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一

译如果不以恭敬的态度去探求知识，就会昏乱迷惑、纷扰不安，无法明察义理的归宿；如果不以恭敬的态度去亲身践行，就会懈怠懒惰、放纵不拘，无法实现义理的真实。持守恭敬的方法，没有比专一更重要的了。既然已经写下箴言来自我警戒，又把它写下来，认为《小学》《大学》都以此为本。整天严肃端正地坐在室内，讨论典章法则，未曾稍停。从我的一心一身，到万事万物，无不存有道理。这颗心在整齐庄重、宁静专一之中，在学问思辨的过程中穷究此理，都能见到它应当如此而不容自己停止，以及它之所以如此而不可改变。然而扩充其认知并体现在行动上的，未曾不反求于自身。在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之前，用来警戒恐惧的态度越是严格越是恭敬；在隐蔽细微、独处之时，用来反省察验的态度越是精细越是严密。思虑尚未萌生时知觉不昏昧，事物已经接触时品节不差，没有地方容得下人欲的私心，而能够保全天理的正道。不满足于偏见，不急于小成，道的正统就在这里。它作为道，有太极而阴阳分开，有阴阳而五行具备。禀受阴阳之气而生，那么太极之理就各自具备在其中。天所赋予的是命，人所接受的是性，感于外物的是情，统摄性情的是心。根植于性就是仁义礼智的德，发于情就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的端倪，形于身体就是手、足、耳、目、口、鼻的作用，见于世事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常道。求之于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之于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没有一息的间断，没有一毫的空缺，无不分析到极其精微而不混乱，然后综合到尽其广大而无遗漏。先生对于道，可以说建立于天地而不违背，质问于圣贤而没有疑问。所以他得之于己而成为德，用一心穷究造化的本源，穷尽性情的奥妙，通达圣贤的蕴藏；用一身体悟天地的运行，具备事物的道理，承担纲常的责任。明智足以察其细微，刚强足以任其重任，宽厚足以致其广大，坚毅足以极其恒常。他存养时虚静，他发动时果断而坚定，他运用时应对事物而不穷尽，他持守时经历变故、履涉险境而不改变。本末精粗，不见其有遗漏；表里初终，不见其有差异。至于他修养深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平和，心不待操持而存在，义不待搜索而精微。还认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常有不足之意，大概有日日更新不能自己停止的，而不是后学所能拟议的。他可见的行为，修养自身方面，神色庄重，言语严厉，行为舒缓而恭敬，坐姿端正而挺直。他闲居时，天未亮就起床，穿着深衣、包着头巾，穿着方履在家庙以及先圣前拜祭，退坐到书室，几案一定端正，书籍器用一定整齐。他饮食时，羹汤饭食行列有固定位置，勺子筷子举措有固定处所。疲倦而休息时，闭目端坐；休息而起身时，整步徐行。半夜而睡，睡醒后，则拥被而坐，有时直到天亮。威仪容止的准则，从少到老，严寒酷暑，仓促颠沛，未曾有一刻的背离。在家中的行为，侍奉双亲极其孝顺，抚育下属极其慈爱，闺庭之间，内外严肃，恩义深厚，和悦融洽。他祭祀时，事情无论大小，一定真诚恭敬，稍微不合礼仪就整天不快乐，祭祀完毕没有违礼就油然而喜。死丧之际，哀痛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接待，根据家境有无，常对亲友尽欢，虽然疏远也一定对乡邻表达爱意，虽然卑微也一定表达恭敬。吉凶庆吊，礼仪无所遗漏，赒济慰问，恩惠无所欠缺。他对自己则衣服只求蔽体，饮食只求充腹，居住只求足以挡风遮雨，别人不能忍受而他却处之裕如。至于他施之于事业，州县的施政，设立朝廷的言论，经纶筹划，正大宏伟，也可以概见。虽然通达而行道，不能施于一时；然而退而明道，足以传于万代。说圣贤道统的传承，散在方册中。圣贤的微言不明，那么道统的传承就开始晦暗。于是竭尽他的精力，来研穷圣贤的经训。对于《大学》《中庸》，则补其缺遗，别其次序，纲领条目，粲然复明。对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人而面命之。对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是这几部经书，见于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阈者，已经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微趣，而无所遗漏了。至于一个字未安，一个词未备，也一定沉潜反复，有时通宵不寐，有时累日不倦，一定求至当而后已。所以章句字义，至微至细，无不理明辞顺，易知易行。对于《尚书》则怀疑今文的艰涩，反不如古文的平易。对于《春秋》则怀疑圣心的正大，决不类传注的穿凿。对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注独存。对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无据。这几部经书，也曾经讨论本末，虽然未能著为成书，然而其大略

译先生早已独自领悟了其中的真谛。至于历代史书，他又考证论述了从西周以来直到五代的历史，采用司马光编年体的著作，结合《春秋》记事的方法，纲目清晰而不繁杂，条理分明而不混乱，国家的治乱、君臣的得失，都如同指掌般清楚。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的著作，是用来继承孔子、孟子道统传承的，由于流传时间不长，精微深奥的大义，郁结而不彰显，先生为之搜集整理并阐发，而后这些学说才得以在世间盛行。太极先天图，精微深奥且广博，没有边际，先生为之解析条分缕析，而后天地的本源、圣贤蕴含的深奥道理，不至于泯灭。程颢程颐、张载的门人祖述他们的学问，所得有深浅之分，所见有疏密之别，先生既为之区分，以全面吸取他们的长处。至于那些识见稍有偏颇，流于异端的人，也必定深入探究剖析，而不掩盖他们的短处。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与先生同时代，先生因为与他们志同道合，乐于与他们交友。至于那些识见稍有不同，也必定切磋辩难，以统一归向。至于那些追求道而过度的人，厌恶诵习的繁琐，认为不能确立根本，认为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修养身心就可以造道入德，固守虚灵的识见而蒙蔽天理的真实，借儒者的言论来文饰佛老的说法，学者贪图其简便，诋毁圣贤，抛弃经典，猖狂叫嚣，偏狭固陋，自以为悟道，立论愈下的人，则又推崇汉唐，比附三代，以便他们计功谋利的私欲，两种说法并立，高的陷入空无，低的溺于卑陋，其危害岂是轻微的吗？先生极力排斥他们，使不至于扰乱我们的道而迷惑天下，于是学者都顺从地向往他，教人把《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作为入道的次序，而后才涉及其他经典，认为不先学习《大学》，就无法提纲挈领而穷尽《论语》、《孟子》的精微，不参看《论语》、《孟子》，就无法融会贯通而极尽《中庸》的旨趣，然而不穷极于《中庸》，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从而阅读天下的书籍，议论天下的事情呢？他对于读书，必定让人辨别音韵释义，校正章句，玩味文辞，探求义理，深入思考以探究其中的难点，平心静气以听取他们自得的心得，然而为学要务实，辨别义利，不要自欺，谨慎独处时的戒惧，未曾不多次强调，大概也是想让学者穷究事理反求诸己而持守恭敬。跟随学习的士人轮流诵读所学以质疑，意思有不明白的就委婉告知而未曾疲倦，问题有不切中要害的就反复告诫而未曾隐瞒，务学笃实则喜悦见于言语，进道艰难则忧虑形于神色，讲论经典，商讨古今，往往直到半夜，虽然疾病缠身，等到学生问辩则顿时沉疴离去，一天不讲学则警惕不安，常以此为忧，提着衣襟而来，远自川蜀，文词流传到海外，至于夷狄之地，也知道仰慕他的道，私下询问他的起居，穷乡僻壤晚出的人，家中收藏他的书，私下向他学习的人不可胜数，先生去世后，学者传播他的书，信奉他的道的人越来越多，也足以见理义感化人的深刻了，继承往圣将断绝的绪余，开启前贤未发的契机，辨别诸儒的得失，辟除异端的讹谬，阐明天理，端正人心，事业之大，又有谁能超过这个呢？至于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也都深入探究渊深，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到先生未曾刻意用意而也都符合法度，可为世法，如果不是资质禀赋的优异，学行的笃实，怎么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而造其极呢？学问修明而道确立，德行成就而行尊，见于事业的又如此。秦汉以来，迂腐的儒生和曲解的学问，都已经不足以望其藩墙，而近代诸儒，有志于孔孟周程之学的，又岂能进入其门域呢？唉！这大概是天用来辅助斯文的。诞生哲人，以光大斯道的传承。道的正统，等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承担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使斯道显著彰明的，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大概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此道的，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蠧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不到百年，驳杂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的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在平时恳切，无一念不在于国，听闻时政的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谈及国势的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而谨守难进的礼节，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行易退的节操，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他事奉君主不贬道以求售，爱护百姓不徇俗以苟安，所以他与世动辄龃龉。自从出仕直到临终，五十年间历仕四朝，在外做官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的难行也如此！然而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就不以用舍为加损了。

译果斋李氏说：“先生所达到的道的极致，推究他之所以能达到这一境界的原因，没有别的，也是由于以主敬来确立根本，通过穷究事理来增进知识，通过反省自身来践行实际，而‘敬’又贯通在这三者之间，所以能成就开端并成就终结。因此，他主敬时，专一内心以制约外在行为，整齐外在行为以涵养内心，内心则没有二心、没有偏执，寂静不动，作为应对万事变化的主宰；外在则庄严恭敬，整天好像面对神明一样，从而能够保持心中所存守的东西。等到时间久了，静时虚灵，动时正直，内外融合，人们看不出他持守的用力之处，这就是笃敬的效验。他穷究事理时，虚心平气，逐字寻求训诂，逐句探求义理，前面的没有理解就不敢追求后面的，这里的没有通晓就不敢立志于那里，使得心意安定、道理明白，而没有浮躁轻率、越级冒进的祸患，心思专一、思虑集中，而没有贪多求快的弊病。开始通过熟读，让书中的言语好像都从自己口中说出；接着通过精思，让书中的意旨好像都从自己心中发出。从表面探究到内部，从支流追溯到源头，探求精微之处如同辨别黑白，分辨条理如同数一二，并且反复涵泳，切己体察，一定要像先儒所说的那样，充沛如河海浸润，滋润如膏泽润泽，涣然如冰消融，怡然顺遂，这才算有所收获。至于那些树立论点来驱使引导，对圣人的言论穿凿附会以求取新意，或者相互援引纠缠纷争，或者借题发挥相互混淆迷惑，粗心浮气，意象匆匆，常常好像有所逼迫追逐，而未曾徘徊顾恋，如不忍离去，等待融会贯通的功效，这确实是求学者的最大弊病。不彻底断绝这种弊病，就终究没有进入德行的希望。大概自从孔孟以来，一千五百多年之间，读书的人很多了，没有像先生这样穷究事理如此精深的。先生天资英明超迈，看待世俗所轻视的东西不过像草芥一样，潇洒地独自与道相伴，卓然地独自与道并立，本来就远远超出众物之上。等到他道理明白、义理精微，修养深厚、积累盛大，充实成为德行，发挥成为事业，人们看他，只见到他浑厚浩大、气势磅礴，没有边际，却不知道是谁造就的。又说：先生入朝侍奉君主，就一定想着让君主像尧舜一样；出外治理百姓，就一定想要让百姓像尧舜一样。言论风尚所传播的，政教条令所颁布的，本来都可以作为世间的法则。而且他考察先圣的学说而不谬误，建立于天地之间而不违背，等待百世后的圣人也不疑惑，这是因为订正群书，确立为准则，使学者有所依据遵循，从而进入尧舜之道。”这是先生功业中尤其显明盛大的部分。《论语》《孟子》两本书，世人诵读学习，为之作注解说的人也很多，但分析义理不够精微，解释言辞不够完备。《大学》《中庸》直到程子才开始表彰它们。然而《大学》次序杂乱，缺失遗漏没有补全；《中庸》虽然是完整的篇章，但章句浑然不分，读者也不知道其条理清晰的样子。先生搜集辑录先儒的学说，而用自己的意见决断，分类区分，文从字顺，巧妙把握圣人的本旨，昭示这条道的目标。又让学者先读《大学》以确立规模，其次读《论语》《孟子》以穷尽其蕴奥，然后归结于《中庸》。尺度权衡既然已经确定，由此去穷究诸经，订正群史，以及百家之书，那么就没有不能精研的道理，没有不能处理的事务了。又曾经编集《小学》，使学者得以先端正其操守品行；编集《近思录》，使学者得以先认识入门的途径。作为四书的羽翼相辅佐。大概这六本书，是学者的饮食衣物、准则法度，不可以片刻离开。圣人再世，也不会改变这些话。他对于《易经》，推究卦画的根本，辨析三圣人的义理，回归专主占卜，而实际上包罗万象，以恢复洁净精微的旧貌。他对于《诗经》，深入玩味辞语气韵，而得到诗人的本意，全部削除小序，以破除后世儒者的臆测之说，妄言美刺全部删去，以恢复温柔敦厚的教化。他对于《礼》，则以《仪礼》为经，而选取《礼记》及诸经史书中涉及礼的内容，都附在原本经文之下，详细列出注疏诸儒的学说，补其缺失遗漏而分析其疑点晦涩之处，虽然没有完成，但宏纲大要已经举出了。他说《尚书》出于口授的多艰涩，得于壁藏的反平易，学者应当在平易处沉潜反复，而不必在艰涩处穿凿附会。他说《春秋》的正义，阐明正道、尊王贱霸、尊君抑臣、内夏外夷，是它的大义，而以爵位、氏姓、名字、日月、土地作为褒贬的条例，像法家那样深刻，是传述者的穿凿之说。他说《周官》遍布周密，是周公运用天理熟烂的书，学者既然通晓四书，又读一经而学习，那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就思考过半了。他说《通鉴》编年的体例接近古法，因此就采用绳墨法牍的方法，以纲提其要点，以目纪其详情，纲仿照《春秋》而兼采群史之长，目仿照左氏而稽合诸儒之粹，褒贬的大义，凛然如烈日秋霜，而繁简相互阐发，又足以作为史家的规范。他说诸子百家的言论多违背圣人，只有韩愈论性专指五常，最为得当，因此为他考订其文集的同异，以昭示于世。而屈原忠愤千古无人辩白，也颇为阐发其义理。乐律久已失传，清浊没有依据，也曾讨论本末，探测幽微，虽然没有来得及著成书

译而其大体的界限，他早已独自掌握了。至于剖析世俗学问的谬误，辩驳异端邪说的错误，捣毁它们的巢穴，针砭其隐蔽细微之处，使学者遵循中庸至正的原则，而不跌入荆棘陷阱的歧途，这种摧陷廓清的功效，确实不是近世各位儒者所能略微效仿其万一的。自从孔子在洙水、泗水之间设立教化，以广博文献、约束礼仪来传授给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他们共同坚守，未曾失传。后来正统的学问失传，士人各自凭主观臆断治学，那些追求广博洽通的人，既然以见闻积累自夸，便流于泛滥驳杂的结局；那些沉溺于捷径简约的人，又认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从而陷入旷荡空虚的境地。学者虽然知道所传承的，但也有的喜欢持敬的简约，却畏惧观理的繁琐。先生身负道统，广泛阅览典籍，先秦古书既加以考索，历代史记、本朝典章，以及古今儒生学士的作品，无不遍观，取其相同之处而削去不合的，考察其实用价值而剪除其繁琐芜杂，参互考证辨析，以扶持经书训诂，并诘问其错谬，秋毫之微也不能逃遁。数千年来，世道学术、议论文章的变化，都好像他亲身经历过，耳闻目睹一样。根本大道，固然已经上达顺畅，枝叶散殊，也都随其所至，探究其穷尽，条理分明，经纬万端，本末巨细，包罗万象，无所遗漏。所以他解释的各种书籍，都有依据，不凭臆测猜想。外至文章字画，也都高超绝俗，大概因为他包容蓄积广博深奥，所以他流露出来的自然如此无穷无尽。学者依据经书辨析疑惑，随问随析，固然都极其精要，闲暇时辩难古今，他应答如响，越扣问越深入，娓娓不绝。等到详细品味仔细考察，才知道他方才融会贯通于一理罢了。他曾说：“学者仰望大道而未见到，固然必须通过书籍来穷究道理，如果有了一点见解，也应当考证书籍有所验证，然后确实有所裨益而后心安，不然则德行孤立，与枯槁寂灭者没有什么不同了。”潜心于大业，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况且自从周朝衰微教化失传，礼乐养德的器具一切尽废，所以维持此心的只有书籍罢了。难道可以践踏经传，径直指为糟粕而不看吗？关键在于用心体会，亲身实践，而不把它当作空谈罢了。以此存心，以此克己，仁德难道遥远吗？至于晚年，德行尊贵言论确立，仍然因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感到不足。自洙泗以来，博文约礼，两者都达到极致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先生教导人规模广大，而等级次第非常严格，循序渐进，不容许越级冒进。至于切己务实，辨别义利，不自欺，谨守慎独的告诫，未曾不反复恳切，提耳极言。每当诵读南轩张公“无所为而然”的话，必定再三感叹。晚年见到诸生纠缠于文义之间，深虑此道无人传承，开始略微指示本体，让他们深思而自得，他对学者的期望更加迫切了。唉！道在天下，未曾灭亡，但道统的相传，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就不能参与。自从孟子去世，一千多年后，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出现。历时不久，逐渐失去真意。等到先生出现，然后契合濂溪的正统传承，继承邹鲁的失传绪业，前圣后贤之道，全面完备，这也可以说是兴盛了。大概从前，《易经》历经三个古代而混淆于八索，《诗》《书》烦乱，礼乐散亡，没有人能够匡正。孔子于是赞述、审定、删削、匡正，又作《春秋》，六经才完备，作为万世道德的宗主。秦火之后，六经已经残破脱落，各位儒者各自以己见，妄加穿凿为说，未曾有知道的人。周敦颐、二程、张载的道明确了，然而对于经书言论来不及厘正，一时跟随学习的士人，有的不明白其宗旨，遁入异端的也有。先生于是考订讹误，探索深微，总裁大典，编成一家之言，上包容古代典籍，下采集近世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此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眼睛的人都可以看见。孔子的经书，得到先生而匡正；孔子的道，得到先生而阐明。使将坠的斯文复兴，使后世子孙觉醒，即使与天地同朽，也可以了。

译吴氏寿昌说：“先生每当看到一水一石一草一木，只要稍有空旷清幽之处，便整天目不转睛地凝视。饮酒不过两三巡，便又移步到另一处，大醉时则跌坐高拱。在经史子集之余，即使是记录杂说，一经举出便能背诵。微醺时吟咏古文，气韵清壮。我所见闻的，是先生常常喜爱吟诵屈原的《楚骚》、孔明的《出师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以及杜甫的几首诗罢了。”

北溪陈氏说：“先生道业巍峨而德行尊贵，义理精微而仁德纯熟，立言平正温润，清新巧妙且切实，能透彻人心，洞开天理，通达群哲，会通百圣，纯粹地继承了洙泗（孔子）和伊洛（程颢、程颐）的学脉。凡是以往有开端而未完成的事，如今都完备了；凡是以往有疑惑而未明晰的事，如今更加确信且明白。宏大的纲常大义，如同指掌般清晰，扫除了千百年的谬误，为后学确立了不可更改的准则。言辞简约而理趣穷尽，辞气清明而意味深远，而他的心胸澄澈明朗毫无杂质，功夫缜密浑全没有疏漏，尤其可以从他的言辞气度中看出来。所以孔孟、周程的道统，到了先生这里更加显明。所谓主持当代道统盟主的人，只有先生一人而已。”

鹤山魏氏说：“上天降生百姓，必定有超出同类的人作为君师，来承担先觉者的责任。然而这不是一个人能独自做到的，必须同时出生、交错出现，互相修明发扬，然后道统彰明而教化形成。因此有尧舜，就有禹、皋陶；有商汤周文王，就有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各自担当那个时代，观察其会通之处，以尽其所当为之本分，然后天命得以定位，人道得以确立，万世的准则得以确定。虽然气数屈伸不齐，但上天爱护世人，历经千古如同一天一样。”自从乡间教化之法败坏，射礼饮酒读法的礼仪无处施行，君师之道转移到了孔子身上，于是又有冉闵、颜曾及众弟子左右羽翼般的微言大义，上天开启日光揭示，万物都能看见。自从孔子去世，诸子已有不能完全得到其传承的，于是子思、孟子又为他们阐发幽深、阐明精微，著书辨析疑似，而后孔氏之道历经万世而没有弊病。唉！这不说是上天所命，又能是谁呢？秦汉以来，诸儒生于典籍散失、书籍焚毁、师承各异、指向不同之后，不仅孔道晦暗侵蚀，孟氏之说也很少有人知道。千数百年间，怎能说没有人呢？只是往往孤立无伴，倡导却无人响应，断绝却无人延续。直到本朝盛世，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至关辅，地方相距何止千余里，而大儒辈出，声气相应，如同符节相合：说太极、说诚、说仁、说道、说中、说恕、说性命、说气质、说天理人欲、说阴阳鬼神。像这类，都是圣门讲学的关键，而千数百年习于浮华、踵事增华却不知其说的人，至此豁然如重病痊愈、大梦初醒。至于吕、谢、游、杨、尹张、侯、胡诸儒，切磋探究，分别明白，也几乎没有剩余的蕴藏了。然而断绝久了恢复就难，传承者少而干扰者众。朱文公先生起初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广博的见识，凌驾高空，自从从延平李先生受学，退然好像将要不胜任，于是收敛浮华就实，返璞归真归于简约。等到他积蓄久了思虑浑厚，资历深了行为纯熟，就贯通精粗，融合内外，群献的精蕴，百家的异说，毫分缕析，如同展示在手掌上。张宣公、吕成公同心协力，以捍卫先圣之道，但仅到中身，论述未能完成，只有先生巍然独存。中间经历学禁，自信更加坚定。大概自从《易》、《诗》、《中庸》、《大大学》、《论语》、《孟子》都为之推明演绎，以至三礼、孝经，下到屈、韩的文章，周、程、邵、张的书籍，司马氏的史书，先正的言行，也各自为之论著。然后帝王经世的方略，圣贤新民的学问，灿烂中兴。学者学习他的读物，推究其义理，就知道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深地探求无极大极的妙理，而实际上不离匹夫匹妇所知的。大到定位天地、养育万物，而实际上不外乎暗室屋漏无愧于心。大概是至近而远，至显而微，不像抛弃伦理绝学者那样羡慕高远，也不像哗众取宠者那样安于卑下。看他兴盛的样子啊！唉！帝王不兴起，而洙泗的教化兴起，如果没有孟子，我不知道大道与异端究竟谁胜谁负。圣贤既已熄灭，而关洛的学问兴起，如果没有朱子，我也不知道圣传与俗学究竟谁显谁晦。韩子说孟子的功劳不在禹之下，我说朱子的功劳不在孟子之下。

张栻【字敬夫号南轩】

朱子说：“南轩张公生来有特殊的资质，聪明早成。忠献公喜爱他，从他幼年学习开始，用来教导他的，没有不是忠孝仁义的实际内容。长大后，命他去胡仁仲门下，问学程氏之学。先生一见就知道他是大器，就把所听到的孔门论仁的亲切旨意告诉他。张公回去思考，好像有所得，写信来质问。而先生回复他说：‘圣门有人，我们的道幸运了。’张公因此更加自奋自励，直接以古之圣贤自期，作《希颜录》一篇，早晚观省以自警自戒。所达到的境界既深远了，还不敢自以为满足，就又取友四方”

译更加致力于探求那些尚未达到的境界。大概通过玩味思索、讲习评论，亲身实践、体验，反复研习而不间断地持续了十多年，然后过去所达到的境界更加深远，反而因此获得了简易平实的境地。对于天下的道理，大概都在心中明晰，并且确实看到了那种不能停止的状态，因此决断勇敢、行动有力，而坚守坚定。他之所以对君主和亲人忠诚，专一于道义，以至于终身不忘，起初并不是勉强羡慕而强行做到的。”先生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澄澈，探究道理既精深，信仰道义又笃厚。他乐于听闻过错而勇于改过迁善，更是奋发自励、明断果决，没有丝毫的滞碍吝惜之意。所以他的德行日益更新，事业日益广大，而体现在言论和行事之间的，上下都信任他到了这样的程度。虽然小人因为个人的好恶私心，或许能在一时之间蒙蔽，但至于公论的长久，大概也无法掩盖他。先生教导别人，一定先让他明辨义利之间的区别，然后明理居敬，以达到极致。他剖析开导，倾吐恳切，一定要穷尽两端才停止。平生所著的书，只有《论语说》最后问世，而《洙泗言仁》《诸葛忠武侯》是成书。其他如《书》《诗》《孟子《太极图说》《经世编》《年》之类，还想要稍加修订定稿而没有来得及。然而他提纲挈领，用来开悟后学，使他们不迷失方向，他的功劳已经很多了。大概他常说：“学习没有比辨别义理更优先的，而义，是本心所应当做而不能停止的，不是有所企图而做的。一旦有所企图而做，就都是人欲的私心，而不是天理所在了。”唉，多么精妙的言论啊！这也可以说是阐发了前圣所未曾阐发的，而与性善养气的功效相同吧？又说：“靖康之变，国家的祸患到了极点。大小官员奋不顾身承担责任的，大概没有几个人，而继承家业的孝道，许身国家的忠诚，判决的明察，计虑的审慎，又没有人像先生这样。虽然寿命不长，没能完成他的事业，但他的志向义气伟大，死而后已，那么质诸神明也是不可诬蔑的。我曾经私下忧虑圣门的学问不传，而道术于是被天下分裂：士人中淳朴诚实的拘泥于记诵，聪明秀丽的沉溺于词章，都已经不足以阐明天理并体现在人事上。于是谈论道理的人归于老佛，而议论世事的人追逐管商，那么在理事的正反方面，都有弊病，而离道更远了。中间在河洛之间，先生君子得到了不传的绪余而推究阐明，然而现在不到百年，学者又失去了宗旨。近年才幸运地得到了我的朋友敬夫，而天下的士人于是知道理未曾不涵盖事，而事未曾不根源于理。孟子去世后，义利的说法在天下不明，董仲舒、诸葛武侯、两程先生屡次阐发，而世间的学者没有人能相信，所以他们自我修养的，很少有不沉溺于人欲私心的，而他们谋划国家的，也只是说功利罢了。自从魏国张忠献公倡导大义以决断国论，南阳胡文定公诵读遗经以开启圣学，他们寄托于空谈，体现在行事，虽然好像不同，而在孟子的言论、董葛程氏的心意上，则都有所谓千载一辙的。张公敬夫又是忠献公的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峰先生的门人。从他少年时不出家门，就已经得到了忠孝的传承，后来又在五峰门下讲学，等到他归来，那么他心中默然契合的，别人有所不知。唯独体现在言论上，那么在义利之间，毫厘的辨析，大概有出于前哲想要说而没有来得及穷究的。放在事业上，那么凡是宏大的纲纪大用、巨细显微，没有不在胸中澄澈的，而没有丝毫功利的混杂，所以在家论道，而四方学者争相前往，入侍经帷，出临藩屏，那么天子也品味他的言论，嘉奖他的政绩，并且将要倚重他大用，而敬夫不幸去世了。敬夫最难得的是听人说话就肯改正。敬夫见识纯粹，践行纯实，使人望而生敬。敬夫学问越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来读他的语录，不觉胸中洒然，确实可叹服。敬夫见处卓然不可及，跟随他学习久了，反复开益很多，但他的天资明敏，从一开始不经历阶级而得到，所以今天对人说话也多失之太高。南轩见处高如架屋一般，大间架已就，只中间少装折问先生以前与南轩反复论仁，后来毕竟合吗？曰：也有一二处未合。敬夫之说本出胡氏，胡氏之说只有敬夫独得，其余门人都不懂，只说应当守师之说。向来去长沙，正与敬夫辩论这个。敬夫高明，他以为人都像他才，一说时便更不问人懂不懂，且要说尽他的，所以他的门人中聪明的只学得他的说话，若资质不及，依旧无着摸。我则性钝，读书极是辛苦，所以平常与人言多不敢为高远之论，大概因为自身曾经亲历过，所以不敢以此责人罢了。《学记》说：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现在教者的弊病多是如此。学者于理有未至处，切不可轻率与之说，而敬夫为人明

译说话爽快，每当与学者交谈时，总是把一切见解毫无保留地全盘托出，这并非不可，只是学者们的见识尚未达到那个境界，看到别人如此直白地讲述，便不再深入思考，这也十分有害。我却不是这样，并非是不与他们交谈，而是不愿意向学者们讲述那些他们尚未能领悟的道理。张敬夫的见识极高，却缺乏耐心处理具体事务。吕伯恭做学问有耐心处理事务，却存在弊病。张南轩和吕伯恭的学问都显得粗疏简略，张南轩的粗疏简略是从高远之处出发的，吕伯恭的粗疏简略则是从低微之处出发的。吕伯恭认为道理与行事本是两回事，比如他说仁义道德与法度刑政截然分为两条路径，不可相通。他生前未曾对我说过这些话，他去世后，他的门人弟子们这类议论才渐渐说出来，并声称这些都源自吕伯恭。赞颂先生画像说：扩充仁义的萌芽，以至于可以弥合天地四方；谨慎区分义利的界限，以至于可以剖析秋毫之末。诚恳恳切地致力于辅佐君主的大业，急切勤勉地承担侍奉父亲的辛劳，刚强勇猛地担当大道的重任，卓越超群地确立高远的志向。了解他的人，能体会到他如春风沂水般的乐趣；不了解他的人，以为他是纵横一世的海内豪杰。他那如山岳般庄重挺立的姿容，已经随着他那不可言传的精神一同逝去了。观察这些，难道还能推测他见到伊尹、吕尚那样的贤臣，却失去了萧何、曹参那样的能臣吗？

译钦定四库全书

性理大全书卷四十二

诸儒四

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

朱熹说：“伯恭谈论义理，大多过于巧饰，难免有凭空捏造之处。”有人问东莱的学问，朱熹说：“他知识广博倒是有的，但坚守简约恐怕还做不到。”回答说：“是的。”我曾经对人说，读书宁可失之于笨拙，不可失之于巧饰；宁可失之于低浅，不可失之于高深。伯恭的学问，全在于巧饰。有人问东莱的学问，朱熹说：“伯恭对于史书，格外细致；对于经书，却不太理会。”东莱聪明，看文章条理，却不细致。以前曾与他比较《程氏易传》，到了噬嗑卦，“和而且治”，有一个版本“治”字作“洽”。根据“治”字在义理上是正确的，他硬要坚持用“洽”字。“和”字已经包含了“洽”的意思，再下“洽”字就不合适了。因为他先前读史书多，所以看问题眼光粗糙。读书必须以经书为根本，然后才读史书。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糙，有人用《论语》中的是非问题问他。伯恭说：“你不妨看看文字，管它是非做什么，只要对我有益、对我切近的去看看就够了。”况且天下必须有一个是与非，是的地方就是理，不是的地方就是违背理，怎么能不理会呢？东莱编的《文章轨范》泛泛而谈，也显得见识浅薄。伯恭所编的奏议，都是优柔和缓的，也不全是好的。现在丘宗卿作序的，是旧时所编的。后来修订《文章轨范》不止于此，又添入东莱自己不该做的大事记。他那时自己生了病，一天要做一年的事，如果没死，从汉武帝到五代只一千来年，他三年自然可以完成。这些文字人们多称赞他解题很有功夫，其实他当初拟定题目却很有功夫，只一句话要概括一段意思，解题只是现成的检阅，让诸生抄写。伯恭病后既然免去了人事应酬，免去了出外做官，如果没死，大体上能写出好文章。有人问伯恭《少仪外传》中琐碎的地方，朱熹说：“人的见解不同，我只喜欢看人的大体大节，磊落坦荡的地方，这种琐碎就懒得看。”伯恭又喜欢理会这些地方，其中多引用忍辱的说法，最有害于义理。因为他的资质柔弱，与这种意思相合，于是就在其中推广得很大。想来他对忠臣义士死节的事都不喜欢，他也有诗说张巡、许远那时不应该出来。伯崇奉太史公的学问，认为汉儒比不上他。我曾经痛切地与他辩驳。苏辙《古史》说司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这两句话最切中司马迁的过失。伯恭极其厌恶这种说法。《古史序》说：“古代的帝王，必定行善，如火必定热，水必定寒；他们不行不善，如同驺虞不杀生，窃脂不食谷，这话最好。”我曾经问伯恭，这难道是司马迁所能达到的吗？然而苏辙这话虽然好，又有毛病的地方。如说帝王之道以无为为宗旨之类，他只说得开头气势很大，下面的功夫又都空疏。也如同司马迁《礼书》说：“礼乐之道伟大啊，洋洋洒洒鼓舞万物，役使群动。”说得开头气势很大，然而下面也空疏，却引用荀子等人的说法来补足。又加上诸侯年表，极力宣扬形势的利益，有国家的人不可没有末节。却说形势虽然强盛，要以仁义为根本。他上文原本主张形势，而结尾却这样说，大概他也知道仁义是个好东西，不得不说，且说得好看。如《礼书》所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伯恭极其喜欢这类说法，认为司马迁知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是得到圣人治理国家的方法，汉儒比不上他。这也是众人所共知的，何必是司马迁？然而司马迁曾跟随董仲舒学习，《史记》中有“我听说董生说”这类语言，也是有来源的。司马迁的学问，讲仁义，也讲诈力，使用权谋，使用功利，然而他的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孔子说伯夷求仁得仁，又有什么怨恨？他的一篇传中从头到尾都是怨恨的话，完全说坏了。伯夷苏辙《古史》都删去了，全用孔子的话作传。难道可以说苏辙不对，司马迁对吗？圣贤用六经垂示训诫，鲜明如丹青，无非是仁义道德的说法。现在求义理不在六经，反而取用疏略浅陋的司马迁，也太迷惑了。

赞先生像说：以一身具备四气之和，以一心包罗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崇君主而庇护百姓，出其余足以规范风俗而垂范后世。然而状貌不超过中等人，衣冠不违背流俗。迎接他而不见其来，跟随他而看不见他的足迹。何况是丹青画像，谁能描绘内心的曲折？只有曾经见过他的人在这里又见到他，那么不只是遗留的篇章可以接续而已。

西山真德秀说：“吕成公所传承的是中原的文献，他所阐发的是河洛的秘言。扶持绝学，有千载之功；教育英才，有数世的恩泽。到了庆元初年，奸臣开始窃取大权，吕成公以太府丞的身份上疏，显明地斥责其奸邪，孤忠凛然，至死不悔。等到他晚年，义理精熟，仁爱纯熟，有吕成公的风范。”

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

朱熹说：“陆子静说的只是一心，一边属于人心，一边属于道心，那时说得还好。在子静说‘克己复礼’时说，不是克制己私利