全说柔的意思，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一元气达到柔顺，能像婴儿一样吗？天门开合，能像雌性一样吗？老子整本书的意思都是如此，他只是要退让，不与你争。比如一个人叫嚣跳踯，我这里只是不做声，只管退让，不久叫嚣跳踯的人自然就会屈服，而我柔顺退让自然有余。老子的心最狠毒，他不与人争，正是为了深深地争。他的用心用意都是如此。闲时，他只是如此柔顺。遇到那些刚强的人，他就是如此。对待你像云一样，只有天下至柔的东西，才能驰骋于天下至坚的东西。又说，以无为取天下，这就是他柔顺发挥功效的地方。又说，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载魄，是动守静。专一元气达到柔顺，只看他这个什么功夫，专不是守的意思，也只是专一无间断地达到柔顺，是到了柔的极致，才有一毫显露就是刚，这气就粗了。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若客。老子说话大抵如此，只是想要退让占强，不要与事物接触。比如治人事天，不如吝啬。被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的学者多流于术数，像申不害、韩非之类都是。后来兵家也推崇他的学说，像《阴符经》之类就是。问：柔能胜刚，弱能胜强的说法，回答说：他就先占了便宜。如果这样，那么刚柔宽猛各有用处。问他：云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孔子却又向他问礼，不知何故。回答说：他懂得礼的曲折，只是他说这是个无〇要的东西，不把它当回事。我起初怀疑有两个老聃，横渠也以为如此，现在看来不是这样。他曾做过柱下史，所以礼自然懂得，所以与孔子说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说这个东西不用也可以，好像圣人用礼时反而多事，所以这样说。问：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回答说：老子说话都是这样的意思，因为他看透了天下事的变化，都从反面做起。比如人刚强咆哮跳踯不止，其势必然有时而屈，所以他只务为弱。人才弱时却蓄得精刚完全，等到发作时自然不可抵挡。所以张文潜说老子因为静所以能知变，然而其势必然导致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泥土，偶尔其心都冷冰冰的了，便是杀人也不在乎。所以他的流弊多入于变诈刑名。太史公把他与申韩同传，不是强行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一生二，二生四。老子却说二生三，便是不通情理。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说得好。节俭的德行极好，凡事节俭就很少失误。老子说治人事天，不如吝啬。只有吝啬，叫做早服。早服叫做重积德。被他说得曲折，早服者，说能吝啬就不远而复，便在这里。吝啬只是吝啬的意思，是要收敛，不要放出。重积德者，说先已有所积累，再用吝啬来涵养，是又加积累。比如修养的人，此身未有所损失，而又加以吝啬涵养，叫做早服而重积。如果等到

译等到已经受损之后再去修养，那么修养的方法虽然足以弥补所受的损失，但不能称之为“重积”了。因此重视“早服”。“早服”是指及早觉察到尚未受损时就加以爱惜。敬夫说老子讲：“不善人，是善人的资财；善人，是不善人的老师。”这与孔子“见到贤者就想着向他看齐，见到不贤者就自我反省”的意思不同，因为老子含有“资财”的意思，是不善的。

译有人问：“如何理解‘天得一以清’？”乐庵李氏说：“万物虽然不统一，但各自都有其‘一’。比如日月的照耀，星辰的光辉，风雷的鼓动，雨露的滋润，各自有其‘一’而互不混乱。天因为得到了这‘不一之一’，所以清净无为而化育万物。由此推论，地得一以安宁，神得一以灵验，谷得一以充盈，万物得一以生长，侯王得一以成为天下的准则，也都是这个道理。再说，君主治理天下，又何必刻意用心呢？公卿大夫各自依据其等级，士、农、工、商各自履行其职责，这样尊卑贵贱就不会混杂，好恶取舍就不会错乱，天下自然就会治理好。”

鹤山魏氏说：“道家这一流派，起初不见于圣人的经典。自从老聃担任周朝柱下史，著书来阐明自己的学说，也不过是恬淡养虚、顺应自然，以修养自身的人所做的事罢了。世上有那些推崇老氏却未能达到其境界的人，起初没有领悟其简约的宗旨，只是仰慕其高深，只想用污浊来对待这个世俗，妄图在六合之外寻求所谓的‘道’。于是，神仙荒诞的方术，便得以趁虚而入，动摇君主的奢侈之心。历经世代，这种学说至今仍未消亡。”

有人问：“黄老是清净无为之学吗？申不害、韩非的学说出自黄老，流变为刑名惨刻。前辈说无情到了极点以至于无恩，是这样吗？”潜室陈氏说：“一旦无情便无恩，意脉就是这样。”

鲁斋许氏说：“老氏论说道、德、仁、义、礼、智，与我们儒家完全不同，所以他的教化大相径庭。多隐伏退缩，不肯光明正大地去做。我们的道大公至正，以天下的公道大义来施行，所以法度森严，明确地展示给人看。虽然如此，三代以前的人忠厚笃实，一定不像老氏所说的那样。老氏是衰世之书。其流弊必然导致诈伪刻薄。知道老氏的长处，又知道老氏的短处，就可以了。后世浇薄，不如三代笃实，或许可以用老氏的学说来补救，像汉文帝、张良所做的事就是这样。”老氏认为道、德、仁、义都丧失了，才至于礼。礼是忠信薄弱的表现，是祸乱的开端。又说：“用智治国，是国家的祸害；不用智治国，是国家的福气。”孟子说：“智的实质，是知道这两者（指仁义）而不背离。”又说：“像禹治水一样，顺着水势而行，无所作为。”这不是老氏所理解的智。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大概是因为片刻也不能离开吧。道指向洪荒之世，又说“上德不德”，这些都是所见不同，不必一概而论。

临川吴氏说：“老子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物，是指动植物之类；‘有’字，是指阴阳之气；‘无’字，是指无形之道体。这是老子的本意。理在气中，原本不相分离。老子认为先有理，而后有气。横渠张载指责他‘有生于无’的错误；晦庵先生指责他‘有无为二’的错误。他的‘无’字，是说理；‘有’字，是说气。”

列子

朱子说：“列子平淡疏旷。列子所谓‘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无’。这难道不是子思《中庸》的宗旨吗？他说‘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我还存在什么’，这就是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的由来。其他这类言论很多，姑且记下这一两条于此，可见其剽窃的端倪。”

庄子

问庄周怎么样？程子说：他的学问没有礼，没有根本，然而形容道理的话，也有好的。问商开方之事，可信吗？回答说：大道不明于天下，庄列之徒窥测而谈论罢了。问《齐物论》怎么样？回答说：庄子的意思，是想齐一物理吗？物理从来就是齐一的，何待庄子而后齐？如果想齐一物的形体，形体从来就不齐，如何齐得？这是庄子见道浅，无奈胸中所得如此，才著此论。学者后来多沉迷于庄子，如果谨守礼法的人不通达，那么他必须看庄子，因为他极有胶固缠绕之处，就必须寻求一种放旷的学说来自我适意。譬如有人在此，久困于缠绕，就必须找一个出身之处。如东汉末年崇尚节行太过，就必须有东晋的放旷，其势必然。

五峰胡氏说：“庄周说：‘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这不是了解伯夷的人。如果伯夷，可以说是保全其性命之情的人了。说他死名可以吗？庄周不被当世所用，以保全其身就可以了，但他不知道天下的大本。”

朱子说：“庄周的书都读过了，所以他说话都说得也是，但不合没有拘束检点，便九百了。”有人问：“邵雍近似庄周吗？”回答说：“邵雍较稳。”问：“庄子、孟子同时，为何不一相遇，又不闻相道及如何？”回答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言自语。然而也只是杨朱之学，只是杨氏说得大了，所以孟子极力排斥。”问：“孟子与庄子同时吗？”回答说：“庄子后得几年，然而也不。”争多，或云庄子都不说着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迹只在齐鲁滕宋大粱之间，不曾过大梁

译之南。庄子既然是楚国人，想必名声与见闻并不相通。大体上楚地便多有这样差异巨大的人物和学问，所以孟子说陈良不对时提到：如今看许行的学说如此鄙陋，当时也有几十上百人跟随他，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不只是这样。比如庄子书中说惠施、邓析这类人以及“坚白异同”的辩论是什么学问，然而他们自己也自成一家。有人说他恐怕是借此来彰显道理。回答说：即便是禅宗也要这样，凡事必须反着说，比如所谓不管黑夜行走，只要朝着光明方向就能到达；又如人爬上树，嘴里衔着树枝，手脚悬空，却还要回答问题，都是这个意思。因是君王的纲领，道家学说最重视这个“因”，万事都顺着“因”去做。《史记·老子传》赞语说：“虚无因应，变化于无穷”，“虚无”是本体，“因应”二字应当连成一句。大概“因应”是用，意思是顺着事物而应对它。谈到庖丁解牛一段，说到“恢恢乎其有余刃”时，说：“理”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因为所见没有完整的牛。庄子说：“各有仪则之谓性”，这就是说各有法则，比如事物有规律，比起其他各家稍好一些。问：“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他是说九万里的大风，也是由这个气息推动的，“息”是鼻息出入的气息。问：庄子说“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这话似乎很好。回答说：用“实”和“当”来解释忠信固然好，只是他的意思并非如此。虽然真实但我不知道，便以为是忠；虽然恰当但我不知道，便以为是信。问：庄子什么都知道，只是却反着说。回答说：他不知道的地方就在这里。庄子说：“天在运行吗？地在静止吗？日月在争夺位置吗？谁在主宰这些？谁在维系这些？谁在无为中推动它们运行？莫非其中有机关而不得不如此吗？莫非它们运转依靠一种能力而能自行停止吗？云变成风吗？风变成云吗？谁在施加这些？谁在无为中纵情享乐而促使这些发生？”这几句话很好，是他有所见才说到这个地步。他的才华很高，像老子《天下篇》所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理，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如果见解不清晰，怎敢如此概括要点呢？他的毛病是我虽然道理上明白，只是不去做。又说：庄子和老子的书注解的人很多，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们的本义，只是依据自己的臆测。我如果提出来，便不一样。只是“不欲得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顺着中道作为常法。“督”过去被认为是……

译其中，大概因为人体有督脉沿着脊柱中间贯通上下，所以衣服背部的中缝也被称为“督”，都是这个意思。老庄的学说，不论义理是否正当，只是想要在其中依顺迎合，作为保全自身、躲避祸害的计策，这正是程子所说的“闪奸打讹”。所以他们的意思是：做善事而接近名声，是做善事的过错；做恶事而接近刑罚，也是做恶事的过错。只有不大大地做善事，不大大地做恶事，只是遵循中道作为常法，就可以保全自身而享尽天年了。然而所谓“做善事不接近名声”，这话或许看似有理，实际上并不正确。因为圣贤的道理，只是教导人们致力于做善事的实质，起初并不教导人们去追求名声，也不教导人们去逃避名声。因为做学问而追求名声，自然不是为了修养自己的学问，本来就不值得谈论。如果因为害怕名声拖累自己而不敢尽做学问的努力，那么他的用心就已经不公，而且稍微陷入恶行了。至于说“做恶事不接近刑罚”，那就更加违背道理了。君子厌恶恶行就像厌恶恶臭一样，并不是因为有所畏惧而不做。现在却选择那些不至于触犯刑罚的恶行偷偷去做，至于刑罚祸患所在的地方，巧妙地寻找途径来躲避，而不敢触犯，这种算计私利而损害天理的行为，更加严重了。竟然想要把这种依违苟且的中间状态当作中道而遵循，其肆无忌惮也就更加严重了。曾经有人对我说：“过去的人把真诚作为进入大道的关键，恐怕不容易实行，不如用‘中’来代替‘诚’，那么人人都可以实行而没有困难。”我回答说：“真诚而符合中道，是君子的中庸；不真诚而符合中道，就是小人的肆无忌惮。”现在世俗苟且偷安、放纵恣肆的言论，大多像这样，不能不深入考察。有人问：“那么庄子的意思，难道和子莫执着于中道类似吗？”回答说：“不是这样，子莫执着于中道，只是缺乏权变罢了。因为他还是在义理中选择了这个固定的中道而错误地执着。”庄子的意思，则是不论义理，专门计算利害，又不是子莫能比拟的。就其本心而言，实际上与世俗乡原的看法没有不同，而他揣摩精巧，计较深切，又是世俗乡原所不及的，这才是败坏道德最厉害的人。所以清谈盛行而晋朝风俗衰败，大概是势所必然，而王通还认为这不是老庄的罪过，那么我就不能理解他是什么说法了。

鲁斋许氏说：“庄子喜欢将那些尚未完全显现趣味，以及义理粗浅的地方，透彻地说得不知大小、没有边际，严密得让人无法窥测。读这类书，就必须睁大眼睛，看破它，不要被他蒙骗、误导。”

有人问：《史记》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用来诋毁孔子一派的人，当时距离战国时代还不远，就已经无法辨别这些书的异同了。而且他的书汪洋恣肆，超出法度之外，却还要拘泥地议论他的篇章，难道不浅陋吗？临川吴氏说：领会意旨固然可以忘记言语，想要完全领会其实质而认为不必完全领会其文字，那是欺骗。

程子说：“庄子形容道体的话语，有很多好处。老子的‘谷神不死’一章，最好。”【以下总论老庄列】问：为什么学习老庄的人这么多？回答说：“谨守礼法而不通达的人，被它所拘泥；放纵情感而不庄重的人，畏惧法度的约束。一定要借助他们放旷的学说，来适应自己的情势，就是这样。”

朱子说：老子还要做事，在庄子那里都不要做了。却又说他们防备做事，只是不肯做。庄周是个大秀才，他全都理会得，只是不肯做事。看他第四篇《人间世》以及《渔父》篇以后，多是说孔子与别人的对话，只是不肯学孔子所说的“智者过之”。比如他说《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等话，后来的人如何能压过他，简直是像快刀利斧劈砍截断一样，字字有着落。李公晦说：庄子比起老子，比较平实些。回答说：老子非常劳碌，庄子得到一些但也乖戾。庄子跌宕，老子收敛，齐脚敛手。庄子却把许多道理掀翻来说，不拘泥于法度。问：老子与庄子似乎是两种不同的说法？回答说：庄子在篇末自己说破了。问：先儒论老子，多为他开脱，说老子是矫正时弊的说法。以我看，不是矫正时弊，只是不见实理，所以不知道礼乐刑政的来源，而想要去除它们。回答说：他如果识得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理，自然不应该这样。他本来不知道，下一节想要占一简〇言之，然而上一节没有实见，所以也不洒脱。问：原壤看来也是学老子？回答说：他也不像老子，老子却不这样。周庄仲说：却像庄子。回答说：是便是，夫子时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庄仲说：庄子虽然以老子为宗，然而老子的学说尚要出来应世，庄子却不这样。回答说：庄子说得比较开阔，比较高远，然而比较虚，走了老子的意思。如果在老子当时看来，也不很喜欢他这样说。庄子比老子便不同，庄子又转调了，精神发出来。粗略地说，列子比庄子又比较细腻。问：御风的说法，也是寓言吗？回答说：是的。问：程先生说庄子形容道体的话语有很多好处，《老子》“谷神不死”一章最好。庄子说“嗜欲深者天机浅”，这话最好。又说：谨守礼法

译对于不通晓的人，应深入研读《庄子》。那么，难道因为庄老之学被视为异端，就可以不讲求它吗？回答说：君子不因人的身份而废弃其言论，言论有可取之处，怎能不采纳呢？比如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这话非常恰当，不能全把它当作虚无之论而随意诋毁。周谟说：平时担心被异教所迷惑，未曾读过庄老等书，现在想读，该怎么办？回答说：只要内心自有主张，读它有什么害处？关键在于要认清他们的思想与圣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杨朱的学说出自老子，大概是杨朱曾向老子学习，所以《庄子》《列子》的书都谈论杨朱。孟子批驳杨朱，也就是批驳庄老了。《庄子》完全沿袭《列子》，但又变得峻峭奇特。《列子》的语言温和纯正。《列子》《庄子》本是杨朱的学说，所以书中多引用杨朱的话。《庄子》说：“子女对于父母，是命运，心中不可解脱；至于臣子对于君主，则说是义，在天地之间无处可逃。”这是他把君臣之义看得似乎是逃不掉、无可奈何，必须臣服于他，更没有一种自然相互融合为一体的境界，奇怪，所以孟子认为他无君，这类情况就是如此。儒教自开天辟地以来，二帝三王阐述天理，顺应人心，治理天下教化百姓，遵循常道和礼制。后世的圣贤于是著书立言，以昭示后世。等到世道衰败混乱，方外之士厌恶世间的纷扰，畏惧自身的祸害，沉迷于空寂以求在乱世中保全自身罢了。等到老子倡导其端，列御寇、庄周、杨朱等人附和。孟子曾经批驳他们，认为他们无父无君，比作禽兽。然而他们的言论容易让人接受，他们的教化容易推行。在汉朝初年，君主都信奉他们的学说，百姓也受其感化。即使是萧何、曹参、汲黯、太史公等人，也都主张它，认为它确实足以凌驾于六经之上。治理天下的人不能不崇尚它。等到东汉以来，米贼张陵、海岛寇谦之等人，于是成为盗贼。曹操用兵攻取阳平陵的孙鲁，孙鲁随即投降，可见其虚妄荒谬不足为信。

译西山真氏说：魏正始年间，何晏等人推崇老庄，以清谈为尚。到了晋朝，这种风气更加严重。何晏曾立论，认为天地万物都以“无”为根本。因此士大夫都以浮夸荒诞为美。裴頠撰写《崇有论》，来解释其中的弊端，然而不能挽救。陈頵曾写信给王导，说老庄的习俗，倾覆迷惑朝廷，现在应当改变，然后大业才能成就。王导不能听从。当时的名士如庾亮等人，都把清谈作为风流的典范。国子祭酒袁瓌曾请求设立太学，但士大夫习尚庄老，儒学终究不能振兴。防稽王昱等人又从而煽动。即使是谢安这样的贤人，也不免被习俗所改变，最终晋朝灭亡而不能革除。到了梁武帝喜好佛教，而太子又讲习庄老。詹事何敬容感叹说：“西晋崇尚浮虚，使中原沦陷于胡羯，现在江东又这样，江南难道要成为戎狄之地吗？”后来元帝在龙光殿喜好清谈，讲习《老子》。胡氏评论说：“老子的言论，其危害不亚于佛教。然而抛弃仁义，捐弃礼乐，以此为道，遗落万物，脱离人群，趋于淡泊，而百姓的治理就废弛了。”有人问：“曹参治理齐国，师从盖公，他相佐汉朝，以清净无为，文景之治，大体依据黄老，约束自身，减少事务，减轻赋税，放宽刑罚，不谈论用兵而天下富足。老子的教化，又有什么亏欠呢？”回答说：“盖公对曹参说：‘治理之道贵在清净，百姓自然安定。’这只是《老子》书中的一句话罢了。这一句话并没有捶打仁义、灭绝礼乐的过失。所以曹参采用它，致力于休养生息，不扰民，直到文景时期，这就达到极致的功绩了。虽然如此，百姓众多，富裕了，但还没有达到教化的程度。与二帝三王教化百姓、形成风俗的道理相比，可以同日而语吗？更何况拾取那些清谈言论，而不切合事理，像西晋那样，致使胡羯、氐、羌的腥膻熏染岱华，祸乱三百年。孔子的道理，难道会有这样的祸患吗？萧绎又哪里值得说呢，正当国家动荡不安之中，不思保全国家的计策，却讲习《老子》。近来有简文帝，不知道引以为鉴，也是愚昧蔽塞得很严重了。又说：‘自从何晏、王弼用老庄的书来训释《周易》，王衍、葛洪竞相模仿，专事清谈，糟蹋五经，蔑弃根本，风流波荡，晋朝于是灭亡。’又说：‘从事清谈的人，认为心与迹是两条道路，与世事不同，形器法度都是刍狗剩下的东西，视听言动不符合性命的道理，这就是他们大大失误而不自知的原因。’何晏、王衍自己丧身，丧失别人的国家，如同出自一条轨道。胡氏的评论很透彻。而文中子却说：‘清谈兴盛而晋室衰败，不是老庄的罪过。清谈的弊端，正是源于老庄，说不是老庄的罪过，可以吗？’近年文士又说：‘自从正始年间以风流相号召，喜好成为习俗，士人虽然坐着清谈，也不畏惧临阵作战，纨绔子弟能打败百万军队。’清谈导致功效，而不是丧失国家。抵御敌人，是临阵作战的功劳；而丧失国家是由清谈导致的，得失自然不能互相掩盖。却说‘清谈导致功效’，可以吗？这就是所谓违背事理的评论，不得不辩驳。

墨子

程子说：“墨子的德行很高，但君子不学习他，因为他舍弃正道而走向别处。”问韩愈的《读墨篇》怎么样？回答说：“这篇文章意思也很好，但言语不严谨，就有不对的地方。况且孟子说墨子爱他的侄子如同爱邻居的孩子，墨子的书中何曾有这样的话？只是孟子拔本塞源，知道其流弊必然到此。大凡儒者学习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杨朱本是学习义，墨子本是学习仁，只是所学稍微偏颇，所以其流弊就达到无父无君的地步。孟子想要正本清源，所以推演到此。韩愈乐于取人之善的心，可以说是忠恕，但持守教化不知道严谨，所以失误了。”

朱子说：“杨朱和墨子都是邪说，但墨子的学说尤其出于矫饰虚伪，不近人情而难以实行。孔墨并称，是韩愈的谬误。然而也没有见到他的《原道》之作，孰先孰后呢。”

管子

朱子说：“《管子》这本书，杂糅了管子的内容，以功业著称的管子，恐怕未必曾经著书。如《弟子职》这一篇，完全像《曲礼》。其他篇章有类似庄老的，又有说得太卑微的，直是小智小慧之处，不应该管仲如此浅陋。其内政分乡的制度，《国语》记载得很详细。”管仲当时担任齐国的政事很多，稍有空闲时又有三归的沉溺，决不是有空闲工夫著书的人。著书的是不被任用的人。他的书想必只是战国时人收集管仲当时的行事言语之类，并附上其他书籍。问：“《管子》中说辟雍，说不是学校，只是君和。”回答说：“既然不是学校，君和又是什么东西？现在不必讨论。《礼记》所说的‘疑事毋质’，大概是没有考据，不必这样辨析。况且如辟雍的意义，古代不可考，有的认为是学校名，有的认为是乐名，无从辨证。我起初解释《诗经》，也怀疑在那里，但现在说作学校，也说得好。也有人认为辟雍是天子的书院，太学又另外。”

有人问内政为什么叫寓军令潜室。陈氏说：自从伯图兴起，大抵兵不诡诈就不能谋算别人，国政不诡诈就不

译能够为自己国家谋划。所以《春秋》认为善于作战的人，军队有时不直接交战；善于用计谋的人，城池有时不固守。以诡诈之道互相争胜，谋求实现自己的志向，于是在治理百姓之中暗中寄托了治理军队的方法。表面上治理百姓，用来欺骗国人；暗地里治理军队，用来壮大自己的势力。他对桓公说：“您想要整顿军队编制、修缮武器装备，大国也会修缮，而小国也会设防，这样就难以迅速实现志向。不如隐藏这件事，把军政寄托在民政之中。”于是设立内政，在其中寄托军令。现在看从五家为一轨，轨有轨长，直到十连为一乡，乡有良人，这是内政。从五人为一伍，由轨长率领，直到一万人为一军，由五乡的帅统领，这是军令。名义上是内政，实际上军令寄托在其中。所谓寄托，就像旅客的暂住，不是永久居住而是暂时居住的意思。管仲的志向在于使国家强大，设立内政，难道是为了百姓吗？只是借内政的名义，来推行军令罢了。所以对外假借王道政治的名义，对内谋求强国的利益。管仲善于运用诡诈，本来就是这样啊！唉！为了私利而行善，虽然行善实际上是谋利；为了私心而求公，虽然求公实际上是自私。成周从五家为一比，到五州为一乡，这是管理百姓的制度。从五人为一伍，到五师为一军，这是防范百姓的制度。这些事公开于天下，而没有不是王道公心的。管仲的制度，只能勉强模仿它的一二。为什么偏偏用诡诈之道来实行，来欺骗邻国？那么怎么能够不成为霸主的私心呢！

译孙子

朱熹说：“郑厚在《艺圃折衷》中说：‘《孙子》十三篇，不仅是武人的根本，文士也应当尽心研读。它的言辞简约而丰富，浅显而深奥，畅达而实用。它是《论语》《易大传》一类的著作，孟子、荀子、杨雄的著述，都比不上它。’用正道相合，用奇道取胜，这算不上好。正道变为奇道，奇道变为正道，这算不上最好。奇道即是正道，正道即是奇道，这才是最好。但我隐之辩解说：‘从前我们的孔子对卫灵公说军旅之事未曾学过，回答孔文子说甲兵之事未曾听过。等到观察夹谷的防备，就用军队施加压力给莱人，使得齐侯恐惧；费地发生叛乱，就命令将士去讨伐，使得费人败退。曾经说：‘我作战就能胜利’，而冉有也说：‘圣人文武并用’。孔子难道真的未曾学过、未曾听过吗？只不过因为军旅甲兵之事，不是用来作为训诫的罢了。’于是说《孙子》十三篇，不仅是武人的根本，也是文士应当尽心研读的，它的言辞可以像《论语》《易大传》一类，孟子、荀子、杨雄的著述都比不上。这是开启君主穷兵黩武的心思，难道不是过错吗？背叛我们的孔子太严重了！为什么立言不审慎呢？在我看来，这段本不必辩驳，但他轻视三王，归罪孟子，而尊崇尧舜，似乎有道理。却把孙武的书，列入《易经》《论语》的行列，何其驳杂得厉害啊？我曾经说郑氏未能真正了解尧舜，而喜欢发表太高远的言论，来惊骇世人，就像商鞅谈论帝道一样，于是我相信了。”

孔丛子

朱熹说：“《家语》虽然记载得不纯，却是当时的书。《孔丛子》是后来凭空编撰出来的。《家语》只是王肃编纂古代杂录，那书虽然多有瑕疵，然而并非王肃所作。《孔丛子》却是他所注释的人伪作的。读它前面的几章，都效法《左传》的句式，我已经怀疑了。等到读它后面的序言，就说他喜好《左传》，这就可见了。”《孔丛子》极其鄙陋，道理既不值得采纳，言辞也不值得观看。《孔丛子》说话多类似东汉人的文风，其气势软弱，又完全不像西汉人的文风。况且西汉初年如果有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在贾谊、董仲舒的著述中略微见到？偏偏限定到东汉才突然冒出来，都让人无法理解。

申韩

有人问《史记》说：“申子卑微，施行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合事情，明辨是非，其极端残酷苛刻少恩，都源于道德之意。”朱熹说：“张文潜的说法得到了要领【宋齐〇《化书序》中的论述】。杨道夫说：‘东坡认为商鞅、韩非得到老子轻视天下的思想，所以敢于残忍而无疑。’说：‘也是这个意思。’总之，只是孟子所说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

荀子

周敦颐说：“荀子说：‘养心没有比真诚更好的。’荀子原本不认识真诚，既然真诚了，心哪里还需要养呢？”

程颐说：“荀子认为博闻多见可以取得道，想要努力践行尧、禹所做的事，他所学的都是外在的。”有学习没有达到而言论达到了的，遵循他的言论可以进入道。门人说：“这是什么意思？”说：“真积力久则入，这是荀卿的话。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饫之，使自趋之。像江河浸润，像膏泽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这是杜预的话。思考，思考，又反复思考，思考而不通，鬼神将使之通。不是鬼神的力量，而是精诚的极致，这是管子的话。这三者，遵循他们的言论都可以进入道，而这三个人最初却不能达到这个境界。”

朱熹说：“荀子说‘能定而后能应’，这是荀子的好话。”有人谈论性，说荀卿也是教人实践，说：“必须是有这个事物然后才可以实践。”现在在开头部分既然错了，又如何实践？天下的事从它的正确，说同，必须寻求它真正的同；说异，必须寻求它真正的异。现在却不是这样，只想要立异，道从哪里明了？问：“荀子说‘性恶礼伪’，他的过失大概出于一个大要点，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而两者也互相资助。”他不认识天命的懿美，而把人为欲望横流当作性；不知道天秩的自然，而把出于人为的当作礼。这就是所说的不知道从哪里来。至于把性当作恶，那么凡是礼文的美好，是圣人制定这些来返回人的本性而防止遏制它，那么礼的虚伪就明白了。把礼当作伪，那么凡是人做礼，都违背他的本性，矫揉造作来迎合它，那么性的恶就明白了。这就是所说的互相资助。告子杞柳的论述，就是性恶的意思；义外的论述，就是礼伪的意思。说：“也得到这个意思。”

西山真氏说：“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没有生命，草木有生命而没有知觉，禽兽有知觉而没有义，人有气、有生命、有知觉，而且有义，所以最为天下之贵。’他的论述似乎有道理。至于他论述性，就认为是恶；论述礼，就认为是伪。为什么自相矛盾呢？荀子论述心，如‘君子大心则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制’等语，都可以采纳。如果所谓‘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就有可疑。大概心的虚灵知觉，万理具备，起初难道有一毫污浊吗？自从被物欲搅乱之后才有污浊罢了。学者必须尽去物欲的危害，那么本然的清明”

译保全自身。如今说“浑浊沉在下面，清明浮在上面”，这是物欲的危害起初并没有去除，只是潜伏着没有发作罢了。这可以依赖它来求得安宁吗？水不能不遇到风，长长的河流和巨大的湖泊，清澈见底，即使大风也不能使它浑浊。心不能不应对物欲，穷尽天理而明亮，内外晶莹剔透，即使应对千变万化的事物，也不能使它昏暗。没有风就清澈，有风就浑浊，是因为尘渣潜伏在下面；静止就明亮，运动就昏暗，是因为利欲藏匿在心中。

译董子

程子说：“董仲舒说仁人端正其义理，不谋求私利；彰明其道义，不计算功效，这远远超越了其他诸子。”汉代儒者中近似于道的有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扬雄。

朱子说：董仲舒资质纯良，摸索着说出了几句道理，诸如“正谊不谋利”之类，但这并非他真正透彻地领悟了这道理。董仲舒识得根本原由，比如他说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就可以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又说仁义礼乐都是其具备的要素，这些说法都很好。有人问董仲舒说：“性是生命的材质。”朱子说：“不对，只应当说性是生命的理，气是生命的材质。”有人问他把情当作人的欲望如何？朱子说：“这也没有害处，因为想要行善，想要作恶，都是人的情欲。”有人问董仲舒对道理解得不明白的地方，朱子说：“他也看得模糊不清，比如关于‘命’的说法。”

他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材质；情是人的欲望。命没有圣人就不能实行，性没有教化就不能成就，情没有制度就不能节制。”这类话语似乎不认识性善的样子。他又说：“明白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尊贵；知道比万物尊贵，然后才知道仁义；知道仁义，然后才重视礼节；重视礼节，然后才能安然处于善道；安然处于善道，然后才乐于遵循理义。”这又似乎看出了性善的样子。终究是说得不分明，骑墙两端，没有确切的定论。董仲舒说：“命是上天的命令，性是生命的材质。”这样说法固然没有害处。下面说“命没有圣人就不能实行”，便牵强附会地为了对仗而说开了。至于“正谊明道”的话，却自然是好的。有人问：“有人说这话是有是非而无利害，如何？”朱子说：“这是不论利害，只论是非。理固然如此，也应当权衡轻重，才算是尽善。没有这一点也不行。只是被今人只知道计较利害，于是完全轻视了是非。”端正义理而不谋求私利，彰明道义而不计算功效。义理必然要端正，并非有意要去端正；道义必然要彰明，并非有意要去彰明。功利自然是不予考虑的。仁人对此有不能自己控制的地方，出兵如果没有正当理由，事情就不会成功；彰明对方是贼寇敌人，然后才能使其屈服。这就是有意树立名义来端正义理。有人问：“诸葛诚之说：‘仁人端正义理不谋求私利，彰明道义不计算功效。’董仲舒说得不对，只怕不是义理而是义理必然有利，只怕不是道义而是道义必然有功。”朱子说：“才这样想，人必然为了谋求功利而去做，这不是用来教导人的。固然得到道义则功利自然随之而来，然而有得到道义而功利不来的情况，人将只追随功利而不顾道义了。”董仲舒所树立的标准很高，后世之所以不如古人，是因为在道义和功利之间关窍不通罢了。他议论匈奴的那一节，娄敬、贾谊这样的智谋之士来做，也不过如此。有人问：“正其谊、明其道，道和谊如何分别？”朱子说：“道和谊是体和用的关系，道是大纲地说，谊是就具体一事上说。谊是道中的细微分别，功是就道中做出的功效来说。”有人问：“正其谊，凡是处理这一件事，只应当处置得适宜，而不可有谋求利益、占便宜的心；明其道，则处理这件事便合乎义，这就是所以称为明其道，而不可有计较日后功效的心。正谊不谋利在处事之前，明道不计功在处事之后。这样看可以吗？”朱子说：“这样说也可以，他本是合掌一起说的，看来也须有细微的先后顺序。”董仲舒的本领纯正，比如他说：“端正内心以端正朝廷”，以及“命是上天的命令”以下的各种话语，都很好。班固称他为“醇儒”，极其恰当。至于天下国家的事业，恐怕施展未必能成功。三统说的稍微亲切些，终究脱不了汉代儒者的气味。

西山真德秀说：“董仲舒纯正近理的话语，被各位老先生所称道。此外如说：‘勉强从事学问，则见闻广博而智慧更加明达；勉强从事行道，则德行日增而大有功效。’又引用曾子尊重听闻、践行知识的说法，这两条对学者最有功劳。因为学习道义的要点，在于获取知识和努力实践罢了。《虞书》的精一，《论语》的知及仁守，《中庸》的博学笃行，都是如此。秦汉以后，没有人能认识到这一点，而董仲舒能说出来，这难道是其他儒者所能赶上的吗？他说：‘道的大本原，出于天’，则是天命率性的意思，尤其可以说是知道其本源的人。至于说拥有国家的人不可不知道《春秋》，他的话也对世道有所补益。本传称他进退举止，不合礼法的事不做，两次使骄横的君主感到羞愧，端正自身以率领下属。当公孙弘以迎合取悦获得相位时，董仲舒独自始终坚守正道，最终老死于家中。凭借他美好的资质，坚守得牢固，假使让他跟随在圣人门下，受其渊源熏陶，应当不会逊色于子游、子夏。可惜他出生在学术断绝之后，虽然潜心于大业，终究未能窥见大道的全貌，甚至流于灾异之术，唉，可叹啊！”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七

<子部,儒家类,性理大全书>

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五十八

诸子二

扬子

程子说：“林希曾经说扬雄是禄隐，扬雄后人只因为见他著书，便须要去做，他是怎样做得到的？是因为问如《剧秦美新》一文，难道不应当作吗？回答说：有人说不是赞美它，而是讥讽它。然而王莽后来族诛他，也不足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