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六十二

译我却与这不同。至于寇恂、邓禹、贾复，则又是见识明达而品行高洁，气量宏大而器识深远。拿光武帝当时所任用的大臣来比较，像这三位，都远远超过他们。和他们共同谋划政事，难道不可以吗？却拘泥于那种一概而论的嫌疑，废弃了公正无私的道义，这反而是出于私意罢了。况且光武帝对大臣的要求，仅仅在于处理琐碎的政务，大臣的职责难道就是这样吗？正因为他不了解大臣应当担当的职责，所以也不懂得任用大臣的方法，而只以督促责成琐碎政务为忧虑，这也太本末倒置了。正当天下平定之后，正应当提拔任用贤才，和他们共同谋划国家的根本大法，作为流传后世、长治久安的计划，却只知道处理琐碎政务，责备三公，他留下的谋划不能成功，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译东莱吕氏说：“光武帝治理天下，格局不如高帝，但他礼遇严光、任用卓茂，因此涵养了后来许多注重名节的人。光武帝废除郡县材官等制度，他的见识与秦始皇相差不远。”

有人问：光武帝的过失，正在于揽权，而史书却称赞他总揽权纲，做事没有过错，这是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光武帝在王朝濒临崩溃之后重新建立基业，怎么能不总揽权纲呢？只是末流的弊端，发展到连三公都不任用，这是矫枉过正，并不是说全没有过错。”

和帝

致堂胡氏说：“和帝年轻即位，能够诛杀窦宪，从此威权没有丧失，没有大的过失。他尊崇信奉儒学，友爱兄弟，礼贤下士，采纳谏言，使中原地区安定。与章帝相比，实际上超过了章帝。”

邓禹 吴汉

朱子说：“古人到了三十岁时，都能把道理想明白，然后去享受并付诸行动。比如邓禹十三岁在京城求学，就已经认识到光武帝是不平凡的人，后来拄着拐杖去军营拜见，只用了几年时间就确定了平定天下的大计。”

古代的名将能够建立功名的，都是谨慎稳重、周密细致才能有所成就。比如吴汉、朱然，整天恭敬谨慎，常常像面对敌军一样，必须学习这种样子，才可以。像刘琨那样依仗才华傲视万物，骄纵奢侈，最终导致父母妻子都被他人屠杀。现在的人大多依仗才华自负，把自己当作英雄，以至于依仗意气傲视万物，不能严谨庄重，这样处理事情，最终导致失败罢了。要做大功名的人，越要周密，没听说过粗鲁疏忽而能有所成就的。

严光

南轩张氏说：“曾经奇怪严子陵竟然不为皇帝稍微屈服，为什么呢？考察子陵的言论风范，也不是向来隐居行为怪异，一定要永远离开而不返回的人。他与光武帝少年时一起追随，深知光武帝的胸襟气度非常详尽。他认为光武帝想要治理当时的天下，那么当时的人才本来足以胜任，不需要自己。如果想要超越两汉的事业，又担心有不能信任听从的人。不然的话，白白接受高位，享受尊礼的虚名，那就不是子陵的本心了。所以宁愿不去就职。然而因为子陵是光武帝的老朋友，名望高于一世，却最终高卧不屈。光武帝也不敢使他屈服。他用来激励顽劣、振奋懦弱，扶持教化，帮助成就东京风俗的美好、人才的兴盛，他的力量确实很多啊。难道不美好吗！”

龟山杨氏说：“黄叔度学问充实他的德行，即使颜回也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

有人问：黄宪不能像颜回吗？朱子说：毕竟是资质禀性好。又问：如果得到圣人作为依靠归宿，想必是很好的。朱子说：又不知道他的志向如何？颜回不是一个衰败善良的人，看他多么聪明，就敢问治理国家的事？孔子就告诉他四代礼乐的道理。

李固 杜乔

南轩张氏说：李固、杜乔两位公卿，精忠刚烈，不畏惧牺牲生命，百世之后，凛然犹有生气。他们看待胡广、赵戒这类人，真不如粪土。只是遗憾在细微关键之处，处理得不够紧要，这是因为对《春秋》提纲挈领的方法，平时研习不够。李固刚被朝廷举荐，就接受了梁商的征召。梁商虽然没有明显的过错，但像李固这样的志向事业，他进取是为了匡正国家，大概不可以苟且。一旦成为梁商的属官，就牵涉到梁氏宾客，事情必然有牵制。这是他在前边的失误。当质帝被杀时，李固是首相。又质帝忍死，有人告诉他被毒害的事，那么承担这个责任的，不是李固是谁？质帝不幸遇害，李固就应当召见尚书，揭发梁冀的奸恶，申明大义，在朝廷上公开陈述，那么忠臣义士，谁不响应李固？梁冀虽然势力强盛，但名义上他是贼寇，逆顺道理不同，大概可以诛杀。这是间不容发的时刻，而李固忽视了大的关键，独自追究侍医等人的举动迂缓，使梁冀得以动手，大义不明，人心日益懈怠。关键时机已经失去，李固身居大位，掌握大权，秉持大义，反而听命受制于贼寇，难道不可惜吗？这是他在后边的失误。凭着梁冀的悖逆，而李固还上奏记与他商议所立的人选，李固难道不知道梁冀的心思所在吗？失去了太阿宝剑的柄权，而衰败到这种地步罢了。揣度李固不揭发梁冀的罪行，不是偏袒梁氏，是恐怕事情不成，没有益处，所以想要隐忍等待清河王即位，或许可以扶持社稷，而不知道天下大变已经发生，作为冢宰，理当申明大义来匡正它。事情成与不成，大概不是所问的，况且如前所述逆顺的道理，梁冀决没有逃脱死罪的道理。李固的隐忍，反而成就了梁冀的奸谋，牺牲生命不值得说，而社稷遭受了更严重的祸害。像李固这样的人，尽了他忠于国家的心，却没有克乱之才，多么可惜啊！杜乔在九卿中，如果怀有这种见解，必定会赞同李固去做。等到继李固为相，已经被梁冀控制命令了，一起赴死。唉，可悲啊！

龟山杨氏说：“蔡邕说朱穆贞洁而孤独，有羔羊的节操。看他立朝议论，有值得称赞的地方。然而却接受了梁冀的征召，为什么呢？孟子说：‘观察近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观察远臣，看他所侍奉的主君。’凭着朱穆的贤能，而侍奉梁冀，哪里称得上贞洁孤独呢？然而蔡邕跟随董卓，与跟随梁冀没有不同，所以他不以朱穆为过错。”

朱子说：“近来温公论东汉名节的地方，觉得有未尽之处。只知道党锢诸贤赴死不避，是光武、明、章的烈节，而不知道建安以后中州士大夫……”

译只知道有曹氏，却不知道有汉室，这却是党锢之祸和杀戮之灾将其驱赶至此的结果。且以荀氏一门为例，荀淑在梁冀专权时发表正直言论，而他的儿子荀爽却已在董卓专权的朝廷中涉足仕途，到了他的孙子荀彧，竟然成为唐衡的女婿、曹操的臣子，却并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大概是因为刚正宏大、正直方正的气节在凶残暴虐的余威下受挫，于是逐渐谋划保全自身、顺应时势的策略，所以不知不觉地一同沦落到了这般地步。想来当时在父兄师友之间，也自有一套议论来文饰掩盖，使得乍一听的人不觉其非，反而真心以为是。必定有深远的谋略和奇异的计策，能在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中拯救国家、救济百姓。邪说泛滥，其危害之所以超过洪水猛兽，孟子难道是在欺骗我吗！

译陈寔

勉斋黄氏说：“陈太丘送张让的父亲去封地，人们认为善类依靠他得以保全性命的很多，前辈也认为太丘的道义宽广，我曾私下对此有疑问。如果这样，那么委曲求全以换取更大的利益是可以做的吗？士人君子修身立命，自有法度，有义理，有天命，难道应该以此为法吗？天地如此广阔，古今如此遥远，人物如此众多，即使东汉的善类都被宦官杀害，世间难道就没有善类了吗？如果真是大丈夫，又怎么会畏惧宦官的祸害，而借太丘这样的屈辱来保全自身呢？我们在这种地方，必须看得分明，否则没有不陷入坑陷的。”

窦武、何进、陈蕃

龟山杨氏说：“桓帝、灵帝年间，昏庸软弱相继，女后临朝，权力转移到亲近宠幸之人手中，已经很久了。王甫、曹节凭借宦官的低贱身份，依靠宠幸的私情，窃取权柄，这本来就是天下人所共同痛恨的。窦武倚仗皇舅的亲近，掌握国家重权，招集天下的名儒大德，遍布朝廷，共同仗义合谋，剿灭凶恶之徒，这正如同借着迅疾的风势，来扬起糠秕一样，难道不容易吗？然而身败功败，给国家留下后患，这是因为事情谋划不周密，而祸患在犹豫中形成。当窦武不接受诏书，驰入步兵营，召集北军五校士数千人时，形势还足以有所作为。张奂是北方州郡的豪杰，向来不是宦官的党羽，可以用道义打动他，不能趁机决断，收为己用，反而迟疑到第二天早上，使逆贼得以与张奂等人联合，难道不可惜吗？何进亲眼见到窦氏的失败，却不听从陈琳、郑公业的劝谏，亲身蹈入覆辙，引荐奸凶并授予他们权柄，最终造成改朝换代的祸患，何进实在是祸端的始作俑者。范晔竟然引用‘天废商’的话，难道不荒谬吗？”

朱熹说：“东汉诛杀宦官的事，前辈多有论述。但我曾仔细考察这件事，恐怕祸根不除，终究没有安宁的道理。后人根据纸上的言语，指责前人很容易，不知道事情到了手中，关键处决断，毫发之间，就有成败，不是容易的事。如果陈蕃、窦武只诛杀了一两个首恶，后来未必不会招致王允、五帝的祸患。”

南轩张氏说：“窦武、陈蕃虽然掌握权位，但事情处于极难境地：君主软弱，这是一；政令出自后宫，这是二；宦官盘根错节，其势已成，这是三。窦武等人虽然逐渐在朝廷中引荐同类，但根基未固，上面太后的心意不明，是祸乱的根源；下面内外的情势未明，朝廷的尊严未立，而窦武等人的谋划，只想速决，作为诛杀小人的计策。当时宦官虽然有罪，但难道没有轻重先后的次序吗？却一概想要施行，举动草率，今天诛杀几个，明天诛杀几个，轻重失去了权衡，先后失去了次序，这不是天讨了。而且使得人人自疑，反而结紧了他们的党羽，加速了他们的奸谋，善于处理大事的人难道是这样吗？看朱瑀所说的‘放纵的宦官自然可以诛杀，我们有什么罪而当被灭族’，如果陈蕃、窦武施行政策有道，行事有序，那么即使是这些人，大概也有心服的了。诛杀首恶，胁从不问，这是对待盗贼和小人的方法，也是天心。况且他们自身的处境，又有失误。当时，如果不是众心顺从，怎么能成事？宦官窃取权柄已久，人们只知道有这些人罢了，作为大臣应当深自刻苦，至诚恻隐，举动无失，然后人们才能信服并趋向于我。人心信服，那么势力就建立并形成，然后才可以消弭祸乱。而窦武在灵帝即位之初，一门三侯，妄自封赏，这样谁能心服呢？所以王甫后来也能借口，由此可见这些人平日所私下议论，而众心所不平的了。等到祸难发生，虽然说是忠义，但没有响应的人，以张奂的贤能，尚且被欺骗，而不知道逆顺所在，这是因为窦武平日所为没有安抚士大夫的缘故。陈蕃虽然乱用爵位但不能尽力阻止窦武的封赏，这也只是洁身自好的做法罢了，承担天下重任，难道就这样吗？但我每次读陈蕃辞让爵位的奏疏，没有不反复叹息的，他的言辞通达，义理正当，东京的文章像这样的很少，也足以看出他的忠义之气，可惜啊！”

赵苞

程颐说：“东汉赵苞任边郡太守，敌人掳走他的母亲，招诱他投降城池，赵苞立即交战并杀死了他的母亲，这是不对的。以君主的城池投降而求得母亲生存，固然不可以，但也应当寻求使母亲生存的方法，为什么立即交战呢？不得已，自身投降是可以的。王陵的母亲在楚国，而让楚国以母亲为质招诱王陵，王陵投降是可以的。徐庶懂得这个道理。”

臧洪

龟山杨氏说：“臧洪起初任张超的功曹，后来遇到袁绍，被任命为青州刺史。两人对待臧洪，道义是相同的。而臧洪报答两人的方式，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当曹操在雍丘围困张超时，臧洪想要赴难，而向袁绍请求援兵。袁绍和曹操当时和睦，而袁绍与张超向来没有一日之好，那么雍丘的围困对自己并不迫切。想要他违背盟好用兵，来解救不迫切的危难，那么袁绍不听从，不算过错。而臧洪断绝与袁绍的关系，难道也不重视彼此的情分吗？他不屈服而死，大概也是匹夫匹妇的固执罢了。”

总论

有人问宁武子‘国家有道则智，国家无道则愚’，他的智可以企及，他的愚不可企及。起初道理不明白，

译宁武子处在卫国成公无道、丧失国家的时候，周旋于君臣之间，尽心竭力而不离去。等到成公被囚禁在周天子都城，宁武子请求掌管饮食，贿赂医生，用淡酒使卫侯免于死罪，最终得以恢复国家。等到元咺诉讼的时候，宁武子又独自因为忠诚而获免。他能够保全自身来救助他的君主像这样，即使称他为明智也可以。然而孔子说“他的愚笨是别人赶不上的”。孔子又说“蘧伯玉真是君子啊！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就可以把才能卷起来藏在怀里”。用蘧伯玉的事来责备宁武子，即使称他为愚笨，不识时务也可以。然而他恳切忠诚于君主，不躲避危险艰难，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这也很不容易了。所以称他为愚笨，大概是怜悯他吧。孔子称赞南容说“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昏暗就能免于刑罚杀戮”。宁武子免于祸患也是幸运了。然而宁武子在卫国两代君主手下做官，他的君主信任他，道义上不可以抛弃他而离去，他几乎像东汉的王允吧？王允最终也不免被害。伊尹以治理天下为己任，天下太平也出仕，天下混乱也出仕，假使成汤不兴起，聘问的礼物不到，即使五次投奔夏桀，他的志向又能施展到哪里呢？陈蕃是汉代的人，豪爽地在险恶困顿中奔走，与受刑的人和宦官同朝争权，屡次退让而不离去，是因为以仁爱为己任，不是人伦道德不能互相防范。最终因为谋划疏漏而被杀，也是不明白孔子免于刑罚杀戮的告诫。然而陈蕃、王允还是当时朝廷所倚重的人，身居宰相高位，道义上应当与国家共存亡。所以程颐说“也有不应当愚笨的人，比干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言官的责任和官职的约束，就像东汉的逢萌，当西汉末年的乱世，愤恨三纲已经断绝，在东都城门挂起官帽，出海离去，只怕行动迟缓。君子的处世之道，难道可以不识时务吗？朱熹说“我所怀疑的宁武子的事，大体上得到了答案，但是做蘧伯玉、南容那样的愚笨容易，做宁武子那样的愚笨难，所以圣人有不可及的感叹”。陈蕃、王允固然不能做蘧伯玉、南容那样的愚笨，然而陈蕃的事未成而谋划已经泄露，王允的功未就而志向已经骄傲，那么他们又不能做宁武子那样的愚笨。这就是他们招致祸患的原因。然而做逢萌那样的事很容易，做这两位公卿的事很难，又不可以用前者来责备后者，只应当问当时的道义如何，以及他们所处的位置是否得当就可以了。

译南轩张氏说：“高祖刘邦的宏大格局，是光武帝刘秀所不及的。高祖出身平民，手持三尺剑夺取天下；光武则是凭借皇室后裔的身份，顺应人心思汉的潮流而恢复旧业。两者的难易程度本来就有差别。而且高祖所面对的对手是项羽，也是当世豪杰。光武所周旋对付的，只有张步、隗嚣、公孙述等人，他们与项羽相比，相差何止万万里。至于韩信、彭越这类人，都像难以驾驭的烈马，实在难以控制，却都在高祖的掌握之中，指挥使唤，无不如意。假如光武有这样的臣子，未必能够驾驭。然而创业的艰难，光武确实不及高祖；但说到光武善于守成，则又非高祖所能比。大体上高祖天资极高，所欠缺的是学问。即位之后，用来维持治理的方法，大多粗疏简略，雄杰的气概不能自我收敛，最终导致平城之辱。一时功臣处置不得当，大多被灭族，这都是因为他学问不足的缘故。光武天资虽然不如高祖，但自从少年时跟随儒生研习儒学，谨守道义，所以天下平定后，就知道兵事不可不收敛，审慎地保存根本，关闭玉门关以谢绝西域的质子，安定南方北方，作为对付单于的长远之计。处置功臣，给予爵位恩宠却不让他们担任实职，最终保全了他们始终。凡此种种，都是思虑周密，主要源自儒学。至于尊崇礼遇隐士，褒奖崇尚风骨节操，以此振奋士气，后来的君主尤其难以企及。这不仅仅是高祖不及。唉！以高祖的天资，如果让他知道学习是当务之急，那么商汤、周武那样的圣王，难道也不能达到吗？这尤其令人叹息。”

“名节的称誉兴起于衰世。过去的儒者，学问素来能够应用于实际，随时显现，不刻意追求树立节操，但他们的节操不可动摇；不刻意追求殉名，但名声随之而来，在自己心中起初没有一丝一毫的刻意。到了世道衰微，在颓败萎靡之中，那些能够凛然自立的人，世人就把名节归于他们。而士人君子如果道学修养未到，也就以此自夸，唉，这也太小了。然而名节的称誉虽然兴起于衰世，但在衰世之中确实也依赖于此，如果连这个也一起消亡，那么国家也就无法维持了。西汉的儒者，我很担忧他们。大概自从董仲舒、申公这几个人之外，其余的人往往把诵读经书、解释字义当作儒学，不再有气象。向上既不能推寻学问的源流，向下又不能以名节立足于衰世，那么儒者又有什么可贵之处呢？”

考察其根源，也是由上位者导致的。从高帝鄙薄儒生，文帝、景帝崇尚黄老，武帝虽然号称表彰儒学，但只追求形式而不探究实质，恰好足以造成危害。到了宣帝，又明确表示不崇尚儒学的意思。那么在受挫压抑摧残之后，不再自我振作，本是理所当然。儒者的学问，难道一定要因为当时被看重才去努力吗？等待文王出现才兴起的，是普通百姓。汉朝的儒者，从叔孙通师徒开始，本来都以利禄为事。到了公孙弘丞相取得相印封侯，学士们都羡慕他。像夏侯胜那样刚毅果敢的人，还有通过精通经书获取高官显贵的言论，何况其他人呢？大概他们的习俗卑陋，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难怪王莽篡位之时，进献符瑞的人成群结队，而能保持清白的人，在史书中零星可见。所以光武中兴，极力纠正这种弊端，尊崇道德义理，看重隐士，以改变风气。而中世以后，人才辈出，虽然比起以前的儒者有愧，但在衰世之中，坚守道义不变，确实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到了桓帝、灵帝之后，国势奄奄一息，群小并起，窥伺神器，不敢立即夺取，也是一时君子维持的力量。那么名节的称誉，对于君子来说虽然未尽完美，但对于国家又有什么辜负呢？这确实不能不思考。人们说东汉的灭亡，是党锢之祸导致的。却不知道东汉如果没有这些君子，灭亡会更快。就像虚弱病人服用丹药，一旦死去，就归罪于丹药，不知道能够延长几天寿命的，正是丹药的力量；如果不服用丹药，死得一定更快。东京党锢诸君子，我赞赏他们志气的美好，惋惜他们处境处理得未尽完善；看重他们天资的高尚，感叹他们学问有所不足。当时，纲纪松弛，阴邪得势，天下局势日益陷入颓败。而诸君子毫不贬低自己以迎合世俗，慷慨激昂，视死如归。至于祸患难以防备，难道还肯顾惜自己的志气吗？这可以说是美好的。虽然如此，过去的君子在出仕隐居、屈伸进退之际，各有其义理。所以在困顿时，就有居困之道；在艰难时，就有通达艰难的方法。时势不用我，就隐晦自修，行为正直而言辞谦逊，进取不可苟且。如果居位，就思考艰难而考虑周全，扶持根本，逐渐谋求济世，这是不可急躁的。党锢诸君子，在下位时吹嘘枯骨使之复生，自我标榜锋芒毕露，完全不明白居困之道。等到他们在朝廷有职位，不过是奋袖正色搏击，勉强对付几个人当作事业，就在这里了。又进而身居高位，就果断有为，只想一举施展而不顾其他，身死不在话下，而国势更加倾覆，这又是失去了通达艰难的方法。这难道不是有所未尽而令人遗憾吗？如果诸君子不因死生祸福改变操守，像李膺、杜密、陈蕃等人，卓然一时，他们的天资可

译说刚正的人特立独行、不随流俗罢了。然而正因为他没有致力于圣人的学问，所以他的行为虽然端正，立下的节操虽然严正，却难免是意气用事的结果，而不是遵循义理的自然安适；是出于厌恶恶名的感召，而没有完全具备恻隐之心的实质。处理事情有未尽善之处，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这难道不是学问上有欠缺吗？假使他在圣人的门下，就应当属于仲由那一类，圣人对他进行褒贬、矫正和熏陶，一定是有方法的。有人以为陈太丘的事情做得恰到好处，在我看来，陈太丘在各位君子之中，持心最为平和，大概是天赋又更加美好罢了。而他处理张让的事情，也不符合中节，在当时隐藏踪迹、自我晦迹，难道没有方法吗？何至于去送葬宦官？这又是矫枉过正的过失，因此得以免祸，君子也不看重这种行径。不然的话，就是郭有道吗？他见识高超而气量宏大，才能优异而处世超脱，足以成为当时人物的领袖。然而收敛之功还没有完全做到，终究也是学问上有欠缺。不然的话，就是黄叔度吗？他的言论风范虽然不能全部见到，然而他的气象温和敦厚，棱角浑然不见，见到他的人内心有所感动，他是最高的吗？假使在圣人的门下加以培养成就，应当属于颜回那一类了。

译有人问：汉高祖不免于诛杀韩信、彭越，而光武帝却能保全功臣的世代，这是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这大有道理。一是逐鹿天下的局势，外人表面臣服，事定之后难以控制；一是高祖的基业，名位早已确定，事情已经相安无事；一是草创时期的功臣，豪杰难以收服；一是中兴时期的功臣，谨守规矩；一是高祖的大度中带有轻慢辱骂的过失，人心向来猜疑；一是光武的大度中能像节制一样行动，人心向来安定；一是高祖为了坚定死力，封爵过度，不考虑后患；一是光武赤诚待人，借鉴前事覆辙，务必保全功臣。”又问：高祖仅仅因为萧何请求开放上林苑的事就怀疑他，想把他置于死地；光武帝对于冯异，有人进谗言说他威权太重，百姓归心，但皇帝反而更加信任他。为什么高祖在小事上如此介怀，而光武帝在大事上却能释然呢？回答说：“高祖因为诸将而怀疑元勋大臣，光武帝借鉴往事而保全功臣。”

三国

汉昭烈帝

有人说昭烈帝知道权变而不知道正道。朱熹说：先主见微知著不明，经权方面多有失当。刘琮迎接投降的时候，不能夺取荆州，哪里算得上知道权变呢？至于狼狈失去根据，才不得已而出于盗窃之计。善用权变的人，正道不是这样的。如果声讨罪过，以义取之，才是用权变的善举。大概权变不离正道，正道自然有权变，二者起初并非两样东西。刘备败于陆逊，虽然说不该轻敌，也是自己不该连营七百余里，先自做了败象。这时孔明在成都督运粮饷，如果法孝直还在，不会让主上有此行。孔明先前是否曾谏止，现在都不可考。但孔明虽然持正，然而法孝直轻快，必有办法制止他。先主不忍心夺取荆州，不得已而图谋刘璋。如果夺取荆州，虽然不应当，刘表之后，君弱臣孤，必为他人所取。比较起来，夺取刘璋，不如得到荆州为好。学者都知道曹氏是汉贼，而不知道孙权也是汉贼。如果孙权有意兴复汉室，自当与先主力同心协力，共同声讨曹氏的罪过。怎么先主才整顿起来，他就破坏捣乱，像袭取关羽之类就是这样。孙权自知与曹操同样是窃据汉土的人，如果先主成功，必定消灭曹氏并且再消灭吴国。孙权的奸谋，大概不可掩盖。平时与先主交往，不过是姑且作为自全之计罢了。有人说：孔明与先主都留在益州，独自让关羽在外，于是被陆逊袭击。当时如果只有先主在内，孔明在外，会怎么样？回答说：正当经营西向宛洛，孔明怎么可以出去？只是关羽恃才疏卤，自取其败。根据当时的处置如此，如果没有意外的龃龉，曹氏不足平定。两路进兵，谁能抵挡？这也是汉室不可复兴，天命不可再续罢了，深可惋惜啊。

有人问：“蜀先主把国家委托给孔明，没有话不听，伐吴的战役，先主确实失计。而孔明曾经不认为这是错的，等到已经失败，才说：‘法孝直如果在，一定能制止主上东行。’为什么孔明不能在知己的主公面前进谏，却还要等待孝直呢？”潜室陈氏说：“只因为孔明的规模在于占据荆益，才能成就霸业，把荆州作为必争之地，争夺而不得，后来才后悔罢了。”

魏曹操 吴孙权

元城刘氏对马永卿说：“温公退居洛阳，一天对我说：‘昨晚翻阅《三国志》，识破一件事，因此让人取来《三国志》及《文选》给我看，是梳理武帝遗令。’我说：‘遗令的意思如何？’马永卿说：‘曹公平生奸诈至此尽矣，所以临死谆谆作此令。’温公说：‘不然，这是曹操的微意。遗令，世所谓遗嘱，必定选择重要言语付嘱子孙。至于细微不重要的事，则或许来不及了。况且曹操身后的事，有比禅代更大的吗？令曹操的遗令谆谆百年，下至分香卖履的事，家人婢妾无不处置详尽，没有一语提及禅代之事。他的意思好像是说：‘禅代之事，自然是子孙所为，我未曾教他们做。’这实在是把天下遗留给子孙，而自身享受汉臣的名声。这遗令的意思，历经千百年无人识得。昨晚偶然窥破。’温公似有喜色，并且告诫我说：‘不是有识之士不足以语之。’有人说：‘不是温公识高不能至此。’回答说：‘这没有别的，乃是一个诚字罢了。只有以诚意读之，而且诚之至者可以开金石，何况此虚伪之事，一看即解散。’我因此历观曹操平生之事，无不如此。夜卧枕圆枕、吃野葛至尺许、饮鸩酒至一盏，都是这个意思。曹操辜负人多矣，恐怕人报复自己，所以先扬此声以诳时人，使人无加害自己的意思。然而遗令的意思，也是扬此声以诳后世罢了。”

有人论三国形势，朱熹说：“曹操一开始就知道，占据河北可以作为取天下的资本，既然被袁绍先说了，他又不能出他之下，所以为大言以诳之。”胡致堂说：“史臣后来代为文辞以欺后世，看来只是一时无说了大言罢了。”这着被袁绍先下了，后来崎岖万状，寻得个献帝来，

译采取挟持天子以号令诸侯的做法，这确实是第二件大事。如果孙权占据江南，刘备占据蜀地，都不具备夺取天下的形势，仅仅足以自我保全罢了。曹操用兵，虽然有不少侥幸而没有失败的地方，但他极善于料事。比如征讨乌桓时，他就能预料到刘表不会从背后袭击；又如孙权与刘备共同抵御曹操，这也是形势所迫不得不联合。孙权如果不与刘备联合，就应当向曹操投降。然而这两人终究不是好朋友，到了涉及利害关头便互不相顾。刘备刚得到荆州，孙权就派遣吕范去擒拿关羽。人们说曹操父子是汉朝的贼寇，以我的观点来看，孙权才是真正的汉贼。先主刘备和诸葛亮正在做得顺当的时候，被孙权来打了两场仗，到了这里就难以向前推进了。孙权又结交依附曹氏父子，孙权的为人，就像偷了刘氏一件东西，知道刘氏兴盛后一定会来取回这件东西，不如结交曹氏，以贼托贼，使得曹氏战胜时不伤害我，守住一隅之地；曹氏灭亡时，我也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译程颐说：诸葛亮有辅佐帝王的胸怀，但其道未能完全达到圣王的境界。就像天地没有私心一样，做一件不义的事而得到天下也不做。诸葛亮一定要追求成功而夺取刘璋的地盘，圣人宁愿不成功也不这样做，这是不可以做的。如果刘表的儿子刘琮将要被曹操兼并，那么复兴汉室是可以的。诸葛亮如果不死，三年就可以攻取魏国，况且司马懿有英气，长久不能伸展，必定不久就会因沮丧而死。诸葛亮在五丈原扎营，司马懿说“诸葛亮不能这样”，这是假话，只是为了安定三军罢了。军队从高地下来，可以战胜。刘备曾经亲自观察五丈原说：这个地方不可以占据，英雄欺骗人的话不能全信。有人问王通：诸葛亮没有死守礼乐，他会有复兴的事业吗？诸葛亮可以担当这个责任吗？回答说：礼乐还不敢期望，他只是诸葛亮已经接近王佐之才。又问：像夺取刘璋这件事怎么样？回答说：只有这一件事大错特错，就是计较利害。当时只是因为不做这件事就没有资本，然而哪里有人特地出来迎接他，却在座位上逮捕他，大体上有害于事。这只是为了利益，君子不是这样，只要一个“义”字不可就停止，怎么能苟且为之？又问：像商汤兼并弱国、攻击昏昧之君怎么样？回答说：弱国兼并它，不是说兼并夺取它，只是帮助他与他相兼而已。昏昧之君才攻击，混乱之邦才夺取，灭亡之国才侮辱。诸葛亮接近王佐之才。有人问：诸葛亮果真是王佐之才，为什么偏守一个蜀国而不能在天下有所作为？回答说：诸葛亮本来就说明年想要攻取魏国，几年平定天下，他来不及而死是命运。我曾经对孙觉说：诸葛武侯有儒者的气象。孙觉说：不是这样，圣贤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做。武侯仅仅保全一个国家，不知道杀了多少人呢？我对他说：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为了自己利益就不可以，如果用天下的力量诛杀天下的贼寇，杀戮虽然多又有什么害处？陈恒杀害国君，孔子请求讨伐，孔子难道能保证讨伐陈恒时不杀一个人吗？大概诛杀天下的贼寇就不能有所顾忌罢了。问：三国的兴起，哪个是正统？回答说：蜀国志在复兴汉室所以是正统。

元城刘氏说：韩信和武侯两人不同。如果论人品，韩信远远不及诸葛亮；如果论功业，武侯为什么如此微薄呢？马永卿说：西南是汉朝始终的地方。所以汉朝兴起于西南，最终也终结于此。而韩信正当汉朝初兴，所以能如此卓越。而武侯的时候，火将熄灭了，所以没有成就。回答说：这固然如此。然而韩信之所以能得便利，是因为平素名声太低；而武侯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平素名声太高。韩信有乞食、受胯下之辱的经历，而武侯就隐居在隆中，当时称他为卧龙，这是一件事。又韩信既跟从项梁，又侍奉项羽，又归附汉朝；而武侯一定等到三顾茅庐才出山，这又是一件事。又楚汉之时，用兵的人都不是韩信的对手，而且轻视他，所以韩信能取胜。三国之时，像司马懿等人是武侯同等的人，而且一向畏惧孔明，所以武侯不能取胜。譬如下围棋，有两个国手：一个国手没有名气，对弈的人就轻视他，不知道他是国手而常常轻视他，所以狼狈大败；有一个国手已有名气，对局的人也是国手但稍弱，谨慎对待他，所以胜负未分。况且韩信既平定魏、赵，功业如此卓越，而龙且尚且轻视他，说：“我平生知道韩信为人容易对付。寄食于漂母，没有安身立命的准备；受辱于胯下，没有超人的勇力。”因为韩信平素名声素来低微。孔明与司马宣王对垒，不能取得尺寸之地，宣王受巾帼之辱，而不敢出兵，直到他死后，巡视军营，还说“天下奇才也”，所以当时有“死诸葛走生仲达”的嘲讽。因为孔明平素名声素来高。人品高低不同，而他们的功业反而相差很远，由此可知。

豫章罗氏说：“西汉人才可以与之探讨道，东汉人才可以与之确立志向，三国人才可以与之权衡变通。杜钦、谷永可以与之探讨道，而不可以与之确立志向，所以依附王氏；陈蕃、窦武可以与之确立志向，而不可以与之权衡变通，所以困于宦官。到了诸葛孔明，然后可以与之权衡变通。人才到了可以与之权衡变通的地步，就不能再增加了。张良接近太公的才略，诸葛接近伊尹的出处。然而张良辅佐高祖，论他的时机则适宜，论他的德行则相合；诸葛亮处于三国，则才能大而任务小，可惜啊！”

朱熹说：诸葛亮天资很好，气象宏大，但所学不尽纯正，所以也不能尽善。夺取刘璋一事，有人认为这是刘备的计谋，未必是诸葛亮的本意，但在当时有很多不能完全明白的地方，像刘备东征之类，不见诸葛亮的言语议论，后来坏事，却追恨法孝直如果在，就能制约主上东行。诸葛亮得到君主如此信任，还有不能尽言的时候吗？张栻说：诸葛亮体正大，问学未到此境界，这话也好，但诸葛亮本来不知学问，全是驳杂了，然而却有儒者气象，后世确实没有其他人可比。程颐说：诸葛亮有王佐之心，然而其道未能尽善，这个论断非常恰当。魏延请求从间道出关中，武侯不听，武侯意思是中原已经是我们底物事，何必如此，所以不

译听从。不知道先主当时只听从孔明，不知道孔明是如何夺取荆州和蜀地的，如果再听从魏延从间道出兵关中，所防守的只是庸人，这一出击是何等声势，如同摧枯拉朽，然而最终却坚决不肯这样做。问孔明的出处，回答说：当时只有蜀先主可以有所作为，像刘表、刘璋之类，都成不了大事，曹操自然是贼，既然不可追随，孙权又是摇摆不定的人，只有先主名分正当，所以只得追随他。问孔明杀刘璋是怎么回事，回答说：这其实是不对的，起初教先主杀刘璋，先主不听从，到后来先主见局势紧迫也打不过，便听从了他的计策。要知道不应当这样用计杀了他，如果申明大义，声讨罪状，不愁他不归服，防备刘璋想要接受先主的招降，全城百姓愿意留下来，那时郡国长久，能如此得人心。孔明的事情，对于荆蜀也应当夺取，当日在草庐也是商量好准备在这里，但此时不应当这样做，如果这样夺取，完全不成举措，像二人看着魏国而不讨伐，自然应当夺取，加上在当时，舍弃这个就没有资本，如果能够声讨他的罪过，用兵夺取，却正是正当的，但当时刘焉父子也深得人心，恐怕也不容易夺取。有人问圣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回答说：也须另有一番道理，如果是这样，宁可事情不成，只为了后世的事，想要苟且成功，想要苟且便利，有许多事情，孔明的大纲却好，只因为这样，便有瑕疵之处。义利的大分别，武侯知道，有不是别人能赶上的，也是他的天资有过人之处，如果细微之处，就不能没有未察觉的地方，难道是他的学问不足吗？看读书的时候，别人致力于精熟而已，他却只观察大略。这大的方面，固然不是别人能赶上的，而不致力于精熟，难道就没有欠缺吗？有人议论孔明的事情，认为他是天民中未纯粹的人，这个议论很恰当。认为略数千户而归，不肯迁徙回来，是常人的态度，而孔明在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则我私下怀疑。孔明的出祁山，三郡响应，既然不能守住而回来，那么魏人再夺取三郡，必定会残害带头者的坟墓了。保护众人而回来，大概是为了保全他们，不是贼人忌讳空手而归的意思。近年南北交兵，淮汉之间多次有归附，而我们的力量不能守住，虏骑再来，就抛弃离开，使忠义的遗民为我们死的人，肝脑涂地而没有收敛，这是孔明所不忍心的。所以他说：“国家威力未举，使赤子困于豺狼之口。”大概是为此悲伤。这可见古人忠诚仁爱之心，招徕怀附的策略，恐怕不一定像有人议论的那样。孔明失去三郡，不是不想全部迁徙百姓，估计在仓促之际，力量所及只有这些。如果他的心，难道有穷尽吗？从他所说的“困于豺狼之口”来看，那么又怎么知道从前魏人残暴边境百姓不如现在的胡虏呢？孔明不是急于近功见小利、欺骗众人而自欺的人，迁徙百姓而归，大概也是昭烈不肯弃民的意思吧？问孔明兴礼乐如何，回答说：“也不见得孔明都是礼乐中人，也只是粗浅的礼乐。”孔明择父，正得丑女，奉养调度，别人所不能忍受的。他那正大之气，经纶的蕴藏，固然已经得于天资。然而我私下认为他的智虑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的原因，则寡欲养心的帮助与为多。史书自有记载不尽的地方，如后人多说武侯不过子午谷路，往往那时节必有重兵守这处不可过，现在只见子午谷易过，而武侯自己不过。史只记载魏延的计策，认为夏侯楙是曹操的女婿，怯而无谋，守长安很不足畏惧。这般所在只是记载不尽。亮认为这是危计不如安从坦道，又扬言斜谷，又使人据箕谷，这可见不易过。问孔明出师每乏粮，古人做事须有道理，须先主些根本。回答说：孔明是杀贼不得不急。如人有个大宅，被贼来占了，赶出在外墙下住，杀死他，岂可缓？一才缓，人便一切都忘了孔明也自说，一年死了几多人，不得不急为之意。司马懿很畏惧孔明，便使得辛毗来遏制，令不出兵，真实是不敢出也。诸葛公是中义的，司马懿，司马懿是无状的，诸葛公，刘禅备位而已。

译南轩张氏说：诸葛武侯辅佐昭烈父子，在蜀地建立国家，阐明讨伐贼寇的道义，不因强弱利害而改变心意，大概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三代辅臣的风范。武侯曾说：“汉贼不能并存，王业不能偏安。”又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不是我的智谋所能预见的。”唉！诵读玩味这些话，那么武侯的心志就可以看见了。虽然不幸功业没有完成，中途去世，然而他扶持皇极，端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的风气，流传万世，与日月同辉是可以的。只要有天地，就有三纲，中国之所以不同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众物的原因，就在于此。如果沉溺于利害之中，而丧失了天理的正道，那么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能安居一朝。这就是武侯之所以不敢片刻忘记讨贼的道义，竭尽心力，至死不悔的原因。当天下纷乱之初，〇独自高卧，昭烈作为帝室的子孙，三次拜访他的草庐，然后他才出山跟随，那么在出仕与隐居的抉择上，本来就已经有大过人之处。他治国建立法度，陈述纲纪，而不做短视的谋划；他用兵讲究正义严明军律，而不使用诡计。凡是他所做的事，全都基于大公，没有丝毫姑息的意思，这类都不是后世所能赶上的。至于读他临终前自表的话，就知道天下的物欲，全都不足以动摇他。修养深厚，那么所发出的影响就广大，道理本来就是这样。曾子说：“士人不可以不〇毅。”像武侯这样的人，大概就是所说的〇且毅的人吧？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做大丈夫。”像武侯这样的人，不就是所说的大丈夫吗？问：如果孔明不死，能夺取中原吗？答：在渭水屯田，根基已经稳固，一定能夺取中原。司马懿也是能人，常常不敢与他交战。又问：蒋琬只是守常之才吗？答：确实不能应对变故。马谡的议论与孔明大致相似，他的才能并非不可用，只是放在幕府中，就可以让他做将领；让他统帅军队则违背了他的才能。孔明让他领兵做前锋，在这里稍有差错罢了。

有人问：鲁两生说礼乐必须百年才能兴盛，文中子轻易赞许孔明，为什么呢？潜室陈氏说：叔孙通为人卑劣，所以两生拒绝他；孔明为人正大，所以文中子赞许他。问文中子说：如果诸葛亮不死，礼乐难道能兴盛吗？《近思录》中程子也以此赞许他，敢问：孔明自比管仲、乐毅，如果真能兴复汉室，恐怕未必就能像三代那样兴盛礼乐。答：孔明是天资带有，又从学问中提炼出来的。根据他处理政事行军调度，如果在太平盛世做出，必定光明，不止是汉、唐人物。问：巴蜀四面闭塞，不是进取之地，只有江陵。然而诸葛亮不劝先主迁都于此，等到关羽危急，又不听说去救他，为什么呢？答：江陵属于荆州，武侯首先陈述夺取荆州的防备，先主不能采用。后来与吴国争夺而得不到，吴国只分出几个郡给他。等到关羽失败，连同几个郡都失去了，何况得到并迁都于此呢？何况荆襄是南北咽喉，在三国是必争之地，是战马驰骋的战场，不是帝王的都城。

鲁斋许氏说：“不问利害，只求义理。孔明看得真切，当时只有复汉讨贼是理所当然的。至于成败利钝，不是我的智谋所能预见的，归结于天罢了。只能这样做，就是圣贤的心。常人则必定计算成败利害。”

临川吴氏说：“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所有对国家有忠诚考虑的人，只要勤勉攻击我的缺失。这是汉丞相诸葛忠武侯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相天下的法则了。孔明难道不知道做宰相的体统吗？对于主簿杨颙的劝谏，活着时感谢他，死后又哀悼他。孔明难道不知道他话的忠诚吗？然而惩罚二十以上的都亲自审阅，食少事繁，以至于被敌国窥探，并庆幸他不长久。孔明难道不知道爱惜重视自己的身体吗？他这样做，为什么呢？唉！这不能用常情来揣度，用浅识来议论。知道宰相的体统却免不了自我劳累，知道话的忠诚却没有乐于采纳，知道一身系着国家的存亡，却竟然采取让敌国庆幸的计策。如果不是非常愚蠢的人，或许有所不为，而说盖世绝人的智者这样做吗？所以我说道：这不能用常情来揣度，用浅识来议论况且当时事势如何呢？用一根木头支撑大厦的倾覆，侍奉君主而献出自己，为国尽瘁，哪里顾得上其他。这难道是可以停止而不停止的吗？杨颙的劝谏，说他是爱孔明，可以说是知；孔明却不是。杜甫诗云：“三分割据纡筹防，万里云霄一羽毛。”又说：“运移汉祚难恢复，志决身歼军务劳。”这首诗字字有意，细细品味，或许能知道孔明的心，而岂是常情浅识所能测度拟议的呢？”

荀彧

龟山杨氏说：“议论的人说曹公不是从汉室夺取天下，这种说法不对。当曹公凭借强忍的资质，趁着乱世假借义名，挟持君主威势以利诸侯，他包藏祸心，天下庸人都知道了。而荀彧辗转于河冀之间，选择所归附的对象，最终跟随曹氏，志向想要扶义奋谋，以解除倒悬之急。考察他的行事，可以说是勇智兼人了。却唯独不知道曹氏的无

译这是君主吗？他拒绝董昭的建议，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具备忠贞的节操吗？还是想以此来掩盖晚年的过失呢？从前一种情况看是不明智，从后一种情况看是不忠诚。既不明智又不忠诚，却想避免被视作乱臣，难怪很难做到了。唉！荀彧怎么能没有罪责呢？看他面对大义，防备大谋，将强大的敌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辅佐成就了曹氏的霸业。等到他权势遍及天下，以下犯上、逼迫君主时，才想暗中遏制他的不法行为，这就像掀起巨浪冲垮堤坝，形成不可阻挡的势头，然后再慢慢用一根芦苇去阻挡它，还能成功吗？而范晔还说荀彧有杀身成仁的美德，我不明白这种说法。苏东坡说荀彧的才能像张良，他的道义像伯夷。我认为他的才能像张良确实如此。伯夷不侍奉非明君，不站在恶人的朝廷里，难道能忍心侍奉曹操吗？认为他的道义像伯夷，我不明白这种说法。

译朱子说：“荀彧的死，胡文定引用宋景文的说法，认为荀彧与刘穆之、宋齐丘同类，这最符合实际情况，不再需要另作评价了。考察荀彧言论的始末，没看出他有辅佐汉朝的真心，他的死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呢？又根据本传记载，荀彧是唐衡的女婿，那么荀彧丧失本心，已经很久了。”

有人问晋元帝之所以不能中兴，他的弊病在哪里？朱子说：“元帝与王导，原本就没有收复中原的志向，只是收拾吴地的人心，只想安逸享乐。”

南轩张氏说：“治理国家有关键，关键一旦失去，那么祸患就会随之兴起而无法禁止。所谓关键，就是三纲所在的地方。晋元帝起初，凭借怀帝的命令来到江东，当时的心意，固然因为时局艰难，分封贤王作为屏障，希望增加国家的势力，挫败奸邪之人的野心。在紧急关头，确实依靠他们纠集义军入卫王室，他们的责任本来就不轻。然而琅琊王进入建业，考察观察他的格局，推究他内心所安适的，大概有为自己培植势力的意思，而没有慷慨谋国的诚心。怀帝最终遭遇祸难，始终没听说有勤王的举动。愍帝即位，加重托付，诏书深切，而他依然如故。祖逖击楫渡江，姑且用军队响应他的请求，反而加以制约，使他不能有所作为，那么他的心意不在中原，是确实的了。坐视中原动荡，战马纵横，不因此触动他的心，不过是想趁时局谋取私利罢了。愍帝再次遭遇祸难，害怕天下议论自己，就假装做出出师的样子，拖延观望，最终归罪于运送粮草迟缓，斩杀一个无辜的令史来搪塞责任，赤色的灾异，也深切地警示了。我欺骗谁呢，欺骗天吗？接受君父的委托，却坐视祸变，因为时局艰难，而侥幸谋取私利，三纲沦丧了。正因为关键已经失去，所以他所展现的国家格局，也再次不端正。乱臣贼子如王敦之类，不久就兴起，大概是有原因导致这样的。假使元帝痛惜怀帝、愍帝的灾难，笃守君臣之义，念及家国之仇，率领江东的英才，鼓动忠义之气，向北讨伐贼寇，名正言顺，怎么知道中原没有响应的人呢？凭借区区一个祖逖，倔强地自立于群雄之间，尚且几乎能够自我振作，何况是皇族至亲，担任总督的重任，拥有多路军队的优势，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只是他不以公心为本，而被私意遮蔽，非常令人叹息。”

南轩张氏说：“温太真忠义慷慨，风骨节操显著，足以成为晋室的名臣，古今共同推崇，不必详细陈述。然而我独自有所遗憾的，是断绝衣襟的事。太真年轻时常常以孝友深厚著称，一旦接受刘琨的檄文，将使命前往江东，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他不听，以至于扯断衣襟离去。唉！太真有母亲在，身体本来不能许诺给刘琨了。难道没看到徐元直的事吗？徐元直所说的方寸已乱，大概是因为天性不可抑制。而太真独自忍心这样做吗？如果已经委身成为别人的臣子，在危难时不逃避是可以的，将命之举，难道没有别人吗？太真念及母亲难道不能推辞吗？揣度他的心意，不过是认为江东将要兴起，奉檄劝进，侥幸投奔富贵的机会，奔赴功名的场合罢了。而他所奔赴的不过太严重了吗？有人说：假使太真不来江东，那么难道还有后世的功业吗？太真固然不能两全了。这大概不对。古人的功业，都不是有所图谋而做的，事理到了面前因而成功罢了。如果怀着希慕求必的心，那就是私欲罢了。如果可以做日后的事，那么凡是背离亲人、伤害天性都可以屑于去做，三纲之所以毁坏，而祸患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伯夷、叔齐不接受他们的国家，孔子认为他们求仁而得仁。商朝的三位大臣，微子不得不离去，箕子不得不做奴隶，比干不得不死，都是安于自己的本分而行事。难道只是太真的功业不值得称道吗？即使太真能辅佐晋室，收复中原，匡正天下，功勋如此，也不过是浮云掠过天空罢了，怎么足以弥补他天性受到的伤害呢？太真顺从母亲的心意而终其一生，虽然在后世默默无闻，但他所保全的比身体更大，无愧于心，怎么能用这个交换那个呢？所以我称太真是功名之士可以，推崇古人可以，但遗憾啊。”

朱子说：“东晋时所用的人才，都是中原浮华虚妄者的后代，只有顾荣、贺循有人望，不得已才任用他们。”

有人说庾亮想移镇石城，兴兵讨伐赵国。王导答应了他，郄鉴、蔡谟等都认为不可以。范阳张氏说：“晋朝以寡弱的军队，一旦讨伐强暴的寇贼，这无异于驱赶群羊去攻击猛虎，不能成功是明显的。假使王导不知道利害，那么王导就是不智；知道而答应他，那么王导就是不忠。不智不忠，怎么能称为王导呢？我私下揣测他的心意，大概当时，王导与庾亮有嫌隙，庾亮想起兵废黜王导。在这里如果再阻止他的计谋，正好激发他的愤怒，所以不如表面上暂且答应他以满足他的情绪，暗中让郄鉴等人拒绝他以断绝他的议论。这是君子对待小人，不得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